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
　　
一、2020年虚假新闻的基本特点
　　经历了2019年的一时“凋零”之后，中国的虚假新闻在2020年又进入了相对“繁盛”的状态。本年度进入备选的案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类型上也显现出成因的多样性和影响的广泛性。毫无疑问，伴随新冠疫情发生的“信息疫情”是本年度虚假新闻案例最为集中的表现，下文的典型案例有一半都与新冠疫情有关。而与此同时，中国新闻业在新的数字化环境下转型和重组过程中产生的虚假新闻案例也屡见不鲜。具体而言，2020年中国的虚假新闻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为虚假新闻提供了可乘之机。疫情爆发之初，医学界对新冠病毒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尚未开发出完备的诊疗方案。随着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公众陷入迷茫与恐慌的状态。一月底至二月，公众迫切需要获取更多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各种迎合公众心理的谣言因此乘虚而入。一些媒体在报道中缺少核实，成为谣言传播的得力助手。例如，在“白岩松今晚专访钟南山”、“国务院暂停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等案例中，媒体都充当了网络谣言的扩音器。
　　第二，虚假新闻成为公众情绪和社会热点的另类映射。信息分享是社交媒体时代常见的用户行为，那些能激发用户共情的新闻更容易得到分享和扩散，而分享越多其可见性就更强。新冠疫情流传的很多假新闻就精准地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如恐慌、愤怒、忧郁、多虑、感伤等。停车场放置已久的车辆、飘荡在窗外的窗帘等场景，都引发了对可能罹患新冠肺炎的陌生人命运的担忧和猜测，从而无意中催生了假新闻。此外，社会关注的热点也容易孳生虚假信息，如高考后扎堆离婚、高校更名等。
　　第三，媒体间议程设置为虚假新闻“赋权”。梳理本年度的虚假新闻案例可以发现，一旦有新生“客里空”冒头，媒体们往往趋之若鹜蜂拥而上，不加甄别便迫不及待地对其接力传播，扩大了虚假新闻的散布范围，有些原本只是在地方或某区域流传的假新闻，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播散。而多家媒体的集体发力还会在客观上进一步提高其可信度。在“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查”、“孝感车主参与抗疫后去世”等案例中，一家媒体率先发布不实信息后，就有多家媒体盲目跟从，纷纷转载。究其实质，还是为了抢夺眼球、追逐流量。
　　第四，主观故意炮制虚假新闻的案例增多。近年来常见的虚假新闻案例多是由生产者和传播者无意制造，为无心之过，而本年度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生产者和传播者有意识地生产和传播虚假新闻的案例，要么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要么是出于某种主观动机和诉求。比如“孝感车主参与抗疫后去世”、“十万只浙江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假新闻的发起者可能就具有谋取经济利益的意图，而“国务院暂停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查”等案例虽然找不到始作俑者，但显然都缘于特别的动机和一定的诉求。
　　第五，虚假新闻继续在混合型媒介系统中传播。在前互联网时代，公众接受新闻的渠道有限，基本局限于官方媒体。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专业媒体、自媒体、政务媒体等多种行动者纷纷涌现，微博、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不同平台都在介入新闻信息的流动。在这个混合型媒介系统中，虚假新闻的制作和传播过程往往涉及多种行动者、多种平台，不仅使得虚假新闻更易发生、传播更快，而且其源头更难以追溯，也更难有效治理。本年度多起案例主要通过媒体的抖音账号进行传播，相较于过去以文字和图片为主的虚假新闻又增添了短视频这种形式。
　　总体来看，2020年度的虚假新闻案例体现出新冠疫情这一“关键事件”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新冠疫情不仅带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也是对媒体行业的一次“大考”。越是处于社会紧急状态，公众就愈发需要媒体的信息引导，媒体也更应该履行好社会责任，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李泓冰，周玉桥，2020）。中国媒体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曾无意中助长了一些网络谣言的“落地”和传播。因此，在快马加鞭驱动媒体融合的大势下，也需要反思一下既有的某些新闻常规。健康卫生领域向来是虚假信息的重灾区，新冠疫情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引发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第一场信息疫情，还是一场全球性的信息疫情，这是由主流媒体、专业媒体、新媒体等交互作用引发的复杂现象（胡泳，2020）。它不只出现在中文信息环境里，有关中国疫情的种种虚假信息也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大肆流散，这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传播现象。
　　
二、2020年度虚假新闻典型案例
　　1.白岩松今晚专访钟南山
　　【刊播时间】 2020年1月26日
　　【“新闻”】 从1月23日开始，不少人在微信群或朋友圈内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今晚9时30分，央视新闻频道（13频道），白岩松主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现场直播，邀请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请届时收看。”该消息主要由教师们发布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班级群中，提醒学生和家长按时收看这档节目。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微信群聊中也出现该“收视提醒”。1月23日至25日，并没有任何媒体对其进行报道。1月26日18：04，这则在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的“收视提醒”被青海卫视的微博官方账号@青海卫视报道了：“今晚（1月26日）21时30分，央视新闻频道（CCTV-13）将播出由白岩松主持的《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节目，钟南山院士受邀讲解相关知识，敬请收看。”当一些微博用户在@青海卫视的这则虚假消息下留言，要求其先核实再转发、注意消息的真实性时，@青海卫视的回复居然是：“您又从哪核实了张口就来？”“谁告诉你这个不具备真实性呢？张口就来！”“您咋就知道我们没求证？”
