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 王令瑶
　　【本文提要】历史镜像中，西方感知的中国形象多基于来华外籍人士讲述的中国故事；现实情境中，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存在“传与受”的结构性偏差。本文通过访谈来自八大文化圈的50位在华留学生，旨在回答：（1）中国故事的传播模式与在华留学生的接受渠道、故事预期存在怎样的偏差？（2）在华留学生作为中介群体和二次传播主体如何反作用于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中国故事应扎根“中华文化”，活用“中国元素”，刻画“凡人真情”，消解“华人—他者”二元对立叙事而寻求融通与共情；在华留学生通过修正偏差和强化认同，反作用于中国故事的传播。
　　【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 在华留学生 中介 传受偏差 纠偏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从公元15世纪到新中国成立前，一批批来自英、美、法、德、西、意等西方国家的外籍人士到中国传教、访问、游历或学习，深入体验中华文明，感受中国文化，创作了札记、自传、小说、论著、回忆录等不同形式、题材的作品，向西方社会讲述方方面面的中国故事（表1　表1见本期第57页）。故事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从“想象的乌托邦”（邹雅艳，2016：200）到“野蛮专制的帝国”（王寅生，2014：436），从“崇敬的大国”（哈罗德，1999：86）到“敌视的异教”（姜智芹，2010：28），从“华夷秩序”（谭建川，2014：4）到“蔑视欺侮”（杨栋梁，2012：8），满足了历史镜像中西方民众对东方古国的猎奇与想象，构筑了西方感知中国形象的起点，甚至主导着世界许多国家的中国形象变迁（周宁，2011：15）。
　　当今时代，超百万外籍人士在华留学或工作（张轶君，蔡琳，2020）。作为传播中介，他们可沟通中外；作为“陌生人”，他们具有空间上的双向流动能力（齐美尔，2002：342）；作为“边缘人”，他们努力融入两种文化群体（Park， 1928：881）。毛泽东曾说，要“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詹国枢，2013：87）；习近平也强调，不应“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但要让在华外籍人士也感受到“中国人民圆梦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遇”（习近平，2017：68）。鉴于此，来华外籍人士这一“他者”群体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全球化及命运共同体带来的高流动与强协作，尤其是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和互动性，使得“中国故事”浸润至民间交流和人际交往。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注意到“讲好中国故事”中“他者”的中介作用。例如，承认“东西方看待同一事物的视角和立场存在差异”，找寻“中国故事获得国际认同的路径”（张景华，杜弋鹏，董城，2013：01）；借助“外国人士表达中国内容和中国故事”（李子祥，2014：53），以及建议将“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国故事讲述者”（马春燕，2017：220）。但这些文献多是新闻报道或案例分析，较少从“他者”视角深入探究受众期待。本文即是以外籍人士的典型代表——在华留学生为中介探讨“外国受众想听的”，明确“国外受众的习惯和特点”，从而“把我们想说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习近平，2016：433）。这对于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促进中外民间深入交流与交往、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与问题
　　（一）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变迁
　　国内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研究自2013年始以指数级增长，集中探讨以下四方面议题：其一，从世界观的角度论述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意义；其二，从认识论层面总结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困难与挑战；其三，从方法论层面论述“怎么讲”的问题，包括精准定制、分众策略、思维方式、叙事范式、路径选择等；其四，从叙事学层面廓清“讲什么”的问题，包括故事类型、议题概念、文本特征、隐喻与母题、中华作品外译等。总体来说，国内现有研究显示出对“宣传”式国际传播的广泛批评，包括“对外传播”与“对外宣传”概念不清（王越，王涛，2013：143）、树立“高大全”的典型形象而缺乏人文关怀（赵新利，张蓉，2014：97）、过于强调地方主义以及只重单向传播（胡晓明，2013：107）等问题。学者在对待外部传播力量方面的态度也发生转变：从最初不寄希望于西方媒体客观报道中国、填补舆论鸿沟，而把力量投诸自身，尤其是官方指导（赵启正，2007），到逐渐意识到与外部对话的重要性（赵启正，2010：2），再到提出“借船出海”（孙皖宁，2016：1）、“用别人的麦克风说话”（傅莹，2020：09）等策略以发挥外部力量在传播中的主动性，显示出主体多元、民间参与的发展趋向。不少学者开始强调通过国际信息传播模式讲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并从传播主体、内容、对象、渠道、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方案。
　　（二）国外“中国故事”相关研究领域
　　国外的“中国故事”相关研究则主要涉及“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两个学术概念或领域：
