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
　　【本文提要】新闻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组织变革的反应是影响媒体融合进程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一家实施媒体融合变革的城市日报集团员工作深度访谈，并采用扎根理论，建构出媒体融合组织变革与新闻从业者变革反应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媒体组织融合变革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定义、角色权利、角色效能和角色资本产生系统性作用，从业者的变革反应亦是对其在组织内新角色、新脚本调适成败的结果。由于个体与组织的互构性，新闻从业者在这场媒体融合变革中的角色调适面临相似的困境。
　　【关键词】媒体组织变革 变革反应 角色调适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G211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它被学界认知为一种媒介规制、媒介传播、媒介经济的变迁，也被视作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与角色转变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在社会组织视角下探讨媒体所遭遇的内外部压力，而较少从组织结构视角呈现媒体内部个体与组织变革关系的张力。媒体组织是新闻生产的载体，媒体组织结构的建立、维护与调整，要符合新闻生产关系与新闻生产流程的创新需求。跃迁式的组织结构变革是难以实施的，在实践中并不会按照管理者设想的变革路径自行实践，很多媒体融合的组织内常常遭遇文化抗争和行为复旧等困境。
　　组织科学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围绕着组织变革与发展形成了一个颇具挑战的研究领域，通过来自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工业工程甚至系统工程等学科诸多学者的探索与努力，逐步建立了关于组织变革的研究视角、方法和主题的科学体系（高静美等，2010）。本文认为，组织变革理论能为媒体融合研究提供基于上述多学科的理论借鉴，考察媒体融合情境下的组织变革及其员工的变革反应，亦能为媒体组织融合进程的复杂性提供一种新理解。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关于组织变革与组织成员的变革反应研究
　　实践中组织变革（organizational change）已成为企业的一种常态，结合鲍曼和迪尔两位学者总结的组织重构四大视角——结构视角、人力资源视角、权术视角和象征视角（鲍曼，迪尔，2005：22），组织变革被理解为组织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及时对组织中的要素（如组织结构、人力资源、工作方式、组织文化及技术等）进行调整、改进、革新以不断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过程。在管理学中，组织变革由四种因素构成，分别为：变革情境、变革过程、变革内容与变革结果（Armenakis & Bedeian， 1999）。
　　组织变革最终会映射和反映到每一个个体成员身上，员工对组织变革的反应成为影响变革的重要因素。员工的变革反应及其变化可以划分为变革支持、变革沉默和变革抵制，以及由这个连续统一体所演化的正向、负向变化（杜旌，2013；曹晓丽，樊伟芳，2019）。员工通过图式（schema）来有效地认识和解释变革的内涵，从而形成对变革的认知（Lau & Woodman， 1995）。由于变革认知的个体间性，导致相同的变革刺激对不同的员工产生不同的变革反应。员工对变革的反应是由其感知到的变革情境、组织在变革过程中的行为、变革内容，以及变革结果所共同决定的。这些决定因素之间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存在一定联系（张婕等，2013）。员工的变革反应影响了其变革行动，最终由员工的变革行动推动组织变革的结果，因此改变、引导员工的变革反应成为提升组织变革成功概率的关键问题。
　　在变革组织的本土化研究中，对于变革的可接受性问题、个性化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则极为有限，对于变革中员工的地位研究不足（高静美等，2010）。加之西方主流管理学指导思想的影响，相关研究更需要在中国情境中检验组织管理理论的有效性，才能对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有切实贡献（王霄，李芸，2018）。在实证研究中，本土文化因素对组织成员的变革认知及变革反应的影响有待检验。此外，管理学视角一般有意淡化变革组织的行业特征而关注共性问题，对媒体组织变革的个性未有呈现。
