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华 张涛甫
　　【本文提要】金庸以其非凡才智创造了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金庸传奇”。以往对作为“文化奇迹”、“文化现象”的金庸的研究，多从金庸小说着手，从文学和文化两个视角的多个层面探究奇迹与现象之谜。本文认为，离开媒介，“金庸传奇”无从谈起。与同侪相比，金庸小说“文本”的媒介性更加突出，有跨越社会阶层的力量；金庸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是媒体人，可以将所办报纸上与所撰小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合二为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此外，作为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具身化的传播活动与融合的媒介传播，使他在文化场域成为持续的“文化热点”。以上诸要素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合力创造了“金庸传奇”。
　　【关键词】金庸传奇 媒介 文本 共同体 具身传播 融合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1
　　
一、引言
　　在研究者看来，金庸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独特对象。红学家冯其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朱寿桐不约而同将金庸看作“当代文化的一个奇迹”（鉴春，1997）。陈平原（1998）也曾感慨：“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汉学家葛浩文则认为：“金庸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学之谜，我相信，这个谜已构成一个挑战，所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不能拒绝面对这一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林兴宅，1998）。更早些时候，严家炎（1994）已将金庸小说称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本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谜”。还有研究者由小说入手又超出小说范围，将金庸看作重要的“文化现象”（李瑞山，2001），探讨其具有的“某种典范的意义”（陈洪，孙勇进，1999），就连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都认为，“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
　　本文将金庸及其文化现象称之为“金庸传奇”，其含义有二：第一，金庸以报人为志业，身兼小说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学人，集多元身份于一体，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中国新闻业、政治、国际关系、文化、学术诸领域留下浓重印痕，20世纪中国文化人中，罕有匹敌者。《大公报》老报人、文化名家罗孚早就指出：“在港、台文人的笔下，在军界、政界、教育界、文化界……之外，有所谓‘名气界’，金庸是‘名气界’中的名人”（柳苏，1988）。事实上，金庸是联通上述诸“界”且在各界均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第二，以小说之媒，打破“庙堂”与“江湖”、“精英”与“大众”之界限，既成“大众文化”之膜拜偶像，又成“学术精英”之研究对象，其作品“穿越”不同社会阶层，传播空间广、持续时间久，成为文化界的独特现象。2000年，知名文史学者骆玉明编选“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选了九位当代中国文化界影响深远、声名显赫者，金庸名列其中。他还以一位“金迷”的身份指出，“也许，汉语作品，除毛泽东之外，就数金庸耗费纸张最多了”（骆玉明，2000：320）。在全国国民阅读和购买倾向调查“最受读者喜爱中国作家”排名中，2005、2008、2010年，金庸均名列榜首，1999、2001、2011、2012年，名列第二；2020年4月，阿里巴巴旗下数字阅读平台“书旗”发布的该平台2019年电子书阅读数据表明，金庸仍然是最受青睐作者。2018年2月，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英文版第一部《英雄诞生》（A Hero Born：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由英国麦克洛霍斯（MacLehose）出版社推出后，一个月内重印8次；2019年1月，第二部《未竟之约》（A Bond Undone）出版后，同样受读者喜爱。2019年9月，《英雄诞生》美国版由麦克米伦出版集团旗下著名的圣马丁出版公司推出。与此同时，芬兰、匈牙利和葡萄牙等不同语言版本业已出版，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巴西语版即将陆续推出（徐雪英，张菁，2020）。不仅在社会大众中卓有影响，金庸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2001-2019年，将中国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以鲁迅为题者最多，1224篇，以下分别是张爱玲（607篇）、沈从文（501篇）、老舍（303篇）、汪曾祺（207篇）、金庸（152篇）、巴金（137篇）、曹禺（128篇）、郭沫若（123篇）、茅盾（105篇）、钱钟书（93篇）。同为武侠小说作家，以古龙和梁羽生为题的硕博士论文分别为14篇和4篇，远远不及金庸。
　　无论是“巨大的迷”，还是“文化奇迹”，抑或是“文化现象”、“金庸传奇”，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成就的？
