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涛
一、引言
　　1969年5月，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的博士论文《新闻，新闻人的现实》（News， The Newsman’s Reality）在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通过答辩。1978年，脱胎于这篇论文的著作《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出版。两者之间隔了9年时间。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塔克曼的拖延，因为在此期间，塔克曼从博士论文中改写出多篇期刊论文。更重要的是，《做新闻》并不是博士论文的“重印”。稍微对照一下这两个理论文本，就会发现，它们无论是在篇章结构还是具体论述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如塔克曼在中文版序中所说：
　　我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广泛阅读，与一众非常聪明的朋友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对话，才终于跟当初收集的数据拉开足够的距离，从而理解了我的所见所闻（塔克曼，2021）。
　　“整整9年”意味着什么？什么叫“跟数据拉开足够的距离”？塔克曼与哪些朋友“对话”？这些“对话”如何修正、重塑乃至推翻了最初的理论论述？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本文试图回到1969年到1978年的时空背景下，聚焦《做新闻》的史前史，理解这部媒介社会学经典的诞生。因此，本文或许可以视为塔克曼这段自述的注脚。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读《做新闻》的理论意涵，更不是为了消解其持久的理论魅力，而是希望在塔克曼的中文版序止步的地方，向前再走几步，为读者对正文的阅读提供一些扩展性的参考
　　资料。
　　然而，无论是谁，都无法真正“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回答上述问题又谈何容易？在中文版序中，潘忠党教授将《做新闻》称为“‘特定语境中的‘经典’”，构成了“学术知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的意义可能来自、同时也受限于它与其他节点的相互关联”（潘忠党，2021）。本文呼应这一观点，在潘忠党教授详细勾勒的社会政治与学术语境之下，从学者和学术作品两个层面，为“节点”之间的关联提供一个注脚。
　　《做新闻》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但它不应该被视为孤立的文本；塔克曼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社会学家，但她并不是踽踽独行的探索者。无论是社会建构的视角，还是新闻网等概念，都不是塔克曼凭空或向壁的创造。为了将《做新闻》放回其学术生产脉络，我会把她1969年的博士论文、七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1978年的《做新闻》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加以对照；①
　　同时，我也会纳入其他学者先后完成的著述，结合引用、致谢、学者自述等材料，考察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指涉、互相影响。除此之外，在翻译过程中我还多次与塔克曼邮件往来；本文初稿完成后，又专门向其请教当年学术交往和观点转变的情况。就像一个没有任何特异之处的侦探一样，我希望透过种种“蛛丝马迹”，厘清《做新闻》这部经典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新闻，新闻人的现实》和《做新闻》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基于大体相同的田野材料，篇幅大致相当，②但乍看之下，却像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譬如，从篇章架构来看，前者除“导论”、“结论”和“尾声”之外，正文部分只有4章，分别是：“新闻：控制的冲突和争议”、“电视与客观性”、“标准呈现形式”和“新闻人如何运用时空组织现实”。从中，我们只能隐约看到《做新闻》的影子。倘若读过《做新闻》之后再来读《新闻，新闻人的现实》，除了能看到书中大部分案例的原始版本③而会心一笑之外，恍然之间，会觉得前者像是一幅油画或一颗钻石，后者则更像一张素描或一块璞玉。
　　从1969年到1978年的转变当然不是塔克曼撰写《做新闻》时“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从1969至1978年，塔克曼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在这些论文中，对璞玉的雕琢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表1展示了博士论文、系列期刊论文和《做新闻》之间的对照。在《做新闻》的10章中，只有第三、五、六章来自博士论文，其余7章均为新创之作。新增章节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一头一尾的5章，塔克曼引入新的理论资源对经验材料展开再阐释和理论升华。以对框架的讨论为例。塔克曼在1976年发表论文《讲故事》（Telling stories），引入戈夫曼于前一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中的相关概念，用于探讨“新闻事件的选择和界定”中的“组织原则”（Tuchman， 1976： 93）。④这篇论文的内容出现在《做新闻》第一章和第六章中。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塔克曼与大量新近发表或出版的文献展开对话，其结果是，《做新闻》全面更新了参考文献，1970年及其后出版的文献占比近65%。
　　另一种情况则是第四章和第七章，它们基于1975年中至1976年初的第二轮田野调查，围绕纽约市政厅新闻中心和报道妇女运动的纽约记者展开。塔克曼之所以决定在市政厅做田野调查，是为了弥补第一轮田野调查的不足。在准备将博士论文改写为专著时，她意识到，自己从滨海市的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有关条线报道的信息太有限，而“纽约总是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危机”，是观察条线运作的理想场景。⑤相关资料既构成了第四章的主干，也进入第二章对“新闻网”的讨论中。与市政厅不同，对报道妇女运动记者的访谈最初并不是为《做新闻》准备的。当时，阿琳·丹尼尔斯（Arlene Daniels）获得了一笔经费，用于举办以女性和媒体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丹尼尔斯请塔克曼撰文探讨新闻对女性的报道，于是她就做了一轮访谈，聚焦女记者和妇女运动。这篇文章以《报纸作为社会运动资源》为题收录在由塔克曼、丹尼尔斯和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ét）主编的论文集《壁炉和家：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中。鉴于文章多少也跟“条线”有关，她就将其列为《做新闻》第七章。她说，“如果不是当时阿琳叫我写这个题目，我是肯定不会写的”（私人交流）。
　　然而，即便是《做新闻》的第三、五、六章等3章，也不是照搬自博士论文的章节，而是存在大量删改和修订。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塔克曼如何经由一系列论文的中介，从1969走到了1978？除了更新或增加经验材料、与新近文献展开对话之外，这当中投射出的，实际上是一趟先“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的学术旅程。所谓“入乎其内”，指的是塔克曼试图在田野调查和博士论文写作阶段从新闻生产的局外人变成局内人，努力呈现“新闻人怎么想怎么做”，揭示出“新闻和现实的深层观念…… 重构新闻人的关切和他们的世界”（Tuchman， 1969：17）；而“出乎其外”则意味着跳出田野和新闻人的世界，从研究者的视角揭示“新闻的潜在结构”（Tuchman， 1978： ix）。
