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文
　　【本文提要】互联网是媒介、传播、文化与技术动态变化的“中心”，其历史不仅关乎自身，而且映射着特定社会的历史，因此，互联网历史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近年来，互联网历史学进入探索发展阶段，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发展趋势正在推动互联网历史学转向多元的、全球性的研究，涌现了丰富的研究主题。互联网历史研究离不开网络档案，但网络档案的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面临着技术、规则与政治等维度的挑战。当前，研究机构、学者与拥有网络档案的组织或个体开展合作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我国的互联网历史学研究发展缓慢，可借鉴媒介考古学、媒介物质性等国际前沿研究，并吸收我国传统史学与媒介历史研究的成熟理论和方法，以及鼓励公众参与书写与积极开展比较研究，以期推动我国互联网历史学的发展，并为全球互联网历史学做出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的贡献。
　　【关键词】互联网历史学 网民 网络传记 网络档案 媒介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G209
　　1997年11月2日，球迷“老榕”在“新浪网”前身“四通利方”的“体育沙龙”论坛发表了帖文《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就两天前国足主场负于卡塔尔队的比赛发表了个人感想。“我9岁的儿子是这样的痴迷足球，从不错过‘十强赛’的每一场电视，对积分表倒背如流”。文章这样开头，并以“打开离别了几天的电脑，我突然心如刀绞！儿子，我不该带你去看这场球的”结尾。①该文一夜之间传遍网络，《南方周末》等传统媒体纷纷转载，“老榕”一时名动四方，堪称彼时的“网络事件”。据体育沙龙论坛当时的“版主”陈彤（后任“新浪网”总编辑）回忆，《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贴出后，体育沙龙的访问量达到了平时的数十倍。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瀛海威时空”。1996年，瀛海威时空在中关村南大门立起了这块名噪一时的广告牌。此举被认为率先发起了中国互联网“启蒙运动”，“瀛海威＝网络＝Internet”，这是当时不少人对互联网的理解。作为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瀛海威比中国电信的ChinaNet还早两年，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的个人BBS当时就挂在瀛海威网站。但此后瀛海威因经营问题而命途多舛，1996年被收购，1998年创始人张树新辞职，2004年被工商部门吊销执照。瀛海威变成了中国互联网的“先烈”，后来网友为它建立了纪念
　　网站。②
　　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中两则生动而有趣的故事，不过它们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其实，诸多类似的有关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故事或事件，亦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而且存在被忘却的危险。但是，它们呈现了中国互联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开展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打捞”可能被遗忘的历史故事、细节与事件，为中国互联网书写历史。
　　近年来，互联网研究如火如荼，但研究者对互联网历史的关注不够。书写互联网历史不仅可以鉴往知来，而且由于互联网是媒介、传播、文化以及技术动态变化的中心，其历史不仅是媒介的历史，而且反映了特定社会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Shah，2017：49-60）。布鲁格（Brügger）（2012b）呼吁，互联网历史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而未来的历史学家理解当下的时代也绕不过互联网历史（Brügger， 2009）。由于部分互联网历史档案容易消逝，因此研究互联网历史尤为紧迫。对于中国来说，互联网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量”之一，其历史研究亦显得重要而迫切（Balbi， Chen & Wu， 2016）。发展中国互联网历史学，需要厘清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以及如何保存和分析史料等问题，这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一）两个阶段
　　互联网历史学（Internet Historiography）指的是有关互联网自身的历史的知识、理论与方法论。它区别于“网络史学”（焦润明，2009）与“信息史学”（王旭东，2019），旨在考察互联网自身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互联网历史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自19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开始，国际学界便着手研究互联网历史（Brügger， 2009）。不过，互联网历史学诞生后一直发展缓慢（Brügger，2012a），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其原因有三：其一，互联网历史并不长，从1969年的阿帕网算起也不过50余年的时间，而且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处于累积的过程之中。其二，学术共同体的意识不够。其三，互联网历史研究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创新范式、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互联网史料数量庞大，内容极其庞杂，而且主要以数字形态存在，收集、保存与分析史料面临不少挑战。
　　总体上看，互联网历史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14年，是起步阶段；二是2015年至今，是探索发展阶段。起步阶段的研究发展缓慢，具有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倾向（Goggin & McLelland， 2017：1-20），呈现不平衡发展的局面（Brügger， 2009）。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正式的诞生地是美国，然后以美国主导的技术规则在全球扩散（日本和法国除外，他们在1980年代确立了各自的技术标准），工作语言以英语为主。当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互联网使用的不对称，也导致了研究的不均衡。