　　
二、文献回顾：金庸何以成为金庸
　　学术界对金庸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内地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外的研究更早些。大致来看，学术界对金庸及其成为“奇迹”、“现象”、“传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层面展开：
　　第一，从文学及文学史视角分析金庸小说独有之价值，间以论定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典范意义与巅峰地位。有研究者将金庸小说放入20世纪文学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如严家炎、钱理群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中西文学经验改造通俗文学，实现了旧式武侠小说向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转变（严家炎，1994；鉴春，1997）。在陈墨看来，金庸小说因“充满了个人的人文情怀、乡土的文化依恋、现代的人生感受及对传统的深刻反思”，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独特贡献”，也引发了更多读者的共鸣（陈墨，1998）。研究者还分析了金庸小说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的演变（韩云波，2008），认为这种“经典变迁”与金庸创作过程中对社会因素和对自身因素的认识密不可分（卢敦基，1997），也与他对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的自觉追求相关（徐岱，1998）。与之类似，研究者还认为，金庸的非凡成就与其小说作品对“武”的创新（卢敦基，2019）、“侠情”的开拓（庄国瑞，2019）及其对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贡献（韩云波，2019）有内在关联，等等。
　　第二，从文化学层面探讨金庸小说极富特色的文化意蕴。王一川（2001）认为，金庸的意义“需要从更宽阔的文化视野——中国文化现代性去审视”，金庸小说“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价值系统的现代性风貌，为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价值建构确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范型”；冷成金（1995）也认为金庸小说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更多的研究者从金庸小说中寻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如何平（1991）认为，“金庸小说与儒学的深刻联系在于小说中的武侠形象充分抒发了中国文化草创之初的原儒情怀，金庸以其独特的儒家文化言路，成功地塑造出一批阳侠阴儒的江湖英雄”；即使是对金庸小说持批评态度的研究者也认为，“金庸小说绝不只是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更是意义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徐秀明，范钦林，2010）。可以看出，研究者将金庸作品中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因子看作其成功的奥秘，但这不能解释，将传统文化融汇于作品中的写作者不乏其人，创造传奇的为何偏偏只有金庸呢？
　　从文学、文化的各个侧面看金庸小说“独步江湖”，自有其价值，但总体而言，这些论断大多从文化产品视角论证金庸小说，较少从媒介层面予以分析。当下通常所言的“媒介”，常常被指向“广播与新闻报纸”这样的大众媒体（Hartley， 2020：201），事实上这样的用法自18世纪才变得普遍（雷蒙德·威廉斯，2005：299），是窄化的媒介意涵。从传播史的实践看，媒介有三种意涵：一是指“中介机构”或“中间物”，二是指技术层面的声音、视觉、印刷等不同媒介，三是专指资本主义。因此，培根会认为文字是表达的媒介（雷蒙德·威廉斯，2005：299-300）。雷吉斯·德布雷也指出，“唯一的媒介不存在”，媒介“首先近似地指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这个集合先于并大于当代媒体领域”。如此分析，媒介至少有四种词义：人类使用的自然语言、播发和感知的身体器官、符号的物质载体、输入和复制的技术手段（德布雷，2014：4-10）。与之类似，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不局限于与大众传播相关的媒介”，它“是人体的延伸”，“也可能是社会组织和互动的形式（语言、道路、货币）”（麦克卢汉，2011：480-481）。由上述分析可知，从本原上讲，媒介乃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信息传递的中介之物。若从此种非窄化的视角看，不同层面的媒介贯穿了金庸文化实践的始终。金庸小说固然是成就“金庸传奇”的核心要素，但创作小说者众，无论严肃文学还是通俗小说，论社会影响，几无超出金庸者。本文认为，金庸小说内在的“媒介”性以及多元媒介的合力传播是“金庸传奇”出现的重要动因。以下即围绕此展开分析，以期为“金庸传奇”给出一种媒介学层面的阐释。
　　
三、作为媒介的“文本”：语言与互文的穿透力
