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慧 李海燕 钟玉鑫
　　【本文提要】在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记者角色是新闻业认同的话语表达和实现。本文以“记者角色过程模型”的四个核心概念为线索，梳理过去半个多世纪国外新闻学界有关记者规范、认知、实践和叙事角色的研究，勾勒了一幅普适性和在地性、延续与变迁并存的新闻文化图景，展现了记者在创建、维系、协商、重塑新闻业认同方面的能动性。未来研究可以循着既有的理论进路展开，持续推进理论建构和创新的同时，进一步释放质化方法在记者角色研究方面的潜能。
　　【关键词】记者 制度性角色 新闻业认同 过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G214
　　记者角色，即作为一种职业的记者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职能，影响记者对新闻工作重要性的理解和评价。过去半个多世纪，记者角色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显题。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整体存在两方面问题：概念模糊，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记者角色；理论匮乏，缺乏整合性理论框架来衔接宏观的新闻制度分析与微观的记者态度研究。基于对既有研究局限性的观察和反思，2017年，哈尼奇和沃斯提出“记者角色过程模型”，尝试明晰概念边界，联结宏观与微观分析（Hanitzsch & Vos， 2017）。
　　新闻业认同，指新闻业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职能。此前，这一概念与记者角色或被严格区分，或被完全等同（如用“媒体职能”、“媒介角色”来指代记者角色）。哈尼奇和沃斯指出，记者角色是新闻业认同这一更大的意义框架的核心，是后者的话语表达和实现（Hanitzsch & Vos， 2017）。考察记者角色，可以反观新闻业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职能，是理解新闻业认同的必经之路。更重要的是，记者角色在约束记者观念和实践的同时也被记者的话语实践加强或改变。它因此成为宏观与微观分析的接合点——聚焦记者角色，既可以洞悉制度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又可以观察个体行动者在维系或促成制度改变中的作用机制——原本相对独立的制度分析与个体研究因此整合为“一体两面”。
　　在过程模型中，哈尼奇和沃斯将记者角色分为四个层次：规范角色，关于记者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的价值、态度和信念，承载社会对记者的角色期望；认知角色，记者想要承担的角色，为他们的新闻工作提供具体指导的个人愿景；实践角色，记者在新闻工作中实际承担的角色；叙事角色，记者宣称他们在新闻工作中承担的角色（Hanitzsch & Vos， 2017）。这四个层次的角色会经由五种机制联结在一起：记者将可行的规范角色内化，形成认知角色；在环境允许的前提下，记者将认知角色付诸行动，产生实践角色；记者展开对实践角色的反思，形成叙事角色；经由反复的话语实践，叙事角色得以常规化，促成规范角色的强化或修正；叙事角色与认知角色存在抵牾，记者尝试协商，在不同程度上调整认知框架以消除其间的差异。哈尼奇和沃斯认为，记者角色研究的重点就在于持续考察四类角色的形态及其转化机制（见图1）。
　　过去十余年间，全球新闻业经历了持续、深刻的转型，新闻工作的形态、规则和环境都在发生改变（Tong， 2019）。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意义框架的重构。什么是新闻业，什么是好新闻、好记者，答案充满不确定性。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赋予话语视角下的记者角色研究以显要性。后者允许研究者从具体可感的概念入手，在关联性的视野内考察不同层次记者角色的形态及其转化机制——特别是记者如何在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如市民记者、社交媒体用户的意义争斗中了解他人对新闻业、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期待，将这种期待内化到观念之中，指导行为并对其展开反思，进而促成观念和规范的调整，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最终从整体上揭示新闻业认同重构的动态过程。
　　作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记者角色过程模型”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核心概念和理论进路。遗憾的是，哈尼奇和沃斯在介绍这一模型的过程中，并未详细阐释这一模型的理论基础，以及系统梳理围绕四个核心概念展开的既有研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后来者对话语视角下的记者角色研究的理解和参与。本文立意弥补这一不足。首先，详细阐述话语制度主义理论对记者研究的启发；然后，回顾和梳理过去半个多世纪国外新闻学界有关记者角色的代表性研究；最后，结合全球新闻业转型的背景，重申记者角色研究在理解新闻业认同方面的价值，勾勒未来研究的理论进路。
　　