　　1.“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国际传播的叙事战略
　　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各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叙事权力分配与国际政治走向紧密相连（Hagstrom & Gustafsson， 2019：388）。当下，大国对国际舆论利好的争夺愈发明显，这将成为新兴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Goldsmith， Yusaku & Wood， 2014：1）。几乎所有国家都渴望在国外公众眼中构建积极形象，因为这种形象对于外交事务的目标实现尤为重要（Hartig， 2015：1）。正如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所说，“行为取决于形象”，一个形象正面积极的国家更易获取他国善意；相反，消极负面的国家形象不仅有损该国的吸引力和软实力，甚至容易招致他国的敌对行为，造成国家间冲突。而在所有建构国家形象的因素中，传播是最明显的（Boulding， 1956：6）。并且，媒体塑造和传播的形象常被受众认为是“真实的”，尤其是竞争性叙事不可获取之时（Lee， 2016：108）。对中日媒体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叙事方式的比较分析表明，两国的传统媒体通常将各自母国（home nation）描述成争端中深思熟虑、理性和明智的一方，而将另一方描述为侵略性、非理性、危险的国家（Hollihan， 2014：251）。如果受众只能看到争议事件中某一方的叙述，他们很可能会认为该方是“正确的”或“真实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希望向全球受众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消除媒体报道中被其视为“西方偏见”的现象（Lee， 2016：109）。约瑟夫·奈（Joseph Nye， 2005）指出，当前国际竞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更强，还取决于谁的故事更动人”。鉴于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其所讲“故事”影响国际舆论，讲好“中国故事”可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任何“误读”不仅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亦会给世界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Jing， 2015：126）。
　　近年来，中国故事讲述过程中国际传播范式的革新受到外部关注。有研究总结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社交媒体“@CCTV NEWS”（包括微博、微信和App）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所践行的原则——讲述普通人的故事（Huang & Lu， 2017：777）。关于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探讨，有学者以“建设性新闻”概括在非中国媒体的新闻新范式（Yanqiu & Matingwina， 2016：93）。在数字化中国，以政治漫画讲述中国故事的潮流反映的是传播理念与范式的变化：从“宣传”到“引导传播”（Qin， 2019：73）。另有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四种视频故事叙事——“中国梦和民族复兴话语”、“‘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追求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愿望”、“作为全民偶像的习近平”——探讨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如何通过新型主流媒体向国内外传播中国故事（Voermans，2018：4-5）。
　　2.“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策略
　　鉴于国际舆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传播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显著效果，公共外交成为21世纪最突出的政治传播问题之一（Snow & Cull， 2020：3-4）。近年来，公共外交经历由旧至新的发展历程。传统公共外交以政府为中心，信息单向流动，传受双方互动有限；而新的公共外交强调双向沟通与理解，要求更为丰富的对话与民间行为主体的参与（Cull， 2013）。“讲好中国故事”作为新公共外交的重要指引，被视为向世界解释中国的重要途径，通过鼓励新闻舆论工作者等多重主体运用中国自己的传播渠道，推广、检验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以强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Huang & Wang， 2019：2984）。
　　然而，国外学界往往将新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置于对抗性思维之中。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旨在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做贡献，从而保障国家利益，这些目标超越了新公共外交的范畴，进入现实主义考量（Hartig，2016：673-674）。亦有研究追溯中国“公共外交”的词源及其演化过程，认为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可能来源于“冷战”时期的“人民外交”概念，这一概念被解释为通过形成广泛的国家及人民统一战线与敌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权力争夺，其与西方的公共外交理念截然不同（Tsai， 2017：204）。实际上，诞生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公共外交”概念原本即是为掩盖对外宣传目的并服务于“文化冷战”的（Cull， 2008：19-21）。