　　如上所述，在多数研究者的视野中，金庸是以小说功成名就的。但作为非凡小说家的金庸的过人之处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将小说文本幻化为一个广泛触达不同阶层的超级媒介。彼得斯曾指出，“媒介是象征性的连接。它由信息、手段、代理等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转引自W.J.T. 米歇尔，马克·B.N.汉森，2019：206）。与之相似，德布雷则认为，媒介是包含符号化方法、传播的社会编码、物质载体和记录设备的“设备—载体—方法系统”（雷吉斯·德布雷，2016：13）。以此观之，无论是“信息”，还是“符号化方法和传播编码”，作为文本的金庸小说即是连通“人与人”的媒介，是媒介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是建立“象征性连接”方法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首先，作为媒介的文本语言在金庸作品中超越了“雅”、“俗”鸿沟，也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嫌隙。德里达说，“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雅克·德里达，1999：7），他看重的是语言的开放性、差异化建构的意义之网及与之相伴的解构可能，但这句话无疑也表明语言与生俱来的复杂性。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无论中西，语言都曾是阶层区隔的重要表现。就如拉丁文曾是欧洲上流社会通用的学术语言，伊丽莎白一世曾交替用拉丁语和法语与来访使臣交流以彰显自身文化精英的身份一样，乔治·奥威尔为体验下层流浪汉生活故意醉酒想进监狱，一口正宗牛津腔却使他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口语如此，书面语亦然。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认为，一种文明之中，总是会存在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上层知识阶层的传统，“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另一个是下层无知群众的传统，“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芮德菲尔德，2013：95）。依余英时的看法，“中国文化很早出现了‘雅’和‘俗’的两个层次，恰好相当于上述的大、小传统或两种文化的分野”，而雅言和方言则又对应雅俗之分：“‘雅言’是士大夫的标准语，以别于各地的方言”，他还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很早便已自觉到大、小传统之间是一种共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雅言’并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涉及一定的文化内容”（余英时，2003：117-120）。从武侠小说的历史源流看，它自诞生起，就与五四新文学这样的严肃文学构成俗雅格局，始终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作品。除少数佳构之外，很多作品粗制滥造，不入上流社会的法眼。金庸作品初始虽为“商业谋”的急就章，但缘于金庸本人的古典修养与士人情怀，其语言不同于五四之后粗鄙无文的大白话，而是承续了雅言传统又融汇了古白话神韵的“雅俗体”，文白交错，用语精致。例如，“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射雕英雄传》，第一回）。又如，“小河如青缎带子般，在月色下闪闪发光，丁珰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小船在青缎子上平平滑了过去。有时河旁水草擦上船舷，发出低语般的沙沙声，岸上柳枝垂了下来，拂过丁珰和石破天的头发，像是柔软的手掌抚摸二人头顶，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只当是又入了梦境”（《侠客行》，六）。这样的文字，如同优美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使读者不知不觉浸入其中。刘再复就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刘再复，1998），其小说文本同时获得市井百姓与政学精英的青睐，更有华裔家庭，将金庸小说作为孩子学习汉语教科书，目之为当代典雅汉语之范本，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穿越古今、联通中外的“互文本”之网，使金庸小说更为受众喜闻乐见，也使它比其他同类作品更容易辐射广泛的受众群体，并与受众接受心理相契，获得超阶层、跨文化的持久传播。克里斯蒂娃指出，“文本空间有三个维度，即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彼此之间有对话关系”，“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主体间性’在此处为‘文本间性/互文性’所取代”（茱莉亚·克里斯蒂娃，2016：13-14）。“文本阅读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还要阅读此前和此后的文本，也就是作者对其他文本的接受，以及读者对作者的接受等。主体性和历史性是需要考虑的”（茱莉亚·克里斯蒂娃，2016：29）。金庸打造了一个互文本之网，其作品与中国古典名著有明显的“对话”关系。金庸自己曾讲，因为当初连载需要，小说多系速成之作，有时实在不知如何落笔，便模仿《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作品的描写与情节。有研究者发现，《书剑恩仇录》中霍青桐的形象明显袭自《红楼梦》中对警幻仙姑的描写，《天龙八部》中段誉对阿朱、阿紫姐妹的誉词又与《红楼梦》第49回贾宝玉对袭人、麝月、晴雯等人所讲之话雷同；《书剑恩仇录》第20回红花会群雄被围、赵半山神箭灭灯的情节则袭自《水浒传》第48回的花荣一箭灭红灯；《鹿鼎记》康亲王“赔还帽子”、《神雕侠侣》中杨过赠袍等情节则典出《三国演义》曹操战袍赠关羽的情节（严晓星，2012：6-7、10-11、96-97）……不仅如此，金庸对域外经典也信手拈来，融汇于自己的作品中——既包括创作手法，也包括“文本互文”，这无疑使他的作品与国外读者没有太大隔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呈现出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皮格马利翁现象”；《射雕英雄传》末章（第40回）成吉思汗与郭靖关于“一个人占有多少土地”的问答，演化自托尔斯泰《三十三篇故事》；《书剑恩仇录》周仲英杀子情节演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小说《谁来为我干杯？》