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本文提要】新闻媒体的制度研究主要有两个脉络：其一是在邻近学科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影响下的新闻生产的制度研究，其二是受规范研究和全球化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对英美之外国家的传媒体制研究。但是，前者局限于新闻生产环节的分析，且以英美社会政治环境为默认背景而一直没有明显进展；后者由于没能提出与更大的整个研究领域相关的理论框架而陷入碎片化的困境。两个路径的研究都不能对当前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话语危机作出有效回应。本文建议以“国家—市场—观念”作为概念框架来重建新闻媒体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在传媒制度研究中“找回国家和观念”，并发展具有历史意识的过程研究。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 新闻媒体 国家 市场 观念
　　【中图分类号】G206
　　新制度主义（the new institutionalism）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回应其时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主流研究的理论困境和研究局限而出现，并很快具有跨学科影响力。受邻近学科发展的影响，1990年代末期和20世纪初，一些学者曾认为新闻媒体是一种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并主张新闻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但因局限于新闻生产环节的分析，且以英美社会政治环境为默认背景，相关研究一直没有明显进展。
　　大约从1970年代开始，新闻专业主义渐趋黯淡而使新闻学理论话语遭遇危机。一系列新闻史研究对客观性神话提出挑战，跨国比较研究甚至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仅仅是英美两国特定政治、经济、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一种发明（Chalaby， 1996）。而媒体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认同在上世纪60年代达到高峰之后，所谓“高现代主义”的美国新闻业从1960年代晚期就开始衰落（Hallin， 1992）。本世纪以来，后苏联时代的中欧和东欧的媒体转型实践、新技术发展，以及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本地文化的兴起，使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规范和具体实践之间存在诸多差距（Mancini， 2013）。学者们也曾在“比较传媒体制”、“去西方化传媒研究”等名义下对英美之外的传媒体制及其运行情况进行过众多探讨，但由于没有提出与更大的整个研究领域相关的理论框架，该系列研究虽然案例丰富，也讨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却主要还是关注“地方现象”的区域研究，存在“强化学术孤立和碎片化的风险”（Waisbord， 2015：182、184）。
　　本文认为造成当前新闻理论话语困境的原因有二。其一，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和市场二分的视野下，是否独立于国家成为判定新闻业性质的简单依据，这既忽视了国家和市场建制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使国家组织（polity）在新闻理论研究中长期缺席，以英美社会为背景的新闻媒体研究对其所依存的宏观社会和制度环境默认和悬置。其二，受全球化影响而兴起的“去西方化传媒研究”等流派虽然高度重视宏观政治制度的影响，却往往陷入“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认知中，将政治制度和传媒体制的差异绝对化，对欧美发达国家以外的传媒体制研究有本质化（essentializing）倾向。新制度主义重视制度的结构性规范影响，但并不将制度视为静止不变和自动执行的力量，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考察制度、环境和行动者的互动机制。因此，重建新闻媒体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或可成为回应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困境的一种方式。
　　本文将首先对“制度”概念和邻近学科的新制度主义研究的理论脉络和问题意识进行梳理，厘清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核心特征。而后，将从英美语境中的新闻生产制度研究和有关英美以外国家地区的传媒体制研究这两个方面，对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新闻媒体制度研究的主要脉络进行回顾，分析其研究特征和所存在的局限性。最后，本文将根据已有的传媒制度研究基础，以国家、市场和观念为概念框架探讨重建新闻媒体的新制度主义研究的一些关键议题。
　　
一、制度和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学派（school），而是一种研究取向，在不同学科视野下，由于所处理问题不同，其关注焦点各不相同且争议繁多。本部分梳理新制度主义脉络下对“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解方式，并分析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三个主要学科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起源，意在澄清两个问题。一是新制度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否定旧制度主义，而是通过对制度因素的关注以及对“制度”概念的发展，来解决各学科自身发展的某种困境。二是明确脉络复杂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取向的共性特征，为后文论述建立起批评和立论的基础。
　　“制度”（institution）是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关键词，但学者们对其涵义并没有一致意见。美国学者彼得斯认为其在政治学中用得很不严谨，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反映了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制度主义的传统形式”（彼得斯，2005/2011： 26）。经济学者诺斯（North， 1990：4-5）认为，制度是用来约束人们互动行为的一切形式，包括有意设计的正式规则和仅仅随时间演化而形成的非正式准则（如惯例习俗、行为规范等），他特别强调制度（institutions）和组织（organizations）的区别，认为两者是“规则”和“玩家”的关系，前者定义游戏的玩法，而后者则谋求在规则限定内如何赢得比赛。也就是说，诺斯认为应该将作为规则的制度和规则影响下的行为模式区分开来。但是，一套规则要成为制度，必须有相关团体和个人的体认，而参与人对制度结构具有的则是主观的和未必完备的知识。因此，后来的经济学者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认为制度是参与人有策略地互动的结果，且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青木昌彦，2001/2016：11）。美国社会学者斯科特（2008/2010：56）总结各流派的观点，将制度的基础要素概括为规制性（regulation）、规范性（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cultural－cognitive），并将制度界定为：“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将规则、观念、参与者等诸种因素都容纳进来。