　　另外，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故事”的公共外交也面临争议。有研究指出，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尽管也强调向新公共外交转变，但仍然是一种以宣传为目的的传播模式（Lee， 2016：108-110）。相较之下，凯茜·菲茨帕特里克（Kathy Fitzpatrick）在分析美国公共外交时，总结了一些新的传播模式。她认为，美国经历了从“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telling America’s story）到“参与世界事务”（engaging with the world）的范式转移（Fitzpatrick， 2011：6）。可见，“美国故事”的讲述已超越语言说服而上升到行动干预的新阶段。对此，德国学者福克·哈蒂格（Falk Hartig， 2015：1-2）认为，当前中国这种新的公共外交范式强调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以纠正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因而与互动、参与以及寻求共性关系不大，尚可理解。
　　（三）国内外“讲好中国故事”研究评述
　　其一，国内外研究彼此割裂、自说自话，成为中国故事“传受偏差”在理论上的映照。国内的研究秉持中国立场，研究话语呈现积极、肯定的特征，却缺少全球视野，未能引证并回应国外研究的关切。“讲好中国故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但国外部分研究对国内大量的相关研究不加引用，而是沿袭一贯的文化霸权主义，表达诸多质疑、误解甚至偏见，呈现消极话语特征。国内外研究彼此割裂、缺乏对话的现象较为严重。这种理论上的割裂亦是讲好中国故事实践中“传受偏差”的缩影。
　　其二，国内的研究多是从“我方”视角作总结与思考，极少数采取“他方”视角关注外国人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是未能发掘在华外籍人士的主体作用。此外，国内缺乏细分目标受众并探讨特定区域受众接受心理的研究，以及讲好中国故事效果的研究。习近平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要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做到两个结合：“把我们想讲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习近平，2016：433）。但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我们想讲的”，却忽略“外国受众想听的”，或强调“自己讲”，却忽略由“别人讲”，均难以全面应对传播失效的问题。
　　基于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拟解决的研究问题为：
　　（1）从他者镜像视角看“外国受众想听的”：中国故事的传播渠道、模式与受众预期是否存在结构性偏差？
　　（2）从关键受众视角看如何由“别人讲”：在华外籍人士作为中介群体和二次传播主体如何反作用于中国故事的传播？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中国故事需在对外传播中寻觅合适的“他者”和“中介”。有学者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应“善用外国讲述者这个群体”（王泱，2017：51），诸如在华的外交官、外国商人和留学生等。如果说外交官具有政治烙印、外商以逐利为天性，在华留学生群体则能担当文化使者的角色。首先，他们在华耳濡目染，能现身说法，又因文化接近性，在对外传播中能精准把握海外受众的文化心理和精神需求。再者，他们于一个周期内生活在异国文化圈中，历经“接触”（contact）、“分解”（disintegration），进入“重组”（reintegration）、“自主”（autonomy）阶段（赵云泽，2009：50），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社情民意、价值观念乃至潜在规则都有直观体察，能通过切身感受向海外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另外，留学生在来华外籍人士中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且数量逐年快速增长（张轶君，蔡琳，2020），代表性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本文选择以在华留学生为代表性样本，探讨如何面向在华外籍人士讲好中国故事。
　　研究者于2017年12月至2020年2月间，以纸质问卷形式在武汉、西安等地留学生集中的高校实地拦截面访，并以电子问卷形式在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合肥、长沙等地留学生微信群开展线上调研，回收完整、有效问卷211份。其间，按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划分的八大文化圈层，①邀请其中50名留学生进行口头或书面的访谈。为了数据处理便捷及脱敏，50名访谈对象按照三个访谈时间段（分别是2018年3-4月、2018年9-12月、2019年7-9月，对应编号为W、H、U）及访谈顺序被一一编号（表2　表2见本期第61页）。本次调研的问卷及访谈依据“中国故事”的5W传播模式设置五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谁讲”：在华留学生基本情况；第二，“通过何种渠道讲”：媒介使用情况；第三，“讲什么”：对中国故事的内容需求；第四，“谁来讲”：可信主体与二传对象；第五，“产生何种效果”：对中国故事与形象的感知反馈。
