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
　　“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全球新闻创新研究小组”发布的年度报告，通过对中外重要新闻业研究机构和网站当年度有关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念变化创新的论文、报告、分析文章进行系统性文献分析，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全球新闻生态的重要变化、关注中外新闻行动者的实践前沿，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数字时代的新闻观念。2020年，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新闻业在进入数字时代后的不确定性，尽管本年度报告分析的文献大部分基于疫情爆发之前的经验数据，但这一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全球事件无可辩驳地呈现出世界交往程度之深，而分析数字时代全球新闻实践与新闻观念的变化有助于增强对世界信息交往新格局的了解，亦可使中国本土新闻行动者们通过参照借鉴，锚定在全球图景中的独特位置，迸发更大的创新力。
　　
一、报告简介
　　本报告使用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Reviews）方法考察2020年中外重要新闻业研究机构和网站当年度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念变化创新的相关文献。系统性文献综述是一种系统的、明确的和可复制的方法，用于识别、评估和综合研究人员、学者与实践者已完成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偏见，提高综述的透明性与质量（Cook， Mulrow & Haynes， 1997；Tranfield et al.， 2003；Okoli & Schabram， 2010）。
　　研究小组首先确定了四类报告所需文献来源：第一类是2020年英文学术期刊中所刊载的新闻创新研究文献。搜寻期刊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新闻学研究英文学术期刊（1-3区），同时也补充了若干未被SSCI收录但与本报告主题较为相关的学术期刊（如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第二类是2020年中文学术期刊中所刊载的新闻创新研究文献，包括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所收录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与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刊物。第三和第四类分别是重要的英文新闻业研究机构网站和国内新闻业观察站点、媒体行业观察类微信公众号。按此分类，研究小组依据文献来源的显著性选定了49个文献来源节点（表1　表1见本期第39页），并通过阅读所选来源节点于2020年发表的论文、评论、报告的标题、摘要，依照与本报告主题的相关程度，最终确定了248篇文献作为本报告的文献来源。
　　研究小组成员在经过编码培训后，对所选定的248篇文献进行了多层编码。初级编码设置以下类目：创新行动者、创新行动、新闻创新术语、热点事件、环境变化。研究小组阅读新闻创新来源文献，并提炼类目所需关键信息：如文献提到了哪些新闻创新行动者？做出了怎样的创新实践？提及哪些新闻创新术语或概念？是否涉及本年度热点事件？新闻创新行动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通过初级编码，研究小组得以将几百万字的原始文献解析成148个新闻创新行动者的创新行动、几十个描述新闻创新实践和理念的术语，以及围绕新闻创新实践展开的大量经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报告撰写人对新闻创新行动者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分析，并对新闻创新行动进行概括和分类，形成对2020年度全球新闻创新实践与研究状况的总体性分析。
　　本报告有以下主要发现：
　　1.数字新闻业（digital journalism）的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或任何单一的行动者，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新闻行动者网络”（journalistic actors network）。数字时代的新闻性内容，正是在这一网络的实践圈层中生成，并被影响圈层建构形塑。
　　2.全球新闻创新的行动者们同处数字时代，面临共同危机和相似的问题，但也呈现出高度语境化的特点。
　　3.既有媒体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危机”，但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在危机中不断调适，成为数字时代新闻创新的主力军。
　　4.新冠疫情对全球新闻业造成冲击，因疫情尚未结束，影响程度还不能下定论。但比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对新闻业的影响，或可得出相对乐观的结论：新闻业已经度过转型阵痛期，数字新闻业正从虚弱的幼儿阶段逐渐步入抵抗力更强、更有活力的青年阶段。
　　5.本报告在系统文献分析基础上，析出并空间定位了全球148个新闻创新行动者，根据新闻行动者的实践和相互关系，首次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地图”（（图1　图1见本期第40页））和“新闻行动者网络示意图”。
　　6.按照新闻创新研究的不同路径，本报告将2020年度研究提及的新闻创新观念聚类在8个主题概念上，分别是：可持续性模式、算法新闻、产品创新、深度融合、协作式新闻、调适实践、专业权威和新闻使用。
　　
二、新闻创新全球图景
　　2020年，全球新闻创新的行动者们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例如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商业模式危机仍未解决，付费墙仍然是一个重要话题，内容付费的可行性策略以及付费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被不同地区的新闻行动者们关注；新冠疫情毫无疑问也是全球新闻行动者们的共同危机，已有案例表明，多元行动者共同“战疫”是全球性危机之下的“最优解”；社交媒体巨头的影响力无远弗届，用户数据泄漏、虚假社交分发等问题已引起普遍重视；新闻竞争态势进一步变化，原生数字媒体的涌现势头不减，而数年前还曾被视为新闻业颠覆者的标杆Buzzfeed和赫芬顿邮报却已颇有疲态，在困境中走上兼并之路；既有媒体虽然没有摆脱“危机”状态，但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在不断调适中反而成为新闻创新的主力军；媒介形态之争渐成过去式，但数字时代新闻观念的重新发现、重新阐释和重获认同，则是一个越来越迫切的任务。
　　不过，尽管同处数字时代，面临共同危机和相似问题，2020年全球新闻创新图景也显示出高度语境化的特点。本报告从248篇文献中析取出148个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并通过对媒体行动者总部所在位置进行空间定位后，以可视化方式展现。这一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可视化地图显示了令人震惊的普遍性和能见度。不同于研究者原先的印象，经过系统性文献分析处理后，发现全球新闻创新观察并非主要围绕个别传媒大国的少数知名行动者展开，而是遍布33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各种不同组织形态的媒体。