　　【真相】1月25日夜，山东省微山县教体局对该县某学校进行了通报批评，因为该校一些教师将这一虚假收视提醒“转发到教体系统部分微信群，又由部分教师转发到各学校钉钉群”，认为这些教师“不加甄别转发一些不实信息，在教师和学生、家长中造成舆情混乱，对我县防控工作大局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但是，这一澄清和批评的流传范围很小，基本局限于当地，其他省份和地区仍然广泛流传着这则虚假消息。
　　1月26日19时许，红星新闻记者通过短信向白岩松本人核实这一“收视安排”。白岩松表示，“今天是周日，根本没有新闻1+1节目”，“我1月20号连线钟院士之后根本不舍得再打扰他，有可能过两天再打扰他”。随后，相关澄清消息迅速在微信群和朋友圈扩散。但即便如此，无中生有的信息仍散播不止，甚至临近年末时，还有些人在以讹传讹。
　　【点评】1月23日16时，武汉正式宣布“封城”。正值全国疫情爆发的紧要关头，这则虚假收视提醒迎合了人们获取权威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迫切需要。在钟南山、白岩松、央视等在老百姓心目中具有公信力权威性的名人和机构的加持下，这则谣言得以在各大微信群和朋友圈内疯传。应该说，要核实这则信息相当容易，因为央视和各大卫视的节目安排都是公开的，只要查阅一下节目安排表，自然就能识破。
　　如果这则假消息只是在微信群和朋友圈疯传，那它只能算是一个谣言。令人遗憾的是，青海卫视微博竟然也直接发布了这条来自民间的假消息，再加上在网友们面前“狡辩”，这家媒体的行为是在消耗自身的公信力。
　　如果没有记者向白岩松本人核实，这则假消息也许还会流传一段时间。这也充分说明，媒体的核实与澄清对于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专业新闻工作者在一时流传甚广的信息面前，需要有及时核实的意识和自觉性，如果直接将流传于网友中的消息作为新闻来报道，那还叫什么专业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呢？
　　
　　2.国务院：暂停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
　　【刊播时间】2020年2月1日
　　【“新闻”】2月1日下午，一张《人民日报》电子版截图在微信群和朋友圈流传，截图中的新闻显示“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新闻的文字内容如下：“《人民日报》（2020年02月01日03版）1月31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专门视频会议，研究并决定暂停武汉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并管理发放的工作，要求对近日出现的物资分配不均等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予以深入调查。国务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人民群众利益，中央已成立对应工作领导小组，派遣调查团赴湖北主要城市调查指导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疗工作。鉴于日前频繁出现的物资调配问题，中央决定暂时停止武汉红十字会接收、存放和派发获赠物资工作，即日起到2月3日盘点库存物资并向社会公示。”
　　当天22∶22左右，江苏卫视“抗疫情特别报道”播出新闻《国务院：暂停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称：“1月31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专门视频会议，研究并决定暂停武汉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并管理发放的工作，要求对近日出现的物资分配不均等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予以深入调查。湖北省红十字会今日回应称，对物资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深感痛心、自责和内疚，并将对直接责任人依纪依规追责。”这则新闻由两条消息拼接而成，前半部分拷贝了上文所述的《人民日报》电子版截图，其后半部分（湖北省红十字会今日回应……）则来自当天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官方回应。
　　【真相】其实，2月1日19∶27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荔枝新闻就发布了《网传“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为不实信息》，指出社交网络中流传的那张《人民日报》电子版截图是虚构的。荔枝新闻记者查阅了当天《人民日报》，发现并无截图中所示的新闻。令人诧异的是，同属江苏广电总台的江苏卫视却还是在稍后的新闻播报中引用了这张虚构的《人民日报》电子版中的内容。
　　2月2日，人民网发布辟谣消息《网传“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图片不实 为恶意合成》，指出网传截图中存在的纰漏。同日，中国新闻网也发布消息《武汉市红十字会：未暂停救援物资接收管理》，记者实地探访了武汉市红十字会，证伪了网传的谣言。
　　【点评】各种方便实用的图像编辑软件的流行大大降低了图片处理的难度，使得通过虚假图片进行的信息操控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个案例起源于一幅被人为处理过的图片，虽然无从知晓始作俑者的意图是什么，但它明显迎合了疫情初期针对武汉红十字会的不满情绪，因而被广为传播。图片的虚假之处并非无迹可寻，正如人民网等媒体的辟谣信息所指出的，这张截图的内容存在不少纰漏。例如，所拟新闻标题没有主语、文章第一行有明显的格式错误、没有标注记者姓名或者电头，且规范的称呼应为“武汉市红十字会”而不是“武汉红十字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截图中的新闻竟然将“国务院”置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前面，这是我国时政新闻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差错。但江苏卫视报道如此重大的时政新闻时，却懒得用鼠标一点之力去《人民日报》网站核实一下，而是让其“过关”并播出，而且还是兄弟媒体已经刊发了辟谣信息的情况下，最终造成了这起严重的播出事故。
　　
　　3.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查
