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涛 韩婕
　　【本文提要】在新冠疫情当中，非典仿佛逃不开的历史阴影，时刻萦绕在国人的心头笔端。本研究考察新闻媒体如何在疫情报道中调用非典（SARS）往事，理解过去如何介入当下，集体记忆如何充当社会框架。研究发现，新闻媒体不仅积极建构非典和新冠之间的历史类比，还致力于激活、挪用非典共同记忆，在专业和道德层面为不同世代的医护加冕。历史类比和记忆加冕皆是多元主体互动的产物，存在着周期性和内部张力。不过，在认知工具、批判性话语资源和共情框架等层面，非典和新冠之间的“调音”构造出的历史感较为狭隘，而激发出的瘟疫想象也趋于单薄。
　　【关键词】新冠疫情 媒体话语 非典 历史类比 记忆加冕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逃不开的非典阴影？
　　“2019年末，一场‘不明原因’肺炎袭击湖北武汉。它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而‘冠状病毒’一词，唤醒了人们对16年前另一场影响深远的‘不明原因肺炎’的记忆”。这是《财新周刊》报道《不明原因肺炎忽现》开篇的文字。这篇报道出街的日期——2020年1月20日——堪称新冠疫情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2019年末，网络上出现武汉重现SARS①的传言，一时间人心惶惶。2020年初，官方辟谣，确认“未知病毒”并非SARS，而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通过央视宣布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在此之后，一场最终在全球蔓延开来的新冠疫情拉开了序幕。
　　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人们都对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记忆犹新。它频繁被“唤醒”，并与新冠疫情紧紧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并不局限于媒体报道，而是弥漫在社会生活当中、不同场景之下：从官方通报和防疫政策，到科学家的评判和一线医护的诊疗，再到普通人对疫情的理解、想象与应对，概莫能外。非典仿佛逃不开的历史阴影，萦绕在国人的心头笔端：小到通过服用板蓝根喷洒白醋“对付”新冠、争论新冠会不会像SARS一样随着夏天到来倏然而去，大到在新冠治疗中采纳中西医结合疗法、仿照小汤山模式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随着时间推移，无论确诊病例及死亡人数还是在全球的蔓延范围，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SARS，与1918年肆虐全球的“大流感”遥相呼应。尽管如此，在国人的想象和行动中，非典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历史参照系。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当中，奔涌着大量的非典往事，各式新旧媒体平台则成为不同话语和行动的交汇之处。与非典爆发十周年这种纪念场景（李红涛，2014）不同，在新冠报道中调用非典往事，其立足点不在于过去，而更多在于现在和未来；其意义不在于追念过往，而在于借助过去这盏灯照亮现在。本研究以《人民日报》和《财新周刊》这两种纸质媒体，及新媒体平台“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为案例，聚焦它们从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5月初刊发的报道，考察新闻媒体如何在疫情报道中调用SARS或非典，追踪非典往事在不同平台留下的痕迹及其“跨平台流动”，以此理解过去如何介入当下，又或者，活在过去的阴影或探照灯之下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在报道中调用历史先例、构建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既是新闻生产常规（Tuchman， 1978），也是重要的媒介记忆类型（Edy， 1999；李红涛，2013）。相关的记忆工作，构成了过去与当下“调音”过程的一部分，有助于理解集体记忆如何充当社会框架（Schwartz， 1996）。无论是挑战者号事故之于哥伦比亚号坠毁（Edy & Daradanova， 2006）、921大地震之于莫拉克风灾（Su， 2012）之类的地区内类比，还是切尔诺贝利之于日本福岛核泄露（Perko et al.， 2018）、雾都伦敦之于中国雾霾（Li & Svarverud， 2018）之类的跨地区类比，皆是如此。SARS和新冠同属“冠状病毒”家族，在DNA序列上存在高度相似性；此外，非典作为二十一世纪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公共卫生危机，在过去十数年间曾多次被召唤出来，在2009年的H1N1疫情和2013年的H7N9疫情时充当历史先例。这一切都让不同的话语主体自然而然地将SARS和新冠相提并论，在病毒和疫情层面建立类比，调用过往经验判断“未知病毒”的特征、疫情的走向，提出应对策略；或者将历史“教训”转化为批判现实的资源。然而，“历史类比”并未穷尽新冠叙事中的非典往事。十七年前的共同记忆，被激活并挪用为重要的符号资源，为亲历SARS的“老将”和新一代医护加冕。
　　本文对经验材料的描述和分析围绕“历史类比”和“记忆加冕”（mnemonic coronation）展开，透过新冠危机当中媒体对非典往事的调用，把握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作用。具体而言，本文拟探讨的研究问题包括：
　　（1）新闻媒体如何在与其他主体的互动中构造SARS和新冠之间的历史类比，并借助类比理解当下、想象未来？不同平台的类比叙事在何处汇流，又在何处分化？
　　（2）随着时间推移、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上述类比叙事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变化？
　　（3）新闻媒体如何运用非典往事来为医护个体和群体加冕？亲历者的“具身”记忆被转化为哪些符号资源？围绕亲历者的加冕叙事如何延伸到未曾亲历非典的世代，由此建构出跨越世代的英雄叙事？
　　（4）对非典的大规模重访和调用，提供了什么样的认知工具、批判的话语资源和共情框架？过去和当下的“调音”过程构造出什么样的“历史感”和瘟疫想象？
　　
二、集体记忆、社会框架与瘟疫政治
　　无论准确与否，集体记忆都可以折射过往的经验，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导向功能（Olick & Robbins，1998）。集体记忆是一整套文化系统，它具有两幅面孔，既反映社会现实，又可以形塑之：一方面，它是社会的模型（model of society），“反映了社会的需求、问题、恐惧、心态和抱负”；另一方面，它充当社会构造的模型（model for society），“界定社会经验、勾勒其价值观和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认知、情感和道德层面的指引或导向”（Schwartz，1996：910）。正如舒德森（Schudson，1992：213）所说，个体、群体和组织之所以回顾或调用过去，不仅是为了正当化眼下的利益，“它们以此搜集信息形成特定观点，借此理解何为对错、何为是非。当它们漫无目的，过去可以提供某种方向感。当它们漂浮不定，过去可以提供锚定之所。当它们陷入绝望，便会转向过去寻求启示和指引”。在此意义上，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的关切，也是一盏灯，照亮社会的价值观和理想（Schwartz， 2003）。