　　“入乎其内”首先与研究方法层面的考量有关。在讲述“新闻台”⑥的田野经历时，塔克曼指出：
　　我很快就发现，对于很多事情，新闻人都没办法给出解释。他们经常说，是“直觉”和“经验”决定了新闻报道…… 编辑决策——如果他们算得上“决策”的话——仿佛一座迷宫，迷宫中的种种考量都被归入“直觉”和“经验”之类的词语中。要想理解观察到的东西，我就必须穿过这座迷宫，搞清楚世界在新闻人眼中是什么样子。本研究就是在这种尝试中诞生的。新闻人跟我说，我必须学会像新闻人那样思考……随着我对“规则”越来越了解，新闻人的解释也变得越来越具体（1969：11-12）。
　　这段自述不仅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也牵涉到研究的问题意识。塔克曼博士论文的标题是“新闻，新闻人的现实”。在论文开篇，她就抛出了与标题相呼应的观点：“新闻是一幅图画，描绘出新闻人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感知，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以及新闻工作的组织所形塑”（1969：1-2）。她指出，尽管报纸和电视媒介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新闻人共享着“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感知”（1969：33），而她关心的是“这套共同感知如何被翻译为两种媒介各自的语言”（1969： 33）。相应地，博士论文聚焦的研究问题包括：“（1）新闻人如何看待现实？（2）尤其是电视新闻人，他们如何将这套感知翻译为影像？（3）电视和报纸新闻人如何运用时间和空间来组织现实？” （1969： 33）。三个问题分别对应论文第一章，第二、三章和第四章。
　　在资料呈现和分析中，塔克曼通过揭示并重构新闻人的“本地范畴”将这种“入乎其内”展现得淋漓尽致。以第三章为例。该章聚焦“标准呈现形式”，讨论电视新闻如何将一帧帧的画面剪辑组合为连贯的影像。她指出，“新闻人用来描述影像呈现的两个标准范畴是‘片段’（piece）和‘段落’（package）”（1969：185），前者是较短的影像单元，包含一两处画面剪辑或拼接；后者则容纳更多视听元素，由若干“片段”组合而成。在第三章第二、三节，塔克曼对各种剪辑方式及其延续性和视觉变化展开了详尽的“技术”讨论。在第四节，塔克曼又引入了新闻人在讨论影像剪辑时提到的“两种时间类型，包装时间（packaging time，片段或段落在节目中占据的时长）和功能时间（functional time，剪辑要花的时间）”（1969：216），以此讨论影像剪辑和工作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电视新闻：工作控制与现实建构》中，塔克曼沿用了这两组本地范畴，但大大压缩了论述篇幅。这些内容后来进入《做新闻》第六章“组装电视新闻叙事”一节。只不过，“片段”和“段落”⑦、“包装时间”和“功能时间”这两组本地范畴都被舍弃。这不单单是篇幅上的考量，因为1975年的论文篇幅也不过5页。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这两组范畴在理论层面并不是非常重要。离开它们，塔克曼转而聚焦“事实性网络的视觉演绎”（1978：107），强调“对于电视新闻人而言，专业性意味着遵循特定的叙事形式，既体现出延续性，又展现出变化”（1978：128），唯此，他们才能“将任何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转化为合乎惯例的新闻事件”（1978：132）。
　　“入乎其内”的例证当然不止上面提到的两组本地范畴。更为我们熟知的，是新闻人的客观性观念，以及他们对不同类型新闻的区分。沿着从1969到1978的线索，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将以博士论文第一章和第四章的“雕琢”为中心，更详细地考察塔克曼如何对同样的田野材料展开再阐释，在“入乎其内”的基础上“出乎其外”。
　　
三、客观性的再阐释
　　如（表1　表1见本期第25页）所示，塔克曼在博士论文第一章的基础上撰写了《客观性作为策略性仪式：新闻人的客观性观念》（Tuchman， 1972），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刊》上。这篇文章构成了《做新闻》第五章“事实性网络”的基础。塔克曼对第一章的改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删减调整，大体上1972年的论文只改写了博士论文第一章第二节“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而第三节“新闻人对新闻、政府、舆论之关系的理解”和第四节“何为新闻价值？”则被删除；二是对原始经验材料的再阐释，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说明。经过这样一番打磨，论述的焦点从宽泛的“新闻人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看法”（1969：39），聚焦到“新闻人如何界定并捍卫客观性”（1972：662），进一步转到“事实和消息源的相互构成”（1978：216）。
　　在博士论文第一章第二节开头，塔克曼即指出，对客观性的“专业定义处在新闻事业的核心”（1969：42），绝大多数新闻人相信“事实会自己说话，传递‘客观真相’”（1969：41）。该节主体部分聚焦“新闻人如何操作化客观性”（1969：43），包括如何在具体的报道中处理客观性、如何区分纯粹的新闻和新闻分析。塔克曼发现，在具体报道层面，对客观性的专业界定包括三个要素：第一，新闻人相信，“事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可以观察到或加以验证。同时，新闻人强调自己的角色是“过滤（filter）真相，而不是判定（determine）真相”（1969：45），因此，他们只需要报道“A说了x”并呈现对立的言论或观点，而无需判定x的真假。此外，新闻想要立得住，就要提供“支撑事实”；第二，提供补充性的事实，将新闻人从报道中剥离出来，无需自行判定事实真相；第三，客观性意味着以恰当顺序呈现事实，让它们自己说话、传递真相。
　　在1972年的论文中，塔克曼大体沿用了上一段的案例和论述，但对新闻人的想法和做法进一步提炼，由此对报道中的客观性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塔克曼将影响新闻人界定“客观事实”的因素区分为内容、形式和组织间关系三个维度。对“内容”的讨论呼应上一段对事实“验证”的强调；在“形式”层面，塔克曼提炼出四种强化客观性的策略性程序：一是呈现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在这一小节，塔克曼将博士论文中有关“A说了x”的数行讨论大大扩充，变成围绕美苏军事竞赛的假想案例；⑧二是“呈现支撑证据”；三是“对引号的审慎运用”。塔克曼强调，“引号”既可以用来呈现支撑证据，也可以用来表达“所谓”之意，进而去正当化“新左派”等异议团体；四是“以适当顺序组织信息”，大体对应上一段中的第三个方面。
　　1972年的论文触及的客观性的最后一个维度是“组织间关系”，这个维度在1969年博士论文中并不存在。在讨论客观新闻与新闻分析的差别时，塔克曼指出，新闻人区分两者的依据之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宣称的事实与对故事背景的了解‘相匹配’”（1969：55），紧接着引述父亲疏于照管导致女儿病死的案例⑨加以分析。在1972年的论文中，塔克曼将相关讨论放在“组织间关系”的维度之下，强调新闻人对警方程序的了解让他们作出恰当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塔克曼创造性地提出了新闻人围绕组织间关系的三项概括：“大多数消息源个体都别有所图…… 某些个体所处的位置让他们知道的比别人更多…… 机构和组织都会设置特定程序，用于保护机构以及与机构打交道的人”（Tuchman， 1972： 672）。
