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
　　【本文提要】本文在新传播技术崛起的背景下，以当前急速发展的智能感官体验为基点，结合媒介融合及新冠疫情期间大众数字传播实践的经验，从感知的视角，考察数字媒介如何塑造个体的新型感知方式，以及这种个体感知方式的普及化、机制化怎样引发了社会层面的文化重组。本文认为，感知视角的媒介研究力图在人类如何感知、媒介塑造感知、个体感知转变为社会感知模式的深层文化过程及其蕴含的权力关系、媒介经由感知塑造新型主体等方面，探索媒介特别是当前智能媒介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解释力，为当前智能时代的数字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感知 媒介 媒介融合 数字媒介 新冠疫情
　　【中图分类号】G206
　　
感知的全球化
　　在胡塞尔看来，人类周遭“是在感性上显现的世界”（王晓华，2016：142）。这种将身体感知视作存在之维的观点在主流哲学思潮中或许还算不得主流，但在全球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中，人类却获得了这种切身的体验。新冠病毒的世界性蔓延，上演了身体感知的全球化，对照交通的、物质的、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等众多的全球化样式，此次全球化最显著的表现，是由数字媒介中介的身体感知产生了莫兰所说的相互依存但并不团结的全球化感受（莫兰，2020）。这不仅仅因为病毒传播的媒介是人类身体，身体与感知成为我们认知病毒最突出的方面，因此在生理、生物、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得到极大关注；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的普及使得人们得以全息化、多维度地感觉到病毒弥漫的危险环境，以及处在同一威胁之下世界各个角落里同类的存在。透过屏幕（手机的、电脑的、电视的或镶嵌于城市空间的，但主要是手机的），感染者沉重的喘息声、被呼吸机覆盖的面庞、逝者亲朋撕心的哭泣、众人追赶灵车的步履、防护服遮掩了真容的救护人员、似军营般整齐排列的病床，这一切伴随着真假莫辨的汹涌信息，扑面而来。更有那用精确定位标识患者所在区域的疫情地图，以及如影随形的健康码。因为有了虚拟在场的体验式新媒体，这一切形成了排山倒海般的巨大感官冲击，猛烈地撞击着人们的理性意识与心理防线。有学者将这种极端状况称为“终端化生存”：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终端、全信息、全场景、全时空、全体验、全直播的重大事件，整个地球上几乎所有地点的所有人，不管他是多么远离现场，都会通过终端设备“观看疫情”，同时“观看疫情的破坏性效果”（张宇星，2020）。只是此处用“观看”已不足以显示“全体验”，电视时代的“全世界在观看”已经转变为“全世界在感受”。这种虚拟全息式体验极大地凸显了身体与感官在人类认知世界中的基础性作用。被数字技术放大、切割、延伸、拓展、重造的身体感官，遭遇传染性极强病毒的全球蔓延，创造出人类前所未有的感官经验。智能感官捕捉外界的刺激，并自行组织判断，形成对于世界的认识；身体则作为实践主体，借助移动终端，成为行动的承担者与推动力。全世界范围内被重重障碍严密隔绝的身体，却承受着外界源源不断的强大信息冲击波。这种后人类的感官全球体验，堪比本雅明描绘的现代性大都市的震惊感，本文称之为“感知全球化”，这缘于逐渐嵌入身体感官的数字媒介的迅猛崛起。
　　用身体感官去接合世界，是人类原初的也是最熟稔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变迁受限于媒介的技术元素，每一项媒介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都改变了身体感官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创造了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寰球同此凉热”，疫情中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中的这句词广为流传，激发了人们复杂而真切的全球化感受。这首作于85年前的作品，典型地呈现了印刷时代特定人物对于世界的感知模式。认知主体是识文断字的社会精英；全球空间是由欧、美、东（中国）三足鼎立支撑的世界；以“凉热”触感加以描绘，由积雪昆仑山生发开去，表达了全人类的相互依赖感，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可以想见的是，印刷时代如毛泽东这样的文化人对于全球化的感受（彼时大部分中国普通大众不能接触报刊等大众媒介，无从建立即时化的全球感），主要是通过文字转喻实现的，无论是关于世界的空间想象，还是“凉热”的触觉感知。与此对照，此次疫情期间数字媒介营造的全球化图景迥然有别。传播主体是全世界的普通大众，世界空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一体化，平日里在国际舞台上甚少露面或者长久湮没不闻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处在或可能处在病毒传播的节点位置而被世界瞩目。大众的感知依赖于全球移动网络智能感官的体验，打破了静态纸面、抽象文字的局限，数字媒介集文字、声音、图片、影像以至于虚拟、增强、混合现实等技术多维度地诉诸感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止于文本信息的呈现，还表现在，媒介通过身体感知带动物质的流动和身体在实体空间的移动，重塑了身体感官与时空的关系。如，疫情期间的物流大量依赖数字媒介的位置信息功能，这个功能也给身体隔绝的人们创造了一种感知周围人和环境的新型方式，比如健康码、疫情地图等等，都是数字技术重塑人类对于世界、他人及时空感知的典型媒介。