　　起步阶段的研究曾出现过一些偏差（“神话”），即认为互联网历史是一个线性的成功故事（Russell， 2012），互联网被拼写成大写的“I（nternet）”，人们将“美好新世界”的建立托付于互联网（Curran， Fenton & Freedman，2012：34-67）。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注意到单一的线性史观的缺陷。托马斯·哈伊（Thomas Haigh）等人（2014：143-159）指出，“互联网的历史再也不能以一种单一的叙事方式呈
　　现了”。
　　进入2015年，互联网历史研究步入探索发展期。究其原因，其一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增强，研究共同体和研究阵地逐步形成。2015年，互联网历史研究特刊问世（Haigh，Russell & Dutton， 2014）。2016年，《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 Histories：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创刊，“‘404找不到’的历史：互联网历史和记忆研究的挑战”研讨会举办（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2016）。2017年，《作为历史的网站》（The Web as History： 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Brügger & Schroeder， 2017）、《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研究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出版（Goggin & Mclelland， 2017）。2019年，“The Web that Was： Archives， Traces， Reflections”国际学术会议举办。③其二是节点性事件的推动。例如，2016年，New media & Society推出了纪念国际互联网25周年的专刊（Brügger， 2016）。
　　在该阶段，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研究视域不断拓宽。研究者开始关注阿帕网（ARPANET）之外的互联网历史。例如，坎贝尔（Campbell）和加西亚（Garcia，2013）探究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非阿帕网”的历史。安德鲁·卢塞尔（Andrew L.Russell，2012）主张颠覆以美国为中心的互联网历史叙事，提出了数据网络（Data network）发展、无线传输发展的“网络的历史”概念。
　　（二）两种趋势
　　当下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两大趋势：其一是“全球化”趋势。高根和麦克利兰（Goggin & McLelland）（2017）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应当着眼于全球，并开展多元比较研究。布鲁格（2016：1059-1065）敏锐地发现，互联网历史“共享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假设正在跨国研究人员的合作中出现”。这意味着，互联网历史研究正在“转向”，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多元的、全球的互联网历史研究。这也反映了互联网史观的转换。
　　其二是“地方化”（“在地化”）趋势。不少早期被忽视的或不易被研究的国家与地区（例如朝鲜、以色列、土耳其等），乃至特立尼达拉岛（Trinidad）的社交媒体（Sinanan， 2017），台湾地区的BBS使用及其文化等（Liang， Yi-Ren & Huang， 2017），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Kolozaridi等人（2020）更是呼吁研究本地网络（local net）的历史。这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亦为比较研究准备了“素材”。
　　
二、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主题与研究范畴
　　由于互联网已然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互联网历史不仅涉及自身的历史，而且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关联，拥有丰富的研究主题。高根和麦克利兰（2016：18）认为，研究主题包括：考察互联网在特定的地域和一定的人群之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剖析有关互联网的叙事、神话和隐喻；对“次要的”和替代性质的互联网历史（histories of internet）投以关注；探究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群落的互联网历史；关注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人群使用互联网的历史；研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互联网历史；探讨孕育互联网的技术的历史；分析预料之外的网络流通和交换的历史，等等。
　　本文认为，从“大历史观”出发，将互联网历史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思考，其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自身的历史以及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两个维度。两个维度的历史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从互联网自身历史维度讲，其研究主题和研究范畴包括互联网技术发展史、互联网具体应用演变的历史（例如网站历史、社交媒体历史、APP历史等）（Helmond， Nieborg & van der Vlist， 2019）、网络虚拟社会（例如游戏社区）的历史，网民发展演变史等等。该维度还包括物质性的互联网历史，例如计算机实体或硬件的演变过程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因网民的使用而成为全球性媒介，其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是网民的历史，因此，研究网民历史是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应当回应群体的互联网使用及其历史，这涉及互联网地方性使用及其经验的问题。既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取决于语言、市场（比如竞争和价格）、政策等因素（Goggin & McLelland， 2016：11），受到特定社会条件和地方性文化的规定。阿巴特（Abbate，2017）指出，我们可以从技术、使用与地方性经验的维度重新定义互联网。当前，地方性互联网历史受到重视，这是对群体性互联网使用的尊重，亦是对欧美中心主义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纠偏”。研究“在地的”互联网使用及其历史，进而理解全球性的互联网，例如“以印度作为方法”来理解互联网（Shah，2017：49-60），已渐成共识。
