■陈力丹
　　【本文提要】本文以1931-1949年间10篇（组）经典新闻作品为例，分别从红色政权建设新闻、革命战争新闻、党群关系新闻三方面，展示经典新闻作品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指导党报和通过党报的新闻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壮大。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哲学式的抽象理论，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实践。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典新闻作品，可以体验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时的路”，不忘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初心的主要内涵是：坚持党性原则、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经典新闻作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图分类号】G21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也是党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党的新闻事业的百年。尽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正式使用始于2003年，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新闻事业，则贯穿于党的百年历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哲学式的抽象理论，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实践，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实践的升华。若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实践作为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有可能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新闻实践来认识，否则马新观就只能是几句套路性的话了。目前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很有限，高晓红等主编（我参与）的《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较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但该书仅涉及当代。
　　中共百年历史中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实践，需要重温。习近平（2021：184）说：“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新闻作品，可以作为马新观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突破口，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在搜集和筛选的100多篇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新闻经典作品原件的基础上，几经权衡比较，以1931-1949年间10篇（组）经典新闻作品为例，分别从红色政权建设新闻、革命战争新闻、党群关系新闻三方面，展示经典新闻作品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指导党报和通过党报的新闻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壮大。本文展示的经典新闻作品，均依照原版报纸逐字逐句逐段核对，繁体字转变为简体字严格按规范来做，标题字体和编排尽可能按原样设计。新闻报道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不轻信搜索引擎的材料，均经过反复核查。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新闻传播史简要回顾
　　习近平（2021：184）说：“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
　　1920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只有5个人，书记陈独秀，暂名社会共产党；8月定名中国共产党，8月15日创办中国第一家工人周刊《劳动界》，主编李汉俊、陈独秀。李汉俊在创刊号发表《为甚么要印这个报？》，说得很直白：“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该刊辟有演说、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国外劳动界、国内时事、国外时事、调查、闲谈、工人投稿、小说、趣闻等栏目。除了前面一两篇宣传性小文章，其他均为新闻。这些文章和新闻显示出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艺术。有研究者就《劳动界》的特色指出：从“小众”传播到“大众”理解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李运祥，代莉，2011）。
　　1921年，全国仅有党员57人。7月24日，即党的一大召开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北方早期组织创办《工人周刊》，主编罗章龙。一大结束后的第17天，即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在上海租界创刊发行全国的《劳动周刊》，主编张国焘。这两份工人报纸也充满了新闻。
　　1922年，全国仅有党员195人。9月13日，党创办持续出版5年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主编蔡和森。该刊有很多重要理论文章，但也刊登较多的工运新闻和国内外重大新闻，值得进一步研究。
　　1923年，全国仅有党员423人。11月30日，党创办《中国共产党党报》，主编陈独秀。该报是党内信息发布与交流的平台，现仅存第1、3、4期。党的文献里最后提到该报截止在1926年。
　　1925年6月4-2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家日报《热血日报》（4开报纸）因为五卅运动发生而在上海出版，每天的工运新闻很多。主编翟秋白。
　　1930年8月15日-1931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开出版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李求实。该报新闻很多，由于处于国民党的迫害中，新闻源有限，因而中观、宏观形势叙述的新闻多，具象新闻少。这时的党受到“左”倾路线影响，但报纸编辑部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这天发报员刘寅播发了红中社的第一条电讯“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泽东指名周以栗负责红中社的工作。周以栗时任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和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20多天后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1934年牺牲，成为新华社英烈第一人。新闻通讯社的建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并且有了对外发展的能力。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新华社。