　　【刊播时间】2020年2月15日
　　【“新闻”】2月15日11∶16，微博@贵州综合广播发布“快讯”，表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15日发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审查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11∶27，《广州日报》网站也发布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15日发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审查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53，微
　　博@黑龙江卫视也发布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15日发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审查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真相】2月15日11∶55，微博@贵州综合广播发布“致歉信”，指出“2020年2月15日综合广播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篇内容，此信息在未经认真核实的情况下发出，我们已经及时对原文进行了删除，尽管采取了措施，但已经对大家造成不良影响。在此，诚恳地向大家致以歉意并希望大家删除！”13∶50，又发布一则“致歉信”：“我们于2月15日11∶16发布的有关机构查处中国疾控中心相关人员的消息为谣言。我们对个别工作人员未经核实予以转发再次深表歉意。”
　　当天12∶14，微博@侠客岛发布消息：“【高福被调查？目前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并无官方消息】网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15日发布了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调查的有关消息。岛叔在2月15日中午12∶13上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查了下，目前，网站上没有这个消息。”并配有当时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的截图。当晚19∶51，微信公众号“科学网”发布推送《高福：正与世卫专家一同研讨沟通疫情防控》称，“针对2月15日‘贵州综合广播’等网络上散布的不实消息，《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高福表示，他现在正接待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世卫组织专家，研讨、沟通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
　　【点评】作为官方媒体，微博@贵州综合广播没有去中纪委官网进行核实，就将臆想或传闻的内容作为新闻发布，大量媒体在转发这一假新闻时也未做过认真的核实工作，要么注明消息源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要么不注明转载来源。实际上，这些媒体根本没有去官网进行核实，而是直接将其他媒体报道的内容移植过来，照搬照抄。
　　这则假新闻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微博热门内容，与它反映出的“民意”有关，前述两条虚假新闻案例也体现出相同的特质。面对新冠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紧张恐慌情绪下，民众一方面有强烈的信息需求，希望获得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又对疫情中一些不如意现象怀有不满，于是承载了这些“民意”的假新闻“应运而生”。应该说，疫情期间流传大量的网络谣言并不令人意外，当下的媒介生态又助长了这一现象，帮助它们实现从“谣言”到“新闻”跨越的则是那些传播虚假新闻的媒体。虽然只是在媒体的官方微博上发布，而官微同样具有媒体的权威性，但是有些媒体人在潜意识里并没有像对待报纸版面、电视画面那样严肃认真，因而失范失误失守也就不奇怪了。
　　
　　4.大连、武汉出现“中国加油”雪地画
　　【刊播时间】2020年2月15日
　　【“新闻”】2月15日，中国新闻网微博发布图片报道：“【武汉雪地上写巨幅中国加油】2月15日，湖北武汉迎来降雪。武汉一小区雪地里书写着巨大的‘中国’字样，还画有一只紧握的拳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中新社记者XX摄）。”
　　同日，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新闻大连”微信公众号发布《震撼！大连雪地上惊现硬核一幕！》。报道中的图片与中新社的图片完全一样。报道称，该雪地画出现于“旅顺口区登峰街道一小区内”，“一位女老师在雪地里画出象征加油的手，并在下面写上了‘中国’二字”，“这位女老师的朋友‘海之蓝’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将这一画面拍下，发到了群里……”，“她（海之蓝）说，我们都会好好的，我们都要加油！”
　　【真相】2月16日16∶43，封面新闻发布消息《巨幅“中国加油”照并非出自武汉 原创者回应：图出自寿光 花了20多分钟创作》：“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图片原创者王寿中先生，他告诉记者，他接到不少好友发来的消息，称他的作品被冒用在了武汉，地点和摄影者都被篡改。王寿中说，‘虽然都是为了给中国加油打气，但这种工作态度却不对！’”“为了给记者印证巨幅‘中国加油’照片是自己创作，他发来小区广场的现状，以及从不同角度拍下的照片，花台与停靠车辆，都能与原作对上号。”
　　同日19∶56，微博@中国新闻网发布消息：“【致歉】本网15日发布的《湖北武汉迎来降雪》组图稿中，因审核把关不严，把山东寿光的雪地画面，错当武汉雪景发出，给广大网友带来误解和困扰，在此深表歉意。我们将认真吸取教训，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和专业精神，做好新闻报道，欢迎广大网友予以监督。”
　　【点评】这一案例的问题在于将真实图片进行了虚假说明。图片反映的“加油画”及图片本身都由网友完成，但这一典型的用户生产内容（UGC）却被专业媒体据为己有，并缺乏根据地断定这张照片拍摄于武汉，将其作为新闻图片发表。中新网在发布虚假新闻时，煞有其事地署上了自己记者的名字。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新闻职业规范，还侵犯了照片拍摄者的权利。但在致歉中，中新网只是检讨了自身搞错图片的错误，对冒充拍摄者的行为并无反省。微信公众号“新闻大连”的错误同样十分离谱，在推送同一张图片时添加了更为丰富的细节信息，把图片发生的地点、主要人物等关键信息交代得清清楚楚。貌似详实的细节，恐怕正是为了掩饰一个事实：记者并未核查，而是把朋友圈的东西拿来充当自己的采访“成果”。