　　以感知的历史来理解媒介的变化，是近年来兴起的独特视角。事实上，在很多涉及传播、媒介的研究中，感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麦克卢汉就是典型一例。但聚焦于人类感知变迁的媒介研究仍不多见，缺乏系统性。施密特概括说，这种视角关注媒介技术，聚焦于媒介形态如何形塑并主导人类感知模式，由此“传媒历史被当作感觉可能性转变的历史”。这种人类感知模式变迁的总体性进程，也就延伸到权力和文化领域。施密特以两位代表性研究者为例，展示了这个视角的独特价值。如基赛克在近代印刷术的研究中指出，书本文化导致的视觉主导，成为印刷时代社会的感知模式，由此对社会的传统性根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视觉迅速地获得了基础性地位，它将知识概念与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性彻底分离开来。因此，不是传统的东西，而是亲眼所见的东西才被感觉为客观的，并且被信奉为知识的基础”。克拉里则是通过对于十九世纪照相术的发明、推广和使用，讨论了视觉的标准化与商业化并贯穿于文化产业中，是如何塑造了视觉现代性的。施密特提出了“传媒文化社会”的概念，与“风险社会”、“数字化社会”、“传媒社会”等等相提并论，以表明，他的研究从媒介技术塑造人类感知的视角，可以将媒介视为交往（传播）与认识的耦合，媒介、交往、认识、文化相互间的建构关系，形成了人类指认的“实在”（施密特，2008：46-47）。施密特清晰地阐释了，这个视角的研究着眼点在于，媒介形态如何经由影响人类感知塑造主体、建构真实、架构深层社会结构。
　　在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当前，感知视角的媒介研究独树一帜，有着相当大的展开空间。
　　在现实层面，从未来看，媒介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越来越趋向于嵌入身体，不断制造人体的多重感知。而回望历史，奠基于印刷术的大众媒介正在走向衰落，新冠疫情爆发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极端状况，只不过是凸显了数字媒介时代的急速来临。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已悄然发生。近年来短视频、虚拟现实、位置信息、云计算等技术在各种社会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强有力地表明，建基于印刷媒介与模拟技术的社会感知模式已经式微，数字媒介支撑的新型感知模式已初现端倪。
　　就理论而言，这个视角的媒介研究可以在多元化的学术脉络中展开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交流。如感官体验的震惊感，是现代性研究中有着极其丰富意涵的概念。从社会形式与心理视角展开现代性研究的第一人齐美尔，在其代表作《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描绘了现代性表征之大都市带来的震惊体验。“每当在大城市的大街上走过，就可以看到经济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非常丰富多彩。大城市正是在创造这些心理条件的时候，就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由于我们是特殊生物的组织而要求我们在意识的量上，形成了与小城市和农村的那种感性精神生活节奏比较缓慢和平淡的强烈对比”（齐美尔，1991：259）。在齐美尔创立的“感官社会学”（齐美尔，2001：321-340）里，城市生活纷乱快速的空间意象的感性体验，与现代性理性之间的张力，是现代社会重要特征，也是个体生存的基本状态，甚至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矛盾。齐美尔这里描绘的大都市，并非什么奇幻景观，它就是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场域。东方现代性中也不乏类似的经验，茅盾名作《子夜》描绘的吴老太爷亲历大上海震惊致死的极端体验便是典型一例。本雅明进一步将震惊感从都市景观的体验扩展到现代社会所有社交活动中，并挖掘了这种现代性体验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幻象的经验与现代景观经验的一个核心属性相符合，这个属性特别描绘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震惊以及随后的交流崩溃。震惊经验涉及恐惧感和失控。幻象的经验既不是‘虚假的’意识，也不仅仅是‘幻觉’，而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在空间、客体和实践中创造了物质。幻象的经验既不是局部的，也不是短暂的，而是现代经验的一般模式”（康在镐，2019：169-170）。现代都市的震惊体验研究，打开了从感知视角考察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在这个议题中，摄影、广播、电影、电视等新型大众媒介成为本雅明及其后继者关注的焦点，这也敞开了媒介研究从感知视角进入和其他路径研究对话的宽广视域。
　　承接以上思路，本文试图在新传播技术崛起的背景下，从感知视角考察数字媒介实践如何塑造个体的新型感知方式，这种个体感知方式的广泛普及又是如何引发了社会层面的文化重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型传播主体以何种面貌出现。本文涉及的经验场域包括：主流媒体都市栏目的媒介生产（此处以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的媒介生产个案为例）；疫情期间的大众数字媒介实践。前者关注专业媒体机构在媒介生产中如何实施媒介融合；后者讨论普通大众在疫情这种极端时刻怎样以数字媒介来组织自身的日常生活。本文强调的感官视角的媒介研究，在相关领域已经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如艺术领域米歇尔等关于视觉媒介、视觉文化的研究，技术哲学方面如斯蒂格勒关于智能技术、自动化社会的研究，后现象学如伊德对于技术具身化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感知与数字媒介关系的研究。本文期望在这一路径中，以当前急速发展的智能感官体验为基点，聚焦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探讨数字媒介实践是如何历史性地引领一个传播新时代的来临，以及在这个进程中，传播、媒介如何获得了崭新的意义。
