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剑侠
　　【本文提要】自媒体成为新冠疫情防控中“看见”个体命运与治理得失的重要环节，性别视角尤为凸显。本文以新浪微博上的主题标签#看见女性劳动者#及其衍生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个案，通过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和数字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考察女性自媒体如何发起和维持一项女性主义话语行动，与主流媒体的性别话语展开协商，构建替代性的性别话语框架，来参与网络公共空间的性别话语建构。研究发现，主题标签（#）作为一种重要的女性主义对话扩展策略，将女权议题和性别视角推出圈层之外，但也始终伴随着与社交媒体平台上多重话语主体之间持续不断的交锋与角力。
　　【关键词】女性自媒体 话语行动主义 主题标签 再现
　　【中图分类号】G206
　　新冠疫情再次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妇女与性别议题“显而易见的不可见”（conspicuous invisibility）。索菲·海尔曼（Sophie Harman）在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响应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一概念。“显而易见”是在于每一个人都知道妇女作为医护工作者和家庭照料者承担了大量的健康照料工作，但在卫生战略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又是“不可见”的，她们的需求被遗忘或被视为“次要问题”（a side issue）（Harman，2016）。疫情中，女性医护人员生理期用品这一劳动者的基本需求被忽视，正是这一性别盲区的体现。
　　诚如论者所言，新冠疫情中不同视野由分而合的“看见”过程，成为一种渐次而上的力量，当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自媒体成为疫情中“看见”个体命运与治理得失的重要环节（李泓冰，周玉桥，2020）。随着#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疫安心行动#、#逆行中的她们#等主题标签的传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话语行动主义（feminist discursive activism）不仅使女性劳动者生理期需求这一性别盲区被“看见”，也使自媒体与主流媒体在性别话语上的协商实践进入公众视野。女性如何借助自媒体参与公共领域的性别话语构建？社交媒体及其主题标签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话语行动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新浪微博#看见女性劳动者#及其衍生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所聚合的文本为个案，通过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和数字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作出探索。
　　
一、理论框架与文献回顾
　　媒介化社会中的女性如何被“看见”，即女性的媒体再现（representation），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经久不衰的中心话题。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12个促进妇女发展的重大关切领域，“妇女与媒体”是其中之一。《行动纲领》中明确要求政府“促进妇女充分和平等参加媒体”，媒体组织“消除基于性别的陈规定型观念”、“提高性别敏感”、“纳入性别观点”（UN， 1995：102-103）。然而在实践层面，消费主义与市场逻辑驱动的大众传媒依然存在对女性陈规定型式的再现偏差（刘伯红，卜卫，1997；Thornham， 2007；Evans， 2008），新闻媒体中女性工作者的角色、地位以及新闻编辑室的性别文化深深制约着性别新闻的生产（van Zoonen， 1994；陈阳，2006；王海燕，2012，2016；张敬婕，2016）。但也有研究指出，女性形象的媒介再现研究过于强调女性是男性主导媒介产业中的被动受害者，“逆向再现（counter-representation）”的性别话语如何被生产，应成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重要任务（Fotopoulou， 2016：11）。
　　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传播赋权无疑为这一研究路径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基于对澳大利亚女性博客圈的研究，弗朗西斯·肖（Frances Shaw）发现博客作为反霸权的话语社区（counter-hegemonic discursive communities），使行动者们在数字空间相遇、连接、展开话语实践，挑战主流性别话语的霸权地位（Shaw， 2012a）。这被称为女性主义的话语行动主义（feminist discursive activism），即通过持续的叙述，挑战主流社会性别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有缺陷的假设和立场，以及对看似自然的东西去自然化（denaturalizing），来促进新的语法和新的社会范式的成立，迫使个人、集体和机构通过这种新的语言范式来解释社会环境并对此做出反应（Shaw， 2012b）。
