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会 蔡骐
　　【本文提要】2020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哔哩哔哩网站发布的《后浪》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后浪”也迅即成为国内主流报纸的常用流行语。在对“后浪”群体的报道实践中，媒体通过一种新身份、新关系和新观念的建构，形成了以奔涌话语为核心的媒体“后浪”话语。这种积极话语赋予“后浪”群体一种本质化表征，并通过议程设置和情感动员，激励“后浪”汇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洪流，以实现对年轻一代的价值引导。但是，在想象与激情的驱动下，“后浪奔涌”难以避免地陷入自身的逻辑谬误中，这一命题也因此为人们制造了某种迷思。
　　【关键词】后浪 报纸 话语实践 迷思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5月3日，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站）发布了名为《后浪》的演讲视频，借纪念五四青年节之机，表达了对年轻一代的认可、赞美和寄语。《后浪》驳斥了“一代不如一代”的陋见，视频中“心中有火，眼里有光”的年轻一代摆脱了各种负面的刻板标签，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和被赞美、被羡慕的对象。这段演讲一经推出，便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转发，“后浪”也成为网络热词。随后，“后浪”一词被主流媒体征用，并迅疾成为“2020年春夏季中国主流报纸流行语”，①在进一步推动“后浪”一词热度的同时，也形塑和影响着人们对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认知。
　　新概念在媒介平台的突然流行往往不是毫无缘由的，媒体的报道虽取材于社会现实，却也是对客观存在的选择性再现，是“社会建构的结果”（Cohen & Young，1974）。媒体将各种传播意图隐藏于报道文本之后，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诱发力（causative force）的话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Cynk，2018）。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通过设置复杂话语手段，呈现“自然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改变的价值”（Eagleton，1998：236）。所以说，被主流媒体征用后的“后浪”意义实则错综复杂地生成和流动于媒体“后浪”话语的实践过程之中，唯有将“后浪”话语从报道文本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引向社会实践的维度”（李敬，2014），才能进一步揭示这一媒体话语的生成原因与社会影响。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主流媒体中流行的“后浪”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以总结媒体“后浪”话语的实践形式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具体而言，“后浪”概念是如何被传统媒体征用的？媒体“后浪”话语的社会实践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又体现出何种意义？这种话语实践有何不足？这些不足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下文中研究者将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B站《后浪》视频发布半年以来（2020年5月3日至11月3日）国内报纸媒体对“后浪”的相关报道。研究样本获取方面，研究者首先在慧科新闻数据库（WiseNews）中检索标题包含“后浪”的新闻报道，共获得相关报道1024篇。随后，采用人工筛选的方式，剔除重复和不涉及人物报道的文章，最终获得308篇样本报道，报道文本共计54.4411万字。
　　分析策略上，本文主要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在描绘话语实践的同时，探讨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并揭示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费尔克拉夫，2003：12）。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研究者进行了一些拓展，综合了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方法，首先，将报道文本视为话语的载体与表现形式，采用词频分析的方法，统计和总结报道中“前浪”与“后浪”的指代对象分布特点，并通过共词分析法，归纳“后浪”报道的主题呈现特征，以实现对静态文本的内容分析；在此之后，我们结合文本的生产与消费语境，总结潜藏于报道文本背后的新闻话语特征，探讨媒体“后浪”话语的社会文化意义，并重点从批判性维度来揭示这种话语实践的复杂内涵。
　　
三、报纸报道中“后浪”的概念生成与主题呈现
　　研究媒体中的“后浪”话语实践，应首先明晰报道文本中“后浪”概念的含义，亦即“后浪”概念的初始意涵、作为网络流行语的“后浪”意义，以及被征用的“后浪”在媒体报道中的使用方式。同时，概念的含义还取决于它们与其他概念之间的结合方式。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共词分析的方法，挖掘不同概念背后的意义勾连，并进一步总结出“后浪”报道的主题聚合特征。
　　（一）概念生成：社会群体的隐喻