　　
　　5.十万只浙江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
　　【刊播时间】2020年2月27日
　　【“新闻”】2月27日，《宁波晚报》A09版发表报道《鸭子是灭蝗界“天才”吗？宁波“鸭兵”能出国灭蝗吗？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一一解答》，声称“根据巴方需求，中国政府已派出蝗灾防治工作组抵达巴基斯坦。随后，10万‘鸭子军队’也将代表国家出征灭蝗”。“这支由浙江绍兴‘国绍1号’鸭苗组成的‘鸭子军队’简直是灭蝗界中的‘奇才’”。报道还引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立志的话：“首批预计出动10万‘鸭兵’，‘国绍1号’鸭苗将代表国家出征灭蝗，鸭苗可通过空运，一天之内就抵达巴基斯坦。”
　　当天20∶56，红星新闻发布《10万鸭子出国灭蝗背后：为何是“国绍1号”？》称，“红星新闻记者向新闻当事人——浙江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立志求证获悉，这批鸭子将在疫情结束后先到新疆进行试验，实验结束后才去”。记者还联系了“出征鸭子”的供应者国伟禽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一位李姓人员表示“我们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及与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的商量结果，将鸭子无偿捐赠过去”。该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介绍了将要出征的“国绍1号”鸭苗。
　　【真相】2月27日12∶37，微博@中国经济网发布消息【浙江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子虚乌有！】表示，“中国经济网记者经多方求证，前方不同渠道的回复是‘胡说八道’、‘子虚乌有’”。中国经济网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报道《十万鸭军远征巴基斯坦？我不敢说这是某某企业的一个策划》。文中表示，记者以个人名义向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参处（参与协助灭蝗工作的协调部门）、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中国灭蝗专家组正在这里）、中国驻拉合尔总领馆（该馆领区旁遮普省是巴灾情最严重地区）的相关负责人进行求证，负责人的答复是“胡说八道”、“子虚乌有”、“假新闻”。文章还引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月26日报道的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工作组在回答当地媒体提出的中国政府是否会派大量鸭子到巴基斯坦来进行蝗灾治理时表示，从目前的考察情况来看在巴基斯坦不适合采用这一技术。当天，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10万只鸭子出征灭蝗，在线翻车了？》一文。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卢立志，卢回复称，“由于技术参数、实施方案尚需进一步通过实验完善，因此‘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的计划并不是立刻就能实施的，目前计划今年下半年能够成行”。
　　【点评】在中国经济网的辟谣消息发出后，有媒体采访了“供应鸭子”的当事企业，该企业负责人表示，公司愿意向巴基斯坦捐赠10万只鸭子，正在等待巴基斯坦方答复，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会尽量促成。看起来这只是个不一定能实现的计划，甚至是否真的有此计划也未可知。而《宁波晚报》之所以报出“10万只浙江鸭子将出征灭蝗”的新闻，主要是援引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一位专家的说法。可是，要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鸭子“出征”，显然不是一位专家就能拍板决定的。而且，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时，要运输规模如此庞大的活禽出境，必然涉及更严格的防疫检疫工作。记者没有进一步核实就抢发了报道，从而催生一条假新闻。如果《宁波晚报》记者之前查询、关注过相关新闻，可能也不至于犯错。因为就在《宁波晚报》发出报道的前一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报道了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工作组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从目前的考察情况来看，在巴基斯坦不适合采用大量鸭子灭蝗的技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媒体在报道中多次提及“国绍1号”鸭苗，且引用专家或企业工作人员的话对这种鸭苗进行褒扬，有“广告植入”之嫌。这不禁让人怀疑，新闻的背后是否还延伸出经济利益的链条？
　　
　　6.孝感车主参与抗疫后去世
　　【刊播时间】2020年6月21日
　　【“新闻”】5月21日，网名为“王公子”的网友，拍摄了停在湖北孝感槐荫公园内的一辆橙色小汽车并发布在抖音上。随后，该网友陆续发布后续，声称车主系一名志愿者，疫情期间在孝感帮忙送菜，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后去世。6月21日，腾讯网发布消息《私家车数月无人认领 路人询问得知车主抗疫后去世》，其中引用王先生的话，表明他联系车主家人后得知，车主在孝感抗疫一线帮忙送菜，“后来感冒发烧没多久就去世了”。视频引发国内众多媒体转载，点击量过亿，点赞量上百万，网友们纷纷留言发表感言。
　　【真相】6月22日12∶12，微博@孝感晚报发布消息：“【他还活着】近日，网友声称车主将车停在槐荫公园后去世的消息引起网民关注。6月22日，经有关部门核查，证实车主仍在世。目前，公安机关已联系到车主核实情况……车主也发了声明，奉劝发帖者迅速消除影响，也请广大网民不要以谣传谣。”
　　同日，“上游新闻”微信公众号也发布消息《湖北槐荫公园一车主抗疫后死亡？车主：我还活着》，“拍摄者王先生回复上游新闻记者称，‘车主曾参与抗疫后发烧去世’这一说法，是他出于好心瞎编的。车主陆先生则表示，他正在考虑是否起诉王先生”。“（王先生）去找朋友玩时，发现这辆车无人认领。接着，他发短视频说‘车主曾参与抗疫后发烧去世’。多家媒体采访他时，他也未改口，坚持此说法”。