　　（二）媒体组织变革与从业者变革反应研究
　　新闻研究的组织路径主要受其援引的社会学理论资源的影响，大多关注媒体组织的稳定性。如20世纪70年代甘斯对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呈现出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过程，研究焦点是结构性的，而并不太讨论数年间新闻活动所处的社会情境变化（白红义，2020）。媒体组织被概括为“新闻工作的社会组织”，“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以一种日常惯例来帮助新闻生产得以“驯化”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陈阳，2018）。21世纪以来，新闻业观察者们和研究者们开始研究新闻业的创新（innovation），重新审视媒体组织内外两个层面的“不确定”特征（王辰瑶，2020）。如Lowrey和Woo探讨了在应对数字时代的不确定时媒体组织会在多大程度上来加强编辑部与商业部门的合作，从而维持其新闻制度的合法性（Lowrey & Woo， 2010）。
　　由于新闻创新研究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与第一代新闻民族志研究不同，需要有新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范式的引入（白红义，2017）。新兴的新闻民族志研究强调新闻从业者作为个体行动者在组织结构中的能动作用，以及对新闻常规的构建作用。如Steensen认为在先前的研究中个体行动对于在线新闻编辑室创新过程的决定性被低估（Steensen， 2009）；Ryfe的研究发现从业者并不会被组织变革中的工作常规和价值观所驯化，反而受到了习惯、投资以及对新闻边界定义的拉扯（Ryfe，2012： 22）；Usher对《纽约时报》的田野研究则记录了其从记者个人的新闻实践以及记者在新闻编辑室的共同经历中观察到的新兴的新闻价值观（尼基·阿瑟，2019：28-34）。新闻从业者身处变革情境之中的职业认知转变也得以呈现，Grubenmann等研究了在线新闻编辑室中发展出的新的记者角色（Grubenmann & Meckel， 2017）。这些研究尽管呈现了新闻从业者个体应对媒体组织变革的反应，但仍然是基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与管理学关于组织变革的结构视角相近，强调的是组织变革的目标、专业化的角色和正式的组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组织科学基于心理学发展出的人力资源视角、基于政治学发展出的权术视角，以及基于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象征视角（李·鲍曼，特伦斯·迪尔，2005：14-21），可以给媒体组织变革研究引入多种分析框架，超越单一视角下的有限效力。
　　同样，新闻生产的本土研究也面临着“语境”与“范式”转换的根本性挑战（王敏，2016），研究偏向从媒体组织结构的制度化特征转到组织内外从业者的社会化，后者即考察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是如何互动的，以及作为内部人/外部人的角色冲突（刘颂杰，2017）。在媒体融合的具体场景中，学者们探讨了时间性、新闻节奏、生产制式等问题（王海燕，2019；周睿鸣，2020；陈阳，2019；黄金，2015）。但这些研究对象的选择有待进一步多元化：一是已有研究集中在诸如澎湃新闻、人民日报新媒体部和《财新》杂志等全国性媒体，其转型或融合进程相对顺利，而地方性媒体和融合进程坎坷的媒体是缺席的；二是已有田野观察局限在新闻编辑室内，与新闻生产相关的其他组织结构并不处于研究者的视野中心，缺乏建构另一种基于媒介管理学视角的组织系统性观察。
　　（三）研究问题
　　综合上述组织变革研究与新闻民族志研究在“个体—组织”视角、本土化理论检验上的共同指向，本文将试图建构个体认知—反应机制的分析框架，用来阐释新闻从业者如何能动性地推动/阻碍媒体融合变革，探讨从业者在变革组织内再社会化的可能性。尽管研究媒体融合的阻碍需要关注组织结构上的根源性拖累（朱鸿军，2019），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抗拒和文化惯性是如何影响从业者之间认知共享和一致行动的。学者们多在媒体行业变革的“大场景”中描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丁汉青，苗勃，2018）和职业想象危机（王斌，顾天成，2019），却缺乏从媒体融合组织的“小场景”中去阐释新闻从业者面对变革的心理动荡和角色淡化（颜景毅，2017）。