　　概念（concept）是一种高度概括性的主张、类型或形式，通常由单一的符号或一整套符号所传递（李特约翰，2009：101）。通过对“后浪”概念的溯源研究可以发现，其最早出现于宋代刘斧编撰的《青琐高议》：“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明代的《增广贤文》中也曾记载：“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这两则文本中的“后浪”均指“新人”。概念的含义除来源于其初始文本外，还取决于其传播过程中被不同传播者所共享的意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古训自出现后，一直被用来比喻人或事物不断发展更迭，新陈代谢。由此，“后浪”也就具备了两层含义：其一，“后浪”概念本身就暗含着其与“前浪”之间的竞争与替代关系。“浪”意味着大势所趋，“后浪”冲击和取代“前浪”是一个非人为和不可控的自然过程。“后浪”与“前浪”之间具有天然的竞争性，“前”和“后”看似是时间概念，但其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的空间概念。“后浪”一词的本意强调的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而是对原有位置的侵占和替换，是一种空间上的抢夺，一种对有限生存资源的觊觎，一种威胁话语。其二，“后浪”是一种集体现象，它意味着汹涌而来和成群结队，指一个庞大的群体和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长久以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直被作为古训引用，“后浪”一词被单独使用的情况并不多见。直至2020年《后浪》视频的推出，“后浪”才开始广泛传播，并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将某一社会人群比喻为“后浪”，是一种典型的隐喻修辞方式，而值得注意的是，视频中作为喻体的“后浪”的本体并未直接出现。制作方在片头将视频称为“献给新一代的演讲”，视频中的演讲对象一直被称为“你们”，而在“奔涌吧，后浪”的主题句出现后，视频结尾出现了“和1.3亿B站年轻人一起表达自我，拥抱世界”的字幕。根据B站公布的财务报告，2019年第四季度，B站月均活跃用户达1.3亿。②所以《后浪》视频中的年轻人其实包括涉及各个年龄阶段的B站所有用户。总之，《后浪》视频并没有对“你们”作出明确的群体划分。诚然，作为对五四青年节的献礼，这部影片中的“后浪”也被自然而然地定位为青年群体。
　　如果说B站视频中的“后浪”尚有相对明确的指代对象，那么，被主流媒体征用后的“后浪”则完全丧失了界定标准。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308篇报道中指代不同对象的“后浪”共出现330次（样本报道中“后浪”的指代对象分布情况表1 表1见本期第16页）。总体上看，“后浪”概念在报道中的使用方式主要包括三种：
　　首先，“后浪”被用来指出生于固定年代的群体。这其中包括按十年期标准划分的00后、90后和80后，也包括划分标准更为细致的05后、95后和85后。由此，1980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人均可能被称为“后浪”，在这一涉及年龄阶段跨度较大的使用方式中，“后浪”的指代对象显然是不明晰的。
　　其次，“后浪”也被用来置换年龄代称。一方面，“后浪”被用来指处于某一学龄阶段的人群，如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等；另一方面，它也被用来指同龄群体，其中包括代表相对年龄的年轻人，也包括与绝对年龄有关的儿童、青少年、少年、未成年人和中青年。
　　此外，“后浪”还会成为与生理年龄无关的称呼，被用来指代后辈或某领域内的新人。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的“后浪”还有可能单独出现，这种完全隐去本体的比喻方式通常出现于喻体与本体间存在不言而喻和众所周知的指代关系时，而在“后浪”指代对象尚未达成各界共识的前提下，这种用法无疑会更加令人费解。
　　（二）主题呈现：符号意义的勾连
　　符号与其实际的指涉物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这就使得人们的符号使用变得非常复杂。更为复杂的是，各种概念在文本之中总是被混合起来使用的，概念的共现及其背后的符号意义勾连，使得文本成为一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并呈现出特定的主题。概念的意义来源于它们与其他概念的关系。整体而言，报道中的“后浪”主要通过与两种概念的联系而实现意义的再生产：一方面，“前浪”与“后浪”的对比决定了具体文本中的“后浪”特征；另一方面，报道中“后浪”与其他概念的结合，使报道呈现出不同的主题。
　　作为与“后浪”对应的概念，“前浪”直接决定着“后浪”的界定与含义。虽然多数报道中的“前浪”是不直接在场的，但是对直接出现的55次“前浪”的内容分析，仍能帮助我们寻找出某种规律性（样本报道中“前浪”的指代对象分布情况表2　表2见本期第17页）。统计发现，报道中的“前浪”主要被用来指代某领域内相对有资历的人（“老XX”，如老艺术家、老技师、老医生、老队员）、前辈、老师和家长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报道中，经常被划为“后浪”的90后和80后也成为“前浪”。虽然在同一文本中，“前浪”与“后浪”之间具有明确的划定标准，如同一篇报道中的研究生相对于本科生，青年教师相对于小学生，90后相对于00后，等等。但从报道总体看，“前浪”涉及的人群依然涉及跨度较大的年龄阶段，相对概念被尝试作为一种有固定指代对象的概念使用，这也成为“后浪”和“前浪”概念指代不明的重要原因。
　　再从“后浪”与其他概念的关系看，为总结和讨论报道的主题呈现特点，研究者运用python语言对报道标题中出现率排名前50的词语进行共词分析，获取共词矩阵，并使用ucinet软件，根据共词矩阵得出网络关系图（图1　图1见本期第18页）。分析发现：“后浪”和“奔涌”成为标题中出现率最高的词语，“奔涌吧，后浪”也是B站视频的主题句，这体现出传统媒体对网络流行词语的征用和对社会流行话题的关照。“后浪”与其他概念的结合，则呈现出不同的主题：与就业、高考的结合，契合取样阶段（6月至9月）的相关社会事件，体现出媒体对青年成长的关注；与青年、年轻、消费等的结合，反映的是这一群体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前浪”、讲述、故事，及其与文化、传承、遗传等的结合，讨论的是新时代的代际关系问题；与脱贫、攻坚、家乡、创新、创业和一线、防汛的结合，体现出青年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强调的是国家发展和个体成长间的良性关系。可以说，报道呈现出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群体形象，报道中的“后浪”或是扶贫主力军，或是文化传承的接棒人，或成为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总体而言，“后浪”成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希望，个人成长被纳入更宏观的社会主题。
