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晨
　　【本文提要】借鉴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E·P·汤普森的阶级概念，汉诺·哈特提出了用新闻劳工史变革传统美国新闻史的设想。新闻劳工史以阶级为核心概念，认为新闻劳工作为一个阶级是在与各种外力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阶级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人们接受阶级概念并为它奋斗的经历。美国的新闻史不只是民主进化史和言论自由发展史，它也是阶级萌芽、成长和斗争的历史。两者互相激荡，组合成复线的而非线性的历史。新闻劳工史是哈特理解的新闻文化史的核心部分，而新闻文化史的总体思路就是让新闻史研究回归到以新闻实践为中心的书写上来。哈特的新史学融合了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经典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史等多种路径，致力于在美国完成对实用主义新闻史的批判和超越，但由于其激进的倾向，终究难以在美国传播学界成为主流。
　　【关键词】汉诺·哈特 新闻劳工史 阶级 文化唯物主义 新闻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1974年《新闻史》（Journalism History）创刊号引发的新闻史研究革新讨论几乎绵延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整个美国传媒史研究（Erickson， 1975；Marzolf， 1975；Atwood， 1978；Stevens & Garcia， 1980；Nord， 1988， 2006， 2016；Nerone， 1993， 2010， 2011；Bauer， 2018）。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的反思争鸣已然不少（Kobre， 1945；Schramm， 1957；Farrar， 1972），但凯瑞的“新闻文化史”路径由于切合了年轻世代学者的“反叛”精神、社会科学整体的语言学转向等，而成为不断被引证的经典（canon）和理论对话的对象（Hardt， 1995：1-29；Nord， 1988；Nerone， 2011）。虽然与大卫·诺德（David Nord）、约翰·尼禄（John Nerone）等同为凯瑞命题的后续对话者，但汉诺·哈特（Hanno Hardt）又因其德裔身份、鲜明的欧陆学术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有别于他人。取法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哈特希望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重新建构以新闻劳工（newsworker）为中心的新闻史。与E·P·汤普森（Edward Thompson）（1963/2001）的做法类似，他也重新界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论述，强调作为阶级（class）的美国新闻劳工在形成过程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出新文化史和文化研究“强文化范式”的理论特色（亚历山大，2003/2011：10；俞金尧，2011）。
　　进而言之，本文认为，哈特不仅认同凯瑞（1974）对旧新闻史学线性进步叙事、专注白人精英、忽视底层和性别种族等弊端的批判，而且指出这种历史叙事从本质上忽视了阶级问题。旧史学从统治者或管理者的视角，抽象地、脱离时空地强调技术、经济等物质力量给传媒业带来的变革，盛赞现行体制的伟大成就，而忽视了处于无权或少权的新闻劳工的真实历史处境。在他看来，以普通记者、编辑等专业新闻工作者为主体的新闻劳工面对着技术冲击、资本强势等工业化现实时不得不进行抗争、反击乃至妥协。正是在这种与他者的关系中，新闻劳工的阶级观念才逐渐团结、凝聚、融合，进而形成了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新闻劳工阶级。阶级的形成如同汤普森（1963/2001：1）所言，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关系，“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而是“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真实的美国新闻史，应当是言论自由发达史和新闻劳工阶级萌芽、成长、斗争史两者的相互激荡和交融，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995/2009：50）所言的动态的、曲折的、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而非单线的、直线向上的进步的历史。
　　这种威廉斯式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是哈特学术思想的灵魂。但哈特并不满足于新闻劳工史“内向”的组织管理视角的考查，而是以此为中心，延伸到新闻业与商业、政治等其他社会力量关系的文化史研究。而这，被哈特认为是对凯瑞命题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之目的，亦在分析哈特如何将这一逻辑运用到对当代美国新闻史研究的批判与重建中，进而讨论批判的历史研究在哈特学术思想中的位置。对于这一进路，哈特的学生邦妮·布伦宁（Bonnie Brennen）有所论及但并未详言（Brennen， 2004）。本文并不否定以往研究对哈特“批判的传播学者”（何道宽，2008：2；Splichal， 2012；Brennen， 2012）的定位，而是试图从其新闻史观的角度进一步使之立体化。借助于哈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论文（Hardt， 1988， 1989a， 1989b， 1990， 1992， 2005），辅之以他和布伦宁编辑的《新闻劳工：普通民众的历史》（Newsworker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rank and file），本文将首先讨论哈特对旧新闻史学的批判，接着分析新闻劳工史成立的逻辑及其意涵，进而剖析哈特如何理解新闻劳工史与新闻文化史的关系和如何展开个案研究，最后从整体上理解传媒史观在哈特学术思想中的位置。
　　
二、“去政治化的政治”：旧美国新闻史中阶级的缺失
　　历史经验表明，史学危机往往就是当下的危机（布洛克，1949/2019：31）。美国新闻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危机亦无法回避历史叙事和现实经验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一方面，当时的美国外有苏联的军事压力，内有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冲突与矛盾是现实的直观感受和主要特征。但是大到古巴导弹危机、黑人民权运动，小到新闻编辑室内的矛盾冲突，旧史学的自由民主胜利框架都无法予以合理解释。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越发感到传统叙事的贫乏无力，希望重新发现历史来理解乃至变革当下。另一方面，行政和商业的研究取向日益入侵大学导致了学术独立自由和人文主义传统的衰败，新闻史乃至新闻学亦日益受到商业导向的传播学的挤压甚至吞并。很多平民出身的年轻世代学者不满于此种权力和金钱的弹压，遂引发了对旧史学的批判和人文传统复兴（Carey， 1991）。