　　如果说群体互联网使用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向度之一，那么，个体网民及其互联网使用史则构成另一向度。不过，由于网民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导致研究网民的难度不小。当下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对个体网民关注不够，Mansell（2017）批评道，互联网历史研究仅仅关注政治或产业等关键玩家（key players），关注他们如何利用或规训技术，是“短视”的行为。研究个体网民及其互联网使用史，可以通过公众书写与集体记忆开展，发挥网民在书写自身历史中的主体作用（Balbi， 2011）。
　　从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维度讲，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主题包括：一是互联网社会史，包括互联网在特定社会扩散的历史过程、互联网与特定社会互动的历史等；二是互联网政治史，包括网络政治的历史、互联网治理史等；三是互联网商业史，包括互联网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互联网创业者的历史等；四是文化（“互联网文化史”）（Turner， 2017）与观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前者包括互联网与特定文化传统互动的历史、数字文化的历史等，后者包括互联网观念形成的历史，以及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辩论、思潮与信念等（Stevenson， 2016）。
　　（二）研究方法
　　互联网历史学是多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话题，其研究方法融合了新闻传播学、历史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等跨学科的方法，被用于史料收集、史料分析和史料求证与阐释等方面。在研究路径上，Winters（2017）提倡采取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个人、组织与事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吴世文和杨国斌（2018）认为，媒介记忆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可行路径。目前，互联网历史学尚未形成自身的方法体系，本文从以下三个层面尝试阐述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1.跨学科方法的“借用”
　　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做法。互联网历史学借用的跨学科方法囊括了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显示了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活力。
　　（1）量化史学方法
　　虽然国内学人对量化史学的认识经历了起伏，但王旭东认为，量化方法通过与信息化结合，正在成为“信息转向”的历史学必备的研究方法（王旭东，2013）。互联网历史学可以推动互联网历史研究与量化史学方法（量化统计与分析方法）的连接（张晓玲，2017），不仅定量地描述互联网历史现象，还注重研究其中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推动互联网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
　　（2）大数据方法
　　随着大数据方法的发展及其在数字人文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大数据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梁仁志，2019）。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史料挖掘和阅读方式的革命（李红梅，2016），而且给史料分析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方法。互联网史料产生于网络空间，运用大数据方法收集和分析较之传统史料更为便利（区别于传统的纸质史学）（焦润明，2009）。因此，互联网历史学可以运用大数据方法进行史料收集与史料分析。例如，文本挖掘与文本识别的方法、数据库方法、基于大数据的主题分析与语义分析、计算机辅助的量化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大数据方法有助于从全局认识互联网历史，兼顾探究相关关系（梁仁志，2019），并且可以开启“数据驱动”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以发现知识，而不仅是解释（梁晨，2017），与“问题驱动”的研究相得益彰。当然，在运用大数据方法时需要注意研究伦理问题。
　　（3）媒介考古学方法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系列探究媒介古今联系的方法的“集合”，而非一套建制的、系统的方法论，其自身也是跨学科的。媒介考古学以批判的姿态于上世纪90年代出场，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取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媒介考古学拉长了媒介历史的视域，把媒介历史上溯至久远的“从前”。第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媒介实践。第三，注重物质性，媒介考古学“搜索文本、视觉和听觉档案以及文物收藏，强调文化在话语和物质层面的证据”（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2018：3）。第四，主张多元的与复合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打破线性的历史叙事，反历史目的论。媒介考古学的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能够为互联网历史学打开新的视野，帮助互联网历史学建立新的历史关联。