　　这三项概括被《做新闻》原封不动地照录，但却不是放在“组织间关系”的维度之下，更不是引为区分客观新闻和新闻分析的依据。塔克曼将三项概括列在“事实的归因或评估”之下，探讨新闻人如何借助这些预设对无法验证的事实作出评判。她指出，“记者和编辑处在制度化的新闻网当中，他们会累积关于复杂组织及组织间关系的经验。这些经验成为隐含在新闻判断中的神秘知识”（1978：93）。与1972年的论文一样，塔克曼指出，“新闻人将这三项概括混在一起，运用直觉判断哪些事情‘讲得通’”（1972：672；1978：93）；但不同的是，在《做新闻》中，塔克曼进一步强调，这些概括“关乎如何开展新闻工作、寻找事实”（1978：93），而父亲怠忽的案例显示出“新闻人更青睐制度化的消息源，而不是由普通百姓或当事人提供的信息”（1978：93），由此带出消息源运用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
　　上面的文本对照展示出从1969到1972再到1978的“旅行”中，塔克曼如何抽丝剥茧，对早期经验材料进一步概念化。除此之外，1972对1969的另一项改造是提出了“客观性作为策略性仪式” ⑩这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塔克曼指出，“新闻程序作为报道和报纸的形式属性，实际上构成了策略。经由它们，新闻人保护自己免受批评，也宣称达到专业上的客观”（1972： 676）。这些程序的“仪式性”表现在，它们未必能够达到追求的目标，“在追求的目的（客观性）和使用的手段（所述的新闻程序）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关系”（1972： 676）。策略性仪式的概括让塔克曼可以批判性地审视新闻人的客观性观念，而不是止步于对他们所想所为的描述。这个命题的提出，很明显是与工作社会学对话的产物。在论文中，塔克曼引述了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的经典之作《工作者及其工作》（Men and their Work） （1964），并称自己的发现证实了休斯的观点，也可以用来理解其他行业专业人士的客观性观念。
　　不过，有趣的是，“客观性作为策略性仪式”这个论断在《做新闻》中却彻底消失了。塔克曼用事实性网络（web of facticity）取代了“策略性仪式”，并以它来统摄对客观性、再现与新闻叙事（第六章）的讨论。从《做新闻》的索引可见，“事实性网络”不仅贯穿第五章的论述，也频繁出现在后续章节当中。与策略性仪式相比，事实性网络更好地捕捉了消息源和新闻事实之间的相互构成，也触及各类新闻生产常规和叙事惯例。换言之，它让塔克曼将报纸记者的做法与电视新闻对镜头的运用整合起来。此外，相比策略性仪式，“事实性网络感觉更好…… 我可以把事实看成相互支撑的构造物，就好像蜘蛛网，或者中世纪大教堂的拱顶一样。我喜欢这个意象。我喜欢有视觉感的想法”（塔克曼，私人交流）。[11]借助事实性网络概念，塔克曼跳脱了客观性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落差、跳脱了各类常规对新闻人自身的重要性，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建立起探讨新闻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基础，即事实性网络无形之中正当化了社会现状。
　　
四、从分门别类到类型化
　　《干工作、做新闻：常规化意外之事》是塔克曼的另一篇经典论文，1973年刊登于《美国社会学刊》。如表1所示，这篇文章修改自博士论文第四章，并成为《做新闻》第三章“时间与类型化”的主体。无论是1969年的博士论文还是1973年的期刊论文，都从工作控制的视角出发，强调“新闻人需要常规化自己的活动”（1969：5）、“新闻范畴镶嵌在新闻人预测和调控自己活动的需要当中”（1969： 242），或者“新闻人划分事件的方式降低了新闻机构处理的原材料的多样性、推动了常规化”（1973a：112）。两者不同的是，在博士论文中，塔克曼“入乎其内”，全面呈现新闻人的分类（categorization）与不同时空系统的关联；在1973年的论文中，塔克曼则“出乎其外”，跳脱这些分类，对其展开更深层的概念化。不过，1973年论文和《做新闻》第三章除了一个开篇从工作控制入手，一个从新闻生产的时间节奏和时空交织入手之外，在主体论述（1973a： 113-129；1978：47-63）部分大体一致。因此，下文的讨论将围绕从1969到1973的转化展开。
　　博士论文第四章从前几章对报纸和电视新闻人观念的讨论转到“新闻人的工作”。塔克曼指出，“新闻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发生的，新闻人的工作牵涉到四种类型的时间和空间”或“时空系统”（time-space system）（1969： 242）。它们分别是：客观时空（物理意义上的时空，事件在特定时间发生在特定地点）、功能时空（新闻人的工作按照时间和空间来安排）、包装时空（新闻占据一定的版面空间或电视时段）和消费者时空（新闻人推断受众在特定时间/时段对特定新闻感兴趣）。这四种时空系统看似独立，但在新闻人提供的新闻定义和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它们相互影响、彼此交织。
　　在第四章第三节，塔克曼详尽论述了时空系统与专业界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她引入了“分类”的概念：“无论是报纸新闻人还是电视新闻人，都会把专业界定应用在特定报道上。这些界定构成了分类（categorizations），同时描绘出（1）‘一则故事的本质’，（2）完成故事所需的工作要求，以及（3）故事可能的生命历程”（1969： 255）。在这些范畴（categories）中，最基本的是硬新闻，突发新闻和连续报道是硬新闻的两个子类别。它们之间的区分主要体现在功能时空，即“新闻人能否预测事件走向，以便常规化工作”（1969： 266）：新闻人知道火灾总会发生，但却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发生；而连续报道中的个别事件则是预先安排好的。塔克曼进一步讨论了突发新闻和发展中的新闻，强调对事件的感知受到媒介形态的影响，并以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处理为例，说明“每一种媒介都具有不同的能力来应对紧急情况，并将有关这些紧急情况的‘事实’传递给受众”（1969：270）。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续的论著中对“预测”和“技术”的相关讨论的雏形。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博士论文第四章结论指出：
　　客观时空、功能时空、包装时空和消费者时空同时出现在对新闻的一般定义和对具体报道的考量中，并相互依存…… 经由专业界定，一则故事被加以类型化（a story receives its typification），这个过程会受到新闻人认为适用于它的时空系统的塑造。当中，最经常被新闻人运用的系统是功能时空系统（Tuchman， 1969： 279）。
　　在这段论述中，塔克曼使用了“类型化”（typification）这个表述。不过，这是该章唯一一处使用这个术语，塔克曼也没有对其做任何额外的说明。从相关表述可以看出，它的意义基本等同于“分类”，与1973年论文和《做新闻》中的用法和意义有所不同。
　　博士论文第四章中相当多的内容，包括金遇刺的案例，都被1973年论文沿用；同时，1973年论文也围绕着新闻人用来划分不同新闻的范畴展开。但两者之间的家族相似也就到此为止。在1973年论文中，塔克曼几乎颠覆了博士论文中的架构，对经验材料做出了重新阐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塔克曼放弃了四种时空系统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她舍弃了对客观时空、包装时空和消费者时空的讨论，聚焦在功能时空——也就是“新闻工作的时间和空间安排”。但即便如此，在1973论文和《做新闻》中，“功能时空”这个词也不见踪迹。博士论文第四章的问题“新闻人如何运用时间和空间来组织现实”也由此被新的“谜”取代，那便是，鉴于原材料的多样性会妨碍常规化，组织又必须通过常规来控制工作流动，那么，新闻人要如何常规化不可预料之事？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第二个层面的转化，即将新闻人的分门别类（categorization）重新概念化为“类型化”（typification）。在论文中，塔克曼先是辟专节讨论“新闻人眼中的新闻类别”，这部分基本上沿用了博士论文对“地方范畴”的介绍，重构了新闻人如何区分硬新闻和软新闻、突发新闻和发展中的新闻以及连续报道。但塔克曼强调，这些区分存在颇多问题，譬如，不同范畴可能相互重叠；这些分类很难一以贯之地应用到实践当中。更重要的是，新闻人坚持认为这些分类建立在新闻内容或事件主题上，但有时候又会引入其他因素，宣称“特定类型的新闻事件倾向于以特定方式发生”（1973：116）。