　　虽然都认识到现实矛盾的尖锐性，但是这些年轻学者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和方案却是不同的。凯瑞（1974）、诺德（方晨，2020）和尼禄（2013)主张回归芝加哥社会学传统或者殖民地时期的村镇民主来解决现实危机，但哈特却指出他们都没有跳出固有视域，未能认识到传统新闻史的弊端其实是实用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产物（Hardt， 1989a）。在他看来，笼罩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对于新闻史书写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去阶级”。实用主义拒绝任何超验的知识，强调“有用即真理”，以实践的结果来评判真理与否，从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容易认同进步改良、物质决定论和进化论，从而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和一定时期的激烈性。那么，新闻史书写势必会显现出凯瑞批评的如下特征：认可历史发展的线性进步规律，坚信社会改良；追逐技术发展及其给传媒业带来的诸多神话；忽略那些从结果上看弱小、边缘的历史。
　　这种历史的实用主义本质上和芝加哥学派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传播学一样，都是要回答涂尔干式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即，在一个族裔众多、没有原生文化的移民国家从传统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向现代法理社会（geseuschaft）的转变中如何实现社会整合。旧新闻史的书写最终整合出尼禄（1993）所嘲笑的“整体的、概括性”，没有阶级冲突的“美国新闻业”（American Journalism）。但在哈特看来，其除了为统治阶级强化本阶级价值观提供依据之外，还严重扭曲了历史的原貌，很多丰富但非主流的面向消失在了“社会何以可能”的视野中。因此，他认为，实用主义以及社会整合的取向掩盖了美国新闻史中多阶级冲突和矛盾，新的新闻史书写需要反问“社会为何必须整合”而非“社会何以可能”。在这场美国式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哈特要依靠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批判传统新闻史叙事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晖，2008：1），重新找回阶级应有的位置。
　　哈特认为，实用主义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在于虽然不谈“主义”，但实用主义的立场却是一以贯之的；虽然不谈“阶级”，但是却将统治阶级的意志无声无息地“主流化”（mainstreaming）：他们祭出“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概念，认为历史主流叙事的胜出是强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胜出的主流叙事就是真理和历史的全部。诸如移民报刊、女性报刊等显然是自然边缘化的对象和最终结果。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来看，乔治·佩恩（George Payne）（1920）和威廉德·布莱耶（Willard Bleyer）（1927）的著作都提到了移民报刊，但仅限于不完整的罗列（Hardt， 1989a）。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认为：“由于报刊或多或少正确反映了在发行期间其读者的利益和社会环境，通过了解那些创立和支持报刊的人们，报刊的历史可以被揭示。这就是报刊自然历史的内涵”（Park， 1922：251）。他的基本逻辑是由报刊来洞察时人的精神再由这些人来揭示报刊的历史。但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报刊史中的报刊显露的是全部还是部分人的心态气质？如果是部分人，他们是统治阶级吗？他们的报刊史是报刊史的全部吗？他们的报刊史是自然演变的历史还是部分人主导的历史？
　　帕克当然知道报刊史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传统，但他把这一传统对其他边缘传统的收编、压制和同化视为理所当然的“美国化”。因为单从《移民报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的标题就能看出“控制”的核心要义。他也毫不避讳“黄色报刊就是被用来主要征服移民和女性的”（Park， 1923）。所以在哈特看来，实用主义的“自然史”回避了统治阶级对于历史事实的选择和操控，拒绝正视移民报刊各种保持自身族群特征以及其抗拒美国化的实践，把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族群博弈解释为“自然”的过程。此外，帕克想从报刊了解人们时代精神的思路虽然触及威廉斯（2001：64）所谓的“感觉的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但是这种“感觉的结构”同样是不完整的。少数族裔、妇女的“感觉的结构”是被消失的。虽然帕克的移民报刊史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史路径的“前序”，但是这一路径从一开始就掩盖阶级、权力的问题。事实上这一根本性问题直到凯瑞（1974）的“新闻文化史”也未被挑明。
　　帕克之后的美国新闻史家依旧继承了他在移民报刊上的立场。哈特哀叹实用主义哲学的顽固，并认定其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专制”和“肤浅”（Hardt， 1989a）。但这种忽视边缘和弱小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实际上并非美国独有，而其在美国新闻史书写中的强势还因其与技术崇拜的“结盟”。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飞跃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得美国人坚信技术的决定性力量，也使得新闻史书写中充斥着对技术的赞美，从而掩盖了技术深度介入媒体行业后造成的人的异化及阶级反抗。现代工业生产导致了新闻工人（记者、编辑、印刷工人等）的个体多样性逐渐丧失，个人职业自主性和判断力不得不臣服于商业逻辑。那么，传统时代对于新闻人所设定的个体的理性判断、观点的自由表达、编辑的创造力已逐渐萎缩，最终只能按照工业操作流程机械化地复制不同类别的信息。哈特认为，传统新闻史没有看到这场技术更替中新闻工人工作环境的逐渐恶化、身份认同的游移与迷失，以及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无奈转型、痛苦波折和绝望反抗，而是一味鼓吹新闻业的进步，甚至以技术变革的阶段来切分历史阶段（Hardt，1990）。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又再一次被技术的问题所覆盖了。