　　女权运动有着极强的话语行动主义传统，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识觉醒小组（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批判性媒介分析（critical media analysis）、对语言使用的干预、女性主义另类媒介的出版等（Young，1997）。社交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主义话语行动的空间，不但为女性“发声”（voice）提供了丰富的渠道，也使得发声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例如，少数族群和那些不在妇女运动正式组织中的女性，尤其是15-29岁的年轻女性，能够参与女性主义的话语生产（Schuster， 2013；Clark-Parsons， 2016）。借助社交媒体的发声文化（call-out culture），她们说出并且挑战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sexism）、厌女症（misogyny）、性别暴力（sexual violence），使性别政治能见度上升，被称为“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Fourth-wave Feminism）的到来（Munro， 2013；Chamberlain， 2017）。
　　“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以在线话语行动主义（online discursive activism）为主要形式，有“共同发声、全球参与和关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等特征（Retallack et al.， 2016：86）。其典型案例如“每日性别歧视项目（The Everyday Sexism Project）”，由2012年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劳拉·贝茨（Laura Bates）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起，鼓励女性说出自己遭遇的性别歧视。出乎她意料之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一行动就扩散到18个国家，收到了数万份来自不同肤色、年龄、宗教、阶层和职业女性的回应，讲述她们在家庭、学校、职场、公共空间和大众传媒中遭遇的性别歧视（Bates， 2014）。2017年底席卷全球的#MeToo是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女性主义话语行动，凸显在社交媒体时代主题标签“#”（hashtag）强大的动员能力。
　　主题标签具有主题标注和话题参与的双重功能，将同一个话题下的信息汇聚起来，有助于提高信息传播和组织的效率，使互不关注的用户也能形成一种类似于“兴趣小组”的关系，交流和分享信息（绍健，章成志，李蕾，2015）。借助主题标签，女性“个人声音”汇集成表达共同诉求的“集体声音”，增强叙事者的权威，从而为受害者提供自我披露的安全空间（Dixon， 2014），有助于女性主义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Clark-Parsons， 2014）和女性主义团结网络的构建（Rentschler， 2014），被称为“主题标签女性主义（hashtag feminism）”，是反抗性别不平等的有力策略（Clark-Parsons， 2016）。
　　主题标签女性主义话语行动也成为近年来国外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热门话题，涌现出不少的个案研究，如挑战性侵害和性骚扰等性别暴力中“受害者有罪论”、“荡妇羞辱”的#BeenRapedNeverReported（Keller， Mendes & Ringrose， 2018）、#SaftetyTipsForWomen（Rentschler， 2014）、#MeToo（Fileborn & Loney-Howes， 2019；Zeng， 2020）；针对世界范围内女孩遭遇人口贩卖和童婚的#BringBackOurGirls（Olson 2016）；抗议厌女仇恨言论的#YesAllWomen（Rodino-Colocino 2014）；鼓励家庭暴力受害者自我表达的#Whylstayed（Clark-Parsons，2016）；鼓励亚裔等少数族裔的女性表达主张的#NotYourAsianSideKick（Dixon， 2014），以及少数族裔女性挑战白人女性话语霸权的#SolidarityIsForWhiteWomen（Holm & Castro， 2018）等。既有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为本文的研究问题框定文献基础：
　　（一）网络空间的女性主义话语行动，影响传媒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成为改变“再现政治”（representative politics）的重要力量。2013年，不满于美国超级碗（Super Bowl）赛事中充斥大量对女性物化和商品化的歧视性广告，网友在推特上使用主题标签#NotBuyingIt，晒出性别歧视广告并且@赛事主办方，“与媒体对女性形象的错误再现战斗”（Clark-Parsons， 2014）。截至2018年，#NotBuyingIt已动员数百万网友加入抗议性别歧视广告的话语行动，改善了媒体对女性的再现方式（The Representation Project，2018）。随着社交媒体上的女性行动者及其发起的话语行动被媒体报道（魏伟，2014；Li & Li， 2017；Jackson， 2018；陈晓运，李惠珊，2018），她们进入公共领域的性别话语角力，挑战被大众传媒长期把持的话语权力，参与构建新的性别话语（Shaw， 2012a；Harp， Grimm & Loke， 2018）。
　　（二）尽管女性主义话语行动通常在线上空间展开，但也经常与线下行动相连接，助推现实层面的社会变革。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社会行动者用主题标签构筑了一个商议性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for deliberation），召集、汇聚和恢复其再现权力（recover their rights of representation）。网络工具如何促进线下行动，应该是研究中的关键问题（Castells， 2012：11）。对#SlutWalk、#BringBackOurGirls、#MeToo等女性主义话语行动的研究表明，线上和线下往往是共生的（symbiotic），相互加强、彼此成长，共同促进现实世界的改变（Keller，2015；Olson，2016；Rodino-Colocino，2018）。例如鼓励线上发声的#MeToo促成“到此为止”法律辩护基金（Time’s Up Legal Defense Fund）的成立，为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低收入女性提供法律支持，也推动许多国家修订性骚扰的相关法律（Ghadery， 2019；冯剑侠，2019）。