　　本文将借助Armenakis和Bedeian提出的组织变革四因素作为分析框架，探析新闻从业者对组织变革的认知及导致的变革反应。由于行动者会以外部信息来建构变革的概念框图即图式，从而影响其变革行动，因此在本研究中从业者的变革认知图式被我们利用来建构对从业者变革反应的认知，这里重要的是呈现组织变革如何被领会和看待，而不是组织变革本身实际、客观的优势或价值。本文的研究问题将聚焦于媒体融合组织变革与新闻从业者变革反应的关系，即：新闻从业者感知的变革因素将如何影响其对变革的反应？其系统性的影响机制如何型构了从业者的个体角色以及应对变革时做出的角色反应？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调研对象A报集团是一家省会城市的地市级日报集团，有着传统的城市报业发展格局，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具有典型代表性。2016年初，A报集团内部组织全员对媒体融合展开“2020年大讨论”，完成了集团内部的变革动员；随后研究者对集团及其下属机构共21名高、中、基层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对访谈记录进行初步分析后，确立了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2018年3月，A报集团在不裁员的大原则下做出内部大整合的变革举措，将两家子报全员转入母报，最终实现了组织结构的内部重组。研究者于当年7月进行了第二次半开放型访谈，获得5份访谈样本。两次访谈共获得样本26份。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积累的原始材料是新闻从业者对媒体组织某阶段性融合变革的认知自述，既呈现了个体内对组织变革不同因素的主观认知，也包含了组织变革在个体身上的客观投射。由于影响个体变革反应的内外部因素较多，并不适合用研究假设去做实证分析。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一种建构性理论的分析工具，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通过搜集、追踪、分析质性数据，不断比较、思考，扎根在数据中构建理论（Glaser &Strauss， 2009：15-16）。由于这一方法是建立介于宏大理论和微观操作性假设之间的实质理论，是适用于特定时空的理论（陈向明，1999），因而对于分析媒体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就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轴心性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之后，研究者概念化建构了新闻从业者融合变革认知—反应的理论模型。为保证研究的可信度，本文将第一次访谈的18份访谈样本用于编码分析（表1　表1见本期第23页），另外8份访谈样本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三）编码过程与分析
　　通过对第一次调研访谈资料逐词逐行逐个事件进行编码，本研究生成简短、生动、具有分析性的开放式编码共计589条；接着审视变革过程问题视角中最重要的和出现最频繁的开放式编码，本文发现范畴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提取出13个副范畴，通过对副范畴归类获得5个主范畴，为理论构建作准备。主轴编码形成的过程如（表2　表2见本期第24页）所示。
　　依照基于主轴编码的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者对主轴编码得出的主范畴进一步分析、比较、归纳，并回溯本文研究主题。研究者将这些关联关系和逻辑分析思路进行归类，获得了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为“媒体融合组织变革与新闻从业者变革反应的关系” （表3　表3见本期第24页）。
　　为确保访谈资料包含信息的全面性，研究者对另外8份原始采访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再次梳理所形成的编码范畴，确定没有新的重要范畴，该模型的范畴已足够丰富，访谈资料信息已达到饱和。
　　
三、研究发现