　　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瑞金创刊（周报，后来为三日刊），首任负责人也是周以栗。“群众”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了1.0886万次，仅次于出现次数最多的“红军”，后者出现了1.3316万次。1937年1月29日该报改名《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起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该报创刊于武汉，1938年10月迁址重庆，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总经理熊谨玎，董事长先后是王明、周恩来，共出版3231期。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广播委员会主任先后是周恩来、朱德。
　　1941年5月16日-194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版，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共出版2130期。1942年4月1日在毛泽东指导下的《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
　　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创刊，社长兼总编辑张磐石。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沿用1948年6月15日以来的期号，社长胡乔木，总编辑邓拓。
　　党的百年历史中，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典新闻作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发展壮大。
　　
二、红色政权建设新闻：不应忽视的宝贵历史经验
　　依次查阅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布的新闻，很多都体现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特色，尤其是早期工人运动新闻。其中令人激动的新闻，当属中国共产党建立第一个稳定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首次发布的新闻，那是理想变成现实的时刻——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壹号）。这条公告性新闻，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了完备的红色政权，有宪法和一系列维护人民权益的法律，有全国性建制的中国工农红军。该文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全文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
　　第壹号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十月革命节在江西苏区开会。议决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
　　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蔷，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甦，胡海，藤代远，肖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严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伯，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等，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开第一次会议，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项英 张国焘为副主席
　　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
　　毛泽东为主席
　　项英 张国焘为副主席
　　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
　　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
　　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
　　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
　　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
　　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
　　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
　　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
　　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同时于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受全国代表大会的付托，当竭全力执行大会制定的政纲，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一切法令和决议，建立巩固而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至于取得全国的胜利，现当政府开始工作之时，特为布告全中国工农兵士贫民，和一切被压迫群众，一体明白。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新生的革命政权模仿了苏俄1917年11月取得政权后的国家组织形式：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苏俄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夫·加米涅夫（在任13天）；人民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国务院，首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各部叫“×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即部长。
　　这条公告性新闻仅1000字，却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虽然行文中“左”倾路线有所显现（诸如“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显露的革命的朝气仍然是令人向往的。从主席、副主席的人选，63人执委会和13人人民委员会委员名单，可以看出那时已经有了全党一盘棋的审慎考虑，关照到全国各根据地、各方面的代表以及具体个人的专长。与苏俄不同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为同一套班子，显然这是战时一元化领导的需要。从这些，可以看出党在成长。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人民日报，2011年11月7日）。这条新闻真实地印证了习近平对苏维埃精神的概括。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多数为革命奋斗牺牲，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当然，大浪淘沙，也有个别人成了叛徒。