　　从上述可知，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概念涵义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制度概念，也添加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大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一是作为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制度。正式的宪法和法律“构成个人与政治组织（polity）、经济的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的正式的规则、合规程序和标准操作实践”（Vail，2009：21），帮助人们理解行动的背景和做出选择，但并不直接决定行动，正式规则内存有大量非正式谈判空间，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自我反思型的行动者有可能做出创造性的决定（Immergut， 1998）。二是作为实际活动模式的制度。正式的组织或非正式的网络总是捆绑着相对稳定的资源，表现为持续存在的一系列关系，因此，从过程角度而言，制度主要表现为影响行动者目标、能力和彼此关系的实际的沟通和活动模式（Skocpol，1995）。三是作为价值规范的制度。马奇和奥尔森（1989/2011：21）强调制度的道德涵义，认为制度设定角色和创造认同，为行动者建立合法性。从这个角度，制度规则包括“惯例、程序、协议、职责、组织形式以及技术等”，“还包括信念、榜样、符号、文化及知识等”，后者对职责和惯例起支持和阐释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的提出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科斯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通常被认为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1975年，威廉姆森正式命名“新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的思想传统（卢瑟福，1994/1999：2-4）。据科斯（2000/2003：11）的说法，当时主流的微观经济学过于注重形式主义理论而轻视社会事实，以至于“与真实的世界越来越疏远”，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而突出了制度对于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影响。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North， 1990：6）。而企业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企业的内外部关系协调，也包括法律、社会和文化制度、技术变化等相互关系复杂的诸多因素。
　　法国学者梅纳尔（2000/2003：1-2）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于三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斯从历史角度对非正式准则以及市场与政治关系的分析，青木昌彦的博弈论制度变迁理论。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的演化经济学也被归入新制度主义范畴。总体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是对旧制度主义的回归，但在发展中也力图克服旧制度主义因缺少形式而被芜杂资料和过程性事实所淹没的弊病，其中的一些流派（如青木昌彦等的工作）试图将高度数学化的形式和制度演化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取得出色的成就。所以，英国经济学者卢瑟福（1994/1999：29-31）认为，制度研究既不可能完全靠形式化模型来解释，也不能沉溺于具体资料而缺乏提炼的精确度，要建立起“既有理论说服力又有历史实用性的制度经济学”。
　　政治学方面，马奇和奥尔森（2007：20-21）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两位学者将当时流行的制度研究弊病概括为背景论、化约论、功利主义、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其核心症结在于，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条件（如阶级、地理、文化、经济等）所决定，从而失去在政治事件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政治现象被视为微观层面的个人和群体理性行为的总体性后果，宏观层面的结果仅仅取决于个体行为者之间出于有意的利益考量或无意的顽固习惯而进行的复杂互动，行为者的偏好（preferences）和权力（powers）则是植根于其社会经济地位而独立于政治体系的外生性因素。新制度主义认为规则、惯例和形式虽然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但制度的稳定性和惯性也使这些经验惯例能超越历史条件而被保留下来，因此，制度并非简单反映当下的外部环境状况，也不仅是解决人们当前利益冲突的平衡方案（马奇，奥尔森，1989/2011：167-168）。
　　在理论取向上，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有调和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二元分立的色彩。它重视制度的正式性和结构性特征，认为政治制度 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具有管制性，约束个人行为并成为成员共享的价值和意义仪式（彼得斯，2005/2011：18-19）； 但也保留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关注制度的内部运作，“将制度现象解释为形成政策和行政行为的一种自变量”（彼得斯，1998/2006：304-305）。制度作为行动者具有自主性（马奇，奥尔森，2007：27），“政治制度影响到资源配置，而资源反过来也影响政治行动者的权力，并进而影响政治制度”。斯考切波（1979/2007：27-28、31）则认为国家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其基本任务在于维持秩序和进行国际竞争，“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的利益等同或融合”，甚至会对抗整个支配阶级及其生产方式。