　　综上，作为与“前浪”相对应的概念，报道中的“后浪”并无明确的指代对象，不同文本中的“后浪”指涉不同的社会群体，但其与各种高频概念的结合，却使报道呈现出聚合和类型化的主题特征。诚然，词频分析只是对报道数据的量化描述，话语研究才可能帮助研究者更详细地探讨“大众媒体信息的意义、结构或影响”（梵·迪克，2003：25）。唯有将报道中的“后浪”话语视为一种由传媒机构生产的公共话语，将其放置于“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语境中”（Van Dijk，1994），方能挖掘出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
　　
四、媒体“后浪”话语的社会实践
　　报道意义的生成不只有赖于其文本中的概念使用与主题呈现，也存在于文本背后的话语实践中。媒体话语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机构性的特定形式的实践活动，它既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又在社会意义上表现出某种建构性。按照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2003：60）的观点，话语具有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关系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和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其中，身份功能关涉社会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关系功能关涉话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制定和协商，观念功能关涉文本说明这个世界及其过程、实体和关系的途径。可以说，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分析，“后浪”话语正是在身份、关系和观念三个维度上与社会发生关联的。
　　（一）“后浪”话语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主体化和结构化的自我生成，通常有赖于主导话语中一系列身份的建构（Benwell & Stokoe，2006：30）。作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建构者，媒体在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报道通过“后浪”概念的使用，尝试给一种类型化的社会群体作出界定，并借助象征性符号及其关联意义确认这一社会群体的身份。“后浪”话语通过建构和强调这一社会群体的身份位置，生产出引导他们角色行为的预期。这种身份认同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差异性”，即人们对其所处的结构性角色位置的认同；其二是“一致性”，即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社会群体的意识。
　　从“差异性”的角度看，媒体通过引入“他者”，为“后浪”提供参照，促使他们在对比中强化对自身角色位置的认同。与“后浪”差异性最显著的人群便是“前浪”，分析发现，报道中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可以被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生理年龄阶段造成的差异，即作为年轻人的“后浪”在体力、精力和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方面的优势。如：
　　“徒弟我只收那些调皮好动的。”年福升说，因为舞狮的动作比较危险，难度也很高，年轻人在体力和身体灵活度上更具优势，也更能演绎出狮子的各种神态（《江淮晨报》，7月10日）。
　　二是不同成长背景造成的差异，即作为新生代的“后浪”独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后浪”是全球化、改革开放、教育改革和网络技术发展的获益者，“好时代”赋予他们更多的选择，也成就了他们异于其他群体的独有特征，如“标榜个性，注重悦己，迷恋二次元”（《新快报》，8月12日），“热衷视频社交”（《消费日报》，8月10日），等等。
　　此外，与“后浪”具有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还有“非浪”，这一概念流行于针对B站《后浪》视频拍摄的《非浪》视频，被用来指代虽与“后浪”生于同一时代，却只能成为浪花下潜流的社会底层人群。在本研究的308篇样本报道中，这一人群并未出现。
　　从“同一性”的角度看，媒体从现实“后浪”群体中寻找出某些典型人物，抽象出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身份类别，为现实“后浪”提供归属感和归类参照。同时，媒体还通过对这些参照群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刻画，将对现实“后浪”群体的社会期待潜移默化地融合于媒介话语中。
　　政治身份上，报道中的“后浪”可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团员、党员，相同的身份给予他们共同的使命感，在恪守政治规范的同时，他们也积极承担着政治身份赋予他们的责任期待。责任担当成为这类人群的共同品质。例如，
　　虽然我是一名书记员，但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党员，我会始终永葆红色基因，在工作中一样不辱使命（《靖江日报》，7月20日）。
　　经济身份上，作为新生代的“后浪”投资球鞋、买盲盒，玩转新消费，点亮夜市经济，用消费促生产，成为“潮流消费者”；会科学，懂市场，直播卖农产，积极投身乡村建设，成为“现代化新农人”；技术创新，电商创业，捕捉新业态，成为“网络经济弄潮儿”……尽管不同报道中的“后浪”特征不同、形象各异，但总体而言，这些“后浪”的经济身份实则服从于共同的建构逻辑，即他们都被呈现为得益于时代，又积极助力时代进步，利用新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力量。
　　文化身份上，报道中的“后浪”是拓印、女书、秦腔脸谱、闽派盆景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同时，他们还是文化复兴者，在学习传统文化和民间技艺的同时，还利用自身优势，将中国文化传下去、传出去。例如：
　　作为年轻的传承人，他还有着自己的“小心思”。“要把传统艺术发扬出去，让更多人喜欢皮影戏，就要符合现在大众的审美，动漫人物、卡通形象都可引入到皮影戏的表演中来”（《江淮晨报》，7月10日）。
　　（二）“后浪”话语与代际关系的翻转