　　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注意到社交媒体女性发声中的政治意涵、主体认同、情感政治等（华昊，2017；Chang， Ren & Yang，2018；吴志远，2019）多在宏观和思辨层面展开，对于社交媒体主题标签女性主义话语行动是为何、如何发生，带来怎样的社会变革，以及数字媒体作为传播基础机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还缺乏细致的微观分析和田野考察。
　　
二、研究问题、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本文以新浪微博上的主题标签#看见女性劳动者#及其延伸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个案，考察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如何借助主题标签发起和维持一项女性主义话语行动，参与网络公共空间中的性别话语建构，并对现实世界（real world）产生影响。具体研究问题包括：
　　1.女性自媒体为何要发起#看见女性劳动者#？通过这一标签表达怎样的性别观念和权利诉求？
　　2.以话语聚合为特征的#看见女性劳动#是如何发展到行动参与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
　　3.本土语境中的主题标签女性主义话语行动得以发生和维系的机制是什么？
　　在回答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社交媒体及其他数字技术在女性主义话语行动中的作用。
　　本文根据语境需要交替使用女权、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概念来指涉“feminism”一词。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feminism指的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两性平权的理论，也对应支持女性权益而组织的活动，被译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并存使用（陈雁，2013）。笔者遵循学术界通行规范，在学术概念和理论脉络中使用“女性主义”一词，在指涉性别平权的政治主张、立场和认同等语境中使用“女权”和“女权主义”。
　　自媒体（we media）是博客时代以来公民自主生产内容或参与其中的网络媒体形式（Bowan & Willis， 2003），“通常由一个人或者非常有限的几个人来运作，且彰显出强烈的个人风格特征的数字化媒体”（魏武挥，2013）。作为自媒体的一种类型，女性自媒体通常以个体或团体的女性为主体，通过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表达女性诉求、维护女性权利、传播带女性视角的信息与知识。
　　（二）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截至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新浪微博上的主题标签#看见女性劳动者#已引起5.2亿阅读，77.6万讨论。虽然在阅读数上不及由主流媒体@中国妇女报发起并主持的#逆行中的她们#（9.3亿），但讨论数是后者（32.9万）的两倍，足以见其活跃度。本文选取#看见女性劳动者#“话题贡献者排行”中位列前五的@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梁钰stacey、@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和@恩和-1四个微博账户为研究样本（另一家是机构媒体@凤凰网公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分析所用经验材料源于以下三种
　　途径：
　　1.自媒体和主流媒体的微博文本。本文收集了从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称新冠肺炎“人传人”到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期间，四个女性自媒体发布的带有#看见女性劳动者#和#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原创微博文本共计302条。鉴于#看见女性劳动者#是针对主流媒体“看不见”女性劳动者而发起，本文也搜集了同时期@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京报和@澎湃新闻四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关于女性劳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共计249条，对自媒体和主流媒体两类微博文本的主题进行对比分析。
　　2.数字民族志的观察笔记。从2019年1月开始，笔者在@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的微信群中进行田野观察，观察作为团体博主的她们如何策划、写作和编辑每一条微博，记录她们写作所用的文字、图片、数据等资料，并撰写田野观察笔记。笔者见证了2019年7月23日#看见女性劳动者#的发起，及其在新冠疫情中如何得到响应和推广的全过程。
　　3.深度访谈的转录文本。在田野观察的基础上，笔者对三个自媒体账号的九位运营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了解她们的自媒体运营的实践经验。访谈以面对面和微信语音两种方式进行，每次访谈时间在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部分受访者访谈了两次。受访者及其微博账号的基本情况见表1。
　　
三、#看见女性劳动者#：性别再现的话语协商
