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马一琨
　　【本文提要】本文讨论了社交媒体研究中“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概念的发展脉络，探寻这一概念如何将社交媒体中的互动与传统互动相区分，并形塑用户何种新体验，给予社交媒体研究何种新的资源。进而发现，在此概念发展过程中，“情境”本身的视角独立性已严重削弱，情境崩溃成为平台可供性的必然结果，这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与争论焦点。恢复情境和情境中行动者的相对独立性，从情境入手去激活关系可供性，或可给可供性理论提供一种新启发。
　　【关键词】语境崩溃 社交媒体 平台可供性 关系可供性 社会情境
　　【中图分类号】G206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交媒体中的交往现象，特别是由于多种交往的同时并存引发的交往“危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普遍意识到社交媒体的复合平台性质所引发的种种和日常面对面交往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也已经不再是CMC（计算机中介传播）所关注的社交线索、自我披露、媒体丰富性等概念能够涵盖和解释的。如何理解社交媒体中的人际交往困境成为社交媒体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其中，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作为一个重要概念一经提出，由于其对现实现象的有力解释以及对多种社交媒体热门现象的解释潜力，如可供性（Davis & Jurgenson， 2014）、隐私管理（Child & Westermann， 2013）、在线分享（Beam et al.， 2017）、社会资本（Vitak， 2012）等，从而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和潮流之一，被视为重新想象当下社会生活的关键概念。
　　本研究试图追寻语境崩溃的理论脉络，进而讨论在这一概念的演化过程中揭示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其内在的矛盾动力为何？进而探讨如何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乃至这一概念对于媒介研究可能的理论启示。
　　
一、理论溯源：承继、转向与发展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和情境的关联可以追溯到欧文·戈夫曼（1959），他认为所有社会角色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表演。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所进行表演，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观众中有选择地展示自己的行为，并注意区别自己在每一个情境中的角色与其他情境中的角色，来保证对不同的观众展示出不同的自我，而这样的表演效果是通过使用“观众隔离”的手段得以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情境的天然的物理分离，隔离观众对于表演者来说是易于实现的，人们在各种空间分离的情境中穿梭往来，进行着自我与角色的社会舞台建构。
　　如果说戈夫曼关注的是在空间分离的现实情境中人们如何进行表演以试图控制观众的印象生成，而观众也在情境互动中不断对此作出反应，从而达成某一种情境定义和自我呈现方式与印象；那么梅洛维茨（1985）则意识到了情境的空间分离在电子媒介时代发生的重要变化，不同空间分离的情境开始出现融合，“场景”就是梅洛维茨为了描述这一变化而从戈夫曼那里借用的概念。梅洛维茨所说的“场景”其实就是戈夫曼所说的“情境”，即situation，只是中文不同学科的译法不同（梁旭艳，2018）（因此本文后面这两个概念也是混用的）。当稳定的社会情境被打破，原有的社会情境和新的社会情境发生接触与融合时，人们的社会行为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种融合并不是两个情境的简单组合，而是演化为具有统一新规则和角色的新情境。梅洛维茨将电视时代的这种新情境命名为“中台”，从而强调电子媒介给戈夫曼的面对面交往中的前台和后台情境带来的新变化。
　　梅洛维茨与戈夫曼不同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媒介引发了分离的现实情境融合的趋势，而随着社会场景的融合，人们的社会行为模式也随之改变，从而产生了新的交往模式。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现实生活中多个语境/情境中的受众汇集到单一社交平台，进而引发了一种新的多重并置、重叠情境，这对于“演员”而言，自我呈现成为异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在虚拟与现实难以区分的网络化时代（Networked Era），面对这种社交平台引发的多重情境的并置与重叠现象，学界从戈夫曼和梅洛维茨出发，发展出了新的解释工具：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这其中的领军人物就是博伊德（danah boyd）（笔者认为博伊德所说的“语境”即梅洛维茨与戈夫曼所说的“情境”在网络空间的释义，后文会有阐述，因此本文后面这两个概念也是混用的）。
　　
二、研究脉络：媒介技术嬗变中的“语境崩溃”