　　换言之，集体记忆研究强调“记忆的社会框架”，但集体记忆本身也可以充当社会框架（social frames）。施瓦茨（Schwartz， 1996，1997）探讨了一战和二战的参与者如何将眼下的危机与美国内战相提并论，挪用美国总统林肯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经验。他指出，阐释过程（记忆工作）的核心，正是戈夫曼所说的“调音”（keying），它将“公众能够触及的（符号性的）过去的模型（书面叙事、图像、纪念碑、影像、音乐和歌曲）与当下的经验匹配起来”，将“原本相互独立的历史域联系起来”，由此“将集体记忆转变成一套文化系统”（Schwartz，1996：911）。当中牵涉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何在经验层面区分作为社会模型的记忆和充当社会构造模型的记忆？在什么情况下过去被调用为理解当下的框架？其目的何在？哪些机构卷入相关的记忆工作，它们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判定它们的效果？
　　毫无疑问，新闻媒体是开展“调音”工作的核心社会机构，其记忆工作与其他文化记忆形式紧密关联，广泛存在于不同时空和不同类型的新闻业当中（Kitch， 2008：312）。正如朗和朗（Lang & Lang， 1989：126-127）所说，新闻记者常常将历史事件当作“语义标记——用来建立联系，将新闻事件归入特定范畴，并作出相应的推断”，而“对过去的调用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描绘时代，充当标尺，建立类比，提供简便的解释或者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埃迪（Edy， 1999）将新闻媒体对集体记忆的运用区分为三种类型：历史类比、历史语境和纪念报道。其中，历史类比将新闻事件和历史先例并置，它既可能出自消息来源之口，也可能由新闻工作者引入。尽管历史类比栖身于事实报道，它们仍然可以构成强大的新闻框架，参与定义当前问题的性质，找出其潜在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和评判标准。
　　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集体记忆有助于预先设定记者的工作内容和生产流程，让他们借助已知了解未知（Berkowitz， 2011）。此外，历史类比也可以为新闻工作者提供报道工具或符号资源，强化其自主性。例如，研究者发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后，新闻记者在提问和报道中反复提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一方面，将哥伦比亚号比作“挑战者号”，为记者提供了范围更广的参照背景和独立的视角，平衡了精英主导的新闻框架；但另一方面，记者过于依赖过去的历史，也使得他们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哥伦比亚号”事故机械原因的探查（Edy & Daradanova，2006）。对台湾921大地震和莫拉克风灾类比的研究同样发现，新闻媒体将921大地震当作评判政府的标准、关于“恶棍”的反派叙事乃至道德寓言，三者共同建构出充满张力甚至相互对抗的宏大叙事（Su， 2012）。面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事件，过去和当下的类比也会跳出民族国家的边界。例如在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报道中，俄罗斯和欧洲媒体普遍都提到了切尔诺贝利，与事故地的地理距离、关于核能的公众舆论等多重因素都会影响到不同国家在新闻叙事中挪用切尔诺贝利相关记忆的频率和目的（Perko et al.， 2018）。不过，媒体很多时候也会在类比中简化历史，剥离事件原初背景和内涵，以适应具有固定含义的“媒体模板”，受众因而常常无法思考其历史意义以及与现在的关联，忽略甚至曲解其内在的丰富含义（Kitzinger， 2000；Su， 2012）。
　　然而，正如施瓦茨（1996）所说，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调音”不仅牵涉到“类比”；记忆作为社会框架，还会以其他方式来勾勒当下的经验，形塑其意义。此外，跟其他类型的记忆工作一样，历史类比并非静态并置，而是动态的文化和社会实践过程。延续“集体记忆作为社会框架”的思路，落实到新闻媒体建构历史类比这一具体脉络，本研究以新闻媒体在新冠疫情报道中对非典往事的调用为个案，探究有关瘟疫的新闻生产如何开展“调音”工作，勾连过去、当下与未来。呼应相关文献，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目前对新冠疫情的国内外研究聚焦危机报道（李泓冰，周玉桥，2020）、疫情信息传播与风险感知（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疾病隐喻（Craig， 2020；Feng， 2020）等方方面面的议题，本文则从记忆角度切入，增进对瘟疫政治和瘟疫想象的理解。大疫当前，记忆研究者应当有何作为？布朗（Brown， 2020：366）以笛福笔下的《瘟疫年纪事》为例，强调研究者既要“致力于推动草根和社群层面的瘟疫记忆，也要与跳出第一手经验的广阔叙事和视角展开对话”，唯此，方能“不让瘟疫故事变成英明领袖领导下的一场与病毒敌人的英勇战斗”。本文作为“新冠记忆”研究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是对布朗上述呼吁的呼应。其次，具体到历史类比和新闻生产，与既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关注的新冠疫情周期更长，这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历史类比的生命周期和不同阶段的话语逻辑。最后，本研究的讨论跳出历史类比的限制，带入对于记忆加冕的经验讨论，以此更全面把握“调音”过程和集体记忆作为社会框架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一方面呼应当前的新闻生产生态，另一方面考虑在新冠疫情中公众的信息接触渠道和专业媒体的表现，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样本，并依据疫情发展阶段和媒体报道周期确定样本周期。具体而言，本研究选择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财新周刊》两种纸质媒体、“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②两家新媒体平台。其中，《人民日报》和《财新周刊》分别代表官方媒体和市场化专业媒体。在新冠疫情中，无论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还是《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市场化媒体，其专业表现和影响力都达到了近年的高峰（李泓冰，周玉桥，2020；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相应地，从2020年1月底到2月中旬，公众对疫情信息公开及时性和透明度的评价也呈上升趋势（王俊秀，应小萍，2020）。而从疫情期间公众信息获取渠道来看，中央级权威媒体的重要性仅次于微信和搜索引擎（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它们也是疫情爆发初期人们最信任的消息来源（王俊秀等，2020）；相比之下，市场化媒体的重要性较低，不过，它们更早介入疫情报道，③
　　报道消息来源更为丰富，视角也更加多元（人大新闻系，2020）。其中，财新不仅持续跟踪报道疫情，还在1月下旬开通疫情报道的“限时免费阅读”，其安卓版本APP在2020年1月至2月中旬下载量达120余万次（李泓冰，周玉桥，2020）。
　　在《人民日报》和《财新周刊》两种纸质媒体之外，之所以选择“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微信是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王俊秀等，2020）。第二，作为央媒的公众号，它们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根据清博指数数据，“人民日报”微信传播指数（WCI）长期居微信公众号第一位，“央视新闻”也长期位居前列。第三，在疫情期间，两家公众号的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发布的疫情推文中，各有数百篇阅读量达到10万+，其累计“在看”数则分别高达640万和165万，在所有微信公众号中居第一位和第三位（张毓强，2020）。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疫情报道呈现出与母报母台“有区分度的话语形态”（李泓冰，周玉桥，2020），譬如，“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1日即对武汉卫健委通报作了报道，比母报的第一篇报道早了三周。这既折射了新的新闻生产形态，也展现出官方媒体在新媒体空间中的存在方式。