　　2020年，全球各地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闻创新实践。如新创办的尼日利亚数字媒体Dataphyte提出“用数据来推动对话”的理念，将数据新闻与开放数据、数据培训和数据服务相结合，通过对近期新闻的数据解读，引发有关政策的公众讨论（Adebajo， 2020）。印度公民新闻平台CGNet Swara致力于通过公民新闻实践帮助印度农村居民解决问题，他们设立的拨打者免费的电话成为获取当地人故事以及反映当地民生需求的有效的信息装置（Mehta， 2020）。巴西原生媒体组织Bereia对宗教新闻进行事实核查，他们同样运用追踪信源、对信息真实度评级、在WhatsApp上开辟频道连接读者等典型的事实核查方式（Kunova， 2020）。专注于“滥权、腐败”深度调查报道的南非AmaBhungane是一家非营利媒体机构，这个名称在祖鲁语中指“蜣螂（屎壳郎）”，取调查丑闻、耙粪之意。除了自己时有优质深度的调查报道外，AmaBhungane还成立了“调查新闻共享服务中心”（SSC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以帮助南非其他募资困难的小型、新兴非营利新闻组织（全球深度报道网，2020a）。
　　当然，在这幅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可视化地图中，中美这两个大国的观察文献最多，提及的具体行动者也最多。这固然与本报告的文献来源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创新行动的确在这两大区域都相当活跃，而且有大量观察聚焦于这两国既有媒体如何在数字时代进行有力的调适。例如：美国被提及最多的既有媒体行动者，同时也是强有力的新闻创新者是《纽约时报》。这一已存世170年的报纸品牌，在2020年的媒体观察家们眼中，不仅推出技术主导的产品创新如沉浸式视频新闻（Palmer， 2020），而且在如“核实伊朗导弹击落乌克兰客机视频”等实例操作中起到示范“事实核查”等新闻生产新规范和新闻报道新类型的作用（Darrach， 2020）。中国被提及的既有媒体创新者也很多，除了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京报、财新等外，还有很多是孕育于既有媒体，但以数字时代新品牌示人的澎湃新闻、红星新闻、封面传媒、触电新闻等，它们也被称为“新型主流媒体”。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有媒体的主要努力是输出新闻价值观念，中国既有媒体在新闻创新领域的主要贡献目前则是组织架构和制度层面的“深度融合”。本报告在下一部分中会对这一特点作进一步分析。
　　2020年，全球都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新闻行动者如何“战疫”，成为2020年度的全球媒体主题。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受表彰的1499位先进个人中就有53位新闻人，遍及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新闻社、湖北日报社、四川日报社等媒体（人民日报，2020）。2020年，已有一些媒体观察和分析报告记录了国内媒体在抗疫报道中的有影响力的策略，如央视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情况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5G“慢直播”，吸引了上亿人次观看（卢迪，邱子欣，2020）、《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北青深一度”通过协同编辑记者关系、组建报道团队平衡突发疫情报道中的速度与深度（腾讯媒体研究院，2020a）、广东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触电新闻客户端通过一体化作战、知识性报道、短视频人物报道、网络直播等创新报道形式进行抗疫主题的新闻叙事（腾讯媒体研究院，2020b）等，2021年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还会更集中地出现。
　　新冠疫情对全球媒体造成了新的经济压力，并因社交隔离打乱了原有的新闻生产流程，但全球媒体也在困境中积极应对。无论是英国布里斯托尔有线传媒（The Bristol Cable）这样的地方新闻媒体，还是全球之声（globalvoices.org）这样的国际性公民新闻网站，都尝试通过建立远程协作社群、加强与读者网络社群的联系等方式，克服记者行动受限的困境，增强在危机下的报道能力（Simone & Kunova， 2020）；很多媒体开始采用类似南非新兴在线媒体《异议者日报》（Daily Maverick）的做法，加入会员计划，通过提供对会员群体的有效服务，获得会员对媒体组织的回报（不仅仅是经济方面），探索不同于广告和单纯付费方式的新的可持续模式（Granger， 2020）。
　　疫情危机还激发媒体对解决问题的关注，如巴西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Group RBS在疫情中致力于提供解困式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通过内部培训提升整个团队对抗疫情错误信息、进行健康传播的能力（Dorroh， 2020a）；美国非营利新闻网站ProPublica通过对芝加哥首批新冠肺炎逝者的数据报道发现，“新冠肺炎首先带走了黑人的生命，本不应该这样”；《卫报》数据项目组则发现，生活在贫困街区的伦敦人获得私人绿地的机会最少，疫情中如果关闭公园，对这些人的生活影响最大（Ricchiardi， 2020）。
　　疫情中个人尤其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借助网络工具建立协作式报道项目的努力，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全球青少年新冠疫情报道项目”，吸引了15个国家的20多家中学生媒体机构参加（Geluso， 2020）；19岁的尼日利亚新闻专业学生Sultan Quadri在疫情中创立了一个名为“人民核查”（People’s check）的事实核查平台，联合了15所大学的40多名事实核查员，对抗疫情虚假信息（Quadri， 2020）。
　　诸如此类的全球媒体创新层出不穷，其共同主旨是：全球新闻媒体（包括大量新兴媒体）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击垮，它们通过协同合作、商业创新和产品创新努力克服新闻生产的困难，提升媒体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尚未数字化的传统新闻业造成的严重打击和一片哀叹的局面，或许我们已经可以做出相对乐观一些的判断：传统新闻业已经度过转型阵痛期，数字新闻业正从虚弱的幼儿阶段逐渐步入抵抗力更强、更有活力的青年阶段。
　　
三、“新闻行动者网络”分析