　　社会学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鲍威尔和迪马吉奥1991年主编出版论文集《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将分别发表于1977年和1983年的四项研究作为“奠基性主张”。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将强有力的中心行动者（如国家、职业或组织场域中支配性行动者）及其利益作为制度建构的基础，认为制度的创造和实施往往经由冲突和争辩，因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模糊性的过程（迪马吉奥、鲍威尔，1991/2008：32）。不过，组织分析和经济学、政治学研究勾连紧密。彼得斯（2005/2011：111）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组织分析方法对政治研究有关键启发。鲍威尔和迪马吉奥也关注到其和政治学、经济史学研究的持续对话。
　　受经济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进展的影响，1991-1996年康奈尔大学举办有关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系列研讨，并于1998年出版论文集《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试图廓清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核心理论和实质性问题。默顿（Merton， 1998：xi）在该书前言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是对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的修正，“提供对制度情境与个体行为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Victor Nee（1998：1）认为，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资源包括从韦伯、托克维尔、马克思等的宏大社会理论，到诺斯、霍曼斯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和默顿的中观社会理论。在默顿看来，社会学整体主义的严重弊端在于失去了和有深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传统的相邻社会学科（如经济学）的互动对话能力。因此，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学科对话的特点，致力于分析制度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如Nee和Brinton（1998：xix）在《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一书导论中所言：“贯穿全书的重点在于制度的出现、维续和变迁，以及制度、非正式规则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可知，新制度主义并非一套成体系的理论假设或研究方法，其在各个学科的兴起都是问题取向的，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被提出，以回应当前主流研究对制度的某种程度的忽视或偏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困境。不同学科背景下的新制度主义所处理的问题各不相同，对制度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但在有关制度的两个核心问题上则体现了较强的共通性。其一是摒弃简化的决定论和还原论，强调制度和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制度规范行动者的行为，影响个人选择，但制度的执行和实施具有情境性，并受到行动者选择的影响和塑造，一些制度本身也被视为行动者。经济学者将此称为方法论的“制度个人主义”（卢瑟福，1994/1999：61）。其二是在承认制度的结构性影响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制度的历史性。制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并建构社会互动，但并不是对当前社会力量的简单映射，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惰性”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都使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连贯性。历史解释和结构解释对制度研究同等重要。
　　
二、新闻生产的制度研究
　　尽管新闻媒体在大众话语中一直有“第四权力”之称，但是有关新闻媒体的制度研究却十分薄弱。1959年，在媒体和政府机构均有供职经历的Cater（1959）以“政府的第四部门”为书名，将新闻媒体看作政府的其他三个分支之间的中介性制度（intermediary institution），描述和分析媒体和公职人员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中的互动关系。这被认为提供了一个解释新闻媒体政治角色的总括性模型（overarching model）（Cook， 1998：2）。
　　1970年代，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带动下，一些政治学者将新闻媒体视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而转向新闻媒体的制度研究，大多采用组织分析的方法，而问题关注点常在政治传播和影响研究的范畴里，因此主要落在新闻生产的制度分析上。代表性研究如Epstein（1973：xiv、xvii）所著《乌有乡消息》，受到其时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组织研究的政治学研讨会启发，将美国的新闻媒体首先视为商业组织，而不是一些有高度独立性的新闻人的集体，分析作为组织产出的“新闻”所受到的组织外部结构性因素（如政府规制、公司经济状况等）和组织内部程序（如人员安排、讲故事的技术和惯例等）的影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Sigal（1973）对报纸编辑室的研究也被认为是早期的制度研究。他在关注组织结构和组织目标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之外，还分析了政治家和媒体的共生互动关系，新闻发布会等正式的互动结构和官员向个体记者泄露（leaking）新闻的非正式渠道都是政府官员利用媒体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