　　基于以上判断，实用主义哲学内的改良无法改变根本性的问题。哈特（1990）固然也承认1974年后新闻史研究的诸多改良，但是终究缺乏突破视角（perspective）的转换。诺德（1988， 2006）和尼禄（2010）虽然已经注意到权力问题，但是习惯于美国式的“去阶级”分析，其实还是不愿意正面回应美国社会的阶级问题。哈特期待的是用阶级的视角重新理解美国新闻史，并实现某种超越。
　　
三、回归阶级：新闻劳工史的意涵
　　（一）新闻劳工的阶级二重性
　　哈特认为，新闻劳工和阶级问题的兴起，皆为工业化（哈特指的1840年代至1940年代）时代之产物。这一时代不仅是传统新闻史所谓的新闻职业化和标准化的时代，也不仅是凯瑞所言的“传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的时代（Carey， 1997：128-143），而是以编辑记者为主体的专业新闻工作者逐渐演变成新闻劳工的时代。工业化生产的劳动大分工促成了专业新闻工作者与媒体管理者/所有者的分离，同时也使得两者间冲突、对立的面向逐渐生成和呈现。专业新闻工作者在劳动、生活中日益受到后者的剥削和压迫，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得不顺从和屈服于后者主导的新权力关系，从而演变为新闻劳工（Hardt， 1990）。在这里，虽然印刷工人、广告人员、发行人员等也因劳动大分工而出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存在与媒体所有者/管理者的各种矛盾冲突，但在哈特看来这并非媒体组织中的核心关系；媒体组织中的阶级矛盾、冲突主要还是反映在媒体所有者/管理者与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关系中。
　　哈特的观察，抓住了工业化时代媒体组织内的主要矛盾所在。工业化的媒体产品生产是媒体组织赢利的根本保障，也是媒体所有者/管理者关注的核心部门。哈特看到了工业化使得新闻劳工一方面具备了工业化时代劳工的普遍特征。他们工资低、受认可程度低、工作满意度低，普遍感到缺乏公平的晋升、决策机会，感受到各种压迫，被哈特形容为“没有回旋余地”的工作环境（Hardt， 1996a）。而另一方面，哈特又观察到与普通工人相比，新闻劳工阶级所拥有的“特权”。他们拥有普通民众所没有的大众媒体的使用权，可以有更多机会来行使舆论监督和言论表达的权利。因此，从财产权上看，新闻劳工更多具有工人阶级属性；而从文化使用权上看，他们又具有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特征。这种阶级属性的二重性体现出新闻劳工阶级的特殊性，他们游移于工人身份和专业人士身份之间，在实践中摇摆于大众利益和政经集团利益之间。哈特认为，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新闻劳工的关键。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他们是渺小的，作为工人阶级的他们是边缘的，作为职业的他们又是类专业的（Hardt， 1990）。新闻劳工的身份认同其实长期处于各种矛盾中。
　　专业新闻工作者“第四等级”的社会地位期许中，其实就充满着这种二重性。一方面，从财产权的角度看，专业新闻工作者强调其在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之外的阶级身份，强调其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从文化层面超越普通民众，设定了新闻工作的专业性和知识性。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他们更多时候与律师、医生等白领专业人士“结盟”，表达的是一种跨阶级的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反抗。所以，专业新闻工作者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就不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不是纯粹的“工人的公共领域”，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复杂的集合体。一方面，从历史的整体趋势看，新闻工作者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是不断靠近主流资产阶级的。美国主流价值观对于阶级的淡化处理、对于美国梦和阶级跨越的乐观主义导致了中产阶级梦是很多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梦想。整个工业化的进程诱使他们完全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中。但是，另一方面，新闻劳工也在不断反抗各种外在压力，试图保持工人群体的独立性。但是，这种强调社群而非利润和消费的意识形态逐渐被美国的各种“去政治”的话语所削弱，主流媒体将之抹黑或污名化，甚至将之与“反美”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了工人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的萎缩，而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逐渐将工人的、对抗的意识形态消融并将之纳入（Hardt， 1996b）。
　　哈特不是想说明阶级斗争观念在美国的失败结果，而是提醒美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及其中的权力关系。新闻劳工因为与意识形态工作联系紧密，所以集中体现出这种反抗、斗争、博弈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与欧洲对比，传统的观点认为美国似乎并没有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美国梦和实用主义哲学观已经让美国逐渐走向了阶级差异消除的道路，但是哈特通过美国新闻劳工属性及其历史的分析想说明，这种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新闻劳工所留下的诸多无奈、抗争、妥协的材料说明了工业化的负面结果并没有因为民族、地域和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在美国产生例外。就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1904/2012：39-41），“理想典型”（idea type）并不排斥特殊性，并不排斥未能纳入理想典型的某些特征。所以，美国新闻劳工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批驳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对美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高调赞美。
