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
　　塔克曼的这部经典著作要出第二个中文译本了。译者李红涛教授邀我为这一中文版写序。接到邀请，首先浮现眼前的是已被时间的流逝所模糊了的情景：自己在不同学校的图书馆里，徜徉于一排排的书架之间，在那些已经覆盖了些许灰尘的书籍中，寻找塔克曼的这本书。我自己收藏的，是美国The Free Press于1980年刊印的1978版的简装本。它装帧粗糙，早已成了“散装版”，靠着其他书的支撑，勉强立在我家的书架上。有段时间，我在以中文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不时从塔克曼这本书中获得灵感，多次运用其中的一些理论概念。其时，我辗转于不同的学校，不能随身携带自己收藏的这本书。于是，在写作中，我多次不得不到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去借阅，有时甚至就为确认一句引语在原著中的页码。时光荏苒，那是在互联网全覆盖、电子版盛行之前。
　　此书的第一个中文版在市面上流传也有些日子了。说起来，我与它也有点儿推不掉的干系。它是华夏出版社在“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下陆续推出的译著之一。我制定了这个译丛最初的书目，其中包括塔克曼的这本书，后来还应邀联系塔克曼本人，说服她将中文版的版权授予华夏。如我当时在译丛的总序中指出的，那个译本是个开端，一个必要的开端；它会推进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随着学者们对译著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更好的译本即会应运而生。红涛倾力翻译的这个新译本的出现，标记了这样一个学术发展的进程。
　　学界公认，塔克曼的这本书是新闻社会学的一部经典。那么，如何——尤其如何在中国和经验研究的语境中——阅读这部经典呢？这是个值得研讨的话题。第一个中文版问世后这些年当中，我国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一批扎实的本土研究论作，涌现出一批优秀学者，更新了由知识积累、学者群体、知识生产方式等三方面构成的“新闻学界”。这是一个新的（相对于华夏版问世之时）新闻学知识生产的情境，凸显了第一个中文版的不足和它对经典的误读，也为新的中文版准备了必要条件。这是个学术积累的进程，也是在不同情境下、以不同眼光阅读经典的历程。作为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之一，我就以这个“序”为平台，分享一点儿体会。
　　
“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
　　我这里挪用红涛批评华夏版译本的论文题目，①是为表达如下一层意思：阅读这部经典，首先要读进去，在作者的语境里理解它。这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应，更需要把握作者针对经验世界而提出的问题，她用以构筑其论著的知识，并在由这些元素构成的语境中理解作者的论述，以准备在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把握并运用作者的论述。
　　说起来，我是在“不务正业”的探索途中，偶遇了塔克曼这部经典之作。那时，我已修完博士生所有课程，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没有了修课成绩的压力，我开始跟从兴趣听课。这年秋季，我选择了两门研讨课，一门是新闻社会学，一门是媒介与文化研究。与“媒介效果的实证研究”这个我读博时的专业相比，这两门课都属“毗邻”领域，涉足其中只为拓展自己的视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塔克曼的这本书。同时接触到的还有吉特林（1980）的《世界在注目：新左运动生成与消解中的大众媒体》，以及霍尔等人（1978）的《管制危机：抢劫、国家和法律秩序》。
　　在当时的放任式阅读和研讨中，我并没有意识到塔克曼这本书有多经典，只觉得自己“啃”得不太容易。第一，我得适应这个非量化研究特有的论述方式和逻辑；第二，我得探究作者是否只是叙述了一些经验常识，譬如，新闻条线（news beats）构成了新闻网（news net），新闻生产按照一些“常规”流程而展开，记者倚赖新闻源获取信息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印证判断事实，新闻是经筛选、建构的社会知识，等等；第三，我得熟悉并细细揣摩作者运用的概念，尤其是一些感觉很抽象的概念，譬如类型化（typification）、事实性网络（web of facticity）、反身性和索引性（reflexivity and indexicality）等，揣摩它们如何可能深化我们对书中所呈现的经验性“常识”的理解，它们又如何被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叙事。庆幸的是，在两门研讨课的结构下，我得以同时阅读其他学者的论作，包括前面已提及的吉特林和霍尔等人的著作，还有因为在塔克曼书中遇到而展开阅读的伯格和卢克曼（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经典——《现实的社会建构》。而且，我也由此延伸出去，阅读了其他一些新闻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论文和论著，包括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马克·费什曼的《制造新闻》等。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通读《做新闻》。由于自己的懒惰及狭隘，我只细读了部分章节，粗略浏览了第6-8章。多年后，在自己的研究中，我又断断续续地为实用而反复阅读了一些章节和段落。数年的拼凑，总算让我完成了对全书的通读，也许不止一遍。我还曾根据自己的经验，包括阅读塔克曼这本书的经验，向学生们总结道：读书要将泛读、精读和结合自己的研究问题反复研读重点部分这三种方法相结合。
　　也是经过了多年，在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教授研究设计和论文写作的研究生研讨课过程中，我逐渐体会了塔克曼对此书的精心构思，开始理解她所建构的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叙事。一部精心构思的著作，往往开篇就引导读者窥视全书的叙述。塔克曼这本书的第一段就是这样，它为理解全书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线索：②