　　长久以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古训一直被用来激发“前浪”的警惕意识和危机感，在自然进化的语境下，发展就是新事物不断产生和旧事物不断消亡的过程，新人替换旧人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后浪》视频通过对“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的引入，凸显了我（“前浪”中的某些人）对你们（“后浪”）的肯定和鼓励，由此，“前浪”和“后浪”间达成了一种通过分裂而凝聚在一起的对立认同。亦即，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陈龙，2018）。与《后浪》视频竭力建构的“我们”关系类似，样本报道中的“前浪”与“后浪”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互利关系，这种代际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是“前浪”成就“后浪”。这也是传统媒体报道中惯常建构的代际关系类型。在媒体建构的话语中，“后浪”的成长离不开“前浪”的积极、主动培育，他们成为“前浪”精神品质的继承者。报道中作为先行者的“前浪”已经在属于他们的时代打拼出一番新天地，他们成为“后浪”社会化过程中的参照对象和榜样，例如：
　　奥运冠军张山走进校园与成都石室中学学子交流时动情地说：“许海峰夺得中国奥运第一金，激励了我走出校园，拿起了枪。”同一个讲台，女排世界冠军张晓雅说：“我为国争光的‘小种子’，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逆转俄罗斯队夺冠的那个凌晨埋下的”（《华西都市报》，9月3日）。
　　此外，报道中的“前浪”还是无私的奉献者，他们并没有把“后浪”看作是资源的抢夺者，而是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精神和技艺的继承人：
　　“师傅，我很用心，可我要怎样才能成为像您这样的工匠？我能赶超您吗？”“会！当然会！”丁卫松没有丁点儿迟疑，“要想成为一名工匠，要做到六个字：热爱、专注、坚持！”（《工人日报》，6月2日）。
　　其二是“后浪”推“前浪”。“后浪”推“前浪”，势必会挤占“前浪”的生存空间，而在媒体报道中，这种代际冲突性却被遮蔽了。由此，“推倒”被巧妙地置换为“助推”，“后浪”推“前浪”，不是利用身体上的优势抢夺他们的资源，而是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变年轻”。在强调后喻文化的语境下，年轻人拥有了更多的权利，紧跟时代风潮的“后浪”成为“前浪”虚心讨教的对象：
　　这位“90后”的父亲就是个种地的“老把式”，自己种的几亩地年年高产。但用父亲的老办法，前两年流转的几百亩地只能勉强保本。……这位“后浪”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打破了父亲的高产“神话”（《农村大众》，7月3日）。
　　第三是“后浪”接棒“前浪”。如果说前面两种关系势必由一方所主导，那么接棒关系强调的便是双方的平等合作。从表面上看，这类报道还是在讨论代际关系问题，但从更深层次剖析，报道中的主角已不再是单纯的“前浪”或“后浪”，而是更为宏观的社会发展大潮。可以说，共同的发展目标消解了“前浪”和“后浪”之间的代际隔阂，并促使他们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例如：
　　真正的“后浪”，存在的终极意义，不是“推前浪”，而是保持大海的汹涌和活力（《青年报》，5月18日）。
　　总之，“后浪”话语体现了媒体在弥合代沟方面所做的积极尝试，在“后浪”话语中，传统的代际关系被翻转了。一方面，单向的承袭关系被转换为双向的互助关系。传统代际关系强调的是引领与承袭，“前浪”因为其阅历、见识而处于舞台中央，而“后浪”报道则开始强调后喻文化，从此，“后浪”不再只是接受的一方，同样也是输出的一方，更有创新精神，更能适应时代变化的他们开始走向舞台的中央。另一方面，传统代际关系之间的竞争性和冲突性被巧妙地遮蔽了，“后浪”成为“前浪”的接班人，双方的矛盾关系被巧妙地翻转为一种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和谐共生关系，青丝与白发共勉，春华与秋实交辉，社会发展成为这类报道的核心议题，“后浪”也由一种威胁话语转为一种希望话语。
　　（三）“后浪”话语与价值观念的变革
　　作为对社会现实的选择性再现，新闻报道通常具有价值导向功能。媒体可以借助“公共话语的塑造”（Cukier et al.，2009），将其试图传达的价值观念转化为一种被纳入常识范畴的、普遍的、自然的且不言而喻的东西。作为上层建筑的价值观通常与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密不可分，因此，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分析发现，样本报道中的“后浪”话语传递出一种有异于前的价值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协商包容的人际观。“后浪”话语体现出一种平视协商的沟通理念和对多元价值和多样审美的包容，报道中不同人群的不同选择间无必然的对错优劣之分，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和而不同、相互学习，在坚持个性的同时，共同拥抱多元的世界。例如：
　　今天的年轻人，有自己生活的目标和规划，且凸显个性化的特点，个性鲜明。时代在发展，对事物的评价不能简单归一，好坏之分是辩证的，应该更加尊重个性化的选择（《北京青年报》，5月28日）。
　　其次是不依陈规的择业观。职业对于个人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持生活、发展个性和承担社会义务。对这三种作用的认识差异构成了人们的职业观念，亦即对不同职业的认识、评价、选择，以及对与职业有关的各种事物的态度。与传统的职业观相比，“后浪”话语倡导的职业观主要体现出两方面的不同：其一是推翻了传统的职业评价标准，象征稳定安逸和待遇优厚的“铁饭碗”、“金饭碗”不再是“后浪”的共同目标，报道中的大学毕业生灵活就业，他们投身基层、回到农村、自主创业，坚信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实现个人价值。其二是改变了以往的职业态度，报道中的典型人物不只坚持为人民服务、承担社会义务，还兼顾自身的个性和兴趣，热爱自己的事业，在自我实现的“小我”和奉献社会的“大我”之间寻求平衡。
　　再者是享受当下的消费观。在“后浪”报道中，勤俭节约已不是唯一的消费评判标准，“后浪”享受当下的超前消费方式不再受到批判，相反，参与夜市经济是响应国家政策，消费国货体现出一种“信任感的增强”，购买科技产品代表他们“努力提升生活品质，用心生活”，注重悦己消费不是自私、自我，而是一种投资自己的“减压”方式，追逐热点不是盲从，而是“为喜欢点赞，为关注买单”（《都市时报》，7月7日）。总之，“后浪”群体成为新消费趋势的引领者，他们的积极消费成为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