　　正是在这里，塔克曼迈出了重要一步，由此跳出了新闻人的分类。她指出：“新闻人坚持认为事情发生的方式对他们的分类体系很重要，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些分类与工作安排之间的关联”（1973：116）。[12]因此，这些分类不应该被视为形式化的“类别”，而应该被视为类型化。所谓类型化，是指“与分类相关的特征对解决眼前的实践任务至关重要，它们就构成并扎根于日常活动之中”（1973：116-117）。对新闻生产而言，相关的实践议题包括事件如何安排、传播是否紧急、技术是否影响感知以及能否做出未来预测。从这些议题出发，塔克曼回到最初的“谜”，强调“沿着与其工作相关的实践任务的各类维度，新闻机构将看似不可预料的事件类型化，由此常规化对它们的处理流程”（1973：117）。具体而言，硬新闻牵涉到新闻工作的流动和时间安排，而资源配置、媒介技术差异和预测的可能性则导致了突发新闻、发展中的新闻和连续报道之间的区分。
　　塔克曼对类型化的精彩论述，可以参见《做新闻》第三章。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或许需要稍微展开讨论的问题是，塔克曼将新闻人的本地范畴重新概念化为“类型化”的灵感从何而来？首先，毫无疑问，“类型化”概念来自舒茨的著述，是其现象学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Kim & Berard， 2009）。在论文中，塔克曼指出，在“类别”和“类型化”之间的理论区分非常重要，因为类型化彰显出现象学的视角（1973：116）。在当页脚注，她引用舒茨的观点，指类型化有助于常规化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条脚注的前半部分，她还引用了唐·齐默尔曼（Don Zimmerman）、亚伦·西库列尔（Aaron V. Cicourel）、罗伯特·埃默森（Robert Emerson）等人的著述，指出他们探讨了类型化与组织的实践任务之间的关联，这些文献实际上扮演了从舒茨到塔克曼的桥梁角色。塔克曼将他们都笼统地列在现象学的视角之下，但更准确地说，至少齐默尔曼和西库列尔，其实是常人方法学的健将。再者，与1972年的论文类似，塔克曼在1973年的论文开篇就提到了休斯的著述，并扩展到芝加哥学派[13]的其他成员，包括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用以强调组织如何通过常规化实现工作控制。
　　落在论文纸面上的这些名字和引述，固然给出了大致清晰的理论化线索，但却可能会遮蔽文献阅读及引用背后的“对话”，以及塔克曼本人从博士到“青椒”阶段与同行的互动。其一，塔克曼在博士阶段接触到了舒茨的著述和思想，正如她在中文版序中所说，“我读博士的时候，修过几门理论课，包括库尔特·沃尔夫关于舒茨和现象学社会学的著名研讨课”（塔克曼，2021）。其二，1972年和1973年的两篇论文都大量引述休斯的观点，这当然不仅因为休斯对工作和职业的研究堪称经典，还因为休斯是塔克曼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在理论和方法层面都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相关，无论是霍华德·贝克尔，还是1973论文致谢中特别感谢的鲁·布赫（Rue Bucher）、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都曾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求学，[14]受到休斯的影响（Strauss， 1996；Budrys， 1986）；文中引用的埃默森则是塔克曼在布兰迪斯社会学系的同学，与她一起参加了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田野训练项目，也是休斯的弟子。换言之，这些学者与塔克曼都有师承或学缘上的渊源。
　　这些信息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学术轶事或八卦，从中浮现的是一张以塔克曼为中心节点的学术交流网络，让人想起上一节的蜘蛛网或教堂拱顶意象，或者一座“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Crane， 1972）。它提醒我们，围绕《做新闻》的“侦探”工作不应该止步于对理论文本的梳理和参照。套用塔克曼对类型化的表述，我们还应该将理论文本“放回它们的日常情境”，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互动，以及它们对《做新闻》理论观点的影响。
　　
五、塔克曼的学术互动网络
　　上一节初步勾勒出1973年的这篇论文中折射的学术互动的情形。若将这种观察延伸到《做新闻》的全部章节，放大到1969至1978整个时段，甚至前移到1966年田野工作的开端，其间的互动会更为复杂。它贯穿了塔克曼的早期学术生涯：从撰写完成博士论文到毕业之后先后任职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纽约市立大学及其研究生院。[15]本节聚焦这些学术互动，试图描绘出塔克曼的学术互动网络。
　　任何著述都可以看作此前或长或短的一段学术旅程的终点。从理论文本反推，无论是正式的参考文献、“私人交流”之类的引证还是出现在致谢中的名字，都折射出学术互动的样貌。如前所述，《做新闻》大量引述1969年之后出版的文献。譬如，第二章借用利昂·西格尔（Leon Sigal）的内容分析结果阐述新闻网的影响，第八章借助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著作和彼得·达尔格伦（Peter Dahlgren）的博士论文建立起对美国新闻业的历史讨论。有趣的是，达尔格伦的博士论文前一年刚刚答辩通过。塔克曼之所以可以读到它，是因为达尔格伦就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至于舒德森的《发掘新闻》，塔克曼则曾在出版前先睹为快。除此之外，她与其他研究者也有着深入而广泛的交流：
　　我记得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曾经跟甘斯（Herbert Gans）教授有过一次交流。我读过舒德森的书稿，我相信他也读过我的书稿。我和吉特林（Todd Gitlin）在纽约一起吃过午饭，当时我把《做新闻》初稿中有关“框架”的讨论拿给他看。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还在跟着哈维·莫洛奇（Harvey Molotch）念博士的时候，就读过我的论著初稿，我也曾读过他精彩的博士论文的篇章，这篇博士论文后来以《制造新闻》为题出版。在莫洛奇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系担任访问教授的那一年中，我们有过非常多的交流。跟他的学生玛丽莲·莱斯特（Marilyn Lester）一起，我们合教了一门非正式的研究生研讨课，主题是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这或许影响到他们后来于1974年刊登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经典论文《新闻作为目的性的行为》（Tuchman， 2014： xi）。
　　这是一段非常生动且十分重要的记述（更准确地说是“追忆”，多少受到了这些学者或著述后来江湖地位的反向影响）。它让我们跳出跨越十年的理论文本，进入文本背后的世界。