　　新闻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其窗框，美国人得以了解自己和他人，了解自己的机构、领袖和生活方式，了解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情形。无论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如何，新闻都取代了旧日的小镇公告员（“现在十点整，史密斯夫人喜得千金”），其职责是告诉我们想知道、需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东西（Tuchman， 1978：1）。
　　这一开篇的段落，预示了全书的主要观点和论述逻辑：
　　（1）新闻古已有之，它是知识，是我们每个人反观自己、理解外部世界的事实性知识，为我们展开社会生活所需要并寻求；
　　（2）新闻也是我们获得事实性知识的渠道或方法，即对事实的经验主义验证和陈述；
　　（3）现代新闻是以工业生产的模式，有组织、遵循特定规则和程序而生产的；因此，
　　（4）它（现代新闻）是社会地生产的、有限的、按照特定逻辑而搭建的知识；
　　（5）它不断再生其自身的生产逻辑，包括社会结构、制度和组织的逻辑，使之具有习以为常的正当性；
　　（6）现代新闻因此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规定我们应当获得的知识及其形态，相应地，“新闻实践是行动中的意识形态”（Tuchman， 1978： 155）。
　　新闻是特定形态的知识，这似乎是对早年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观点的重述。但塔克曼大大推进了帕克所设立的研究议题，在经验地显示生产过程中社会结构、组织运作逻辑和实践规则/规范——它们共同构成她所谓的“新闻的潜在结构”（the latent structure of news）（Tuchman， 1978： ix）——的基础上，她指出，作为特定形态的知识，新闻，无论从其宣称还是生产过程而言，都是意识形态。新闻是现实的框架，③它搭建的不仅是我们所认知的社会现实，而且是我们在由日常生活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中获知的一条路径，因此，塔克曼在序言中，也将她这本书概括为“针对探究方法的一项研究”；新闻还是一种视角，引导并约束我们的获知或认知；新闻也是一种模板，结构并使然社会的意义建构，包括构成这意义建构过程的人类交往。
　　在这本书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塔克曼回到了开篇所采用的“窗口”这个比喻，并在全书的理论阐述和经验材料解读的基础上，对这个形象的比喻做出了进一步揭示。她说，“新闻讲述社会生活的故事。它是社会资源、知识之源、权力之源，也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Tuchman， 1978： 217）。
　　至此，塔克曼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分析：作为社会地生产的知识，新闻为我们所需要，为我们所运用，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作为意识形态，新闻滋生权力，其本身就是权力的行使：新闻不仅扩散一些知识，而且抑制另外一些我们应知或可知的意念；它不仅作出何为事实的宣称，而且正当化判定事实性的日常过程，以及该过程的展开所倚赖并再生的权力结构网络，而这些过程正因其日常性而被看作合理并且正当。
　　如此概括塔克曼的这部经典，难免过于粗略，但据我对此书的理解，大致轮廓应当不差。如果要为之增添些塔克曼论述内部的理论积淀，那我们还需要看到，并试图阅读、吸纳她所征用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资源，包括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发展这一取向的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发展和经验地应用现象学原理的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论，与这些交织的戈夫曼的框架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史密斯（Dorothy Edith Smith）等关于知识即意识形态的“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等。
　　初读塔克曼时，我没有这些理论积淀，甚至没有同步接触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我是在之后的若干年经过并非有规划的阅读逐步接触了相关的文献。这当然也就表明，我对这部经典的理解，尤其是对支撑它的理论体系的理解是有限的，很可能是不成系统的——如果“成系统”是个有意义的衡量标准的话。但对于读者们不同程度的理解，作者塔克曼显然已有预料：她在序言中特别指出，她在第9章的第185-192页对舒茨的现象学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等的综述，读者如果读起来感到不适，可以跳过，不会因此跟不上她的论述。
　　我当然不是在提倡浮光掠影的读经典之道，而是说，如何拓展视野、深入阅读，以在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中理解塔克曼的经典之作，我们每个人可能有自己行走的轨迹。只是，无论如何展开这理解之旅，我们各自都会对“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的问题有自己的答案。如果尊重作者的文本这个我们共同面对的客体存在，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就此问题展开对话，寻求多种解读的交叉和重叠。
　　由此观之，我们最好研读原著。但中文译本是接触和推敲原著——即初始文本——的重要中介，它引导我们在中文语境里共同打造对原著的理解和再现。这么说，绝非低估译者的努力和成就，恰恰相反，这是说，作为译者，红涛独特地具备了所需的能力，将原著与我们共享的中文语境相接合，帮助我们推敲这部经典。
　　
特定语境中的“经典”
　　前面提到，在研读塔克曼这部经典时，还需阅读与它相关联的其他一些著作，其中有些是与《做新闻》相呼应的经验研究论作，有些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著作。繁琐但却不免多有遗漏地列举这些文献，是为了表示：一部经典，有它特定的语境，其中一个维度，就是与其他学术著作的关联。以网络为喻，一部经典可被视作学术知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的意义可能来自、同时也受限于它与其他节点的相互关联。这里的关联，也可作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展开追溯的线索，以进一步理解：在展开这部作品所报告的研究过程中，塔克曼受到什么问题意识的驱动？她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哪些张力和冲突？她所掌握并运用的学术和社会资源有哪些主要的构成？