　　
媒介融合：整全性感知方式的复兴
　　迄今为止，大众媒介机构对于新技术崛起最集中的反应是，媒介融合。在遭遇新媒体的剧烈冲击后，传统媒体机构的应对措施是，采取多样化技术形态来进行媒介文本呈现方式的改造，这恐怕是初级阶段传统媒体理解的媒介融合的主要内涵。简单说来，就是媒介文本用融合形态予以呈现。但文本形态的融合，并非像文字报道换一个写法那么单纯，它不可能局限于文本形式本身，而是引发了媒介机构内部的一系列变革，触及大众媒介的体制机制问题，后续震动亦接踵而至，逐步超越了新闻传播领域，媒介与社会及大众的关系开始发生基础性变化，帕克所言报纸产生之时作为新闻、舆论之街谈巷议替代品的信息功能已经被突破。一些媒体从业者认识到，媒介融合，就是要重新找到媒体与社会融合的新型方式。诸如相信文字的力量、坚守主流媒体的定位、内容为王等观点，单独看来没有错，只是脱离了当前媒介技术发展的具体语境，很难落实到操作层面以挽救大众媒介的颓势。这些想法的盲点在于，没有理解技术变革带来的不仅仅是媒介形式的变化，更是媒介格局的整体性改革，乃至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再造，其中包括媒介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结构性转变。在这一系列变革中，易为人所忽视但也最为基础的是，人类感知方式的变化。所谓基础，意味着这是个体接触媒介的首要环节，人类与世界的接合必然要通过感官；基础的另一层意思是，个体感知方式的变化，将引发社会感知模式的整体性更新，而这一更新，不但会触发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更将导致文化模式、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因此，从这个视角看，媒介融合，是人类既有的感知方式的重组与再造。
　　关于媒介融合，人们重点关注的是未来发展趋势。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融合是基于分开的现实，媒介为何又是怎样分开的呢？为什么媒介融合在当前成为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趋势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有怎样的关系？融合过程中这些被分离的社会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源头问题的追溯有助于将媒介融合作为一个历史性问题来思考，而不仅是将其局限于新闻传播业的内部操作层面。新型传播技术的发展，已经将媒介带到了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媒介融合的议题已经不可能在既有的传媒业态视野中得到有效解释。
　　大众媒介为何处在分离的状态？因为媒介技术切割了人类的感官。从感知视角考察，人类感知的原初状态是全感官在场的，最初的媒介就是整全性的身体。口语传播是人类文明早期最重要的传播形式，借助声音媒介的传播，参与者必须面对面在场。口语传播依赖多重感官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听觉。以往传播学研究较少涉及对感知状态的考察。针对早期口语传播，传播学较为突出修辞学，重点关注语言的技巧策略。比如在谈及亚里士多德对于传播学的影响时，强调他提出了“语义学”理论，即语言使用的抽象规则，但却忽视了他突出感官对于理解真理的重要作用（杜斯，布朗，2017：11-12）。又如，提出挑战性问题以激发学生思考与师生互动的“苏格拉底方法”，被视为口语传播的一个典范，至今仍然被广泛运用在教育中，但传播学研究对此关注的重点是语言互动方式（杜斯，布朗，2017：17）。苏格拉底推崇口语传播、反对文字的理由远比这些丰富。他认为文字会使人类的思考能力退化，因为“文字只是话语无声的影子，无法记录它们的语音、呼吸和灵魂，词语会从它们被说出的语境中抽离”（普克纳，2019：120-121）。文字将人类的记忆外化，削弱了人类的记忆能力。对于具象语境的强调，是传播学研究较少关注的苏格拉底捍卫口语传播的重要因素。这个语境，不是抽象意义上交流互动的社会背景，而是包含了身体（表情、姿态、占位等）、空间、场景甚至器物的具象环境，是所有感官在场的可感知环境要素。口语传播的在场是全息、即时、不可重复的，参与者全感官的感受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语言媒介的致命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受制于时空的毁灭性限制。正因为此，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不惜违背老师意愿，用文字记录下苏格拉底的思想。如此，文字的苏格拉底才得以挣脱时空囚笼流传至今。
　　文字，便是媒介技术对于人类感官的第一次大规模分割。自此，视觉开始脱离感官的整全性，漫游于身体原本无法企及的时空。这一去，数千年不曾回头。
　　一部媒介发展史，就是人类感官不断被分割的历史。伴随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人类感官逐渐分化并加以时空延展。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工业化、电子化是两个关键点。克拉里写道，“19世纪时，‘感官分离’之势沛然流行。身体的版图在工业层次进行重划，于此背景下，触觉与视觉随后终于分了家。触觉原本是视觉的一个概念组件，如今视觉失去了触觉，这意味着眼睛解除了触觉所体现的指涉网络，并且脱离了它对于被感知空间的主体关系”（克拉里，2017：32）。德波也描绘了20世纪“景观社会”，这是一个“以‘眼见为凭’的方式直接感知的世界，因此，无可避免地，奇观势必将人的视觉感官提升至原本由触觉所占有的特殊地位；而视觉作为五官中最抽象，同时也最容易被欺蒙的一种感官，天生就最容易适应今日社会的普遍性”（克拉里，2017：32）。媒介技术对于感官的分割，首先是从个体感知开始的，随后这种分割通过社会的组织化、制度化加以运作（建制化的大众媒介就是这种运作的突出体现），实施着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的重组，渐渐地成为社会主导的整体感知模式。印刷技术发展出报纸，录音技术造就了广播，模拟影像技术催生了电影和电视。媒介技术介入个体感知，继而扩展为社会的组织制度方式，以及社会的整体文化方式。
