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元
　　【本文提要】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访，本文试图厘清“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等诸多术语的意义异同。本文认为，“新受众研究”可被视为发端于19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一项受众研究范式，以民族志为代表的质化研究方法与批判立场是其突出特征。“新受众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在于对“受众”概念实现认识论更新，将被既有学术传统遮蔽的受众实践重新置于研究视野。在媒介化的当下，孕育于文化研究和政治学对话的“参与”范式成为“新受众研究”转型的新方向。
　　【关键词】新受众研究 戴维·莫利 民族志 参与
　　【中图分类号】G206
　　
一、“新受众研究”：一个颇为混沌的研究路径
　　在传播研究中，“新受众研究”（new audience research）堪称一项重要的研究路径：它一方面被广泛载入教科书（麦奎尔，2010：330；巴兰，戴维斯，2014：244-286），成为学术经典；另一方面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激发肖恩·默尔斯（Shaun Moores）、索妮亚·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等学者在其逻辑轨道上继续延伸，拓殖出新的研究焦点。
　　然而，与在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新受众研究”本身却颇显混沌，其突出表现就是术语的混乱。“新受众研究”这个术语在学术界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约翰·科纳（John Corner）和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在1990年代初为传播学经典教材《大众媒介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与《媒介研究的进路》（Approaches to Media）撰写的评述性文章（曹书乐，何威，2013）。在有限的篇幅中，科纳（Corner， 1991）和博伊德-巴雷特（Boyd-Barrett， 1995）均认为1980年代传播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浪潮——以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举国上下的受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为代表的“新受众研究”。但“新受众研究”究竟是什么？两位学者语焉不详。这就导致作为一个术语，“新受众研究”仅仅是描述性的，其具体内涵并未得到清晰界定。与此同时，莫利等人的研究还被不少西方学者在不同历史节点，从不同角度运用其他术语命名，从而使得“新受众研究”的内涵更显晦暗不明，如“文化研究”、“接受分析”（Lindlof， 1991；Jensen & Rosengren， 1990）、“民族志转向”、“受众民族志”等（Moores， 1993； Schroder， 1994；Drotner， 1994）。
　　术语的混乱既造成该学术路径边界的模糊，不利于当代学者对其进行整体性把握，又在无形中遮蔽了其所涉及的多元理论图景，更斩断了它与当代社会情境的关联。举例来说，尽管默尔斯和克里斯汀·卓特纳（Kirsten Drotner）在讨论“民族志转向”时均论及詹姆斯·勒尔（James Lull）于1980年发表的重要论文《电视的社会使用》（The Social Use of Television），但两者的观点却有不小的差异：前者坚持莫利的研究与勒尔的研究不可混为一谈（Moores， 1993：35），后者却认为两项研究均运用民族志方法，故而可以不做区分（Drotner， 1994）。莫利与勒尔的研究究竟存在什么不同？默尔斯和卓特纳为何持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这些术语的含义是否存在些许差异？这些问题均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而如果对这些问题理解不清，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在汗牛充栋的学术文献中寻觅“新受众研究”的“踪迹”，更无法准确理解其当代走向。
　　2000年后，随着《媒介研究的进路》被译介至国内，“新受众研究”开始引发我国学者的关注。但细察已有文献，依然存在诸多疑窦。如曹书乐、何威在论文《“新受众研究”的学术史坐标及受众理论的多维空间》中对“新受众研究”做出颇为详尽的分析，但依然留有若干问题：其一，两位学者和前文所述的克里斯汀·卓特纳一样，“自然而然”地将勒尔的研究视为“新受众研究”的案例，从而与默尔斯的观点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笔者在上文中所提出的问题——莫利与勒尔的研究究竟存在什么不同？默尔斯和卓特纳为何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并未得到解决。其二，在该文中，两位作者同样提及“民族志转向”、“接受分析”等术语，如“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甚至在后来被称为是媒体研究中的‘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因此，这类研究也常被称为‘接受分析’（reception analysis）”。显而易见，两位作者是以十分模糊的方式谈及上述术语的，并未仔细考究这些术语的异同，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厘清术语疑义本就不是此文的论述焦点。其三，尽管此文已经花费不少笔墨谈及“新受众研究”在2000年之后的发展态势，但受限于撰文时间，两位作者尚未关注到“新受众研究”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更有不少学者从“民族志”的角度对莫利等人的研究展开分析（熊慧，2013；张放，2015；2020；杨东篱，2020），但上述研究更多侧重方法论，仍未厘清“新受众研究”、“受众民族志”等术语的确切含义，也并未关注“新受众研究”的当代走向。张放在《偏移的转折点：传播学史上被“受众民族志”遮蔽的“双重转向”》的脚注中更是谈及多重术语所带来的困惑，“当然，也有未使用莫利自己首创的‘受众民族志’一词来称呼此种研究取向，而另行称之为‘新受众研究’的（同样也将莫利的研究视为其开端），但这已是迟至1991年才发生的事，远较‘受众民族志’的提出为晚，其内涵也不够清晰”。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细读拨开上述种种迷雾。本文致力于考察两个问题：其一，明确“新受众研究”的确切含义，厘清其与“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等术语的差异；其二，追踪“新受众研究”的当代转型，打开其与当代语境的对话空间。