　　这是些学术史、思想史范畴的问题，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也缺乏沉下心来做这种研究的耐力。这种欠缺，恐怕很多从事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学子也有。毕竟，学有所长，更有所短，我们需要做学术和思想史的同行们的帮助。但是，基于情景化的阅读，对这些问题形成一些基础的、有迹可循的答案，却是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管有限——了解塔克曼这部著作的语境。
　　前面提到的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著作，都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同期先后出版的英美学者的著作还有：Jeremy Tunstall的Journalists at Work （1971），Leon Sigal的Reporters and Officials （1973），Edward Jay Epstein的News from Nowhere （1973）， Michael Schudson的 Discovering the News （1978）， Phillip Schlesinger的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1978），Peter Golding和Philip Elliot的Making the News （1979） 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想象“媒介社会学的黄金岁月”的核心文献。④
　　这些都是开创性的著作。譬如，汤姆伯（Howard Tumber）回溯道，当英国社会学家滕斯托（Jeremy Tunstall）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对新闻从业者这个职业以及新闻媒体这类组织的研究时，没有多少文献可以借鉴，他可动用的学术资源是社会学对职业（sociology of occupations）的研究，那一代新闻从业者们也是前所未有地面对了社会学家探究他们职业的问卷。因此，泽利泽（Barbie Zelizer）说，滕斯托“近乎单枪匹马地创立了新闻从业者职业生涯的文献”。
　　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基本都由社会学家们展开，虽然他们当中不少人有新闻从业的早期兴趣或职业经历。这个作者群中也有“非社会学家”，如西格尔（Leon Sigal），他的专业背景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但他对新闻生产的考察，集中分析了其中受雇于新闻媒体组织的记者与受命于政府部门的官员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这关系的处理，以及这些因素对新闻报道内容的影响。他的方法路径和理论视角，都是正宗社会学的。可以说，这一学术群落及其论作的出现，是自拉扎斯菲尔德之后，英美社会学关注媒介（在美国更多被称为大众传播研究，英国人更多称之为媒介研究）的又一个学术高潮。⑤
　　但是，他们之间显然有不同研究路径的区分。如果说，滕斯托的研究更契合了职业社会学的路径，其特点是关注新闻职业群体所具备的某些共享特征，包括从业者对其职业的社会角色和行为准则的构想，西格尔的研究则更接近塔克曼的经典研究，即考察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实践以及实践者们相互间的结构性关系。粗略点说，前者体现了“属性视角”（attribute perspective），后者则采用了“过程视角”（process perspective）。非常经典地体现前者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斯顿（John W. C. Johnstone）等人对美国新闻从业者展开的问卷调查，他们据此为该职业群体勾勒了首个“社会学肖像”。他们的著作出版于1976年，这个“黄金岁月”的中期，而且它影响深远，堪称新闻从业者调查的鼻祖，虽然并非今天所有做类似调查的学者都会读这本书。
　　与关注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历程和信念以及工作条件和报酬等不同，“过程视角”的研究关注的是：新闻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西格尔和塔克曼的著作凸显了如此设问的路径。如果把新闻作为整体，它呈现甚至宣称的是“社会现实”，那么，这里的问题也即“社会现实是如何被建构的”？这正是塔克曼此书的副标题。如此的提问，已然预设了对新闻事实性的质疑，包含对新闻专业理念及其与新闻再现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质疑，对新闻作为事实性知识以及正当化它的真相的对应观（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塔克曼蔑称之为“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的质疑。简单地说，这一系列的质疑指向了一个预设的立场：新闻不等于事实，新闻也不似“对事实的报道”那般简单，新闻抵达或建构事实的过程，有其结构性基础设施的支撑，牵涉各种力量错综交织的运作。
　　这是带有强烈而且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预设。塔克曼等人以之为前提，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以自己的研究，不仅驱动学术界关于新闻、新闻业、新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议题的讨论，而且参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思二战后的共识、批判资本主义体制、挑战权威的左翼政治。对此，多年后，塔克曼自己在为休梅克和瑞斯一本专著的新版所写的序中透露了一些。⑥她说，包括她本人在内的这个群体的成员都是社会学家，除甘斯外，都是新入行者，多数在写作博士论文，有的刚刚获得终身教职。他们都相互认识，有私交和/或学术交往，包括互相阅读各自的手稿，而且，她说：