　　新闻传播学上明确采用新制度主义取向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代晚期，依然侧重于新闻生产层面的分析。1998年Cook（1998：3）提出“新闻媒体作为政治制度”的观点，并划出新闻制度分析的四条路线：新闻组织的内部结构研究、政府新闻官员研究、政府官员和条线内外的记者关系研究、政府的媒体规制和新闻补贴政策研究。除最后一项新闻政策研究外，其他大体都在新闻生产研究范畴。1999年Sparrow（1999：xviii）也以“新闻媒体作为政治制度”为副题，引进政治学“压力团体”概念，从经济角度解释新闻生产，认为媒体作为私人部门虽然对美国政治系统的稳定很重要，却并不总是服务于民主价值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这些研究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讨论。例如，Schudson（2002）曾撰文反对将新闻媒体视为政治制度，并将来自不同学科对新闻生产过程的研究分为政治经济研究、组织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路径。最重要的反响则是《政治传播》杂志在2006年第2期组织专题讨论“新制度主义和新闻”（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News），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对新制度主义的第一次集中关注。该期讨论专题共刊发7篇文章，从不同视角探讨媒体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方法。不过，主题导论和7篇文章所讨论的实质性议题都将主旨放在新闻生产研究上。例如，Cook（2006）主张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方法，将新闻产品视为记者和其他政治行动者互动的结果。Entman（2006）和Lawrence（2006）皆建议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拓展对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的视野。稍有不同的是Benson（2006）引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在单个的新闻组织和整体社会之间，场域／制度构成中间层的跨组织的专业环境，并主张将更为宏观的市场和国家组织（polity）这两种力量纳入制度分析。但专题主持人Ryfe（2006）对此充满疑虑，认为特定国家的媒体系统有自己的制度轨迹，这种宏大制度分析或许仅仅适用于跨国比较的目的。
　　聚焦于新闻生产过程的研究在1970年代有其创新贡献。由于假设大众媒体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大众传播研究从诞生伊始就被说服性影响研究和受众研究所主导，严重忽视传播过程的其他环节。但是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将“制度”缩窄为新闻生产的制度化模式，将记者和消息源的互动关系作为核心分析对象产生两个弊端。一方面，由于侧重媒体生产的组织策略，常常忽视消息源所隶属的组织关系和组织结构的影响，陷入所谓“媒体中心主义”的窠臼（Schlesinger， 1990：61-83）。另一方面，此类研究实际上是去环境化和去背景化的，媒体所依存的社会结构特征被当作自然存在物而不被关注，或者将国家和市场的影响简化为某种绝对的权力关系。在这样的视角下，新闻媒体的性质被默认为一成不变，不论是媒体的生产惯例和共享意识形态，还是政治、经济力量对媒体生产的影响都是相对静态的，“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Schudson， 2002）。
　　Ryfe（2006）曾寄希望于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念使新闻生产领域的理论框架变得更为清晰，“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并乐观地预期这些研究也许可以形成新的理论传统。从规则和行动者互动角度，新闻生产分析也确实体现出一些新意，例如，Cook（1998：71-76）认为“新闻生产受制且增益于新闻规则和惯例”，记者活动受到制度框架的约束，但在实践中仍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非庞大的新闻生产机器上的“齿轮”。但根本的缺陷并未改变，即将新闻媒体的制度研究置于传统的政治传播影响研究范畴之下，缺乏关于媒体和社会关系的整体眼光。
　　实际上，1970年代曾有一些学者倡议从政治制度和媒体制度关系的角度来建立政治传播研究新模式，从政治制度的传播维度、媒体制度的政治维度、政治传播的受众取向和有关传播的政治文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Gurevitch & Blumler， 1979：270-290）。不过由于其时相关经验研究十分欠缺，这个从整体联系角度提出的构想十分粗疏。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跨国比较研究的发展使学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宏观制度变量对媒体内容乃至在社会共识达成上的广泛影响，相关思考才有真正进展。2000年，Blumler 和 Gurevitch（2000/2006：162）在省思“转换中的政治传播领域”时再次提出，以某种体制（systems）的视角考察政治传播过程是有用和有效的，有助于界定总体传播类型，“可使事情清晰起来”。
　　一些学者对单个国家媒体制度的历史研究，也揭示了宏观结构及其与微观层面实践的互动对媒体制度的影响。例如，Kaplan（2002：6-16）的研究表明，专业主义新闻业在美国出现，既非进步主义叙事中的自然发展的结果，也非单纯的媒体随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商业策略，而是主要与美国1890年代的政治变迁相关，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取决于社会精英的权力关系和文化观点。Curran 和 Seaton（2003：373-385）对英国报刊和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的复杂性。英国的两类媒体规制政策的分离和矛盾，既是特定政治哲学、政策目标和媒体发展的历史传统限定的结果，也是在管理机构及其权威和社会互动中形成，政策的权宜性和目标多样性，以及政策的意外后果都是促成英国媒体核心政策具有不连贯性的原因。不过，可能由于此类研究数量较少，研究者自身和其学术同行们均未能从制度研究框架转变的角度进行理解，前者仍然被看作是中观层面的新闻生产研究，后者则被归入传媒政策研究之列 。
　　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都有较为整体的视野。但是，一方面，这两个研究路径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激进左翼的思想或多或少遮蔽了其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和本学科对其制度研究价值的认知。批判范式致力于“揭示媒体内容的阶级偏见和意识形态特征以及霸权的总体趋势”，将建制的主流媒体视为不公正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有根本缺陷的制度（Nordenstreng， 2009），降低乃至阻碍了其对传媒制度深入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在新闻专业主义被视为普遍理想的假设之下，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对政治经济分析和规范性问题本身比较忽视。2017年 McChesney 和 Pickard（2017：264）再次审视将新闻媒体作为政治行动者的观点，认为美国主流的新闻媒体研究长期存在与现实的“巨大脱节”，“国家—市场”二元对立的观点根深蒂固，即使面对诸多批评，商业媒体仍被认为是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这导致了对传媒结构性问题研究的边缘化。