　　十余年前，巴克（Barker， 2006）曾对“新受众研究”做出梳理，发现1980年以来已产生相关文献400余项。面对如此庞杂的文献，本研究必然面对“应当细读哪些文献？相对忽视另外哪些文献？”式的难题。面对此困境，笔者希望以经典文本为线索，缩小考察范围。“经典始终处于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中，最有趣之处在于其回溯性效果。经典能够重组过去，也能够发现（或创造）起源”（卡茨等，2011：1-8）。本文所讨论的经典文本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那些在学术史叙事中地位崇高的文本：它们或代表学术史上的逻辑起点，或意味着演变的重要节点，或引领着当代走向，如莫利的《举国上下的受众》、《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第二类是既有的学术史研究文本，如托马斯·R·林德洛夫（Thomas R. Lindlof）的《媒介受众的质化研究》（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Media Audience），克劳斯·B·延森（Klaus B. Jensen）和卡尔·E·罗森格伦（Karl E. Rosengren）的《受众研究的五项传统》（Five Traditions in Search of the Audience）等。“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等术语在学术界的广为流传本就源于此类文献，唯有细读上述文献，方能对彼时的学者达成“同情之理解”，厘清上述术语的异同。
　　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范式（paradigm）出发，整合相关文献，并对“新受众研究”的内涵与特征做出界定。本文还将关注“新受众研究”范式在2000年之后围绕“参与”这个关键词所实现的转型。在“一切皆被媒介化”（Livingstone， 2009）的时代语境下，受众与媒介的互动形态前所未有的弥漫化与复杂化，为“新受众研究”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厘清相关术语，廓清思想线索，追踪学术动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溯源：莫利与勒尔的同与异
　　在既有的学术史叙事中，凡讨论至“新受众研究”，学者们大多将莫利在1980年的作品视为起点，如博伊德-巴雷特（Boyd-Barrett，1995：498）就认为，“新受众研究，至少在英国，可以从戴维·莫利1980年的《举国上下的观众》一书算起”。而不少学者（Lindlof，1991；Drotner，1994；金玉萍，2011；熊慧，2013；曹书乐，何威，2013）在讨论《举国上下的受众》时又会常常论及詹姆斯·勒尔同年发表的论文《电视的社会使用》。是故，要厘清“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等术语的差异，应当以莫利、勒尔两人的作品为分析起点。
　　莫利关于受众研究的突破性设想最早显形于1974年的论文《受众的重新概念化——走向受众民族志》（Reconceptualising the Media Audience——towards Ethnography of Audience）。此文受霍尔1973年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影响极深。众所周知，霍尔在《编码与解码》中将结构主义符号学引入传播研究，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中的经验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但该文的另外一层学术意义在于动摇了彼时文化研究学者对于文本的过分关注。霍尔（Hall，2007：386-398）在文章开篇指出：“尽管我采用的是符号学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仅仅关注电视话语的组织结构，我还关注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语言使用中的不同能力”。这种将电视话语与受众“传播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结合起来的思路极大地激发了莫利的共鸣。与文化研究学者大多浸淫文学批评不同，莫利早年接受社会学训练，并不认同文化研究过分“文本化”（textualization）的趋势（莫利，2005：6）。
　　霍尔所说的“传播能力”源于社会语言学家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的“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海默斯（Hymes， 1964）希望以此打破“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在语言学中的统治地位，将研究焦点由语言的抽象形式转移至社会生活中鲜活的语言实践。“传播民族志”对莫利影响颇深，在2011年接受我国学者金惠敏采访时（Huimin Jin， 2011），他颇为自得地称自己是第一位将“民族志”和受众问题联系起来的人。