　　我们都在政治讨论高度活跃和充满激情的时代开始了对新闻的研究。我们基本上都认同政治左翼，我虽然不能代言其他人的政治参与经历，但吉特林毫不隐讳自己参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经历。我自己是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一个温和的激进研究生，周围都是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在我们这群人看来，新闻媒体一边倒地正面报道“负责任的”政治行动者们，批评激进的社会运动；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理解“自由新闻媒体是民主的堡垒”的信念如何由此被打造，我们就必须理解哪些力量在形塑新闻（Tuchman， 2014： xi-xii）。
　　可见，塔克曼的语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席卷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左翼学术思潮，包括各种以“后”为前缀、以群体身份认同为主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⑦
　　“新闻社会学的黄金岁月”为这个语境所催生，也是这个反思和抵抗体制的思潮和左翼政治的构成部分。
　　在这个语境下，“哪些力量形塑了新闻”？或更进一步，“新闻所再现/宣称的社会现实”是个实实在在的真问题，是关乎政治和意识形态抵抗面临哪些阻力的问题。在吉特林那里，它更是“抵抗运动如何被体制所消解”这个关系到给自己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有个交代的问题。⑧同时，这个问题也指向了更具普适意义的理论议题，即权力的什么时空结构，通过哪些日常的过程，经由专业从业者哪些形态和内容的自主行动，生产社会现实，或是关于社会现实的描述型知识？正是在这个更加普适的意义上，塔克曼这部著作成为经典，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与她展开研究的现场远隔重洋的中国，也依然是经典。
　　这个学术群体的兴起，也反映了二战后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陆的思想交融。我再次重申，我是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的门外汉，只是觉得，根据阅读中窥得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在塔克曼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思想脉络的汇集，一条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它通过二战前夕移民美国的奥地利犹太裔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表述，形成了现象学的社会学路径。舒茨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塔克曼引用的伯格和卢克曼的著作中，他们二人都曾在坐落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听过舒茨的课。从塔克曼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舒茨所携带并阐发的现象学思想还通过常人方法论的创立者加芬克尔发挥着影响。另一条思想脉络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休斯（Everette Hughes）是塔克曼的博士论文——也就是《做新闻》一书的初稿——委员会成员之一；塔克曼在书中重点引用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而他不仅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博士，还被认为是二期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代表人物。⑨其实，塔克曼所在的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在有些研究者眼中，就是当时二期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重镇之一。
　　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闻生产社会学，至少其经验研究部分，就其作为手段的方法和作为路径的方法论而言，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延续第一代学者帕克的议题关怀所开辟出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⑩
　　不仅如此，在前面引用的塔克曼的自述中，她提及了多位相互交往密切的群体成员，其中不少人跟芝加哥传统的社会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譬如，最早于1974年发表新闻生产社会学经典论文的哈维·莫洛奇（Harvey Molotch），当时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他于6年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引用了自己指导但尚未出版的一部博士论文，作者是费什曼，而这部博士论文经过多年辗转，终于以《制造新闻》为题出版。即便是气质上貌似与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很不同的吉特林，其实也跟芝加哥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1978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中，特别感谢了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威廉·孔豪瑟（William Kornhauser），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两年后，这部博士论文得以出版，即为《世界在注目：新左运动生成与消解中的大众媒体》。不仅如此，在这本经典之作中，吉特林吸纳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提出了“媒介框架”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在认知、阐释和再现中通过筛选、侧重和排除而呈现出的稳定格律，通过它，符号处理者得以借助文字或视觉形象常规性地组织话语”。[11]蛛丝马迹还在这个群体成员的相互引用当中。比如，莫洛奇大量引用了塔克曼，吉特林也是如此，而塔克曼也大量引用莫洛奇、费什曼和甘斯。这些线索足以说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黄金岁月”，由这一个群体所开辟，他们面对同一个政治现实及其中的张力，共享核心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展开密切的学术交流，构成了一个美国社会学家黛安·科伦（Diane Crane）所概括的“隐形学院”。它影响至今，通过经典文献，为这个研究领域的继续拓展，启迪研究问题的提出，提供理论的资源，并展示成功的研究案例。[12]