　　
三、碎片化的传媒体制研究
　　如果拓宽思路而不拘泥于有意识的制度研究，那么，真正将新闻运作视为一种制度并关注其与社会宏观结构关系的研究，发端于新闻规范研究。影响力巨大的西伯特等（Siebert，Peterson & Schramm， 1959）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此领域留下长久而厚重的投影。该书从跨国比较的角度提供了“一种理解传播系统与其运行所在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Nerone， 1995： 8），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将国家和市场二元对立，认为独立于国家控制的传媒体制就是自由的，反之亦然。这种在1950年代其时已经陷入现实僵局的哲学思想例外地在新闻传播学科取得持久的地位。社会政治变迁和作为理想范型本身的困难使“四种理论”遭受不断的批评，却也一直难以建立一个新的替代性的理论体系。
　　1970年代，Lowenstein（Merrill & Lowenstein， 1979：163-168）有感于很难将一个国家的传媒体制放在“四种理论”框架下讨论而提出“双层类型”（two-tiered typology）， 从媒体所有权和媒体哲学两个层面来考察特定国家的传媒体制， 将媒体哲学分为五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社会威权主义（social- authoritarian）、自由主义（libertarian）、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tarian）、社会集中主义（social-centralist），并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添加了媒体哲学的演化模型。但是，本质而言，“双层类型”仍然延续了“四种理论”的二分法。
　　二战后的欧美报业遭遇严重经济危机，报纸死亡和所有权集中加速，从1960年代晚期开始，西欧国家对报业的干预政策和支持力度快速增长，而美国不论媒体还是学术界均无相关讨论。美国学者Picard（1985：19-21、68）有感于此而着手研究西欧各国实施国家干预政策的情况，并提出传媒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深度参与经济计划制定和经济决策以应对市场失灵，将社会主义政策揉进资本主义之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紧密相关，这意味着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改变。因此，传媒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也是否定了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国家—市场”二分法。不过，与之前的诸种理论一样，这也是基于相应政治哲学而提出的具有强烈规范化色彩的理论，且仅针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在这个理想范型中，媒体不是私人所有者的工具，也不是国家和政党的工具，而是人民的工具，是人民散布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意见的公共设施。
　　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并以之（尤其是美国）为观照中心，曾经基于一种传媒强社会影响的假想而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径。一是采用现代化范式的发展传播学理论，从勒纳早期的媒体发展模型、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到本世纪的参与式发展理论，以工业化发达国家为最终发展目标，认为传播可以促进发展。另一个是采用“边缘—中心”范式的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强调美国在世界媒体市场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媒体将在信息自由流通的名义下主导世界。前者以静态孤立的因果关系解释而忽视了环境和社会的互动因素（Servaes， 2015：74）， 后者则秉承全球化思维而无视国家的作用，在1990年代遭到系统批评后渐失影响力（汤林森，1991/1999：328）。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美传媒解除管制运动激发了学者重新审视国家、市场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对市场自由主义弊端的深入分析，使很多学者意识到私有媒体不能自动成为人民的声音。市场为了规避风险通常并不竞争，且“倾向于强烈反对特定公民的选择”，传播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张个人选择自由的市场自由主义事实上“更多地为投资者而不是公民选择做辩护”（基恩，1991/2003：62-81）。贝克（2001/2008：58-61、154-162）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国家干预传媒的合法性。由于传媒产品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重要的外部性，对市场交易外的第三者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此，国家干预应被看作是传媒外部性第三受益人的集体代表对市场失灵做出响应，通过成套方案提供大量补助和引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式契约的结构介入来补充和管制市场。1996年，英国学者Curran（1996：106）在讨论媒体和民主的关系时，比较了四种模式的私有媒体所代表的声音和利益差异，主张将媒体的核心部分托付给公共服务组织。但是，所有这些讨论均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体现了不同类型的民主哲学理论之下的规范性特征。
　　大约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转型社会的传媒研究、去西方化传媒研究和跨国经验比较研究给规范取向的欧美中心主义的传媒体制研究带来突破。前两者打破了欧美传媒理论所默认并悬置的稳定政治经济环境，学者不得不寻求新的分析和解释路径。后者则以具体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的经验研究打破了传统上对欧美传媒规范单一性和普遍性的假想。