　　在《受众的重新概念化》开篇，莫利（Morley， 2007b：399-413）提出受众研究的新设想，“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它可以将个体对信息的不同阐释与社会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具备不同‘文化代码’的、来自不同阶级的成员会以彼此迥异的方法理解信息，这种不同不仅源于个体差异，更与社会经济地位具备系统性联系”。为实现此目标，莫利将语言社会学、教育语言学等理论资源冶为一炉，并将其嵌入文化马克思的框架。在之后围绕电视杂志类节目《举国上下》的研究中，莫利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受众研究。
　　虽然经验结果并未完全证实莫利的设想，但《举国上下的受众》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极具开创性。它是对经验功能主义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的双重“反抗”。虽然1970年代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已经注意到受众的主动性，但它对“受众活跃性”的强调却局限于个体心理学。莫利首次敞开其间所包含的社会文化维度。此研究同样扭转了文化研究学者对于受众问题的敌视，①开启文化研究自“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至受众研究的历史性转换。
　　就在莫利推动《举国上下》研究的时候，勒尔以论文《大众媒介与家庭传播：一项关于受众行为的民族志》（Mass Media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An Ethnography of Audience Behavior）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并于1980年公开发表论文《电视的社会使用》。在上述论文中，勒尔同样对量化方法主导的受众研究予以“反抗”。
　　勒尔于1970年代中期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早年在越南做战地记者的经历使其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弊端体会尤深。“这是一项令人倍感烦恼的对比：驻越美军的官方语言和社会科学的官方语言——我指的是美国传播研究中的量化方法——存在同样的局限性：它们都冷冰冰、脱离于具体语境，被用来创造、操纵、分析关于物的范畴”（Lull， 1990：1-27）。为打破量化研究方法的桎梏，勒尔转向“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文化民族志等寻求突破。
　　在《电视的社会使用》中，勒尔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受众研究，以此矫正量化方法的不足。“在大众传播研究中，人类互动的最基本的面向——那些由社会行动者运用自己的方式所创建的细微的情景，正是这些情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惯例赋予意义——极少被研究者注意到。研究者为了追求数学层面上的清晰、简约与可预测性，忽视了社会世界的微妙性与特殊性……参与观察法可矫正上述弊端”（Lull， 1980a）。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勒尔对量化方法不满，并因此引入民族志方法，但其无意撼动美国传播研究中经验功能主义范式。在1980年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勒尔（Lull， 1980b）希望将民族志方法与“使用与满足”理论整合起来。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尽管莫利和勒尔在1980年的作品均具有学术史意义上的突破性，但两者所处的学术情境，调动的思想资源，秉持的价值立场却截然不同。在既有的学术史回顾中，不少学者未能充分把握莫利和勒尔各自研究的差异，不甚准确地以“受众民族志”概括之（Drotner， 1994；金玉萍，2011；曹书乐、何威，2013）。在1992年回顾受众研究领域时，莫利（Morley， 1992：175）颇为明确地指出了自己和勒尔等人的不同。他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民族志取向的传播研究”，此类研究“取决于研究者两方面的能力：其一是理解社会行动者的传播实践——即社会行动者如何理解和定义自己的传播实践，他们的决策和选择，以及这些决策和选择对其日常生活和后续行动的影响——的能力。其二是为上述研究赋予结构化思考（structural considerations）的能力”。勒尔等仅仅考察第一个层面，如电视收看过程中的性别关系、亲子关系、遥控器的使用方式等，而莫利则将受众的传播实践和围绕社会权力的批判性思考（如阶级、性别）结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默尔斯坚持认为莫利和勒尔的研究不可混淆。
　　尽管存在差异，但在当时莫利和勒尔的研究均因独创性而引发学者们关注，运用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考察受众的学术浪潮随即兴起。
　　
三、再问：受众研究在198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细察已有文献，可以发现“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等诸多术语大多出现于不同学者1990年前后的学术史考察中。换言之，这些术语无非是1980年代受众研究领域变化的标签。凡标签必然意味着对现实的简化，要真正理解某个标签的确切含义，唯有重归历史的褶皱之中。要想厘清“新受众研究”、“受众民族志”等术语的异同，我们需要回到1980年代的相关文本中，看一看彼时的受众研究领域到底出现了什么新变化。
　　《举国上下的受众》最先在文化研究内部产生巨大影响，一系列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次第出现（Hobson，1982；Ang，1986；Morley， 1986；Buckingham， 1987）。由于文化研究本身的“跨学科”色彩，所以尽管此时期的诸多研究均采用“民族志”方法，但它们的研究焦点却并不完全相同。细察上述研究，不难发现其间存在两个研究焦点。其一为媒介话语，其二为媒介消费。