　　问卷调查经过了前期测试，访谈在问卷调查基础上通过目的性抽样的方式选择访谈对象，以保证样本在全国范围的代表性。其一，专业背景代表性。问卷回复者均在中国学习、生活6个月以上，其中约41%超过2年，专业背景覆盖工、理、文、经、管、法、教、农、医等学科。根据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②在华留学生中亚洲与非洲学生占比达75%，其次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这与本次问卷回复者的洲别占比基本一致；全国留学生中博硕士约占接受学历教育留学生总数的33%，与本次问卷回复者中博硕士研究生38%的比重也基本在同一水平。其二，国籍文化多样性。除去6份问卷的回复者国籍不明，问卷回复者来自共计66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世界六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多样、语种丰富、信仰各异，且经济发展水平分属各个层级，样本在国别组成上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四、双栖与共情：作为中介的中国故事布道者
　　调研和访谈的第一阶段主要探讨了在华留学生媒介使用（“传播渠道”）、对中国故事的需求（“故事内容”）两方面的内容。
　　（一）传播渠道：媒介使用的“双栖”与社交化
　　研究表明，留学生的媒介选择主要受语言、朋友圈、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其日常获取信息、新闻、资讯的媒介为中英文并举，但以英文媒体（66%，N=211）为主；其接触的中国媒介主要类型为新闻媒体社交账户（69%）、新闻网站（33%）和手机新闻客户端（31%）。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在华大致经历“接触”、“重组”、“自主”几个阶段（赵云泽，2009：50），媒介使用呈现中外“双栖”（double-swing）特征，同时受本土媒介的影响较大。
　　问卷和访谈结果显示，媒介使用“社交化”的现状及趋势明显，社交媒体的使用亦有“情境化”特征：
　　其一，社交媒体使用率极高，且使用频率、忠诚度高。总体而言，境内社交媒体使用呈现出“微信一家独大”的局面（97%），其次为QQ（42%）、抖音（25%）、微博（21%）等。从使用频率看，90%以上的被访者每天都使用。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留学生正在中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称：
　　为了让自己保持与时政信息同步更新，或者为研究搜集数据，我每天一睁开眼就开始阅读新闻。基本上，空闲下来时，都会看新闻，差不多（每天）花4个多小时。（U3）
　　其二，社交媒体使用的“情境化双栖”特征明显，不同情境下使用不同媒体。访谈过程中至少发现两种情境。情境一：与中国人交流通过微信。“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都用微信跟我发消息”（W2）；“使用微信跟同学、老师联系”（W7）；“用微信朋友圈向中国朋友们分享动态”（W17）。情境二：与国外亲朋交流和分享多采用YouTube（75%）、Instagram（67%）、Facebook（62%）、WhatsApp（58%）等国外社交媒体（图1　图1见本期第62页）。且国外社交媒体的使用比例与频率都较高，仅次于国内的微信。因此，这是面向留学生及其他外籍人士讲述中国故事不可忽略的重要渠道。然而，一些研究者指出，现实情况却是“中国的社交媒体外交（social media diplomacy）尚处于初级阶段”（Huang & Wang， 2019：2984），对YouTube、Twitter外交账号的发展和运用有待加强。
　　其三，国内社交媒体的信息获取功能弱化，社交、娱乐与自我呈现的功能强化。尽管微信的使用率高，但媒体官方微信公众号的阅读率却非常低。留学生主要将微信用于日常沟通和动态分享，仅少数人阅读微信公众号，并集中于学校信息、本地资讯、购物餐饮等贴近生活的内容。尽管信息传播功能弱化，但需求依然存在，他们最希望了解“时政新闻”、“学校新闻”、“使馆信息”等内容。
　　（二）故事内容：异域文化魅力与真善美共情
　　调研中，当问及“最想了解中国哪些方面的信息、资讯或故事”时，多数留学生提到“中文、语言和方言”、“中华美食与小吃”、“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发展成就”、“中国风景名胜”等（图2　图2见本期第62页）。实际上，“中文、语言和方言”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都可归为广义的“中国文化”范畴。因此，他们最想了解的内容属于中国文化层面。对此，访谈揭示了以下原因：
　　首先，异域文化的吸引力和全球本土化的魅力。来自阿塞拜疆的U3在访谈中反复提到，文化的异质性尤其吸引人。他谈到在中国经历的一件往事：
　　有一次我在中国旅行，在候车大厅的电视中，我看到一个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节目。在这个民族，妇女不用工作，而男人必须工作养家。妻子在家什么都不干，丈夫包揽一切。这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
　　U3称这是他遇到过“最美、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他还表示喜欢一切“地方主义”（localism）的事物：
　　除了中国文化，我还对本土化的一切感兴趣，包括地方美食、方言、景观及一切属于地方的东西。例如，我发现对于鸡蛋这个全球性食物，有些地方的中国人吃法就很特别。他们把鸡蛋放进卤水，去掉脂肪，改变风味。这种鸡蛋的烹饪方式很特别，很健康。当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吃法时，我就按捺不住给远在家乡开餐馆的叔叔分享了这种吃法。（U3）
　　来自刚果（金）的在读博士生U1也强调“不同之处”的魅力：
　　当我来到异国他乡，我会用心去感受它的一切，尤其是与我的家乡不同之处，包括人们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U1）