　　女性主义话语行动通常包括四个步骤：记录歧视性的语言（documenting sexist language）、规划和实施替代性方案（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alternatives），以及评估其影响（evaluating their impact）（Clark-Parsons，2016）。#看见女性劳动者#展现了本土语境中的女性自媒体如何记录歧视性语言，与主流媒体的性别再现展开话语协商。
　　2019年7月22日，@央视新闻发了一条倡导微博【此刻，发条微博，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然而九幅配图中的消防员、交警、外卖员、环卫工人等俱为男性形象。这引起了
　　@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的质疑：“即便是就业性别歧视加重的今天，我国女性参与劳动和工作的占比居全球前列。然而不论是建筑行业、权力机关，或是其他需要大量体力和精力的工作场所，即使存在女性员工，仍然被诟病‘女人不能做脏活累活’。但在生活中我们看到太多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女性，她们却不被媒体所看见。”于是，她们鼓励网友拍下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女性劳动者，带上#看见女性劳动者#
　　话题发布微博，“让更多人知道，女性劳动者存在于各行各业，她们需要被看见”（田野观察笔记，2019-07-23）。
　　此后，#看见女性劳动者#开始在微博上被使用，但影响较小。直到新冠疫情爆发后，她们再一次敏感地意识到主流媒体的男性偏好：“很多媒体报道有一种女字很烫嘴的感觉。支援前线的女性医护人员很多，媒体发出来的照片中却没有女性，甚至女性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新闻标题里。比如同样是对疫情发表见解，钟南山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标题里，采访李兰娟院士，新闻标题就变成了含糊其辞的传染病学家。”（受访者I，2020-02-28）而且新闻配图中的男女形象也有差异：“男医生往往是正儿八经的二寸蓝底照，干净整洁庄严专业，令人肃然起敬。东倒西歪的、匆忙出行的、头发凌乱的、手臂勒出印子的、脸上流汗的、口罩压垮鼻梁的，几乎都是女性医护形象。”（@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2020-01-27）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在《看不见的女性》（Invisible Women）中揭示全世界的文化如何普遍地将男性设置为人类的“默认模式”（human default），从日用产品设计到医疗健康研究，数据和算法中的性别偏见与性别盲点无处不在。语言是构建这一现实的基础（basic building blocks），“男性偏见（male bias）是如此地深植于心，以至于任何性别中立的词读起来都是指男性”（Perez， 2019：17）。尽管大众传媒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Tuchman， 1978）一直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致力于揭示和改进的普遍现象，但直到2015年，全球范围内仍只有24%的女性能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中被人们看到或听到（The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 2015）。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新冠疫情中女性医护人员2.8万人，占比三分之二，其中女护士占比接近90%。这一事实使她们成为媒体报道“显而易见”的焦点。但对249篇主流媒体官方微博的文本细读，不难发现男性中心叙事逻辑依然主导主流媒体的性别再现框架，更强调的是女性医护人员作为女性的性别特质而不是作为劳动者的职业身份。伴随着“美丽”、“纯真”、“柔弱”、“孝顺乖巧”、“满满的可爱”、“心碎”、“泪崩”、“对不起儿子”、“离家太久孩子都不会叫妈妈了”等强化女性气质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词句高频出现，她们在头发、面容、双手等外貌上的“损坏”和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等性别角色上的“牺牲”，激发起民众对抗击疫情的感动与悲壮之感，但她们的专业技能和劳动价值却被淡化和琐碎化，她们作为劳动者的权利诉求（如女性经期卫生用品等）成为“看不见”的刚需，四家主流媒体249篇微博中反映女性劳动者“工作中的困难/需求”的文本仅9篇。
　　意识到主流媒体对女性劳动者的再现不足和错误再现，女性自媒体开始去记录这些现象，指出主流媒体报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并表达抗议。如@新京报“我们视频”在报道【湖南多名男护士驰援湖北】时，导语中出现“男护士体力、抗压能力可能更优于女护士”等句子。@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在转发时抗议说：“40年前，认为女不如男，是该被批判的轻视妇女思想。40年后，不仅公然说女不如男，权威媒体还会发布宣传轻视妇女的思想。”（@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2020-02-12）针对@人民日报“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她们是熠熠闪光的女性”的表述，质疑者提出，“她们是熠熠闪光的女性，请不要用女儿、妻子、母亲这些称呼！表扬男性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儿子、丈夫、父亲？请一视同仁！记住保家卫国挺身奋战的她们！”（@梁钰stacey，2020-04-04）