　　关注媒介话语的研究以受众围绕媒介文本所产生的媒介话语为分析焦点，《举国上下的受众》、《阅读浪漫小说》（Reading the Romance）、《观看达拉斯》（Watching Dallas）为其代表。举例来说，在1984年出版的《阅读浪漫小说》中，拉德威首先对“史密斯顿”（Smithton）的粉丝群体进行民族志调查，邀请这些粉丝分享阅读浪漫小说的感受，并提供一份她们心目中“优秀”浪漫小说和“失败”浪漫小说的名单，随后对这些小说进行文本分析。拉德威（2020：159）发现，“理想浪漫小说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是倾其全部笔墨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唯一且不断发展的恋情；而在那些被史密斯顿的女性判定为失败之作的小说中，这一特征却明显缺席了”。延森和罗森格伦（Jensen & Rosengren， 1990）等将此类研究称为“接受分析”，其特征在于“研究者运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进行小型的、经验性研究，从而获取受众话语。通过将受众话语与媒介文本的结构进行对比，研究者可以获知媒介文本的具体文类和主题是如何被特定受众所理解的。通过参照宏观社会语境，‘接受分析’可以考察受众如何介入社会意义和文化模式的生产与存续之中”。
　　关注媒介消费的研究以《十字路口》（The Crossroads）、《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录像机时光》（Video Playtime）为代表。在此类研究中，符号学色彩转弱，社会学的色彩渐强，分析焦点也从“话语”、“文本”转换至受众的媒介消费实践。拉德威（2020：1-25）在为1991年重新出版的《阅读浪漫小说》撰写的导言中曾就此问题做出非常清晰的说明。在研究伊始，她本打算聚焦于女性粉丝对于浪漫小说文本的解读，但随着民族志的进行，她发现研究对象不断向其强调“阅读活动”（event of reading）本身所具备的意义，“于是，这本书渐渐地不只是在探讨作为文本被阐释的浪漫小说，更是在研究作为一种行为形式的浪漫小说阅读活动”。在《家庭电视》中，莫利（Morley， 1986：1）希望将“文本分析”传统和“休闲社会学”（leisure study）结合起来，考察家庭语境中的电视收视行为，“解码”不再是其关注焦点。施罗德（Schroder， 1994）等将上述研究称为“受众民族志”。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讲，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受众研究经历了从“接受分析”到“受众民族志”的转换。这种转换既是宏观语境变迁的结果，也是“接受分析”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随着1980年代后期卫星电视、录像机的发展，媒介文本迅速膨胀，受众的电视收视行为日益碎片化。“接受分析”的现实前提——受众与某个媒介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复存在（Ang， 1996：247-262）。与此同时，随着文化研究转向“接合理论”（Hall， 2019a：222-246），“接收分析”孜孜求索的话语意义问题，以及话语和社会结构间的对应关系遭到瓦解（约翰·费斯克，2000：286-330）。
　　“受众民族志”从三个层面延伸“接受分析”：其一，研究对象从孤立的“文本—受众”关系转移至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媒介消费行为（Silverstone， 1989；Radway， 1988）；其二，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接受分析”大多采用深度访谈法，“受众民族志”辅之以参与观察等方法；其三，从理论资源的角度讲，“接受分析”大多以符号学、文学理论为依归，“受众民族志”的理论资源更为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研究学者沿着莫利的足迹不断前进的同时，北美和北欧地区同样兴起了运用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考察受众的潮流（Meyer et al.， 1980；Lull，1982a， 1982b；Pacanowsk & Anderson，1982；Jensen， 1988；Liebes & Katz， 1990）。尽管上述研究均运用民族志方法，但并不必然强调社会批判的价值立场。
　　为便于从整体上把握1980年代的诸多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笔者以下表列举1980年代相关研究，并按照研究焦点和价值立场对其做出基本区分。
　　1960年代晚期以来，在二战之后取得主导地位的“经验功能主义范式”遭到学术界的普遍怀疑。常人方法论、文化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兴起使得语言、日常经验、意义等成为学术界的新论域，民族志等质化方法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新潮流（Jensen， 1991b：1-11）。在此历史背景下，一系列运用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的受众研究在1980年代集中涌现，这些研究均可被称之为“民族志取向受众研究”。上述研究在考察焦点和价值立场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从价值取向的角度，上述研究可被划分为“批判性”和“阐释性”。“批判性”研究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理论资源，“阐释性”研究从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文学批评等传统出发。从研究焦点的角度讲，这些研究共有两个侧重点，即媒介文本和媒介技术消费。前者聚焦于“文本—受众”关系，后者关注特定语境中的媒介消费实践。
　　由此，我们不难厘清笼罩在“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术语之上的迷雾。延森和罗森格伦等所说的“接受分析”更多强调以媒介和受众话语为焦点的研究。施罗德等所称的“受众民族志”强调对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接受分析”和“受众民族志”并不过多论及价值取向。科纳和博伊德-巴雷特所说的“新受众研究”则更多指发端于文化研究传统的受众研究范式。此范式坚持批判性，研究焦点历经由媒介话语至媒介消费的转换。