　　（4）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法与口述
　　历史
　　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法可用来研究网民，通过结构化访谈或半结构化访谈，从细部挖掘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体验、经历与故事，以及使用动机与情感等。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成为其他方法的补充，也可以独立用来研究互联网历史。口述历史的方法是历史学的方法之一，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互联网创业者、互联网建设与发展中的精英，还可以用来研究普通网民。
　　2.契合互联网历史的方法探索
　　（1）描述的或纪实的方法
　　描述的或纪实的方法是指细致地描述和记录互联网历史中的人物、事件与情节，既收集网络档案，又书写历史。邰子学认为，研究互联网的最好方法是采用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的证据（Tai， 2016）。杨国斌（2017：22-42）进一步指出，重视理论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描述，实实在在地描述与认认真真地记录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线索、故事与情节是必要的。这也是中国“深度互联网研究”的可行路径。尤其是，对于“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历史，描述的和纪实的方法即是在实时保存和书写历史。
　　（2）网络民族志
　　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历史，研究者可以采取网络民族志方法观察、记录与阐释网民的互联网行为，开展对网民及其互联网使用的研究。网络民族志可以用来研究特定网民群体或特定网络社区（平台）中的网民，可以基于事件开展，也可以针对日常生活进行，并有助于发展理论。
　　（3）网络传记与生命故事
　　网络传记是网民有关互联网使用的自传，属于媒介传记的一种。它们可以由个体网民自我书写，记录自己互联网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网民的互联网体验各不相同，在网民看来，他们不只是简单的或者商业所定义的技术使用者，而且是能动的中介（active agents）。网络传记基于网民互联网使用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可以有效地收集网民的网络体验和经历。因此，网络传记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吴世文，杨国斌，2019）。生命故事是建立在自传式记忆之上的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Thomsen et al.， 2012），可用来研究网民与互联网的互动过程。目前，网络传记、生命故事方法正在受到互联网研究者的重视。
　　3.方法的开放性与创新需求
　　网络档案是新史料，如果一味照搬既有的史料考据和解释方法，恐怕难以深入，互联网历史学呼唤方法的突破。历史学家指出“史无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研究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用于考据和实证”（吴承明，2001：5-24）。Driscoll 和Paloque-Berges（2017：47-59）指出，“互联网历史核心的认识论问题，是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借鉴其他领域的知识，发展新的历史方法”。这意味着，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强调创新。上文提及的研究方法，尚未形成体系，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比较大，当然也存在遗漏的风险。但毋容置疑的是，通过研究积累和方法创新，我们可以发展出适切互联网历史学研究问题的方法体系。
　　
三、网络档案保存、检索与研究的挑战
　　（一）收集与保存网络档案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史料”是网络档案，包括网页、网站、平台、APP的档案、个体或群体的网络使用痕迹与数据等。随着数字人文/数字史学的发展，史料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成为新问题。例如，Digital Journalism在2018年组织了专刊Journalism history and digital archives，讨论运用数字档案开展新闻史研究等问题。在该专刊中，Birkner等人（2018）指出，研究者需要获取新的技能和素养以利用数字档案研究新闻史。Weber等人（2018）利用保存的网页研究数字新闻的发展，讨论了设计和保存长时段的数字新闻语料的可能性及面临的问题。Broussard 和Boss（2018）探究了如何保存和检索数字新闻文本。另有文章跳脱出方法本身，讨论数字新闻保存所指向的政治命题，例如作为社会抗争（Paul & Dowling， 2018）以及底层“反历史”的手段（Davis， 2018），提醒我们关注数字档案保存的社会意义。由于互联网既是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而网络档案的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有其独特性。首先，网络档案以电子形态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体量巨大，内容庞杂，收集与保存是一大难题。第二，网络档案以0和1的数字形态存在，并不会真正消逝。但是，从公共可见性上讲，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硬件保存等原因，研究者获取与研究早期的网络档案比较困难。第三，如何求证网络档案的真伪，如何建立完整的资料链条与证据链条，是不小的挑战。这意味着，如何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网络档案，是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工作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以保存文化遗产的名义启动，早期主要针对网站开展。目前，全球最大最全的网络档案保存机构是1996年成立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它在推动网站档案保存国际化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少关于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均基于“互联网档案”保存的史料开展（Cowls & Bright， 2017：101-116）。目前，网络档案保存的主体和组织者包括：政府主导建立全国性机构或实施保存项目，图书馆、博物馆以及艺术类组织承担保存任务，商业组织、研究者、个人等开展保存工作，一些个体或组织致力于恢复与保存消逝的网站，部分网站开发网站保存工具等。