　　结合这段记述和论著中的致谢等材料，并参考塔克曼本人的意见，[16]我绘制出塔克曼在1966-1978年间的学术交流网络（图1　图1见本期第32页）。塔克曼居中，左侧是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教授和四位博士班同学；右侧则是先后对其论文和著作初稿给出反馈的学者。需要说明的是，这张图无意于——也不可能——穷尽网络上的所有节点，而意在呈现其大致结构。因此，塔克曼在上文提到的甘斯和舒德森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影响“无迹可寻”。[17]此外，鉴于本文的焦点是塔克曼的著述，我只在图中以单向箭头展现了其他学者对塔克曼的影响，略去她对其他学者的影响。但学术交流和影响多半是双向的，对此我将在具体论述部分稍微兼顾。
　　从（图1　图1见本期第32页）我们可以看到，塔克曼的学术互动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博士论文阶段，二是后期的论文和《做新闻》成书阶段。两阶段大体上相互分离，譬如沃尔夫、莫里斯·斯坦（Maurice Stein）只指导了她的博士论文，而右侧的大多数人——譬如莫洛奇、费什曼以及她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同事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只在后半段与她互动。但前后也有延续或重叠，譬如，休斯明显对塔克曼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先是塔克曼在布兰迪斯大学的老师、后来成为纽约州立大学的同事，[19]是《做新闻》书稿最初的三位读者[20]之一。
　　与其他学者一样，塔克曼的学术交流网络也基本上由师生、同事和同行构成。我们可以将（图1　图1见本期第32页）中的学者大致区分为三个阵营：一是休斯及其弟子——包括布赫、弗雷德森及埃默森、南茜·斯托勒·肖（Nancy Stoller Shaw）、巴莉·索恩（Barrie Thorne）、瑞秋·卡恩-赫特（Rachel Kahn-Hut）。[21]他们主要集中在工作和职业社会学领域，向外扩展到芝加哥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的学缘网络，其中，后者又是芝加哥学派余韵所及之处（Reinharz， 1995）。
　　二是丹尼尔斯、布赫及卡恩-赫特，她们通过SWS [22]彼此连接起来，并延伸到其他女性学者。这当中尤以丹尼尔斯最为重要。丹尼尔斯于1960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博士，早期学术生涯坎坷，1975年后任西北大学教授。丹尼尔斯参与了SWS的创立，并于1974-1976年担任SWS主席。塔克曼和卡恩-赫特都曾积极参与SWS的活动（Tuchman， 1985），前者组织创立了SWS纽约分部，后者与丹尼尔斯一起创立了SWS湾区分部（Roby， 1992）。在其职业生涯中，丹尼尔斯不遗余力地帮助女性社会学家在学界立足与发展。[23]塔克曼称她为“好朋友和常年读者”，“那些年，她几乎读过我写的每一篇论文的每一稿”（私人交流），“让我远离被动语态和面目可憎的社会学腔调”（Tuchman， 1978： xi）。
　　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活跃的新闻学者。正如潘忠党（2021）教授所说，这些研究者“面对同一个政治现实及其中的张力，共享核心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展开密切的学术交流，构成了一个美国社会学家黛安·科伦（Diane Crane）所概括的‘隐形学院’”。鉴于上一节已经对休斯及其弟子的影响做了简短讨论，接下来我将以塔克曼与莫洛奇、莱斯特以及费什曼的互动为中心，讨论隐形学院的构成及其影响。
　　
六、隐形学院：塔克曼与莫洛奇、莱斯特的互动
　　在评述美国媒介社会学者时，玛丽亚·冈萨雷兹（González，2017：15）将塔克曼与莫洛奇、莱斯特、费什曼归为一组，强调他们“对新闻生产抱持类似的看法，而且对彼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塔克曼自己也认同这个判断（私人交流）。有趣的是，这三位学者都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莫洛奇1967年之后一直在该校任教，他于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莱斯特和费什曼都曾在该校就读，并先后于1974年和1977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们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莱斯特曾与莫洛奇合作，并在后者的影响下选择新闻生产研究做博士论文；[24]费什曼则直接师从莫洛奇完成博士论文。在不同的机缘下，莫洛奇、莱斯特及费什曼都曾与塔克曼有过深入的交流，在新闻建构现实、新闻常规及其意识形态后果等方面，对彼此的著述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正如塔克曼在上文所述，莫洛奇曾经到塔克曼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访问教授，[25]他们与莱斯特一起合开了一门研讨课。塔克曼与莫洛奇和莱斯特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莫洛奇原本的研究领域是社区和都市社会学，他对圣塔芭芭拉原油泄露事件中新闻报道的关注（Molotch & Lester， 1974），或许受到了塔克曼的启发。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也感谢了塔克曼和费什曼。莱斯特在其博士论文中详尽综述了塔克曼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她对类型化以及新闻是“控制的冲突与争议”的论述（Lester， 1974：135-144），强调“塔克曼的研究为自己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很明显，与她之前的任何一位前辈相比，塔克曼都更多地开始推导出一套有关新闻如何完成的理论”（Lester， 1974： 143-4），并坦承自己的论述“部分借鉴了塔克曼的工作，部分有所扩展”或“重新表述”（Lester， 1974：144）。
　　对塔克曼来说，经由共同授课经历和论文反馈，莫洛奇和莱斯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新闻视为现实建构以及引入常人方法学的思想。二者都是《做新闻》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元素，正如吉特林在一篇短评中所说：
　　在新闻的社会建构这个议题上，《做新闻》毫无疑问是美国社会学家迄今为止完成的最全面的著作…… 塔克曼（与哈维·莫洛奇和玛丽莲·莱斯特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建构起一个（大体上的）常人方法学范式，在这个范式下，新闻被当作建构的现实（Gitlin， 1980： 99）。
　　吉特林明确点出了塔克曼与莫洛奇和莱斯特在现实建构上的相互影响。冈萨雷兹（2017：15）将莫洛奇和莱斯特称为媒介研究中“现实建构论的先驱”，莱斯特（1974： 160）自己也认为，莫洛奇和她“或许是最早将新闻视为建构现象的学者”。她们所指的，都是1974年刊登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的论文《新闻作为目的性行为：常规事件、事故和丑闻的策略运用》。在这篇论文中，莫洛奇和莱斯特抱持着相当激进的建构论立场。在摘要第一句，他们便指出，“本文悬置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个客观的世界供媒体报道，转而将新闻视为建构的现实”（Molotch & Lester， 1974： 101）。
　　莫洛奇和莱斯特对新闻建构的论述直接受到了常人方法学的影响。在正文中，他们借助加芬克尔、西库列尔、齐默尔曼和波尔纳（Melvin Pollner）发展出针对新闻的分析框架。在结论部分，他们指出：