　　“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三个术语的含义不宜被混淆，否则将会遮蔽其间所包含的细微但重要的理论意义。将“新受众研究”简化为“接受分析”无疑将使“新受众研究”狭隘化、静态化，将“新受众研究”与“受众民族志”简单划等号也有失偏颇。实际上，无论是莫利还是洪美恩，他们的研究都并未采用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同时，过分强调方法论上的民族志特征必将会导致“新受众研究”所包含的价值取向被无形忽视，模糊其与勒尔等人研究的差异。勒尔无意与批判性理论展开对话，在1980年代晚期的论文中，他甚至批评“新受众研究”有过分强调学者预设立场的弊病（Lull， 1988）。
　　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文化研究传统中的不同学者开始“自觉”审视相关成果，“受众”概念本身成为反思的焦点，②“新受众研究”范式日趋成型。
　　行文至此，本文试图对“新受众研究”的特征做出更为清晰的说明。库恩（Kuhn，2012：41）认为，范式奠基于经典的学术文本，“它们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本文认为，“新受众研究”可被视为发源于1970年代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受众研究新范式。莫利的《举国上下的受众》居于开创地位。③“新受众研究”具备文化研究的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色彩，始终处于抽象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张力之中，强调通过对具体历史情境中（conjecture）的社会问题的关怀与分析，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Hall， 2019b：71-99）。正因如此，“新受众研究”的发展并不具备一以贯之的理论线索，而是始终受到现实历史情境的牵引。
　　库恩（Kuhn， 2012：94）曾言，“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浮现于1980年代的“新受众研究”为“受众”这一传播学的奠基性概念赋予新的意义，永远改变了传播研究的学术面貌。作为现代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构件，“受众”缘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媒介产业市场推广的需要，随后又依托心理学成为传播学管理学派的核心概念。在上述两种学术视野中，学者们往往出于行政管理的立场，建构出“受众”这样的概念，并为其设定经验的边界，进而将现实中的人与媒介中异常丰富的互动形态剪裁进入这样的概念，而那些受众概念边界之外的现实现象——如对文本意义的协商与反抗、媒介技术使用中的权力维度等——均被弃之不顾。“新受众研究”将以民族志为代表的质化方法引入受众研究，实现对受众研究的认识论更新。在“新受众研究”中，受众并非一个具备稳定含义的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y），如男性、青年，而是一个构型性概念（social formation），其具体意涵同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视角紧密相关。
　　既有对“新受众研究”的梳理往往过于侧重其在方法论层面的特征，而对其政治内涵重视不足。这一方面导致其未能充分把握“新受众研究”与1980年代若干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斩断了“新受众研究”与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关联。
　　进入1990年代，“新受众研究”进入新阶段，研究焦点从受众对媒介的接受与消费转换为更广阔视角中的受众媒介话语，“正是通过这些话语，我们对于不同媒介的观念，对于自己作为受众身份的理解，以及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关系得以被构成”（Morley， 1999：195-205）。媒介技术、身份认同等成为新阶段的研究主题（金玉萍，2011）。
　　
四、追踪：媒介化语境中的范式转型
　　进入21世纪，网络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日益加深，面对“受众无处不在而又并不存在”的媒介现实（Bird， 2003），一些学者（Jermy & Holmes， 2006；Bruns， 2008）认为“受众已死”，主张运用“用户”（user）、“产消者”（produsager）等概念取代“受众”概念。
　　在此背景下，默尔斯、库尔德利、利文斯通等深受1980年代“新受众研究”滋养的学者依然坚持“受众”这个概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哈特利所言（Hartley， 2002：11），“将某些人称之为‘受众’通常意味着对其进行同质化，赋予其某项特性、需求、欲望和关注。‘受众’是一个由范式所驱动的建构物”。对于上述学者而言，“受众”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对象，不如说是一种话语建构。借助此枢纽，学者可以建构起微观媒介现象和宏观社会反思的有机关联。在此价值取向的引导下，库尔德利（Couldry， 2011：213-229）主张将社会学理论中的“实践转向”（西奥多·夏兹金，2010：1-3）引入受众研究，将受众重新定义为一个由媒介实践所构成的空间，从而可以对由受众媒介实践所定位的其他社会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默尔斯（Moores， 2009）主张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引入“新受众研究”，矫正其过分侧重大众传播、对日常生活重视不足等诸多局限。
　　库尔德利和默尔斯从各自立场出发，为推动“新受众研究”范式的继续发展做出有益探索，而由利文斯通所推动的“参与”范式则获得大量学者的认同与响应（徐桂权，2018），成为“新受众研究”范式在当代转型的新方向。1980年代，“新受众研究”的理论参照点是“阶级”、“性别”、“种族”等，而“参与”范式则围绕“公众”/“公民”（public/citizen）展开。