　　了解文化传统和人情风物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是为了更好地融入本土生活。关于本土生活的需要，U1还谈到：
　　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传统，以免冒犯他们。例如，给朋友送生日礼物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送伞或钟。伞代表“散”，而钟，你知道的，哈哈。（U1）
　　其次，真善美的共情力。正如莫言（2012）所说，真善美的东西就是普适的，即，如果作品不仅打动了同胞，而且翻译出去后也能打动外国受众，“这样的作品必然是真善美的”。访谈中，U3分享了一个令他最为感慨的故事：
　　一天，我乘坐地铁回家，一位老人上了车，站在我旁边。尽管当时非常疲惫，我还是给他让了座。没想到，老人下车时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用中文写着：“我今年90岁了，曾经是一名警官。我从没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祝你好运！”三年过去了，那张纸条，我一直保留着。（U3）
　　“真善美”是种世界通行语，能超越种族藩篱、跨越文化隔阂而回归人性。正如学者吴飞所说，“有共情能力的人能够将心比心……进而在感情上得以共振，在共情的体悟之中达到理解”（吴飞，2019：59）。
　　另外，他们最感兴趣的中国元素（或提到中国首先想到的元素）是汉字（54%的人最先想到）、移动支付（51%的人最感兴趣）、长城（49%）、中华菜肴及美食（43%）、高铁动车（42%）、熊猫（36%）和中国武术（35%）等（图3　图3见本期第63页）；通过对访谈文本进行主题词提取，我们发现，中国最吸引他们的地方是“中国文化、历史及传统”、“热情、善良的中国人”、“中国美食与小吃”及“风景名胜、自然景观”等（表3　表3见本期第64页）；关于人物故事，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国内中国人的故事以及中国历史中的人物故事（图4　图4见本期第64页），尤其是反映普通人“精气神”的故事。
　　例如，作为校内留学生杂志的总编辑，U2读过很多有关中国人的故事，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则关于200多位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组成一支芭蕾舞蹈队的新闻故事。U2解释说：
　　这个故事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这些老年人热爱生活的劲头。在我们国家，老年人的生活封闭而隔绝，很少像他们这样有激情。这个新闻里的老年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U2）
　　不过，作为移动支付的拥护者，来自巴基斯坦的在读博士生H16也提到其担忧：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移动支付无疑是好的。它可以减少伪钞，提供便捷。但移动支付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手机可能没电、被黑或系统崩溃。个人信息可能被收集，隐私遭到侵犯。而且，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会减少。人们不愿与生命中重要的人分享重要时刻。人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脱离社交。（H16）
　　此外，在传播对象、媒介渠道、故事内容确定的条件下如何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确保传播者在留学生群体中的公信力。传播者的公信力可以通过影响受传者的情感、身份、价值认同进而优化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当问及“你在中国最信任谁”时，结果显示，“中国老师”（37%）、“国际学生或朋友”（21%）是他们最信任的两类人，其次是“中国学生或朋友”（7%）、“中国学校官员”（7%）和“中国领导人或政府”（7%）。几乎没有人选择“中国记者或媒体”、“中国宣传部门”或“中国商人”（图5　图5见本期第64页）。这表明在华留学生对中国媒体和宣传部门信任度并不高，在此情形下，不论故事传播渠道、方法是否多元，传播效果都会打折扣。
　　
五、纠偏与认同：作为主体的中国故事二传手
　　调研和访谈的第二阶段着重探讨了当前讲述中国故事“产生何种效果”以及作为“二传手”的留学生有何反馈机制。
　　（一）故事效果：传与受的结构性偏差
　　基于中国议题的战略地位以及对现有“中国故事议题”研究的综述，本研究运用李克特量表测试在华留学生对“中共十九大”、“中国梦”、“一带一路”、“依法治国”、“反贪肃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等理念或关键词的了解程度。结果显示，知名度排前三的分别是“一带一路”、“中国梦”和“环境保护”，其余各项的了解人数不足一半，甚至更低（图6　图6见本期第65页）。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对外发展理念，在中国故事的全球讲述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又因其波及范围广泛，与沿线国家交互性强，在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以及传播受众的到达率上都居于前列。例如，有西方学者通过对习近平讲话文本作话语分析，着力探讨组成“中国故事”的各种战略叙述（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认为传播“中国故事”（the China story）的策略更加多元，立场更加明确，共鸣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传得更远（Lams， 2018：387）。另有基于全球宏观经济视角的研究认为，在国际舞台上，“讲故事”对于中国而言的经济意义，恰如“框架”（framing）对美国政治一样至关重要（Ang， 2018：46）。中国如何讲述经济发展的故事，将直接影响到国内外未来政策部署。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故事是：中国经验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什么教益？（Ang，2018：47）有学者进而指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的理念即是在此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尝试（Brown， 2018：213-222）。
