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岩 任禹衡
　　【本文提要】八卦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学现象，具有信息、社会影响和娱乐三种基本功能，具有切实的演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八卦新闻是一种专门为大众社会设计的通俗新闻产品，包括常人八卦和名人八卦两个分支，且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形态。支持者将八卦新闻视为长期被忽略的底层民众进行身份表达和权力抗争的手段，故而提出“新”新闻标准以衡量八卦新闻之价值；批评者则认为八卦新闻对个人权利和公共法则的破坏大于维护，其所谓的权力抗争也止于参与的幻象。
　　【关键词】八卦 名人新闻 通俗新闻 公共领域 隐私权
　　【中图分类号】G210
　　讲八卦应当是少数几类人见人爱的活动。中英文语境中的八卦都兼具名词和动词两个属性，前者通常是指他人之是非；后者则是指谈论他人是非的行为。福斯特（Foster，2004）提出了八卦的三个核心维度：第一，主角缺席（third parties not present）。八卦是在场者对缺席者的信息交换。传播者对自己的谈论更适合被称为“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比如吹牛、炫耀、忏悔等；传播者对在场者的当面谈论更适宜被叫做“公共揭露”（public disclosure）或“公开嘲笑”（public ridicule）。第二，评价性内容（evaluative content）。八卦不能仅有信息，还需要包含传播者对该信息的态度；对信息的转述不能算作八卦。①第三，情境性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八卦的产生和阐释都依赖于情境。比如，普通人对邻居日常生活的谈论属于八卦，心理咨询师的类似交谈则属于职业咨询。因此，福斯特（Foster， 2004）将八卦定义为在默契场景中（a context of congeniality），对缺席第三方的私人信息以（正面或负面）评价性方式进行的信息交换。
　　八卦人人都讲，却又名声不佳，一言以蔽之，曰“恶俗”。八卦之“恶”常与“谣言”或“诽谤”相连，认为其传递不实信息、侵犯个体隐私、中伤他人名誉、损害人际关系（Rosnow， 2001）；八卦之“俗”则在于其不登大雅之堂，是琐碎的、无聊的、无用的，是“碎嘴皮子”、“嚼舌根子”，关注“鸡零狗碎”、“家长里短”，没有“正事儿”。然而，八卦又并非大恶大俗，而仅仅是一种小恶小俗。及至八卦新闻，则将他人隐私公开贩售以牟利。其内容肤浅、趣味低级，通过煽情性、丑闻类和戏剧化的报道，使得公众沉迷于私人事务而罔顾公共责任（Franklin， 1997），故批评者众。
　　八卦素无美誉，却人人耽之乐之；八卦新闻被学界大肆批评，却在市场上一纸风行。这种奇妙的对撞若仅以人们耽于享乐的“劣根性”来解释则未免太过轻慢。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人类行为，八卦产生的基础和存在的功能是什么？从个体间秘密传播的八卦消息到大众媒体公开传递的八卦新闻，八卦新闻何以产生和存在？其社会功能是什么？新闻的八卦性功能当如何评价？本文通过对欧美学界关于八卦和八卦新闻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试图梳理和回答上述问题。
　　
一、八卦的产生：一种演化论的视角
　　社会学和新闻学领域对八卦新闻的溯源往往止步于十七到十八世纪，将八卦新闻视为一种从新闻业中分化出的新闻类型，进而评价其社会性功能。这一视角倾向于将那些不符合功能主义的现代性取向的对象判定为负面的和劣势的。人类学研究则倾向于将八卦新闻视为与人类密切相依的一种社会行为，即八卦行为的现代形式，从而解释大众对八卦新闻的许多反现代性的迷恋与沉湎。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推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一书中，邓巴（2004）详细阐释了八卦产生的演化论可能。
　　同鸟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类人猿等灵长类动物都以强烈的社会性为特征。它们群聚而居。群居性动物的种群规模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种群需要扩张规模来抵抗天敌或者抵御天灾，从而维持种群的存活和繁衍；另一方面，种群的扩大势必伴随内部生存成本的提高，如食物的猎取与分配、配偶的争夺、后代的抚育等。外在的生存威胁刺激种群扩张，内在的利益冲突则制约种群规模的无限膨胀。这种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社会组织形态演化的核心力量。
　　为了平衡长短期利益，灵长类动物往往采取结盟策略，即个体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利益和义务关系。结盟的首选是血缘，其次是密友。梳毛（grooming）是灵长类动物最常使用的一种友善信号。它们互相舔舐毛发、挠痒痒、抓虱子等行为能显著刺激大脑的脑内啡肽分泌，使动物感到放松（Dunbar， 1998）——现代人类的拥抱、抚摸、亲吻也是一种灵长类梳毛行为。群体间梳毛行为的频率直接影响群体规模：成员间梳毛行为越多，盟友的数量就越广泛，群体规模就越大。由于还需要专门时间觅食和休憩，灵长类动物用于梳毛的时间上限是清醒时间的五分之一。时限的天花板直接设定了群体规模的上限：邓巴对哺乳类动物的观察表明，灵长类动物的群体规模通常维持在80个左右，而现代人类的平均社交圈为150人②（Dunbar， 1993）。这意味着人类产生了一种梳毛行为的替代手段。换言之，当生物性梳毛等社交行为影响捕猎等生存行为时，前者就要让位于后者，由此限定了种群规模；如果种群还要持续性扩张，就需要一种替代性手段来维持社交关系；一种新的梳毛活动呼之欲出：这就是语言。
　　语言首先是一种一对多的行为，突破了生物性梳毛活动中一对一的限制，从而提高了社交效率；语言又是一种伴随性行为，可以一边从事其他工作（如采集、育儿）一边交谈，从而突破了生物性梳毛行为的排他性，增加了人类社交的实际可用时间。由此，尽管人类的社交时长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相上下，但社交效率却大幅度提高，从而突破了族群规模的天花板，为人类后续的一系列演化提供了可能。