　　根据编码分析，本文形成了新闻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组织变革的四个认知范畴和三种变革反应。为进一步探析新闻从业者变革认知与变革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将对四个变革认知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解读，并回溯研究主题和访谈资料。本文发现，从业者对媒体组织融合变革的反应路径是一个基于其变革认知的连续体（continuum），对从业者的个体角色产生系统性作用，促使其形成不同的变革反应（图1　图1见本期第25页）。
　　（一）定义变革：基于情境认知的角色分化
　　当今信息工业飞速发展，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社会互动中担当起新的角色。“在传播技术快速发展和新闻行业陷入停滞的悖论中，新闻业同样需要塑造自己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的角色，以尽到它在这个时代所需要承担的责任”（王沛楠，史安斌，2019）。在庞大的国家体系中传统新闻业的社会角色在重塑，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同样也在重塑。对于报业集团而言，渐无市场的子报与承担宣教功能的母报之间的关系重构是融合变革首当其冲的难题，不同事业部门的职能结构实际上导致了其融合变革的路径依赖。新闻从业者对于融合变革的组织诱因与价值取向的认知因此产生分化。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坚持采编和经营“两分离”原则是基于对新闻专业性的一种保护；但随着新闻生产流程的变革，“两分离”原则的适用性被大大降低，融合新闻生产需要两者之间的一体化协作。但生产与经营部门之间长期存在一道隐形之幕，不同定位的从业者各自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变革意义以达至角色自洽。一部分管理层认为变革是为响应市政府所推动的“话语权建设要求”（A1），其变革根源是一种政治资源的保存；部分中层管理者与市场和受众频密接触，与上层组织和利益层接触较少（Lowrey， 2011），认为组织变革的意义是提升报业集团“库存变现的能力”（B4）。
　　两种变革主张的对峙表明了传统媒体组织的制度性困境，“宣传者”与“盈利者”的多角色要求加诸其身。一位高层受访者谈到改革的难度时说：“事业体制制约了干部成长的培养，只有有事业编制的才能进入干部层，捆住了发展的手脚。呼吁改革的声音强烈，但是围观加油的人太多，缺乏实际行动。”（A3）在这种围观效应下，管理者并不能完成变革意义给赋者（sense-giver）的角色任务（Gioia & Chittipeddi， 1991），于是从业者发展出矛盾的意义构建（sense making）。特别是作为变革代理人的中层管理者，由于与员工天然的紧密联系，他们更深地影响着员工的变革反应（Balogun & Johnson， 2004）。一位子报中层管理者说：“上级不把我们当经营单位，而是政治部门。团队负责人收入没有太大差别，但还要独立承担责任，人怎么留都留不住。”（B2）矛盾的角色认知加剧了这个群体的角色分化，在组织内就更难以形成变革反应的一致性。
　　（二）控制变革：“权变”驱动下的变革意愿
　　权利是最好的驱动力。融合变革从组织管理的角度而言也是重新分配与整合政治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变革，员工参与制订变革规则与享有公平沟通的机会，将意味着在组织变革中占有更多的工作自主性，掌控变革发展的方向，消除对变革不确定性的焦虑，从而调节个体的变革意愿。
　　与上层组织达成利益连接的管理者并不迫切搜寻新的盈利模式，希望继续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和市政项目，否定报纸印力减产的变革策略：“党报不能自我削弱，现在一味通过减版来保持财务的平衡是一种消极的方式。”（A1）一位都市报管理者也表示不愿放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客户基础打好，市里推动，拿下资源有可能。”（B2）积极变革者往往身处新兴的组织部门中，变革是寻求角色权利的好时机，他们期望通过影响组织变革的决策从而获得更多的变革自主性。比如争取版权下放、恢复子报的法人身份，用优质的内容资源、客户资源与组织外的市场主体缔结商业关系，从而获得变革收益。子报中层管理者认为僵化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并不利于对媒介市场机遇的把握，对高层的决策不满也更多：“现在很多都是领导不允许。改革首先要解决人、财、物的权利和独立经营的问题。”（B3）新媒体部的一名基层从业者说：“版权至少要拿到子报编辑部这个层面，自己代理，才能在移动端有所更新，否则子报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C5）然而集团管理者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不愿轻易出让变革的控制权，“我们在支持内部创业，也在出台政策。但有些创业实际上是在鼓励分流，不能接受拿走钱和资源、再离开我们集团的分流”。（A4）由于管理层内部本就对变革目标产生了认知分化，导致积极参与变革者所期待的权变路径无法实现。一位中层管理者直言：“光靠我们中层干部的一点觉悟、一点党性和残存的激情，肯定不行。”（B6）这也表明内部创业如果无法授权赋能（袁志坚，李京，2017），则无法从根本上激励从业者的变革意愿，只会造就更多的变革沉默者。
