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宇 胡金佩
　　【本文提要】传统实体性媒介研究范式无力探究媒介实质，并且引发学科身份危机，需要用虚拟性媒介研究范式加以替代。虚拟性研究范式主张虚拟性是媒介基本属性，媒介的实质是虚拟手段。虚拟性研究范式有助于破除媒介观念危机，实现认识论和本体论理论突破，探讨媒介和人类存在，确立媒介研究学科地位和独特价值。
　　【关键词】媒介 虚拟性 认识论 本体论 存在论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媒介研究困境
　　将媒介理解为感官或体验的中介物，技术层面上的媒介技术、资本或新闻媒体事业，以及作为前二者资源融合的一种跨时空社会交往的技术或机构这类占据话语优势的传统观念（黄旦，2019），当下已然成为阻碍媒介研究把握技术创新提供的发展契机，实现理论和实践突破的掣肘因素。
　　喻国明认为以介质为起点的研究范式已难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复杂媒介现象及多维媒介环境，技术学派的媒介工具化定义和将媒介等同于媒体平台的日常理解，都无力解释愈加深入的媒介融合生态以及万物皆具媒介性的文明前景，更无法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媒介发展路线图（喻国明，方可人，2020）。“深度媒介化”中不同媒介的物理融合趋势逐渐消解了媒介的物质性现实存在意义，传统的实体性和工具性媒介画像越来越脱离事实历史景观（Couldry & Hepp，2017：54）。
　　胡翼青指出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侧重实体性和功能性视角并强调实体媒介组织和媒介形态研究，该倾向导致如下负面后果：窄化和泛化媒介概念，使媒介研究发生研究对象失焦；传播学被降格为应用型的类自然科学，量化实证效能研究停留于描述媒介现象和实践，测量商业效果和政治效能层面；将媒介矮化为社会的结构性元素，使媒介和传播问题变成其他学科的边缘研究领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特殊性和独立性，进而引发学科身份危机以及学术合法性的集体焦虑等。胡翼青主张放弃实体性媒介观，不再将媒介视作一种显在之物，而是在更具整体性和人文关怀的视角上，在认识论上把媒介看作一个意义汇集空间，在方法论上把媒介理解为一个抽象隐喻，负责构成观念中的关系和意义（胡翼青，2018）。只有将媒介研究从琐碎的应用研究中解脱出来，关注探究人存在真相的终极性学术问题，才能打造其专属的研究导向和理论谱系（胡翼青，张婧妍，2019）。
　　实体性媒介研究范式已成为探究媒介实质的障碍，媒介不能再被限定为与文化和社会制度保持中立的工具性角色（Hjarvard， 2008：105），技术决定论和功能主义倾向妨碍了我们关注媒介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干扰把握媒介生产的系统性宏观规则，对媒介机制的静态认识也无法客观对应日新月异的实践演进图景（戴宇辰，2018）。
　　事实上，使媒介发挥功用的并不是其实体，而是其透明性。受众只感受到信息，并非意识到媒介存在，这样才能更好完成媒介使命。我们看书时，感受到的是文字符号以及它们建构的想象世界，不是纸张和油墨；看电视时，感受到的是图像声音组成的影像世界，不是屏幕和像素颗粒。如果注意到后者，媒介体验就会受到干扰，使我们难以沉浸到想象世界中去。媒介及其所传播信息的属性往往与其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相脱离，麦克卢汉将此现象比作窃贼用肉吸引看门狗，这里的肉就是信息，窃贼就是媒介，看门狗眼中只有肉，完全看不到窃贼的存在（麦克卢汉，2000：46）。同理，当媒介呈现信息时，其自身外在形式应尽量隐身（Mcluhan， 1970：15）。实体物质和技术只为媒介创造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媒介本身，这就好比不能把舞台等同于其上展现的演出一样。被称为媒介工具的事物的物质存在并不依赖其媒介功能，如果抽取其中信息，也不妨碍其继续存在（Kramer，2003：79）。报纸在文盲看来只能用来包裹或者生火，破损的电视机几乎毫无用处，但是媒介性的消失并未抹杀其现实存在性。同一件物品怎么会时而是媒介，时而又不是呢？可见媒介并非实体，媒介只不过暂时附着在实体之上而已。
　　实体性媒介研究范式不但无力解释上述现象，更会掩盖媒介在哲学认识论和存在论中扮演的基础性角色，同时妨碍媒介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中占据应有的显学地位。为了准确揭示媒介的实质，并将其放置在人类世界观的中央地带，确实已经到了用虚拟性媒介研究范式对其加以替代的时候。
　　
二、虚拟性研究范式
　　这里的“虚拟”意指以媒介手段对现实世界进行的信息化重现或再造。伊蕾娜·爱斯波西托（Elena Esposito）指出虚拟并非“再现一种虚构的现实性”，而是“呈现一种幻想景观的现实性”（伊蕾娜·爱斯波西托， 2008：254-255）。换言之，“虚拟”并非再现基于虚构的现实存在，而是建构一种现实存在的幻想景观。这种用媒介手段创造的幻想景观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化景观本身。文化景观的建构和呈现都离不开媒介，媒介的功能就是将外部世界的物理现实转化为思想世界的观念现实。