　　两位挪威学者在刚出版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是什么》一书中提出，当代媒体图景的一个关键变化是：新闻生成的方式越来越与传统新闻业相分离（Steensen & Westlund， 2020：6）。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体组织不再能垄断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消化和处理这样关键性的事实变化，新闻研究者们提出诸如“新闻生态系统”、“多元新闻行动主体”、“网络化新闻业”等概念，以便将传统新闻业态之外的行动者纳入分析视野。随着新兴技术形成的新闻活动边界不断向外扩展，新闻学也处在从职业性到社会性的范式转换之中（杨保军，李泓江，2020）。本报告依据2020年度全球新闻创新文献，通过分析当下新闻领域中的行动、行动者和行动者关系，首次具象化了数字新闻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网络。为了清晰简洁，该网络图示对不同行动者进行了抽象处理，尽管每一类型之下的具体行动者之间还有很大差异。依据拉图尔自己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看法，他认为“网络”（network）其实是一个糟糕的词，“我们更应该说‘work-net’，而不是‘network’”（Latour， 2005：143）。也就是说，不应该把行动者网络看成一个静态的关系图，而应理解为这是行动者们在连续的行动中不断结成又不断改变的动态的“网”。本报告提出的“新闻行动者网络”（Journalistic Actors Network）是基于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尤其是2020年度研究者们观察和分析的新闻实践新现象、新经验。报告从中析取和抽象行动者与行动者的连结关系，形成这一“网”图（图2　图2见本期第43页）。将这些新闻实践中的关系“可视化”，目的是从总体上直观把握数字新闻领域的样貌。当然，随着实践的变化，这一新闻行动者网络“图”也很可能会改变。
　　“新闻行动者网络”分为两个圈层：内层是由既有媒体（legacy media）、平台媒体（platform media）、原生数字媒体（original digital media）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的“政务媒体”行动者结成的“数字新闻业”或“网络化新闻业”，它们也是主动尝试新闻创新的行动者，构成了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实践圈层。外层是由使用者、管理者、教育者和信源构成的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影响圈层。数字时代的“新闻”（这里采用的是对新闻的广义理解，指宽泛的“新闻性内容”），产生于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实践圈层，并被影响圈层建构形塑。
　　既有媒体和原生数字媒体可分别对应“传统新闻媒体”、“专业媒体”和“新媒体”、“网络媒体”这样的概念，但“传统”、“专业”、“新”等作为媒体定语，容易附加价值判断。既有媒体与原生数字媒体则可较为客观地区分它们是在数字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的新闻生产组织，还是在数字时代新创立的新闻性内容生产组织。这样命名还可避免以传播介质来区分的不严谨，因为数字时代的媒体本质上都是“数字化媒体”、“网络化媒体”，既有媒体早已通过转型、融合策略孵化了大批自己的数字产品，并以此与用户相连接。既有媒体与原生数字媒体都以持续性内容生产为特征，所不同的是原生数字媒体没有既有媒体的历史传统，也不承继原有的媒体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和经济模式，并较少受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观念和新闻文化的影响。从很多方面来看，原生数字媒体都有另起炉灶的意味，是进入数字新闻内容生产领域的新行动者。本报告关注的2020年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来看，已有58家属于原生数字媒体，尽管它们的规模普遍较小，稳定性较差，但往往凭借着深耕某一垂直领域的内容，与使用者产生更强的情感连结，并通过会员制、基金会资助等多种商业模式，跻身于新闻性内容提供者的队伍。
　　示意图中把原生数字媒体与数量庞大的数字新闻使用者的交叉部分视为“自媒体”（we-media），因为“自媒体”既体现个人属性，同时又有稳定对外发布内容的媒体属性。一些“自媒体”起步后逐步发展，成为公司化运作的内容生产组织，个人属性减少，媒体组织属性增加。更多“自媒体”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无法坚持持续内容生产，就退回至新闻用户群体，以观看使用新闻为主，偶尔参与新闻实践。
　　“平台媒体”在新闻行动者网络实践圈层中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各类行动者很多时候都不得不栖身平台之上，获取各类平台媒体赋予的平台身份（如微博号、公众号、头条号等），接受平台媒体的算法逻辑。平台媒体并非只是沉默的渠道，它们同样具有媒体属性，只是相较于既有媒体和原生数字媒体，平台媒体更多是在聚合、管理内容，有研究者把社交媒体巨头看作是“重新发布”内容提供者们所创建内容的“超级把关人”（休梅克，韩纲，2020）。在平台媒体这样新崛起且强势的行动者影响下，新闻性内容提供者的生产方式也因此改变。如为适应平台传播，新闻内容生产组织出现了“社交媒体编辑”这一新角色，研究发现这些“社群小编”们将新闻组织的内容转发到同一新闻组织经营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在转帖时偏好情绪和运营考量，从而重构了原有的公共话语（刘慧雯，2020）。
　　中国语境下新闻行动者实践圈层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多出一个“政务媒体”行动者。这类行动者的大量出现表明数字时代的管理者正在改变传播策略，从原先借助媒体的“传通”功能到自办媒体直接面对公众。尹连根通过对政务微信编辑的访谈发现，“政治安全前提下的市场致效”目标，可能给政务新媒体在政治和新闻两大场域中“博弈性融合”带来一定空间（尹连根，2020）。中国语境下，“政务媒体”与“既有媒体”的关联很强，如县级融媒体向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方向的转变，即是这两者强关联的一种表现。
　　总之，数字时代的新闻性内容主要产生于平台媒体、既有媒体、原生数字媒体、位于使用者与原生数字媒体交叉处的自媒体，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务媒体交织形成的实践圈层，新闻性内容不再被传统新闻业垄断，而是在多元新闻行动者的互动实践中生成。如对新冠疫情中的20个新闻热点事件最主要传播者的分析发现，数字原生媒体（原文中称为机构自媒体）、自媒体更多成为推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力量，而既有媒体（原文中称为专业媒体）仍然是进行事实报道的中坚力量（蔡雯，凌昱，2020）。刘鹏分析了新冠疫情期间四个用户新闻案例，形象地概括为“全世界都在说”的开放新闻流（刘鹏，2020）。这也再次呼应了“新闻生成的方式越来越与传统新闻业相分离”的观点。本报告则将数字时代新闻的生成空间进一步可视化为由多元行动者相互协作和竞争的实践圈层。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看到，新闻行动者实践圈层不仅多元（因此也不再稳定），还深受其他外部行动者的影响。“使用者”中不仅孕育大量的自媒体，数字技术的普及还使得个人很容易进入新闻生产传播的领域，成为协作式新闻、液化新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使用者”自身也被数字化为可见的“流量”，成为平台媒体运作的基础逻辑和其他媒体行动者的重要评价尺度，并由此产生对新闻生产、新闻观念方面的一系列深远影响；“管理者”除了亲身下场打造“政务媒体”，当然更以法律、规范、制度等“规则”手段调配新闻行动者网络的资源，引导其发展方向；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外部行动者，本报告图示还归纳出“信源”和“教育者”作为新闻行动者网络影响圈层中的要素。“信源”在大众传媒时代本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考量（甘斯，2009）。