　　苏东剧变给传媒体制研究带来重大改变和持久影响。正如波兰学者Jakubowicz（1997）所言，“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变迁的加速，以及其卷入的传媒变迁，总是更新和充实着大众传播研究”。一批学者对剧变前后的中欧和东欧的传媒研究详细讨论了政治、市场等因素与新闻业的关系。Jakubowicz（2001）对中东欧传媒变迁的研究发现，早期不同政见者提出的理想化媒体民主化模型和后来的现实不符，中东欧的媒体变迁并非断然的“全面转型”，而是一个“交叉孕育”（cross-fertilization）的过程。Colin Sparks（1998：179）曾说：“报刊的四种理论对理解后共产主义社会传媒体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毫无助益。”他对这些国家的报纸和公共广播电视的研究，生动地展示了条文规定和实际运作模式之间的差距，传媒运作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不能将传媒与其运行的社会环境隔离开来。Downing（1996：x-xiv）则试图通过比较东欧社会巨变中的媒体变迁和有类似社会转型过程的拉美等地区的经验，来构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国际化的传媒理论”。他认为，既往的传媒理论都是基于英美两国的材料数据，导致国家、地区冲突、社会变迁等大量议题被边缘化，传媒研究应当整合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传播技术和哲学等诸多因素。
　　尽管转型社会的传媒研究也受到政治学“过渡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的影响，认为威权主义国家的转型都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将成为欧美那样的自由民主社会（Sparks，2008）。但相关研究显示了传媒体制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反思传媒研究中的英美中心主义偏见。例如，Curran 和Park（2000：12）主编的论文集《去西方化媒体研究》作为这种反思精神的产物，既对亚非拉诸多国家的传媒体制现状进行分析，也在“民主新自由主义社会”和“民主管制型社会”的新类型划分下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传媒和权力关系重新检视。编者认为“传媒体制不仅被国家规制权力和国内受众偏好所塑造，还受到基于本国环境的一系列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这些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都在简化的全球化叙事中被排除在外。
　　转型研究和去西方化研究都认为传媒体制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受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政治哲学）、文化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影响，注重宏观社会结构和传媒的微观实践运作的互动关系分析，体现了很强的新制度主义取向。但是，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其并没有在Downing所追求的普遍传媒理论上有显著增益。
　　其一，虽然政治学研究承认“过渡范式”失败，转型国家并没有走向理想的自由民主政治，而是普遍形成混合政权（hybrid regime）（Diamond， 2002）， 但传媒研究仍然以媒体的民主功能和自由民主的传媒体制作为观照点，导致其在制度变迁上的研究价值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遮掩。例如，Jakubowicz 和 Sük?sd（2008）曾总结有关中欧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传媒体制研究的12个概念框架，包括媒体的民主角色、民主媒体制度的“个体发育（ontogenesis）”规律、媒体政策制定分析、媒体变迁的促进性和限制性因素等，其中不少涉及制度研究，对媒体变迁的结构性因素和制度化过程有深入分析，但是却在整体的民主化和全球化叙事中被遮盖。
　　其二，去西方化研究目标有欠清晰，兼以诸种追求学术研究本土化力量的推动，没有在比较中形成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学术品质，而是成为覆盖世界各地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Waisbord， 2015）。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成为“西方化”的二元对立面，对文化冲突性的关注使一些学者主张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进行“以亚洲为中心”和“以非洲为中心的”传媒理论研究（Wang， 2011：2-3）。华人学者马杰伟（Ma， 2001：32）曾对此种状况进行批评，认为“亚洲需要一个全新的传媒理论”的宣称是将亚洲经验本质化（essentializing）和异域化，西方传媒理论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并不是说在其他社会政治环境中，市场和国家在传媒动力机制中角色完全不同，“我们需要做的是修改现有的理论以适应中国语境”。
　　Hallin和Mancini（2004：1-2）根据18个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提出欧美传媒体制的三种模式，表明即便在具有相同历史、文化和制度特征的国家里，新闻媒体制度也呈现明显分化。这一开创性的研究秉承西伯特等“四种理论”的核心问题意识，首要关注传媒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兼顾媒体政策法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两位学者（Hallin & Mancini， 2012：1-2）摒弃了“四种理论”的普遍化（universalizing）比较分析法，因为这种并非基于对特定传媒体制深入研究的比较是“肤浅的”，“充满以民族为中心的假设”，而采用经验的比较研究，对特定传媒体制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比较中“使隐形者可见”，从而发现可以真正解释传媒体制的因素。不过，尽管经验的比较研究力图避免将特定环境中总结的传媒体制模型变成通用模式，但由于其致力于建立传媒和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事实上使其总结的模式成为具有规范性的理想类型。为了弥补“三种模式”的不足，两位学者后续扩大研究案例的范围，特别是容纳进中东、东欧和亚非拉地区代表性国家的传媒体制，经验比较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又和转型研究、去西方化研究趋同。
　　从哈林等的四个比较维度（媒体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角色）而言，经验研究框架仍然隐含了以欧美社会为背景的重要假设。首先是国家和市场分离，市场相对于国家具有独立性。国家的角色主要体现在政策法规等对媒体的监管和规制上，这与实际运行中的欧美之外地区的传媒体制多有不符。其次，将媒体专业性抽象为一组指标，这对欧美媒体体制有效，但是对于一些媒体没有独立性的社会，单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其中媒体表现的复杂性。其三，对情境和文化因素的忽视。例如，新加坡学者George（2013）曾谈及，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模式似乎显著区别于西方新闻模式，但从媒体所处情境而言，在贫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时，发展议题其实就是媒体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后续的拓展研究虽然并不完全遵从这四个分析维度，且对一些重要议题有补充（Hallin & Mancini， 2012），但是，对于模式的追求使相关研究彼此割裂，疏于分析不同模式所呈现的一些共同特征。在破除四种理论的规范模型的同时，经验比较研究也陷入理论碎片化的困境。