　　技术创新也给媒体组织提供了另一种权变路径。负责技术创新的高层认为中央厨房建设是深入到报社组织的结构性改写，“通过传播形态倒推整个集团的组成架构、价值理念的重构，这样实现一种更彻底的转型。”（A1）基于这种变革目标建成的中央厨房是对原有生产部门的替代性结构，更利于拢聚报业集团优势资源的配置权。但对于传统新闻生产部门的管理者而言，“中央厨房的技术设计做出来之后与现在的报纸没有什么关系”，并不倾向于支持“技术的决定性”作用（A2）。
　　然而变革行动者已经入场，融媒技术人员随着中央厨房全国推广建设开始走入媒体组织的权利中心，成为带领媒体组织融合变革的驱动力量，使得原有维持纸媒网端生产的技术人员的角色淡化。后者对于“沦为修电脑”（B5）的未来命运有些担忧，但又囿于中国企业内的“服从性文化”而不愿公开争论变革控制权。传统媒体组织中的技术员一直处于组织控制权的外围，即便在新技术所带来的这场变革中他们对自我角色的定位仍然游离。一位技术部中层管理者选择用沉默来抵抗变革：“之前我们认为新报社大楼的技术架构归我们。但现在不该我们管的，我们就不管。”（B7）融合变革不能没有“新技术关联性”（Steensen， 2009），懂媒体逻辑的技术人才能为媒体深度融合提供可持续的创新动力。技术不断更迭，更多的技术从业者也会不断被吸纳到媒体场域中来，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管理思路，把技术员作为新闻组织的后勤部队，就无法增强其角色的主体责任意识，最终还是会和印厂工人一样成为传媒组织尾大不掉的人力负担。
　　（三）适应变革：基于工作内容建立“角色效能”
　　员工感知的变革内容促使员工感知变革的范围、变革的持续时间和剧烈程度，据此判断自身完成变革任务或工作行为的信念，即自我效能感（self-efficiency），它涉及的不是技能本身，而是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Spenner et al.，2002）。变革角色的自我效能是员工面对不确定性的变革环境发挥能动性的心理调节变量。
　　过去的成功会增强从业者的角色自信和角色惯性。融合新闻报道的技能要求不断多元化，从业者需要适应更具创新力的角色脚本。某些记者原来专注做内容品质，广告下滑后需要思考产品运营，在新媒体技术实践中又更早遭遇到“知识的结构性缺失”（C5）。这部分从业者的职业困境来得更早，适应变革环境的迫切性更大，因而更为积极地做出适应变革的角色调整。一位基层记者说：“我们报纸大部分人不具备技术上的学科背景，但是现在在整个报纸人员收缩的情况下我也不可能去招人，我们只能自己学习去转型。”（C5）他们根据网络新闻报道原则建构出一种灵活的操作观念，这种观念能够吸收变化并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一位记者自述在某件本地新闻的报道现场，他即时用短视频采制完成了超出工作角色之外的报道任务，结果获得了全国性流量的涌入。角色调整的个别成功经验提升了从业者的变革效能感，对未来的变革信心得以增强。
　　相较而言，管理者在变革组织中的角色效能较低，他们进入媒体行业的年头更久，经历的变革挫折更多，知识鸿沟比年轻记者更大，因而对于变革内容的认知上掺杂着更多疑虑：“我认为不管是前些年的建网站，还是目前的两微一端都收效甚微，都是媒体对互联网的不适应问题，这种不适应可能与我们今天的报业人学的东西和毕业之后干的东西不同有关”（A3）。一位中层管理者坦言：“困惑比经验多，没有进入主动作为，还在被迫转型，顺应大势。”（B1）对于一个已经社会化了的人来说，习惯就是一种“做事的方法”（Ryfe， 2012：58）。老记者陷在旧的习惯之中，不愿也无力去改变，其程度之深阻碍了其适应变革之路。
　　（四）投资变革：理想“契约关系”的重塑与延续
　　员工感知的变革结果指员工预期到变革对自身的损益，在融合媒体的变革中激励机制与职业发展将对从业者未来工作的实际资本和情感资本产生影响，重塑从业者与组织之间的现实契约关系与“心理契约”关系。后者即一种内隐的个体对组织的期许，以及组织对个体的承诺（Levinson， 1962）。站在从业者的主体视角来看，“心理契约”关系的重塑对变革反应的调适性更值得研究。为了实现理想的“契约关系”，从业者可能会调整变革组织中的角色投资策略，即这份职业的核心技能、实践方法和理念的付出（Ryfe， 2012：26）。很多报社推行融合新闻的首要激励措施就是制定偏向网端的稿酬体系，倒逼基层从业者转换新闻生产战场。但考评体系只是在原有现实契约关系上的微调，并不一定能激发员工的创新性，“内向激励”（B8）的缺失更容易导致消极的变革反应。