　　各个时期的党报从政治、群众工作角度报道政权建设的新闻，已有相关的研究文章，但党的政权管理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我们的新闻史研究者忽略了不少方面，例如敌人围剿下根据地的体育运动。这是一个社会应有的常态活动。这里展示一篇1933年6月4日《红色中华》第4版的体育新闻：
　　赤色运动会成功了
　　▲苏区体育运动的第一声炮
　　苏区赤色运动会，于五卅下午六点钟正式开幕了。当时因时间仓促，只匆匆地举行了开幕典礼。次日休息一天，于六月一日方开始比赛，比赛两天。早晨五点半钟，那一百六十多个运动员（内有前方一三五军团及福建江西各县选派的，还有红校，及中央政府等机关参加的）就已全体齐集于运动场，当时虽天空阴云密布，小雨纷纷，然仍个个抖擞着自己的精神。未几银角一吹，比赛开始，这一天全是球类竞赛，篮球，足球，排球，网球，球，球，球，满场是球，顺次比赛。一军团队，红校队，中央政府队，国家保卫局队，江西队，无不身强力壮，跳跃敏捷，特别是少共中央局队人才济济，英勇善战，在篮球赛时，竟以三十三比一大败江西队，（预赛）二十比〇使保卫局队吃了一个鸡蛋（复赛）。同时，红校的足球队亦颇不弱，以二比〇也送给了江西队一枚又大又圆的鸭蛋，一直赛至午十二点多钟方暂时休息。午饭后，两点钟又开始室中的乒乓球赛，乒乒乓乓，好不热闹！尤以中央政府队选手匹马单人，所向无敌，连胜五军团队与保卫局队，取得了最后的决赛权。至四点多钟，因各运动员俱已疲乏，第一天的比赛遂暂时结束。第二日，举行了最后决赛，少共中央局获得了篮球，网球与乒乓球的锦标，保卫局获得田径赛锦标，红校获得足球锦标。三日下午在举行了各种球类的友谊比赛后，中革军委欢宴选手，晚工农剧社组织晚会慰劳选手，同时由评判主任举行给奖，大会便这样成功的闭幕了。
　　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了体育的工作方针“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崔乐泉，2008：222）。《赤色运动会成功了》这条新闻生动展现了红色政权建设的另一面。那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尚未到来之际，群众体育运动在根据地得以开展。即使在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对苏区进行围剿以后的1934年1月，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时，赤色体育委员会还为庆祝大会召开举行了体育运动会。1934年1月24日《红色中华》特刊第2期对此做了详尽报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同样有很多关于体育活动的党报报道，有必要加以整理，以继承和发扬当年的革命体育精神。
　　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战争状态下的基本建设新闻，也是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而它是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可见标志。这里我们可以读一下1946年2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二条的一组4条新闻《解放区和平建设不遗余力滨海公路全部修复》：
　　解放区和平建设不遗余力
　　滨海公路全部修复
　　冀鲁豫区千余里公路畅通无阻
　　中原万余军民三天修竣宣河路
　　【新华社滨海十三日电】滨海区恢复交通工作甚为迅速。据滨海行政公署初步统计，该区范围内之各公路干线支线，均已修筑完竣，共长千七百里，各线汽车往返，畅通无阻。计台（儿庄）潍（县）公路之中段（由高密南经诸城、莒县、临沂向西南与鲁南等区相衔接）全长四百八十华里，临（沂）郯（城）公路，全长一百一十华里，莒（县）青（口）公路（由莒县经大店镇十字路，林黑镇直抵青口）全长二百廿华里，海（州）青（岛）公路之中段（由胶县以南之王台起至青口以南），全长二百七十华里，泰（安）石（臼所）公路东段（由莒县至石臼所）全长二百华里，向西并与鲁中之沂水相通，临（沂）涛（雒）公路，全长二百二十华里的公路平均宽度在四米以上。并在各种物质极端困难条件下，将各公路线上河川穿插地带，修起桥梁一百三十五座，其中工程最大者为莒城南十里之沭河大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工，卅日停工，前后半个月，现已修起长一百卅五米、宽四米之大木桥，两头石坝，长约三百六十五米，全用青石子铺起（因天冻，尚未灌洋灰），计用人工一万五千余个，使用本币廿一万元。滨海行政公署，正筹备于今年春天，以三千万巨款，修筑各线之卅一座钢骨水泥大桥，并将主要干线之公路加宽加高，补修涵洞。
　　【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一日电】在民主政府领导下，晋冀鲁豫边区正积极从事交通建设工作。已有一千四百余华里公路恢复交通，一千七百余华里长途电话架设完竣……
　　【新华社中原十四日电】为执行政协迅速恢复交通决议，经由军民万余，修复宣河公路之礼山宣化店至河口一线。……
　　【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电】太岳十日讯：（迟到）我在晋南曲沃之侯马车站，积极从事交通恢复工作……
　　这组新闻用具体而实在的众多事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恢复和新建公路、桥梁、涵洞所做出的努力。肩题“解放区和平建设不遗余力”表达了报道目的，属于宣传，但主题“滨海公路全部修复”和副题文字，则是对肩题的证实，是客观报道。这组新闻处于国共谈判后的背景下，宏观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共通过如此多的基建事实，表达着和平建设诚意。从另一个角度看，报纸编辑部依主题进行的组稿时效上已经成熟，10日写的消息，新华社13日发出，《解放日报》15日采用，还注明“迟到”，编辑部的时效意识颇为强烈。
　　
三、革命战争新闻：气贯长虹的英雄主义
　　习近平（2016：438）谈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时说：“不论艰难险阻，不论是战火纷飞，记者总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在一篇篇看似寻常的新闻报道背后，都浸透着他们的辛劳、智慧、汗水，甚至伴随着危险和牺牲。”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战争新闻，彰显了革命军队的英雄气概，也凸显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这方面脍炙人口的经典新闻作品同样不胜枚举。
　　抗战初期，八路军有过三次辉煌的战斗，即平型关战斗、阳明堡战斗和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这里我们读一读后两次战斗的新闻。1937年10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头条的“前方捷电”《八路军夜袭阳明堡 焚毁敌人飞机卄四架 敌仓皇逃走我获全胜》，报道了20日夜间我军的成功突袭。原文如下：
八路军夜袭阳明堡
焚毁敌人飞机卄四架
　　敌仓皇逃走我获全胜
　　前方捷电：我八路军之一部于廿日以极敏捷的动作，进击同蒲路之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当我军夜间冲进敌人的飞机场内时，敌人尚不知道，我军一方面派队进袭敌人的营房，一方面将停在机场内的卄架飞机全部焚毁，我军大获全胜，击毙日军数十人，吓得敌人恐慌万状，不知我红军从何而来，我军现正在敌人后方开展着猛烈的游击战争。