　　本雅明以“讲故事的人”与小说以及报纸相对照，讨论了整全感官在场的传播与感官被技术所分离的印刷媒介的区分，这个研究有力地显示了媒介塑造感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这种区分呈现在讲述主体、叙事方式、文本特征、讲者与受众（听者）之关系、传播方式与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讲故事的人是全感官在场的，他与听者的互动是亲身的经验，这个经验超越了话语文本本身。本雅明在此篇名作的结尾处写道，“寥寥数语，便将心、眼、手连在一起，三者的互动协调形成了一个实践。我们对这一实践已经很陌生。手的功夫在生产中越来越卑微，在讲故事中的地位也日渐荒废。（说到底，在感性方面，讲故事绝不仅仅是喉音的功夫。在地道的讲故事艺术中，手势的作用不小。工艺练就的手势以千差万别的姿态支撑着表达的意义）”（本雅明，2012：117-118）。由此，本雅明突出了多重感官在交流中的重要性。当讲故事为小说或报纸所替代，文字尤其是印刷工业便主导了社会感知模式。在本雅明看来，这意味着人类真实的经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衰落， 它也为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奠定了基础，“讲故事需要多重感官和集体交流，而印刷术的诞生象征着讲故事的衰落。书籍的广泛应用随之而来，为现代社会中单一感官传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条件。在社会层面上，从讲故事向小说的转变与共同体瓦解联系在一起，这是从集体社区向个人主义社会结构的过渡”（康在镐，2019：32-33）。概而言之，技术发展致使感官不断切割、分离，大众媒介建立在某项技术支撑的单一感官（或者是一两个强势感官）传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或可说，这种由大众媒介造就的感官分离状态，正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构成性深层要素。
　　当今媒介融合的一个直接促发因素是数字技术的崛起，这种整合感官的技术，促逼着分离的媒介重新整合。当然，这种整合无法在人类有机体内部实现，而是须借助智能媒介技术，将分离的媒介聚合在一个电子器官比如手机这样的移动终端上，创造出智能感官系统。这可以解释为何数字媒介和人的关系无法以大众媒介的既有功能去套用，因为媒介不再只是诉诸人们单一感官的信息系统，而是整个人体的多重感官与外界全面接合的节点，数字媒介时代，人的所有社会活动都趋向于以媒介作为基础性要素。
　　超越文本形式的融合，是主流专业媒介机构发展的大势所趋。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展“你的地方”，展现了澎湃新闻这样的新型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个项目的生产和传播方式都与一般传统做法不同，包括澎湃新闻的线下活动、线上报道、上海当代艺术馆的现场展示，等等。新媒体呈现与实体空间的身体实践相互渗透，贯穿于媒介生产与大众参与的全部过程。整个项目是以一份城市地图为线索展开的，“以80年前出版的《上海市行号图》为基底，鼓励人们跳出既定的叙说框架，来发现和表述一种属于自己的地方。回答‘这个地方何以会成为你的’。希望大家以切身相连的地方为起点，获得对这座城市的体认”。①澎湃新闻的报道是从媒介生产的源头开始的，分成十几个以地图为线索的城市发掘项目，如顺昌路的历史与现在、濒临消失的老城区路碑、专营上海小吃的“苍蝇小馆”，等等。澎湃新闻在线上发布信息招募普通市民，组成项目小组，围绕着主题，进行诸如城市空间行走、街头戏剧表演、人物与场景拍摄、老物件的收集与整理、手工艺制作等等进入城市现场的实践活动。比如北京东路五金一条街的项目，参与者获得一百元项目费，用于购买小五金动手做成各类摆件，这既构成了现场展览的展品，整个过程成为媒介连续报道的内容。每一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差异性极大，但有三个共同点：其一，主旨是从具体的场景、空间、地点、建筑、物件中挖掘城市记忆与文化传统，并且用普通市民参与的具身实践制作完成一系列展品，这些展品以新媒体与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展出，如顺昌路旧时理发厅的老式烫发机摆放在现场，配合以相关人物的照片、文字和影像。其二，线上报道是从发布信息招募参与者开始的，项目进行过程以连续性报道加以呈现，时间跨度长达数月，呈现为强烈的连续性、过程性，生产过程与报道过程高度融合，媒介生产的后台前台的区隔模糊、消失了。艺术馆现场的观众参与，也融入展品，成为报道的新内容，如此形成了线上线下反复交织穿梭的过程。其三，大量使用各类新媒介技术，既有相对传统的声音、图片、影像技术，也有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的新型技术。如“苍蝇小馆”项目，现场安置着从街巷小饭店收集来的旧木餐桌、长条凳，桌上摆放着碗筷、酱醋瓶等实物，但桌上的饭菜却是照片投影。这是此次展览现场大众参与最热烈的项目，观展的人们围在桌旁或站或坐，不时有人拿起筷子指向虚拟的碗碟食物煞有介事津津有味地“吃着”。现场的这些互动参与场景，构成了展览的一个部分，也不断成为新的报道内容，而观者自行拍摄、上传，流转于网络中的图片、文字和视频成为自媒体产品。