　　（二）劳工史的研究维度
　　那么，从劳动的视角（a labor perspective）如何展开批判的新闻劳工史研究？阶级的问题如何在新闻劳工史中展现？首先应该看到，劳工史的研究是哈特用新政治学来改造传播文化研究的一个面向。他对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是整体性的，阶级分析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不是新闻史所独有的，而是面向整体的美国传播研究。所以，他把伯明翰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以历史和理论的交叉思辨分析为主要方法。他曾经指出，批判的传播研究的内容有三：第一个是工作和生产面向，即对新闻劳工的工作状况进行考察，包括如何定义工业化之后的新工作和脑力劳动的自由度，还有他们的集体关切，包括劳动政策和实行、集体薪资的讨价还价等。第二个面向，即媒介接受和消费层面，也就是媒体组织以及它们与社会的关系。第三个层面就是媒体政策制定层面，从媒体所有权和控制一直延伸到媒体内容和服务等问题（Hardt， 1997）。而这三个面向中，第一个面向又是研究的重点，因为劳动和生产是新闻传播的第一个环节，是后续环节的基础。新闻劳工史对旧史学的超越就是要将研究重心从结果分析转向过程分析，从技术决定论转向技术、人、制度等融合的整体视角。
　　而工作和生产面向的核心就是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来阐释美国新闻劳工阶级的形成过程。按照杰弗瑞·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2003/2011：11）的说法，也就是用文化社会学的强文化范式，来展现文化（工人阶级观念）作为一种主观力量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结构并进而产生出一种新存在（工人阶级）。这一路径不再将文化（工人阶级观念）作为经济活动的从属物（因变量），而是坚持“对阶级意识物质化的敏感”（Hardt，1997）；一方面要强调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另一方面又突出文化实践的创造性。“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和生产性是要还原文化作为社会基础的应有地位，突出文化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揭示文化作为社会斗争场域的政治意义”，同时又“拒绝无限拔高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自律性和超越性”（欧阳谦，2010）。也就是说，新闻劳工和媒体管理者/所有者之间阶级观念的对立最终要还原为社会基础，新闻劳工阶级的形成是文化生产物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也是劳工阶级观念（文化）还原成社会基础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新闻工作者在与媒体管理者/所有者之间反复的斗争、对抗、博弈。两者相互建构使对方物质化，从而累积构成了涵盖精英与平民、日常生活与精英思想等在内的一种整体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同时，哈特认为这一逻辑还延伸、发展了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1966/2019：19）的知识社会学路数，不仅延续了前者将知识社会学引入日常生活的看法，而且在其中加入了阶级和权力分析（哈特，1992/2008：20-23）。
　　因此，新闻劳工阶级的动态形成过程其实就是威廉斯（1977：122）所言的“历史形成的过程”中的“主导的、残余的、新兴的三者合并”，是一种互动累加的过程（Hardt，1993）。“残余”是过去留下的、当前在文化活动中仍有活力的因素；“新兴”则是指新的意义、价值、实践等被持续地创造出来；“主导”是目前文化过程的主叙事，但是它也在“残余”、“新兴”的影响下不断变化。那么，新闻劳工阶级作为“主导”和主线，其实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被不断累积塑造着。它存在于历史变迁的长期过程中，总体上是动态稳定的状态，同时也存在着其中的个体因为地位身份、收入水平、自我认同等的变化而进场或离场。
　　哈特十分看重这一过程的“社会群体”性的而非“个体”性，因为它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真实生活过程群体性而非个体性”的研究立场（哈特，1992/2008：21），同时也把阶级、种族、性别等都纳入其中。而这一群体性考察的核心问题还是新闻社会学者关心的媒体所有者（包括管理者）与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编辑室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变化。与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1979/2009）、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1980/2008）等的研究相比，他加入了阶级分析，并增加了对技术变革的强调。其基本的逻辑是媒体管理者因为技术的变革而对新闻工作者施加了作用，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职业心理等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一方面要应付技术和管理者的施压，同时也在和两者进行无声的抵抗和斗争。技术的改变，不仅改变了技术和人的关系，也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他们与媒体所有者（管理者）的关系。当然，技术也要面对人的各种抵制和反抗，人和技术的拉锯和反抗其实是人与人的拉锯和反抗（图1　图1见本期第36页）。
　　其中第一个层面当然是技术和人关系的研究，即新闻劳工群体受到的技术训练以及随着技术发展的再训练。哈特赞同凯瑞和约翰·奎克（John Quirk）(1992：113-141)的分析，指出技术其实是一种世界观，是看世界的角度、立场和方法。它潜藏在媒体的叙事中，从而隐性地影响了人们世界观的变化。美国人的技术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灌输的结果。在这个技术训练的过程中，包含着媒体管理者如何将技术规训不断灌输到新闻劳工身上，也包括新闻劳工如何吸收部分技术以及排斥部分技术。那么，面对被新闻劳工吸收的部分技术，媒体管理者又如何使之进一步巩固，而被排斥的部分，又如何通过新的方式再行施加。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包含着两者间的互动和博弈。但是有一点是哈特强调的，这种互动并不是地位平等的，媒体管理者/所有者始终处于强势和支配性地位，而新闻劳工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虽然也有反抗和抵制，但最终结果都是融入所谓的“潮流”之中。