　　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对于“公众”和“受众”的区分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赫伯特·G·布鲁默（Herbert G. Blumer）。布鲁默认为“受众”是一种在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生成的新型集合体，“它缺乏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而且无法以一种组织化方式的集体行动来达到共同的目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公众”（public），“公众通常环绕着公共生活中的议题而形成，而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某种利益、意见或者政治变革。它建立在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中的理性探讨的基础上，是民主政治中的一个必要的成分，通常由人群中信息较为灵通的那部分人组成”（麦奎尔，2010：46-47）。
　　布鲁默对于“受众”和“公众”的区分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传播研究确立了基本框架。学者们的考察对象往往在于大众媒介能否传递准确、客观的新闻，能否促进公共讨论乃至政治参与等，大众媒介往往因为商业化和娱乐化成为被归罪的对象，经典论述如罗伯特·普特南（2018：246），“正是那些最明显地依赖电视娱乐的美国人更倾向于从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离去——他们和朋友相处时间较少，参与社区组织较少，参加公共事务也较少”。在此类论述中，“公众”与“受众”被无形对立，前者热衷公共事务；后者蜷缩于私人空间（Livingstone， 2005：17-41）。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网络媒介将“受众”从个体空间中解放出来，“受众”不仅可以和媒介内容展开互动，成为媒介生产的重要角色，更可以组成网络社群展开公共讨论（Gillmor， 2004）。在此语境下，政治学者（Bennett & Entman，2001：1-32；Jones，2006）开始反思既有研究的不足。琼斯（Jones）认为，既有政治研究建立在对媒介的“工具主义理解”（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to media）之上，忽视政治传播所具备的文化维度。他提倡文化路径，“文化路径考察媒介与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媒介是如何以多种方式被使用并整合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这种使用如何影响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媒介所包含的多重叙事如何满足我们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需求，富媒体时代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媒介所提供的参与机会如何形塑我们作为公民的身份”。为捕捉政治传播的文化面向，达尔格伦（Dahlgren， 2003：151-170）提出“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分析框架：“‘公民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和象征背景之中，将公民视为社会行动者，考察究竟是什么文化因素阻碍人们扮演公民角色。”
　　政治学者对于政治传播中文化因素的关注与文化研究产生共鸣。与政治学者围绕“公众”（public）展开论述稍有不同，文化研究学者更多选择“公民身份”（citizenship）作为概念工具。同“公众”相比，“公民身份”的内涵更为广泛，“公众”更多指人们围绕公共议题所形成的理性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参与，而“公民身份”在上述含义之外还增加了诸如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社会整合与排斥（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生活方式（life style）等诸多内容。
　　西方学术界对于“公民身份”的讨论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公民身份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成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Isin & Turner， 2002：1-10）。在“新自由主义”高涨的英美等国，文化研究学者希望借助对“公民身份”的话语建构矫正前者所带来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高涨等社会弊病。“‘公民身份’这个概念将个体同其所处的社会，以及更为广泛的政治框架联系起来。正是该政治框架赋予我们作为社会一员所享有的权利和责任”（Turner， 2003：223）。
　　早在1990年代，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就注意到媒介在培育受众形成“公民身份”时的作用。哈特利（Hartley，1999）认为电视对受众形成共同身份具有积极作用，称之为“媒介公民身份”（media citizenship）。赫尔墨斯认为（Hermes，2005：1-4）对于受众而言，流行文化文本（电视连续剧、惊悚电影、杂志、流行歌曲）要比国家政治更为真实……它将受众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联系起来，并孕育社会批评。