（严晓星，2012：53-54、61-62、114）。此外，金庸作品中还有诸多类似“罗生门”的桥段，采用心理学描写的手法，等等，都契合西方读者和中国现代读者的口味。美国学者、《纽约客》作者傅楠（Nick Frich）即指出：“金庸作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章回小说的特点，又有大仲马的叙述精神。西方人如果想了解中国文化，必定应该读金庸著作”（沈西城，2019：67）。受众广泛的写作者通常有能力将自己的作品打造成一个辐射四方的“互文本”之网。一个互文本若能结成连接社会各个角落的文本之网，必须使写作主体与读者建立心灵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单纯依赖写作主体自身创作的“纯化文本”往往很难达到意想之中的效果，“任何写作都是有创意的解读……各种文本纤维混纺，语义混合，成为新文本”（童明，2019：65），这就需要将读者已经耳熟能详的外部文本巧妙地化入自己的文本中，通过外部文本这种媒介，既使自身的文本与外部文本建立联系，也使得写作主体可以方便地拉近、建立与读者的关系，最终使自己创作的文本更自然地引发情感共鸣，成为联结更广泛受众的媒介。金庸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及其近三四年来英文版在域外引发的阅读热情，是因为金庸作品中有“读者和作者共享的符号”，而这些符号“来自社会文化的文本” （童明，2019：65）。正是有了共有的社会文化文本带来的这种“共享性符号”（互文本），令作为媒介的“互文本”的金庸作品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强大联结力。以“共享性符号”为基础，金庸作品还构造了一个“互文本系统”，它涵括了多样化的阅听人和不同的文化样态，通过不同的媒介平台，维持了复杂的相互关系（Hartley， 2020：280）。
　　
四、时代洪流中的核心媒介：报纸、小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自晚清现代意义上新闻纸诞生起，报纸即成为20世纪中国人生活中影响时间最为持久的大众媒介。1948年赴香港之前，金庸曾在《东南日报》、《半月刊》、《大公报》等报刊工作，积累了报纸工作经验；1948年到香港后，先后任职于《大公报》、《新晚报》，直至1959年5月自创《明报》。在此期间，金庸已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完成《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正在《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金庸小说虽系虚构的文学作品，却有意识地将历史意识融于其间，而他创办《明报》后的报业实践，亦有浓烈的民族意识与历史情怀，这就使报纸、小说与历史共同构建出时代洪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使其小说与报纸迅速在港台地区甚至东南亚乃至北美、欧洲华人群体获得无数拥趸。
　　依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乃一想象之存在，是一种现代性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2011：4），这种现代性想象共同体的出现与凝聚，与两种技术手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是小说和报纸（安德森，2011：23）。民族与种族不同，如果说种族更多地表现为血缘、体型、肤色等生物学特征，那么民族则具有更为突出的文化色彩与情感认同成分。共同体有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等不同层面，而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费迪南·滕尼斯，2010：53）。在现代社会，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固然是作为共同体存在的民族存在的根基和最普遍的形式，但是全球化的跨国流动与区域交往的频繁，使得跨越种族与地域的“精神共同体”无疑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表现形态。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的本质是“结合”的关系，而社会的本质则表现为“分离”的关系。那么，作为最高形式的精神层面的民族共同体如何来维系这种真正的具有持久性的共同生活的感觉？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财产”（费迪南·滕尼斯，2010：62）。安德森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其实与滕尼斯视野中超越血缘与地域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有相通之处，它的维系，需要精神层面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小说为全球华人提供了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无论是早期作品如《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中体现出的儒家思想，还是中后期作品如《笑傲江湖》中体现的道家精神，《天龙八部》中浸透的佛禅境界，都是中华民族儿女内心深处隐藏的共同的情感。此外，金庸小说中所呈现的各色人物琴棋书画相伴的诗酒写意人生，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特别是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刚刚摆脱自晚清以来被动挨打局面建立全新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海内外均成为无可替代的共通情感。