　　在信息技术语境中，“虚拟”是指通过技术途径实现效果等同的功能或体验，“虚拟内存”、“虚拟桌面”和“虚拟空间”均是如此（刘宏宇，袁子涵，郑晴怡，2017）。人类媒介史可以被视为虚拟性创造的成长进程，所有媒介的核心功能都是为打造理想化的世界景象而服务（Blascovich & Bailenson， 2011：24-36）。虚拟化实践的源动力来自于人类复制和交流感官体验以及超越肉身物理性限制的内在需求，以抽象化、象征化和理想化为基本特征的虚拟化实践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文化基因（周逵，2013）。人类借助信息化和虚拟性途径创造出物理世界中不存在的全新现实，通过这种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独有性创造，人类实现了从客观事实到主观现实、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飞跃（刘宏宇，刘亚光，李婧文，2019）。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媒介活动都承担着虚拟性信息生成和传递的功能，存在的内部差别只在于虚拟方式和程度不同。虚拟化实践从媒介活动开始，渗透到社会互动和规则之中，更以人类思维和自身的虚拟化为远景（Heidegger， 1967：I）。文明程度越高，人类认知活动便会更多地借助媒介从生物现象转化为文化现象。人类文化生产主要有两种虚拟形式：一是对主客观世界的直观表现，通常会采用绘画和摄影这类具象媒介手段；另一种则是概念化概括，采用的是语言符号这类抽象媒介系统。后一种形式具有更强的虚拟性，专门负责建构独立于外部物理世界的人造虚拟世界（刘宏宇，刘亚光，李婧文，2019）。例如点线面这类抽象概念就是典型的虚拟性时空媒介，它们在客观经验界和主观观念界之间搭建起桥梁（Kramer， 2015：11），并作为基本思维元素建立观念的条理和结构（Bergson， 1910：XXXIII， 181）。人类拥有这种虚拟性认知能力后，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想象力，创造出在地球上前所未见的人类文明（Kramer， 2011：286f）。
　　虚拟化和媒介化进程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它们作为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在彼此成就的同时也相互成为手段和结果。随着人类社会媒介化程度加深，媒介虚拟化程度也就不断提高，同时人类创造的虚拟产物又主要承担媒介功能。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便可以被视为持续的虚拟化进程，其目标是借助媒介来表征和替代现实世界，并在建构和更新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发展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媒介的实质其实就是不同类型的虚拟手段，正如威廉·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man）所说的，“媒介所传递的内容是虚拟的世界”（Sherman & Craig， 2002：41）。由此可见，虚拟性就是媒介的基本属性，是确保媒介发挥效用的内在机制（刘宏宇，袁子涵，郑晴怡，2017）。
　　
三、破除媒介观念危机
　　虚拟性研究范式能破除当下信息化媒介技术革新带来的媒介观念危机，帮助我们认识其发展方向。随着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传统媒介面临被其整合替代的命运。沃尔夫冈·科伊（Wolfgang Coy）将这种把所有媒介合为一体的数字计算机媒介称为未来的“通用媒介”。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进一步认为，渠道和信息的普遍数字化将消除媒介个体差异，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总媒介链最终会导向媒介的消亡（约翰·麦克马伦，2019）。
　　如果从虚拟媒介观的角度来看，上述所言的消亡其实并不是媒介的消亡，而是传统媒介观念的消亡。随着数字化虚拟的深化，人类媒介系统将进入更高度统一集成化的阶段，所有媒介都会更清晰地指向人类的共同文化使命，并呈现更多趋同性。这种趋同性不能被理解为单一性，旧媒介并不会消亡，只是必须去辅助新媒介，所有媒介都必须为人类终极进化任务服务，为人类媒介系统的优化服务。计算机技术通过虚拟途径高效融合旧有媒介的事实，不仅揭示了旧媒介内在的信息属性，并且昭示了全体媒介进化的前景。电子计算机绝不会是媒介的终极形态，将来必然会不断有更新型的媒介形态将其替代，并将人类带入更高层次的信息社会。