　　本研究涵盖的媒体报道周期从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5月4日。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下发内部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网络流言四起，媒体确认红头文件的存在。12月31日午后，武汉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④
　　称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媒体跟进报道。随着疫情进入迅速扩散阶段，在2020年1月中上旬短暂的沉寂过后，专业媒体报道从1月20日起全面铺开。本研究的终点设定在2020年5月2日，当日，全国所有省份的应急响应级别均调整到二级或以下。鉴于《财新周刊》以周为出版周期，资料收集的实际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4日。
　　我们运用慧科新闻数据库、使用“非典”和“SARS”作为检索关键词收集《人民日报》和《财新周刊》的相关报道、评论或副刊文章，之后人工核查，将提到“非典”但与新冠无关的报道剔除。至于“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我们浏览了样本周期内所有的新冠疫情推文，收集在文字、图片和视频中提到“非典”和“SARS”的全部内容。样本报道总共482篇，其中，《人民日报》最多，共211篇；《财新周刊》和“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数量相当，分别为85、91和95篇。
　　(图1　图1见本期第20页)呈现了四家样本媒体在不同时段的报道量变化，鉴于《财新周刊》每周一期，我们将其他三家媒体的报道也按照星期合并呈现。从中可以看到，各家媒体对非典往事的钩沉和调用具有相当长的生命周期，从1月20日一直绵延到5月初，贯穿整个样本周期。不过，调用更多发生在疫情暴发的早期，随着疫情的推进，非典往事的关联度和生命力愈来愈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疫情报道规模和公众关注度⑤并行，但也存在其独特性。具体而言：第一，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0日这三周内，样本量非常少，但这并不是因为疫情报道没有调用非典，而是疫情报道本身就比较稀少（李泓冰，周玉桥，2020）。第二，从2020年1月21日-1月27日这一周开始，调用非典的媒体报道迅速增加，很快即达到峰值。第三，与《人民日报》和 《财新周刊》相比，“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中“非典往事”的生命周期似乎更为短暂，它们的峰值均出现在疫情全面曝光的第一周（1月21-27日），而《财新周刊》和《人民日报》的峰值则出现在二月中下旬。
　　我们对所有报道和公众号文章展开文本分析。首先，反复阅读全部语料，结合相关报道的主题理解对非典或SARS的调用在文章中扮演的话语功能。其次，提取出全部相关语段，展开横向比较，从中识别出历史类比和记忆加冕这两种基本的记忆工作，把握它们各自的叙事元素和话语逻辑。对历史类比而言，具体分析维度包括：对非典的定位、并置历史案例、类比主体、类比建构者、时间指向、出现阶段、类比叙事、话语目的和批判潜力。对于记忆加冕而言，具体分析维度则包括加冕对象、挪用的记忆元素、符号资源、过去与现在的勾连方式和加冕叙事。最后，数字记忆实践通常不会限于单一渠道，而是会跨平台流动。因此，在描述与分析特定案例时，我们会跳出静态的文本，追踪记忆元素在平台之间的流动过程，这种追踪还会溢出本研究处理的样本，进入抖音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空间。
　　
四、从非典到新冠：历史类比的汇流与分化
　　尽管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广度和影响远远超过了SARS，多重主体之间的记忆互动仍然让后者成为媒介话语场域中最强大的参照坐标。SARS和新冠的类比在不同层面展开，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从病毒、疫情延伸到社会危机。历史类比广泛存在于官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两者之间既有汇流，也存在分化。在“汇流”意义上，历史类比发挥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认知功能——把握病毒特征、提供疫情应对经验、预测疫情走向和对经济的冲击；在“分化”意义上，类比要么面向未来展开社会动员，要么面向过去展开批判。
　　（一）从“没有SARS凶猛”到“比SARS狡猾”
　　SARS和新冠之间最微观的类比，发生在病毒层面。在疫情暴发之初，官方、媒体和网络争议的焦点在于未知病毒到底是不是SARS，而在1月初确认未知病毒为新冠病毒之后，类比重心转移到冠状病毒家族新老成员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这套类比主要靠科学医疗界建立，但新闻媒体也会主动将两者关联起来，“认识”新冠这种未知的病毒。
　　民间怀疑不明原因肺炎为SARS、官方之后辟谣同时确认病原并非SARS的过程，构成了SARS和新冠相互纠缠的开端，此间媒体基本跟随官方通报的脚步，但也会有意无意之间凸显“SARS”。譬如，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点出“病毒性肺炎”，但并没有对“疑似SARS”传言作出回应。当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则明确将SARS带入进来，指出：“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体系，市民不用恐慌”。这段表述意味深长，它暗示出，非典集体记忆让公众闻SARS色变。
　　有趣的是，SARS和未知病毒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类比要等到官方“排除SARS”确认“新冠病毒”之后。2020年1月5日，武汉卫健委再发通报，⑥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在众多被排除的病原中，媒体更多强调“排除SARS”。⑦1月9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和MERS同属冠状病毒家族，这一事实自然而然地将SARS带入类比关系之中。在SARS之外，医疗和科学界偶尔也会将新冠与MERS对举，但它并没有广泛地进入专业媒体报道，成为认知框架。这是因为，与SARS对中国人造成的深刻烙印相比，MERS病毒最早于2012年在沙特发现，之后向外扩散，于2015年在韩国引发严重疫情。可以想见，在韩国媒体和公共话语中，MERS或许会构成与SARS同样重要乃至更为重要的参照框架。
　　在1月20日钟南山宣布新冠疫情存在“肯定的人传人”之后，新冠与SARS之间的类比迅速达到高峰，当中尤以两家微信公众号的“科普”文章为最。基于类比的描述和预判很多时候来自于官方和科学医疗界，但新闻媒体也会主动带入SARS类比。以1月20日晚央视“新闻1+1”栏目和钟南山的连线为例，连线当中，主持人白岩松共问了8个问题，其中3个直接提到SARS，分别是“它跟SARS区别是什么”、“（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字（较少）是否意味着……威胁性远远小于2003年的SARS”，以及“这次跟SARS去比较的话……集中在武汉……这对于防控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吗”。SARS和新冠病毒类比的广泛性，突出体现在1月20日刊出的《财新周刊》文章《不明原因肺炎忽现》中，该文四十多次提到SARS，既涉及两者基因组的相似性、病毒传染性、致死率差异，也延伸到治疗措施、病毒检测、溯源等方方面面。