　　
在不同语境中读“经典”
　　理解《做新闻》的特定语境的旅途，也就逻辑地导向了这样的问题：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如何可作为“经典”？或者说，我们如何在时过境迁的今天研读这部“经典”？简单地说，读经典不是“诵经”，不能以膜拜的姿态去读，不能为抄颂其中的“警世箴言”而读，当然也不应停留在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浏览。读经典，如前面所说，首先要读进去，但更需要读出来，需要与之对话。也就是说，读经典不是为引经据典，而是要拷问（interrogate）经典，以从中获得的启发，针对自己面对的现实，提出并解答问题，并在生成自己的研究问题的语境中，探究经典如何仍然相关。
　　今天，塔克曼等人所开创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在卡尔森等人看来，构成了“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成就为传播学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个历史过程中经验主义和社会学的“转向”。[13]不过，塔克曼等人当年并没有这样的“学科意识”，甚至，如塔克曼所说，她和其他新闻社会学群的成员们并未意识到，他们在记录被哈林称为美国新闻业的“高度现代主义”的阶段，也就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职业意识形态成为业界和社会的共识、沉淀于新闻生产组织结构和运作常规的阶段。但是，如前面已指出的，他们的提问，其实预设了结论。提出“新闻作为社会现实如何可能”的问题，并经验地考察它的生产过程如何在既定权力结构的场域中、通过权力的运作而发生，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这个结论：新闻不是事实，也不是“对事实的报道”；新闻是“社会的建构”。
　　这个理论运作，蕴含了一个悄然发生的吊诡，即它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转换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这个转换，揭示了被“真相的对应观”所禁锢着的种种预设，包括对场景/情境嵌入性（contextual or situational embeddedness）的全然无知或不顾。在社会科学的哲学层面的这种视角转换，开辟了多个新起也新奇的研究领域，引发了多种理论创新，其中包括各种形态的知识社会学，譬如库恩的历史社会学取向的科学哲学研究、拉图尔对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研究等。这个转换所引发或者从中得益的理论创新绝不止这两个案例，还有多种携带了或多或少“后学”色彩的理论。逐一叙说或者综述它们，绝非知识积累浅陋如我者所能胜任，我还是以应有的自知之明就此打住。
　　在我看来，这些社会情境主义的、建构主义的、立场理论的（standpoint theory）理论创新，增添并锐化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批判的武器，正当化了以“拷问”和“去遮蔽”等态势对待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的种种预设，也即批判理论的基本逻辑，[14]因此释放出学术创新的巨大能量。但是，当被表达为脱离具体情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论断时（如事实不存在，真相只是基于特定立场的话语建构等），它们往往溢出了初始的经验观察范畴，也溢出了它们维系其各自有效度（validity）的问题语境。这样的论断，常常与科学研究的规范性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s）——它们构成科学研究的建制和过程（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所基于的核心理念——相悖，而且侵蚀这些承诺，令一线的科学研究者啼笑皆非。[15]因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斯蒂芬·温伯格将这些“社会建构”取向的批判理论统称为科学的“文化对手”（cultural adversaries）。这个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政治而生长并且滋养了它的反思和批判思潮影响深远，延绵至今，已被建制化为多个新兴的学科领域、院系和著名学者，但同时也繁衍出各种并非都可被看作是提升人文情怀的文化和政治现象，包括一方面被庸俗化为各种“政治正确”的表演和说辞，另一方面成为“后真相”、推销“另类事实”的右翼政治操作，被其征用，为之提供学术滋养和话语包装。[16]问题出在忽略具体语境的话语运作。它可能来自对“经典”（包括创作它们的“大师”）的膜拜，在这样的关系情境下，学术表达成为一种表演，学术功力被萎缩成抄章摘句。在我的教学和阅读中，不时遇到有人将经典转换为成语式的“经典表述”，脱口而出，并由此终止正在或可能发生的思考和对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时的同事和师长李金铨教授，曾经被年轻的研究生们不假思索地随时抛出“现实的社会建构”这个词组折磨得不堪其苦，索性在研讨课上宣布禁止使用这个词组。我也多次在已发表的论文中看到，作者将“客观性是策略性仪式”、“成名的想象”等当作成语式的词组，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上下文语境中用来组织句子。值得一提的是，塔克曼在《做新闻》这本书中，虽然用了她发表于1972年那篇论文分析客观性的材料，但是却没有运用“策略性仪式”这个词组。回到“现实是社会的建构”，作为一个论断当然不错，但是，单纯作如此宣称，除了话语表演外毫无实际意义。需要思考的是，作出如此宣称是否表达了言说者的什么想法、提供了什么思路，可令我们提出什么研究问题，甚至更简单地，继续我们可能正在进行着的谈话？如果以为这么一个宣称就可以很机智地解构掉我们对事实、真相、现实的客体性的预设，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塔克曼非得进入媒体，以现场考察新闻生产过程作为她生产其学术经典的必要过程？我们又如何理解阅读《做新闻》这部经典，必须首先预设其物质性和客体性，将其作为我们共同面对的初始文本？