数字时代，“信源”对形塑新闻的影响力则有所下降，原因是，一些“信源”自己就成了“媒体”，他们不再必须借助新闻媒体为中介来传播，脱离了传统新闻生产链条。如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曾创下一天内向他的8000多万粉丝发送200条推特的记录（Perrett， 2020）。萨尔瓦多总统甚至在个人推特上发布任命和罢免内阁成员的命令（Rogers， 2020）。不过，大多数个人和组织尽管已经拥有了传播工具，却不具备足够的社会能见度，他们仍然只有作为“信源”才能成为新闻的一部分。而海量的、真伪不辨的网络信源，也给新闻生产带来新的挑战，新闻行动者也在开发新的应对方式，如开发自动化判断工具Truthmeter来帮助记者评估社交媒体上信源的可信度（Fletcher，Schifferes & Thurman， 2017）。“教育者”则通过对公众提供媒介素养教育和采用创新方式培养下一代媒体从业者，间接但也许是深远地影响新闻行动者网络。2020年这方面比较集中于在新闻教育中注入数字技能、编程能力（Foust & Bradshaw， 2020）、采用体验式、协作式的新闻教学方式（Maniou，Stark & Touwen， 2020）、开设创业新闻学教育（Caplan & Tsakarestou， 2020）、规范化创伤报道教育（Seely， 2020）等方面。
　　显然，在由实践圈层和影响圈层组成的这个复杂动态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中，诸如“新闻是什么”这样的元问题必然会被不断追问。如有研究者围绕“非虚构写作”这一新文本，考察各方行动者如何定义并塑造这一新兴实践的阐释空间（邓力，2020）。类似这样，将某种新闻性的新实践、新经验、新现象置入多元行动者关系网络中考察的研究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也暗示了数字时代“什么是新闻”或“新闻边界”问题的回答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命名”，而是在去中心化的复杂网络中经由多主体的话语阐释而被重新创立。这一过程在短期内不会结束。
　　
四、新闻创新观念分析
　　2020年新闻创新研究领域沿用近年来创造的新名词，并继续产生新术语，这多少说明该领域仍然处在新经验大量涌现，而对此的理论分析则相对滞后的生长阶段。不过仔细分析这些术语，不难看出它们实际上是簇生的。本报告采用王辰瑶在《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一文中对新闻创新领域划分的6种研究路径，分别是商业、技术、组织、文化、使用者和关系路径（王辰瑶，2020）。关系路径主要对应前面的“新闻行动者网络”分析，其余5个研究路径作为对2020年新闻创新研究领域文献系统分析的概念聚类维度是较为适用的。本报告根据实际情况，把技术路径调整为“技术/产品”路径，把组织路径调整为“组织/生产”路径（表2　表2见本期第45页）。按此5大维度，对2020年新闻创新研究文献中析出的描述性术语、概念进行系统分层后，提炼出2020年度新闻创新研究的八个主题概念，并逐一阐释。
　　（一）可持续性模式
　　新闻创新研究商业路径下的主题概念是“可持续性模式”（sustainable model），这个新闻创新的核心观念旨在探讨新闻行动者如何才能生存的问题。新闻业危机话语中，最直观明显的危机就是关于新闻业商业模式的危机（王辰瑶，2018），因此新闻创新作为危机的应对，在数字时代新闻业如何生存的问题上已探索探讨多年。路透新闻研究所2019年对欧美7国212家主流新闻媒体的调研发现，既有媒体中大部分纸媒新闻品牌（如69%的报纸和57%的周报周刊）都采用了内容付费模式，不过广电媒体仍然采用内容免费策略，而94%的数字原生媒体的内容都是免费的。因此，从目前来看，内容付费模式并不能成为数字新闻业的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路透报告还提出了内容付费的三种模式：硬付费墙模式（hard paywalls），即所有内容都要付费；免费增值模式（freemium model），即提供部分免费内容，在此基础上如果要进一步阅读则要付费；计量付费墙（metered paywalls）模式，即读者每月可免费阅读一定数量的文章，超出该数量限定则要付费（Simon & Graves，2019）。按照这种划分，中美各有采用付费模式相对成功的媒体——《财新》采用的是免费增值模式、《纽约时报》采用的是计量付费墙模式。
　　内容付费把新闻产品作为商品并获得利润，但这只是媒体通过新闻市场获利的途径之一，其他“市场化”获利方式被谈及较多的还有“原生广告”模式和“利基”模式。前者指将广告内容融入用户体验，以实现其“原生化”，后者指媒体通过为细分市场的用户提供内容或服务获得收益，又被称为“垂直化创新”。一项对国内采用利基模式媒体的研究发现，既有媒体的垂直化多停留在内容层面，缺乏与细分内容相匹配的用户运营和产品开发，而数字原生媒体（即原文中的传媒创业机构）则能在垂直化内容的基础上较好地进行用户运营、开发盈利模式（王宇琦，曾繁旭，2020）。2020年的研究也对付费墙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多有警示，如即便是在公认全球新闻付费意愿最高的北欧地区，也有研究认为无论采用哪种付费墙模式都会对公民的新闻使用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因为媒体会将更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放在付费墙后，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影响地方的民主参与（Olsen， Kammer & Solvoll， 2020）。还有分析文章称，付费墙可能会造成受众分化，一部分负担不起或参与意愿不强的受众会被阻挡在付费墙之外，从而形成新闻使用方面的“数字鸿沟”（全媒派，2020a）。
　　本年度还有不少研究对新闻媒体如何才能在数字时代生存的问题提出“非市场”的应对方式，概括起来也有两种：一种是“会员模式”，另一种是“政务服务模式”。严格说来，“会员模式”是市场与非市场路径的混合，它在某些方面和付费墙模式很类似，都是付费后可阅读媒体提供的内容，不同的是，采用“会员模式”的媒体把订阅者视作一个会员社群，为其提供超出新闻内容产品的有偿服务，如数据咨询、举办会员活动、提供技术培训等，这些都是市场化行为。相比“内容付费”，“会员模式”更强调媒体与会员社群的情感联系，因此可能带有公益色彩，而非单纯的市场交换。如西班牙媒体El Diario’s在面临财务困境时对读者坦诚相告，详细说明亏损情况、资深编辑减薪以及其他预算调整等，很多会员因此自愿增加了年费（全球深度报道网，2020b）。2020年不少关注原生数字媒体生存的研究都指出，与会员社群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为他们提供高品质新闻服务，寻求价值理念的一致性，往往是小规模非营利独立原生数字媒体生存下来的关键。如2020年一个值得关注的报告是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Jay Rosen团队和荷兰新闻媒体《通讯员》（De Correspondent）共同发起的“探索会员制项目”（MPP）的重要成果——《会员制指南》（The Membership Guide）。指南结合对全球34个采用会员制新闻媒体案例的调研，一步步地拆解新闻媒体如何可能通过会员制在数字时代解决公信力危机和可持续性危机（Granger， 2020）。但必须指出，公共新闻媒体的“会员模式”从理想到现实仍需要经历很大考验。例如在疫情打击下，发起者《通讯员》也不得不宣布其旗下英文新闻网站从2021年1月1日起停止更新（Wijnberg & Pfauth， 2020），原因是大量会员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无力再对媒体提供支持。