　　6月22日，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该车为孝感一家公司所有。同日，该公司发布声明表示，“该车系本公司所有，车主身体健康，网传纯属谣言。奉劝发帖者迅速消除影响，也请广大网民不要信谣传谣，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权力”。6月23日，据人民网湖北频道报道，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做出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决定。
　　【点评】这是一条因为消息来源造假而产生的假新闻。视频拍摄者称出于好心编造了志愿者因送菜感染病毒的故事，但从他的一系列行为来看，发布者有很强的谋求流量的动机。他不仅在抖音账号上上传视频，还发布一系列后续、编造完整的故事，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拒不改口。最终因编造假消息进行传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虽然传播这一虚假新闻的媒体们也是受害者，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回避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听信并引用与车主毫无关系的王先生的说法，充当了谣言的“传声筒”和“扩音器”。这些媒体之所以“中招”恐怕也与它们对眼球和流量的追逐有关，疫情中的种种“世相”总是能引起受众的关注。报道车主“去世”，却不去联系车主的家人或熟人进行核实，而只是将“路人甲”作为唯一的消息源，如此不专业的做法，暴露出部分媒体从业人员职业规范意识之淡薄。
　　
　　7.南昌赣江大堤管涌15名党员率先跳水封堵
　　【刊播时间】2020年7月13日
　　【“新闻”】7月13日，河北日报抖音号发布视频“南昌赣江大堤管涌，15名党员率先跳水封堵”，配发了几名身穿救生服的人奋勇跃入水中的视频。
　　【真相】7月14日，微博@南昌新建发布进行辟谣：“【请不要张冠李戴，制造谣言！】近日，有网友发布一则关于‘南昌赣江大堤出现险情，15名党员率先跳水封堵’的视频。视频内容却是6月份恩施州消防救援支队在进行救援培训。实际情况是：7月11日，新建区联圩镇廿四联圩部分堤段出现泡泉。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70余名官兵经过连续12个小时的夜战，将险情地段的泡泉眼成功封堵，保证了大堤的安全。”
　　【点评】相关新闻微博@央视军事在12日已有报道，并无跳江堵水的“精彩”画面，而随后跟进的河北日报抖音号却使用了网友上传的一段视频，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本案例又一次证明了有图未必有真相。报道反映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内容，但正面宣传也要谨慎核实，不然，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则案例主要出现在媒体的抖音号上，可以说是进入我们年度虚假新闻案例的一种新类型。随着短视频的流行，与视频相关的虚假新闻也将会钻空子，趁虚而出。这一类短视频平台上的虚假新闻有可能会成为以后的重灾区。
　　
　　8.贫困大学生备战考研期间偷外卖被抓
　　【刊播时间】2020年7月17日
　　【“新闻”】7月17日，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中心发布新闻《糊涂！大学生连偷外卖被刑拘 背上案底自断全家希望》，称南京一送餐员发现外卖被偷后报警，警方调查后发现偷外卖的是一名正在备战考研的大学生。这名大学生周某（报道中化名“周某”，实际上是“李某某”）多次偷取他人的外卖。报道援引南京雨花台派出所民警任国强的话：“他是一个知名大学本科生，目前正在准备考研。他兄弟姐妹四个，他读书比较好，为了他读本科、读研究生，其他三个兄弟姐妹都辍学了。”
　　随后，江苏广电总台下属的荔枝网也转载了这条新闻，引发许多网友的同情。在荔枝网评论区，有网友提出应当将其作为资助对象、应该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应当调查他“只偷外卖而不偷钱财”的深层原因，也有网友指出“贫穷不是品行不端的理由”等。
　　【真相】7月20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指出多次偷取外卖的李某某2018年毕业于湖南衡阳某大学后来南京工作，目前就职于南京一家公司，有固定收入，租住在雨花台区某小区。他的父母和大姐在老家务农，二姐和三姐分别在北京和海南工作（只有姐姐而没有此前报道中所说的“兄弟”）。李某某偷取他人外卖是因为他自己的外卖曾经被偷，遂产生报复和占便宜的心理。从7月20日开始，人民网、央视网、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等媒体陆续转载了南京警方的“警情通报”，公众逐渐知晓了李某某偷外卖并非因为“贫穷”、“饥饿”、“吃不起饭”。
　　【点评】造成这起假新闻案例的根本原因在于派出所民警发布了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误导了媒体的报道。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是有意误导媒体，作为权威信息源的民警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因而媒体或可不必为假新闻担主责。不过，这又一次提醒新闻工作者，对只有单一信源的新闻，必须慎之又慎。即使这个单一信源来自某个权威机构，他们也有不提供真相的动机和可能。更值得反思的是，这条假新闻所体现出的“标签化”问题。由于“大学生”群体容易受到更多关注，因此不少媒体在报道时，常常为当事人贴上这类标签。实际上，李某某偷外卖和他是否为“大学生”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何况，他两年前就大学毕业，并非在校生，为他贴上“大学生”的标签也有失妥当。
　　
　　9.高考后出现“离婚潮”
　　【刊播时间】 2020年7月26日
　　【“新闻”】从7月26日开始，多家媒体抖音号发布短视频，声称“高考结束第二天现离婚潮”、高考结束“多地民政局迎来离婚潮”、高考分数出来后“民政局又排起了等着离婚的长队”等。比如，抖音号@河南科技报7月26日发布视频“高考分数出来后，民政局又排起了等着离婚的长队……”抖音号@十堰晚报7月26日发布视频，视频中的文字是“高考分数出来后，又有不少家长选择离婚”。抖音号@海南特区报7月26日发布视频 ，视频中的文字是“高考分数出来后，民政局扎堆……”抖音号@沈阳新闻频道7月27日发布视频“高考后的离婚热……希望走出这步，都是沉思后的决定，往后余生幸福快乐！”抖音号@黔南报业传媒7月27日发布视频“高考后迎来离婚潮，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抖音号@南丰县融媒体中心7月27日发布视频“高考分数一出，多地民政局排起离婚长队”。抖音号@莆田广播电视台7月27日发布视频“高考结束后多地民政局排起离婚长队……”抖音号@郑州播报7月27日发布视频“想不通！高考结束后民政局前排起离婚长队……”抖音号@消费日报7月27日发布视频“高考分数出来后，民政局排起来长龙……”