　　这个个案体现了当前媒介融合的一种新型趋势，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媒介生产的工作坊方式，记者、艺术家、专家、普通市民共同参与，打破了传统的采访者与采访对象围绕着内容素材的采集模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媒介“生产共同体”；二是生产的内容，融合了虚拟符号叙事（文字、声音、影像、混合现实）、物品的摆置（物质性）、表演性身体行动（实践）等；三是媒介生产呈现为过程性、场景化、实践性（行走、制作、表演）；四是突破了静态作品的文本性，出现了多类型的文本，媒介报道及大众线上线下的参与交流，构成动态的、连续性的、跨越媒介形态、交织多重网络的新型文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符号叙事与身体实践融合的新型生产与新型文本，建立在媒介技术创造的智能感官基础之上，智能技术的综合运用，突出个人化、日常化、场景化、肉身化的体验，由此，媒介融合创造的新型社会感知模式，使得实体空间的物质性网络可以与虚拟符号叙事的网络打通、连接，从而创造出新型的社会文化意义。体现在这个个案中，即是整合了物质的、地点的、历史的、文化的多重网络，经由整全性智能感官的在场，创造了有着复杂感官体验的城市地方感与历史记忆。这种媒介融合预示着整全性感知模式以智能媒介的虚实融合方式在当下的复兴。这种复兴不仅仅是指智能技术不断趋向于自然身体感知的模拟，而且是正在创造人类前所未有、超越原始状态的新型感知方式。
　　
手机：疫情间凸显的电子器官
　　智能媒介在此次疫情期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大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主体。手机这样的智能终端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电子器官，大众媒介的功能定位——社会的信息系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并非仅仅是“人人都有麦克风”层面的，即所谓普通人都可借由手机这样的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用新闻传播学专业术语说，是人人都可以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消息来源和产品生产者，从受众转变为传播者。此次疫情中智能手机展现的重大突破远胜于此，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媒介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生存要素；二是媒介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基础性架构。近来网络盛传哈尔滨公交车上的一段视频，一位老人因为没有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遭到司机及众多乘客的批评、指责，甚至出现了“为老不尊”这样侮辱性的语言，视频的结尾是民警以“这是国家的规定”带老人下了车。经历过此次疫情的人们，恐怕都能够体会这其实并不算是一种极端的情形，尽管短视频的展示似乎有那么点戏剧化。这一幕非常典型地呈现了当下中国日常生活场景中手机的意义，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是大众须臾不能离身的物件，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几乎都依赖手机作为中介，而社会管理及其运行也是以智能媒介架构的网络为基础的，或可说，当前人类是生活在手机上的。这个移动终端和大众媒介时代的电视无法同日而语。手机之所以能够潜入社会生活的基础层，从本文的出发点感知视角看，是因为它实现了多感官的融合，创造了多维度的体验与在场，如此，能够将分属于不同社会领域的网络整合在一起，集于一个媒介终端。这些社会系统原本被各种边界区隔，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私人与公共，工作与休闲，等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需要通过不同接口分别接触不同的平台，才能连接到这些社会网络中。而手机这样的移动终端打通了众多的边界，将被大众媒介分割的感官重组。广播、电视这类仅供被动观看的媒介，之所以渐渐地被手机替代，因为它们缺乏后者勾连多重社会网络、整合社会生活的潜能。与大众媒介比如电视相比，手机却越来越趋向于专属，这不仅仅是说手机可以接受个人的信息，更意味着手机成为组织、规划个人生活的装置，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连接都以手机为接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机正一步步成为人类的电子器官。
　　从感知与媒介的发展历史看，智能媒介仿佛是原初人类整合性感觉的一种回归，这个转折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感官的分割，以及这种分割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并非从大众媒介开始，而是已经经历了极为漫长的过程。也正因为此，当前媒介技术对于感官的重组，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数千年以来的革命性事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古希腊哲学始，感官在认识论中就占有非常重要之地位，“自古典时代以来，对人类知觉的研究就是以五种感官为对象，我们的心灵正是通过他们来获得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的。这五种感官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考斯梅尔，2001：导言4）。