　　“政务服务模式”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用“非市场需求”来解决既有媒体生存问题的方式，指除了获得财政拨款外，既有媒体通过为党政管理部门提供政务广告服务、技术服务、政务新媒体托管服务等获得收益。研究者也指出，既有媒体能不能得到这些“非市场需求”，也得看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了，那么这些为党政机关服务的“非市场需求”也会离场（陈国权，2020）。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围绕新闻媒体如何生存的“可持续模式”的讨论仍然是2020年度新闻创新领域的重要话题，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创新模式可以成为整体替代性方案，但人们对不同模式的利弊和运行方式有了更深理解，也许只有灵活综合运用多种可持续性创新策略才能解决数字化新闻业的生存问题。
　　（二）算法新闻
　　技术/产品路径下新闻创新观念主要体现在“算法新闻”和“产品创新”这两个观念簇集上，之所以将它们统合为技术/产品路径，是因为大量的产品创新是技术驱动的。算法是被广泛应用并深度影响数字化新闻内容从生成到分发的关键性技术因素。例如，算法可被用来收集电视观众的数字痕迹，由此制作视频内容并预测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这套备受关注的玩法被称为SVOD模式（Subscription Video On-Demand）（程飒，2020）。电视新闻如何运用“视频算法”也成为2020年哥伦比亚数字新闻中心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Wang，2020）。在2020年的研究中，算法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实际位置也被揭示得更加清楚：算法规则是平台运营和内容创作这两个网络之间的连结点，也是整个网络的权力中心，并经由不同行动主体的协商合作发生“算法驯化”（黄淼，黄佩，2020）。同样，另一篇研究新闻算法与用户互动关系的论文也发现，这两者始终处于相互响应、相互发展的状态（杨洸，佘佳玲，2020）。算法可能造成的影响（危害）也被进一步阐明：作为一种中介，算法决定了信息流的可见性。而关于健康传播领域的实证研究证明算法的相关性的确存在内容平台附着其上的偏见（聂静虹，宋甲子，2020）。另一种威胁是算法驱动下自动化生成的虚拟个人账号（俗称僵尸粉），可能会干扰新闻的社交分发，引发新闻的正当性危机（师文，陈昌凤，2020）。虽然从目前的研究看，算法的影响力还不能被简单归结为信息茧房效应，但人们对此已有足够的警惕。有学者提出应该采用桑达·埃尔德雷斯1995年提出的“信息偶遇”概念来化解可能的信息茧房问题（赵云泽，薛婷予，2020）。其实现途径可被理解为对算法的优化。有研究者建议不再采用被动的“偶然性新闻接触”一词（不要把这种行为误解为是纯粹“偶然”的），而采用一个新的隐喻“新闻引力”（attraction of news），要看到平台媒体的算法机制在制造新闻引力时起的作用（Thorson， 2020）。一项在线实验法研究表明，仅仅追踪用户的在线行为不足以理解用户的阅读需求和用户个人的身份定位，当下关于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是不完善的，需要通过不断进行算法优化，平衡用户想要阅读的和需要阅读的内容（Li， Hong & Chen， 2020）。总之，人们越理解“算法”对新闻行动者网络和新闻生产分发的实际影响，就越会对“算法”去神秘化，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和应对方案。2020年很多国家都展开了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治理，其中就包括对平台媒体的管理，以及对其算法逻辑透明化的要求（Saurwein & Spencer-Smith，2020）。
　　（三）产品创新
　　除了算法这一技术因素，很多新出现的新闻性创新产品也由技术驱动。将AI（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和传播，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4K+5G+AI”的技术创新战略；新华社继在2018年推出世界首个AI新闻男主播后，又在2019年推出全球首个“AI合成主播”；腾讯新闻则用AI换脸技术让脱口秀明星李雪琴与三位历史名人进行“虚拟对话”。但总的来说，这类前台的AI新闻应用新奇感大于实质意义。反倒是一些隐匿于新闻生产后台的AI应用，如前文提到的用人工智能辅助判断信源可信度的工具、作为人类新闻生产者的人工智能助手，对越来越庞大的网络已有数据进行处理等AI应用，可能会真正改变对新闻产品的定义。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和MR（混合现实）技术也被应用于新闻产品，其共同诉求是创造新的新闻体验感，因此被称为“沉浸式新闻（immersive journalism）”。有研究者考察了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纽约时报》、《卫报》近年来制作的四个沉浸式新闻项目，认为一些沉浸式项目的确有助于增强新闻使用者的同情感，但也须重视沉浸式新闻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Sánchez Laws， 2020）。类似，也有研究者对新闻游戏的实际使用进行了调查，发现新闻游戏内容的图像真实性和地理接近性因素能够相互作用，增强使用者的情感体验，并提升捐助意愿（Lin & Wu， 2020）。不过，这类沉浸式新闻在带来强情感卷入体验、改变新闻叙事结构的同时，技术拟真与客观真实之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能在未来更新既有的新闻真实观念（李鲤，吴瑾，2020）。2020年的研究表明，基于数据的新闻产品创新，除了“可视化”外，还出现了“数据可听化”（data sonification），即通过把数据关系转换成声音信号中的感知关系，使数据关系变得可以理解。如用叮铃声代表地震震级，震级越高音调越低、音量越高（方慧，2020）。
　　除了技术驱动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理念驱动的新闻产品创新，典型如近年来讨论较多的建设性新闻。尤其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侧重于解决问题的解困式新闻、方案新闻有了更广泛的现实需求。而疫情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使得建设性新闻提倡的正面情感价值更被重视。如一个叫正面新闻的网站（https：//www.positive.news/）订阅量比往年增长了150%（Green， 2020）。此外，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案例也受到一定关注，社会活动者把推动两性平等、减少家庭暴力、减少失业等社会发展目标与新闻报道紧密结合（Desoukie， 2020；Eaton， 2020）。
　　无论借由技术驱动还是理念驱动，新闻产品创新在数字时代的明显趋势是：围绕新闻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服务的目标，探索新闻可能实现的社会功能和新的实践方式，但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新闻基于客观事实的基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改变？如果改变，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此外，技术拟真可能造成的“深度伪造”（deep fake）问题，也会让数字时代的“假新闻”及其治理变得更加突出。
　　（四）深度融合