　　关于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方法，对于早期或已消逝的网站，有论者提出可从媒介考古学角度发掘实物，从而在物理上延续网站（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2016）。本·戴维（Ben-David）和赫德曼（Huurdeman） （2014）引进“以搜寻作为研究”的方法（“search as research” method）保存网站。互联网尚处于建设之中，从“当下的现场”切入保存历史档案，是防止网络档案消逝的重要手段。杨国斌认为，可以分门别类地收集与保存网络档案。例如，按照主题来建立档案（比如环保主题），以组织机构来建立档案（比如英国公司的网站历史），以事件为线索，围绕某个事件来建立档案（吴世文，2018）。还有研究者反思了网络档案的收集与保存工作，涉及保存的网站与原始（正常运行的）网站的差异（Brügger， 2008）、伦理与隐私问题等议题（Hale， Blank & Alexander， 2017：45-61）。
　　虽然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实践如火如荼地开展，但仍面临不少挑战。其一，网络档案的数量与规模极为庞大，保存网络档案面临存储与保护的难题。其二，布鲁格认为，网站因超链接（hyperlinks）而成为分层的“多媒介”（dense “strata”），区别于报纸等单个媒介（Brügger， 2008），这导致保存的网站与正常运行的网站有所区别，难以还原运行中的状态。其三，消逝的网站的档案材料可能已经消失，成为“缺页”。应对这些挑战，网站档案保存机构与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仍未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此外，对于海量的网站与网页信息，网站档案的收集与保存具有选择性，国家或组织的选择常常与话题、事件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域名有关。而个人保存网站，则受到个人信息管理、记录特定的事件、发现某些内容难以通过公开的渠道获取、有意识地保存容易消逝的网站等因素与动机的影响（Goggin & McLelland， 2017：1-20）。这引发人们追问，到底能够保存多少网络档案？保存的网络档案的质量如何？（Hale， Blank & Alexander， 2017：45-61）研究发现，即使在“互联网档案”这一全球最大最全的网络档案保存机构中，以英国的旅游网站TripAdvisor为例，其保存的子集仅有24%的网页，而且构成子集的网页是有偏差的，那些突出的、出名的和评价高的网页更容易被选中，被保存的网页并不是一个随机的样本（Hale， Blank & Alexander， 2017：45-61）。
　　（二）获取与研究网络档案
　　史料获取方面，网络档案有不同层级的“可见性”，有些是开放获取，有些有着严格的开放限制，还有一些不能被公开获取。后两者给研究者获取网络档案制造了障碍。史料检索与运用方面，因为没有统一的保存方法或格式，因此网络档案不存在统一的检索表（或检索式），部分网络档案甚至没有可供检索的电子格式，造成了检索的困难。有些网站看上去跟原始网站一样，但是超链接的文本如何嵌入并可以被检索，仍是一个难题。如何检索和分析那些看起来不像原始网站的档案，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根据研究需要收集、检索与保存网络档案，是现实的困难。当前，鼓励研究机构、学者与拥有网络档案的组织或个体开展合作研究，被视为是缓解问题的方法之一（Bodker， 2018）。
　　当前，虽然大数据等技术可以为分析大规模的网络档案提供支持，但具体到情境和研究问题，如何运用网络档案，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网络档案，仍是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互联网历史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如何跳脱出“近距离”和现时性的羁绊，以“远距离”的视角去收集和保存史料，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近来，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历史（Goggin & McLelland， 2017：14），那么如何保存与分析社交媒体档案或APP档案，正在成为新问题。
　　
四、中国互联网历史学的进路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域扩散，它因受到各地语境与文化的影响而具有了地方性特色。杰西·林戈（Jessa Lingel）（2016）认为，不同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和在地经验的差异很大，以至于并不存在统一的（unified）、一元的（singular）和集合的（cohesive）互联网，而是“多元互联网”。在此意义上，从比较的角度看，国家或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和互联网互动的过程中，塑造了各自的“互联网气质”。因此，出现了“印度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日本互联网”等基于文化共同体的多元互联网。“中国互联网”作为一个术语，强调互联网在与中国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被赋予了“中国气质”，既具有全球互联网的共性，又具有中国的特殊性，从而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区域的互联网。举例来说，“中国互联网的气质”有：受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个体网民的网络表达旺盛，网络公共事件频发，网络抗议较多，网民的信息隐私意识和版权保护意识相对较弱，等等。基于“中国互联网”的个性，“中国互联网历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需要寻求自己的发展之路。
　　（一）中国互联网历史学的现状与问题