　　博伊德（2002）认为数字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社会环境，让其以新的方式进行互动。数字环境的架构设计没有向人们提供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的明确语境与信息反馈形式，身体的缺席使得自我感知和自我呈现变得困难，用户必须通过管理和控制信息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身体来展现自己。在线下，社交互动与它所在的情境密不可分，人们可以控制自己呈现特定的身份；而在线上时，虽然数字世界的文本提供了部分关于个人身份的信息，但它远不如一个人通过身体传达的信息丰富。由于数字交往是由比特组成的，信息是默认存档并很容易通过技术聚合起来；同时数字架构的可搜索性会折叠、并置情境信息，使用户难以在特定的情境正确呈现自己，这就使得个人的期望和在网络中建构的现实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要么旨在呈现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自我形象，要么冒着传达不恰当信息的风险选择特定的自我形象（boyd， 2002：28）；此外，他们从面对面交往中获取和使用的语境信息在网络中可能并不具备相同的含义，而误解了语境的暗示会导致人们呈现不合适的自我形象进而给观众留下错误的印象，从而造成尴尬的社交局面。博伊德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崩溃的语境（collapsed context）”。
　　在电子媒体兴起之前也会出现语境崩溃的现象，但通常是在面对面更受控制的环境中发生，因此个体很容易快速调整自己的行为表现以解决尴尬的局面。而到了电子媒体兴起的时代，通过梅洛维茨（1985）所描述的公众人物如何被迫与广播媒体谈判的经历，可以看到当广播电视瓦解并再嵌入社会群体的现实情境时，就会产生不可调节的冲突与麻烦，语境崩溃现象出现得更为频繁。
　　随着电子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博伊德（2008）继续完善了“崩溃的语境（collapsed context）”这一概念。社交媒体包括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交互的系统，从而使得多对多互动这一新的网络互动方式成为可能，并支持创建供人们聚集的网络空间。博伊德将这些空间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公众称为“网络公众（networked publics）”。网络公众既使评估和确定现实语境的机制复杂化，又使现实中细分的语境发生崩溃，因此在线维护不同的语境，对于表演者来说特别棘手。在网络公众中，由于表演者没有意识到来自不同语境的观众会同时存在于同一语境，语境发生冲突会成为常态，以至于表演者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扩大了尴尬；即使直接面对的观众可能理解表演者的表演行为，但潜在的来自不同背景的观众可能更多，这使得网络公众需要不断与经常发生冲突的语境进行斗争。此外，由于网络公众可以在广泛的网络空间进行交往互动，因此与传统的广播媒体公众相比，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感受到了这种冲突的语境。而这些语境的冲突性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同时使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交动力复杂化，这也使得在网络社会中定义和控制公共和私人边界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当有人主动公开看似隐私的内容，或技术使人们控制访问和可见性的能力变得复杂时，人们便陷入如何在网络社会中重获控制感的困境（boyd， 2010）。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交媒体汇集能力的进一步增加，博伊德（2011）进一步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她强调当技术夷平多种语境的边界，将不同语境中的多样受众融为一体时，就发生了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d）。社交媒体用户将被迫同时应对植根于不同规范、需要不同社会反应的社会情境，而这些社会情境在现实中是完全不会发生关联的，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用户自我表达的张力和焦虑（boyd， 2014），通过将技术、情境、自我表达或表演、公众相互联系起来，语境崩溃的概念已逐步得以定型。
　　
三、理论启示：“可供性”视角下的“想象受众”
　　博伊德（2010）将社交网站进一步明确为一种“网络公众”类型，即网络公众是通过网络技术重组的公众。因此，它们同时是（1）通过网络技术构建的空间，以及（2）由人、技术和实践的交汇而产生的想象中的集体。互联网技术重新组织了信息的流动方式以及人们与信息之间的交互方式，从本质上讲，网络公众的技术架构将他们与传统公众的概念区分开来。博伊德认为，网络公众不仅是相互联系的公众，还是受到网络、媒体资源及其所蕴含潜力所影响和转变的公众。技术构造他们的方式引入了独特的可供性（Affordance），这些可供性塑造了人们如何参与网络环境，是用户和平台交互的结果。博伊德着重指出了四种技术特性：持久性（Persistence），即内容可被自动记录和存档；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即内容可被复制；可伸缩性（Scalability），即内容的潜在可见性很大；可搜索性（Searchability），即内容可以通过搜索访问。基于平台可供性的视角，博伊德考察了公众在网络环境中的社会实践并指出，平台的可供性并不能决定参与者的行为，但它们确实以影响参与者的参与度的方式来配置其社交环境，给予参与者社交新动力的同时也给参与者带来必须应对的新问题。