　　我们认为，媒体所反映的并不是彼处的世界，而是那些有权力决定他人经验者的实践。加芬克尔对他所调查的临床记录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与其说一个机构的记录完美反映了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不如说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以常规的方式做记录的人们参与其间的一整套组织实践。加芬克尔的结论是，“糟糕的临床记录背后，总有好的组织理由”。而这些“好的理由”正是研究的选题，因为它们揭示出诊所的社会组织。与之相似，大众传媒也应该被视为糟糕的临床记录……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产品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即那些“好的理由”是什么（Molotch & Lester， 1974： 111）。
　　值得指出的是，莫洛奇和莱斯特对常人方法学的引述不仅是文献和理论层面的借用，同样折射出深入的学术互动。这篇文章引述的常人方法学者中，除了加芬克尔长期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外，齐默尔曼和西库列尔当时都在或曾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职，[26]是莫洛奇的同事，而波尔纳则于1970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堪称常人方法学重镇，更是全美极少数开设相关课程的院系，正是在这些课程中，莱斯特接触到了“这个颠覆了大多数正统社会学前提的全新范式”（Lester， 1973： 12）。更重要的是，齐默尔曼还是莱斯特的导师，导师组成员D. 劳伦斯·威德（D. Lawrence Wieder）[27]也是重要的常人方法论学者。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无疑影响了莫洛奇和莱斯特的著述，也进一步影响了塔克曼有关现实建构的观点。
　　当然，这绝不是说在塔克曼的早期著述中现实建构的观点付之阙如。实际上，在博士论文中，塔克曼便致力于探讨“现实的社会建构”。在结论的开篇，她指出，“对美国社会学而言，无论是对现实社会建构的理论探讨，还是经验研究，都相当边缘”（1969：286），各种有关现实的“先入之见让新闻人和受众将新闻等同于客观时空中的事情”，而“本研究意在削弱这些先入之见”（1969：286）。其结论是：
　　新闻人并不是在“过滤”现实。他遵循着对恰当分类（categorization）的专业理解、组织的需求、推断的新闻消费者兴趣以及所在媒介运用的语言，将现实翻译为新闻故事（Tuchman， 1969：289）。
　　不过，这段表述其实折射出塔克曼早期的现实建构观点的两面性：一面强调“新闻是新闻人精心建构的产品”（1969：5）、“作为文化产品，新闻无需与现实有任何关联，它就是它自己的现实”（1969：111），另一面则强调“新闻和它要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差异”（1969： 108），因而预设存在着被新闻人翻译或转化的“客观现实”。这种两面性突出体现在前面提及的四种时空——客观时空、功能时空、包装时空和消费者时空——的区分上。莱斯特即曾指出，“我们不确定塔克曼是否认同客观性的假设。在一些作品中，她似乎暗示新闻的建构要借助新闻人的类型化来完成。在其他地方，她似乎又认为新闻描述的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Lester， 1974：144）。
　　通过对照1969年博士论文与后续论文及《做新闻》中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塔克曼的现实建构观点的变化：
　　新闻人需要将发生在“客观现实”中的事件转化为可以容纳在新闻产品中的故事…… 新闻是一幅图画，描绘出新闻人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理解（Tuchman， 1969：5，289）；
　　电视新闻人对日常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的重构，独立于、先于任何意识形态、政治或社会偏见的带入…… 对很多人来说，新闻人对现实的建构就等同于“现实”，是日常生活和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Tuchman， 1975： 153）；
　　新闻和所有的公共文件一样，是建构的现实，具有自身的内在效度…… 作为公共文件，新闻将世界摆在我们面前（Tuchman， 1976：97）；
　　新闻生产活动就是在建构现实，而不是描绘现实的图画。新闻工作将各类事情转化为新闻事件（Tuchman， 1978：12）。
　　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塔克曼的后期著述受到了莫洛奇和莱斯特的影响，引入了常人方法学的视野和观点。塔克曼读博时就接触过加芬克尔的作品，也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了他。但她坦承，“要是没有哈维，没有我们和玛丽莲一起合开的那门课，我永远也不会理解常人方法学。哈维向我介绍了西库列尔和齐默尔曼的研究，指出我问的问题，也正是齐默尔曼感兴趣的”（私人交流）。
　　在这段旅程的终点，在《做新闻》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莫洛奇和莱斯特的印记。其一，《做新闻》第九章标题为“新闻作为建构的现实”，与莱斯特博士论文第五章的标题吻合。其二，塔克曼在论述“事实性网络”时强调，“对事实的验证既是一种政治成就，也是一项专业成就”（1978：83），这也叫人想到莱斯特的博士论文标题“新闻作为一项实践成就”。其三，莱斯特在博士论文中借助一对夫妻的对话来讨论日常生活中事件的建构（Lester， 1974：156-159），塔克曼在《做新闻》中沿用了这个例证，将之改造为女教授和丈夫之间的一场虚构对话，用来说明“新闻生产是一项协商性的事业”（1978：6）。最后，塔克曼在《做新闻》中对“事情”（occurrences）和“事件”（events）做了明确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在博士论文中并不存在。比较与类型化有关的前后期理论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其间“事件“用法的改变：
　　尽管（在客观的时空当中）实际发生的事件（actual event）保持不变，但故事则不断变化（Tuchman 1969：268）；
　　尽管实际发生的事件（actual event）保持不变，但相关的报道（account）则不断变化（Tuchman 1973：121）；
　　尽管实际发生的事情（actual occurrence）保持不变，但相关的报道（account）则不断变化（Tuchman 1978：55）。
　　可以看到，塔克曼一方面在后期的理论文本中放弃了“客观的时空”概念，另一方面则逐步带入了“occurrence”这个表述。这明显受到了莫洛奇和莱斯特的影响。他们在1974年的论文中明确对“occurrence”和“event”做出区分，前者是指“任何意识到的事情”，后者则指被人们用来以创造性的方式划定时间的事情（Molotch & Lester， 1974： 102）。在他们的基础上，塔克曼将《做新闻》的研究问题凝练成“本书意在探究新闻的社会建构过程，理解日常世界中发生的事情（occurrences）如何被转化成故事，在一个叫做新闻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1978： 2）。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闻在将寻常之事转化为具有公共讨论价值的事件时，赋予这些事情以公共性”（1978： 3）。
　　
七、隐形学院：塔克曼与费什曼的互动
　　费什曼的博士论文题为《制造新闻：媒介新闻生产的社会组织》，于1977年完成。在此之前，塔克曼和费什曼就经莫洛奇的介绍认识了对方。不过，塔克曼并没有出现在费什曼的博士论文致谢中，可见此前双方并没有多少交流。但在1980年出版的《制造新闻》中，费什曼则感谢塔克曼“宝贵的意见和有益的建议”，将其与导师组成员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P. Wilson）和齐默尔曼并列。这说明，塔克曼曾阅读费什曼完稿后的博士论文，这或许跟费什曼于1974-1975年在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社会学系任讲师、1975年之后在该校任助理教授，两人同在纽约任教有关。塔克曼回忆说，“我住在曼哈顿，在皇后学院教书。马克工作和居住在布鲁克林…… 我们偶尔能见上一面”（私人交流）。