　　语言的具体用途可以概括为两类：社会性（social uses）和技术性（technical uses）。大部分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传递事实性信息（factual knowledge），包括如何制造弓箭、辨识猛兽、烹饪食物等，从而使得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成为可能。语言的技术性功能如此重要和神圣，以至于其他功能都显得不务正业。比如，讲八卦就显得人们有时间嚼舌根子而不是用来谈论捕猎技术或计算机技术的进展。然而，如果单纯为了传递技术性信息，语言本无须进化得如此复杂而迅速。诸如捕猎、种植、驯养等技术性信息在几百万年间变化得十分缓慢，人们只需要简单的语言就可以实现技能信息的代际传递（Dunbar et al， 1997）。但人类语言却极为复杂，这意味着是生存需求以外的动力驱动了语言演化。近年来的神经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只有当语言能够引起愉悦时，才能刺激大脑内啡肽的分泌；换言之，只有那些能够引起愉悦的语言才是“声音形式的梳毛”（Dunbar， 1993），才具有建立盟友关系、扩张种群规模的社会性意义。邓巴（1997）因此提出：语言是作为生物性梳毛这一社交行为的替代品而诞生的，社会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
　　
二、八卦的功能：信息、社交和娱乐
　　（一）信息功能 （Information）
　　八卦的功能首推信息传递。巴尔科指出，八卦被我们的祖先选中并保留下来，是因为它能提供生存所必须的信息。同至关重要但变化缓慢的技术性信息相比，充满变数的社会生活是八卦信息传递的内容主体，包括“亲属、对手、配偶、后代、搭档和高位者的信息……控制着资源、性行为、繁殖行为和死亡、盟友关系、政治参与、健康、名誉等”一系列社会交换中的核心信息（Barkow， 1992：628）。技术性信息的掌握程度影响着族群面对自然的生存能力，社交性信息的掌握程度则影响着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的生存质量。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需要获取并更新这些变动不居的社会信息，它们构成了八卦的主体内容。
　　八卦天然就是为了交换的。由于八卦多数起源于道听途说，因此天然需要通过交流和分享来验证，以提高其可靠性（reliability）（Suls， 1977）。罗思诺和法恩（Rosnow & Fine， 1976）观察到，八卦的交换价值极其类似于货币，取决于其即时性、稀有性、准确性。每有劲爆八卦诞生时，“吃瓜”群众们热衷于第一时间到达八卦现场。新鲜出炉的八卦意味着更亲密从而更可靠的信源，更短从而更低失真度的信息路径，以及更少人知从而更稀有的估值。即时性和稀有性决定了一个八卦的价值；相较之下，准确性并非八卦不可或缺的属性。纯粹娱乐型的八卦活动不要求参与者必须掌握事实性信息。即便你对一个对象一无所知，也不妨碍你参与一场八卦。八卦的协作性语言结构（collaborative semantic structure）如同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接入装置（Fine， 1977），参与者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发表议论、表达感悟、添油加醋，或引入另一个八卦。高度失真的八卦同样能够交换和流通。相反，那些守口如瓶的人才是八卦的“坟墓”。一个长期只听不说八卦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至少对于八卦爱好者而言，他们才是八卦活动中的“搭便车者”。对于与参与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八卦，准确性便是一项核心属性。譬如谁人升迁、谁人失势、空降上司隐秘的社会关系、某项规定出炉背后的复杂博弈等内容，实际上是披着八卦外衣的生存性信息。在规则明确的情境中，这类信息对生存的重要性受规则的制约而不那么重要，但是在规则模糊和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关于谁是敌人、谁是盟友的信息直接关乎个人的社会资本。这类信息恰恰又不会通过正式渠道公开披露，人们只能诉诸八卦这种非正式信息验证手段（Baumeister， Zhang & Vohs， 2004）。
　　（二）社会影响功能（Influence）
　　社会需要通过对规则的反复宣示来规约成员行为。八卦是最常见的一种规则传播手段，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Abrahams，1970）——凡能言者，皆可八卦。
　　八卦是一种间接性的社会规范习得行为。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规则习得过程。任何辅助这种习得的行为都对个体有利。同明确的规则和律法相比，八卦在具体的故事中传递了相对模糊的文化规则和道德规则的编码（Sabini & Silver， 1982）。一方面，八卦是观察性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的延伸。人们谈论他人负面八卦的过程也是一个习得何为“不可为”的过程；人们对流行八卦乃至陈年旧事的反复咀嚼，同时也是从长期存储的集体知识库中调取和习得规则的过程。通过观摩那些违反规则者的遭遇，人们无须以身试法，就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二手经验而习得社会规则（Fine， 1977）。更重要的是，八卦的习得性作用不随参与人的主观意愿转移。即使参与人没有习得规则的主观意愿，还是能够获得习得性知识。此外，从听八卦到传八卦是一个社会规则内化的过程，表明传者认同并理解八卦信息中包含的规约性内容。研究表明，经过传者自我加工的信息，在记忆和传播效果方面均有更好的表现（Fine， 1977）。当然，这也恰是八卦的吊诡之处：当人们通过谈论八卦来规约别人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更深刻的自我规约而不自知。
　　八卦能够强化和夯实社会规则，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八卦通常涉及那些违反规则的行为，如占便宜、搭便车、行为不检、离经叛道等。通过对这些行为的负面评价和反复传播，八卦承担了实际上的舆论监督功能，给违规者和潜在违规者以威慑，从而以最低的代价来规约成员行为（Stirling， 1956）。倘若没有八卦这种柔性监督手段，组织就不得不采取较高代价——如对成员的肉体惩罚、驱逐或毁灭——等手段来维护规则。无论哪一种惩罚，都会降低组织效率乃至消耗组织的有生力量。而八卦则是一种基于间接威慑的道德强制性手段，通过对个人权利的言语侵犯，反过来促使人们规约自我行为，以避免成为八卦的谈资（Gluckman， 1963）。
　　八卦是一种低成本的宣泄和净化（Stirling，1956）。不论社会如何宣示规则，组织成员间的利益冲突总是不可避免。放任个体冲突将影响族群的整体利益，由此，律法和魔法就分别成为公开和隐秘的冲突控制手段。各个文明都有所谓的“巫术时代”或“黑魔法时代”。巫师和术士们通过巫蛊、符咒等匿名方式宣泄恶意而不至于产生公开冲突。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们要求坏人受惩的大部分意愿通过律法就能满足，巫术和魔法的传统也随之销声匿迹。但律法并不能令人人满意。那些尚不违反法律的悖德行为或者法律并不支持的恶意攻讦需要替代性途径。八卦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巫术和魔法的文明化替代品”（Stirling， 1956：163），是一种低成本的敌意表达和情感宣泄的载体。它让人们通过口舌上的诋毁来达成想象中的满足，从而免去双方直接冲突而造成的现实后果。