　　在博伊德对语境崩溃现象的进一步研究中，她认为还有另外两个起着核心作用的动力因素塑造着网络公众的社交行为：看不见的受众（invisible audiences）；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模糊（the blurring of public and private）。这两个因素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网络公众社交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人们通常可以确定谁在场及谁可以见证其特定的表演，但随着网络社交平台将众多分离的情境与人际关系融合在一起，潜在受众和看不见的受众出现了，作为表演者的公共形象与私人形象边界发生了模糊，从而使网络公众的社交行为也随之改变。从理论上讲，平台的持久性、可复制性、可伸缩性和可搜索性使人们在平台中可以进行更广泛时空范围内的访问，人们共享相同的网络空间。在自我呈现的过程中，所面对的观众对语境的建构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关于观众的信息，用户便很难把握自己的举止是否恰当，更不用说根据观众的反应做出调整了。而潜在受众和看不见的受众这种新型观众的出现使得表演者无法进行及时调整。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网络公众经常通过“想象受众（imagined audience）”来评估与调整自己的行为（Marwick & boyd， 2011）。
　　“想象受众（imagined audience）”的概念是戈夫曼与梅洛维茨的情境理论中并未讨论过的现象。博伊德（2011）在对推特用户基于平台的实践研究中指出，网络媒体将前述梅洛维茨所讨论的广播电视引发的变化推展到了更普遍的人际互动，通过将面向公众和个体之间的互动结合起来，为网络公众创造了新的社交联系机会，也带来新的社交紧张局势和冲突。技术使空间和地点的隐喻更加复杂，想象的受众可能与其实际观众完全不同。因此，网络中的个人展示是个人所呈现的身份和内容的合作，并且想象的受众会直接影响用户选择所要发布的内容，从而对于该用户而言，具有了可见性。用户的社交环境是根据用户所想象的受众来构建的，而用户不断根据受众改变自我呈现的事实也揭示了作为一种建构的真实性——真实性是由受众建构的，语境崩溃的问题使得个人在不同自我之间转换的能力成了问题。想象受众这一概念意味着，语境崩溃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在传播者本身，而是发生在更加广泛的CMC网络中，平台的技术特征和用户的策略性使用都或隐或现地影响着语境崩溃的最终结果。
　　博伊德（2010）认为，平台的可供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动态变化正在改变着网络公众的社交生活，而随着社交网站和社交媒体变得越来越普遍，网络公众与公众之间的区别将越来越模糊。因此，博伊德所描绘的社交新动态不会被限制在数字世界的范围内，而是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博伊德也认为，这并不代表社交网站中出现的新局面仅仅是由技术发展所决定，而是源于参与者或隐含或明确地将应对由可供性引发的这些变化作为他们社交参与的核心部分。从本质上讲，人们正在学习在中介架构的约束和可能性之内进行自我呈现，就像人们一直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构建自我形象一样。正如博伊德（2008）之前对美国青少年参与社交网站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青少年可以而且确实在发展应对这些复杂语境的策略，而且青少年更愿意接受并融入网络公众；另一方面，成年人常常发现网络公众带来的转变令人困惑和不适，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经历的社交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不过他们也正在适应这些变化，并发展出自己的方法和策略来重新配置技术以满足其社交需求。
　　
四、理论争议：有张力的矛盾概念
　　语境崩溃概念一经提出，由于其对现实现象的有力解释以及对多种社交媒体热门现象的解释潜力，从而成为近年来社交媒体研究热点，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当情境崩溃成为社交媒体中的常态时，探寻用户如何应对情境崩溃的策略就成为研究的热点。固然用户依然存在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语境联合来控制印象和自我表达的可能，但是用户意料之外的语境冲突越来越成为情境崩溃的主要面向，用户不得不面对原本分离情境中的不同期待、不同关系的汇集和冲突。用户的自我表达已经越来越不像早期CMC研究的那样很大程度上由用户控制（Walther， 1996），而是很大程度上由网络受众控制（Marwick & Ellison， 2012）。虽然受众的无限性已经被用户体验到，并影响到其自我表达，但用户依然会通过各种策略，试图将之视为是有限的、被空间和社会边界限定的受众，从而化解情境崩溃所产生的张力和焦虑。比较常见的策略就是通过发表被最大程度的观众所接受的信息和自我呈现（Hogan， 2010），以及通过不同的账号和隐私设置、技术工具来分隔不同的情境和受众（Stutzman， Capra， Thompson， 2011），从而能够只给特定的受众发信号（Tagg & Sergeant， 2016），实现类似于戈夫曼提出的针对不同情境观众的自我表达。可见，语境崩溃是西方学界面对社交媒体实践，从符号互动论、媒介情境论汲取理论资源，在网络化时代新的理论进展。