一、作为话语制度的新闻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还原主义倾向（以个体偏好解释集体行为）的反思，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发生了新制度主义的转向。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兴起，强调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的拥护者在以下方面达成共识：第一，制度是社会的某种结构化因素，可能是正式规则和法律，也可能是规范、习俗或认知文化意义上的非正式因素；第二，制度具有稳定性，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因情境或目的的更改而发生变化；第三，制度约束个体行为，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制度变迁（河连燮，2014：160）。
　　新制度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新闻学研究的视野，用于提供理解新闻生产过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不同国家、地区、平台的新闻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相似性。最初，新闻媒体被视为政治行动者，归入“政治制度”的范畴，这源于新闻媒体在维系既有政治秩序方面的关键角色。在新闻工作惯例的制约和指引下，新闻媒体以一种高度一致的方式建构“政治现实”，赋予自身以权威性的同时，也影响政府、政党等其他政治行动者以及公众的观念和行为（Hanitzsch & Vos， 2017）。将新闻媒体视为政治制度，存在两点局限性：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政治报道只是新闻条线之一，更多记者负责报道文化、体育、娱乐等类型的新闻题材；强调程式化的新闻工作惯例在制度维持中的作用，忽视存在于不同媒体和社会中的多样化的新闻工作惯例，以及记者偏离、挑战甚至改写新闻工作惯例的潜能。话语制度主义理论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这两方面的缺陷。
　　兴起于21世纪初的话语制度主义理论，在两方面区别于此前传统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强调制度是一种话语，以及兼顾“结构”与“能动性”。在这里，话语既包括表达的内容，也就是观点，也包括互动过程，即观点的交流。任何一种制度，必须成为话语以及经由话语才能被个体思考、表达和实施，对行动者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话语允许行动者以一种相对疏离的姿态思考和谈论制度，这就为制度的改变带来了可能。在施密特看来，一方面，行动者具有“背景观念能力”，可以根据环境规则赋予给定的场景以意义，从而创设和维持制度；另一方面，行动者也具有“前置话语能力”，虽置身其中但仍能跳出制度去思考、表达和行动，在运用制度规则的同时能对其进行审思，能说服他人改变或维系制度（Schmidt， 2010）。通过强调沟通逻辑和行动者的前置话语能力，话语制度主义理论将“能动性”重新引入制度分析的视野，提升了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方面的效力，克服了此前传统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缺陷（马雪松，2017）。
　　受到话语制度主义理论的启发，哈尼奇和沃斯提出，新闻业也是一种话语制度，它提供共享的意义框架，规定什么是新闻记者、媒体和行业应有的价值观和行动方式，什么构成新闻业认同（Hanitzsch & Vos， 2017）。记者角色是一套关于新闻业认同的话语，它提供必要的标准，帮助记者应对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和不确定性，构成上述意义框架的核心。记者角色话语广泛存在于新闻伦理准则、新闻文本以及记者围绕新闻采编活动展开的人际交流、群组沟通和公共讨论中。在这类话语里，新闻业认同不断被表述、解释、强调或反驳，进而得以确立、维系或重构。经由对记者角色话语的分析，我们可以具体而微地理解新闻业认同的形成和变迁机制。
　　话语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内在于行动者，在约束行动者的观念、言语和行为的同时也被行动者的观念、言语和行为所创造和改变。在这一理论视角下考察记者角色话语，要求研究者既要关注记者角色在话语中的延续和一致性，又要看到它们的变迁和多样性，既要观察记者角色如何成为普世的标准并持续作用于记者观念、言语和行为，又要看到它们如何在记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如编辑、媒体主管、受众）的互动中被改写、重构，呈现出多样、复杂的外观。
　　延续与变迁，一致与变异，这两类过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构成同一硬币的两面。它们贯穿于记者角色过程模型的各个部分与环节，在不同类型角色的转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此，下文有关记者角色研究的述评并不按照时间序列的先后来组织，而是循着规范角色—认知角色—实践角色—叙事角色—规范角色的循环转化过程展开，在逐一梳理各类型记者角色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国家、地区的记者角色有何差异？第二，在时间维度上，不同时期的记者角色有何变化？第三，不同层次的记者角色存在何种转化关系？
　　
二、记者的规范角色研究