詹姆斯·凯瑞认为，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他人’”的传播观念外，传播还与“‘分享’、‘参与’、‘联盟’、‘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或短语有关”，“并非只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可以创造出“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詹姆斯·凯瑞，2019：14-29）。从传播的两种观念看，金庸小说不仅实现了广泛传布，同时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情境中，创造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仪式感。周宁就认为，“武侠小说是华人内心生活中最隐秘的、最基本的内容的戏剧化，是民族梦幻的表现”，20世纪下半叶，“大陆的华人身处传统之中，关心的是文化革命的问题，待到盲目的革命造成传统的断裂，个人存在价值无以附着时，才感到寻根的必要；海外华人身处传统之外，很清晰地感受到文化疏异给个人造成的身世飘摇感，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关注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这种核心关怀表现在理智层次上，就是新儒学；表现在情感与社会无意识层次上，就是武侠小说”（周宁，1995）。1966年4月，远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陈世骧教授致函金庸，就谈及在美学人杨连陞、陈省身、夏济安以及文理工诸多学生，每晤面无不以谈金庸小说为乐，这从一个侧面昭示，金庸小说成为联结华人世界的情感纽带。
　　金庸小说产生如此影响，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大众媒介的报纸功不可没。所有的读者，在相同的时间，通过报纸这种现代媒介阅读同样的内容（金庸小说），“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43），创造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阅读仪式感，这种仪式感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但相比其他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特出之处还不止于此，他还是媒体人，是在香港、东南亚乃至海外华人圈中卓有影响的明报集团的创办者和掌门人。明报集团自1959年创办起，陆续在香港和东南亚创设《明报》、《武侠与历史》、《野马》、《东南亚周刊》、《明报月刊》、《新明日报》、《华人夜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等报刊，构建了在华文世界举足轻重的明报集团。其中，又以《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最为成功。正如陈平原（1998）所指出的，“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将其查良镛政论与金庸作品并观，才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从媒介视角探讨报纸、小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将查良镛的报业实践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有研究者指出，“《明报》的中心思想，是以孔孟儒家的‘忠恕仁爱’、‘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偏不倚、中庸之道’为主轴，加上庄子、道家的逍遥自在，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反战思想”（张圭阳，2007：226），金庸社评的六大类中除少量论及“苏联及共产主义”和“国际热点”，其余围绕“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华侨”，均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议题。在逃亡风潮、研发核武器、内地政治等诸多事件的看法上，与一般左翼媒体人态度差别很大，若他如早年那样继续任职于左翼媒体，其言论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得天日，但由于金庸是明报集团的所有人，这些“不偏不倚、秉持中庸”的政论，多从民族统一大义、国家长远发展视角出发，再加上他对内地政局风向的远见卓识与准确预测，使《明报》成为华人世界最受瞩目的严肃大报。
　　金庸中后期的作品，基本都在《明报》等自办媒体连载。小说和报纸是金庸事业的一体两翼，小说看似充满虚幻色彩，它其实以内在的文化传统符号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想象的民族情感空间，报纸的新闻与政论指向社会现实，但其事实与言论的议程与框架，也旗帜鲜明地将中华民族置于核心地位。特别是，金庸常常利用自己报人身份，结交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世界的政学精英，或采访、或受访，持续在大众媒体上保持知名度与影响力。没有自己的报业帝国，金庸或许依然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是离开了报纸的助力，金庸可能像他的小说同侪一样早已黯然无声。从某种程度上讲，白天从事新闻工作的查良镛，与午夜笔耕于政论与小说间的金庸是一体的，是报纸这种时代中的第一媒介，使他的民族情感通过新闻、政论与小说得以宣发，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激荡着整个华人世界。如此，金庸也便成为独特的存在。
　　