　　这一概念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与批判（Wexler et al.， 2018）。有学者认为语境崩溃是一个理论不足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混淆性。戴维斯和强森（Davis & Jurgenson）强调了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和含混不清之处。他们认为语境包括空间、地点、历史和情境，是指通过与特定社会网络的互动而激活的身份意义；崩溃指的是通过不同社会网络的混合而产生的角色身份的重叠。重要的是，他们对语境崩溃的理论处理在于假设在所有语境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崩溃，但不同语境下的崩溃水平各不相同（Davis & Jurgenson， 2014）。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改进，通过将概念置于尼森鲍姆（Nissenbuam）的语境完整性的隐私框架中，认为语境崩溃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进而将语境崩溃细分为两种类型：语境勾连（Context collusions）和语境冲突（Context collisions）。它们的区别在于意图，并有着截然不同的过程和后果。语境勾连强调的是用户有意识地通过社交媒体的渗透性将不同语境以及相关联的社交网络桥接起来，这种形式的语境崩溃通常是有益的、方便的，而且肯定早于社交媒体；而语境冲突强调的是用户意料之外的不同语境和相关联的社交网络重叠之后发生的碰撞。相较于博伊德着重指出的语境崩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麻烦，戴维斯和强森认为，两种形式的语境崩溃都不会带来固有的问题或益处，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它具有与规范人们期望和可供性相关的意义。同时，对于博伊德侧重关注平台可供性带来的影响，戴维斯和强森更关注用户如何实践及其所发挥的积极参与作用，并对技术决定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最后，戴维斯和强森所使用的语境（context）和博伊德相似，其思想资源都来自于符号互动论，而博伊德则更加明确来自于戈夫曼和梅洛维茨的理论精神。因此所谓的语境崩溃，在符号互动论的视野中，其核心就是分离的情境重叠在一起，从而发生的情境新的定义/难以定义，进而影响到自我如何表达，身份如何认同，多样的观众如何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和情境崩溃（Situation Collapse）是同义的。
　　简和高西娅认为，在博伊德对语境崩溃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交际简单性和确定性的社会想象，即在交际行为中普通人以共同的假设、行为和意义框架为基础，在一个“真实”的社区中进行简单的有限度的活动；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人们熟悉的“语境”。而他们认为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人们的自我呈现会选择特定的受众，细分和转换受众并没有导致实质性的困难。而且根据他们所参与的活动的具体性质，当其他人加入进来时，他们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人们实际上都很熟悉并已经建立了操纵这种复杂互动的能力，并确定了他们可能（和期望的）在其中的角色，而这种能力是相当灵活、可扩展和动态的（Jan & Gosia， 2018）。可以看到，简和高西娅在研究中试图摆脱他们所认为的语境崩溃概念被过度泛化使用于社交媒体现象的诠释之中。换言之，他们认为语境崩溃现象只是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经历的一小部分情况，不足以全面解释人们在具体社交实践中的复杂互动。从这个角度他们依然遵循了互动论传统，更关注人们在社交过程中的具体互动实践，强调互动的复杂性和高度的情境性。
　　如果说前述争论已经是在围绕着语境/情境崩溃是否存在简单化、同一化的倾向，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该概念是英美特定社交媒体环境的产物，是作为一种理解平台属性可供性的理论而提出的，存在将多样受众单一扁平化的问题，无法有效解释与概括其他文化背景中用户的社交媒体实践（Costa， 2018）。Costa依据在土耳其东南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马尔丁的人种学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积极地在网上采取多种策略（使用多个账户、虚假个人资料、更改隐私设置等）进行自我呈现的调整，以使不同的社会人际关系保持分离。在马尔丁，社交媒体用户会细致地塑造他们的在线空间，使不同的在线社交环境彼此分离是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常规方法。因此Costa认为在马尔丁，社交媒体中的情境没有发生崩溃，是由于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社交媒体用户大量更改隐私设置，并在创建和制作不同的在线空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面向公众的Facebook与传统的婚礼仪式社交环境相似，并没有将先前划分的社交群体混合在一起。Costa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设计人员打算使用的技术与用户实际使用的技术有所不同，Facebook的体系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范结构，必须在给定语境的文化特性内理解其用法。Costa认为，博伊德所述的语境崩溃是平台可供性引发的结果，通常用于描述特定英美社会环境中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她则倡导一种新的观点：社交媒体中的情境不是必然发生崩溃，需要将对社交媒体的理解与离线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关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各种差异化实践。通过跨文化的视角，Costa事实上指出，博伊德语境/情境崩塌概念预设的平台中心化、同一化所带来的语境/情境简单化，现实中的情境是复杂多变的，行动者对于情境的理解和自我呈现也是复杂的。还有学者认为，语境崩溃的概念使语言在语境分析所处位置这一伦理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单单强调语境崩溃会导致忽视其背后更重要的道德伦理冲突（Alexandra， 2016）。