　　与国外相比，我国互联网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更为缓慢。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是注重探讨具体的互联网应用形态的历史。例如，胡泳关注电子邮件组、BBS论坛、聊天室、博客等的历史（胡泳，2008）；刘华芹（2005）探究BBS的代表“天涯论坛”的历史，对早期的论坛帖文进行了收集与分析；刘津（2008）揭示了博客的特质与生态。其二是注重历史节点研究。例如，彭兰（2005）系统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第一个十年”（1994-2003）的历史，方兴东（2019）阐述了中国互联网25年（1994-2019）的演变过程。另有研究立足于20年的节点，分析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制度和文化创新（方兴东等，2014），以及互联网与社会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苏涛，彭兰，2014）。还有研究通过划分我国网络社会的发展阶段，认为网络社会呈现时空扩展的特点（刘少杰，2018）。其三是注重研究互联网创业史和成功的企业家。例如，《腾讯传》（吴晓波，2017）等。其四是海外研究者的研究具有特色，并对国内研究产生了促进作用。例如，华人学者周永明（2013）独辟蹊径，通过考察国人在19世纪使用电报参与政治的方式，阐释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为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参与提供了纵深的视角。杨国斌（2009）在《连线力》（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网络社区的发展历史以及人们对网络社区的不同想象（“自由”、“家园”和“武侠”等），于海清（2017）从总体上揭示人们对中国互联网的想象是“江湖”、“战场”、“操场”。杨国斌（2015）还认为，我们可以微博为界，把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分为前微博时代、微博时代和后微博时代三个阶段，主张迈向中国“深度互联网研究”（deep internet studies）（杨国斌，2017）。邰子学（2016）从历史角度探讨了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韩乐（2019）分析了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历史记忆。另有不少非华裔学者的研究，例如Negro（2017）探讨了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演变过程，等等。由于理论与方法层面的优势，海外研究提供了理解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新视角与新洞见，对推动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不乏裨益，但也受到了史料接近性与语境契合性的限制。
　　总之，相较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历史研究显得远远不够。现有的研究失之于零散，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部分研究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常常采用编年史的逻辑展开，缺少通史的思维。二是过于倚重技术史、事件史和商业史，忽视了对网民/人的研究。三是研究主题较为狭窄，对互联网政治史、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史的探讨尚未打开。四是缺少比较研究，研究视野受到限制。
　　（二）中国互联网历史学可能的发展进路
　　首先，可从国际学界的研究中汲取养分。例如，借鉴媒介物质性的研究，关注互联网的物质性层面，注重阐释“媒介（物质）实践关系”，以突破中国新闻传播史与媒介史研究的文本阐释传统（唐海江，2019）。再如，借鉴媒介考古学的研究，打破线性历史发展观与历史观的局限，在复杂中国的语境中发掘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元性。复如，引入比较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弥补中国互联网历史学缺少比较研究的缺憾。
　　其二，吸收与利用我国丰富的史学传统、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吴世文，何屹然，2019）。中国对历史与修史立传的重视在世界文明中独一无二，形成了著史立传的悠久传统。这些传统中的精华对研究互联网历史富有启发意义。例如，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以人为中心”，常常通过人物来呈现历史事件，强调人物在事件与历史中的作用。当然，这一传统所描写的人，主要是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关注虽有不少，但比起大人物来还是不够。
　　接续“以人为中心”的史学传统，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关注技术史和事件史的同时，需要更多地关注普通网民。这有助于形成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中国视角，对全球互联网历史研究形成贡献。同时，可以融合“亚洲或中国作为方法”的思路（沟口雄三，2011），以中国的互联网历史作为“方法”来理解全球互联网历史。一方面，基于中国经验提供中国视角，为互联网历史的全球比较研究提供素材。通过发掘中国赋予互联网的气质，推动我们理解互联网与特定社会相互塑造的过程，回答“中国互联网”何以成为“中国互联网”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例如，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网民大国，而且网民具有城乡结构差异（吴世文，章姚莉，2019），网民发展演变史如何体现互联网的扩散过程，家庭与集体主义要素如何影响互联网的扩散与使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例如消费习惯）对中国人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影响为何，中国现实的政策环境与社会形态如何形塑互联网发展的趋势，等等。另一方面，基于中国语境提出中国互联网历史学的新问题，引发全球研究者回答。中国互联网历史具有丰富的研究主题，我们需要基于这些主题和中国语境，以自主的问题意识提出立足中国、带有普遍性的新问题，进而引发全球学者回答，而“不再是西方人提问题中国人回答”（尹吉男，缑梦媛，2017）。生产理论成果是贡献，生产“新问题”同样是贡献。