这条新闻在当时的时效性已经很强了，标题突出是八路军战果，这是中共党报党性的体现，因为红军刚改编为八路军，需要强调八路军在战斗。一次炸毁20多架敌机，这在二战史上也不多见，比在空中逐一击落敌机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如此辉煌的战果震动全国，国民政府为此特奖励八路军2万大洋。
　　193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新闻《敌陆军省公布 寇阿部中将丧命 在冀省为我八路军击毙》，报道了八路军11月7日击毙日寇中将阿部规秀的事实。
　　敌陆军省公布
　　寇阿部中将丧命
　　在冀省为我八路军击毙
　　【香港廿一日电】东京电：日陆军省公报宣称：阿部规秀中将于本月七日在河北省阵亡（为我八路军所击毙）阿部系自今年六月起担任察哈尔南部“扫荡”任务。
　　【东京廿日同盟社电】陆军省顷公布，担任察哈尔南部“扫荡”任务之中将阿部规秀，于本月七日在河北省易县以西之上庄子战斗中，“壮烈损国”。
　　这组新闻有两个新闻源，一个是香港廿一日电，一个是东京廿日同盟社电，相互印证。这体现了党报遵循新闻规律的核实意识；而标题和内容里凸显这是八路军的辉煌战绩，体现了党报的党性。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击毙的最高级别的日军将领，震惊日本和全中国，国民政府为此特奖励八路军3万大洋。此新闻的时效似乎差了些，受当时的通讯条件限制，也因为击毙如此高官，需要得到敌方的证实，反映了党报严谨的新闻职业意识。
　　这条重大新闻的发表，也配合了我方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批评。同一天的《新中华报》头版发表短评《八路军击毙敌阿部中将》，严肃指出：“不幸的很，今天国内还有不少顽固分子，正在诬蔑八路军，仇视八路军……这种人，今天必然更遭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唾弃和坚决反对。八路军这种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精神，实早为中外人民所钦赞，它应成为全国各友军的最好榜样。”
　　可能有人在报刊上看到过八路军伏击日军军官观战团的故事，这也是电视剧《亮剑》里的情节之一。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1943年10-11月，日军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王近山（开国中将）奉命率领太岳16团护送机关干部及中央部分干部家属赶赴延安，16团则转入外线作战，扩编为延安守备旅。10月24日路经临汾东北的韩略村时，王近山听说每天上午敌运输汽车数辆，由少数人押运，沿临屯公路东去，于是他留下2营3个连和3营1个连共4个连伏击敌人运输队，团政委常祥考（1948年作战牺牲）率领大部队先行向安泽方向转移，代团长袁学凯（开国少将）带1个排和当地民兵封锁韩略村东侧的炮楼，保障伏击作战的顺利进行。不料进入伏击圈的是由一百多名日军军官及两名汪伪军官组成的军官观战团。经过2小时的激战，敌除3人躲进一个小窑洞漏网外全部被歼。1944年3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的通讯《韩略伏击战》，报道了这一辉煌战例，全文如下：
　　韩略伏击战
　　——太岳区的一个光辉战例
　　罗克伦
　　敌人调集了三万多人，采取横行纵深的配备，对我太岳区实行从北向南压缩的所谓空前的“绝望扫荡”，已有八天了。我们的一支在敌侧翼主动游击着的兵团走了几天的夜路，经过了几次艰险，终于脱出了敌人的跟踪，在离敌军事指挥部三十里的一个村落里住下了。
　　当地的民兵在敌人堡垒跟前放哨，他们说：只要看住了堡垒，不让汉奸去报告消息，就封住了敌人的耳目。所以，三五个敌兵仍敢于赶着掠夺来的牛羊，大摇大摆地送回老家去。愤怒的人民都说：要打埋伏，就在那临屯路上的一段弯曲的沟道上——韩略——去！
　　飕飕的寒风在呼啸，稀疏的星儿在天上闪烁，轻快的脚步，一个紧跟一个地推动着。一条长长的黑影，穿过了一条河流，爬到半坡上。黑影分成几段，隐没在那指定的阵地上，静静地等待着，没有谁敢大声说话。
　　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初升的旭日变成了白色，埋伏着的人们，有人在议论着：这时候汽车还不见来，今天恐怕要落空了。他们显得不耐烦似的。事情倒也很巧，一个穿黑衣的老乡跑到指挥所说：“敌人的汽车今天一定来，昨天在曲亭过夜，有十多辆”。战士们怀着胜利的信心在两边期待着。两分钟过后，汽车朝这里开动了，战士们俯视着太阳徽的敌军，一辆、两辆、十三辆驶过来了。
　　啪啪两声，信号枪响了，接连是几百个手榴弹的炸裂声，就像晴天霹雳，传过了山谷，烟火笼罩着沟道，十米达外也模糊不清了，埋伏在两边的战士，彼此都看不见了。黑烟冲向天空，两边紧密的机枪声，不断的手榴弹声，呐喊声，敌人的喊叫声，夹着敌人的汽车断断续续的呜呜哀鸣。大部分敌人被歼灭了，残余的一些据守在汽车底下，作最后的挣扎。
　　零乱的敌人企图分向我们阵地冲上来，我四连余宝荣同志和敌人拼起刺刀来。敌人挥着战刀直刺过来，机敏的余宝荣同志头一仰身一侧，就是一刺刀，敌人倒下去了，他夺过战刀一连刺了三个鬼子，他的额上已被刺破了皮。九连连长赵大兴，带着一个排冲下去，堵击敌人。三排排长杨发下去时，一个敌兵冲上来，对刺了一下，杨发同志索性把枪一丢，眼明手快地将头一埋，就抱着敌人死命地扭住不放。后面又来了几个敌兵，九连长看势不好，便跑上前去对准敌人头部就是一刺刀，接着他爬上汽车夺得两挺轻机枪，战士们胜利地扛着回来。六连长杨怀年发现敌人的重机枪，他很快提醒战士们说：汽车上放着一挺重机枪哩！他举起大拇指喊着：“谁敢做这一个有名的猛将？”五班长张德胜一点也不迟疑地带着全班战士冲下去，夺得崭新的日本九二式重机枪和最新式的瞄准镜。战士们统统扛着回来了，而我们的猛将张德胜同志却在这场恶战中，光荣地为祖国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不知怎的，从中间的一辆车里跑出一名敌军指挥官，左手提着短枪，右手挥舞着指挥刀，张牙舞爪地直冲上来，沉着的通讯员马伯福对准他就是一枪，把这个指挥官送回老家去了。民兵们看了也不示弱，爬上敌人的汽车，想了各种办法，进行破坏，他们也得到不少的胜利品。有一位一听见枪声就自动前来的老汉，也因两次勇敢地冲下去抢救伤员，而壮烈殉国。
　　战斗二小时后，战士们踏着凯旋的步伐往北转移了，沟道上增加了十三（辆）被毁坏了的汽车，和一百多具奇形怪状的敌尸。六架敌机盲目在沟道附近投弹，像是催促着战士们胜利的脚步。
　　队伍住下了，有人在检点着胜利品：日本九二式重机枪七挺，轻机枪四挺，三八式步枪六十八枝，掷弹筒二个，战刀四把，手枪三枝，子弹几千发，其他军用品一部。第二天，敌人的矶本军团长把太原的宪兵队长叫到洪洞县城，要他调查是哪一部分队伍打的。“×路军的脑子大大的行的，皇军的不行的”。这是宪兵队长说出的衷心话。当然处在敌人巢穴附近，以几百兵力消灭敌人一个干部中队，实在是抗战史上的光辉的一页。这英雄部队就是太岳区主力的一部——××旅××团。
　　1943年10月之时，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这篇通讯展现了这个大背景（第一段），也展现了军民情谊（第二段）。进入激战场景，文笔骤然紧张起来。作者显然做了大量的采访，才有了许多具象的描述。这篇通讯文笔上远没有当今的通讯那样充满华丽辞藻，但在关键之处，每句质朴的叙述都展现了八路军战士和村民英勇杀敌的无畏精神，感人至深，尤其是为抢夺重机枪牺牲的班长张德胜，还有那位不知名的因抢救伤员而牺牲的老汉。这是人民战争的一个缩影。到延安后，王近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表扬；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开国大将）说，此战比消灭五万日寇意义都大。鉴于战争新闻保密的原则，这篇通讯关于部队番号的报道是模糊的，《新华日报》发表的所有战争新闻均做如此处理。
　　革命战争年代最激动人心的战争新闻，当属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发表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4月24日头版头条，标题是《雄师百万勇猛渡江前进 南下江阴要塞北克安庆》。毛泽东写的是这组新闻的第一篇。这篇气势磅礴的新闻至今还有感染人的魅力。