　　【真相】实际上，这些媒体使用的均是往年其他报道中的图片，拼凑制作成短视频后，再配上“高考后离婚潮”的文字说明进行发布。据微信公众号“老总签发单”核实，上文所述抖音号@黔南报业传媒发布的视频，其中图片的来源是新民网2016年3月21日15时27分刊发的《沪离婚要限号？实探：新工作规范致手续时间变长》。@河南科技报、@海南特区报、@郑州播报、@消费日报发布的视频，其中的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国际金融报”2020年4月24日发布的《上海排队离婚为买房？真相是……》，图片里排队的是一群去上海市静安区房产交易中心办事的年轻人。@莆田广播电视台发布的视频，其中的图片来源于京华时报-东方IC，展示的是某医院外连夜排队挂号的人群。@沈阳新闻频道发布的视频中，同期声提及“从6月9号高考完……”事实上，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高考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并不是6月9日结束的，这显然是在套用往年的新闻视频。
　　【点评】收集“旧闻”中的图片或视频，拼凑、制作成短视频之后，再配上主观编造的内容进行发布，是这条假新闻最早出现的原因。大量媒体则直接扒取同行发布的短视频，在没有标注来源的情况下进行再传播，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在某些媒体发布的“离婚潮”视频中，同期声竟是“从6月9号高考完……”明显与2020年的高考时间不符。如此离谱的错误，居然没有被采编人员发现，这些媒体真该审视一下内部的把关机制了。
　　这起案例大都出现在涉事媒体开设的抖音账号上，明显就是为了追逐流量。当然，也有少数媒体没有急于转发“离婚潮”新闻，而是先向当地民政部门进行核实。这些地方民政部门表示，当地并没有出现所谓高考后的离婚高潮。可是这样正确的操作方式却并非主流，让人叹息，令人悲哀。
　　
　　10.林则徐后代林东被查
　　【刊播时间】2020年11月29日
　　【“新闻”】11月29日，澎湃新闻发布消息《有辱家门：林则徐后裔林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报道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28日下午发布援引自海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林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根据人民网提供的简历显示，林东还是著名海军将领林遵之子，爱国将领林则徐后裔”。当天，《中国青年报》、观察者网、《潇湘晨报》、闪电新闻、《温州商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的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都转载或发布了相关内容。
　　【真相】11月29日当天，林则徐基金会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否认林东是林遵之子、林则徐后裔。声明指出，“林则徐是福建福州人，而文中林东是海南海口人，是后裔吗？我是林遵将军的大女儿林华卿，籍贯福州。我家三姐妹，没兄弟”。林则徐基金会也在声明末尾“要求涉及的媒体公开辟谣并道歉”。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东南网等媒体都转发了林则徐基金会的澄清声明。当日，首发的澎湃新闻也转发了上述声明，并指出此前有媒体提供的简历中有林东系“著名海军将领林遵之子，爱国将领林则徐后裔”的说法，“目前，上述媒体已将林东简历撤下”。
　　【点评】依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官员落马信息进行报道是媒体惯常的新闻操作，记者在官方消息之外补充了一些林东的个人背景以增加新闻的信息量，甚至提高了新闻价值，也反映了记者的专业敏感；选择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一般来说权威性也能保证，记者的操作还是基本符合新闻职业规范的。但不料恰恰是这个附加的信息出了问题。公允地说，不能将此次事件完全归咎于澎湃新闻，谁又能想到地方领导资料库中的简历居然也会混杂不实信息呢？当然，如果记者能再谨慎和细心一些，或许能够避免这起风波。实际上有几处细节是值得推敲的，一个是林华卿女士提到的籍贯问题，另一个则是微信公众号凤凰文社对年龄的质疑：林东出生于1960年，时年55岁的林遵生子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记者虽然并不是有意制造虚假新闻，但恐怕有必要认真反思一下整合式报道的操作惯例，把网络，即便是权威主流网站的信息补充到新闻中时，必要的核实同样不可疏忽。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则新闻里掺杂的虚假信息，出炉伊始就被澄清乃至删除，但时至今日，就在本文付印之际，好几个门户网站上的大字标题依然赫然在目：《有辱家门：林则徐后裔林东被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林东被查，愧对先人！》……可见，虚假新闻的流毒之广难以想象，清除其恶果何其不易！面对类似这样“三人成虎”、“覆水难收”现象，我们的媒体难道不该时常掂量并切实履行自己坚守新闻真实性的社会责任吗？
　　
三、2020年虚假新闻成因浅析
　　灾难、疫情、事故等重大社会危机事件发生时，必然伴随着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流传，有些未经证实的“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经由媒体的传播，俨然“转正”为“新闻”，然而其本质是不实和虚假。与此同时，假新闻依然高发于社会生活领域（Wang et. al.， 2020），这与疫情之前的情况是相近的，其主要成因显然也是历年虚假新闻报告中反复提及的。然而，每个假新闻的传播周期都只能被作为一种独特的过程进行研究，这种独特过程来自于对于该新闻的虚假性的多种判断的整合（Giglietto et al.， 2019）。只要虚假新闻这种社会现象仍然存在，我们就有必要继续探究其成因。
　　第一，媒体未能尽到核查信息的基本职责，在错误信息“升格”为“新闻”的过程扮演了关键角色。Wang等人（2020）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切入，认为在中国虚假新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事实核查或者没有作进一步的核查，这一点在本年度虚假新闻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抢时间、抢首发的压力下，或者出于节省时间、降低人力成本的考虑，一些媒体放弃了核实与把关，直接发布或转载缺乏事实根据的内容。尽管有时核实是轻而易举的，但媒体依然略过这一新闻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相比于前几年，这种专业规范的缺失并没有多大程度的改观，有时反而越发严重。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已经将媒体的合理核实义务写入法典，第1025条、1026条均与此有关（李洋，2020），期待这一规定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媒体的核实行为。