　　正如英尼斯指出的，在人类历史跨越口述、手抄、印刷和电子化时代的过程中，新媒介曾一再产生分裂社会的颠覆性影响，从而得以将新型知识系统与需要革新的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相匹配（英尼斯，2003），信息化时代的结构性重组并没有跳出迄今为止历史主导型媒介的功能内在逻辑。新旧媒介形式虽然面目各异，却都使人与自身思想在时空上的分离成为可能，从而在延伸人的个体存在的同时，不断扩展和巩固人类的共同存在，它们导致的各种局部性分裂只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蜕变中无法避免的时代性阵痛而已。
　　媒介和人的关联是理解媒介实质的关键突破口，不论从生理还是心理维度，都可看出媒介与人的相互渗透深入的程度。媒介与人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时代尤为直观，当下媒介内容生产和传播中被不断强化的用户视角，就是喻国明等所言的“以人为本的媒介观”的集中体现（喻国明，方可人，2020）。这种人本位并不受到媒介经济逻辑的限制，更会在广义的人类社会文化维度上发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媒介并不是社会和生态系统中的独立一元，媒介始终从属和依附于人，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的一种关系形态，更是人的基本文化属性。只要有人存在，有人的信息需求存在，媒介就不会消亡。
　　
四、实现认识论创新
　　为摆脱二元论本体论哲学观对认识论的束缚，解决主体如何突破自身认知局限，把握客体实质的超越性难题，现代西方哲学界开辟了“语言转向”路径，尝试从语言和符号对人类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出发，寻找更基础性的认知根源。维特根斯坦说的“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2000：12），指出了语言与人类生活方式的紧密关系，而“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99：85）的断言则揭示了语言对认识和观念的决定性作用。海德格尔认为必须把存在带入言词，才能追问存在问题，言词、语言与存在是直接挂钩的。一物能够被言说，才能出场显现。语言就是存在的家（陈嘉映，1995：300-301）。恩斯特·卡西尔（Emst Cassirer）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如果不借助各种媒介的中介，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人将自己包围在语言、想象、符号和仪式中，自以为是在应付世界，其实只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恩斯特·卡西尔，1985：33）。德里达索性宣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一切对象都需要通过语言才能被理解，语言必须在文本中才能呈现意义，一切意义都需要通过文本呈现，文本是语言编织的网络（Derrida， 1997：158）。罗兰·巴特在阐释人类神话性文化叙事的多级符号学系统建构过程时指出，符号总会成为新一级系统中的新能指，这种可以无限循环和演化的系统呈现出人类思想在语言符号系统中行进的闭环（罗兰·巴特，1999：168-198）。而这便导出了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不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2000：310），文明化的人认识自然必须通过媒介，人们所理解的世界都是以媒介的形式呈现和构建的，不能被言说的世界是不能被理解的。
　　因为语言和符号属于媒介范畴，所以必须研究媒介与人和世界的关系，媒介研究于是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新突破口。研究者们便将“语言转向”拓展为“媒介转向”（单小曦，2013），而后者显然是对人类存在更具广延性和准确性的学术表述。媒介以虚拟方式构建时空感知，塑造注意力和情感，承载思想的生成和表达，媒介从而成为我们的认知基础和认识本身，以及人类存在的先决条件（Friesen & Hug， 2009：66）。就像鲍德里亚所言，媒介通过符号的阐释和模式化掌控社会现实，这种媒介化的超现实性意向世界已经很大程度上遮盖了物质性的现实世界（Baudrillard， 994：175）。媒介的介入使得维特根斯坦指出的人类日常感官认知中的“一半视觉经验，一半心灵思考”的状态成为可能，并使人类作为观察者所获得的感官经验和作为思考者所获得的理性经验在实践活动中变得浑然一体和难分彼此（Wittgenstein， 1984：423， 524）。