　　其实，膜拜经典实为不尊重经典。在《做新闻》一书中，塔克曼以其近10年的思考和经验考察，呈现给我们一个有着空间结构、时间节奏和常规运行脚本的新闻生产过程，该过程将权力结构和常识化、自然化该结构的意识形态编码其中，包括作为职业意识形态的新闻专业主义。因此，塔克曼说，“新闻是一种理论性的活动”，它是“正当化现状的理论活动”（Tuchman， 1978： 205）。这一分析，釜底抽薪了新闻业生产“可证实的报道”这一宣称，因为它显示，“新闻专业主义建立在既定的信息采集和处理方法之上，而且不会对这些方法展开反思，更不会将之视为集体性的人类事业”（Tuchman， 1978： 209）。顺便说一句，塔克曼的这些论述，虽然没有引用葛兰西，但却应和了吉特林引用葛兰西对新闻生产作为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所展开的论述。
　　这些文字足以让我们看到，塔克曼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职业意识形态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包括了对它的所谓“虚伪”的揭示，不少人正是在这个层面征用塔克曼关于“客观性是策略性仪式”这个可引用程度很高的说法。如此理解并无大错，但有时会衍化为意识形态的自我囚禁，与塔克曼所批判的对象如出一辙。譬如，在某年一次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我宣读了与陈韬文教授合作的一篇论文，讲中国新闻界出现了影响新闻实践的“专业主义新闻范式”。也许是我的表达有问题，我们这一场结束后，一位我初到美国时教过我的资深教授非常关怀地问我，“潘，你一个如此聪明的人，为什么要谈新闻专业主义”？据我所知，我的这位老师从没有研究过新闻业，也没有考察过中国，但我知道，她出于好意，也是认真的。
　　是新闻专业主义该成为禁区？还是新闻专业主义已经“体无完肤”？抑或它根本就是个幻影，因为从未有过，所以无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中的新闻业以及新闻生产过程？无论答案是什么，似乎都有悖塔克曼或吉特林的论述逻辑。既然他们在其著作中，将新闻专业主义在实践中的呈现和宣称作为经验的对象而展开分析和批判，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立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阐发和运用是实在的社会现象，分析它是理解“新闻如何得以生产”的重要一环。[17]同理，就“客观性”原则而言，[18]它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构成之一，虽然塔克曼概括其运作为“策略性仪式”，但这是对它在新闻生产的具体情境中的运作逻辑和形态的一种概括，并不是对这一原则的内容及其现实存在之否定。经常有人不顾这其中的逻辑，以塔克曼的说法为论据，支持自己“客观性原则不存在”或“没有客观性可言”的论断。这是把塔克曼在特定阐释框架下的一个论点用作事实依据的逻辑操作。有人谨慎一些，用“没有绝对的客观性”这样的措辞，似乎只要正面地论述“客观性”，就一定是在宣称它的“绝对性”。荷兰传播学者铎兹（Mark Deuze）的说法也许更逻辑自洽一些：客观性原则，无论是对之拥抱、拒绝还是批判地审视，其实都使得它继续为新闻职业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一。
　　尊重经典也因此意味着要“读出来”，在自己的问题语境中理解并运用经典。从《做新闻》一书的语境当中，我们也许可以读出另一个逻辑的吊诡：它分析的是非常动态的新闻生产过程，但它建构的理论阐释恰恰是非常静态的。这个动态的过程，是既有的“隐形结构”运作的结果，也是以再生、巩固该结构为指向的。换句话说，《做新闻》以及那些被概括为以“社会组织”和“文化研究”为取向的新闻生产研究，都是在探询“常态”如何运作并得以如此稳定。这种带着强烈愤懑和某些“生无可恋”色彩的理论化取向，在吉特林对意识形态霸权的阐发中尤为突出。[19]我们从中也许还可看到另一层的吊诡：新闻生产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论述，其意并非在“建构”，而是在“揭示”或“去遮蔽”。
　　“读出来”的一个方法，可能就是倒置原本的逻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有“隐形结构”中的张力如何运作、迸发或被行动者所征用，使然并形塑新闻生产过程中应时而生的结构变迁？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将“现有结构为何撼动不了”的提问路径，转换为“运动中的结构在如何不断地被重构”；将通过考察有序的过程来理解结构的稳固，转换为通过揭示结构的不稳定特性来理解过程的发生，尤其是其中有资源、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如何“临场发挥”和“随机应变”。这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考察中国新闻改革时所面临的转换设问路径的挑战。我前面说了，当时曾经从包括《做新闻》在内的经典论著中获得诸多启发，在写作中运用（更恰当的说法是“征用”）了其中的理论资源。但是，我当时面对的是热火朝天的新闻改革，是变迁而非静止；是“非常规”的发明而不是“常规”得以遵循；是对新引入话语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以正当化创新的举措（虽然当时我没有“新闻创新”的概念），而非以既定的职业意识形态固化常规的职业举措。在这个语境的转换过程中，针对新闻专业主义提出的问题，不是它如何作为既有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它如何作为异类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资源，被用作激发并正当化社会变迁的建构性实践。