　　八卦界定了群体的边界，强化身份认同。作为社会梳毛行为的延伸，参与八卦本身就包含了共享的时间、信息和兴趣，强化传者和听者之间的亲密度和信任感，从而夯实群体关系（Baumeister， Zhang & Vohs， 2004）。一方面，八卦依赖并源自于信任。八卦通常会发生在朋友之间，而不太会发生在一般的熟人或陌生人之间。只有传者认为受者足可信赖时才会发起一场八卦；而受者则需要通过参与行为来回应和表达信任。从不八卦的人不合群，因为他不愿意消耗时间来表达结盟的意愿，故难以被群体接受；但太八卦的人也会被边缘化，因为获取大量八卦意味着他需要在多个群体间游移，从而抵消其身份纯度；人们或许热衷于从他的口中获取八卦，但难以视其为“我们”群体的一员（Gluckman， 1963）。毕竟八卦只是维护盟友身份的手段，而盟友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力和忠诚。另一方面，八卦的阐释依赖于共享的历史。只有共享社会经验和历史方能够理解八卦的细微之处（Abrahams， 1970；Noon & Delbridge， 1993）。如果内部人士有意使用某些言语技巧，外人就很难参与到一场八卦中（Gluckman， 1963）。换言之，八卦是确定和宣示群体边界的手段；当人们参与八卦时，人们同时在确认自己与其他成员共享的知识边界。
　　（三）娱乐功能（Entertainment）
　　上述所列举的种种功能令八卦看起来身兼重任，这或许有些超出了八卦诞生的原初意义。斯派克斯指出，人们喜爱八卦源自于一种本能，因为八卦能带来纯粹的快乐：
　　权力、价值、同盟——将这些作为八卦的组成部分似乎有些出人意料。这忽略了八卦带来的纯粹快乐。大部分的八卦参与者以此作为他们参与八卦的原因：获得同好的愉悦、言语游戏的享受、自由表达的畅快、发掘秘辛的兴奋、以最小代价实现冒险的刺激等等。对自我的八卦会产生自我揭露的禁忌性愉悦；对他人的八卦则伴随着窥伺的战栗（Spacks， 1982：31）。
　　所有的上述快乐使得八卦成为一种治愈系谈话（healing talk）（Spacks， 1982）。讲八卦所产生的刺激类似于生物性梳毛，能够直接刺激内啡肽分泌，产生生理性愉悦。八卦能够供人打发时间，无需如处理技术性信息那样榨取大脑的注意力资源，从而实现生理意义上的放松；八卦是一种即时消遣，单单讲八卦本身就能获得快乐，而无需任何延时等待；八卦的传播者因占有一项别人不知道的信息而获得权威感，又通过传播这种信息彰显了能够自我表达的言语能力，从而获得自我肯定的愉悦；八卦又是一种低成本的刺激：背后论人短长的八卦行为是一种禁忌，它冒犯了追求公开、公正的组织法则，因此，每一场八卦都是一场冒险。当人们在谈论那些违反规则的八卦对象时，他们本身也在享受着挑战规则的战栗。上述种种快乐对八卦参与者来说几无成本，却收益巨大（Foster， 2004）。拉姆利（Lumley， 1925）因此将八卦比喻为“精神口香糖”（intellectual chewing gum）。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抱着消遣性目的投身八卦。那些旨在通过散布八卦而达到某种目的的恶意行为也具有这类娱乐功能吗？本-泽埃夫（Ben-Ze’ev， 1994）曾提出过一个非常讨巧的视角。他将人类行为分为内在价值型（intrinsically valuable activity）和外在价值型（extrinsically valuable activity）两类。前者是指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如听曲、观月、冶游等；后者是指行为本身是手段，行为的结果才是目的，如竞技比赛等。本-泽埃夫认为，八卦是一种内在价值型行为，只有唠嗑型的闲聊（idle talk）才是八卦；带有目的指向的闲聊要么是谣言、诽谤、恶意中伤，要么是科学分析（如心理咨询师讨论患者的病情）或其他外在价值型行为（Ben-Ze’ev， 1994）。这一说法将主观恶意性从八卦中剥离出来，通过窄化八卦的范围为其正名。
　　即便承认这种取巧性的分类，八卦本身依旧保留着非主观性恶意。当论人短长时，谈论者或许并未怀着诽谤那般明确的攻讦，但总是伴随着价值判断。尤其是对于负面八卦而言，将这类行为定义为“负面性”本身便包含了对行为者的恶意——人们总要认为他是有违法度、异于规则、不顺从的，才会以其为谈资，意图通过大规模的隐秘议论构成道德压力，迫使他付出代价或者回归秩序。此时，人们所怀抱的那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期待，那种“天道轮回，报应不爽”的快意，那种落井下石的痛快和幸灾乐祸的暗爽，又何尝不是一种恶意的消遣。韦斯科特（Emrys Westacott）在《恶习的美德》（2014）一书中总结道：个人从八卦中可以获得的益处有幸灾乐祸（别人的不幸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恶毒的快乐）、洋洋得意（讨论别人的失败或不幸能引发自鸣得意的感觉，让我们对自己的美德、能力或智慧洋洋自得）、权力的感觉（对被讨论主体或尚不知情的听众所产生的信息高位优势）、瘙痒般的快意（偷窥他人隐秘，并违反禁忌谈论这种隐秘的刺激）、情绪宣泄（发泄生气、受挫、怨恨、嫉妒或愤恨等消极情绪）等等。八卦满足的不是人们建功立业的丈夫豪情、报仇雪耻的壮怀激烈，亦非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种堂堂正正的人情缱绻，而只是一些人所共有而又不便宣之于口的、隐秘而幽暗的满足。
　　
三、八卦新闻的类型：常人八卦和名人八卦
　　人际传播中的八卦通常涉及三种对象：熟人、名人、特别的人（Ben-Ze’ev， 1994）。熟人八卦至今仍是人际传播的核心话题之一，后两者的奇闻轶事则随着人类交往规模的扩大，逐渐超越了人际传播的范畴而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八卦遂从一项人类社会的内在价值型行为变成了一种由专门社会机构从事的社会活动。本文将广义的“八卦新闻”定义为以个体的私人性、私密性信息为报道对象的新闻，涵盖“常人八卦”和“名人八卦”两类；狭义的“八卦新闻”则特指“名人八卦”。③
　　（一）常人八卦：诞生与功能
　　诞生于欧洲的八卦新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乡村的自治性被打破，成为整个工业世界的一环，进而诞生了对于远方的社会情况、原料、交通以及人的种种信息需求。与此同时，乡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城市如此庞大，以至于八卦信息超出了口耳可达的范畴。人们无法知道在纽约、伦敦或巴黎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于是那些原本“村头讲话村尾可闻”的人际八卦需要专门的中间商来中转，商业性八卦（commercialized gossip）由此诞生（斯蒂芬斯，2014）。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以《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为代表的通俗报业开始专门售卖常人八卦，举凡凶杀、暴力、色情……无所不包，在形式上则经历了从黄色新闻、煽情化报道和小报化三个发展阶段。④常人八卦的卖点是事而非人。尽管常人八卦的主角常换常新，但其主题乃至情节却十分相似，总是关于意外、狂喜、大幸、生死无常、善恶果报、身世浮沉……人类命运来来回回围绕着的古老母题。人们对常人八卦的关注并非由于主角的异常性，而恰恰在于主角的平常性。他们凝视这些平常人的异常故事；而一旦被命运选中，他们也将重复相似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报纸上所有惊世骇俗的头条，其实都是人间寻常事”（Hughes， 1968：211）。