　　媒介转向的发展和补充是所谓的“实践转向”（Turner， 1994：1；Stern， 2003：188），海德格尔认为人与物之间的实践一体性以及此在与事物间的实践关系是比主客体关系更原初的存在（孟强，2010），对事物的理解并非客观地认知，而是通过实践去知其所以然（Heidegger， 1982：276）。实践活动是认识活动的前提条件，想要认识事物的存在性，观察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上手状态中使用，发挥其特殊用途，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其本来面目。在这种上手实践过程中，我们和媒介并非主客体二元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了统一的动态系统（徐生权，2018）。媒介不仅是辅助实现传播功能的工具，只有我们上手使用后，媒介才出现，在实践过程之后，媒介才能完成使命，人—媒介—信息三者在传播活动中是缺一不可的文化实践集成体。在这种实践整体论指导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于实践活动中，客观世界本身也是实践活动的结果，主客观世界并非彼此分隔的（Dreyfus， 2001：152）。当研究者们开始将媒介作为动词性的实践活动来理解之后，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便从媒介的内容生产和效能评估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视野中的媒介实践生成的知识和关系（Couldry，2012：33）。从媒介转向发展到实践转向的意义在于揭示媒介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由其推动的发展变化中，媒介发展和人类演变都是辩证的和系统性的。
　　媒介实践是一种基础的虚拟性实践活动，在人们虚拟性再现和完善世界的过程中，媒介使实践成为可能，并不断提升实践功效。我们时时刻刻处于媒介包围中，任何社会实践都无法脱离媒介支持，在这样一种毫无中断的媒介化生存中，媒介成为人类现实生活的肌理（Jansson， 2013）。简言之，语言和媒介转向更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和特征，实践转向更多关注的是媒介活动和行为，它们着眼的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层次和维度。
　　
五、发展本体论观念
　　我们可以借助虚拟性研究范式重新界定真实和虚幻的观念边界，物质和精神的现象边界，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存在边界，进一步完善以信息本体论为代表的媒介本体论思想。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提出了信息本体论，他认为信息比物质和能量更为本源，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信息的表象，信息是世界的本质和来源，也是最具基础性的实体（惠勒，2006：33）。虽然信息拥有这样的原初性，但是它在人类社会中却无法独立展现其存在，而是必须借助媒介的承载，借用媒介的形式，因而总是与媒介处于一种紧密的共生或者寄生关系中，通常情况下无法被完美分离。而“媒介即讯息”以及一种媒介可以成为另一种媒介的内容的现象，也会进一步模糊两者间的界限。媒介在信息本体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世界间的桥梁，又是人和信息间的纽带，更是实质和表象间的粘合剂。本质均为信息的外在和内在世界通过媒介的虚拟性建构过程，才得以呈现为我们当下所能理解的样子。推动信息在媒介环境中发生持续的内容和形式转化的，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人、信息和媒介便是在媒介实践活动中结成了牢固的三方动态关系。
　　量子物理学动摇了经典物理学关于物质世界由各种似乎是球状的粒子组成的理论想象，事实上这些球状粒子不仅不存在，而且它们的数量、位置和形态也不稳定。越来越多专家倾向于认为真正具有本源性的并不是物质对象，而是对象之间的联系。就像质量并非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事物间通过引力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其相互关联产生的意义一样。世界的构造是通过事物间的联系表现出来的，这些非实体性的联系才是构成世界的最本质的东西（梅纳尔·库尔曼，2019）。在笔者看来，这些符合事物内在规则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结构关系和特征其实就是信息。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将信息定义为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Shannon， 1949：8-9），信息本质上就是使事物的内在结构关系和规律性保持稳定的存在。