　　对于中层管理者而言，稿酬体系对其现实契约关系的调控更有限，而变革自主性才是其“心理契约”的调节变量。如前文所分析，变革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都是基于个体实践积累的角色资本来定义变革、控制变革和适应变革的，其在融合变革中的再社会化障碍较多。加之“事业编制”是一种理想“契约关系”延续，反而成为变革犬儒主义（Wanous et al.， 2000）的保护伞，导致多数中层管理者采取“互相观望”（B9）的沉默变革反应。
　　对于基层从业者而言，尽管稿酬体系短效刺激了其变革反应，但变革管理者的犬儒思想以及兼顾各方的“执中”文化，使得他们对组织的变革效能缺乏信心，在“等待集团政策方面的批复”（C3）中，个体对角色的投资逐渐脱离了组织内工作，而转向组织外的兴趣创业行动。报社的新媒体部记者说：“现在我们报社有一个趋势，很多记者在做自己个人的微信公号，但是他的内容与他工作的战线无关……有的时候记者是因为对报社没有安全感，要给自己找后路。”（C5）一旦对变革结果的投资无法促成从业者理想的“契约关系”，则会导致从业者形成负向的变革反应，甚至导致现实契约关系的断裂。2018年A报集团最终完成了母报与子报合并、保留全员的组织重构，研究者追踪了所有受访者的职务变动情况，发现在第一次受访中要求恢复独立法人身份的子报中层管理者最终离职。有限的内外资源、游移的变革目标与“沉默”的变革集体最终导致的是变革结果“内卷化”（involution）（刘世定，邱泽奇，2004）。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建构了媒体融合变革组织与新闻从业者的变革反应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在组织内对融合变革的接收、抵制与协商是一个多样性和动态化的呈现，从业者从个体角色的四个维度来形成对媒体组织融合变革的参与：以角色认知建构媒体融合的意义，以角色权变驱动媒体融合的意愿，以角色效能来适应融合媒体要求，以角色资本缔结媒体变革的契约关系。这四个维度的角色影响并不是孤立的，媒体组织变革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定义、角色权利、角色效能和角色资本产生系统性作用。个体对媒体融合的参与是对其在组织内新角色、新脚本调适的映射。由于个体与组织的互构性，不同的新闻从业者在这场媒体融合变革中的角色调适面临相似的困境。
　　首先，媒体融合是一场从上而下的组织变革。媒体组织旧有的体制属性无法有效地激励变革领导者的再社会化，而变革的动力却在于寻求角色权变的中层管理者、更具备变革效能的基层从业者以及尚未建立角色认同的技术创新者。这就使得这场从上而下的变革推行遭遇一种结构性困境。
　　其次，媒体集团阵营的发展鸿沟在媒体融合时代更难逾越。早已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的上市媒体集团以制度优势、资本优势抢占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市场先机。在话语空间与市场空间的双重挤压下，地方媒体集团更难以突破原有对政治资本的路径依赖，变革组织内“宣传者”与“盈利者”的角色冲突更难以调和，阻滞整体组织变革的效率。
　　第三，传统媒体的制度固化导致从业者的角色固化。新闻业的边界越来越宽泛，新闻的行动者越来越社会化，从业者在应对媒体组织自身的变革之外更需要应对媒体职业在社会体系中的重塑。新闻从业者这一群体本身在遭遇时代演进中产生了分流与替代，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新闻业其自身社会角色在时代发展中的调适。
　　本文的研究亦有不足与拓展的空间。一是本文的研究数据是从业者个体对组织变革的自述，缺乏从业者个体之间变革认知的互动数据，因而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无法呈现个体间变革反应的作用机制。二是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基于对一家城市日报报业集团的个案研究，模型的适用性还需经过更多样本数据的检验，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搜集更多的分析材料来建构理论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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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集团的组织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7BXW09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