　　同根植于熟人社会的人际八卦相比，诞生于商业社会的常人八卦在信息功能和社会影响功能方面都显著弱化。休斯（Hughes， 1968）在论述乡村报纸（country newspaper）时指出：在人人相熟的社会里，乡村报纸是口头传播的补充。在熟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直接相关，因此，熟人八卦是一种确切的信息。比如，某人因车祸住院了，亲友就要去看望、工厂就要重新排班、社区的义工活动就要安排别人替代……个人私事并非可有可无的消遣，而是与其他人的行为决策密切相关的讯息。只有在关系网络松散的城市里，陌生人的私事才消减了信息属性而强化了消遣价值。它表面上增加了人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但其缺席也不会减弱个体的生存质量和群体的交往质量。因此，常人八卦是一种非必需信息。
　　常人八卦也具有强化社会规则、习得社会规范、宣泄净化仇恨、界定群体边界等一系列社会影响功能，但其效力却远逊于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八卦。一方面，现代社会通过较为明确的制度和律法来规约民众的社会行为，明示的律法替代了聚落社会中八卦的隐性强制力；另一方面，城市群体的松散性和匿名性弱化了八卦通过群体孤立而产生的社会压力，削弱了常人八卦的道德威慑力。常人八卦最大的影响力体现为社会规则的反复宣示和社会规范的替代性习得（vicarious learning）。常人八卦的恒久主题是孤立个体和社会规制之间不断上演的冲突。它偶尔涉及上层社会的一鳞半爪，却总是充斥着底层同命人的生死无常。没有一个平凡人能够登上通俗新闻版；常人八卦总是关于命运的不寻常之处——偶尔是好的，多数是坏的，比如横死、自戕、骨肉分离、风尘辗转、一夜暴富、半生成空……这些日日更新的故事“不是关于传统的道德符码，而是一种活的道德，一种报纸的读者们每天都需要做出的个体判断”（Hughes， 1968：284）。人们通过围观这些平凡人的故事来习得并服从新的社会规则，完成乡民进城后的再社会化；人们通过谈论这些故事，获得与电车上的陌路人短暂交流的话题，从而铸造群体身份；大多数时候，人们还通过污名化这些不幸者的故事，来确认“守规则”的“我们”的群体边界（Park， 1923）。
　　（二）名人八卦：诞生、发展与功能
　　与常人八卦相比，名人八卦大众传播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详见闫岩，丁一，2019）。罗马时期的名人是君主或勇士，十九世纪初的名人是政治家、圣徒和社会活动家，十九世纪晚期的名人是政治明星和商业巨子等成功人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名人的主要构成从生产主义（商业、科学精英）转移到消费主义（娱乐、体育明星）的代表人物。后者并不是自然人，而是“一种个体化的公司实体”（Marshall，1997：83），他/她的脸就是商标（logo），他/她的一切皆可售卖。尽管伴随着诸多争议，名人新闻（celebrity journalism）在二十世纪初就成为正式的新闻类别，不仅拥有专门的媒体组织、发行平台和细分市场，甚至牢牢占据着严肃报纸的专门版面（Turner， 2010）。
　　名人从一种精神荣誉（英雄、勇士、贵族）转化为一种世俗勋章（物质成功），继而成为大众消费品的过程意味着“名誉作为阶级区隔时代的终结”（Hellmueller & Aeschbacher，2010：6）。有学者认为，明星的崛起是平权主义对特权精英的替代，标示着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述的“前政治权威”（pre-political authority）的没落。弗露迪（Furedi， 2010）则认为现代名人并没有取代传统权力，而只是拥有一种外包权力（outsourcing authority），其权力来源于自身的准魅力性（quasi-charismatic figures），⑤通过角色模范的示范效应而非权力精英的实际控制能力来施展权力。
　　由于名人——不管是作为权力代言人的政治和经济名人还是作为权力外包商的娱乐名人——的这种权力属性，部分名人八卦具有强信息功能。这种强信息属性同样来自于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型。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社会权力集中于少量精英阶层组成的松散联盟，政治的实际控制力来自于那些“自身地位不依赖于政治地位的人”（Mills， 1956：229）。政治人物的花边新闻——比如私生子、情妇、虐奴等，都不足以动摇其权力根本。随着社会结构从公众群落（a community of publics）到大众社会（a mass society）的变化（Mills， 1956），“有财产者和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少数选民被全体选举权和不断加强的投票竞选活动所取代”，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不再仅限于公众聚落通过代理人开展的政治辩论，而是拓宽至政治代理人通过大众媒体对民意的直接控制、管理、操纵和恐吓（Mills， 1956：264-265）。由于普通民众缺乏甄别严肃政治信息的能力（Smith， 2010），政治精英便通过一系列便捷性的方式左右民众认知，最常见的方式便是通过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常人”形象来调动民众对其政治能力的“移情”。这种“常人”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通过展示其私生活来实现，比如负责任的丈夫、有爱心的父亲和偶尔“可爱”的男人。严肃报纸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是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过滤器。尽管那时候政治人物也不乏丑闻、琐事和花边消息，但严肃报纸通常会过滤、淡化或有效引导民众对娱乐性内容的解读，守卫严肃新闻和娱乐新闻之间的界限（Zhou et al， 2017）。而如今，严肃报纸不再能够有效区隔政治和八卦，相反，社交媒体将两者有意地搅和在一起。人们曾经像追逐娱乐明星一样追逐肯尼迪的花边新闻、里根夫妇的伉俪情深和克林顿的风流往事，现在则像评论朋友或评价网红一样围观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作为传统精英的政治控制力和作为娱乐名人的角色魅力之间原本分明的界限变得模糊。