　　随着确诊病例急剧增长、疫情迅速扩散，SARS和新冠之间的病毒类比叙事也在短期内经历了“没有SARS凶猛”到“比SARS狡猾”的转变。疫情初期媒体更多强调新冠病毒“没有SARS凶猛”，⑧这既是基于对新冠病毒的有限了解，也带有安抚公众情绪、消除恐慌的目的。但新冠疫情爆发不到一个月（2020年1月底），确诊病例即已超过SARS，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类比的关键节点。官方、科学界和媒体一面强调“无需对病例数过于恐慌”，⑨另一面也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比SARS‘狡猾’，传播速度快”，⑩“倍增时间相对比SARS要短”。[11]之后，媒体仍然时不时将新冠病毒和SARS相提并论，讨论后遗症概率、遗体解剖特征等。病毒层面的类比一直延续到2月底，但其频率日益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曾经“未知”的病毒慢慢变得“已知”，另一方面，两者的可比性也越来越低。
　　（二）非典“经验”与社会动员
　　随着抗疫活动的展开，SARS和新冠之间的类比很快从病毒延伸到了疫情。病毒肉眼不可见，但疫情场景却可见可感，防护服的画面和空气中消毒液的气味都会唤起非典亲历者的记忆。因此，“多名身着防护服、背着喷雾器的医务人员出现在市场里消毒”，才会“犹如2003年SARS来袭时的场面，激起了恐慌情绪”。[12]不过，与病毒层面意在“认知”的类比不同，疫情的类比在不同媒体和平台之间出现分化，并呈现出三条叙事线索：一是根据非典疫情来推断新冠疫情的走向和它对经济的影响，意在把握当下、预判未来；二是对非典经验的强调，它既体现在传染病防治框架内的借鉴，也在官方媒体中升华或抽象为“伟大斗争”，用以面向未来断言中国必将战胜新冠疫情，带有社会动员的意义；三是凸显非典应对中的教训，并循此面向过去探讨新冠疫情应对初期的缺失，这条线索主要存在于市场化媒体，展现出较大的批判潜力。
　　与对新冠病毒最初的判断类似，借助非典对新冠疫情走向及其影响的最初判断也趋向于乐观，当中同样存在平复社会恐慌的考量。但随着疫情日趋严重，类比和现实之间的错位愈发显豁。在官方媒体的叙述中，新冠“疫情不会像17年前SARS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损害”，[13]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是暂时的，也是阶段性的”。[14]这一评判的依据一方面源于非典经验，譬如，“外贸出口恢复正常后，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依然会强劲”，因为“2003年非典过后也是如此”；[15]不仅如此，非典还化危为机，“电子商务、在线支付、物流配送等行业顺势获得跳跃式发展”。[16]另一方面则源于非典之后公共卫生体系和经济实力的进步，譬如，“与2003年抗击非典时相比，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与质量、物质基础以及应急处置能力、宏观调控体系，都已经取得显著进步”。[17]这套叙事一直延续到2020年3月中下旬，尤其体现在《人民日报》一组题为“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的系列述评[18]中。当然，与其说这是历史类比的力量，不如说非典往事被整合到一套以安抚民心和社会动员为核心的疫情叙事中。相比之下，作为财经类专业媒体，《财新周刊》有更多文章探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过，它们更倾向于作出专业的“经验”判断。尽管不同评论者在不同场景下的判断各异，但哪怕到了研究样本时间中后期，非典仍构成重要的参照框架。
　　对非典“成功”经验的讨论也是历史类比的重要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比在很多时候牵涉到个体或集体行动中对过往经验的挪用，而并不局限于媒体话语。首先，在最微观的层面，非典经验指向具体的治疗方案，特别是中医药的运用和中西医结合疗法的推行。无论是著名科学家执笔的文章[19]还是官方媒体的评论，[20]都通过凸显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抗击非典中取得的成效来论证其有效性。正如张仲礼在一次访谈中所说，“如果没有17年前的那场‘战争’，就没有今天中医的底气”。[21]其次，非典经验指向抗击疫情的策略，包括武汉中南医院“按照对待SARS疫情的标准进行病房改造”，[22]武汉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开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取缔野生动物交易、推动网格化管理等。再者，非典经验还指向抗疫中的区域和国际合作，特别是中国和东盟携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和海啸” [23]的经历。
　　在具体的抗疫经验之外，非典的参照点还会落在最终的结果上，即“17年前我们能战胜非典”，这预示着，“今天我们也能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打赢防控疫情这场攻坚战”。[24]《人民日报》2月3日头版“本报评论员”文章《凝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展示出其间的类比逻辑：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从1998年的抗洪抢险，到2003年的抗击非典，再到2008年的抗震救灾，一次次伟大斗争告诉我们：越是面对挑战，越需要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中国人民克服不了的困难、迈不过去的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
　　在这里，非典不仅被作为成功经验，而且跳脱了传染病防治的狭隘范畴，与98抗洪、08地震等重大事件并置，构成一个新的类别，即“伟大斗争”。过去和现在的“斗争”之间的类比更多指向未来，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凸显“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25]的历史必然性，其逻辑体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脊梁，永远是压不弯的”。[26]这套类比叙事在《人民日报》的评论乃至理论版文章中不断再生产，偶尔也会带入其他并置案例（例如针对武汉提到“2008年的雨雪冰冻灾害” [27]），但大多数情况下“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震救灾”几乎成了并置的固定搭配。由此更进一步，这种类比还被带入更为纵深的历史脉络，成为宏大的历史进步或胜利叙事的一部分。例如“面对洪水、地震、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的考验……总能履险如夷、化危为机”，[28]乃至“无论是在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都是这种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天，这种斗争精神正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熠熠生辉”。[29]不过，这套宏大叙事在“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难觅踪迹，显示出官方媒体在历史类比上亦存在内部差异或“分工”。
　　（三）非典“覆辙”与历史类比的批判性