　　此外，她们也在规划和实施女性劳动者的替代性再现框架，与主流媒体展开话语协商。例如，与主流媒体“柔肩担重任”的反差叙事不同，女性自媒体坚持用“抗疫铁娘子”、“保家卫国女战士”、“挺身而战”、“家园守护者”、“用生命守护生命”、“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女子本刚、遇事更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充满力量感的语句形容女性劳动者。她们不仅呼吁“看见”女性生理期卫生用品、女性医护人员防护服不合身、孕期女性医护人员的营养需求等劳动安全保障，也强调“看见”她们的贡献，给她们升职、加薪、表彰、追授等应得的福利待遇。
　　更重要的是，她们将“看见”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与“看见”就业性别歧视等结构性问题进行关联论述，以凸显“看见女性劳动者”更深层的社会意义。如@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向网友征集前线医护人员性别比例数据，为的就是“以后如果有歧视女性能力的言论、单位招聘时不招女性或者男性优先，我们就可以随时掏数据出来打他们的脸”（田野观察笔记，2020-01-30）。因此，她们在带#看见女性劳动者#标签转发全国各地女性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的新闻时，会带上#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的主题标签：“请所有在招聘信息中标明‘男性优先’的用人单位和HR回答，女性不适合出差吗？不适合加班吗？不适合夜班吗？不适合体力工作吗？”（@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2020-01-29）
　　在开展话语协商的过程中，她们也不断搜集各种数据和反馈来评估#看见女性劳动者#的影响。新浪微博对主题标签“阅读量”和“讨论数”的呈现是最显性的评估指标，受访者E 在疫情初期接受笔者访谈时就很高兴地说：“我们#看见女性劳动者#这两天又火了一波，超开心。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们发起#看见女性劳动者#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你这个话题永远都上不了热搜榜，但是我们现在有两亿多的阅读量，二十多万的讨论。微博才几亿人？我觉得这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发声还是有用的。”（访谈记录，2020-01-28）她没有想到的是，#看见女性劳动者#的热度在疫情中仍不断增长，直到衍生出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捐赠生理期卫生用品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
　　女性劳动者被更多人“看见”。
　　
四、#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替代性话语行动的开展
　　对女性主义话语行动的研究发现，在线话语（online discourse）作为一种“行动模式”（mode of activism），能够催生离线行动、推动社会变革。如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博客指出摇滚音乐工业如何系统性抹除女性的贡献，从而创建以女性为中心的摇滚音乐标准并推广这一替代性话语，促使媒体和摇滚工业评价标准的转变，展示网络社群通过话语来改变现实世界的潜力（Shaw，2012a）。#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体现了本土数字空间的话语聚合如何发展为突破线上与线下区隔的公益募捐行动，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发起人、受访者A是一个步入职场仅半年的95后，但已在社交媒体话语空间中为性别议题发声多年，是#看见女性劳动者#的积极贡献者。在“看见”女性医护人员生理期用品这一切身需求后，她发出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募集安心裤、卫生巾等生理期用品的公益倡导，得到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91名志愿者的响应，通过网络组织起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志愿者团队，在35天内将253.20448万元善款用于购置61.3305万条安心裤、32.0883万条一次性内裤、16.0776万片卫生巾、1.0852万支护手霜，覆盖205家（支）医院和医疗队超8.45万人（@梁钰stacey，2020-03-18）。#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也被主流媒体“看见”，随着解放日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澎湃新闻、凤凰卫视、CGTN等主流媒体的采访报道，疫情期间女性劳动者的生理需求受到关注，推动“女性生理卫生用品纳入防疫保障用品清单”成为政策议题。（全国妇联，2020-03-08）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高度媒介化（mediation）特征，正在模糊“线上话语”与“线下行动”的传统边界。新冠疫情期间常态化的居家隔离和在线工作，更进一步展现了行动者如何灵活而创造性地“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展开他们的生活”（潘忠党，2014）。正如受访者A所说，“疫情期间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线上完成的。我们发微博招募志愿者、了解医护人员的需求和反馈，用私信接收志愿者简历，再按照不同专业进行职能分工，拉到不同的微信群里一起工作。群组内部和群组之间定期开会，人少就在微信群里，人多就用钉钉。所有的文件和数据都通过石墨文档在线共享。”（访谈记录，2020-04-12）志愿者、医护人员、记者、品牌方、捐赠方、物流方等多元行动主体通过移动互联网形成彼此连接和共同行动的社会网络。日复一日的信息交流、情感交换与协同行动，也“反哺”了自媒体的在线话语生产，在行动中创造出“女性赋能”和“姐妹情谊”两类替代性的性别话语框架。