政治精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公众的支持将直接影响其政治控制力。例如，1998年1月21日，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丑闻被曝光，当日美股下跌0.8%，随后，期权恐慌指数VIX大幅度波动。又如，2004年1月19日，风头正劲的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上突然发出怪叫，这一幕以“迪安怪叫”（Dean scream）为标签在各大媒体及平台迅速传播 （Zhou et al，2017），使其沦为笑柄，黯然退出初选……尽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述案例只是纯消遣信息，但股市和选举局势的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号：名人八卦对部分人群而言具有信息属性，是其提前嗅出实质性权力关系变化的前兆。
　　名人八卦具有强社会影响功能。在松散的、原子化的大众社会中，名人八卦是少数能够凝聚各阶层目光的事件。人们通过对名人八卦的反复传播，破坏其名声甚至摧毁其职业生涯，从而直接警示违规行为的后果，规约社群中其他个体的不端行为；个体通过对名人八卦的参与、讨论和传播，间接习得社会规范；名人八卦作为普通人的谈资，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knowledgebase），从而构建起一个凝聚受众的“知道社区”（knowable community）（McDonnell， 2011），促进群体边界的界定和群体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剥去“名人”光环以后的名人八卦往往具有公共性。人们对名人八卦的关注很容易扩展到泛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如对王宝强、贾乃亮等明星婚姻问题的关注实际上讨论的是现代婚姻中的法律和道德契约；对明星家庭教育方式的争论反映了现代育儿理念的多元与冲突；对德云社弟子吴鹤臣通过水滴筹募捐的讨论关乎社会资源的分配准则，对名人性骚扰事件的揭露乃至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则直指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对这类名人八卦的讨论已经超越了私人事务的范畴，而成为凝聚社群身份的公共事务，成为人们“叙述、协商和阐释集体经验并建立道德边界的符号”（Breese，2010：337）。
　　需要指出的是，名人八卦的社会规约功能所约束的对象不一定是八卦新闻的主角。名人八卦可能会影响政治明星，使得利益集团或政党更换其代理人，却不能动摇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权力精英则拥有更强大的独立性。商业大亨的花边新闻，如天猫总裁蒋凡的齐人之祸、澳门赌神的妻妾成群、三星家族的爱恨情仇、亚马逊创始人的劳燕分飞等都不影响经济权力的实际控制力。名人八卦甚至影响不了体育明星和社交名媛。比如老虎伍德的桃色新闻和帕里斯·希尔顿的奢靡生活一向是名人八卦的热门话题，但这既无法动摇前者在职业赛中十余年的统治地位，也无法改变后者所持有的上流社会血统。
　　只有那些依赖大众的关注而获取魅力型权力的名人，如影视明星，甚至是由大众直接制造出来的名人，如选秀明星、真人秀明星和网红才是名人八卦能够真正“一言兴之，一言毁之”的对象。民众对这类名人八卦形成的“众意”具有现实性后果。然而，这类名人本身拥有的就是外包权力而非实际权力，也无须被实际权力保护。一旦人们对某个名人失望，他就失去了作为角色模范的地位；大众只需要换一个新的偶像即可，并不会动摇名人—大众之间的魅力型权力关系，也不会影响名人作为外包权力角色背后的权力结构（Furedi， 2010）。人们因为消费这种名人八卦所获得的社会参与感，仅仅是一种权力有意抛出的幻象。
　　最后，名人八卦具有更强的娱乐功能。一方面，名人八卦具有更强的审美功能。名人们或面容俊美、天赋不凡，或命途通达、功成名就，人们在名人身上投射自我，“间接地过上了一种我们没有权利过的生活，奢侈、放纵、四海为家、狂欢、性爱、成就”（杜鲁瓦，1998：203）。然而，这种身份的差距总令人们感到不安。因为他者过于优越的社会地位意味着对资源的压制性掠夺。因此，人们尤其乐见高位者的坠落。斯蒂芬斯指出，“假如名人从不受挫，讨好名人的所有报道终将令读者感到沮丧。这其中发挥作用的是一种审美所必需的骄傲。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保持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必须相信英雄也会遭受命运捉弄，也会像我们一样犯错”（斯蒂芬斯，2014：72）。这种文化审美意义上的功能直接指向了生理意义上的愉悦。彭晓哲等（Peng et al.， 2015）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发现，名人的负面八卦能够显著激活大脑的奖励中枢。神经生物学家亚当·帕金斯（Adam Perkins）就此评论道：我们本质上是顶着洞穴人的大脑在现代世界跑来跑去。这种对名人生活的熟悉或许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从而视名人如同与我们直接竞争的同辈群体一样，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他们。而当一个名人走下神坛时，我们大脑的奖赏中心就被激活，就好像见证了自己部落里一个更成功的竞争对手的失败一样（转引自Macrae， 2015）。
　　
四、八卦新闻的批评
　　（一）底层的崛起：被“发明”的新闻和受众
　　八卦新闻是一种专为平民市场发明的商品。十九世纪最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平民阶层的崛起，这一改变重新定义了信息需求。时效性和准确性是精英阶层的信息需求标准，对于平民来说，瞬息万变的政治和经济消息并非他们生活的必需品。特别是在较为稳定的社会中，平民社会的变化平缓而迟滞，严肃新闻早一天或晚一天到来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实质影响。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持续的、能够长久谈论的消遣。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通俗报业的诞生回应了这一需求。从廉价报纸、黄色新闻到小报，通俗报纸通过八卦类的内容、煽情化的手段和猎奇化的风格，创造出了一个此前不曾存在的通俗新闻“市场”，成功培育了平民阶层对“新闻”这种无形的、非必需品的习惯性需求（Hughes， 1968）。帕顿因此指出，“廉价新闻首先创造了自己，其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公众”（Parton， 1855：145）。