　　第二个层面就是更加深入的新闻编辑室中人与人关系的探讨。这是由人与技术的问题延伸而来的。人创造了技术，技术改变了人，但最终改变的却是人与人的关系。哈特视角中新技术对新闻编辑室中人际关系的改变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其一是媒体管理者和普通新闻劳工的关系，包括：两者的地位因为技术的变迁如何变化？技术的介入如何改变两者间的关于待遇福利、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方面的谈判？从表面看，技术增加了媒体管理者对新闻劳工的强势地位，新闻劳工是否会在技术之外寻求新的反击而增加对抗的实力？如果有，那么他们的主要“武器”有哪些？其二是新闻劳工之间的关系，包括：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劳动力需求量的下降和职业能力要求的提升，这是否导致了新闻劳工间人际关系的紧张？新闻劳工如何应对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如何维系、保持新闻劳工阶级群体？
　　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支撑起哈特讨论的核心，阶级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中逐渐展开的。技术与人的关系变化是第一层面的，是显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以及人的应对。而也正是在各种应对措施后，新闻劳工阶级观念的物质化结果才呼之欲出。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新闻劳工阶级并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在受到诸如实用主义传统、美国梦等主流话语等各种外部话语挑战、波折后才延续下来。它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且始终就在历史当中。虽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美国新闻劳工的阶级观念已然式微，但是从一种历史的长时段的视角看，哈特对新闻劳工史还是寄予了很大希望。因为它是重新检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试验场。除了阶级分析的广泛使用，哈特还试图揭示传统新闻史所忽视的新闻工作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如何逐渐分离的问题。两者的差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试图消除的三大差别之一，也是新闻劳工史易于揭示的内容（Hardt， 1990）。因为从传统时代集采写、编辑和印刷于一身的印刷商到后来印刷工人、记者编辑、媒体管理者/所有者职业身份分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促使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又一次分离的过程，也是职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印刷商转变为握有资本、纯脑力劳动的媒体所有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间产生了雇佣/被雇佣和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进而导致了阶级对立问题（Hardt， 1990）。新闻劳工问题的形成与这一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是密切相关的。哈特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要突出其理论分析框架的纯正性。
　　在既有理论框架获得合法性之后，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史料。在哈特看来，新闻劳工史的史料其实十分丰富，只是长期被主流叙事选择性地忽略了。例如，1925-1926年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办公室（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就针对当时欧美33个国家的主要新闻机构从职业、记者地位、劳动终止和争议解决、工作条件、劳动力市场、公积金制度等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展现了一战之后这个行业在面对新技术（主要是广播、电视和电影）后的变化和主要应对措施。这份219页的报告史料价值突出，哈特为此专文进行介绍（Hardt， 2005）。此外，进步主义时代和一战前后，记者们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自传、访谈等，还有大量行业协会的统计资料，以及口述史和反映新闻工作者工作的好莱坞电影，这些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Hardt， 1990， 1995：12）。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1996/2018：81）就所言，史料不会平白无故地留下，它的留存与人们对其主观感知密不可分。正因为工业化转向时代新闻劳工的阶级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广泛性和突出性，才引导人们对相关资料的留存，也才使新闻劳工史的重建有了可能的基础。
　　作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哈特也清晰地意识到新闻劳工史将会遇到的阻力。这种阻力是内外两个面向的：其一是外部的媒体组织和机构对于新闻学院和新闻学研究的影响和干预。不管研究者是否喜欢，行政和商业对于在当时美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只会日益加深。而且从当时他和学生做的一些新闻劳工史研究而言，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于传统叙事的反驳已经引发了持续而强大的压制力量。其二是新闻劳工史内部还有一些因素没有厘清。虽然记者、印刷工人、编辑等都是新闻劳工的主体，但是具有白领色彩的记者和印刷工人间还是存在很多差异（Hardt， 1995： 1-29）。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将之说明清楚，也是新闻劳工史要继续面对的挑战。
　　
四、从新闻劳工史到新闻文化史：理论和实践的延展