　　不过，17年前的非典不光是正面的“成功经验”，也有着负面的“惨痛教训”，这构成了另一条调用非典的方式与历史类比的线索。在疫情暴发之初，“人民日报”公众号刊发评论，指“当年在应对SARS的过程中，我们是有过教训的”，以此提醒“千万不可产生轻敌心态和麻痹思想，更不能犯下和当年一样的错误”，[30]但对于“教训”或“错误”为何则语焉不详。相比之下，《财新周刊》对非典教训的挪用和类比叙事更为系统。其中一种勾连方式是将昔日“教训”转化为今日“经验”。如长篇报道《广东：以非典打新冠》[31]聚焦当年那场疫情的风暴中心，详细记述广东如何“吸取非典应对的沉重教训”，将之转化为“当下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基石”。另一篇封面报道《他们打满全场》聚焦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追述医院如何“从一开始就把这次疫情当成大号SARS看待”，遵循着类似的逻辑。在报道中，“SARS的惨痛教训”体现在一份“2003年SARS大事记”，其中记录了SARS“教训”的关键片段，包括“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SARS可控；2003年4月20日，中央免去北京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长张文康职务”。[32]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这个历史片段唯一一次出现在样本媒体的数百篇报道中。
　　上述两篇报道都将SARS视为沉重或惨痛“教训”，但其立足点在于当下如何“吸取教训”。另一种勾连非典和新冠的方式，则是将过往的“教训”转化为批判性的话语资源，这突出体现在疫情暴发初期《财新周刊》的两篇社论中。第一篇题为《疫情防控务必全过程透明》，[33]最后一段写道：
　　透明不会带来恐慌，只有真相缺席，才是公众的恐慌根源。这是17年前SARS留给我们的启示，此次疫情再次以惨重的代价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这段表述是整篇社论唯一提到“SARS”之处，换言之，无论社论本身还是该期封面报道《新冠病毒何以至此》，都没有明确提到非典教训到底是什么。它更多以预设的方式，用“惨重的代价”带出非典暴发初期“疫情披露不及时”，而“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则暗示出新冠疫情“几乎重新上演了17年前的一幕”。[34]与这篇社论的“含蓄”相比，下一期的社论则将非典教训和启示落实在“怎样保护医生”[35]上，其中明确提到，“17年前的SARS疫情中，医务人员被大面积感染，多位献出生命，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最惨痛的一幕”，并以此发出警示，提醒“政府应全力避免重蹈覆辙”。社论还指出，“医务人员最需要的，不是‘白衣天使’式的颂歌，而是有力的保护、周到的关怀、真切的理解”。不过，“重蹈覆辙”叙事在短暂登场后，很快便从公共话语中淡出；而“非典”也日益被纳入致力于构造“逆行者”叙事的记忆加冕过程之中。
　　
五、记忆加冕与“逆行者”叙事的建构
　　SARS与新冠在病毒和疫情层面的类比并没有穷尽疫情报道中的非典往事。在历史类比之外，我们看到既往研究没有触及的一种记忆工作：记忆加冕。与历史类比不同的是，在记忆加冕中，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主体并非病毒或疫情，而是医护群体。此外，新闻媒体打捞尘封多年的个体或群体记忆，也不完全是为了“理解”现在，而是为了构造出横跨十七年的英雄叙事，为当下提供道德启示或指引：个体经历被纳入集体记忆的洪流，非典被用作符号资源，凸显医护个体和群体的专业经验和道德情操，进而为“最美逆行者”群体加冕。这套叙事并不局限于SARS亲历者，也借助“代际传承”延伸到新的世代。
　　（一）记忆加冕的话语逻辑
　　在国人的非典集体记忆中，不乏医护的身影，其中极少数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对于他们而言，新闻媒体的加冕工作只需要简单调用集体记忆，便可以勾起公众的回忆，唤起共鸣。以妇孺皆知的“国士”钟南山为例。十七年前，他面对非典的那句话“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掷地有声，言犹在耳；如今，在新冠疫情中，他又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非典记忆进入媒体对他的描绘，似乎再自然不过。不过，这种出场有时候反而是以“不在场”来实现的。钟南山于2020年1月18日傍晚乘高铁赴武汉，坐在餐车中闭目养神的场景被抓拍下来，成为新冠疫情中流传最广的标志性图像之一。正是以此为基础，媒体建构出最早的“逆行者”叙事，其核心浓缩在“他让大家别去武汉，自己却义无反顾地去了”这样的标题中。不过，有趣的是，“央视新闻”这篇文章通篇都没有提到“非典”或“SARS”，而只在开篇提到“钟南山教授再次临危受命”。所谓“再次”指的自然是钟南山曾在抗击非典中“临危受命”，但至于17年前，钟南山“受命”做什么则只字未提。很明显，这段往事被预设为尽人皆知，不必赘述。而在其他确乎提到“非典”的描述中，也往往只是点出“17年前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 [36]或者“2003年抗击非典，让人民记住了他的名字”。[37]这说明，媒体更多是在调用与钟南山有关的非典集体记忆，而根本无须细致追述，即可以完成过去和现在的“调音”。
　　跟钟南山相比，其他曾参与抗击非典如今再度踏上新冠战场的医护人员，其非典经验更多停留在个体的“具身”层面，是万千人集合成的非典“共同记忆”（Margalit， 2002）[38]中的一朵朵浪花，不为公众所知。无论他们自身，还是新闻媒体，要借助非典展开记忆加冕工作，就需要将共同记忆转化为共享记忆。这种转化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详述非典经历，让个体经验中的历史片段更为可见；二是将无名个体与非典集体记忆的核心要素关联，以便唤起受众的共鸣。
　　在一封广为流传的请战书中，这两种转化路径体现得淋漓尽致。请战书由南方医院部分医护人员提交，完成于2020年1月23日，当天出现在“南方医院”微信公众号[39]上。“南方请战书”全文230余字，3次提及“非典”、1次提及SARS、3次提及小汤山，相关表述如下：
　　我们是2003年奉命赴北京小汤山抗击“非典”的南方医院医疗队队员，当年为全国抗击“非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做到了医务人员“零感染”……作为一支有丰富经验、战胜过“非典”的英雄集体，我们更是责无旁贷！……为战胜新SARS样疫情，随时听候调令，我们小汤山全体队员都义无反顾……积极请战：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上述段落除了将新冠疫情比作“新SARS样疫情”之外，其他对非典往事的调用都可以纳入“记忆加冕”的范畴。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短小的篇幅内对抗击非典经验的详细描述和对“小汤山”的强调。小汤山医院堪称非典记忆的“物质”载体，乃至最重要的“记忆之场”。实际上，请战书将非典经验与“小汤山”并置并非孤例，新冠公共话语对小汤山的调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仿照小汤山模式建设，被官方和媒体称为武汉版小汤山；其二，2020年3月，小汤山医院重新启用，同一个场所叠加了新旧两场疫情；其三，与请战书类似，“小汤山”成为众多再上新冠战场的医护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标签”。
　　在“南方请战书”中，以“小汤山”为中心的非典往事，扮演着重要的话语职能。一方面，非典记忆被用来强化“医疗队队员”的专业素养，显示出他们具有“丰富经验”，而当年的“医务人员‘零感染’”战绩也成为今日的专业资本；另一方面，非典也充当着道德资源，凸显出“英雄集体”在新冠疫情面前“责无旁贷”，“若有战，召必回”的坚定决心。“专业”和“道德”两个层面的加冕，最终浓缩在请战书的署名“原第一军医大学赴小汤山医疗队全体队员”上，它凸显出对这所大学更名[40]前的光辉历史的召唤。
　　（二）请战书的“跨平台流动”