在人类早期哲思中，这些感官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差距甚大，“感官等级制”坚固地存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中。在这种认识论中，区分五官在知觉中的作用，主要依据“感官活动中肉体明显被卷入的程度”（考斯梅尔，2001：3），“实际上，在西方哲学所有对感官的分析中，对象与知觉者之间的距离一直被看作认知、道德和审美活动的条件。身体性的感官之所以是‘低级的’，部分地就是因为感知对象与感觉者的肉体之间必要的距离过近”（考斯梅尔，2001：4）。从这个预设出发，最受推崇的是视觉，在《蒂迈欧篇》中，视觉被看作理智活动的同伴：“在我看来，视觉是于我们最为有益的东西的源泉，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过星星、太阳和太空，那我们就不可能有用来描述宇宙的语言”。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著名的洞穴比喻，也是以视觉作为隐喻的（考斯梅尔，2001：9-10）。Hans Jonas以“高贵的视觉”为题，追溯了西方哲学关于感觉与认识之关系的理论传统，再一次确认了视觉在高级精神活动中至高无上的作用。“我们不妨将视觉的独特性称之为图像表现（image-performance）。此概念中的“图像”一词指向如下三个特征：展现一个集合体中所有元素的同时性，对于感觉影响之因果关系的中性化，空间与精神意义上的距离感。通过考虑这三个特征，我们希望不仅可以通过感觉自身，而且还能够以人的感官为经验，评估感官在更高级的精神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对感官现象学有所贡献”（Jonas， 1954）。Jonas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视觉所及处，心智必然到达”（Jonas， 1954），一语道破感官等级制的实质，即两元对立观中对于感性身体的贬斥。正如考斯梅尔对此观点所概括的，“视觉哺育了理智及其普遍化的能力，身体性的感官对这种活动毫无裨益，而只是使人在感觉的时候沉浸于身体的特殊状态”（考斯梅尔，2001：37）。也正是在视觉与理性的连接意义上，Jonas强调了柏拉图以“灵魂之眼”、“理性之光”赋予视觉以优先性对于后世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Jonas，1954）。视觉高贵说再次确认了形而上学哲学“永恒高于暂时、普遍高于特殊、理论高于实践”的两元论（考斯梅尔，2001：44-45）。这个清单还可以有一连串的变相版本，比如，心智高于身体、理性高于感性、男性高于女性、公共高于私人，等等。形而上学传统中，感官对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否有助于理性是判别感官的主要标准。
　　这种两元对立观，由工业化时代的印刷、广播、影像等大众媒介实施了进一步的强化。但与此同时也遭遇了理论和实践的猛烈抵抗，这种抵抗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一部分。对大众媒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揭示大众媒介突出意识在传播中的作用，轻视物质、身体，这也就遮蔽了传播的具象语境，以及传播与地方性存在感的关联。大众媒介重在将传播理解为脱离地方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意识活动，感知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与影响被忽略。二是指出大众媒介将个体感知建制化的结构性运作，采用工业化、商业化的方式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感知方式。由此，大众媒介的群体观看，取代了个体在不同环境中的主观感受及其多元视角，以大众媒介的集体观看替换个体性的独特体验，由此威胁到了个体主体性，以及个体与地方文化的活生生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感官视角的媒介研究，是对视觉偏向的、文字的、文本的、转喻的、理性的、去身体化的现代性媒介研究的“强大反动”。在实践层面，随着智能媒体的崛起，多维度的身体感觉重新回到传播实践，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主体正在由身体主体、智能身体主体所替代（孙玮，2018）。如果说电视是凭借影像技术将视觉推向巅峰状态的媒介，那么智能手机，则是数字技术重新整合多重感官再造智能身体主体的媒介。按照德布雷媒介圈理论，电视和手机是处在不同媒介圈的媒介，象征了两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手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不可能用一个观看电视的“看”字概括。
　　有多个研究报告表明，总体而言，新冠疫情以来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和内容，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和拓展。对隔绝在家里的人们而言，手机仿佛是长在身上了，须臾不可离开。接受新闻信息了解外界情况，是社交媒体与大众媒体最为接近的一个功能，当然也只是表面看来的接近。而凭借与亲朋交往、展示自己、接触陌生人等这些功能，手机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社交，更是变成了组织各类社会行动的手段。手机与大众媒介区别最大的作用在于，成为个体组织、规划、实施日常生活以及与社会接合的平台。手机一举囊括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工作、消费、餐饮、教育、医疗、娱乐、锻炼、交通、出行（出入公共场所）等等，都离不开手机这个电子器官。手机通过与身体各类感官的接合，以及对多重感官的整合，成为人与外部世界的一个全面性中介。