　　以上争议分别从语境崩溃概念的界定、发生条件、用户互动与技术的平衡/倾斜、伦理冲突与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可以看到围绕这一概念所引发的情境复杂性与平台可供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并实际上成为争论的中心之一（这一张力本身蕴藏的理论潜力容后叙述）。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情境崩塌在博伊德的研究中强调的往往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重叠与冲突，时间引发的情境崩塌以及通过时间来实现情境的再分离，这是博伊德的情境崩塌概念中没有太多触及的，也恰恰反映了这个概念的潜在生命力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这一概念所揭示的现象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及其对前述的相关联的社交媒体重要议题的解释潜力，语境崩溃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研究的潮流之一，被视为重新想象当下社会生活的关键概念（Jan & Gosia， 2018）。
　　
五、“语境崩溃”再审视：两种阐释取向
　　那么到底应该将语境崩溃视为一种复杂的新情境，还是看作由平台可供性引发的一种既定事实与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考察语境/情境这一概念是否依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博伊德所使用的语境（context）定义的思想资源来自于符号互动论，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和印象管理协商方法是其理论框架的核心，然而随着博伊德后期研究对平台可供性的侧重倾向，其对社交媒体的阐释视角与符号互动论和媒介情境论产生了微妙的区别。在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中，情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存在，他关注的是在分离的不同情境中人们如何进行表演以控制观众的印象生成，而观众也在情境互动中不断地对此作出反应，从而促成某一种情境定义、自我呈现的方式与印象。事实上，戈夫曼也曾经指出过：“在互动中也许会发生抵触或不信任这种（情境）定义的事件，要不然就是对这种定义产生怀疑。当这些破坏性的事件发生时，互动本身可能会陷入一种混乱且窘迫的停滞之中。……参与者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情境曾被错误地定义，而现在又无任何定义的互动中。……窘迫不安，深切体验到那种面对面互动的小社会系统瓦解时所造成的混乱”（Goffman， 1959：12）。可见，戈夫曼始终关心的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情境与情境定义的一致/冲突。而梅洛维茨则意识到电子媒介引发了分离的现实情境融合的趋势。随着情境的融合，人们的社会行为模式也随之改变，从而产生了新的交往模式；由于广播电视发展带来的技术因素的加入，情境概念此时承担着媒介与人们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可以看到梅洛维茨的观点本身有一个从情境论向媒介论转变的过程，他的媒介情境论本身就是一个媒介技术与符号互动论的调和理论。而在梅洛维茨后期对媒介理论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转向：“矛盾的是，电子社区有助于弥合因场所定义的意义和经验的淡化而造成的差距，但同时它们又进一步稀释了那些剩余的非中介意义，从而增加了我们对中介形式的依赖性”（Meyrowitz， 1997：71）。在梅洛维茨看来，当情境出现崩溃时，似乎强调媒介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到了博伊德所处的网络化时代，在情境方面和戈夫曼以及梅洛维茨所讨论的重要差异在于，媒介已全面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梅洛维茨描述的公众人物在管理社会情境时面临的复杂性如今已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社交媒体技术融合了在现实世界中被普遍分割的语境。虽然博伊德说明了语境崩溃现象不仅由技术发展所决定，但是她也强调了参与者或隐含或明确地将由技术引发的变化作为他们社交参与的核心部分，语境崩溃现象是平台可供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进一步引发了人们行为的变化。从“collapsed context”到“context collapse”，前后语序的变化可以看出博伊德研究重点的转变：“collapsed context”侧重于语境、情境，“collapsed”作为形容词来修饰语境，重点在于语境发生了“崩溃”；而“context collapse”则直指平台引发的结果，其主语是平台，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而成立。可见博伊德还是有一个从符号互动论、情境论向平台可供性的视角转换蕴含其中。从这个角度看，博伊德与梅洛维茨后期媒介理论的思路是暗合的。当博伊德强调了平台可供性的同时，固然提供了新的概念和视角来理解社交媒体，但也就自然遮蔽了符号互动论和情境论的视角。由于忽视了情境概念的独立地位，导致情境除了中介功能外，其他附加意义被掩盖而消失。