　　赋能（empowerment）指的是在心理层面提升弱势群体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iency），降低因负面评价而产生的无力感，使其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卜卫，2014）。#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几乎是一个“全女团队”，91个志愿者中仅4个男生，“整个行动从志愿者到联系对接的人、捐助方、品牌方，包括采访报道的记者，所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都是女性。”（受访者A，2020-04-12）团队成员虽素不相识，但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有人力资源管理、注册会计师、媒体从业者、法医学博士、程序员等，不仅能够自己写歌编小程序，团队还自行设计SOP（标准作业程序）。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劳动者的主体价值、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很渺小。也曾觉得很无力，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好像我们做不出任何改变。但是因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我第一次与这么多女性共同工作……她们真的太棒了！我感受到每一个人的专业，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的力量。”（@梁钰stacey，2020-02-24）她用微博记录志愿者们的个人故事，凸显她们让人惊叹的“战斗技能”，为女性赋能。“正是这些技能，让她们超越了大众对女性外貌的评价，稳稳地站立在世界上”（@梁钰stacey，2020-03-05）。还多次公开喊话引用#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自媒体，抵制对女性“柔弱可爱”等刻板印象呈现：“麻烦你们排版能不能不要用粉色，也不要用那种圆圆软软的字体。她们的战斗装备都是蓝色，我们的宣传海报也是蓝色。我们从头到尾的宣发，想传达的都是女性劳动者的力量、坚韧、精气神！”（@梁钰stacey，2020-02-20）
　　姐妹情谊（sisterhood）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实践中是维持女性之间政治团结（political solidarity）的基础，尤其是当女性被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层特权等分割时，“唤醒共同被压迫（common oppression）的感觉”（hooks，1986）。但是，笔者研究发现，当前本土数字空间中的“姐妹情谊”更多是一种情感性（affective）而非政治性的话语/行动召唤，即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女性互助与团结：“我们感受到另一个女性的需要和她们的痛苦，并感到这跟自己休戚相关。”（@梁钰stacey，2020-03-28）这并不排斥男性的参与，前提是男性能够对女性的身体感受和情感体验予以“共情”，但她们发现男性共情似乎很难：“我曾经想过要团结男性，后来发现没有必要。会帮你的男性不会因为你不团结他们就不帮。关键时刻，还是自己人管自己人。”（受访者A，2020-04-12）
　　出于“自己人”的共同体意识，前线女性医护人员成为她们“责无旁贷”要去守护的“遥远的姐妹”。伴随着“没想到前线的姐妹们竟然这么难”、“救救姐妹吧！”、“姐妹们对不起我们没有保护好你们！”、“每次看到穿着不合身的防护服，手腕脚腕缠满胶布的姐妹们我们心有多痛啊！”、“为了姐妹们一起冲！”等充满强烈情感色彩的话语召唤，前线女性医护人员之间互相扶持、后方志愿者之间团结协作，以及前后方女性劳动者之间守望相助的故事在微博上不断被书写和传播。“姐妹情谊”的替代性话语不仅构建了虚拟空间中的情感共同体，也促成了联结线上与线下的行动共同体：“其实我们这些人，彼此之间谁也不认识，谁又不是叫了声姐妹，守护着彼此，守护着这个国家呢！#姐妹战疫安心行动# #看见女性劳动者#。”（@梁钰stacey，2020-02-15）
　　
五、主题标签话语行动：一种女性主义的对话扩展策略
　　主题标签女性主义话语行动体现出数字媒体技术的使用是如何改变、影响和塑造21世纪的女权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促成女性主义抗议文化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 （Baer，2016）。研究发现，女性自媒体经由社交媒体相互连接而形成的女性主义在线话语社群，及其通过主题标签所进行的女性主义对话扩展，是这一范式转换得以发生和维系的基础。
　　不同于上一代主要依托妇联、研究机构和民间非政府组织等制度化、组织化途径的女性主义参与模式（Milwertz & Bu， 2009），网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年轻女性认识和接受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参与维护女性权益社会实践的主要途径。支持用户自主生成内容（UGC）的数字媒体平台孕育了大量的女性自媒体，以文字、图片、播客和短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生产和传播女性主义信息、交流和分享性别化身体经验和情感体验、发起和维持女性主义话语行动，形成了跨地域、跨群体、跨平台的女性主义在线话语社群，召唤更多的公众共同加入对性别不平等的“数字抵抗”（Mendes， Ringrose & Keller， 2018），在社交媒体嵌入女性主义的意识觉醒圈层（consciousness-raising circles）（Keller， 2015）。
　　以笔者所访谈到的九位女性博主为例，她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半数以上是硕士）的“85后”和“90后”，是伴随互联网爆炸而成长起来的“千禧世代”（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技术，尤其是人们交流和互动方式的迅速演变，是影响一代人成长的重要因素”（Dimock， 2019）。无一例外，她们都是通过豆瓣、贴吧、知乎和微博等数字媒体平台接触到女性主义思想，产生女性主义的意识觉醒。同时，她们也都在大城市（省会及一线城市）从事专业技术类的白领工作，拥有较为弹性的工作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媒介素养，娴熟运用各种互联网工具，这些都便利了她们在网络上为女性权益发声，并且在发声中结识彼此，形成有共同志趣的网络社群。