五、身体的媒介与融合的媒介：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媒介是中介化的存在，是建立和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传递人与人之间信息的纽带。从这个角度讲，身体是最基础的媒介形态。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认为，通观人类传播史，传播活动有赖于三个维度、不同形式的媒介：第一维度是身体和工具，第二维度是易于信息复制却乏于传受互动的大众媒介，第三维度是基于元技术的数字媒介。他认为，与演讲及口头交流联系在一起的具身化传播（embodied communication）是“社会个体参与到多元化的传播活动之中的过程”，从进化、心理、社会多个角度看，口语交流和具身化传播都在传播活动中有着无可比拟的特定优势（克劳斯·布鲁恩·延森，2012：69-70）。金庸与其他小说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小说家，还是“名气界的名流”——香港知名报人、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学术圈边缘的学人，他在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以自身为媒介，通过演讲、访谈、致辞等与不同层面受众的面对面交流，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媒介事件”，使他在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中，始终处于“高曝光”状态，即使在70岁辞去明报集团主席直至辞世前的二十余年，一举一动仍然是文化界街谈巷议的人物。在政治领域，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后，次日的《人民日报》即给予报道，使他的影响一夜之间超越武侠小说读者圈，天下皆知“查良镛”；此后，他又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往返京港之间，他与北京高层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会面，又多以“见闻录”形式由《明报》、《明报月刊》等在华人世界广为传播，政治事务中的查良镛一时超越小说家金庸，持续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1989年辞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会委员的金庸，更愿意以学者身份参与文化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以学人身份入选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学院士，获聘北京大学等诸多国内知名高校兼职教授，更于1999年于75岁高龄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期间，还参与在中、美两国多地多次举办的“金庸学术研讨会”，每一次事件，俱成文化新闻，广为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活动，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传播的，它们虽然很少涉及国家与社会的“要务”，事实上却也成了某种形式的“媒介事件”，金庸则成为这些事件中的“英雄人物”，“事件”与“英雄人物”的叠加，令普通观众“心驰神往”（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5-13）。在这些活动中，金庸大都会以学者身份亲自到场致辞。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具身化是“某些特定主体以一个动态的身体、以特殊具体的方式去生活和体验人生的方式”，“如果在某些情况下身体是等待人们去发现、去分析的客观事实，那么与此同时，身体也是媒介，人们只有通过身体才能获得这些知识”（转引自W. J. T.米歇尔，马克·B. N.汉森，2019：27）。在上述文化活动中，金庸以自己的具身化传播，体验了一种学界政界应有的生活，而其关注者则通过金庸的身体这一媒介，获得了对金庸的再认识。可以说，通过身体媒介的具身化传播，小说家的金庸成为“学人的金庸”，成为“更加丰富的金庸”， 金庸本人也就成为昨日之金庸迈向今日之金庸的“媒介”。
　　身体的媒介是融合的媒介的一个组成部分，“金庸传奇”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包括身体在内的融合媒介网络持续不断地传播金庸及其作品。正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不能掩盖具身传播的价值一样，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丰富，任何一种媒介都不再是单一媒介，而是演变为媒介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媒介也不再仅仅是表面可见的媒介，而是更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个体的人与媒介的人以及媒介的结合体，背后是媒介与媒介、人与媒介、人与人之间交错复杂的网状关系。正是在这个维度上，金庸从小说这种“内容”起步，将单一的小说文本，转化为信息丛（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内容），作为媒介的“文本”，勾连了起初的“阅读公众”，而作为媒介（文本）之媒介的融合的媒介，将单一文本构建成立体、丰富、多元的“金庸作品”，使之触达更加广泛的“社会公众”。从“阅读文本”向“视听文本”转化的过程中，电影、电视剧是最为普遍的形式，金庸作品也很受青睐，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台特别是香港，被改编成影视剧拍摄最多的是梁羽生，而非金庸。金庸的独特之处，是作品超越了书籍和影视剧这两种最为普遍的媒介形态，在多种媒介中被不断地改编与呈现。早在1975年，金庸就曾在《射雕英雄传》的后记中提及其作品曾以潮州剧连台本戏形式在泰国上演。