　　在通俗新闻业诞生之前，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由民间故事（folklore）、廉价小说（dime novel）、低俗民谣（ballad）和民间说书人（story teller）共同织就（Hughes， 1968）。尽管这些文学和艺术形式有着久远的生命力，但同时也是古老的、不定期的、不稳定的、易变形的。通俗报纸则为底层民众创造了一个专门的现代文化空间：它每日发行、周期稳定、内容新鲜，勾连着每个读者的鲜活日常。它培养了底层民众的读报习惯，使他们进入由报纸构筑的现代社会；那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如同千丝万缕的纽带，每一个伦敦人都通过报纸上另一个伦敦人的故事，与其他的伦敦人相连，从而促进地方性认同；而八卦新闻中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内容，不论如何低俗化或简单化，都将民众的兴趣抬升至此前他们无法接触或无意接触的世界，由此同严肃新闻一样——甚至在一个更广的范围上——促进国民身份的形成。可以说，并不是通俗新闻的出现侵蚀了理想化公民，而是通俗新闻“发现”了此前被排除在精英报纸以外的目标读者（Hughes， 1968），使得这些由“女性、工人阶级或下层阶级、有色人种”构成的底层群体（less powerful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Masciarotte，1991）得以进入由报纸构筑的“现代文明”世界。
　　此前，这个世界是由精英阶层占据的。十八世纪古典民主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理想化的公民”（ideal image of the citizen），他们独立、理性、充分知情、参与公共事务并自由发表意见。他们依赖严肃新闻获取政治和公共信息，而对八卦新闻毫无兴趣。这种想象——尽管经典而美好——从未真实存在。实际上，他们只是公众群落时代拥有权力的少数人（Mills， 1956），是一般民众中的非典型者（atypical of the general public）（Nguyen， 2012：707）。占社会多数的大众则长期被主流文化所忽视。麦克奈尔指出，过分褒扬硬新闻而贬抑软新闻，实际上是“在‘神话化’一个此前从未存在过的严肃新闻时代；而即便这个时代确实存在，也仅仅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McNair， 2003：50）。
　　通俗新闻业的诞生恰恰回应了长期被忽略的底层民众的需求，使得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表达自身的兴趣和喜好。从这一意义上说，底层对八卦新闻的消费是一种文化身份的集体表达；是“社会大众，尤其是那些无力改变现实处境的人表达他们对社会不满的证据”（Fiske， 1989：117）；是边缘群体通过寻求“我们能够使用的新闻”（news we can use）来应对现实挣扎的手段（Bird， 1998：48）。他们对八卦新闻的戏谑狂欢是对权威经典的消解，针对同一信息的对立性阐释则可以视为来自底层的喧哗反抗（Glynn， 2000，转引自柯裕棻，2003）。八卦新闻关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和严肃媒体不屑于关注的领域——私人的、情感的、隐秘的，覆盖的是被权力阶层边缘化的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群体，传达的是现代理性的反面——猎奇、围观、猜测、谣言、捕风捉影和聚众狂欢。哈特利（Hartley， 1999）认为，上述趋势意味着媒体向边缘人群敞开了大门。后者从权力社会中的边缘人成为商业市场上的主流消费者，在日益丰富的媒介内容面前拥有了更多的自决权力（powers of self-determination）。因此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八卦新闻作为媒介内容多元性增殖的副产品，激发了边缘群体的民主潜能，是“民主化娱乐”（democratainment）的体现。
　　（二）走向和解：多元公共领域和多元新闻标准
　　如果延续哈特利的乐观主义，八卦新闻与严肃新闻，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之间似乎能够达成和解。
　　近年来，关于多元公共领域和多元公众的讨论渐趋明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政治权力的场所（locus for political power），故而具有单一性；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则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文化认知的仲裁者（arbiter of cultural recognition），因此具有多元性。在这个多元的公共领域中，既有主流公共领域，也有替代性公共领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后者是由底层群体和边缘群体构成的“次反公众……其成员通过发明和传播反话语对其身份利益和身份需求做出（与主流话语相）对立的解释”（Fraser， 1992：123）。
　　在多元公众并存的前提下，舒德森摒弃了对少数理想公民的想象，提出一个新的“好公民”（good citizen）标准。他认为，一个好公民无须如政治学者和新闻学者要求的那样，必须是一个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一个好公民应当是一个监测性公民（monitorial citizen），他不需要对每一件公共事务了如指掌，而只需要时时关注政治领域，“做好行动的准备以应行动之召唤”（poised for action if action is required）（Schudson， 1998：311）。大众对环境的持续监测无法仅仅通过严肃新闻业来实现，因为严肃新闻始终旨在——也只能——服务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部分公民，而非保持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Nguyen， 2012）。维持广泛受众群体的恰恰是通俗新闻。一方面，由于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需求或认知能力来处理严肃新闻，通俗新闻便通过将复杂事件简单化，“以方便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去阅读关于复杂事件的长篇文章的人”（Barnett， 1998），从而使得读者始终能够跟进政治和公共事务；另一方面，通俗新闻迎合了受众对八卦、消闲和娱乐信息的需求，培养受众的媒体使用习惯。如此，一旦重大事件发生，数量庞大的八卦群众才可能迅速接收到严肃新闻，及时转化为知情公众。