　　笔者开展田野观察的@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是一个在微博上已经创建了四年的团体账号，最初是致力于呼吁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的信息公开，后来扩展到对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话语抗争，由七个从事不同职业的年轻女性共同管理。虽然在地理空间上她们分散于从东北到西南的不同城市，但借助无远弗届的移动互联网得以便捷地相互连接。如借助百度网盘共享女性主义书籍文章和影视资源，通过微信群展开在线讨论与情感互助，利用石墨文档协同写作和共同编辑等。同时，因为共同的性别意识，她们与其他女性自媒体之间多有互关、互动和协作，尤其是在面对诸如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等共识性议题时。因此，当她们发起#看见女性劳动者#后，其他博主会自发响应，接力使用，不断扩大这一主题标签被“看见”的范围，直到@梁钰stacey和#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使其“彻底出圈”：“tag就像一个接力棒，谁是首发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拿这个话题做着有影响力的事情。”（田野观察笔记，2020-02-21）
　　社交媒体主题标签因此成为女性主义在线话语社群所使用的一种重要的对话扩展策略（conversation-expansion tactics）（Shaw 2012b），在一次又一次的话语交换中把女权议题和性别视角推出圈层之外。但是，以“出圈”为目的的对话扩展过程并不容易，始终伴随着与社交媒体多重话语主体的协商与交锋。首先，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媒介再现的性别敏感并不为大众所理解，这为女性自媒体带来诸多质疑。例如，疫情之初@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征集前线女性医护人员数据和图片时，就有网友留言：“大家都在为疫情付出努力的时候，你在煞费苦心计较队伍的男女比例？你的用心是什么？想证明女性付出的更多？你的分裂用心实在不可思议。”（@PolkkaYu， 2020-02-03）对此，她们回应：“我们最近很积极地报道一线的女性工作者，其实是有语境的，是对各种媒体机构以往一贯忽略女性成就的回击。但是不了解这个前提的人，就会觉得我们在有选择性地报道，忽视男性的成就。”（田野观察笔记，2020-02-04）
　　“路人网友”的质疑可以通过解释和讨论来增进理解，但来自“网络厌女症”（online misogyny）的话语攻击，导致对女性自媒体们持续不断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例如攻击她们是“田园女权带节奏”、“女拳出击”、“拳皇”，是恶意挑起性别对立的“极端女权”，甚至有向她们发送侮辱性私信，进行人身攻击、人肉搜索、死亡威胁等网络暴力行为。
　　网络厌女症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国外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等大众化、商业化媒介使女性主义从学术议题成为公众议题，也使其成为“一个斗争地带（a terrain of struggle）”，遭遇父权制文化的反击。“流行的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往往伴随甚至是助长“流行的厌女症（popular misogyny）”（Banet-Weiser，2018；Chamberlain，2017）。这一“新时代的性别战争”在我国社交媒体上已然出现（Huang，2016；Han，2018）。“过去央视《半边天》栏目有个口号是关注社会性别，倾听女性表达。现在你在网络上说一点女性的处境，三秒之内就有人说你‘女拳警告’”（受访者E，2020-03-24）。
　　经过与厌女话语的长期“缠斗”，女性自媒体意识到“这就是一种话术，造一个稻草人，把女权妖魔化、污名化，要求你去站队，证明自己是真女权，与他们所定义的田园女权、极端女权割席，从而分裂为女性发声的群体”（田野观察笔记，2020-03-24）。因此，在与“网络厌女症”的话语交锋中，她们采取了拥抱污名并且夺回定义权的话语策略，如将“田园女权”定义为中国特色的、本土的、接地气的女权，把“女拳出击”作为对抗性别不平等最有力量的米姆（meme）：“国家都在重拳出击，我们为什么不？打拳才能被看到，打拳才能锤爆性别歧视！”（田野观察笔记，2020-03-05）在她们看来，正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火力全开去打拳”的行列，才带动疫情期间性别议题在社交媒体上的能见度高涨。当“三八妇女节”全国妇联发布《协调推动女性生理卫生用品纳入防疫保障用品清单》的新闻后，微博上一片欢腾，纷纷评论说：“打拳成功”、“打拳有用”、“打拳正义”、“你一拳我一拳，自由平等在眼前”、“你打拳我打拳，姐妹不再没有权”（田野观察笔记，2020-03-08）。
　　其次，无论是前台可见的女性主义话语行动，还是居于后台的女性主义话语社群，都建立在社交媒体平台这一传播基础设施之上。女性自媒体作为基于共同志趣的“数字劳工”，以其情感劳动和内容创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创造传播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价值——流量（Duffy， 2015）。但对她们“挑起性别对立”的攻击，也会招致社交媒体平台的限流、限转、禁言甚至封号等监管。受访者A因发布一条官媒新闻报道合集，“呼吁媒体多多关注报道疫区的女性劳动者”，转发过万但立即被禁言一周（访谈记录，2020-04-12）2019年12月27日，@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曾遭遇过没有缘由的封号。受访者F发朋友圈悲伤地叹惋：“微博号被炸了，关心我们的朋友好多啊，2800多天，6000多条微博，5万粉丝，一夜清空。”（田野观察笔记，2019-12-27）因此，当她们用小号“转生”之后，担心再度遭遇封号失去所有的劳动成果，疫情期间变得谨慎小心：“最近不太敢说话了，都是转发《中国妇女报》的，觉得这样安全。”即便如此，她们还是发现#看见女性劳动者#的数据征集行动被平台限转、限流（田野观察笔记，2020-02-01）。