　　作为新闻业话语制度的一部分，角色规范界定“什么是好记者”，从而为记者的日常工作提供“话语脚本”。有关记者规范角色的研究常以新闻伦理准则为分析对象，致力于描述和比较各国新闻业对记者角色的理想期待。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系列调查，新闻伦理准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式进入新闻学研究视野（Himelboim & Limor， 2011）。研究者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寻不同国家新闻伦理准则的异同，如莱蒂拉关于欧洲30国新闻伦理准则的研究（Laitila， 1995），以及哈菲兹对欧洲、北非、中东以及亚洲穆斯林国家的新闻伦理法则的比较分析（Hafez， 2002）。早期研究并不直接涉及记者角色，但其研究视角和方法在之后的规范角色研究中均得到延续，为后者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2011年，希梅尔博伊姆和利莫首次通过分析新闻伦理准则来识别记者角色。研究者根据“参与”和“对立”的程度将记者角色分为两个维度，前者聚焦公众，反映媒体机构、组织和个人在宣导对社会多数人具有重要价值的议题和观点方面扮演主动角色的程度；后者聚焦权力阶层，反映媒体机构、组织和个人挑战权力阶层的程度。通过将伦理准则中的特定表述与这两个维度的记者角色联结在一起，研究揭示了不同媒体机构和组织的共同倾向：聚焦公众时，强调中立、无偏倚的记者角色；聚焦权力阶层时，偏好防御而非对立的记者角色，即在支持政府活动的同时防止腐败和权力的滥用（Himelboim & Limor， 2011）。此外，该研究还显示，不同国家的言论自由程度以及机构类型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新闻伦理准则中反映的记者角色的其他方面的差异（Himelboim & Limor，2011）。
　　规范角色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各国伦理准则均重视传播者角色，相对不太看重对立者角色，不同国家的伦理准则兼具跨文化的一致性和地域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其他层次的记者角色研究的结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国外新闻学界鲜少再涉足规范角色议题，这与其他几个层次研究的近况形成鲜明对比。
　　
三、记者的认知角色研究
　　认知角色是记者社会化的产物。从新闻学教育和培训，与前辈的交流，以及与信源、评论家、公众的互动中，记者了解社会对新闻业的期望，并将其中一些期望内化，完成社会化。认知角色的形成依托记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从这一意义上说，认知角色也是由话语生成，自然也是制度性角色的一部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对时政新闻记者的考察中，科恩就发现，及时、客观传递事实的“中立报道者”和对事实进行阐释、分析的“参与倡议者”是美国时政新闻记者最常扮演的角色（Cohen， 1963）。1971年，约翰斯通等人率先对美国新闻人员展开全国性调查，了解记者对媒体的“中立”和“参与”职能的看法（Johnstone， Slawskie & Bowman， 1972），揭开记者认知角色实证研究的序幕。此类研究多采用调查法，透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了解记者对不同角色的感知及重要性排序。
　　1972年，以约翰斯通等人的研究为基础，菲耶斯塔德和霍尔姆勒夫展开全国性调查，考察瑞典报纸记者心目中新闻界应该承担的职能（Fjaestad & Holmlov， 1976）。基于1982年的调查，韦弗和威尔霍伊特在“传播”（亦即中立报道者）和“解释／调查”（类似参与者）之外补充了第三种记者角色——“对立”，其表现是时刻质疑政府和企业的行为（Weaver & Wilhoit， 1991）。在1992年的调查中，他们又发现了“民粹主义动员”角色的存在，该角色突出表现为动员读者就社区或政策问题展开行动（Weaver & Wilhoit， 1996）。此后，越来越多的新闻学研究者开始采用调查法考察记者的角色认知。
　　在过去四十年的跨地区调查研究中，传播者、解释者、对立者和民粹主义动员者这四种主要角色的地位得到反复确认（Abdenour & Riffe， 2016）。尽管如此，一方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记者对不同角色的重要性感知仍在发生变化。以美国记者为例，韦弗和威尔霍伊特等人2002年的调查发现，相对于“传播”和“对立”，记者更看重解释者和民粹主义动员者角色（Weaver， Beam， Brownlee， Paul & Wilhoit， 2007）。2007年的追踪调查中，解释者和对立者成为最被记者看重的角色（Beam， Weaver & Brownlee， 2009）。2013年，威尔纳特和韦弗开展的在线调查的结果显示，解释者是1080名美国全职记者最认同的角色（Willnat， Weaver & Wilhoit， 2019）。