　　
四、重建新闻媒体的新制度主义研究
　　从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理解的三个层面来说，目前新闻媒体的制度研究皆有所涉及。传媒政策作为正式的制度规则，是国家与多层次的社会行动者在互动中达成的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关系。新闻生产研究则对非正式的惯例、习俗、策略仪式有较为深入的探析，而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要求隐含于其中成为分析参照物。去西方化研究和转型社会的传媒研究倾向于将制度理解为新闻媒体的实际活动模式。比较传媒体制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制度作为理想价值规范的内涵。但是，从总体的研究取向来说，由于缺少对制度环境的整体性把握，新闻媒体的制度研究陷入重复、分散的困境，并没有作出体系化的理论解释，也没有对新闻专业主义规范所遭遇的挑战形成有力的回应。
　　Christians等（Christians et al.， 2009：ix）认为，有两种传媒理论，一种规定了媒体在社会中的规范性任务，一种则描述媒体在社会中的实际角色。前者是一种与文化相关的理想价值观，后者则注重从客观的角度来解释现实。人类社会的行为受到文化观念的约束和建构，哲学性规范理论可以通过在社会上形成某种共识而起作用。所以，两者既有区别也相互联系。人类学的“实践理论” （practice theory）则以另一组概念“结构”（structure）和“代理”（agency）强调了宏观结构限定和社会实践过程的对立辩证关系。“结构”是构成的（constituted）社会世界，是规则制度概念和权力关系安排，“代理”则是真实的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制度结构通过主体嵌入以社会行动者代理，而社会行动者则有复杂的主观“意向性”（intentionality），通过生动多样的、因时因地的实践而复制或改造社会规范和制度（Ortner， 2006：16、129-130）。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制度设置，承载特定社会的规范性概念所限定的角色和义务，同时，新闻媒体也是社会行动者，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和其他制度的代理行动者互动作用，体现或修改新闻媒体在特定社会里所承载的理想性规范概念。
　　基于此，本文建议以“国家—市场—观念”作为概念框架来重建新闻媒体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主要考虑两点。一是在传媒制度研究中“找回国家和观念”。传媒研究要关注指导和限定政治和经济行动的规则系统，还要关注支撑这些系统的更为底层的文化系统。文化不仅是用来为人们追求某种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策略而提供工具和赋予正当性的“工具箱”（迪马吉奥，鲍威尔，1991/2008：32），而是能够建构客观实在和“独自影响社会世界的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宽泛的社会价值观，运行于其中组织机构唯有与其保持一致才能获得合法性（斯科特，1991/2008：182-183）。因此，制度研究需要将作为文化制度的“观念”容纳进来。二是要发展具有历史意识的过程研究。结构性分析总是假设制度作为外生条件的统一性和决定性，但是，具有意向性的行动者对制度结构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应性（fitness），遵从或违反制度行为的意愿程度并不相同，因此，现实中的制度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方钦，2019：73）。过程分析的优势在于可以将微观层面的“实地”变化和宏观层面的具有历史性的变迁衔接起来，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互动作用中把握制度规则的延续和变革（Roudakova， 2012：248）。
　　（一）国家作为行动者
　　在古典政治学中，作为政治制度的国家（state）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宪法体系结构”，是一种政治实践的静态结构形式，依据不同的学术取向，此种结构或者来自社会的系统性需求，或是对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即阶级关系）的反映，或是既得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或者是霸权意识形态的体现（罗思坦，1998/2006：205-206）。这种宏大而笼统的理论适合做类型学分析，因此，注重微观影响的美国传媒研究通常将国家作为默认的稳定环境而不加关注，或者简化为具体的传媒法规政策；而在批判路径的研究中，国家则被当作整齐划一的权力或霸权。
　　新制度主义认为国家既是一种制度结构也是行动者，有自己的利益主张，具有独立于支配阶级的自主性和因历史而形成的不同的国家能力（斯考克波，1985/2009：10-18）。对英国、美国和瑞典三个自由民主国家应对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政策的比较研究显示，国家和社会之间有复杂的互动关系，社会政策遗产、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倾向、知识专家的参与、历史演化的官僚系统自主性等均会促成不同的公共政策路径。产出凯恩斯主义的英国最终没有采用凯恩斯政策，瑞典和美国均采用了不同程度的凯恩斯式“新政”，但因国家结构不同，两国商业融入公共决策的过程和方式有显著差异（韦尔，斯考克波，1985/2009：195-196）。
　　传媒政策和新闻媒体的实际表现也体现了国家作为制度结构和行动者的复杂影响。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在限制言论自由的非民主国家，部分媒体也会提供基于独立判断和对公众利益负责的准确信息，因为此种新闻价值在政治精英阶层中拥有支持者；而民主国家的法律支持言论自由，却不保护需要大量私人资金投入的新闻服务，这导致新闻业无法独立于媒体所有者的偏好（Josephi， 2013）。从静态的规范性国家制度而言，媒体的这些表现给传媒理论带来很多困扰，不少学者据此对新闻业和政治制度的联系持怀疑态度。2011年国际媒体和传播研究协会曾专场讨论“是否必须根据民主来定义新闻业”，2013年《新闻学》杂志组织专题讨论“新闻业和民主脱耦”（Josephi， 2013）。实际上，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静态的传媒理论将国家结构理解为一个和谐连贯的整体，政治制度原则必定对应于相应的传媒决策过程和政策实施，将具有理想规范性的民主媒体理论直接等同于媒体的实际运行，因而无法解释国家作为具有多元主体的行动者所可能产生的决策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二）市场作为调节过程