　　与莱斯特类似，塔克曼对费什曼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制造新闻》中，他在十几处与塔克曼的观点展开对话，特别是有关客观性和类型化的讨论。费什曼无疑也对塔克曼产生了影响。在《做新闻》的“前言”中，塔克曼曾四次提到费什曼，感谢他前期给论文和书稿章节提供反馈，“仔细通读了定稿…… （并）提出了非常详尽的意见”（1978： xi）。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新闻生产的常规——特别是对“条线”的讨论——及其意识形态后果上。
　　作为莫洛奇的学生，费什曼延续了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并和莫洛奇、莱斯特和塔克曼共享或共同推进了新闻生产的社会建构视角。在博士论文开篇，费什曼就指出，“本研究关注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个现实就是大众传媒新闻的公共现实”（1977： 3；1980： 4）。费什曼从新闻的选择性转到“新闻的创造”，聚焦“新闻人用以接近——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来说——一个‘嗡嗡作响、盛开奔放的特殊世界’的常规以及他们将这个世界转化为新闻故事的方法”（1980： 13）。在此过程中，他同样借助了常人方法学的理论资源，而这或许也跟齐默尔曼是其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有关。
　　费什曼全面讨论了新闻生产的常规，其中对“条线”的讨论尤其具有原创性。费什曼指出，“条线是新闻人的概念，扎根于记者实际的工作世界之中”（Fishman， 1977： 87）。他从三个方面阐明条线的内涵以及条线报道的独特性：第一，新闻机构中条线的历史要比个体的职业生涯更长久；第二，记者负责报道条线，但条线并不归记者所有，它更像是一个部门；第三，条线是复杂的报道对象，涵盖发生在新闻室之外的一系列活动构成的领域。在费什曼看来，条线具有二重性（duality），一方面，“相互关联的活动构成了特定话题，在条线中反复出现。久而久之，这些话题界定了条线”，另一方面，这些活动之所以相互关联“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同样的物理地点，由同一批人操持，受制于同一套标准操作程序”（1980： 29）。正因为此：
　　新闻记者的条线观念中真正意义上的二重性，体现在从话题（topical）和领地（territorial）的角度界定条线。[28]从新闻工作者谈论条线的两种方式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分：有时候，他们将条线当作要去的地方和要见的人，有时候则将条线看作自己有责任报道的一系列话题（Fishman， 1980：29）。[29]接下来，费什曼还讨论了条线的相互重叠，以及领地管辖权（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和话题管辖权（topical jurisdiction）之间的可能冲突。
　　相比之下，在1969年的博士论文中，塔克曼并没有对条线做系统的讨论，而只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譬如，在第四章讨论不同时空系统时，塔克曼指出，“客观空间始于对地方空间（地方新闻）和全国—国际空间（国内—国际新闻）的区分”（1969：258）。她强调，“新闻人预设，受众更关注发生在地方空间中的事件”（1969：258），因此，即便是在处理国内或国际新闻时，新闻人也致力于聚焦或挖掘事件的地方维度或影响。这种区分也体现在功能空间中：“本地新闻就是由本地记者报道的新闻，国内—国际新闻就是由通讯社记者报道的新闻…… 在新闻机构内部，报道由谁阅读（处理）决定了报道的分类”（1969：265）。
　　这些初步讨论与《做新闻》对空间的精彩论述相去甚远。如前所述，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始材料中有关条线报道的材料有限，而第二轮田野调查丰富了这方面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塔克曼在《做新闻》中对条线的分析明显受到了费什曼上述观点的启发。《做新闻》针对费什曼的索引共有7条，其中前5条都出现在第二章“空间与新闻网”中。具体而言，塔克曼引述了费什曼提到的小镇记者评估加州大火影响的例子。她借用费什曼的观点，将条线界定为“一连串的日常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记者能够找到新闻，新闻掮客也能找到记者”（Tuchman， 1978：19）。更重要的是，在费什曼条线二重性观点的基础上，塔克曼提出了“新闻网”这个充满“视觉感”的概念。她指出，新闻机构运用地理领地、组织专门化和话题专门化这三种方式，将“新闻网在空间上抛撒出去，聚焦特定组织，凸显特定话题”（1978： 25）。新闻网由此“变成了一个框架，将秩序和规整性加诸在社会世界之上”（1978：38）。
　　塔克曼和费什曼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还体现在新闻常规的意识形态后果上。在博士论文的摘要中，费什曼指出：
　　美国新闻生产系统遮蔽了社会中的一系列现象——从草根社会运动到各类机构不为人知的侧面。本文的结论是，新闻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因为新闻工作容纳其间的，不仅包括了解世界某些部分的程序，也包括遮蔽（not knowing）其他部分的程序…… 新闻有助于维持现状，但这不是因为新闻工作者有偏见，也不是因为政治上的掌权者频繁干预控制新闻生产。这种干预没有必要，因为新闻工作如此这般的安排，已经是在为现状利益服务，这一切都独立于记者、编辑和消息源的态度和意图（Fishman， 1977： viii-ix）。
　　一言以蔽之，费什曼认为，新闻生产的常规导向了“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后果，这与塔克曼《做新闻》中的论述相互呼应。此外，有趣的是，在讨论新闻的意识形态后果的时候，费什曼和塔克曼都高度依赖桃乐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观点，即意识形态作为遮蔽的手段或程序。塔克曼指出，她自己是在丹尼尔斯的介绍下接触到史密斯的著述，她们两人是加州伯克利的同学；而费什曼应该是自行接触到了史密斯的论著（私人交流）。不论如何，在塔克曼和费什曼的密切互动与相互影响之外，这种观点上的“契合”或许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学术/政治氛围。
　　
八、1978以后：代结语
　　塔克曼的博士论文与《做新闻》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我们在四十年后有必要也有机会考察一个理论文本的诞生，重访一位学者并不孤单的旅程。1978年，《做新闻》出版，本文回溯的这趟旅程也就到达了终点；此后，这本书踏上了另一段“经典化”的旅程。至于塔克曼本人，尽管她仍然关注媒介研究领域的进展，但对新闻业的系统研究则告一段落。
　　一本书的生命旅程，不仅独立于它的创造者，也会跳脱原来的社会政治与学术情境，再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新的环境。对于《做新闻》漂洋过海的理论旅行而言，这个中译本或许只是当中一个小小的节点；但对于译者本人来说，这是一趟持续十几年的阅读历程中的重要一站。八年前，在我为《做新闻》撰写长篇“导读”时，完全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来翻译它；哪怕是三年前，当我不揣浅陋斗胆商榷上一个译本时，也并没有动过重译它的念头。直到201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翟江虹老师告诉我拿到了《做新闻》的版权，邀我承担翻译工作。我没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了。