　　近年来，针对不同类型记者的研究，如阿卜杜努尔等人以165名地方新闻电视调查记者为对象的调查（Abdenour & Riffe， 2016），以及坦多克和高桥芳三以环境记者为对象的调查（Tandoc， Jr. & Takahashi， 2014），均发现美国记者高度体认解释者角色的重要性。在对其他国家记者的调查中，研究者也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韦斯对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记者的在线调查显示，解释者也是拉美国家记者最重视的角色之一（Weiss， 2014）。解释者角色的重要性逐渐提高的同时，对立者角色相对衰落。这一趋势广泛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之中。早在1992年，亨宁哈姆针对澳大利亚新闻人员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就显示，“与企业对立”是受访者最不看重的角色（Henningham， 1998）。稍晚以阿尔及利亚记者为对象的调查（Kirat， 1998）也有类似发现。
　　尽管存在诸多共性，有研究表明，记者的角色认知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记者角色的重要性排序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哈尼奇等人对18国新闻文化的比较研究显示，西方国家记者的角色认知更强调“中立”，非西方国家的记者则更强调“参与”（Hanitzsch， Hanusch， Mellado， Anikina， Berganza & Cangoz et al.， 2011）。克歇尔的调查发现，差异也存在于西方国家之间——相对于德国记者，英国记者更看重传播者角色，更不看重对立者角色（Kocher，1986）。
　　
四、记者的实践角色研究
　　与依托记者自我报告的认知角色研究不同，实践角色研究更多聚焦现实的新闻生产过程，力图透过对日常新闻采编活动及其产品——新闻报道的分析，揭示记者的角色观念与实践的关系。记者在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以及新闻文本中表达他们对新闻业的理解，这赋予实践角色以话语底色。既有研究主要循着三种进路展开：新闻编辑室观察研究，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以及新闻文本的量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受到怀特、吉贝尔等人的研究的启发（Schudson， 1989），许多社会学家深入新闻编辑室内部，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展开民族志研究，形成了“新闻室观察研究”浪潮（王敏，2016）。这一浪潮下的研究旨在通过对记者每日新闻制作的流程和策略的实地观察，发掘新闻意识形态的来源及其作用机制。例如，基于对锡博德市和纽约市新闻媒体和记者长达十年的观察，塔奇曼（2008）在《做新闻》一书中指出，新闻工作者将自己视为“社会现实的公正的仲裁人”，其实质是“以组织方式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员”，组织需求和专业规范之间偶有竞争，但更多是共同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
　　此后致力于新闻室民族志的研究者，如费什曼（Fishman， 1980）、甘斯（2009），也和塔奇曼一样，并不直接聚焦记者角色，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制约新闻生产的因素上。尽管如此，经由此类研究达成的共识——新闻生产是一个权力体系——引发学界重新审视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客观性原则在新闻实践中的体现，即新闻记者透过何种话语策略维系自身作为客观公正的社会现实仲裁人的权威性和专业形象。这些研究者在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的视域下，采用叙事分析的方法，考察新闻报道建构的记者角色及其话语
　　策略。
　　1992年，泽利泽对肯尼迪遇刺案报道进行叙事分析后发现，电视记者通过将自己呈现为代言人、目击者、诠释者以及调查者四种角色来突显自己权威发言人的地位（Zelizer， 1992）。巴延在对盐湖城地方电视台关于1995年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作为叙事者，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爆炸案时经常采用第一人称复数，透过不同的话语策略，强调自己作为专业精英或民众代言人的身份，以确立和强化自身的权威性（Baym， 2000）。赫克斯福德指出，透过包括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呈现方式，电视新闻中的现场报道制造了一种“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感受，增强了记者作为目击者和专家的权威性（Huxford， 2007）。
　　与新闻编辑室民族志一样，新闻叙事分析的焦点也并不是记者角色，后者更多作为遵循客观性原则的新闻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是建构、强化新闻权威性的话语策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一偏向在有关记者角色行为的量化研究中得到了修正。此类研究最初的焦点在于比较记者的角色认知与角色行为。部分研究显示，记者的角色认知会转化为相应的实践行为并最终体现在新闻报道中（Dalen， Vreese & Albaek， 2012； Skovsgaard， Albaek， Bro & Vreese， 2013），但更多研究表明，角色认知与行为之间并不必然一一对应（Ramaprasad & Rahman， 2006； Mellado & Dalen， 2014），甚至有可能全无关联（Tandoc， Jr.， Hellmueller & Vos， 2013）。