　　进入21世纪以来，“公民身份”成为文化研究学者和政治学者间对话频繁的领域。《欧洲文化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曾于2006年推出专题，呼吁文化研究学者和政治学家就该议题展开讨论。当期刊物编辑赫尔墨斯和达尔格伦（Hermes & Dahlgren， 2006）认为，“作为跨学科的学术实践，文化研究聚焦于在经验层面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形成过程，但其与政治科学、政治传播，或者政治理论的对话却并不多见……在晚期现代性的社会政治语境下，文化研究应当将民主参与的动力机制作为其研究对象”。
　　在上述背景下，利文斯通（Livingstone，2013）正式提出受众研究的“参与”范式。“参与”范式源于媒介化社会中受众位置的变化。“受众不再被隔绝在个体的家庭生活和休闲活动中。今天的媒介环境重塑人们参与、进入媒介化社会的机会。人们运用这些前所未有的机会对话、传递信息、结成网络、分享与合作”。尽管利文斯通并没有明确界定“参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但结合她的论述，不难发现“参与”范式包含多重关怀：它既关注传统政治学视域中受众借助媒介实现的公共参与；也关注媒介对于少数族裔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影响，还包括受众借助媒介所实现的社会连接等现象。换言之，“参与”范式是一个促进受众研究与文化研究、市民社会、政治理论等诸多领域对话的新空间。
　　实际上，早在利文斯通明确提出“参与”范式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讨论了相关问题。举例来说，卡朋特（Carpentier，2011）结合政治理论对“接触”（access）、“互动”（interaction）和“参与”做出区分。④在对在线视频分享网站“16plus”和电视节目《晴雨表》（Barometer）的案例研究中，卡朋特（Carpentier， 2009）发现，尽管两档节目均为受众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前者鼓励受众自己拍摄剪辑日常琐事上传至在线平台；后者邀请受众提供自己日常生活的视频素材，由专业电视从业者剪辑后上传至平台——但却并未获得受众的欢迎。受众认为“16plus”的内容过于粗制滥造，而《晴雨表》的内容缺乏社会联系。语言人类学家维达利（Vidali， 2010）聚焦美国年轻人对于电视新闻节目的抗拒，发现美国“千禧一代”对于主流电视新闻的冷漠绝非是简单的、被动的，在年青人对电视新闻表面的抗拒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新闻行业的“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y）——“凡合格的公众均应关注新闻，否则就是不合格”。这种意识形态引发年轻人的不良情感反应，从而阻碍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持续关注。
　　利文斯通在2010年与库尔德利等人合作的研究《媒介消费与政治参与》（Media Consump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充分体现了“参与范式”的学术特征。在这些学者（Livingstone et al.，2010：65-73，180-182）看来，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语境下，西方政治学家之所以对民主制度运转失效的解释始终不尽如人意，其重要原因在于将研究视野局限于公众正式的政治参与行为，对公众的“媒介化公共连接”（mediated public connection）关注不足。所谓的“媒介化公共连接”即受众借助媒介而实现的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这种关注散布于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并在特定时刻转化为政治参与行为。利文斯通等以受众的日记为分析对象（diary methodology），发现不同受众的“媒介化公共连接”实践存在不同：一类受众主要通过媒介关心公共事务，即“媒介世界连接者”（media world connectors），他们会因为媒介信息过载而退出公共事务；另一类受众为“公共世界连接者”（public world connectors），他们本身就卷入公共事务中（如某个社团的活跃分子）。社会语境的变化（如退出某个社团）是其不再关注公共事务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利文斯通尤为强调“参与”范式所具备的规范性内涵（a normative agenda）。“受众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其动机有好有坏。此前我们总是将受众的诸多活动视为个人自由而不予干涉，而借用‘参与’范式，我们就可以对受众活动——其中大多数活动借助媒介而成为参与行为——进行规范性考察。如果受众的参与行为有利于公众，我们就予以制度上的支持”（Livingstone， 2013）。如果说1980年代的“新受众研究”致力于将对受众的经验性考察和对社会结构的批判性反思结合起来，那么“参与”范式则进一步发展并丰富了“新受众研究”的批判性立场，即从规范性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诊断与矫正。
　　总之，“参与”范式对“新受众研究”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它继承了1980年代以来“新受众研究”一以贯之的“政治工程”的价值底色，当阶级、性别、种族等曾引领一时的问题焦点褪色之后，“参与”范式以“公众”/“公民”为理论枢纽，重新建立微观受众实践和宏观社会反思两者间的关联。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打开与政治学等学科资源的对话空间，“参与”范式也终于使“新受众研究”得以超越1990年代以来所遭受到的诘难——在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展开的激烈争论中，詹姆斯·卡伦（Curran， 1990）、威廉姆·W·西曼（Seaman， 1992）等学者曾反复诘问‘新受众研究”所孜孜求索的“积极的受众”（active audience）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通过聚焦于受众围绕媒介所形成的参与机制，“参与”范式更具现实问题导向。
　　
五、总结