　　然而，“了解”并不等于“认同”。访谈中，一种更为隐秘的成见尤其值得警惕。一些留学生在谈及中国对本国的投资援助时提到“新殖民主义”（W23）、“北京模式”（U2）等，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或援助意在掠夺自然资源或经济控制。从现实看，这类流行观点隐含着西方话语陷阱。此外，尽管“环境保护”等议题所呈现的中国故事已成为国际环境与气候问题探讨中的重要一环，但在西方媒体一贯鼓吹的“粗放发展”标签之下，中国在此类全球议题方面究竟是扮演了积极还是消极的角色，留学生在访谈中并未表达出一致的态度。这与中国故事的传播预期仍有距离。可见，尽管一些中国故事议题在传播力方面相对较高，但在立场倾向上，“传播者”与“受传者”仍存在偏差。
　　结合上文关于“故事内容”需求的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故事在传受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传者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时政国情，而受者却被异域特色文化所吸引；传者更多地提供国力强盛、国际担当等“硬新闻”，而受者更感兴趣的是体现普通人精气神的“软故事”。
　　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学者保罗·李（Paul Lee）的观点：尽管中国在建构本国形象以及增强软实力方面作出巨大努力，但西方受众反馈不佳。因此，保罗·李抛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出现这种情况？中国过去向世界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存在什么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讲述经济成就、传统艺术、文化遗产、和平发展、国际担当与贡献等故事的同时，应当直接回应和驳斥西方对中国民主、人权的质疑（Lee， 2016：109）。另一种解释是，中国可能难以将面向国内受众、旨在维护团结稳定的叙事方式直接套用于面向国际受众、旨在提升软实力的叙事。原因在于，这种叙事方式本质上仍表现为“华人—他者”（Chinese-others）的二元对立，可能无助于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Sorensen， 2017：111）。
　　（二）效果反馈：修正偏差与强化认同
　　研究表明，外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讲述中国故事时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呈现“不安全”、“没人权”、“欠发展”的中国形象时，会引起在华留学生的反感。他们愿意传播“真实的中国”（real China）形象，自发纠正媒体报道的不实之处。一位在南宁读完高中、在武汉读完大学的越南女生提到一则网上热炒的新闻：
　　前一阵子发生了公交车上打孩子的事情，经西方媒体报道，国内的朋友都问我中国是不是都这样啊。我告诉他们，中国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很多的人都很好，也很安全。国外的媒体上常常说中国的经济不好，但是，在中国你能感受到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W19）
　　正如傅莹（2019：03）所说，受质疑之时恰是传播之机。中介传播的作用此时得以凸显，还能强化正向印象、消弭刻板印象、消解地域污名。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交换生H19经常在社交媒体分享在华故事，并称“很多美国朋友都想来中国看看”。另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在读博士生U4已来华两年，他回忆两年前的情形时说：
　　来这里之前，我在YouTube上看到过关于中国的视频，讲的是中国很多地方都没有厕所，人们都是随意找个地方（解决）。即使有，也是非常脏、乱、差。我来中国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样的，无论是在深圳、上海、北京还是其他小城市，厕所都非常干净。（U4）
　　访谈发现，留学生来华之前对中国类似的偏见并不少，甚至包括“中国人都会功夫”（U1）、“中国人爱吃狗肉”（U5）、“中国产品都便宜”（W24）等，及至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许多“刻板印象”才有所改观。总体而言，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耳濡目染，文化浸淫，进而在异国文化圈中产生修正与纠偏、接纳与反馈、共识与认同之期望：
　　了解一种异国文化的最好方法是与其百姓生活在一起。虽然我存在语言障碍，无法顺畅地沟通，但我在中国的经历总体是非常愉快的。第二种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在课程中，我开始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我不仅喜欢它，而且还明白了中国社会的许多概念和现象。（W22）
　　一些民族特质与品格也会得到认同。例如，来自埃及的在站博士后W26对中国人的纪律意识、勤奋程度颇有感触：