　　近年来，多项研究开始单独聚焦记者的角色行为。无论是沿用认知角色传统测量指标的研究，如卡彭特等人（Carpenter， Boehmer & Fico， 2016）对10家华盛顿新闻网站的报道的内容分析，还是采用自编类目展开的研究，如梅拉多等人针对拉美国家新闻媒体的报道的系列研究（Mellado & Lagos， 2015； Mellado， Marquez-Ramirez， Mick， Oller Alonso & Olivera， 2017； Mellado， Hellmueller， Marquez-Ramirez， Humanes， Sparks & Stepinska et al.， 2017），都有一致的发现——尽管不同国家的记者在角色行为方面存在显著的多样性，但他们承担传播者角色的比重还是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职业角色。
　　
五、记者的叙事角色研究
　　当面临内部或外部挑战时，记者会展开对实践角色的反思。伴随记者的新闻话语实践，叙事角色得以产生（Hanitzsch & Vos， 2017）。整体而论，新闻话语实践总是围绕什么是新闻、谁来报道、如何报道以及新闻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究竟如何等一系列议题展开，其根本目标在于创造、维系和争取新闻业在社会中的位置。叙事角色的来源主要有三：聚焦当下、应对行业内部挑战的新闻话语实践；聚焦当下、应对行业外部挑战的新闻话语实践；聚焦历史的怀旧话语与记忆实践。有关记者叙事角色的研究多采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等质化方法，考察记者在评论文章、自传、行业会议、线上社群等场合征用何种话语资源，采纳什么话语策略以捍卫特定角色的合法性，维系新闻职业的权威。换言之，叙事角色源自“关于新闻的话语”，区别于前文提到的存在于新闻文本之中的实践角色。
　　通常，在碰到挑战现存范式尤其是新闻常规的事件时，新闻界会依据自身对于政治和社会常态的预设将该事件定义为“异类”，以重申、修补或巩固现有范式。本尼特等人将这一过程称为“范式修复”（Bennett， Gressett & Haltom， 1985）。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范式修复概念得到新闻学界的关注。围绕当下的新闻事件，研究者们考察了记者应对新闻生产中的失范行为、捍卫新闻客观性原则和中立者角色的话语策略。1989年，里斯揭示了“麦克道尔事件”发生后新闻界的范式修复策略，如强调记者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可能挑战客观报道原则（Reese， 1989）。伯科威茨（Berkowitz， 2000）和欣德曼（Hindman， 2003）分别考察了新闻界针对黛安娜王妃车祸事件的范式修复行动，发现主流媒体通过谴责“狗仔队”及其雇主——小报来强化自身“再现世界”的权威和正当性。2005年，一项以“杰森·布莱尔事件”为案例的研究也发现，《纽约时报》的记者和编辑们诉诸区隔策略——将布莱尔塑造成新闻编辑室的“变节者”——来减轻虚假新闻对报纸形象的冲击，恢复记者作为真相传递者的社会声望（Hindman， 2005）。类似策略被广泛用于记者职业形象的修复（Fakazis， 2006； Steiner， Guo， Mccaffrey & Hills， 2013； Gutsche， JR.， Naranjo & Martinez-Bustos， 2015； Chadha & Koliska， 2016）。
　　在应对新闻行业内部冲击尤其是新闻失范行为或其他争议性新闻实践的挑战时，记者的边界管理多以“垄断”为目标，通过将涉事主体“他者化”来维系传统职业角色——客观中立的传播者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这一倾向在互联网时代得以延续。自媒体兴起之初，记者作为专业新闻组织雇员具有的制度化特征，包括遵守一系列职业标准和规范，拥有职业热情、技能等，以及自媒体用户作为信息发布者的局限性，如信息采集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社会责任感欠缺，被广泛用于应对外部技术挑战的新闻话语实践，以维护专业记者相对于自媒体用户的权威。在有关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博客发布误导性民意调查数据事件（Carlson， 2007）、维基泄密事件的讨论（Coddington， 2012； Wahl-Jorgensen， 2014）以及地方新闻台记者对用户生产内容的评价（John & Dade， 2019）中，此类话语策略表现得尤其明显。
　　近年来，自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互联网用户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上述趋势随之发生改变。以“垄断”为目标的新闻话语实践仍然占据主流，与此同时，新的策略被创造和采纳。例如，记者将脸书界定为“新闻组织”并指责脸书未能遵循新闻组织应该履行的传统职责（Johnson & Kelling 2018），以达成将新闻权威扩张到自媒体领域之余维系规范角色的“正统地位”的目标。再比如，将新闻业危机表述为新媒体冲击下的“营利”危机，却甚少提及“专业”本身及其带来的“公共性”危机（Carlson， 2012），通过此类选择性归因，为传统媒体的危机寻找“替罪羊”。