　　最后是青出于蓝的发展观。报道认可和肯定了“后浪”的多元价值取向和独特的工作、生活理念，并相信成长于新时代的他们一定会奔涌向前、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是“后浪”话语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与年轻一代曾背负的刻板标签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1993年，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了全国性的教育大讨论，文章中的中国80后少年怕苦、脆弱，与日本少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这篇报告文学的可信性在此后受到质疑，但它带来的舆论风潮仍使中国的80后群体背负各种社会压力，甚至一度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类似地，90后群体也因“非主流”、“杀马特”、“沉迷游戏”等污名化标签而被称为“脑残的一代”。与之相反，媒体“后浪”话语则传递出一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积极态度，报道中的新一代“勇敢、有朝气、敢于尝试，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一代人”（《北京青年报》，5月28日），他们成为祖国的希望，构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这一代人有别于所有前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成长于独特的好时代，历史机遇成就了他们的后来居上：
　　采访邓州农机服务行业这两位代表性人物时，记者感到，石占科和沈兴新之所以能在各自的青年时代成为“后浪”，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的奋斗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滚滚大潮（《河南日报》，5月28日）。
　　综上，“后浪”话语通过一种新身份、新关系和新观念的建构，反映出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并试图发挥一种引导性的传播效果。身份建构方面，媒体提出“后浪”在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性角色位置，并通过典型人物报道，将“后浪”群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放置于宏观的社会发展中，以强化认同、引导行为；关系建构方面，报道中“前浪”与“后浪”间的和谐合作关系通常是以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为前提的；观念建构方面，报道提出一种多元包容的价值导向，表现出对“后浪”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肯定，并坚信他们一定能搭乘时代的东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总之，“后浪”话语仍然着眼于“后浪”的社会功能，强调渺小的个体与伟大的时代交织共鸣，通过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结合，激励“后浪”奔流涌动，与“前浪”一起，汇成推动时代发展的洪流。结合前文的共词分析结果不难发现，“后浪奔涌”事实上已成为“后浪”报道中的核心话语。
　　
五、对媒体“后浪”话语的批判性反思
　　上文研究表明，新闻媒体在征用“后浪”概念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初始文本的影响，可以说，这种表面上的概念征用背后，其实涉及一整套包括隐含概念关系、情感基调和话语结构在内的话语框架的挪移。在这一话语框架的影响下，媒体通过建构新的身份、关系和价值观念，试图发挥一种引导性的传播效果。新闻在从社会和文化资源中抽象出新闻报道的同时，它本身也是社会行动者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资源（塔奇曼，2008：194）。媒体话语的实践过程涉及新闻报道的文本修辞和话语生产，也包括受众（话语对象）对话语的理解、接收与使用。本研究发现，话语本身所征用概念的先天不足，作为话语生产者的媒体在话语实践中的关系处理不当，以及围绕话语对象所建构的迷思，共同限制了媒体“后浪”话语社会实践效果的发挥。
　　（一）理想型的现实困境：“后浪”概念的先天不足
　　“后浪”到底是谁？报道终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从“后浪”的词源看，这一概念有其先天不足。“后浪”概念隐含了“前—后”的空间化隐喻修辞。这种隐喻方式扎根于人们的物理和文化经验之中（莱考夫，约翰逊，2015：17）。人们将身体经验投射到抽象领域，其所形成的抽象概念仍然符合其初始的经验逻辑。换言之，将“后浪”的概念系统投射于青年、年轻人、新人等概念之上，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抽离出自然现象和现实社会群体之间的共同属性，形成对后者的认知图式。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但是，喻体在更直观、更形象地呈现本体特征的同时，也会因过分凸显不同概念之间的共同性而限制人们对本体复杂特征的认识。《后浪》视频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便是用“后浪式青年”置换了现实青年群体，视频在视觉修辞上呈现出部分青年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在竭力渲染资本和权力所打造的美好图景时，却没有提及潜流之下默默无闻的绝大多数，视频也因此备受争议。我们发现，这一隐喻概念的先天不足及其在报道中的使用不当也进一步引发其传媒实践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首先，是时间上的界定含混化。“后浪”其实是媒介借用流行表达所提炼出的理想形式，本文发现，媒体对“后浪”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以致在不同的报道文本中，这一概念被用来指涉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城市晚报》（5月29日）在报道拿下7个全国跳绳大赛冠军的于璨伊的夺冠经历时，称这名4岁女孩为“真正的后浪”。而在《齐鲁晚报》（8月1日）的报道中，已步入而立之年，“完全褪去青春期的青涩与稚嫩”的“乡土80后”也被划入“后浪”群体。作为与“前浪”相对的变动概念，“后浪”指涉不清，框定不明，从角色认同的角度看，参照对象的不明确使得差异性难以得出，现实个体难以从报道中找到自己的结构性位置。