　　第二，“伪传信息”（disinformation）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媒体传播虚假新闻的风险。在虚假新闻的界定中，事实性（facticity）和意图（intention）是两个基本的判断维度（Tandoc，2019）。伪传信息就属于一种典型的主观上蓄意甚至蓄意传播的虚假信息，包括欺骗性的政治和商业广告、宣传、伪造的文件等（Ha et al.，2019）。本年度典型案例中所表现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虚假信息被主动制造出来进行广泛传播，虽然有些能够找出明确的源头，有些无法确定其初始来源，但都承载着生产者的明确意图，它们得以被广泛传播就实现了生产者的目的。
　　第三，混合型媒介系统中的传播主体和平台增多，加大了媒体内部的把关难度。目前相当多的媒体通常拥有多个传播平台，形成由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微博、微信、网站、抖音、快手、bilibili等构成的媒体矩阵。为了运营这些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就需要填充相应的内容，也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媒体内部的审核、管控难度也相应地提升。有时候，某则假新闻只在一家媒体的微博、抖音账号上发布，该媒体所属的其他传播渠道并没有出现。因而，除了要求媒体内部建立更加完善的把关机制外，那些为媒体提供平台的技术公司作为“超级把关人”（休梅克，韩纲，2020）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四、结语
　　虚假新闻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让其显得突出的是当下的信息环境使然，其如此多发，普遍存在，以至于有人提议学术界和新闻界不要再讨论虚假新闻问题，而也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继续讨论虚假新闻（Habgood-Coote，2019；Pepp et al.， 2019）。多篇对虚假新闻研究进展的综述则表明，对虚假新闻的研究依然是一个在持续升温的学术热点。不只是传播学者在关心虚假新闻问题，包括政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在内的各个学科都在从事虚假新闻、伪传信息等问题的研究（Ha et al.， 2019；Tandoc， 2019；Arqoub et al.， 2020）。尽管中外之间在虚假新闻的界定、表现、治理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了解英文学界的研究动态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中国的虚假新闻问题依然很有帮助。下列内容是本课题组对最近两年英文学界虚假新闻研究若干趋势的判断，谨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虚假新闻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既有研究却较少关注它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发展状况、意义和影响（Guo，2020），近年来的一些研究稍稍弥补了这一缺失。Wasserman（2020）对南非虚假新闻的分析就呈现了很多独特之处。在南非，虚假新闻被用来形容从主流新闻机构到推特推文再到恶搞网站等一系列不同现象，展现出这一概念的模糊之处；虚假新闻不仅是针对新闻业的行业批评，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涵，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政治语境来理解；虚假新闻折射出主流媒体与持续经历边缘化的多数人口之间的距离，如果只是呼吁提升事实性来消除虚假新闻恐怕是不够的；虚假新闻的出现也为主流新闻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机遇，来重新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重新确认新闻的专业范式。Neo（2020）对出台了反制假新闻法规的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四国的国有媒体发布的共计450则假新闻进行了批判话语分析，发现假新闻正在被建构为一种威胁社会基础价值的现存安全问题，将其与恐怖主义、化学攻击、网络战相提并论。上述国家以应对假新闻的潜在威胁为借口，使得一系列针对言论自由的法规被合理化，假新闻这一术语被用来对记者和媒体进行缺乏事实根据的指控。这些研究提供了不同语境下的虚假新闻，它们体现出的“地方性知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虚假新闻。
　　第二，由于不同的媒介制度和生态，中国的虚假新闻问题有很强的特殊性，但对它的研究主要在中文学术界展开，近年来的研究在数据搜集、研究方法和分析解释等方面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总体上表现出视角比较单一、话题较为单调、以规范研究为主的特点。2020年英文学术界开始出现有关中国虚假新闻问题的研究，或许能开启两者之间的对话空间。Wang等人（2020）引入社会病理学视角，提出了一个虚假新闻研究的病理分析模型。他们选取本刊2001-2019年发表的年度虚假新闻报告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作者根据趋势预测，到2022年，首发于网络媒体的假新闻将占到中国假新闻总数的87.5%。如果不加干预，其中的70.33%都因单一信源而产生。论文指出，中国未来虚假新闻的主导类型将会是互联网上来自单一或匿名信源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假新闻。而应对假新闻的关键举措还是加强网络环境中的事实核查，新闻媒体应当与互联网平台建立联合核查机制，将专业新闻业、数据与可视化技术、专门知识和传播效率相结合。Guo（2020）则采用媒体间议程设置这一理论框架，研究了2016年中国互联网上流传最广的十大假新闻，关注假新闻的显著性在不同新闻网站之间的传递。该研究发现，虽然国家级官方新闻网站也会推动假新闻的传播，但是与商业新闻网站相比，它们生产原创假新闻的概率小很多。地方级官方新闻网站原创假新闻的概率与商业新闻网站差不多。该研究还指出，中国的媒体间议程设置模式与美国相似，未来应该在理论上将“虚假新闻”提炼为一种全球化问题。