　　组织/生产路径下的新闻创新，在2020年的相关研究和分析中，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三个主题概念上：深度融合、协作式新闻和调适实践。媒体融合自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就成为中国语境下新闻实践和研究领域被讨论极多的重要议题。至2020年，该议题的新发展可被概括为“深度融合”。但是，深度融合具体怎么展开？它是否有明确的路径？对数字新闻业会产生何种影响？只能说，目前仍处在多方努力探索的阶段。
　　与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的“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要求直接相关，县级融媒体围绕“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建设目标，体现出强烈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思路，管理者与媒体行动者的关系进一步交融。有研究者概括为政策赋能、业务扩容和系统转型三方面，具体来说是避免被动依靠政策扶持，而要充分利用政策赋权的能量空间，重塑核心价值，扩展业务范围，使融合型媒体组织向枢纽型社会治理平台转变（朱天，唐婵，2020）。总之，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国家力量正在向基层下沉，进入社会舆论和社会治理的微观场景，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县级融媒体中心进入全面铺开，加紧建设的2.0阶段（胡正荣，2020），但其策略实施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在中国如此巨大复杂的语境下，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与具体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矛盾（曾培伦、毛天婵，2020）。
　　中国语境下的媒体深度融合图景大致可概括为：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承担社会治理功能的基层融媒体，自上而下、社会治理与技术驱动是其特色。有研究者说这是要“下一盘很大的棋”（喻国明，2020）。相比之下，其他语境下的媒体融合则很少具备这样的特点，如加拿大魁北克省6家媒体为解决财务困境，自发进行合作社尝试（Maas， 2020），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市场的水平融合实践。但相比于技术和组织层面的融合表现，媒体融合在新闻观念、新闻文化、新闻内容上的创新明显偏软偏弱。如研究者在分析了既有媒体新闻客户端的内容后发现，客户端新闻相对于报纸新闻，在行文表达、信源使用、背景信息提供和报道主题取向上没有太大差异，多媒体特性和互动性表现得没有想象得那么普遍（王海燕，2020）。既有媒体如何从组织创新、渠道创新、技术创新等比较可见的创新绩效，进入新闻的文化创新、内容创新、观念创新等更有长远影响力的深层因素，恐怕应该是媒体“深度融合”下一步应该探索的问题。
　　（五）协作式新闻
　　与媒体组织层面的“融合”趋势相一致的，是媒体在新闻生产层面越来越明显的“协作”模式。当下协作模式的新闻生产主要表现为两个面向：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协作、新闻从业者与其他群体的协作。前者如30多个国家的事实核查组织联手进行的有关新冠肺炎信息的核查，他们通过简单的在线工具，每日更新疫情事实数据库（Abidi， 2020）。迄今，该数据库已经核实并公布了9000多条疫情事实核查新闻。
　　后者则更为广泛，一方面，专业媒体可引导公众广泛参与新闻生产实践，如印度一家非营利新闻组织在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数据新闻项目中鼓励居民参与搜集当地城市空气质量数据（杨扬，张学骞，张虹，2020）。尼日利亚的一个公民新闻项目UDEME鼓励公民用手机拍摄社区内被废弃或执行不力的项目，并给州长和机构打上标签，试图引起他们关注。如今这个项目在尼日利亚发展了1.5万多名活跃成员在基层监督政府（Egwu， 2020）。另一方面，专业媒体可联合其他专业群体（如行业专家）以双重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协作式新闻生产，如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奈特项目研究员开发了一个“科学+”（Science plus）平台，这个平台与巴西科学机构合作，提供来自1300多名经过验证的科学家或科学组织发布的最新信息。记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现新的报道想法、找到潜在的专家信源（Dorroh，2020b）。地方图书馆也是新闻媒体理想的合作伙伴，美国多家城市报纸与当地公共图书馆合作，开展各式各样的协作式新闻生产，包括把当地高中生培训成社区记者、在图书馆设置本地新闻演播室、合作举办新闻素养工作坊、在图书馆开展公民对话项目等等（Sepessy，2020）。还有一些协作模式兼具这两方面，如荷兰一家在线新闻网站采用“记者+用户+多元群体”的协同编辑和互动模式，就是既面向公众，又面向专业社群。该模式提倡记者与具有多样化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以及普通用户一起合作，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建设性新闻的方法尝试（陈薇，王中字，2020）。
　　（六）调适实践
　　协作式新闻这个主题概念也是对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不再被既有新闻媒体所垄断这一观点的现实回应，新闻从业者越来越多地以引导者、协同者的身份策展新闻，以各种创新方式邀请各类专业人士和公众进入新闻素材的挖掘、新闻故事的呈现和传播的过程中来。如果说“协作”是新闻行动者的主动邀约，那么与之相对的一种用来处理关系的实践策略则是“调适”。如面对有害的用户互动（恶意操纵、仇恨言论），很多媒体组织通过建立调适策略予以规范，包括记者作为版主巡逻版面、执行讨论规则，以及通过回答问题、提供附加信息等参与讨论（Wintterlin et al.， 2020）。在面对管理者的审查禁令时，新闻行动者也会进行调适。如俄罗斯的记者用adekvatnost一词来表明他们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这个词有“合适的”、“懂规则”和“知分寸”的意思。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游戏意识”。记者们运用各种技巧，通过协商和创造性方式为新闻实践开辟空间（Schimpfossl & Yablokov，2020）。2020年对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尤其是深受俄罗斯影响的克里米亚地区新闻工作者如何进行管制调适的研究表明，保持耐心和信心、不公开报道但侧重解决问题（类似中国的内参）、不断发生妥协与争取报道空间的斗争等，是新闻工作者们在复杂监管语境下会采取的策略（Zeveleva， 2020）。
　　（七）专业权威