　　这封由医护人员生产的请战书或许可以被视为“自我加冕”，其目的是为“请战”增添历史的分量。然而，倘若它始终停留在所在医院内部，也就只是地方情境下对“共同记忆”的调用。从“共同记忆”到“共享记忆”的转化，还有赖于请战书的“跨平台流动”和再生产。这封请战书先是在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博乃至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之间扩散，之后迅速进入官方话语空间，能见度日益提高，变成“媒体加冕”。1月23-24日，“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各自发布了两篇有关“这封17年不改本色的请战书” [41]的推文，其中“人民日报”公众号推文《请战！！！》，其内文只有一幅图片（见图2）。作品最核心的视觉元素是占据画面重心的红色指纹手印，代表着援鄂医疗队的“义无反顾”。指纹缝隙间的文字，取自不同的请战书，但基本提炼出了“南方请战书”的“精华”。文字和视觉元素的叠加，既是对各地援鄂医疗队的加冕，也具有强烈的动员意义：在武汉封城的当口，动员全国上下像医疗队一样“同舟共济驰援武汉”。
　　更重要的是，“南方请战书”并没有像众多网络热点一样，变成社交媒体上转瞬即逝的记忆（fleeting memory），相反，它进入《人民日报》的叙事，先后10次出现在其报道或评论中，最后一次迟至4月29日，由此成为能见度最高的请战书，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其中，最早的一篇报道几乎与社交媒体同步，出现在1月24日。“南方请战书”的频繁“出场”，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疫情初期新闻素材匮乏，另一方面则凸显出这封请战书的独特性。1月27日头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清晰展现出记忆加冕和抗疫动员之间的勾连，“面对疫情，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曾奉命赴北京小汤山抗击非典的南方医院医疗队主动请战，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42]无论是“南方请战书”，还是它在各类平台的流动，其叙事都意在从专业和道德两个层面为医护“英雄”加冕，这套加冕叙事也在大量医护报道中再生产出来。一方面，非典往事以具身性的方式转变为传染病防治经验，在此过程中，当事人参与的其他疾病救治——禽流感、埃博拉——也被带入进来，与非典并置，以凸显医护的专业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典往事都在抽象和宽泛的意义上彰显专业度，但有些时候，非典往事也会跟具体而微的防治经验或行动策略对接起来，譬如强调医护从中“学到的经验是沉着冷静、科学应对”；[43] “敏锐和防护意识，来自于‘非典’时期的锻炼”。[44]另一方面，非典也成为最重要的“道德”符号资源，在个体层面构造“17年3次主动请缨冲在最前线”、[45] “在生死线上走过一回……56岁的他又来到火线” [46]的“白袍勇士”[47]形象；在集体层面建构“17年前，他们是抗击非典的生力军，17年后，他们义无反顾” [48]的叙事。
　　不过，“专业”和“道德”二者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缠绕、彼此强化，构成了“逆行者”叙事的双螺旋结构。此外，与“南方请战书”的命运类似，运用非典往事展开的记忆加冕也一直活跃在新冠疫情报道中，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延续到3月中旬之后医疗队踏上归程。从3月1日开始，央视新闻推出#我的同乡英雄#融媒体活动，拍摄各省市医疗队部分成员的海报照片。在照片呈现的医护自述中，非典往事频频出场，譬如“我是护士长，又有抗击非典经验，我不上谁上”；[49] “2003年抗击非典，我的战绩是‘零死亡’，这一次，我有信心保持战绩”；[50]“十七年后再请缨”；[51] “2003，SARS，战斗过；2009，H1N1，冲锋过；2020，新冠肺炎，奋战着” [52]等等。这些海报图片不仅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中流通扩散，还在妇女节和3月18日、19日登上全国各大城市的数万张户外大屏幕，由此使得记忆加冕从媒体平台流动到城市空间当中。
　　（三）“传承”叙事与记忆加冕的延伸
　　无论是“南方请战书”的自我加冕，还是媒体通过打捞、激活共同记忆展开的加冕工作，非典“具身”记忆无疑成为“逆行者”叙事中最重要的符号资源。然而，并不是所有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都曾抗击过非典，年轻一代构成了医疗队伍的主体，但却无法被纳入以“具身”记忆为纽带的记忆加冕过程。有趣的是，新闻媒体并没有就此彻底放弃“非典”，而是通过构造代际“传承”叙事，让围绕非典展开的记忆加冕延伸到新的世代。
　　第一种传承是血缘意义上的家庭传承。“央视新闻”推文《长大后，我就成了你》（2020年2月22日）介绍了三位援鄂医护，她们的父母均曾参与抗击非典。推文标题直接构造出“传承”叙事，而在父辈和子辈“时隔17年的接力出征”中，父辈的非典记忆更多作为道德资源为两辈人加冕，因为“具身”记忆所承载的“经验”毕竟无法在代际之间传递。三对父（母）女中，来自山西医疗队的王婷和父亲王卫国的“传承”故事最早于2月3日出现在“人民日报”微博，[53]它将2003和2020两张送别的照片并置在“传承”的标题之下，图片说明是“2003年，70多岁的母亲坐着轮椅把儿子王卫国送上支援太原抗击非典的战场；17年后，66岁的王卫国把同为医生的女儿王婷送上前往武汉的飞机。”之后，故事不断被“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重述，先后出现在七篇报道中，其核心叙事始终围绕“相似的战场，三代人的接力” [54]展开。部分报道还提到一处细节，“父亲王卫国将17年前他去防控非典一线时的箱子‘传’给了王婷”，[55]成为女儿抗疫的“特别的陪伴”，“每次看到这个皮箱，王婷就仿佛看到17年前在非典一线战斗的父亲的身影”，[56] “父亲的箱子就是嘱托”。[57]在抽象的精神或“家风”之外，箱子作为非典共同记忆的“物质”载体扮演着传承中介物的角色。
　　第二种传承则跳脱血缘关系，进入一般意义上的代际传承，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表述是“非典那年全世界保护90后，这次换90后保护全世界”，通过十七年间“被保护者”和“保护者”的身份切换，来为90后医护群体加冕。这套表述的话语原型，最早大概源于2020年1月下旬年轻医护群体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对“非典那年我*岁”句式的大规模模板化运用，之后被官方媒体的社交媒体账号“捕捉”，并最终跨平台流动到《人民日报》的版面上。202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转载了同一篇文章，内文为数十幅“张张让人想哭” [58]的图片，其中即有一幅抖音短视频截图，视频说明是“非典那年我9岁，今年27[59]岁，那时候全世界保护90后，这次换我们90后保护全世界加油【加油emoji】#白衣天使加油”。此后，这套表述不断被两家公众号和《人民日报》再生产，并从特定个体的言论延伸过渡为“非个体化”的“‘90后’的话语”、[60] “许多年轻医护人员的心声” [61]和“青春的誓言”，[62]折射出“青年一代蓬勃向上的群像”。[63]经过这样一番转化，非典由此构成90后医护英雄叙事的重要符号要素。在这里，借助“非典”展开的记忆加冕扩展到最开阔的地步，涵盖了所有的90后群体。但与此同时，过去和现在的勾连剥离了非典“具身”记忆，变成空洞的符号，记忆的重量也变得最为稀薄。
　　
六、结论
　　在2020年春夏的这场新冠疫情中，奔涌着大量的非典往事。这一经验观察构成了本研究的起点。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记忆如何切入当下的话语和行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调音”又激发出什么样的瘟疫想象？本文结合“记忆作为社会框架”视角和对历史类比的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发现，SARS和新冠之间的历史类比是非常普遍的记忆工作，带有强烈的“不由自主”（involuntary）的特性，非典仿佛是逃不开的历史阴影。这种类比在病毒和疫情层面展开，在疫情暴发初期和中期主导着对新冠的理解和想象，而不同媒体的类比叙事既存在汇流，也存在分化。与历史类比相比，记忆加冕是以往研究较少触及的理论议题。非典之所以被纳入加冕过程，一方面是因为SARS和新冠相隔十七年，大量非典亲历者的“具身”记忆能够衔接过去和现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歌颂白衣天使为核心的“逆行者叙事”成为官方媒体新冠疫情报道中的主导叙事。记忆加冕带有强烈的“自发自愿”（voluntary）特性，在横跨十七年的英雄叙事中，非典被用作符号资源，在专业和道德两个层面为医护群体加冕。更重要的是，这套加冕叙事借助“代际传承”延伸到90后等新的世代。