　　第三，虚假新闻的效果是既有研究最为常见的主题，不论这种效果是通过经验研究予以检视还是单纯在概念和理论上的讨论（Ha et al.， 2019）。不过这一主导性的研究话题似乎预设了虚假新闻或信息具有强效果（Anderson， 2020），还需要更多基于用户角度的研究来分析虚假新闻的接受者是如何接触到虚假新闻，这种接触又会产生哪些影响。Tong等人（2020）对美国公众的调查发现，虚假新闻这个术语被变得武器化，受访者用其来指责敌对的政治和媒体目标。Yang和Horning（2020）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认为虚假新闻对他人而非自己产生了更大影响，存在显著的第三人效果，虚假新闻的普遍存在使得用户不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所有新闻。Altay等人（2020）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愿意分享假新闻是担心会伤害他们的名声。Corbu等人（2020）对罗马尼亚成年人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在评估自己及他人识别假新闻的能力时存在显著的“第三人效果”，与之相关的重要因素有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于政治的兴趣、对于Facebook的依赖度等。Waruwu等人（2020）基于新加坡的研究发现，由于社交媒体成为受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他们无法依靠传统记者进行信息核实，而是自己决定新闻的可信性。但受众的新闻鉴别行为不是一次性活动，而是由个体鉴别和社会验证交织的循环过程。
　　第四，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对虚假新闻及其标签的反击。虚假新闻的泛滥直接威胁着新闻机构的权威性，他们有可能是假新闻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对抗者，也可能被贴上虚假新闻的标签，成为“人民的敌人”（Carlson et al.，2020）。Kwanda 和Lin（2020）借用分层影响模型分析了印尼记者处理假新闻的策略，在个体层面，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性；在常规层面，倾向于借助政府权威来揭穿有高风险的虚假新闻；在组织层面，媒体类型会影响虚假新闻的处理方式。Egelhofer等人（2020）对奥地利报纸的内容分析发现，记者在报道中对“虚假新闻”这个术语的使用经历了从新奇到正常化的过程。原本是描述网络虚假信息危害的术语，变成了指责传统媒体的攻击性词汇，并且越来越多地在与虚假新闻或媒体攻击无关的情况下使用。新闻报道不仅提升了该词的显著性，还助长了一个令人生疑的“正常化过程”。这种使用方式并不局限于奥地利，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率先对新闻媒体使用“虚假新闻”这个标签进行污名化，直接将矛头指向了那些真实的新闻媒体，他在推特上对媒体和记者的攻击甚至影响着受众对新闻报道的感知（Tamul et al.，2020）。Lischka（2019）分析了《纽约时报》的反击策略，如将指责视为专业新闻业的“徽章”、批评特朗普的执政能力从而质疑其合法性、虚假新闻的指控意在压制批判性思维、指控是一种非理性反应等。虚假新闻标签意在“去合法化”新闻叙述，对新闻业的批评已经在非新闻的平台上变得非常普遍，Carlson等人（2020）将这种现象称为“数字媒介批评”（digital press criticism）。
　　第五，数字媒介生态系统是促使虚假新闻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众多行动主体之中，谁应为此负责的问题也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而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技术公司的作用备受重视。Creech（2020）的研究将虚假新闻视为一种社会技术问题（sociotechnical problem），技术公司在其中的作用正是它们在规模和经济上的支配力的体现，这种社会权力来源于技术公司作为基础设施的地位。Gray等人（2020）就汲取了一系列与“基础设施研究”相关的批判性路径，将假新闻作为一种“基础设施迷思”（infrastructural uncanny）进行分析，探讨垃圾新闻（junk news）的制作、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焦虑和问题。以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公司究竟应该如何反制虚假新闻成为重点讨论的问题。losifidis和Nicoli（2020）就以Facebook公司发布的“声明”来分析这一平台公司如何应对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承担其社会责任。虚假新闻是一个多面向的问题，解决问题也必须采取多元路径，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平台公司内部的监管政策。Anderson和S?e（2020）的研究却指出，Facebook采用的事实核查、标记等措施并不能清除虚假新闻，应将它视为一种传播性行动，只能应对而无法根治。
　　鉴于英文学界的相关研究仍在快速增长，上述五点只是课题组从有限的文献中概括出来的，只是反映了课题组的关注点，未必全面。从上述研究进展可以看出，英文学界不是把虚假新闻当作只有新闻业才需面对的问题，而是将专业媒体、技术公司、新闻受众等都纳入“对抗”虚假新闻的阵营中。中文学界的虚假新闻研究则有较强的规范性色彩，对策建议类分析有余，而经验、理论性研究不足，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理论工具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虚假新闻是人类信息系统中无法消除的一种现象，很多对于假新闻的探讨都建立在一个潜在假设之上：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事实。可是虚构、假想之事也是认识自己、他人和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假想的世界，我们可以从假想世界中获取工具和观念，以帮助自己理解现实世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Anderson & Soe，2020）。因此，关键可能在于学会如何与其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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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执笔：白红义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曹诗语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斌系东方网高级编辑。感谢课题组专家《新闻记者》特聘顾问吕怡然、魏永征、贾亦凡，《新闻记者》杂志刘鹏、王侠，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方师师等各位老师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