　　其次，是空间上的群体标签化。媒体征用了“后浪”概念，并赋予其一定的范畴意义和表征价值，以指代某类现实社会群体。但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无法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区隔作用，它遮蔽了性别差异、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等社会群体分类要素，无法体现出由某一类社会群体所独享的特征。报道中的“后浪”群体从事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爱好，甚至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这种被强行类别化的群体内部实则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使得现实个体难以从报道中的“后浪”群体身上获得一致性参照和归属感，群体认同难以达成。
　　再者，是认知倾向的本质化。媒体对“后浪”群体的认知体现出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倾向，即确定某群人具有某方面的固有特性，认为其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且总会表现出某种共同性和一致性。这种僵化、独断的思维方式忽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情境要素，其判断或预测结果往往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尤其是在报道中的“后浪”群体并没有明确的划定标准，且群体内部具有较强差异性的前提下，对这一群体进行的定势化和本质主义推断，更是难以有效指导实践。
　　有学者早已指出，经验性的专业领域必须拥有借之捕捉并把握事实的概念，而这些概念自身则包含了对于无法验证的外在现实的假定与判断（甘斯，2009：250）。在对“后浪”的报道实践中，媒体对概念界定的含混化、群体归类的标签化和认知倾向的本质化，使得其建构的“后浪”身份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群体的认同。由此，概念变成了现实的简单替代物，变成了“一种边界，或者是限制继续探索的终点”，这使得“应该被解释的东西”被直接当作事实或假设（Smith，1972：12）。所以说，欠缺解释与明晰界定的“后浪”，只能成为被贴上“类别理想类型”（Weber，1968：24-26）标签的抽象概念，这种理想型概念在传媒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现实困境，成为影响“后浪”话语实践效果的重要原因。
　　（二）新闻场域中的再现：反思“后浪”话语的媒体实践
　　“后浪”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本研究发现，作为媒体建构的产物，报道中的“后浪”已与其代表的现实社会群体迥然不同。从话语生产者的角度看，传媒机构对社会现实和各种元文本的加工方式决定了媒体话语的表现形式，也影响着话语的社会实践效果。因此，有必要从新闻生产场域来反思媒体话语实践，考察媒体话语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剖析“后浪”话语的建构策略及不足之处。总体而言，媒体对以下几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影响“后浪”话语的社会实践效果：
　　其一，媒体话语建构如何处理报道对象的异质性？以个体报道展现群体全貌，是媒体新闻实践中的常用操作路径，这要求媒体抽离出的报道对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群体的整体情况。但如前文所述，“后浪”是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对社会群体的单向度命名，这种分类方式难以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区隔作用，同时，媒体还尝试将某些个体表征强加于群体之上，由此形成的“后浪”群体也势必难以反映现实群体的异质性。在“后浪”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媒体抽离出部分典型人物的成长故事，并将其演绎为一种社会发展规律，在向世人呈现出一幅充满进化论色彩的图景的同时，也使现实年轻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被代表。“后浪”标签通过它所携带的内涵意义将社会群体去语境化，这导致媒体话语中在场的“后浪”虽源于现实，却过于理想，这种“何不食肉糜”般的、超脱现实的励志话语和以小众代表大众的报道方式，只能使年轻受众产生陌生感，难以获得他们的共鸣。
　　其二，媒体话语建构如何处理事实呈现的多元性？对新闻生产而言，至关重要的意义结构要素既包括新闻价值，也源自特定语境下“道德政治话语秩序范围内的被社会大众所默认的共识或意识形态”（黄典林，2020）。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新闻机构对复杂社会事实的呈现方式。新闻话语的建构往往要经过挑选和隐藏的过程，具体到“后浪”话语中：“后浪”成长方面，媒体通常将“后浪”的成功原因归结为他们是生在好时代的年轻人，在突出时代机遇和年龄优势的同时，遮蔽了个人品质等其他成功要素；在“后浪”与“前浪”的关系方面，媒体遮蔽了两者之间的断裂与冲突性，代际冲突被转移为宏业既定所产生的传续问题。新闻机构不可避免的倾向性造成了其对多元事实的选择性呈现，对于现实群体而言，这种遮蔽现实矛盾的、和稀泥式的话语建构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他们的现实困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浪”话语的社会实践效果。