　　2006年秋冬，我刚进博士班，就囫囵吞枣啃完了《做新闻》的英文原版；如今十五年过去，从带着学生读到翻译期间一遍遍地读，至少完整读过五六遍了。记得念博士的时候，导师李金铨教授曾叮嘱我们，“找几本性之所近的‘经典’，反复研读和揣摩，直到将作者看世界的方式内化成为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将作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变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学海无涯，我岂敢说自己已经内化了塔克曼“看世界的方式”。但至少，或许可以斗胆说，在我的书架案头，有了一本“性之所近的经典”吧。■
　　
注释：
①鉴于读者对《做新闻》最为熟悉，对系列论文或许相对陌生，对博士论文最为陌生，在本文的书写上，我会更详尽地复述博士论文和系列论文的内容，相对简略地呈现《做新闻》的内容。
②博士论文共330页，《做新闻》原版244页。不过，博士论文的页面较窄、行间距较大。
③书中很多案例都是通过作者转述来描述，博士论文中则更多使用原始的田野笔记，除了篇幅的考量外，这大概也是对田野材料的一种“改造”。
④塔克曼在布兰迪斯大学攻读博士时，曾听过戈夫曼的讲座，她们也是同一家刊物的编委。塔克曼说，“有人说，戈夫曼是休斯最出色的学生…… 我一直都在跟踪关注他发表的所有东西”。因此，《框架分析》刚出版，她就入手了一本（塔克曼，私人交流）。
⑤塔克曼在滨海市做田野调查期间，也曾经观察过一个警察条线，但“我了解到的唯一东西是，那个记者是个种族主义者。我也认识到，差不多只要五年左右的时间，记者们就会接纳（内化）日常条线上的人们的观点”（塔克曼，私人交流）。
⑥在博士论文中，塔克曼使用“KNEW”和“the Byzantium News”指代她研究的两家媒体，为避免造成混淆，这里均转换为《做新闻》中使用的化名。
⑦在《做新闻》表6-1中，作者用“基本单元”和“复杂叙事”替换了“片段”和“段落”。该表最初在1975年的论文中出现，用来提炼“片段”和“段落”各自涵盖的叙事结构和单元。在表格下方的注释处，作者只用时长差异对二者做了非常简单的区分：“基本单元时长5到45秒。复杂叙事时长在1到8分钟之间”（1978:127）。
⑧关于这个案例，参见《做新闻》第五章第二节“无法验证的事实”，第90-91页。
⑨关于这个案例，参见《做新闻》第五章第二节“无法验证的事实”，第93-94页。
⑩这是论文的标题，但这个表述可能会带来误解。实际上，塔克曼要讲的并不是客观性理念是策略性仪式，而是说用来达成客观性的新闻程序是策略性仪式。
[11]此外，塔克曼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一次教职工讨论中，一位同事反对聘任一位求职者，理由是后者把学术论文中的某些观点发表在了政治杂志上，因此不够“客观”。这让塔克曼大受刺激，她出于义愤，只花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1972论文的初稿。后来写作《做新闻》的时候，她早已冷静下来（塔克曼，私人交流）。
[12]《做新闻》相关部分则删掉了这句话，以及后面一段对布赫（Rue Bucher）灾难研究的评述，直截了当地引用舒茨的阐释社会学观点，主张将这些分类看作类型化。参见第三章第四节，第50页。
[13]塔克曼自己的用语，见Tuchman, 1973a: 110。
[14]霍华德·贝克尔于195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鲁·布赫于196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参与休斯的研究项目；艾略特·弗雷德森于195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
[15]塔克曼于1969-1972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助理教授，1972-1976年于纽约市立大学（CUNY）皇后学院任助理教授，1977至1981年于皇后学院及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Graduate Center）任副教授，1981年升任教授。
[16]我将网络图的初稿发给了塔克曼，她建议我拿掉其在纽约市立大学的同事罗尔夫·梅尔森（Rolf Meyersohn），增加阿琳·丹尼尔斯及她的几位博士班同学。此外，她还提到了在皇后学院时经常交流的两位同事，分别是罗兰·伍伯特（Roland Wulbert）和哈利·莱文（Harry Levine），前者是一位常人方法学者。不过，由于无法判断他们具体对本文讨论的著述产生了什么影响，因此不列入交流网络。
[17]塔克曼在《做新闻》的致谢中提到了吉特林，但没有提到甘斯和舒德森。当然，不在图中，不表示不存在任何影响。
[18]鲁·布赫于1985年辞世，无法在互联网中找到肖像照片，遗憾只能以人物剪影替代。
[19]科塞于1951-1968年在布兰迪斯大学任教（参见塔克曼《中文版序》），1968年转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系杰出教授。
[20]另两位是费什曼和梅尔森。见《做新闻》致谢。
[21]南茜·斯托勒·肖（Nancy Stoller Shaw），后用名南茜·斯托勒。埃默森、索恩、斯托勒、卡恩-赫特分别于1968、1971、1972和1974年获得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博士。
[22]SWS全称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直译为“致力于研究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学家”协会，成立于1971年。
[23]参见伯克利社会学系讣告，https://sociology.berkeley.edu/arlene-daniels-1952。
[24]见莱斯特（Lester1974）博士论文致谢。
[25]据塔克曼（私人交流）回忆，那应该是1970-1971学年。
[26]齐默尔曼于1966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加芬克尔在其论文委员会上。齐氏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西库列尔于195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1966-1970年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授，之后转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27]D.劳伦斯·威德于1969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之后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1975年转任俄克拉荷马大学。他曾将自己在1964-1965年对一家新闻机构的田野笔记慷慨提供给费什曼，后者在十年后对同一家机构做了田野观察。
[28]强调为引者所加。
[29]此处引述的是专著《制造新闻》中的表述，但其博士论文采用了基本一致的表述。
　　
李红涛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本文为《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中译本（盖伊·塔克曼著，李红涛译）的译者导读。该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事件的公共记忆及其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YJA860005）的资助。
　　
参考文献：
盖伊·塔克曼（2021）。报导报道者：《做新闻》的田野故事。《新闻记者》，（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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