事实上，金庸作品的转化形态多种多样，除了众所周知的影视剧、网络游戏之外，还曾被改编成话剧、京剧、评弹、广播剧，在日本还曾被拍摄成数十集的动画片（吴双，2017）。有研究者将金庸作品跨媒介融合传播的现象称为“他力转生”，认为通过“电影、电视、广播剧、漫画、音乐、舞蹈、桌游、电玩、公仔等娱乐与艺术的形式，以至种种周边，甚至是独立创作的特色商品”等不同媒介形态的传播，“金庸小说的人物造型、情节场景，也就因此以‘二次创作’甚至‘N次创作’方式，结合不同‘改编人’的创作心灵，注入活水，重新塑造成适合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以至不同喜好偏爱的……电影、电视观众、电台广播听众、漫画读者、艺术观赏者、电玩、桌游玩家，甚至是收藏家……金庸小说，已经不再只是小说，而是一个能够涵容百川的流行文化主题、现象”（邱建恩，2019）。从融合的视角看，媒介融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媒介融合1.0——是生产者的视角，传媒组织者如何利用多种媒介，更好地组织文化生产活动，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与效果；媒介融合2.0——是消费者的视角，人使用各种媒介，满足自己的文化精神需求；媒介融合3.0——是社会个体与数字传播网络的视角，社会个体崛起，并有可能主导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融合的过程，也是多种媒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媒介的相互影响”“在社会上、在人的心灵中激烈地进行”，“媒介杂交释放出新的力量和能量”（麦克卢汉，2011：40，67）。金庸作品及其衍生文化产品的传播过程，无疑也经历了从媒介融合1.0到媒介融合3.0的转化，在此过程中，多种媒介融合在一起，相互激荡，不断为“金庸传奇”增添亮色。特别是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社会媒体依然推动着它不断走入阅听人的视野。
　　
六、结语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长河中，金庸作品以其非凡的文化特质，成为达通社会各界广泛“阅读公众”的基础媒介，金庸也以具身化的传播，成为20世纪下半叶五十余年来持续的“文化热点人物”，而金庸作品、金庸以及两者赖以存在的融合的媒介，合力创造出20世纪华人文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金庸传奇”。
　　既有的金庸研究，多以金庸小说的“内容”本身为探讨对象，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分析其成为“文化现象”、“文化奇迹”的原因，这对于重新思考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何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探究文学创作的手法与价值乃至文学创作如何借重中国文化要素等，无疑都极具启发意义。但对于探讨“现象”、“奇迹”甚或“金庸传奇”何以生成并在中国文化场域持久地成为“热点”，似乎还略显不足。换言之，撇开或者轻视媒介的作用，难以真正理解“金庸传奇”。但同时，若是没有金庸、文化情境中的阅听人而仅有多样化的媒介，也不会有“金庸传奇”。因此，媒介与人，是文化传播实践的一体两翼，缺一不可。“人—媒介—人”是一个密切相连、紧密互动的“共同存在”。媒介具有两种样态——静态媒介，是媒介的物质性体现，是自在的、不变的，也是显现的层面；动态媒介，与人的传播实践紧密相关，因人的加入，它成为变动不居、具有无限可能的存在，是潜在的层面，不同的人与媒介的组合，会带来差异化甚至是迥然有别的媒介化后果。“金庸传奇”是动态媒介的“传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将“金庸传奇”看作“文本”的媒介、报纸的媒介、身体的媒介及融合的媒介与文化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几种不同的媒介或许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作用大小有所差异，但是在成就“金庸传奇”的过程中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力“织就”了辐射四方的媒介之网，使得金庸在文化场域的角逐中能够独占鳌头。
　　依德布雷的说法，传播“是一定时间内的信息流通”，“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和广泛集合体中的片段”，而传承则是“广泛的集合体，是所有的集体记忆，是在实践中传递信息，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长时间的传播活动”，“是一种相互联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雷吉斯·德布雷，2014：15），“传递是一个技术、社会和文化性质的，复杂、多重的网络”（陈卫星，2015）。在传递的过程中，语言/文字是基础性媒介，是它奠定了媒介网络得以成长、生发、拓展的前提，在此之后，媒介间和媒介内部的互构与相互影响才成为可能。金庸作品初创之时，或许是急就章，但从日后金庸对其作品的一改再改，其作品中渗透的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及其利用不同媒介在“复杂、多重网络”中的持久传播看，至少金庸本人已将其作品看作可以传承之物，再加上时至今日各种媒介仍然对“金庸”葆有的热情，或许，“金庸传奇”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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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华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张涛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本研究获“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