　　其三，媒体话语建构如何处理报道者自身的立场与定位？按照荷兰语言学家梵·迪克（2003：183）的观点，即便新闻话语不以维护某种立场和观点为目的，它很有可能在更间接的意义上具有劝说的意味。因此，对新闻话语进行的批判性研究，必须是参与式的，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介入形式。本文发现，“后浪”报道沿用了网络视频中的极端情感倾向，在媒体生产的话语中，所有的“后浪”都被打包，成为被肯定和被讴歌的对象。实际上，这种对“后浪”群体的无条件赞美，也是一种隐性的情感规训方式。报道中的“新闻和情感混合搅拌”（黄月琴，2016），共生互补地建构着一种道德秩序和集体意识。媒体通过象征性符号和正面形象的生产，将年轻一代刻画为向前奔涌的“后浪”，通过使命感和情怀的召唤实现价值引导。
　　可以说，作为话语生产者的新闻机构所处的政治、经济和观念位置，共同决定了其议程设置上的偏向性。媒体运作的实质是在特定规则的约束之下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而这个建构过程除了受制于媒体机构的“惯例化”（Tuchman，1973；Darnton，1975）之外，离不开特定的“意义结构”（Hall et al.，1978）。在“后浪”话语的媒体实践中，现实群体的异质性和社会事实的多元性在一种同质化的正向情感中被巧妙地隐去了，这种脱离现实又过于单一的新闻呈现方式仍没有摆脱定型化报道的窠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浪”话语的社会实践效果。
　　（三）话语建构中的迷思：“后浪奔涌”的想象与激情
　　“后浪”一定会奔涌吗？报道中的人物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肯定的答案。本文通过对308篇“后浪”报道的分析发现，“后浪奔涌”成为报道中的核心话语。回想1949年的秋天，面对举国欢腾的历史盛况，诗人胡风发出了“时间开始了”的感慨，在这一开国绝唱中，中华民族的富强和发展之梦有了新的开端。如今，媒体也为我们建构起一个新的开端，随着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政治道路的成熟稳健和文化自信的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浪”们生逢其时，他们承载着更光明的未来，也势必掀开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后浪奔涌”成为“后浪”报道中的主导话语，实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历史脉络看，它延续了党的青年工作传统，意味着“五四精神”的薪火相传和家国情怀的代代赓续，同时，它也来源于我国媒体宣传工作中的典型人物报道经验；从现实语境看，“后浪奔涌”话语也符合时代之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群体的高度分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后浪奔涌”话语可能在推动“后浪”社会功能发挥的合法化，为青年群体赋权，激发年轻一代的奋斗精神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在肯定“后浪奔涌”话语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一话语实践也给我们制造了某种迷思。
　　首先，在话语策略上，“后浪奔涌”话语用时间的先后消解了结构的多元，于是陷入一种简单的历史与社会的进步主义框架中。奔涌话语架空了现实语境的诸多复杂要素，从而呈现给受众一种想象的、单线进化论式的社会图景。同时，这一话语实践还强行为线性的进化图景安插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但实际上，这种“新的开端”也无非是媒体建构的产物。人们总会高估自身与自己所处时代的重要性，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特殊时代是一个新的开端，自己这一代是身负特殊使命、独一无二和前所未有的，这也是“后浪奔涌”话语的底层逻辑。但实际上，代际更替的循环往复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奔涌的“后浪”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浪花，即便他们自认为足够澎湃，足够壮观。
　　其次，在指代对象上，“后浪奔涌”话语用泛化的群体概念取代了数量庞大的、活生生的青年个体，在忽略了他们真实生命体验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们实在的生活境遇。奔涌话语试图用激情轻易地化解青年的各种现实困扰，这样反而阻断了把个体与历史场景及社会机制相联系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其实，每个时代的“后浪”都曾奔涌过，而如今媒体通过话语实践所强调的，实际上是他们奔涌的方向与奔涌所带来的结果。在媒体建构的奔涌话语中，“后浪”已超越了个体的生命成长叙事，媒体通过泛化概念的使用，使现实社会群体与更宏观的社会进步相联系。新闻报道也由此成为“对社会秩序、价值及其现状合法性的再一次确认”（黄旦，2008：5）。换言之，媒体对“后浪”的多元化呈现实际上是以一元化引导为目的的，其对“后浪奔涌”的肯定和鼓励，本质上还是一种“引流”尝试。媒体话语通过立场确认和价值卷入，潜移默化地为“后浪”的奔涌指明了方向。
　　再者，在表述方式上，“后浪奔涌”也难以避开其自身的逻辑缺陷，事实上，“后浪”并不必然奔涌，“后浪奔涌”也并不必然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后浪”都会奔涌。如前文所述，报道中意气风发、澎湃向前的“后浪”只是现实群体中引人注目的极少数，普通青年作为汹涌浪花下的潜流，虽然也是“后浪”的一部分，但却无疑被忽视和隐去了，所以，与其说“后浪奔涌”，不如说我们只能看到奔涌的“后浪”。另一方面，“后浪奔涌”与历史进步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总是会呈现错综复杂的格局，有进步亦会有退步，这不是简单地用“前浪”、“后浪”之逻辑就能解释的。可以说，正是在想象与激情的驱动下，“后浪奔涌”陷入自身的逻辑谬误，这一命题也因而为人们建构了一种新的迷思。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前浪”都曾是“后浪”，所有的“后浪”也都会奔涌向前，这不过是历史长河的常态罢了，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才是对一个时代最大的误解。
　　