　　此外，在应对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外部挑战的过程中，记者还会诉诸怀旧话语，讲述过去的故事，构建理想的、业已消逝的“黄金时代”，经由对昔日成就的回溯重申该群体共同认可的职业角色、理念与实践，维系当下的新闻权威。此类话语实践往往发生在“热点时刻”（Zelizer， 1993），围绕关键的公共事件或仪式性节日、庆典展开。如透过对电视新闻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追忆慨叹电视新闻舆论影响力的衰落，捍卫电视新闻作为客观中立报道者的角色（Carlson & Berkowitz， 2012），或在周年专题中回溯既往报道过的新闻人物、展示读者的参与活动，以强化杂志作为国家价值和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地位（Kitch， 2002）。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内外挑战、重建新闻权威的过程中，记者倾向于重申传统的规范角色，尤其是建基于客观性原则之上的传播者角色以及挑战政治经济权力的对立者角色的价值：一方面，叹惋对立者角色的风光不再，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闻媒体社会影响力的衰退；另一方面，强调传播者角色在过去及当下的新闻实践中的延续。经由以上两条路径，新闻业认同重获合法性，规范角色在新闻话语实践中的支配性地位亦随之得以强化。
　　
六、话语视角下记者角色研究的未来进路
　　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初步回答了前述三个问题：第一，传统角色，特别是传播者角色，无论在规范、认知、实践还是叙事层面上，均受到记者的重视，已成为普适性新闻文化的一部分，除此以外的其他角色则呈现出跨组织、跨地域的混杂多样性，这在规范角色、认知角色和实践角色研究中均得到支持；第二，基于认知角色研究，可以初步勾勒国外记者角色观念的发展趋势，即解释者角色受到重视而对立者角色日渐衰落，叙事角色研究的发现——记者叹惋对立者风光不再——侧面印证了这一角色从观念到行为的全面式微；第三，认知—实践角色的关联性研究显示，即使是在同一地区新闻文化语境下，记者的角色观念和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正是这些角色多样性、变迁和错位关系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记者作为社会行动者在创建、表达、协商和重构记者角色方面的能动性。它启发我们进一步展开比较研究，探寻上述现象的成因，具体而微地揭示记者角色话语形塑新闻业认同的机制。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既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描摹记者角色的变迁轨迹需要开展历时性分析或借助对持续累积的实证数据的元分析。目前，除认知角色研究外，其他三个层次的研究成果均不足以支撑动态轨迹的描摹。类似的缺陷也存在于跨层次比较研究中。迄今为止，研究者仅考察了认知角色—实践角色的转化机制，其他层次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未进入学界视野。
　　发挥话语视角下记者角色研究的潜力，需要在未来的探索中克服以上局限性。这要求研究者回到起点。首先，进一步厘清不同层次的记者角色的内涵。迄今为止，业已形成的四条理论进路中，认知角色研究得到学界持续关注，但结论零散，理论建构不足；实践角色研究考察采编活动和新闻报道中的记者角色，前者成果丰硕，后者刚刚起步、亟待推进；聚焦新闻职业伦理的规范角色研究数量较少，与理论成果卓然的叙事角色研究形成鲜明对照。未来有必要继续开展规范和实践角色研究，并进一步推进认知角色研究的理论建构和叙事角色研究的理论创新。
　　其次，完善记者角色的分析工具。有关规范角色、认知角色、实践角色的研究基本采用量化方法。透过此类方法的使用，研究者可以解答有关记者角色的诸多问题，包括记者应该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实际做了什么，什么因素让记者（不）想做那些该做之事，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做了（不）想做之事。与此同时，也有很多问题仅凭量化方法无法回答，比如应做之事透过怎样的机制被记者内化，成为他们想做之事，以及记者经由怎样的过程将想做之事付诸实践。在这些问题上，质化方法大有可为。叙事角色研究表明，较之量化研究方法，重在考察和揭示过程机制的质化方法在研究记者角色方面至少具有两方面优势：第一，它可以回答不同类型角色之间“如何转化”的问题，此类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通常语焉不详，基本处于“黑箱”状态；第二，它有助于理论的建构，而这恰恰是结论零散杂乱的规范、认知及实践角色研究亟需改进的方向。未来的记者角色研究，应进一步发掘质化方法的潜力，加强理论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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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慧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海燕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钟玉鑫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知识型新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交往与社会认同研究”（项目编号：FJ2018B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