　　从这天的报纸版面上可以看出，党报的编辑组织能力运用娴熟，版面主题的编排错落有序，有我方百万大军渡江战役的头条新闻，也有作为对应的二条新闻《南京伪政府四处逃命》，还有民主党派拥护进军的新闻，记录下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划时代的时刻。
　　
四、党群关系新闻：生动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毛泽东一向把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视为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1991：138-139）。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在他指导下实行改版，高扬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即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总标题为《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的两组六条新闻，这个板块内的另一组新闻标题是《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 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总计1800字。毛泽东读到吴满有的新闻，表扬报纸把老百姓的新闻放到了头版头条。下面是新闻全文：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
　　【本报特讯】在春耕运动中，农村劳动英雄不断出现，他们本着热爱边区，巩固边区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表现着高度的劳动精神。其中尤以延安县柳林区吴满有，最为一般农民所钦佩。他每年的收获量，要超过其他农民六分之一，全家两个劳动力，种地四十余垧，今年开荒三十五亩，现已为该乡农民公认为模范的劳动英雄。据昨晚最后获悉，边区政府建设厅已决定予以嘉奖。　　
　　【本报延安县讯】延安县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农民吴满有，连年春耕积极，庄稼得法，人家平常每垧地打粮平均五斗，他种的地每垧却打六斗。今年在政府努力春耕的号召下，他说：“我受过革命的好处，我忘不了革命，我真心爱着边区，同时为了自己更过好日子”，因此就加倍努力开荒，并且影响了群众，造成该村热烈的春耕运动。延安县的农民谁都知道，今年种地最好的，就是吴满有的一乡。吴满有今年原计划开荒卅五亩，在没有下雨之前，已经开完十五亩地，雨后更是积极，他说：“十天之后，就可垦完。如时间来得及，还可超过。”另外百来亩熟地，有的已经下了种，有的已经翻了地。吴家枣园所有居民以及该村村长，该乡乡长，该区区长，都一致称誉他是“模范春耕英雄”。现该区区政府已呈请上级奖励，边区政府闻亦拟即切实调查，予以适当的嘉奖，以资鼓励。
　　【本报延安县讯】春耕运动期间，劳动英雄出现了很多，但究竟谁做庄稼最好，记者为明白这个问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至各地农村访问，现在已找到众所公认的标准劳动英雄。这位英雄姓吴，名唤满有，今年四十九岁，生就一个大个子，精强力壮，土地革命前是一佃农，那时吃树叶，吞康麸，砍柴“受苦”（给人家做工），把赚来的钱，向当时的豪官富绅缴付捐租，自己却常常饿肚皮。土地革命后，就参加革命，分得山地一架，约四十余垧，合一百二十余亩，从此自由种地，连年积极垦荒播种，蓄牛哺羊，现在全架山地，都已经变成熟地；并且还有两条犍牛，一条母牛，两条乳牛，一百多只羊。“光景”越过越好，娶媳嫁女，衣暖食饱，去年已由政府鉴定，家庭成份已从贫农上升到中农了。他常常说：“想想当初，再想想现在，我怎能忘记革命的好处，忘记边区的好处呢？”
　　【本报延安县讯】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他和一般农夫一样种庄稼，为什么收粮比人家要多呢？据他庄子上的农民说：第一，起身比谁都早，睡眠比谁都迟，天还没有亮，他就喂牛上山，天已黑了，才从地里回来，真能受苦；第二，冬天没啥事做的时候，勤于捡粪，自己又会养羊养牛，肥料比人家多，他每垧地平均要上七驮粪；第三，庄稼出了苗的时候，有的农人怕上山，不锄草，或者最多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谷子自然就长的旺；第四，地耕得深，别个农户一般的都是镢土五寸深，他却至少七寸深；第五，打土的时候，一定打的很碎，不马虎；第六，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因为他有这些优点，所以每垧地最高收获量老斗一石二斗（市斗等于一石八），最低收获量也有老斗四斗（等于六市斗），平均每垧地要打粮老斗六斗（等于九市斗），别个农夫每垧地平均只收粮老斗五斗（等于市斗七斗半）。从平均的收获量看来，他就是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
　　【本报延安县讯】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不仅是种庄稼的模范，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去年他收麦子十八市石，粗粮二十七市石（合细粮十六石二斗），却缴了公粮十四石三斗，公草一千斤，公债两次一百五十元，公盐代金六百六十五元，庄上的人多说他：“老吴哥，你出的太重了，减掉些吧！”他却说：“革命时期，八路军保卫咱们的边区，人家在前方流血，我们不过只多流些汗，亏你还好说重？”于是大家就佩服他的见识，踊跃向公家送粮了。今年从上面移了些难民在他庄子上住，他借粮借镢头给他们，帮助他们找得荒地，并且经常在物质上精神上鼓励他们开荒种地。平常在庄子上也是最公正的人士，在老百姓中间的威信很大，大家都相信他。去年五月被选做乡参议员，又被选做乡上的优抗主任。他有一个兄弟在八路军里做战士，他原来也是抗属，但他谢辞了公家的优待，他说：“打仗是中国人的责任，没啥稀罕，我有的吃，还要什么优待？”但他对于乡上的其他抗属，却做得非常周到，同时他分配的动员任务又很公平。全乡有抗属十二家，今年代耕土地就分配了二百零十亩，家家都感激他。全乡的人民没有一个不说他好。
　　【本报延安县讯】吴家枣园，一共有十四户农家，十四户家长，讲到吴满有是不是够得起一位模范的劳动英雄的时候，大家一致都翘起了大姆指：“老吴哥，还有啥话说的，受苦第一，他不当英雄谁配当英雄”？
　　这天《解放日报》关于吴满有的新闻和评论共有4部分，以上是头版头条的两组新闻，还有头版的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和刊登在第二版的记者莫艾（1973-1976年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文章《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关于吴满有的这组新闻也是莫艾写的，他深入到吴满有的生活中，才得以写出详尽、朴实的报道。吴满有因此成为党的新闻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系统加以报道的典型人物。这组报道（包括版面编排）以一定的思想指导，突出他个人几方面的基本事实，将通讯材料改写为新闻，目的是指导当前的工作。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在这里得到了自然而然的统一。此后第五天，即1942年5月5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莫艾写的通讯《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并同时发表一组3篇的新闻，总标题《边府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