　　综上所述，媒体“后浪”话语通过新的身份、关系和观念的建构，赋予“后浪”群体一种本质化表征，并通过议程设置和情感动员，倡导“后浪”汇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洪流，以实现对年轻一代的价值引导。但是，话语所征用概念的先天不足，媒体话语实践中的关系处理不当，以及围绕话语对象所建构的迷思，都限制了其社会实践效果的发挥。作为“后浪”报道中的核心话语，“后浪奔涌”将一种司空见惯、循环往复的代际更替现象重新定义为积极向上、乐观上进的表征，向我们充分展现了话语的力量。但是，奔涌话语在竭力协调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新的矛盾与张力，这一话语饱含乐观主义的宣传基调，且过分强调时代和年龄对于个体成功与社会发展的作用，生逢其时固然是幸事，但若一味盲目乐观而疏于把握当下，也同样难以进步。本文综合了多种理论资源与研究路径，以竭力探明媒体“后浪”话语的实践形式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话语实践是复杂且多变的，其内部经常充满着各种断裂、矛盾及冲突，并且作为当下媒体报道中的一个热词，“后浪”还会处于不间断的动态变化中，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未来的“后浪”话语还会衍生出各种新的意义，媒体的“后浪”话语实践也会呈现出各种新的特征，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另一方面，也会对我们的话语分析提出新的挑战。■
　　
注释：
①据北京语言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2020年7月发布的“2020年春夏季中国主流报纸流行语”榜单。
②《B站发布2019年Q4及全年财报：月活跃用户1.3亿》，参见http://game.people.com.cn/n1/2020/0319/c40130-31639671.html2020年12月8日最后访问。
　　
参考文献：
陈龙（2018）。民粹化思维与网络空间底层叙事的天然正义性话语修辞。《社会科学》，（10），162-169。
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赫伯特·甘斯（2009）。《什么在决定新闻》（石林，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旦（2008）。新闻与社会现实。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黄典林（2020）。从边界危机到霸权重构：科恩与霍尔的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范式转换。《新闻与传播研究》，（6），5-20。
黄月琴（2016）。“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5），114-118。
李敬（2014）。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国际新闻界》，（7），6-19。
诺曼·费尔克拉夫（2003）。《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201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斯蒂芬·李特约翰（2009）。《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托伊恩·A.梵·迪克（2003）。《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Benwell, B. & Stokoe, E.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ohen, S. & YoungJ. (1974).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ts,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5(2)261-262.
CukierW.NgwenyamaO.BauerR.& MiddletonC. (2009). A critical analysis of media discours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roposed method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19(2)175-196.
CynkK. W. (2018). The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 in mass media discourse using the example of Polish and international editions of “Newsweek” magaz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531439-31449.
Darnton, R. (1975). 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Daedalus, 104(2)175-194.
EagletonT. (1998). Ideology. In ReganS. (ed.)The Eaglet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HallS.Critcher, C.JeffersonT.Clarke, J.& RobertsB. (2013/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mith, D. E. (1972). The ideological practice of sociology. In Turner, R. (ed.)Ethnomethodology. BaltimoreMd.: Penguin Books1974.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9(1)110-131.
Van Dijk, T. A. (199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5(4)435-436.
Weber, M.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Roth, G.& WittichC. (eds and trans.)New York: Bedminster.
　　
袁会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蔡骐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亚文化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