　　作为对凯瑞讨论的延续，新闻劳工史是哈特设想的新闻文化史的核心区域，但是却并不是新闻文化史的全部。从传统新闻史到新闻文化史，可以发现两点重要转变：其一，从政经、技术决定论转向强调政经、技术与文化的同等作用，即抛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者简单的决定/被决定关系；其二，从抽象的、省略过程的因果分析转向具体的历史过程的考查。前者突出新闻工作者的历史主体性，强调人的精神、文化对于历史现实的形塑；而后者则突出对于新闻传播过程的具体的、历史的、经验的分析，反对抽离具体经验的非历史（ahistorical）研究。而两者都共同指向了“新闻史研究要回到以新闻实践为中心”的主题。以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媒体所有者/管理者的关系为核心的新闻劳工史固然是新闻实践的重中之重，但是它的各种外部关系事实上也是哈特感兴趣的问题。换言之，正如他所言，新闻文化史要探寻的是社会的传播过程，包含新闻工作者的经历、从文化与政治视角考察劳动过程中的记者角色、报道者与其公共关系（Hardt， 1990）；新闻文化史作为批判性的历史书写，需要揭露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的霸权，分析国家、新闻和社会的关系（Hardt， 1995：22）。因此，他的新闻文化史包含着两个维度：1）内向的、组织关系视角下的新闻劳工史；2）外向的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实践与组织外的各种势力的关系，包括新闻业与商业势力的博弈、与技术的互动、与政治力量的关系等（Hardt， 1990）。而不论是哪一个维度的研究，都贯穿哈特强调的阶级分析的视角，都突出具体历史过程的考察。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哈特的经验个案研究中既有“向内”的新闻劳工史研究，也有“向外”的媒体与社会关系的文化史。例如，在新闻劳工史层面，他着力分析了1945年后西德传媒业中记者编辑与媒体所有者/管理者的关系。他看到了美国的战后占领虽然清除了纳粹影响，但同时将其自身的商业价值观持续渗透到西德传媒业中，而这种商业化是魏玛时期（Weimarer Republik）美国对德国影响的继续。商业化的深入进一步瓦解了德国新闻记者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公共责任维护者的身份认同，使其完全倒向了商业利益和个人主义，从而导致了新闻劳工阶级意识的衰败。虽然他们还保留了一些自身的文化传统，例如强调新闻与文学的关系，并且使得具有批判社会特征的报告文学样式在西德得以继续发展，但是在新闻编辑室的冲突中，记者、编辑在进行自我审查的时候，都会时刻意识到自己还有“头顶之剪”，而最终不得不依附于媒体管理者/所有者。所以，在哈特分析的数次两者冲突中，媒体所有者/管理者通常都是胜者。而媒体所有者/管理者也不再有传统德国文人对于政治的关注，转而只关注经济利益而不是创造一个好的编辑部工作环境来鼓励记者和编辑的知识创造和个人职业发展。因此，哈特哀叹美国化对于西德传媒业的全面占领。新闻劳工阶级虽然依然存在，也试图通过一些方式来表达对于统治势力的反抗，但是最终摆脱不了被打压、收编、屈服的结局（Hardt， 1988）。
　　而在“向外”的媒体与社会关系的文化史维度，哈特集中关注了技术、新闻业、商业势力和政治势力围绕着文化主导权的各种争夺。作为摄影学家，他认为照相术自诞生之后就不纯粹是技术的，而是很快就染上了政治的色彩。摄影术看似比文字更加真实可信，但是却也依旧能被统治的政治势力操控，成为一种维系“虚假真实”的工具，“被包裹在主流结构的再生产和改变之中”（Hardt， 1996c）。无论是当时的英美国家还是苏联，虽然不排除把摄影看作是人类的又一次自由解放，但背后都试图对其进行各种操控并使之主流化。魏玛德国的商业统治阶级大力引进摄影术，固然也有以美为师、赶上潮流的考量，但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新技术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和巩固思想文化统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报刊的政治传统逐渐让位于商业传统，以摄影、图片为代表的新报刊潮流导致了德国报刊的美国化，进而也逐渐导致了精英资产阶级的德国报业联合会（Vereinder deutschen Zeitungsverleger，即VDZV）和工人阶级《工人画报》（Arbeiter-Illustrierte Zeitung，即AIZ)的对立。两者围绕文化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工人阶级不满资产阶级报刊对现实的不真实呈现，鼓励工人业余摄影师将相机作为武器，来拍摄、展现工人的生产生活场面和精神面貌，以反击前者对工人阶级的歪曲报道和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宣传。哈特认为，无论是VDZV还是AIZ，其实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同群体的“感觉的结构”。但《工人画报》反映的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勤俭的、以社群为导向的工人社群的状态，是马克思所言的真实（authenticity）的生活状态（Hardt， 1996c）。《工人画报》作为一种反抗的实践，还是团结、强大工人阶级社群的重要手段，引导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确立。
　　哈特的经验研究当然不只这两例但整体上并不超越其主张的两个维度。他和他的学生、同道者，一直都是这个领域的持续开拓者。他和学生布伦宁编辑的《新闻劳工：普通民众的历史》一书中，也展现了其新闻文化史既聚焦于劳工史又多元延展的特点。伊丽莎白·莱斯特（Elizabeth Lester）（1995：30-47）分析了劳工视角在主流新闻史中是如何消失的；威廉斯·所罗门（William S. Solomon）(1995：110-134)描绘了从19世纪晚期开始新闻编辑室中职业权威的出现；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1995：135-159）考察了在内外多重因素作用下新闻编辑室接纳照相术的过程；玛丽安·萨尔塞蒂（Marianne Salcetti）（1995：48-74）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和商业影响如何形塑了报道者的工作环境及其工作本身；布伦宁（1995：75-109）发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小说中存在的对于新闻编辑室劳动的丰富描述；大卫·斯宾塞（David Spencer）（1995：160-189）讨论了加拿大的非主流记者的知识遗产，以此来与美国传统形成对比；乔恩·本克（Jon Bekken）(1995：190-225)探究了工业化时代报童（newsboy）的出现及其在发行中的核心角色。这些研究都实现了以新闻实践为中心，在视角上采用了“从底部向上看”（from the bottom up），在史料上大量运用民间而非官修史料，在叙事上注重分析个案过程分析，呈现出与传统美国新闻史不同的研究风格（Hardt & Brennen， 1995：xii）。
　　
五、理解哈特：新闻劳工史的价值与未来
　　（一）新闻劳工史的理论价值
　　由对实用主义美国新闻史的批判出发，到提出新闻劳工史和新闻文化史，哈特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贯穿始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厌恶各种将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方式。在他看来，这些改造的核心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抹去了（Hardt， 1989c；Mcluskie， 2013）。真正的批判的传播研究，就是要重新将阶级作为核心问题。所以，在1974年后的“寻找研究的新路径”（seeking new path in research）“如何操作化凯瑞”（operationalizing Carey）的学者中，哈特无疑是最为激进的。他试图将新文化史、批判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等观点融合，但又最终超越它们，完成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表1　表1见本期第40页）。