　　而早期另外一位研究语境崩溃现象的学者韦施（Wesch， 2009）则坚持了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不同于早期博伊德阐述这一概念时所采用的戈夫曼的自我呈现和身份、印象管理的概念，当然更不同于后期博伊德所使用的平台可供性视角，韦施主要的理论资源来自于库利（Cooley， 1902）和米德（Mead， 1925）对于“自我”间互动的理论。韦施（2009）在对YouTube和其他在线社区研究时提出，新媒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新方法，而且提供了新的自我意识形式，即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与他人联系的新方法。与博伊德相同的是，韦施也认为我们在线上如何展示自己以及扩展自己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语境，但他关于语境崩溃的认识则呈现出一个新的维度，即他认为语境崩溃是无穷多个语境相互崩溃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复杂情况。以网络摄像头为例，镜头在任何时刻捕获的图像、动作和文字都可以传输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始终保留（表演者必须承担其后果），并涵盖了几乎所有时间和空间（几乎所有可能的环境），从而使人们面临着自我呈现的危机。演员不仅不知道在不确定的背景下对模糊的听众说些什么，在每个特定时刻人们甚至可能不确定他们正在面对的听众是谁。对此，在线用户必须努力争取自己的立足点以帮助限制和定义语境的界限，通过想象别人如何看待和判断他们来了解自己。库利（1902）将这种通过他人评判而审视自己形象的行为归纳为“镜中我”理论，而米德（1925）在此基础上指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个体以“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角色参与公共活动，以此构成了自我的基本结构，即“客我”与“主我”的统一，使得自我的出现成为可能。只要这些概化他人不会在同一语境中发生冲突，人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自我，自信地采取“路线”，并保持自己的“面子”。而韦施从上述两种理论资源出发，认为网络用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充满太多可能的概化他人问题：无限连接的网络迫使用户对受众的想象宽泛到几乎无限可能的其他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对个体的自我都有不同的观点和判断，由此产生众多的“概化他人”，进一步产生众多的“自我”，那么这些自我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冲突。因此，韦施对情境崩溃的理解更接近于米德，从自我之间的冲突来讨论情境的难以定义。
　　当把博伊德和韦施对于语境崩溃的两种诠释视角相互参照时，可以分别看到从符号互动论向平台可供性的转向和坚持符号互动论的两种不同取向，前者将语境崩溃看作由平台可供性引发的一种既定事实与结果，由此引发人们的行为变化，情境概念不再是独立变量，地位也随之萎缩；而后者则偏向将语境崩溃视为一种复杂的新情境，情境概念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性。在笔者看来，语境崩溃作为一个有张力的矛盾概念，它不仅与平台的可供性相关，同时也与情境定义的重叠、冲突与重组密切相关。技术本身不能决定行动者或者行动以及情境，它只能创造出一种边界或者可能，情境定义的冲突与崩溃是语境崩溃的前提与中心。
　　
六、通过“情境”去落地关系可供性：一种可能的经验理论取向
　　本研究试图通过梳理博伊德使用与阐释这一概念的过程，阐释其与媒介情境论的暗合和发展脉络，讨论其概念和理论的张力以及不同的路径与面向。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虽然普遍关注语境/情境崩溃中行动者处理和化解情境崩溃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策略，但情境本身的理论和视角独立性已经被严重削弱，语境/情境崩溃成为技术/平台可供性视角下的必然结果，这与梅洛维茨从媒介情境论这样的调和理论走向媒介理论的逻辑是暗合的（Meyrowitz，1994）。虽然梅洛维茨的媒介理论和博伊德的平台可供性都是单一媒介（medium）而非媒介化所讨论的复数媒介（media），但是其理论逻辑基本是一致的；虽然都宣称不是简单的媒介决定论，但以媒介为中心去考察媒介的形式和技术对于用户与社会的“影响”这一倾向也是这两种理论普遍存在的。然而，在这种理论倾向中，正如前述的语境/情境崩溃这一微观理论研究的进展和争议所揭示的，“社会情境”以及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的独立性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已经被存疑甚至忽略，从可供性角度来讨论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传播学界新的潮流，在社交媒体研究中很大程度上以平台为中心的视角占主导地位。