　　我无意兜售自己那点儿已经陈旧的微不足道的研究，其实，其他学者们以更加出色的研究，彰显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经典论著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中焕发出其经久的生命力。我在此要表达的是，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研究问题，并在自己的问题所处的语境中解读并运用经典。在形成自己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研读经典，此时更多地是“读进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揣摩经典所运用的理论概念，尤其是这些概念与作者提出的研究问题如何契合。这个过程也许——但遗憾地说经常不会——导向第二个过程，即“读出来”。这是从研读经典当中获得启发，或者从其他路径获得启发，提出问题，并在该问题所处的现实语境中，探索经典如何可能用作明晰问题、解答问题、论证自己对问题的解答的理论资源。
　　
　　我应当就此打住了，毕竟，读者们要读的是塔克曼的著作，并欣赏李红涛的译文。我相信，这一新的译本，会激发新一轮新闻社会学中文文献的发展。对此，我们有理由持十分乐观的期待。最后，我想就“读经典”概括这么几句：我们需要对经典保持“拷问”，对被冠以“大师”名号的学者保持平视，对那些被顶礼膜拜的“后学大师”们保持一些警觉。■
　　
注释：
①李红涛（2018）。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经典迻译的语境与《做新闻》中译本的误译。《国际新闻界》，（6），22-45。
②文中所引的塔克曼《做新闻》的译文，来自李红涛译本。盖伊·塔克曼（2021）。《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著作页码则为英文原著页码。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Free Press.
③有必要区分“作为框架的新闻”和“结构新闻文本的框架”。前者——塔克曼基本上是在这个意义上挪用戈夫曼的“框架”概念——指的是新闻作为特定类型的知识，在抽象层面，结构化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可推演至某一新闻文本或再现某一具体新闻事件的具体层面），也就是戈夫曼所说的用以切割现实的一隅并令之具有意义的视角或模版。而后者——多体现在对“新闻框架”及其效果的经验研究中——指的是新闻文本中的主题或信息组合模版，它可能是新闻文本内含的，或可从中被解读出的，体现新闻生产者如何选材并结构叙事，影响接收者对新闻文本的解读并以之推理、形成态度或偏好甚至采取行动（包括集体行动）。塔克曼有时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框架”的概念，所以，她后来透露，曾有人批评她误用了戈夫曼“框架”的概念。见Tuchman, G. (2014). Foreword. In P. J. Shoemaker & S. D. Reese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pp. ix-xii). New York: Routledge.
④参见TumberH. (2006). Journalists at work revisited. Javnost-The Public, 13(3)57-68，以及GansH.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ishman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⑤由于携带了批判的理论视角，在一定意义上，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兴起甚至可被看作是“媒介社会学”的一次“范式转换”，至少，吉特林会这么认为。参见GitlinT. (1978)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6(2)205-253。
⑥参见注③。
⑦对此的另一个佐证来自吉特林。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瑞斯教授对他的一次访谈中，吉特林说，他们这一代社会学家（他特别提到塔克曼、舒徳森和莫洛奇），都如其他“同伴们一样，清晰地意识到媒介与政治的纠缠”，至少他本人受到米尔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的影响，也有情境主义的影响。参考资料为Stephen D. Reese教授分享的未发表的访谈笔记。
⑧引人遐想的是，吉特林这个当年的“新左派”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于20世纪70年代中进入了左翼学生运动高涨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并在那里转身成为成果斐然的社会学家。在学术生涯早期，他激烈批判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哥伦比亚学派”这个“媒介社会学的主导范式”，今天，他自己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领导其博士项目。在这数十年当中，他也成为建制化的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和60年代的编年史家和权威解读者。
⑨AbbottA. (1997). Of time and space: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e Chicago School. Social Forces, 75(4)1149-1182.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思想的影响并非必须通过直接的教学传授。戈夫曼显然深受舒茨的影响，他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提出并试图解答的，正是现象学的社会学问题，即人们如何解读所在情境，并依之展开日常的行动和交往。他从第3页起，在全书中多次引用舒茨。
⑩参见G. A. Fine编辑的论文集，具体到方法和方法论，参见其中Jennifer Platt所著章节，“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pp. 82-107)。
[11]见Gi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他进一步指出，新闻从业者使用框架来快速处理大量信息，并将组织包装后的信息推销给受众。“媒介框架”成为吉特林使用的一个桥梁概念，逻辑地连接葛兰西所分析的“意识形态霸权”过程与可经验地考察的新闻生产过程。可见，吉特林的著作也引入了第三个构成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思想脉络，即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和欧洲大陆的批判学者，他对“媒介框架”的界定和对新闻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霸权”的阐述，不仅引述了戈夫曼、塔克曼，更是引述了霍尔、葛兰西，包括霍尔当时尚未正式出版的“编码—解码”一文。