　　早期的新制度主义将制度的延续和变迁看作截然分开的两种状态，在系统平稳的情况下，制度在正反馈效应下自我“再制”（reproduce），严重的系统冲击则会改变秩序，但秩序也会再次恢复稳定，这就是所谓“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Ryfe， 2006）。新近的研究认为制度再制远非自动完成，根据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动情况，社会行动者不论修正还是捍卫现存制度设置都是一个“再磋商的过程”，制度维续的同时也以微妙的方式发生转型， 如制度层叠，即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架构中嫁接全新的元素；或转换（conversion），即给制度联盟设定全新的目标或添加新群体，从而使制度功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改变（西伦，2004/2010：30-31）。从经济学的角度，在战争、革命、灾难等重大变动之外的日常社会中，市场诸要素（如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等）的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相对价格变化导致市场中的一方或多方行动者有动机改变合约规则，从而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处境（North， 1990：84-88）。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协商谈判的规则惯例、谈判方的地位和资源背景，以及修改合约所涉及的利益搭便车等情况都在变动中，谈判有可能形成新的规则，而后新规则会反过来影响市场关系；也有可能旧规则克服种种困难依然维持下去，但相应的市场力量乃至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传媒的市场维度的研究通常关注受众和新闻组织的财务考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相对静止的框架下，市场影响体现为新闻生产的惯例。新闻媒体的所有权集中也引起广泛讨论，但侧重于描述现象和分析后果，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市场动因则分析甚少。以“收益递增经济学”而知名的经济学家阿瑟（2009/2014：XI、80、175）认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从技术中产生，并随技术的进化而进化。技术不仅提供一套实现目标的新方法，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某种具有共性的技术集群出现，就会有技术的“重新域定”，并带来经济的重新域定，“当新的技术体一同进入经济领域并发生作用时，它们就形成了相互一致的结构，并在经济中有了一个大约一致的模式”。由于技术总是运用于特定文化中，并和其中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整合起来，新技术的引进和普遍使用也就意味着传媒制度的变迁乃至新的制度模式的形成。
　　历史上，技术发展是传媒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如欧洲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系的变迁；目前，互联网相关技术的传播应用及其所带来的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危机备受瞩目。将以技术变革为动力的市场置于制度变迁的视野下，则市场勾连了国家和观念两个层面。变动不居的市场状况推动社会各层面行动者做出反应并重新协商规则，但是规则修订和更新仍需遵从特定社会中普遍接受的观念的规范性理想。
　　（三）观念作为社会运作的内在机制
　　尽管早在上世纪60年代，伯格和卢克曼（1967/2009）就已系统论述了日常观念的制度化和合法化过程，及其对现实秩序具有约束力的机制，但对于经验社会学来说，“面向阐释理论而非因果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是一个“困难的框架”（Nee & Ingram， 1998：24），作为文化制度的观念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中十分薄弱。朱克尔（1991/2008：88-116）曾在常人方法论的影响下，用三个实验检验过社会知识不同程度的制度化对文化延续所产生的影响，但观念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作用，观念对社会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则几乎不被关注。经济学制度研究普遍重视观念的影响，诺思（1981/1992：48）曾说：“如果没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晰理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那么，我们解释现行资源配置或历史变革的能力便会有很大缺口。”
　　根据知识社会学理论，一种在社会情境中发展起来的经验知识常常也为同一环境中许多人所共享，使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某种“现实”，并作为社会知识而被维护和传递（伯格，卢克曼，1967/2009：19-21）。观念具有历史性，人们的观念大多来自先验的社会传承，而不是个体生命所经验的现实；但是，社会观念作为一种传统反映的虽然是历史的现实，却提供关于日常现实的秩序和意义。观念作为内化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基础而运行。由于观念规定了个体的选择偏好，普遍的社会观念可以驱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议程，从而重新塑造社会发展演化的方向（戈尔茨坦，基欧汉，1993/2005：14）。观念还常常具有很强的理想规范性，尽管和背景环境之间存在一种“选择亲和性”，但是规范性的观念常常超越“纯粹的物质利益计算”，“一个阶级或集团如果要想能进行伟大的集体行动，就必须相信它的道德命运”（霍尔，1993/2005： 39、45、48）。
　　西方新闻业中的民主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西方现代民主的起源和新闻业曾经紧密相关，因此，尽管新闻业和国家的关系、新闻业的社会政治角色随时间迁移而屡有变迁，但在传媒理论和新闻的专业性思考中，新闻业的民主角色和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已经被理论化为新闻业的内在精神（ethos）（Josephi ，2013）。如今，这种理想化的假设正受到越来越多挑战。在实践层面，美国的“公共传播危机”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媒体对政府进行了大量揭露性报道，但是提供的公民服务却越来越少；在理论层面，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性规范备受质疑，公共服务原则也面目不清（陈红梅，2019）。西方新闻业的民主规范也受到学界批评不断，甚至被称为“霸权模式”（Nerone，2013）。但是，这仅是来自传统的观念和现实境况之间的龃龉，对美国新闻业十年危机和转型的研究显示（陈红梅，2018），规范性的观念会因危机境况而被强力激活，引导了社会各层面行动者的干预行为，并最终塑造了美国新闻业的转型路径。如果脱离对普遍社会信念的分析，传媒制度演化的结果将很难得到有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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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