虽然可供性理论本身是持互动论或环境/技术/平台与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立场，①但在社交媒体平台可供性的研究中还是侧重于强调平台可供性作为稳定属性对用户实践影响这一面，相对忽略了用户具体实践和情境的独立性，②这在“情境崩溃”研究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例如，Van Dijck和Poell（2013）专注于社交媒体的逻辑，强调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属性如何塑造内容和使用方式。Bucher（2012）强调了软件和算法在塑造友谊和社交能力方面的作用，强调了社交媒体架构的力量，却忽略了可供性概念中具体的关系组件和用户实践。Davis和Chouinard（2017）认为，定义上的混淆和无法解释各种背景下的情况是使用可供性概念时的两个主要缺陷。他们认为，“人们对可供性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态学意义的，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已被压缩为同质的区块（homogenous block）”。Vitak和Kim（2014）认为，社交媒体与其他媒体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功能，包括“内容的可见性和持久性，连接的关联以及内容的可编辑性”。可供性被定义为社交媒体稳定的属性，并不考虑处于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用户以及其具体的情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Trepte（2015）将可供性理解为社交媒体的固有特征，而不是关系过程。在上述这些研究中，社交媒体被描述为体现稳定架构的平台，而可供性被理解为社交媒体的固有属性，虽然，可供性概念依然宣称同时关注人—技术/平台两个面向的互构或相互作用。
　　然而，无论是从经验层面还是从比较研究的层面，媒介的“影响”以及技术/平台/媒介可供性（无论是1979年Gibson一开始强调的被生物直接感知的环境可供性还是后来的1999年Norman区分的感知可供性之外还存在“真实”的独立于生物感知的可供性）并不存在着固定的影响路线和模式，不同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的能动性是不同的，人与技术/平台/媒介所建立的联系也是不同的。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当下传播学领域的可供性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更多地讨论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性。Evans（2017）认为，狭义地确定或简单地列出据称与一项技术有关的可供性，所提供的理论价值有限，并将理论贡献限制在有限的经验空间内；他建议以不同框架探索人与技术/物之间的关系，去考察可供性的多维性和关系性质，以平衡对技术使用的物质影响。Nagy和Neff（2015）提出了“想象的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他们将其理论化为用户感知、态度和期望之间的关系网络，强调用户面对媒介技术时可能意识不到特定可供性的存在。Costa（2018）认为，可供性不是技术平台的稳固属性，而是牵涉到不同的正在进行的构成过程，这些过程可能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发生根本的变化，并由此提出“实践中的可供性（Affordances-in-practice）”，强调可供性仅通过特定的物质和社会实践才能形成，是一个实践中的多样进程。Wendy（2020）则引入了“关系可供性（relational affordance）”的概念，将可供性作为技术、用户和环境之间交互的产物，以强调移动社交媒体、用户及其各种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Wendy认为，技术的可供性远不是“平台中心主义（platform-centrism）”和“数字普遍主义（digital universalism）”，对可供性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不仅要考虑到不同地理区域对技术的不同使用，还要考虑到时间的变化，移动社交媒体公众的关系可供性可能会随着语境的演变而发生变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形式。Wendy进一步提出三种“关系可供性”——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基于家庭的访问（home-based access）和时间性（temporality），将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平台视为独立于其所处环境的物理（或数字）对象，展示了物理、中介和政治语境如何塑造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平台可供性的视角固然重要，但如果如博伊德和大多数研究者那样将之视为平台的一种稳定属性，那也仅仅是多重能动性和多重结构的一种，即作为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和技术结构，而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以及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依然是研究中不容忽略的视角。近来，研究者对社交媒体的可供性研究，从逻辑上强调是非二元对立的，强调人对技术或媒介的感知，甚至是人与技术的互动。如Schrock（2015）提出传播可供性，强调主体对感知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是如何改变传播实践的；潘忠党（2017）则从信息生产、社交、移动三个维度来建立可供性指标，试图跨越技术与用户之间的边界。