　　毛泽东为此接见了莫艾，肯定了《解放日报》的报道，并进一步了解吴满有的种田经验，以推广到全边区。因为他意识到宣传吴满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直接转述吴满有的经验：“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在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宣传吴满有的战略意义由朱德做了论证，他说，《解放日报》发表的关于吴满有的报道，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多次谈到学习吴满有，要求“《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在五个区域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毛泽东，1946：20）。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再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意在实现边区粮食自给自足，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禁运封锁。毛泽东多次给吴满有写信，或邀他去交谈，了解农村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成为他的同庚朋友。1944年3月毛泽东谈道：“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要增加多少万石，如何增加”（毛泽东，1983：116）。他将学习吴满有的意义，从方法到目的都讲得很清楚。
　　不仅吴满有，毛泽东提及人民群众中涌现的代表人物很多，例如1944年他说：“报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毛泽东，1991：113）1946年春节后，毛泽东指定吴满有担任毛岸英的“农业大学”老师，跟随他学习种地7个月。延安电影制片厂（董事长习仲勋）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就是以吴满有为原型的《边区劳动英雄》。
　　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第2版刊登张铁夫、穆青写的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9月8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一组四篇新闻，总标题《农具工厂号召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9月1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
　　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关于向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后给中央职委书记邓发打电话，“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说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1988：591）。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此后赵占魁成为党报经常报道的典型人物。下面是新闻《农具工厂号召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全文：
　　农具工厂号召
　　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
　　两千度高热中长期辛勤劳作
　　积极领导翻砂努力改造成品
　　【本报讯】据农具工厂徐厂长谈，该厂翻砂股看炉工人赵占魁，在工作的积极性及对革命的忠实上皆堪为全边区工人之模范。现该厂除号召全厂职工向他学习，并注意保护其身体外，为更进一步的发扬劳动热忱及提高生产积极性，且拟呈请上级予以奖励。按赵占魁为该厂最老的工人之一，自一九三九年来厂工作，迄今三年如一日，他在炎热的太阳的炙烤下，在两千度以上的熔铁炉旁边工作竟日，不叫苦，不倦怠。在每次劳动选举时，他都是甲等劳动英雄奖章的获得者。
　　【本报讯】赵占魁同志乃山西定襄县人，家为贫农，十七岁即学铁匠，先后在太原及同蒲路工作二十余年，曾受尽了一切剥削与痛苦。太原沦陷后，即南下到西安，听说延安是工人出头的地方，二十七年九月便由安吴青训班转道来延，入抗大职工队学习，同年十二月在该校入党。在党的教育与培植下，更加提高了他的认识与觉悟，后又转入职工学校，学习两月，即调到农具工厂工作。因工作积极负责，充任工人不久即调任翻砂股股长。他能团结本股的廿多个工人、学徒，提高了工作质量，加快了工作速度。而且在工作中他始终起着模范作用，每天打钟前即起床，收工时让别人先走，自己巡视工厂一周，安放好工具才下工。尤其在开炉时，工作继续到十二小时以后，不稍休息，亦不提出加添工资；有了小病不请假。今年四月间，他的一个手指在帮助机箝股试验弹花机时轧碎了骨头，大家都劝他休息，厂长叫他到医院去修养，但他依然用另一只手工作着。平时分配他的工作都能按期完成，而且每次分配工作时他都要求多分配他一些，他常常这样说：工厂是公家办的，我是个党员，工厂也就是我的，应该尽力爱护它。
　　【本报讯】据农具工厂负责同志讲：三年来，翻砂股在赵占魁的领导之下，工作效率大大增加，技术亦有很多的改进，模型和芯子的制造，铁水的熬炼，均有显著的进步，现制成品成报的比率已由八分之四进为八分之七云。
　　【本报讯】劳动英雄赵占魁，不仅是一个模范工人，而且也是模范的事务工作和群众工作者，在工厂里，他担任工会、合作社及伙食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工作，必须在每天九小时的生产工作以外的时间去进行。他每天下了工就坐到合作社去料理生意，直到大家都吃完了饭他才跑回去吃饭。现在他又管伙食，他把整个的休息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了。他管的合作社没错过一条账，伙食在他的管理后不但节省了粮食，而且生活大大的改善了。现在每周可吃馍三次，肉两次。他与附近老百姓的关系都弄得很好，并且把自己的工资借给老百姓，既不生利，也不限定归还的日期，又加为人诚实，性格和善，因此在老百姓中间颇有威信。在去年第二届边参会选举时，他被四个工厂共同选为候补边区参议员。他能将参议会的各种决议，耐心地传达给一般工人，平时亦常把工人及附近民众的意见写信反映到常驻会去。
　　这篇新闻稿显然受到首次报道吴满有的新闻样式的影响，切入角度和内容取材都有相似之处，同样写得朴实无华。这是将关于赵占魁的通讯材料改写为消息，突出赵占魁个人几方面的基本事实，用以指导边区的工业生产。关于赵占魁的报道，我们同样缺乏专门的研究，需要继承革命传统，总结报道经验。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里要求“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中央文献研究室a，2011：626）。
　　延安《解放日报》关于人民群众的报道，随后也在其他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得到更大规模的传播。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发言再次谈到吴满有和赵占魁，他说：“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中央文献研究室b，2011：230）。韩荆州即韩朝宗，唐睿宗时曾任左拾遗、荆州长史等职，素喜荐拔士人。张治国是八路军警备第三旅副班长，劳动模范。