　　在本文的论述中，“记忆加冕”更多呈现为经验概括，但它作为一个概念，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潜力。在经验层面，“加冕”这个表述让人想到2020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会上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等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在理论层面，这个表述很容易让人想到戴扬和卡茨（Dayan & Katz， 1992）提出的媒介事件的“加冕”脚本，或者希尔斯和杨（Shils & Young， 1953）更早对“加冕”仪式社会和文化意义的讨论。跟上述理论或经验层面的加冕仪式或典礼相比，本文讨论的“记忆加冕”介于神圣与世俗之间，更具有日常性和弥漫性；它们呈现为一个个的话语时刻，未必盛大，但却有可能更具渗透性。此外，尽管记忆加冕不具备“仪式性”，它却在更微观的层面发挥着与加冕仪式类似的文化功能：在社会冲突或危机场景下，歌颂英雄，凸显共识价值。它由此变成当代“神话工作”（Barthes， 1972）的一部分，凝结并生产出共享的意义，呼应政治、社会文化经验、行为和需求（Bottici， 2007）。
　　历史类比和记忆加冕构成“非典往事”在新冠疫情中出场或在场的最主要方式，它们也体现出相关记忆工作的几项重要特征。首先，记忆挪用存在着内在的周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冠疫情的发展，历史类比的力量逐渐耗尽，但记忆加冕则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次，不同媒体的记忆工作存在内部差异和张力。一方面是官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分化，这表现在记忆加冕更多由官方媒体主导，而在历史类比层面，则只有市场化媒体在有限的意义上凸显非典教训；另一方面则是官方媒体内部的分工，《人民日报》大体上仍然沿袭着灾难报道的固有思路，而官方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宣传色彩，强化信息服务和情感动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传播调适”（龙强，李艳红，2017）的过程。再者，新闻媒体并非勾起非典往事的唯一主体；“逃不开的SARS阴影”深刻影响着官方、科学社群乃至普通民众的瘟疫想象、话语与行动。即便是媒体话语，也牵涉到多元主体的互动，这在历史类比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记忆加冕基本上由媒体主导，但同样存在自我加冕和媒体加冕的互动。最后，在对记忆加冕的讨论中，少数案例清晰展现出“跨平台记忆流动”的轨迹。在新旧媒体混融的媒介生态中，愈来愈难将记忆工作限定在特定渠道或平台做静态观察。至于“跨平台记忆流动”在概念化和方法论层面的意涵，则要留待进一步的研究继续讨论。
　　人类学者刘绍华（2020）曾论及艾滋、麻风的防治经验，她指出，如果“让付出惨痛代价的历史教训一再灰飞烟灭……（以致）失去历史感，就无法有效因应未来”。历史感是一个重大议题，无法详加讨论，只能从新闻媒体勾连非典与新冠的角度稍作拆解。呼应本文的讨论，我们从认知工具、批判性话语资源和共情框架等三个维度来考察对非典往事的调用构造出什么样的历史感。首先，非典的确提供了理解和把握新冠病毒与疫情的认知工具，在疫情暴发初期尤其如此。但随着疫情的迅速扩散，SARS很快便不再是合适的参照框架，在“照亮”局部现实的同时，也造成了“遮蔽”效果。其次，刘绍华更多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探讨“历史感”，它一方面指向对过去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寄望于从过去“吸取教训”。《财新周刊》在疫情暴发初期曾以类似方式挪用SARS，批评新冠疫情应对初期的缺失。但在媒体的新冠报道中，这套叙事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
　　再者，媒体对非典往事的调用不乏情感元素，而记忆加冕更是充斥着情感运作，将崇高感的构造和煽情主义杂糅在一起。当中牵涉到的“情感”更多是“感动”，这生动体现在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中的类似语句：“这些按满红手印的请战书，看哭了”、“这几十张照片，张张让人想哭”、“5张对比图，看完泪目”、“让人泪目的传承”。“感动”在疫情当中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但由感动主导的共情框架也存在若干问题：其一，它与社交媒体上的情感运作呼应，导向煽情和刻奇；其二，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疫情期间的社会心态并行，但也存在脱节甚至背离之处；其三，“感动”一旦取得支配性，便有可能遮蔽乃至排挤悲伤、愤怒等情感。概言之，过去和当下的“调音”构造出的历史感相对单薄，而激发出的瘟疫想象也趋于狭隘。历史类比和记忆加冕看似分立的记忆工作，但实际上与弥漫的战争隐喻一起合力构造出同一套瘟疫想象：新冠疫情是人与瘟疫间战争的最新一页，凭借英勇的战士，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套瘟疫想象进一步与宏大的社会进步叙事叠加鼓荡。如何跳脱这套叙事，建立更为多元的瘟疫想象，不仅是媒体的职责，也关乎知识界乃至社会公众。
　　如果我们说，在新冠疫情中SARS或非典构成了“逃不开的历史阴影”，这里的“逃不开”到底意味着什么？SARS和新冠疫情之间隔着十七年，这让前者成为新冠一代脑海中“活生生的记忆”（living memory），让它可以被轻易“唤醒”成为认知的框架或者加冕的工具。但如果跳出“具身”记忆的限定，非典是否还具有更深远的符号或道德力量，充当“自我界定的框架记忆”（self-defining frame memory）（Schwartz， 1996）？同样的问题，面向未来，或许也可以抛给新冠。毕竟，我们今天如何在仓促之间追忆非典，或许也就预示着，有朝一日，2020年春夏的这一场瘟疫如何架构人们对于另一场危机的理解、形塑人们在危机之下的行动与想象。■
　　
注释：
①SARS全称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是由SARS冠状病毒（SARS-CoV）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非典”全称为“非典型肺炎”，是在尚未找到确切病源和明确病原体的情况下对肺炎的称呼。因此，SARS是更为准确的命名方式。不过，“非典”深入人心，成为对2003年SARS疫情的特指，媒体报道时也会交替使用非典和SARS，因此，本文在论述中也会视情况交替使用二者。
②为论述简便，以下正文和引用中均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来指代这两家微信公众号。
③第一财经在2019年12月31日上午10∶16发表报道《独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电话连线武汉官方，确认之前网络流传的红头文件属实。参见https://m.yicai.com/news/100451932.html（2020年8月15日访问）
④《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参见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1912/t20191231_1822343.shtml，2020年8月11日最后访问。