　　从这一意义上说，八卦新闻不仅没有分散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反而“开辟了普通民众和重要事件之间的通道”（Langer， 1998：159）。八卦新闻与严肃新闻之间并非对立竞争的关系，而是并行共存的关系，因此也不应以严肃新闻为圭臬衡量八卦新闻之优劣。呼应弗雷泽关于多元公共领域的论述，如果从文化认知而非政治认同的视域出发，新闻的评价标准便不应只在于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民众知晓和参与政治事务，还应当考量新闻如何有益于民众获得文化认同；便不再只是单一的信息性维度，而应该是多元的价值维度。而价值判断取决于效用评估：人们对严肃新闻的需求是生存性的信息需求，因此，时效性和准确性是其价值标准；对八卦新闻的需求则是休闲性的文化需求，因此，对它的评价标准应当是其在多大程度上易于理解、易于共情和易于传播。
　　扎勒的“防盗警报标准”（the burglar alarm standard）便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新”新闻价值标准。他认为，媒体应该停止向大众提供不必要的、持续不断的严肃新闻；它们应当像防盗警报一样，在关键时刻发出“兴奋和嘈杂的声音”来制造新闻狂潮，使得公共空间的任何角落都被穿透而无遗漏；而在没有重大新闻的普通日常，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应当有权利去关注他们感兴趣的私人议题、社会琐事和娱乐八卦（Zaller， 2003：122）。这一主张呼应了本节开头关于多元公共领域的讨论：严肃新闻和八卦新闻不应当被视为在一个公共领域内争夺同一个公众（the public）的竞争者，而应被视为在不同的公共领域内回应各自公众（its public）的协同者（cooperator）。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闻业，服务于公民社会的总体，而非分别服务乃至鼓噪着分裂的精英和大众。
　　（三）解放的幻象：信息和影响功能的双重失格
　　然而，哈特利“民主化娱乐”的乐观论调受到了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者的广泛质疑。关于八卦新闻孕育多元公众和多元领域的理论想象，将八卦新闻抽象为一种理想的信息形式，而回避了其作为具体新闻实践的种种现实问题。八卦新闻实践的危害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以个体旨趣为名，对八卦读者公共权利意识的侵占和侵蚀；二是以公共权利为名，对八卦对象私人权利的侵入和侵害。
　　其一，在信息功能方面，作为一种专门为平民阶层设计的商品，不论是常人八卦还是名人八卦，八卦新闻所提供的都是非生存性信息，仅有娱乐和消遣功能；那些真正与公共利益攸关的私事，如两性平等、家庭暴力、婚姻忠诚和社会资源分配等问题，即便自八卦新闻起，其广泛性的公共讨论乃至实质性的社会行动都是由严肃媒体、公民组织和政府机构等来挖掘和推动的。严肃新闻和八卦新闻的核心区别在于新闻是否指向行动（Hughes， 1968）。严肃新闻的着眼点是新闻事件，它将一个事件视为一类现实问题的缩影，旨在通过新闻报道引发公众关注，进而转化为公共参与和行动；八卦新闻的着眼点则是人，它将事件视为孤立的个体故事，旨在通过煽情手法调动读者兴趣，使其购买他人私事以取乐。多数八卦新闻提供的只是孤立性信息，既不增加个体系统性的知识储备，也不增加对类似社会事务的总体性认知，而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读者除了围观之外，并不能——也无须——对事件作出任何行动上的回应。这种伪信息功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替代效应（replacement effect）（Barnett， 1998），不但挤占了原本用于严肃新闻的新闻版面和播放时段，而且侵占了公众本来可以用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精力和时间（Postman， 1985），“当八卦登上高贵报纸，塞满本应用来服务社区真正利益的版面，无知和愚蠢平庸的东西被误认为非常重要也就毫不奇怪了……绯闻传言将阻塞其他事物进入人类头脑的通道，琐碎无聊的东西很快就能摧毁强有力的思想和细腻的情感”（Warren & Brandeis， 1890：196）。
　　其二，在社会功能方面，八卦新闻通过“人言可畏”的社会舆论对规则破坏者造成道德威慑，从而宣示社会规则、规约成员行为、确认群体边界。然而，上述理想化的社会规约功能在具体的八卦新闻实践中往往是通过对另一些社会规则的破坏来实现的。八卦新闻首先损毁的是公私权利的清晰边界，进而破坏作为社会基础的公共契约和公共善法则。
　　八卦新闻常常以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名义获得正当性。这种看似合理的辩护其实混淆了作为统治者的“公众”与作为被统治者的“大众”的区别。布鲁斯坦在对美国第一修正案和隐私权的解释中列举了新闻价值的三种目的性：满足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满足私人出版商的言论和发表权，迎合公众对他人私生活和奇闻异事永不餍足的欲望 。第一种新闻价值满足的是公众作为统治者的知情权，第三种新闻价值满足的则是公众作为被统治者的私人欲求（Bloustein， 1974：56）。然而，大众社会的特点便是两类受众的高度统一，八卦新闻遂以满足公众的公共权利——知情权——为名，行满足大众的私人欲求——对其他社会成员的私人事务永无休止的好奇心和窥伺欲——之实，以攫取暴利。
　　贩售隐私的八卦新闻所侵犯的并非仅是报道对象的个人权利。私人领域的合法性来源于人的“自然权利”，包括人格利益（interests of personality）、家庭利益（domestic interest）和实体利益（interests of substance） （Pound， 1915）。其中，人格利益是自然权利的基础，身体完整、荣誉/名誉以及信仰和思想是人格权利的核心（Pound， 1915）。八卦新闻通过兜售隐私，侵犯个体对象“作为人的尊严及其神圣性表征的神秘性和私人性”权利（王金礼，2017：174），从而动摇了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契约。早在通俗报业诞生之初，格雷利便明确指出，使公众知情（keep the public informed）只不过是伪善者“罔顾其更高责任伤害公共善”时的破烂托词。换言之，“‘告知’（inform）或‘知情’（be informed）不可以独立地成为新闻的目的性价值，在其之上还有许多远为重要的社会或个人价值……这些价值不可能寓于煽情新闻骇人听闻的犯罪、恶行等故事之中，相反，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却成为这些共同价值的颠覆性力量”（王金礼，2017：210-215）。
　　退一步说，即便八卦新闻的实践没有上述缺陷，对商业性八卦的消费也无法通往政治民主。往昔被严肃报纸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底层人群虽然经由通俗新闻的桥接进入了文化商品市场，但并没有因其消费身份而颠覆其阶级身份，其消费权利也不会自动兑换为公共参与和政治权利。多元性并不是一种内生的民主形式。相反，以多元化为名对公共参与的疏离和解构却更有可能导致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对世事的愤世嫉俗（Nguyen， 2012：706-707）。