　　1942年诗人艾青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引用了李白的话：“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毛泽东转述时，引导到工农兵就是韩荆州的思路上，说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才有前途。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群关系，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2011：1094-1095）。党报的新闻报道，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信息源泉之一。
　　仅从党报关于两位边区劳动模范的新闻，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领导—党报—工农兵优秀代表”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而党报党性与人民性统一，使得报纸不仅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党的战略目的，也最大限度地真实反映着边区人民的意愿、呼声，他们创造的经验得到广泛传播。这种党群关系，在解放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1947年9月《晋察冀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中原电，都发表了一篇小通讯《西瓜兄弟》，以小见大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关系。全文如下：
　　西瓜兄弟
　　解清
　　记者随军路过淮阳县李楼村时，听到群众间流传着西瓜的故事。当地有李姓西瓜兄弟两人，每年每人种亩把好西瓜，这方圆一、二十里地内也只有他们兄弟俩种西瓜，因此大家就叫他们做“西瓜兄弟”。西瓜老大的地在村东大路边上，西瓜老二的地在村西南小路边上，今年虽然雨水多，可是他们的瓜地高，西瓜还是长得又大又甜。
　　瓜刚熟的时候，村东走过了一队蒋匪保安团，那些饿狼一看见老大的瓜，顿时你抢我夺的，不一会，一亩多地西瓜就一个也不剩了，地里只留下一片踩烂的瓜藤瓜叶与吃剩的瓜皮瓜子。
　　在蒋匪过去二十天后，村里忽然来了八路军，巧的是这回八路军从村西南西瓜老二的瓜地边过。“我这瓜地完了！”西瓜老二想：“我这命也不要啦，我就躺在瓜地里，看他八路军摘我的瓜吧。”西瓜老二灰心丧气地往西瓜棚底下一坐，看着八路军过来。谁知道队伍有多少呢？往北看不见尾。
　　“这西瓜长得好呀！”领头的一个兵说。
　　“还有三白瓜哩！”
　　“这瓜一个怕有三十斤。”
　　“吃上两个才解渴呢。”路过的兵你一句我一句地接着赞叹不置。
　　一听见说西瓜两个字，西瓜老二的心就痛得像刀扎；但是他却奇怪，这些人说说就完啦，连脚都不停，一股劲往前走。西瓜老二把头偏西边一看，南已看不见队伍的头，北还不见队伍的尾，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八路军就是怪呀！”说着就站起来，提着瓜刀，跑到地里抱起一个大西瓜，往路边一放，刺刺地切开了。
　　“吃西瓜，兄弟们！”西瓜老二向八路军叫，但都没有人答应他。
　　“走路渴啦，来吃块瓜！”
　　西瓜老二又向另外一些兵士叫着，但回答都是：“谢谢你，老乡！俺不吃。”
　　这一下西瓜老二可急了，大声嚷起来：
　　“看你们八路军！把瓜切开了，怎的不吃呀？”
　　这时有个十六七岁的小司号员向他问：
　　“老乡！你这西瓜多少钱一斤？”
　　“不要钱，随便吃吧。”西瓜老二边说边拿起瓜往小司号员跟前送，小司号员连说：“俺不吃，俺不吃！”脚不停地就朝前走了。
　　西瓜老二捧着瓜，直愣愣的在西瓜地边站着。队伍还是肩并肩地往南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注：三白瓜：即白皮白瓤白子。
　　该文发表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9月18日第4版和《晋察冀日报》1947年9月17日第2版。作者署名解清，是新华社记者黎辛，他原为《解放日报》记者，因此取《解放日报》和报社驻地清凉山的第一个字组成笔名。
　　这篇小通讯从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曾收入语文课本，但随着历史的推移，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大多没听说过。不忘初心，应该回首历史，熟悉党的百年新闻史上闪光的经典新闻作品，才可能继承光荣传统，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现到现实的新闻工作中，而不是仅落实在几句套话上。
　　
五、重温革命战争年代经典新闻作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报、红中—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都发表过很多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新闻作品，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战斗和投身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方面的经典新闻作品经常出现在党领导的新闻单位的学习材料、新闻业务期刊和大学新闻系的教材或教辅材料中，知之的人不少。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前几代新闻工作者陆续退出新闻岗位，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党在战争时期的经典新闻作品，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退出了教材、课堂；甚至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的论文作者，已经习惯于在中观和宏观层面高谈阔论马新观，却没有读过很多经典新闻作品，更谈不上研究具体的历史新闻篇目。除了少数党报史教师，大部分新一代的新闻院系教师不知道他们阅历以外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的经典新闻作品。某高校招收新闻研究生的面试中，有的教师出了几道很平常的本科新闻史考题，抽中题的考生没有一个答上来。这种情形下，在岗的新一代新闻工作者不要说具体的经典新闻作品，就是基本的党报史，多数人头脑里也是一片空白。
　　对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来说，不忘初心首先要不忘党报党刊的基本历史，其次要阅读一些经典新闻作品。如果连记忆都没有，哪里谈得上忘不忘！1963年毛泽东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1999：320）。党报的新闻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实践。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典新闻作品，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时的路”，不忘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初心。
　　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经典新闻作品，我们可以学习和思考些什么？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根据党的新闻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而总结的，其两个要点就如习近平所概括的：坚持党性原则、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他就此论证道：“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习近平，1992：84）。