　　分身的在场，是手机这种社会感知模式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这与本雅明描绘的影像时代的“分心的观看”形成鲜明对照。手机支持的智能感官系统，创造了多感官沉浸式的体验与在场方式。多感官媒介形态的组合式冲击，尤其是疫情中大幅度增长的视频传播，形成了理性与感性的多重交织。这种感官体验刷新了有史以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本雅明在论及现代性感知模式时，特别指出，“分心中的接受在所有艺术领域越来越明显，并且是感知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征兆——分心中的接受在电影中找到了真正的训练场”（转引自康在镐，2019）。本雅明认为电影代表了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震撼体验标准化的新型感知模式，他承接克拉考尔的思想指出，这种分心的观看，与古典时代的专注与沉思形成对照，不但推动了社会文化重组，而且蕴含了大众解放的潜能，显示了新型大众文化和城市体验在大都市中的兴起，这被本雅明视为“分心的价值”（康在镐，2019：128-129）。在当前的数字媒介时代，分心的观看转变为分身的在场，基于当前的虚拟和远距离技术，人类创造了虚拟身体，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方式模拟、创造各种身体感知，以营造身体在场的“真实”感觉。这种虚拟现实技术与传统大众媒介技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即身体与技术耦合的交互性。虚拟身体在虚拟世界的在场，更多地依赖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制造一种身体器官的感受，以此实现了虚拟身体的在场（孙玮，2018）。这种分身在场的社会感知模式在此次疫情中体现得尤其充分。以真相为例，疫情期间大众通过多种感知方式，分身在形形色色的媒介场景中，体验着瞬息万变的现实。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微博、微信公号、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还有年轻人群的QQ以及几乎涉及所有人群的电话，等等，都成为人们感知真实的来源，手机成为人们通向世界的最重要接口。所谓刷手机，就是一个主体凭借众多的分身，在众多的场景中不断沉浸、转场感知形形色色真相的过程。这个真相的获得与大众媒介定义的真相有质的不同，因为分身、场景繁多，而且信息流量巨大且多变，以至于每个人都越来越多地根据自己的感知来配置属于自己的真相和现实感。在后真相的讨论中，一些新闻专业人士常常抱怨大众感情用事，放弃了理性思考，这与本雅明时代保守主义者以古典艺术的“专注与沉思”批判大众文化导致的分心，何其相似。所谓后真相时代的非理性，与新媒体技术对于人类感知模式的塑造有直接关联，因此很难以贴上“假新闻”的标签并重申专业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手机分身在场的方式，已经悄然改变了新闻专业主义诞生时主要依赖大众印刷媒介定义真相的社会场景，大众媒介已经无法独占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信息系统的位置。数字媒介突破了信息范畴与再现模式，击穿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屏障，不停歇地重组流动的复合空间，因此得以深深地嵌入日常生活，媒介成为个体连接信息与行动的中介，由此成为个人谋划、组织、实现日常生活的平台，以及社会架构、管理、运作的要素。在其中，大众媒介只是作为信息片段被撷取。手机创造了新型的空间感，全世界的大众在疫情中第一次感知到全球这种空间感。它与国家、城市、社区、生活小区、家庭空间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时间方面，创造了多个并置的时间线索：比如，“疫情时间”，疫情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成为一个大众感知时间流的坐标；又如，传染病历史的回溯，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病毒时间”。这些多样化的“主观时间”成为影响甚至决定日常生活节奏的时间坐标系。这一切，都是手机已然成为电子器官的媒介引发的变革。
　　
感知媒介的未来
　　感官作为媒介的历史在数字时代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形而上学的崩溃，媒介再现说已无法成立。这个变革的发生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齐泽克评价康德的物自体理论时说，“在摧毁形而上学的路上只走了一半”。康德在这个闻名于后世的理论中，区分了以感觉作为媒介而感知的物体与物自体本身。他认为，对于有限的人类，事物在现象的现实中显现给我们的方式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而物自体是什么，永远不可企及（泰勒，2019：83-85）。齐泽克借用黑格尔的否定性理论认为，康德的分析还不够彻底，因为物本身“只不过是直觉的现象内在固有的限制罢了”。齐泽克承接拉康的思想，将象征秩序理解为现实的一个部分，我们无法从有形的实体的角度去理解它，这种不可名状的结构就是拉康所谓的“大他者”。在齐泽克看来，“在媒介当道的时代，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这种非物质性中介过程又进一步被媒介科技和形式所中介”（泰勒，2019：84-85）。在这个脉络的思想中，感官是人类通达世界的中介，而通过何种媒介获得感知，对于人类把握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康德到齐泽克，则是媒介涵义不断转换、媒介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过程。对康德物自体客观性的质疑，显示了媒介渐渐地摆脱手段、纯粹中介的地位，媒介本身就是人类可以感知的世界。形而上学两元论所预设的真实与再现、本质与现象等等，都瓦解了，媒介成为现实本身。