　　八卦看似无害，但如果听任其广泛而持续地随意扩散，它终将成为邪恶的渊薮。实际上，它既使人猥琐又使人变坏。其所以使人变得猥琐，是因为它颠覆了人们对事物重要性的判断，使人不再追求深刻思想与远大抱负……受这种颓靡之风熏染，理想、热情不会存在，慨然豪迈之气也无从产生（Warren & Brandeis， 1890：196）。
　　更严重的是，人们对八卦新闻的消费和讨论造成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幻象。人们满足于对“公共事务”这种轻而易举的参与，以为围观、点赞和毁掉一个职业名人的声誉就是践行正义与公平，从而低估真正的公共参与公民运动的严肃性。这种替代性参与可能会消耗人们对真正公共事务的热情，或者消蚀人们在面临真正公共动员时的勇气。吉特林指出，新闻的娱乐化导致“公共事务的琐碎化，肥皂剧对公共话语的篡改，形成公共意志的机制失灵和崩溃……信息以及其他事物的琐碎化与左派和右派的原则都背道而驰。新闻的不连贯性、视野的分裂化、公共空间的个人化阻碍了所有持续性的政治动员”（Gitlin， 1997：35）。这才是八卦新闻对公民社会的真正危害。
　　特纳因此回应道：在“民主化娱乐”这个新提法中，“民主”是“娱乐”的一种偶然性和意外性的结果，“更广泛的媒体使用人群和更民主的政治参与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没有任何乐观证据可以支持，通俗文化提供了通往政治文化的可能性道路”（Turner， 2006：157）。
　　
五、局限与展望
　　严肃新闻与通俗新闻的争论由来已久。后者通常与软新闻、煽情新闻、黄色新闻、人情新闻、娱乐新闻等概念相连。这些不同的新闻类型既有相互纠缠的概念边界，又有渐进勾连的历史实践；学界对这些概念的批评则有时分而治之，有时笼而统之；批评多采取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考察其对古典民主社会理论和现代公民社会实践的影响。本文则试图跳出上述不同角度的新闻类型之辩，引入人类学视角，将八卦视为一种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人类学现象，进而以八卦的三大功能为主线，提出了“常人八卦”和“名人八卦”两种八卦类型，统一了私人事务报道这一新闻内容分类。
　　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缺陷是以需求来解释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本文从八卦到八卦新闻的转换也未能避免这种缺陷。为了文章布局的呼应，本文并没有对八卦新闻在三大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做详细阐述，也未能对“常人八卦”、“名人八卦”和其他新闻类型之间的区别一一辨析。研究最后引入了批判主义和文化研究视角评述八卦新闻，但囿于笔力，仅铺陈了不同学派的诸多视角，而憾未提出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评价尺度。■
　　
注释：
①有学者将八卦定义为广义的信息传播活动，只要是对第三方信息的持续性传播就算作八卦（Tannen， 1990），但多数研究者认为，八卦的传播活动本身及其社会功能都与八卦的评价性属性不可分割。
②邓巴数（Dunbar’s number），又名150定律（Rule of 150），由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因而得名。该定律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
③尽管过往研究中并无“常人八卦”这种专门的提法，但其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接近Hughes（1968）提出的世情新闻（human interest news）。世情新闻是一种基于新闻写作手法的分类，常人八卦则是基于新闻内容的分类。本文以下部分援引关于世情新闻的论述，结合常人八卦的具体特征加以讨论。
④世情新闻、煽情性报道（sensational reports）和小报化新闻（the tabloids）可以视为软新闻（soft news）的三种层级。世情新闻是指那些着重开掘和强调事件的个体性、人情味儿的新闻。这类新闻基本上呈现了新闻事实但却将重点放在新闻人物上，旨在通过文学笔法的人物刻画，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Hughes， 1968）。这一定义着重强调新闻报道的内容类型和报道取向。煽情性报道是指那些以激发读者的感官刺激和情感唤起为目的新闻报道（Grabe， Zhou & Barnett， 2001）。这类新闻往往呈现部分事实、经过拼接的事实、未经核实的线索以及记者的主观臆测，其“事实报道”部分的功能服务于刺激读者生理或精神反应的需要。这一定义侧重新闻的报道手法，而不太强调新闻内容的区分。最极端的是小报化新闻，是指那些捕风捉影或者干脆胡编滥造的内容，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夸大其词的语言和移花接木式的手法炮制出的“新闻”。这类新闻几乎毫无真实性可言。“小报”既是一种报纸形式，也是一种报道手法。
⑤此处的“准魅力角色”援引自马克斯·韦伯所述的权力的三种合法类型：传统型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的合法性基于惯例或世袭；魅力型权力（charisma authority）的合法性来自人们对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信服和崇拜；法理型权力（legal authority）的合法性则来自人们在认同普遍法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权威认同。Furedi（2010）认为，现代社会以质疑一切正式权威为时尚，体现出从权威崇拜到权威“驱魅”（disenchantment）的趋势。因此，实际权力的拥有者越来越不愿意展现权力，而是通过权力的外包转移给了职业名人的方式，借其自身的魅力来示范社会准则，从而间接实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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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岩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禹衡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RMXY2018C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