　　文化路径下的新闻创新研究仍然围绕“专业权威”这一主题展开。“权威”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必然被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者以各种方式主张，并相互竞争。按照卡尔森的观点，新闻权威也是使新闻系统得以运行的关键概念（Carlson， 2017）。2020年有不少研究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对数字时代新闻专业权威的新的建构方式：第一，通过适应互联网时间，加快新闻节奏来重建权威。以往研究已经指出新闻时间与建构新闻权威的关系，2020年一项针对澎湃新闻的案例研究指出，新闻组织内部在对标“互联网时间”的过程中调整原有新闻周期和组织架构，用创新行动推行新的时间观，以此重塑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话语权威（周睿鸣，2020）。第二，通过建立新的新闻叙事规范，重建新闻文化权威。比如，有研究者提出要重视数据新闻报道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发布阶段的“数据客观性”问题，要通过设计严格的数据采集规范、建立高素质的数据分析队伍、设计科学的数据相关性分析流程来优化数据客观性（丛红艳，2020）。还有研究者对沉浸式新闻这样的数字新闻实践用“生动性”（vividness）、互动性（interactivity）等指标进行衡量，并做出批判性思考（Palmer， 2020）。第三，进一步阐释了记者如何通过与信源的关系建构专业权威。2020年发表的一项关于新闻记者与政治行动者之互动关系的研究，通过对英国大选期间133个小时广播新闻节目的分析发现，精英记者与政治家互动的“权威信号”赋予一个非政府政策组织IFS权威信源的地位，而IFS作为权威信源的声称，则又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性内容（Chadwick et al.， 2020）。第四，通过控制“地点”建构新闻权威。以往，记者可以通过出现在公众无法身临的新闻发生地来获得权威，但大数据时代，“地点”与认知权威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研究者发现，记者可能成为数据地图的制作者、使用者，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新闻数据地图的大量应用应使人们正视记者、大数据、地点在知识建构中的作用（Usher， 2020）。第五，在关键事件上记者作为阐释群体通过与公众的互动重建职业认同和文化权威。自特朗普2017年2月在个人推特上指责美国一些权威媒体为“美国人民的敌人”，称他们的报道为“假新闻”后，美国新闻界与公众则在推特上展开了一个标签为#不是敌人#的针锋相对的话题。研究者将这一新闻公共话语案例视为在压力和危机下新闻范式的自我修复。在公众对新闻业信任度低迷的时期，这一话题讨论对新闻业的传统范式进行了积极广泛的公共辩护（Whipple & Shermak， 2020）。
　　除了讨论如何给新闻权威建构的传统方式注入新的实践外，新闻业越来越多地关注专业权威建构的核心问题——如何重建公众对新闻的信任？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新闻规范性理念：如在新闻实践中做到有意义的、有效的、有限度的“透明性”，而不是无限制的、形式主义的“透明性”（张超，2020）；用“介入性”逻辑取代“客观性”逻辑的建设性新闻（常江、田浩，2020）、运用可核查性、观点中立、考察信源知名度等原则打击假新闻，增强认知权威（McDowell & Vetter， 2020）；在面对更复杂的知识体系时，记者要承担起“知识经纪人”的角色，通过报道把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从而作用于社会（Gesualdo， Matthew & Itzhak， 2020），等等。但是，本报告也要指出，规范性理念与复杂实践之间仍有很大距离，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变量给重建公众媒体信任的努力带来很大挑战。如前文提到过的荷兰原生数字媒体De Correspondent创办的英文新闻网站The Correspondent，从商业模式到实践理念都进行过一系列大胆创新，核心诉求是通过建立会员社群的媒体信任，实现高质量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张建中，2020），但不幸的是，这一被看作理念示范的先行者也倒在了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财务危机之中。另外，新闻业的规范性理念之间也存在争议，这主要集中在“客观性”范式的有效性上。透明性和介入性等新概念是否颠覆了新闻客观性范式？这也许需要更多规范性讨论之外的实证研究。至少本报告
　　提到过的美国公众和新闻业发起的#不是敌人#讨论的2874条推特文本表明，记者和公众都明确赞扬客观性这一新闻业传统原则，以及媒体作为真相守护者和（总统）权力挑战者的角色（Whipple & Shermak， 2020）。
　　（八）新闻使用
　　在新闻文化权威建构问题上，其实还有一类行动者策略越来越受到重视，即如何增强与公众的情感连结。如有研究者提出，新闻从业者要学会和公众“交朋友”，通过贴近公众的议题选择、真诚真挚地表达和提高公众在新闻生产中的参与感来建立“信任性真实”（李唯嘉，2020）。也有研究者发现自媒体会把道歉当作一种新的情感动员的方式（曹小杰，李新，2020）。沉浸式新闻、建设性新闻、新闻游戏等也被视作能增强新闻受众情感体验的新新闻类型。这些情感转向的行动者策略离不开一个前提，即在“新闻使用”这个主题概念下增强对“情感公众”的理解。新闻受众研究传统上把新闻使用者视为公民（政治传统）或消费者、用户（市场传统），很少关注他们作为情感公众的角色，但这一状况正在改变。一些研究试图揭示情感公众存在的原因。如有研究者指出，新媒体环境下，情感体验的质量正逐渐成为新一代用户媒体产品使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情感体验之所以成为媒体使用的动力，本质上是个体试图在媒介内容中找到情感寄托。这一方面源于个体在数字时代的归属感缺失，另一方面是媒介结构的变化使媒介话语属性从理性向感性转变（程思琪，喻国明，2020）。还有研究关注平台媒体对情感公众的塑造，认为社交媒体是一种“情感基础设施”，将帖子按照“喜爱”和“厌恶”进行情感逻辑分类的算法会被“垃圾新闻”生产者利用，强化“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而由此而来的情绪化回应又再次成为“新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循环中，新闻逐渐成为表演性的，用于产生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而不再是有关经验性事实的表征（Savolainen， Trilling & Liotsiou， 2020）。对平台媒体算法逻辑中可能存在的“情感架构”的揭示是重要的，它提示人们要在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复杂互动下理解作为“情感公众”的使用者群体，而不是仅仅给他们贴上素养不高、逃避真相的标签（一些关于“后真相”的论述就隐含着这样“归罪于公众”的论调）。
　　除了明显的情感转向外，“新闻使用”主题下还有一些是关于数字环境下新闻使用行为变化的研究。如一项实验表明，在使用移动新闻时，启用消息推送功能的参加实验者比禁用消息推送功能的人报告的新闻使用量更大（Stroud， Peacock & Curry， 2020）。这一结论并不出人意料，但再一次证明了技术和产品设定对人们新闻使用行为的影响，这提醒人们不要在抽样意义上理解“新闻”和新闻使用行为。另一项关于新闻使用动机与数字原生广告认知的在线实验发现，新闻使用动机会影响对以新闻形式呈现的原生广告的察觉，有强信息获取动机的使用者更容易觉察本质上是原生广告的内容。尤其是使用者发现看似硬新闻的报道其实是赞助广告时，不仅会更加反感，而且会降低对该新闻组织后续报道的可信度评价。据此，研究认为，将新闻与广告混淆是不利的（Amazeen， 2020）。