　　具有引喻性特质的传统直观思维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启发性，就比如用沙粒来比喻构成世界的基本微粒，但是却也容易将知识生产导入旧知识框架，从而形成观念误区。正如建立在直观经验上的牛顿力学物理体系需要被相对论体系替代一样，建立在直观认知上的传统实体性媒介研究范式也需要被虚拟性媒介研究范式替代，从而实现媒介观脱实入虚的思想转型（喻国明，方可人，2020）。
　　六、探讨媒介存在和人类存在
　　虚拟性研究范式还有助于发展媒介存在论和媒介环境学思想。媒介存在论所关注的是媒介与人的共生关系及其内在逻辑，以及在媒介哲学高度上探讨“人是什么”的终极性命题（胡翌霖，2014），从而为媒介文化和媒介人类学研究提供新坐标系。媒介环境学派基于媒介深度渗透人类生活的事实，认为媒介构建了决定性影响社会生活的文化环境，同时是人类种群存在的基础设施和自我塑造的物质基础。彼得斯认为媒介的意义不局限于贡献工具性功用，其本身就是一种存在（Peters， 2015：15）。信息是最基本的存在，媒介却不仅决定了信息的存在方式，自身也可以成为信息，因此媒介同样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存在（单小曦，2013）。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不仅改变我们的感知和思维方式，也改变世界的结构和呈现方式，媒介构建并成为世界本身，只有被媒介的存在才能成为现实存在（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2000：312）。随着媒介对人的存在结构的深入参与，人的存在也成为一种媒介性存在。媒介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成长，文化性的人始终处于媒介的呵护之下。
　　在媒介存在论的思想框架下，麦克卢汉排除了传统的主体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观念干扰，声称媒介并非人与自然间的桥梁，而就是自然（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2000：310）。媒介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认识论层次，更会深入本体论层次，因为“媒介（亦可名之为人的延伸）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82）。我们不能脱离媒介去把握和支配世界，因为我们不但借助媒介造就了世界，而且使得世界可以被认识和理解。媒介是人造世界的虚拟性基础程式，是我们和世界的内在关联，它为人类文明系统提供了骨架和血液。媒介不仅塑造了世界，也塑造了人，更将人与世界紧密融合为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文化聚合物。媒介不仅是人与信息之间的催化剂，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技术和文化背景，而且其中更蕴含人类文化的基本逻辑和理想世界的终极蓝图。人借助媒介自我完善和延伸的进程同时也就是重新界定人性的进程，人自身的存在被打上了深刻的媒介语法烙印（马歇尔·麦克卢汉，2006：195-196）。这里的媒介语法是指人类借助媒介塑造文化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和结构性程式，这里的人性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并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也就是文化性。人类造就了文化，也造就了自己，人是最重要的文化产物。虚拟媒介观视域下的人的存在既与外界文化环境紧密关联，又在积极主动的实践活动中完成自我建构和更新，其形象不但现实而具体，又有动态发展性，因此是先进的现代人类学观念。在媒介存在论和媒介本体论之间搭建思辨性桥梁，并使它们在同一系统性框架中形成理论自洽，这是虚拟性研究范式的重要使命，也是在完善其理论体系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总之，引入虚拟性媒介研究范式不仅能为媒介研究贡献大量具有理论超越性的研究问题，更可以将媒介研究锁定为当代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中心探索领域，从而一举纾解当前媒介研究面临的现实困局，因此研究者们很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路径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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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胡金佩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