[12]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霍尔等人对新闻生产的社会过程作出了文化研究的表述，他们在《管制危机：抢劫，国家，和法律秩序》中的第三章，就以“新闻的社会生产”为题。依我的事后而且管窥之见，这本书也应是构成那个“黄金岁月”的经典之一。虽然霍尔等人在此书中没有引用美国的新闻社会学群，也运用了一些独特的文化理论的概念（如新闻源是现实的“初始界定者”，新闻从业者是“二级界定者”等），但他们所论述的基本逻辑，与这些美国学者的论述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13]见Carlson, M.Robinson, S.LewisS. C.& BerkowitzD. A. (2018). Journalism studies and its core commitments: The making of a communication field. Journalism of Communication686-25. doi:10.1093/joc/jqx006。他们概括了五个所谓的“转向”：规范的、经验的、社会学的、全球比较的和社会技术的。顺便说一下：“转向”（turn）似乎是当下中英文文献中一个时髦的词汇，它的使用，多少都有库恩以“范式转换”概括“科学革命”的影子。其实，很多情况下，“转向”是个不严谨的便利表达，在缺乏对前后变迁的系统分析的情况下，最多，它表达的只是研究议题、所设问题、理论关注和研究设计等方面有某种“侧重”或者某些相对醒目的特征。私以为，我们还是慎用“转向”为宜。慎用！
[14]譬如，塔克曼的这部经典揭示，新闻所宣称的现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拉图尔对实验室的民族志考察，凸显了科学事实或证据的生产过程，而非外在社会生产的存在状态或特性。二者都揭示了“天真的经验主义”事实观对此的遮蔽，分别暴露了新闻和科学事实建构过程中权力的结构和运作，以及社会关系和情景的作用。去遮蔽“常识”，或者质疑已被自然化、正当化并因此而通常不被质疑的预设，将它被建构的特性以及它作为权力、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机构成这一特性暴露于批判分析的强光之下，可以说是批判和建构思潮的基本分析逻辑，它引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现代主义等的全面反思，激发了多方位的学术创新，当然更有争论。一个新近的争论案例牵涉到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畅销书，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Humanism, and Progress。这部以大量经验资料对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理性、科学、人文和进步的赞颂，遭到一些建构主义和立场理论取向的左翼人文学者对之的批判，批判者们指出作者不仅并未直接探究表达启蒙思想的原著，而且无视正在发生的“认识论的危机”（epistemic crisis）；说他无视了启蒙思想的普适主义话语趋向中西方和白人中心的种族主义内涵，曲解了批判学者们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性解读。
[15]凸显这一点的是被称为“索卡尔恶作剧”的历史事件，它发生于1996年，指的是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通过在《社会文本》期刊上通过匿名评审发表了一篇的恶搞“论文”，调侃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文风和学风。他后来将这一学术批判拓展成为一本书，名为《时髦的胡言乱语》。见Sokal, A. & Bricmont, J (1999). 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 New York: Picador。
[16]如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Lee McIntyre）所说，“后现代主义”是“后真相”的教父。McIntyreL. (2018)Post-truth.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17]这一点，泽利泽在她1993年那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中有清晰体现。在那篇论文中，泽利泽提出了“新闻界作为阐释共同体”的阐释框架，作为与“新闻界的专业主义框架”相区别并相补充的一个理论框架。这样的理论操作，是在批判“新闻的专业主义”框架的缺陷，却不是抹杀其现实意义。见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219-237。
[18]我搞不懂为什么中文文献中不时见到有人将之称为“客观性法则”，尤其是否定这一原则的某些批判者们，这个“法”字似乎赋予了“客观性”很多“根本”、“强制”、“铁板钉钉”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性。英语表述中，也会有人将“客观性”表述为“根本性原则”（cardinal principle），强调其基础和重要的特性，但那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表达，而且如同很多形容词和副词一样，它所意涵的判断和衡量尺度，必须在上下文的语境中得到清晰表达。我们需要警惕学术写作中那些貌似“自然流露”的形容词和副词。
[19]在瑞斯对他的访谈中，吉特林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对他的影响，说该学派对于行动者被笼罩在大众文化产业的有着一种“阴郁的观点”（gloomy view）。从理论建构的逻辑来说，吉特林所批评的是一种不给人任何能动空间的结构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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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党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