　　首先，与凯瑞、尼禄、诺德等新文化史阵营的成员相比，他更强调历史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一种理解当下社会的方式而非研究目的。历史细节的考证并不是研究重点，通过历史分析来更好地服务于建构和修正批判的传播理论才是要点。他曾指出，理论加入历史研究可以创造更完整有力的叙事，而理论又应该是被文化的、实践的历史过程所决定的。理论与历史的关系这样循环反复影响着，人类的知识才得以不断增加（Hardt， 1993）。所以，哈特回归历史的分析，本质上还是要纠正当时主流传播学“非历史”的倾向（Splichal， 2012）。因此，与凯瑞、尼禄、诺德等相比，哈特的观点有同也有异。在回归平民史学、批判辉格史、强调文化唯物主义的路径上，他们是具有充分共识的。但是在处理历史与理论两者“以谁为体，以谁为用”的问题上，他与凯瑞相似，最终目标都是从历史的视角来发展理论。凯瑞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而哈特则有意在批判理论的地图上加入更多历史分析。这与诺德、尼禄等史学出身的学者的立场是相反的。后者更倾向用理论来充实、改造传统历史研究，其落脚点和归宿是传媒史研究。
　　所以，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69/2008：40）所言：“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永远会在死的文献和太活泼的证据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太贴近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在新文化史的阵营中，可以看出社会史学和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分野。但是，也应该看到，除去各自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跨学科趋势中，更多的学者并没有执着于一端。特别像媒体研究这样的跨人文和社科的学科，理论和历史的不同取向并非不可并行。在新闻史（历史）和批判理论（理论）两个维度，哈特及其学生、同道者都同样展开了大量研究（Hardt， 1989c；Lester， 1995： 30-47； Brennen， 2005），并且互为参照。①社会史学取向的研究在实践中也未尝没有不自觉地成为哈特们的最终目的。
　　其次，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关系看，哈特基本因袭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但又突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汤普森的阶级关照。如果说威廉斯等理解的文化是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一切的总体性概念，是“整体的生活方式”（Williams， 1966：273），那么哈特似乎又将之退缩到了阶级层面。新闻劳工史的核心是要分析“劳工阶级”从文化到物质的进程，文化唯物主义在他这里更多地变为了一种阶级唯物主义而缺少了威廉斯所言的文化的整体性和广阔性。因此，虽然哈特在阐明学术立场时对于威廉斯的强调多于汤普森，但是实际上新闻劳工史与汤普森的路线更为贴近。从某种意义上，新闻劳工史可以看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新闻史领域的翻版。而对于伯明翰学派，他的不满之处也就在于一些研究侧重分析了性别和种族而忽视了阶级，并认为阶级的消失意味着批判的传播研究没有抓住“政治”，无法实现“批判实践的任务”（Hardt， 1997）。由此再次可见，阶级的问题仍然是哈特强调的关键。他所期待的批判的传播研究甚至应当走出学术和书斋，而延展到广阔的社会阶级抗争实践中。
　　第三，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关系看，哈特虽然批评新闻史研究中的实用主义，但并不否认约翰·杜威（John Dewey）、乔治·米德（George Mead）等主张的对话民主。他赞同交谈、对话的民主形式，但不满于一些实用主义者将这种交谈民主的目的界定于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和交往自由。而在他看来，后者才是对话民主的真谛。所以，新闻劳工史一直致力于重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强调文化实践的目的性而非工具性。所以，他在新闻劳工史中对于实用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都隐含的物质决定论倾向予以纠正。“在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Hardt， 1989b）的态度亦是强调文化实践是两者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批评、启示与未来
　　总体来说，以上的这些立场集中反映了哈特对当时欧陆和美国各种思潮的反应和批判。以新闻劳工史为主体的新闻文化史，作为最终成品，集中体现了综合上述批判后对新闻史的视角改造。这种改造，体现出一个欧裔学者对于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敏锐把握，但是也存在很多值得反思之处。
　　首先，哈特固然已经提及新闻劳工史以专业新闻工作者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原因，但是倘若用阶级的概念来审视媒体组织的内部关系，印刷工人、广告发行等经营人员也应当与媒体所有者/管理者处于相对对立立场。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依然可以借用新闻劳工史现有的分析框架？哈特强调的技术因素在这对关系的形成变化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与“编辑记者—媒体所有者/管理者”的关系相比，印刷工人、经营人员与媒体所有者/管理者的关系会呈现出哪些相同点与不同点？印刷工人、经营人员与编辑记者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是“阶级兄弟”还是其他关系？这些问题都显示出新闻劳工史本身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新闻劳工史现有理论框架的影响也应当有进一步的讨论。