　　2020年最引人瞩目的媒介现象是直播，即时视频的应用场景突然蔓延至社会各个领域。疫情这种极端的生存状况，更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轮新媒体浪潮。所谓直播，其技术实质是最大限度地整合感官体验，以虚拟在场的感知创造现实感。此次疫情将之前主要局限于娱乐和商业的直播，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意味着几千年以来，媒介与现实的时间缝隙与空间距离正在被抹平，现实生活就发生在媒介中，媒介越来越难以从现实中剥离。一位中国城市规划学者这样描绘疫情期间的城市生活体验：“实际上，本次疫情正是这样一次有关逆转现实的实验。我们开始被迫接受电脑屏幕上的一次次会议结果和一次次带货购物，它们都是真实有效的。而近在眼前的巨大空城，因为看不到一个人影却开始呈现出巨大的幻灭感，我们越来越觉得，也许城市才是真正的虚拟空间。”由此，“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从现实R（Reality），走向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和混合现实MR（Mixed Reality），最终走向逆转现实RR（Reverse Reality）。所谓逆转现实，是指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认知和塑造，都将首先从信息流维度（也就是虚拟世界）开始，现实首先是信息的，其次才是非信息的”（张宇星，2020）。目前看来，这种状态并非疫情导致的特殊状况，而是一种显著的未来发展趋势。媒介技术不断地整合感官、塑造越来越逼近身体自然状态的虚拟感知方式，切割感官的旧时媒介技术注定逐渐边缘化。逐步趋向整全性感官化的新型媒介，不断悄无声息地置换现实，最终变成了现实本身。
　　当然，媒介感官化的发展并非一路通衢。人工智能技术突然展现出另一种可能，后人类主义者认为，意识或许可以脱离人类之肉身，以至于倡导身心一元论、身体主体论的当代学者不免担心身心两元论的回光返照，“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不愿意放弃对精神主体的想象，二元论则趁机维持其残存形态。进入21世纪以后，借助赛博空间、电子人、网络等时髦话语，柏拉图主义又借尸还魂”（王晓华，2019）。如果有朝一日技术能够实现将意识从身体中提取、主体仅凭意识就可以畅游虚拟空间，那人类肉身感官何去何从，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精神—身体的两元论或一元论，都涉及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媒介和感官的关系。即使是完全脱离人类肉身的机器人，与人类交流的方式也高度依赖感知，不可能避开主体的感知方式。
　　随着数字媒介的创造性实践渐次展开，媒介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拓展。感知视角的媒介研究力图在人类如何感知、媒介怎样影响感知、个体感知转变为社会感知模式的深层文化过程及其蕴含的权力关系、媒介经由感知塑造新型主体等方面，探索媒介特别是当前智能媒介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这个视角近年来吸引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是因为以数字技术作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信息时代迈向智能时代，这个时代的媒介技术特点是，越来越多地触及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如新型时空、虚拟实在等等，特别是新型主体不断涌现，如赛博人、仿真人等等，而这些都涉及人类感知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媒介技术塑造感官，是媒介影响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的、基础性方式，也是塑造主体的一种力量。最终指向的是人本身及其存在的方式与价值。
　　“不要触碰我！”成为疫情期间人类交往的首要规则。齐泽克在新作开头借用基督复活时对信徒所说的这句话（touch me not） （zizek， 2020：1），探讨了数字媒介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如何能够保持共同体间的连接。他疾呼人类感知、连接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全球的交流合作。“现在我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zizek， 2020：5），齐泽克写道。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感知，是新冠疫情带给全人类的重要反思与警醒，作为感知的媒介，愈来愈显示出重大的意义。■
　　
注释：
①参见澎湃“市政厅”栏目的相关报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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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玮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媒介哲学：新技术、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传播理论与范式创新研究”（18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中心项目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