　　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的新闻实践，一向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学习。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最早引入列宁的论著《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指导当时的党报实践，批评宣传的党八股。陕甘宁边区时期，党报上开始研究新闻学，发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从五W说起》等系列新闻学知识；毛泽东拿着《解放日报》编辑的《宣传手册》要求学习列宁如何写传单，要求熟悉鲁迅写文章的八条规则，生动地揭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那时的党报，批判“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陆定一，1943）的法西斯新闻理论，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新闻真实原则。当代，习近平在批判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政治需要与新闻真实的统一、坚持党性与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统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党的战争新闻发生过为了扩大宣传而虚报战果的问题，例如1937年9月29日《新中华报》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副标题“俘敌五百余毙敌四百余”，新闻行文却是“俘虏日军四五百人，打死日军三百余人”，题文不符。其实我军没有俘获日本兵，因为敌人顽抗，确实打死了不少。我军第一个日本俘虏是1937年11月4日广阳战斗（此次战斗比平型关战斗战果更辉煌）中由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陈士榘（开国上将）用日语喊话后，一夺长枪二夺军刀，亲手抓到的。这个俘虏即敌第20师团79联队军曹（中士）加藤幸夫。
　　关于新闻真实，毛泽东（1983：29）早在1931年3月就提出过要求：“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有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鉴于抗日战争前期我方战争新闻发生虚报战果的情况，1944年3月21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各部队：“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嗣后，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中央档案研究室，2011：106）。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1983：127-128）在七大发表讲话，再次指出：“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在中央的严令下，随后党报关于战果的新闻真实，基本得到保障。
　　鉴于党中央的以上要求，以往曾经传播较广的《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被俘记》、《冀中宋庄之战》等党报发表的战争新闻，尽管写得颇为生动，但因不够真实而不宜再传播。
　　如何做到新闻既要坚持党性，同时保障新闻真实？通过毛泽东倡导的吴满有、赵占魁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到，记者深入采访是新闻真实的前提。莫艾和张铁夫、穆青写的典型人物新闻有血有肉，因为他们与被采访者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和他们周围的群众打成一片，语言都尽量采用被采访者的，新闻写好后把稿子念给他们听。这样的工作态度下，发表的新闻是真实的，用于指导工作才不会出问题，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
　　1943年9月1日记者节那天，《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1943）发表文章论证了政治需要与新闻真实的统一，他说：“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同一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也写道：“为了宣传计就觉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记之似的。这是记者风格的一个绝大污点，新闻事业的一个绝大危机……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致幸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陆定一（1943）要求党报记者：“在你作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请教那亲身参加或领导这件工作的人，细细地听，好好地记，写成之后还要请他看过（或听过）和改过，写得不好就要听他的意见重新写过，以便真正求得忠实于事实。”
　　那时的新闻报道文字，毫无现在某些报道的文字游戏和华丽辞藻，没有套话和空话，不仅叙述事实实在，观点表达也很朴实。这种良好的文风，新一代新闻工作者似乎完全没有接触。重温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典新闻作品，应该从中感悟到党报文风的光荣传统。
　　重温当年的经典新闻作品，学习新闻前辈朴实的新闻话语，对于落实习近平在思想宣传领域反对形式主义的指示，也有现实意义。2017年12月，习近平就新华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做出批示：“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要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人民日报，2017-12-12）。
　　当然，由于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技能和当时的传播技术远不如现在，一些报道的稚嫩方面，也要予以理解，但那时新闻语言的质朴，不能由于现在业务技能的娴熟而丢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除了革命导师的直接论述外，还包括更多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革命实践。了解这些新闻的实践，就要阅读、研究革命战争时期党报上的新闻名篇，不能用从词句到词句和说套话、空话的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新闻作品的研究，同时做好这些新闻作品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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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研究室b（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力丹系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四川大学共建新闻学院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典著作和报刊研究”（GJ20200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