因此，虽然哈特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并没有进一步论述，这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其次，哈特提到了新闻劳工史可能遭到的诸多内外挑战，这固然是一种基于经验现实的判断，但是可能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其理论路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哈特以汤普森的阶级概念入题，但是汤氏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其阶级概念建立在英国经验之上，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反结构主义的、强调特殊性的立场。而这也正是汤氏与新左派第二代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激辩的根源所在（张亮，2008：156-166）。固然汤普森在实践中基本上采用了理论和历史适度调和的方式，但是具有英国本土色彩的汤氏“阶级”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美国新闻劳工阶级的形成还有值得讨论的空间。再比如，汤氏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着重分析了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工人阶级意识如何从萌芽、成长到成熟的过程。而这，也是汤氏理论的核心。但是无论在哈特的理论阐释中还是个案研究中，这样一种过程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是相对欠缺的。读者比较难捕捉到新闻劳工的阶级意识产生的相对清晰的过程。最后，和威廉斯、亚历山大等人遭到的批评相类似，文化决定论的“幽灵”也依然盘旋在新闻劳工史和新闻文化史上空。文化决定论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文化强效果的误读，但是像新闻劳工史这样的强文化范式似乎也不应当忽视新闻劳工规模、比例构成等客观存在诸因素的讨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强调和“扶正”的同时，客观现实也不能都理解为文化唯物主义的结果。因此，结构的分析和心理、阶级意识挖掘的结合或许才能使得历史的整体呈现更为丰满。
　　当然，哈特提到的传统保守理论的现实挑战仍然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即使新闻文化史对于上述疑问能够有所解答和修正，但在实用主义哲学主导的美国，恐怕还是难以成为主流。这可以解释为范式（paradigm）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也如凯瑞（1989/2019：21）所言，是“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的必然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阶级的视角最终会如哈特所担心的那样，和所有被引入美国的欧洲各种思潮一样，被逐渐汇聚到主流之中（Mcluskie， 2013）。对于这种收编，哈特及其学生、同道者既想反抗，但也是无奈的。哈特的一些学生在后续研究中，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其中之一就是部分放弃了对于阶级问题的过分执着。这也说明，即使在身份政治日益兴盛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主流思潮虽然可以逐渐接纳性别、种族等视角，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依旧保持某种距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美国社会矛盾的多样化和短时激化，阶级的问题也在被重新发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修正主义史学家南西·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2016/2019）的近著《白垃圾：美国四百年被隐藏的阶级真相》（White Trash：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就揭露了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已经存在的不断消灭底层白人（即“白垃圾”）的阶级真相。而J. D.万斯（J. D. Vance）具有自传色彩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2016/2017）则描绘了当代白人劳工阶级的困境和愤怒，被认为是理解“特朗普崛起”的重要著作之一。这些都体现出阶级视角在当代美国社会研究中的存在价值。
　　而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而言，阶级的研究视角自然并不陌生，但是新闻劳工史所带来的启示依旧是值得关注的：其一，如哈特所指出的，应当丰富历史想像力，综合不同视角和材料给出更加合理和完整的历史解释。以新闻劳工史关注的核心“人—技术—人”的关系而论，现有的研究对于广播、电视、摄影等传播技术引进与使用已有相当梳理（王明亮，2013a，2013b；李暄，2018），那么，在引进和使用中更为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观念与观念的关系就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二，哈特的思路还引导我们思考观念物质化的过程。中国新闻史上出现过“有闻必录”、“新闻真实”等观念，这些观念演变至今，其结局也各不相同，有的成为制度并依旧发挥作用，有的则消失在历史中。对其复杂过程的分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面向。值得欣慰的是，这两个面向已经得到了当今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操瑞青，2015，2020a，2020b；黄志辉，2016），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丰富性和纵深感正在不断提升。■
　　
注释：
①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McLuskieE.Hegbloom, M.& WoodfinF.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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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晨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粤港澳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与理论镜鉴（1970-2010）”（项目编号：18CXW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曾在2020年10月第三期“传播与中国”学术工作坊宣读，感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黄旦、肖小穗、孙藜等老师对本文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