　　然而，这种从人—物互动关系去理解可供性的努力，在经验研究中并不太成功。
　　在具体的平台可供性经验研究中，往往偏好两种取向，要么强调作为技术稳定属性的可供性对用户感知、行为、社会属性的影响，要么把人的能动性和技术的社会建构放在核心位置。但是无论是关注技术还是用户，都是一种二元对立论的想法，在技术和社会的两端摇摆。前述晚近的将可供性视为一种关系可供性，关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但在经验研究层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经验研究概念，也始终陷入二元调和论的困境，在具体研究中也往往或者侧重于这两极中的一极，或者简单地将之视为是互构的过程，从而使得这一概念的关系含义本身丧失意义。
　　因而，回到前述语境崩溃的争议中，我们会发现，之所以关系可供性的视角无法落地，恰恰是忽略了情境的独立性，忽略了情境在人/行动者与技术/平台/媒介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对于平台可供性，如果脱离情境本身去讨论，就会陷入二元对立论或调和论的困境之中。
　　因此，面对可供性研究在经验研究层面，本文提倡重新恢复“情境”的独立地位，将情境中所蕴藏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作为能动/约束的资源，将情境作为研究中重要且独立的视角予以明确，将情境视为人与技术/平台的关系建构的必经和独立环节，人与技术的可供性在情境中才能遭遇（encounter），彼此感知、互动、赋予、调试意义、达成情境定义，关系意义的可供性才能建构和生成。在符号互动论的情境视角下，我们可以将语境/情境崩溃视为一种复杂的新情境建构，从这一思路出发，将人与技术都视为新的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回到情境中去进行对技术使用的观察，进一步讨论多种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社会情境建构过程中所蕴藏的多种能动性、结构、资源和复杂性，而非仅仅从人的行动/技术的影响一端出发，或仅仅大而化之地将之视为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关系可供性）。从情境出发，将可供性视为关系/互动中的情境遭遇与情境定义的达成过程，或许是跳出这一对立范式的经验研究的可能路径，也能摆脱可供性研究碎片化、歧义化，操作中容易各持一端的困境，这是语境/情境崩溃理论给我们提供的理论激发。
　　社会情境论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强调情境的建构性、差异性、现实性，因而，如果将语境/情境崩溃这一概念视为当下社交媒体环境中一种新社会情境，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关注中国社会脉络下这种新社会情境建构的方式和西方的差异性。相较于西方学界，我们在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中的语境崩溃现象时，理论资源依然停留在媒介情境论，极少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用户自我呈现的影响。但如果聚焦中国语境下的社交媒体使用实践，可以看出语境崩溃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也是未来这一理论在国内可以继续推进并和国际对话的方向。社会情境论视角下的语境/情境崩溃，以及这种新社会情境建构过程中，作为社会文化脉络下的中国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的多种能动性和结构性的汇集、勾连和冲突，采用情境论，就不会像平台可供性那样不自觉地将网络中的物与人视为唯一的研究单元，而会将可供性视为行动者（人与非人）在情境中遭遇、建构和情境定义的相互协商过程。这样，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情境中，人与技术/平台如何遭遇、情境定义如何从模糊到清晰，从而使得人与技术的关系可供性成为现实，这种具体的语境/情境和西方有何相似与不同，将为进一步和西方媒介理论对话提供契机。■
　　
注释：
①这种关系或互构的可供性视角为很多持生态心理学视角的研究者所认同。如Hutchby I (2003); Faraj S.Azad B. (2012); Nagy P.Neff G. (2015).
②这一对社交媒体平台可供性的属性稳定性的分类和强调从博伊德开始就成为平台可供性研究的主流。如boyd d (2010); Papacharissi Z.Yuan E. (2011); Postigo H. (2014); Vitak J.Kim J. (2014); Trepte 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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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传播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一琨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该研究于修改过程中，匿审人对可供性的专业意见以及安徽大学姜红教授2020年11月19日河海大学线上论坛的演讲“作为实践的媒介技术可供性”中对于关系可供性的梳理和讨论使得笔者进一步确定了本项研究对于可供性理论的相对价值与可能贡献，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