　　受众问题从来都是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传播研究的发展史同样也是受众观念的变迁史。本文通过对经典文献的细读，明确“新受众研究”的内涵与特征，厘清“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等术语间的差异，进而考察其在当代发展的新方向。
　　本文认为，起源于1980年代的“新受众研究”的“新”不仅体现在将民族志等质化方法引入受众研究，更体现在它所坚持的价值取向。“新受众研究”既是“放大镜”，又是“望远镜”：它既能挖掘出被既有传播理论所遮蔽的受众与媒介互动的丰富细节，又将受众问题视为考察宏观社会问题的枢纽。自其诞生以来，“新受众研究”范式就与文化研究深度勾连，并伴随左翼思潮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如果说1980年代的“新受众研究”深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而聚焦于“编码”与“解码”、“收编”与“抵抗”，高扬批判精神，那么2000年之后的“参与”范式则强调与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对话，将传统的社会批判转化为对一个更理想、更合理的社会生态的规范性建构。尽管“新受众研究”的“参与”范式植根于欧洲独特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不可盲目照搬至我国语境，但该范式所关注的新媒体所带来的受众经验特质的变化无疑对我国传播学界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①在《举国上下》出版之前，文化研究阵营的学者普遍认为，对受众进行经验层面上的研究意义不大，是一种“低级的经验主义”（lowbrow empiricism）。例如银幕理论家迈克贝（MacCabe，1976）就认为对受众的经验研究无非就是“清点人头”。
②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诸多学者开始对“受众”这个概念本身展开反思，这种反思大致可以归纳为“破”和“立”两个层次。在“破”的层次，哈特利（Hartley，2006：71-104）、阿罗（Allor，1988）对既有传播研究中的“受众”概念进行解构。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概念仅仅是一种政府和大众传媒的话语建构物，为自己对受众进行干预管理赋予合法性。实际上，“受众”并不存在。在“立”的层面，洪美恩（Ang，1991：1-12）、拉德威（Radway，1988）等强调将受众理解为在生活中围绕媒介所形成的复杂实践，借助对该实践的考察可以实现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南丁格尔（Nightingale，2003：360-381）将受众研究区分为两类，一类将受众视为个体的集合，效果研究、使用与满足理论皆如此，另一类将受众视为“社会文化空间”，正是在该空间中，意义得以生成、遭遇挑战、被协商、重估、抗拒或接受。
③关于“新受众研究”的起源，学术界大体持有两类看法。少部分学者将“新受众研究”的起源追溯至霍尔在1973年的论文《编码与解码》（Alasuutari，1999：1-21），但更多学者肯定莫利的开创性地位（Jensen & Rosengren，1990；Jensen，1991a；Moores，1993）。本文基于下述理由将《举国上下的受众》视为“新受众研究”的起点：其一、“新受众研究”的突出特征在于运用民族志方法，而《编码与解码》中并未谈及此方法。莫利自称是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受众研究的“第一人”（Huimin Jin，2011）。其二、根据霍尔的自述（迈克尔·古列维奇、派迪·斯坎内尔，2011：242-258），他撰写《编码与解码》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批驳莱斯特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行为主义方法，而非指导经验性的受众研究。其三、整个1970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焦点在于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媒介文本（即“文本分析”），受众研究绝非当时的研究主流，所以莫利才会说当《举国上下》研究在1980年出版时所遭遇的是学术界的冷遇（Morley & Brunsdon，1999：2）。根据布伦森（Brunsdon，1989：116-129）的考察，直至1984年至1986年之间，“受众研究”才开始获得学术界的关注。综上所述，本文将莫利1980年的研究视为“新受众研究”范式的第一个经典性文本。这并非是说《编码与解码》不重要，而是说《编码与解码》更多代表一种理论层面的设想，而《举国上下》研究真正实现了经验层面的突破，切实引领一大批围绕受众的经验性研究。
④“接触”和“互动”是参与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但三者并不相同。‘接触’建立在‘在场’的基础上，指在组织结构、社区中据有一席之地，可以获得媒介生产技术等。‘互动’是参与的第二个前提，强调的是与他人建立社会传播关系。尽管该关系带有权力维度，但不会涉及决策过程。”“参与”建立在“接触”和“互动”的基础上，指行动者可以进入到决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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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琛元系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西部和边疆项目“新受众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启示”（项目编号：19XJC86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人文社科类）项目“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戴维·莫利传播思想研究”（编号：30010233066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