　　数字时代的新闻使用与大众媒体时代相比，一大变化是信息来源极其多样，新闻使用不再容易专注。过去新闻使用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现在新闻使用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中的伴随性现象。一项多国研究做出了一个相对乐观的结论：普遍来说，偶然的新闻接触会在各类传播平台上引起更多的新闻使用。但是，政治兴趣和新闻信任度对新闻使用却没有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Strauβ， Huber & Zúniga， 2020）。另一项在线实验研究则把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使用行为分为两级，第一级是停留，第二级是点击。研究发现，使用者对政治新闻的“两级选择性接触”模式是：政治兴趣高的使用者会更多停留在与政治相关的新闻标题上，但令人惊讶的是，停留浏览标题并不会导致他们更多地点击这些帖文。这证明Schudson（1998）所说的“监督性公民”的概念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也是适用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新闻使用者在信息流中看到但没有进一步阅读的信息仍然可以塑造他们的态度、观点和对现实的认知。而在第二级新闻使用上，研究发现，使用者点击新闻进一步阅读的行为更多是由社会因素（如平台媒体显示的推荐内容）而不是个人倾向（如个人政治兴趣）驱动的（Ohme & Mothes， 2020）。这些关于新闻使用者为什么并以何种方式在数字时代使用新闻的发现，对于新闻行动者来说很有意义，他们可以据此采取适合的策略，尽可能弥合新闻传受之间的鸿沟。
　　
五、总结与展望
　　“创新”有时会被当成“追逐闪闪发亮的新奇事物”的行为，带有一些让人不以为然的通俗流行的意味。但本质上，“创新”是一种动力机制，是行动者们主动地、有创造性的实践，最终推动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深刻的过程。数字新闻业正处在一个全球新闻创新大量涌现，并快速重构数字新闻系统的过程之中，可以说，这是新闻实践领域正在发生着的“范式革命”。显然，也是观察、记录、分析这一过程的难得的研究窗口期。“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不仅希望成为记录这一历史进程的可靠文本之一，更期待能对数字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产生实际影响。
　　就实践而言，行动者需要更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位置，并建立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在这一行动“网”中，“身份”其实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动态的位置和关系才是。比如“专业”这样一个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词，必然属于新闻行动者网络的文化核心位置。具体的新闻行动者需要凭借自己的实践去争取这样的位置，并对其他行动者形成观念输出，而不是因为传统，就自动获得“专业”身份，尤其在眼下这个新闻业重新专业化的过程中，专业权威只会更加明确地显示自己不是固化之物。如果不能适应“互联网时间”，没有面对技术和传播环境变化的“产品创新”，不能建立包括“情感连结”在内的与使用者群体的紧密关联，也无法在诸如“事实核查”、“数据新闻”、“透明性”上建立标准，那么很难想象，这样的媒体最终能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体现自己的专业权威、掌握话语权。新闻行动者网络也是由多元行动者在实践中结成的影响圈层和实践圈层相互交织变化的关系网络，它既是系统性的，也是策略性的。从某些方面看，这一关系网络的确有“形势比人强”的特点，如大型平台媒体的算法逻辑对广大使用者有强大的黏合效应，更容易获得数字产品的利润，因此它们成为其他媒体行动者（不得不）栖身的平台。由此，平台规则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强制力，也由此它们必然成为重点管理对象。但从另一些方面看，这一关系网络也有足够的主观能动色彩。既有媒体的传播技术不如人，就必然落伍落寞了吗？渠道为王，内容就不再重要了吗？显然都不是。既有媒体可以联合起来、可以进行各种协作式新闻实践、可以转型、可以融合、可以全媒体化、可以发掘“非市场需求”……总之，这些策略的指向都是，通过主动制造关系，使自己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位置更稳固。其实无论对于哪类媒体，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只有单一关系往往是危险的，它因为缺乏其他支撑而更加脆弱。从长远来看，媒体行动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具有决定意义，不能真正赢得使用者的媒体，最终会失去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以及一切支持。但从短期看，管理者对各类媒体行动者的影响力都强大而直接，比如在中国语境下，政务媒体作为一种特殊媒体行动者类型的横空出世，就是这一影响力的生动证明。
　　就研究而言，从全球新闻创新及其观念聚类来观察当下的新闻场可以获得有益的系统性视角。其益处在于，能够用比较的研究思路，聚焦于共同的研究问题。比如“可持续性模式”就是一个全球新闻行动者都在探索的共同问题。就像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型全球试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市场不同监管不同传统下的行动者共同参与这一试验，采用相同或不同的方式，或殊途同归，或高下有别，或各有千秋。进行系统比较研究，方可更好理解实践与语境的现实关联。比如为何纸媒在数字时代大部分采用“付费墙”，而绝大多数数字原生媒体却不采用这样的策略？为何挪威报纸可以较顺利地实行付费墙策略，其他国家却罕有成功？“建设性新闻”滥觞于丹麦等北欧国家的背景是什么，它在理念中强调的行动性、介入性和正面情感，在不同新闻行动者那里是否有不同的意味？等等。而且越是具备全球比较视野，也越容易发现具体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比如中国既有媒体的深度融合就因为与管理者的密切关系，而在全球媒体融合议题上显示出很强的特殊性。系统地考察新闻创新观念，并对其进行聚类，容易看出概念、术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分歧，有利于理论化工作。比如“情感”是新闻学研究过去关注较少但近年来颇受重视的问题，放在不同研究路径上，可看出新闻创新研究中关注情感问题主要聚焦于行动者取向的“情感连结”策略和使用者取向的对“情感公众”的理解。
　　广泛的议题、系统的视角、比较的思路，以及混合式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将有助于新闻创新研究朝着更深入更有理论创造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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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执笔：王辰瑶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刘天宇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全球新闻创新研究小组其他成员为：罗昊、卓金泽、方慧、王存双、杨晓涵、李瑞、马芸熙、丁安一。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新闻生态系统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XWA00）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