　　但是，也有女性自媒体通过观察和研究新浪微博的经营规律，利用流量经济的盈利逻辑，以“阅读量”为筹码，与平台展开“斗智斗勇”的话语抗争：“当我成为阅读量达到一两千万的超级活跃的账号后，就有了一个专属客服。每发一条微博，都有人盯着看，发出去前十秒钟，会先锁一下，审查之后如果没问题，就给我放出来。如果觉得有问题就会给我锁掉。但我如果持续地骂他，他又把我的解锁。所以我一直在做抗争。有一次我骂@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做了一个关于疫情的打脸合集，新浪给我推了一天的热门，冲上了600万的阅读量。第二天又给我设置成‘仅自己可见’。这样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及时的处理，但是那个热度他们已经拿到了。”（受访者B，2020-02-14）
　　
六、结论
　　促进媒体描绘多方面的、平衡而非陈规定型的妇女形象，呈现她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同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贡献”，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中的重要关切。除了提高主流媒体的性别敏感之外，“鼓励妇女使用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建立替代性信息网络、参与传播民主进程”也是北京《行动纲领》所倡导的行动手段。借助主题标签发起和推动女性主义的话语行动，正是社交媒体时代女性对抗性别不平等、参与传播民主的重要途径。
　　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及其允许用户生成内容等特征，以及主题标签的聚合和对话功能，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声”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更具有包容性的选择，建立起一个可见的、但又不会脱离一般公共领域的女性主义话语空间（Huang， 2016）。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借助主题标签#看见女性劳动者#，带有性别意识地收集、转发、评论和原创，聚合女性劳动者的形象和故事，揭示女性劳动者的切身需求、劳动保障和平等权利，与强化女性气质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主流话语展开协商。由此衍生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将数字空间的话语聚合拓展为融合线上和线下的公益行动，不仅对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也创造出“女性赋能与姐妹情谊”的替代性话语框架，以高度情感性的召唤，在共情、互助与团结的基础上构建起想象与行动的女性共同体。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白领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尤其是“个性化的、移动的、可无限删改且集体创作文本的、可以跨越时空等各种界限组合成‘群’的技术”（潘忠党，2014），来传递信息、分享经验、营造社群、发起女性主义话语行动、建立女性主义团结网络，重构她们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主题标签成为一种重要的女性主义对话扩展策略，在一次又一次话语交换中把女权议题和性别视角推出圈层之外，对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产生影响。但是，女权话语的“出圈”也伴随着多重话语主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之间持续不断的话语角力。
　　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性别话语的社会能见度，带来连接、协作和抗争的新模式，但我们依然要“看见”数字平台“矛盾的技术文化”所发挥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是赋权和认同形塑，另一方面是监视与自我监控（surveillance and self-monitoring）（Baer，2016）。新浪微博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内容经济、流量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体量庞大的数据技术设施，但这并不如“平台”二字所暗示的那么“进步和公平”，“似乎会支持每一个站在它上面的人”（Gillespie，2010）。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和技术机制如何形塑与制约女性自媒体的生存空间，以及女性自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等多重话语主体之间更为动态复杂的协商与交锋，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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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剑侠系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YJC860007）、西南民族大学校级创新团队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20STD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