⑤例如，张毓强（2020）发现，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疫情阅读量达10万+的推文集中出现在2020年2月，发文高峰集中在1月底2月初。
⑥http://wjw.wuhan.gov.cn/xwzx_28/gsgg/202004/t20200430_1199589.shtml，2020年8月11日最后访问。
⑦《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59例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排除SARS》，“央视新闻”，2020年1月5日；《来了！新闻早班车》，“人民日报”，2020年1月6日。
⑧《多地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春节如何安全回家？》，“人民日报”，2020年1月20日。
⑨《确诊人数超过“非典” 专家：无需对病例数过于恐慌》，“央视新闻”，2020年1月29日。
⑩同上。又见《专家：新型冠状病毒比非典“狡猾” 戴口罩就是为疫情防控做贡献》，“央视新闻”，2020年1月28日。
[11]《春节假期是否需要再延长？节后返回是否都要隔离14天？白岩松帮你问专家》，“央视新闻”，2020年1月28日。
[12]《不明原因肺炎忽现》，《财新周刊》，2020年第3期，2020年1月20日，pp. 32-38。
[1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2020年1月21日，6版。
[14]《疫情冲击不会改变经济向好趋势》，《人民日报》，2020年2月13日，5版。
[15]《坚定信心夺取双胜利》，《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5版。
[16]《风雨洗礼更坚劲》，《人民日报》，2020年3月16日，1、2版。
[17]《疫情冲击不会改变经济向好趋势》，《人民日报》，2020年2月13日，5版。
[18]系列述评共3篇，分别是《短期冲击不足惧》（2020年3月15日）、《风雨洗礼更坚劲》（2020年3月16日）、《家底厚实大盘稳》（2020年3月17日），均提到非典。
[19]例如汤钊猷：《发挥好中西医结合优势》，《人民日报》，2020年2月20日，9版；张伯礼：《发挥中西医结合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2月21日，9版；徐建光：《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民日报》，2020年3月11日，9版。
[20]《发挥中医药的抗“疫”力量》，《人民日报》，2020年2月28日，5版。
[21]《病例零增长还要多久才能真正放心？日韩病例数为何暴增？天津“女福尔摩斯”这样说》，“央视新闻”，2020年2月25日。
[22]《我是党员，我先上！》，《人民日报》，2020年2月1日，1、4版。
[23]《“为全球合作抗击疫情树立标杆”》，《人民日报》，2020年2月21日，3版。
[24]《宁可十防九空，也一定要切断传染源》，“人民日报”，2020年1月27日。
[25]《坚定信心就能取胜》，《人民日报》，2020年2月12日，4版。
[26]《中国脊梁压不弯》，《人民日报》，2020年3月2日，4版。
[27]《构筑疫情防控的坚实堤坝》，《人民日报》，2020年2月4日，5版。
[28]本报评论员：《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人民日报》，2020年2月5日，1版。
[29]《越是艰难越向前》，《人民日报》，2020年2月5日，9版。
[30]《尽快掐灭疫情传播的“火种”》，“人民日报”，2020年1月21日。
[31]《财新周刊》第11期，2020年3月23日，pp. 39-46。
[32]《财新周刊》第14期，2020年4月14日，pp. 52-68。
[33]《财新周刊》第4期，2020年2月3日，p.5。
[34]雷颐：《灾难记忆》，《财新周刊》第5期，2020年2月10日，p. 92。
[35]此为社论标题。《财新周刊》第5期，2020年2月10日，p. 5。
[36]《是院士也是战士》，“人民日报”，2020年2月22日。
[37]《5张对比图，看完泪目……》，“人民日报”，2020年2月1日。
[38]根据玛格利特的区分，共同记忆（common memory）是一个集合概念，指的是所有以个体方式亲历特定事件的人对事件记忆的集合；与共同记忆不同，共享记忆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集合，而是要通过交流和传播，整合并校正亲历事件的记忆主体的不同视角，借助记忆劳动分工，形成为社群“共享”的记忆（shared memory）。
[39]《请战！！！南方医院千名医护人员请战抗击新型肺炎》，“南方医院”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23日。
[40]第一军医大学于2004年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
[41]语出《守护者联盟：若有战 召必回》，“央视新闻”，2020年1月24日。
[42]《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人民日报》，2020年1月27日，1版。
[43]《请战新型肺炎，她写下现代版“与夫书”》，“人民日报”，2020年1月22日。亦可参见《我愿意为你！他们挡在疫情前》，“央视新闻”，2020年1月22日。
[44][45]《最早上报疫情的她，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人民日报”，2020年2月8日。
[46]《“战胜疫情，我的信心很足”》，《人民日报》，2020年2月22日，4版。
[47]《又上战场 再挑重担》，《人民日报》，2020年3月8日，2版。
[48]《疫情面前，这就是我们的军人！》，“人民日报”，2020年1月31日。
[49]《致敬我的同乡英雄！为河北医疗队点赞！》，“央视新闻”，2020年3月3日。
[50]《“江”“湖”携手，同心战“疫”》，“央视新闻”，2020年3月15日。
[51]《“京”锐出战，“京”生为你，无怨无悔！》，“央视新闻”，2020年3月16日。
[52]《“如果再让我选择，我仍要做大家的保护神！”》，“央视新闻”，2020年3月8日。
[53]https://weibo.com/2803301701/IstuflYMa?，2020年8月10日访问。
[54]《“现在轮到我了！”父亲曾参加抗非典战“疫”，如今女儿接力出征》，“央视新闻”，2020年2月19日。
[55]《山西 倾心倾力援助湖北》，《人民日报》，2020年3月2日，6版。
[56]《特别的陪伴》，《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8版。
[57]《“现在轮到我了！”父亲曾参加抗非典战“疫”，如今女儿接力出征》，“央视新闻”，2020年2月19日。
[58]推文标题，分别为《这51张图，张张让人想哭》，“人民日报”；《这几十张照片，张张让人想哭》，“央视新闻”。
[59]应为26岁。
[60]《“90后”书写抗“疫”担当》，《人民日报》，2020年2月19日，5版。
[61]《医生在接受采访，摄影机意外拍下这一幕……》，“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
[62]《动员联系群众 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日报》，2020年4月16日，1版。
[63]《彰显蓬勃力量 绽放绚丽之花》，《人民日报》，2020年3月18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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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涛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婕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事件的公共记忆及其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YJA86000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