　　我在中国已经（待了）近两年了。我必须承认，我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纪律有了深刻印象。人们非常健康地例行早起，重诺守时，每天规律地工作和睡眠。另一方面，人们乐于助人， 尊敬长辈和老人。一位巴基斯坦朋友跟我讲中国的特征时提到毛主席、勤劳、宽容、自力更生和谦逊， 我在生活中几乎目睹了这一切，非常赞同他的说法。（W26）
　　正如福克·哈蒂格（Falk Hartig， 2015：5）指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往往被视为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希冀削弱外国媒体（主要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的影响；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real China）、传达中国和平发展意图，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六、结语：“借筒传声”讲好中国故事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在华留学生的“他者”视角，探讨了中国故事在传播渠道、模式与内容层面是否与受众期待存在结构性偏差，以及作为传播中介的在华留学生何以能够反作用于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
　　在传播渠道与模式方面，在华留学生媒介使用呈现中外双栖、社交化、情境化特征。其中，中外双栖意味着故事传播者需抛却单一宣传路径，诉诸多元表达，选择多道发声；社交化、情境化预示着“借台唱戏”、“借土栽花”的重要意义，即借助国际化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粉丝社区。然而，研究结果亦表明，留学生在海外社交平台对中国故事的获取并不充分，而备受官方重视的国内社交平台这一渠道并未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可见，现行的传播渠道、模式与受传者期许之间存在偏差。
　　在故事内容方面，中华文化、本土特色以及凡人真情是最受欢迎的内容元素，原因在于四种力量：异域文化的吸引力，生活需求的压力，全球本土化的魅力，以及真善美的共情力。其中，异域文化指向差异性，真善美指向同一性，而全球本土化则凸显“同”与“异”的融通。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的“华人—他者”对抗性思维可能阻遏中国故事的有效表达。此外，从内容诉求看，传者所强调的经济成就、国情战略并未引起在华留学生足够兴致。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制度理念的刻板印象与成见仍然存在。这表明中国故事的传播内容层面同样存在“传与受”结构性偏差。
　　关于在华留学生作为中国故事“二传手”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借筒传声”沟通中外、弱化“华人—他者”二元对立叙事、修正传受的结构性偏差等举措有助于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研究不足之处至少有二：其一，基于特定“他者”的经验研究的理论效度问题。在华留学生群体虽具典型性，却难以代表中国故事的受传者群体，因此，关于“中国故事”的结构性传受偏差需在更广的受众群体中予以检验。其二，现实情境复杂，一方面，我们发现作为传播中介的留学生群体会基于事实认知而纠正传受偏差，另一方面，他们是否也会因为事实与价值错位而加深刻板印象？这是本文未能深入挖掘的可能性，也是下一步研究的主题与问题。■
　　
注释：
①文化圈层依据表征有诸多分类标准。譬如，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根据宗教类别将世界文化区分为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等八种类型；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依据地理空间和区域区分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则根据文化对环境挑战的应战方式，把文化区分为26种类型；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根据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别，把文化区分为日神（阿波罗）模式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模式；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则根据文化传递方式的不同，把文化区分为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后象征文化。参见邴正著《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形象与文化符号》。本文采用塞缪尔·亨廷顿的分类法。
②数据来源于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检索于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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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令瑶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9JZD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亦是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的成果之一。感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曹放、李明倩、陈思玄、陈雨、潘颖和史方雅协助调研与访谈，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