　　其三，互联网历史是媒介历史的一部分，其研究可以从中国媒介历史的既有研究中（尤其是反思和新进展中）获得启发。例如，从中国新闻传播史或报刊史的研究发掘经验。之所以可以借鉴新闻传播史或报刊史的研究，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些研究发掘报刊等媒介与中国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的方法，以及所取得的反映媒介与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成果，对我们思考互联网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建构具有启发意义。二是中国互联网与报刊等传统媒体存在承继关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嵌入传统媒体所开启的媒介生态与媒介空间之中的过程，其历史与传统媒介的变迁历史有着割裂不开的联系。那么，可从中国新闻传播史或报刊史的研究中借鉴哪些经验呢？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或报刊史的研究，黄旦（2010）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当摆脱“编年史”的思维定式，他提倡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的“新报刊史书写”，期望以此来变更研究范式（黄旦，2015）。李彬和刘宪阁（2010：19-24）论及，基于新闻社会史的路径可以结合新闻与历史，既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又开展“自上而下”的考察，实现对中国新闻史的双向认知与评价，从“各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中国新闻史的复杂性”。卞冬磊（2015）指出，报刊阅读史研究关注“阅读/读者”，可以开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面向。这些反思，包括关注媒介实践、引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视角、注重阅读史等，正在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史与报刊史研究转向，对研究不同类型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互联网历史富有启发意义。
　　其四，不断扩展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畴。互联网跟技术发展、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实践相关，也跟它们所形成的多种多样的历史相关。因此，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不能囿于某一方面的历史（Goggin & McLelland， 2017：18）。从“大历史观”出发，互联网历史包括技术、文化、使用、政策等多维度的历史。在宏观上，互联网历史是一部社会史、技术（社会）史与文化史，也具有经济史和政治史的意涵。在微观上，互联网历史包括计算（机）的历史、电信设施发展的历史以及治理的历史（Goggin & McLelland，2017：4）。此外，还包括互联网的“史前史”（pre-internet）（Jones，2017：256-268）。《维多利亚时期的互联网》（汤姆·斯丹迪奇，2017）、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Barley，2007）、《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汤姆·斯丹迪奇，2015）等致力于发掘互联网的“史前史”以及当下的互联网与“过去”的历史关联，可以成为我们放宽互联网历史学的视界的参考。
　　即便是单个网络应用形态的历史，也不能限于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博客为例，有研究指出，博客的历史是媒介生态的产物。博客不仅仅是技术，而是平台、风格以及影响（platform， genre， and influence）（Tamura，2017：331-342）。因为博主不仅发布博文，还阅读其他博文和来自其他媒介的信息，然后在博客平台上发起评论、转发等传播行为（Tamura， 2017：331-342）。如此一来，博客的历史就构成了更大范围的媒介历史的一部分。
　　此外，互联网事件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重大的和显在的事件，还需要关注那些不那么显著的或“失败的”事件，例如区域性的或未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互联网事件。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扩展诸如此类的研究范畴。我们只有“放宽历史的视界”，方能发掘中国互联网的复杂面向，无限接近其“本相”。
　　其五，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互联网历史学家”，中国互联网历史学需要鼓励公众参与书写。互联网历史是个人史、家族史和社区史的一部分，网民可以而且有必要共享互联网历史的话语权。通过公众参与书写，可以解决互联网历史与普通人的关联性的问题，回归和强化互联网历史学的公共属性。这也是“以人为中心”的史观的体现，亦是公众史学或“草根史学”的应有之义。
　　其六，注重从“当下的现场”进入，实时收集与保存网络档案，为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积累史料。例如，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截至2020年2月底尚未结束，是一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互联网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既建构着事件，也被该事件塑造和改变。该事件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一部分，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不可能回避此间的互联网。基于疫情目前的情况来看，该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互联网文化，是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一次集中操演，网民个体表达（“封城”日记）、网络求助与救助、网络捐赠、网络哀悼、网络反腐、网络抗议、网络谣言与辟谣等现象集中出现，并把2003年“非典”时期的互联网与互联网记忆拉入了“现场”。从互联网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互联网历史学的史料，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话题。从“当下的”现场进入，我们有必要实时地、仔细地收集、保存与该事件相关的网络档案，为书写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积累研究素材。这不仅是公共机构和研究者的责任，也是每个历经该事件的公民的责任。
　　其七，注重开展比较研究与全球合作研究。互联网是一种全球范围的媒介形态与文化形式，互联网历史学是全球性的研究运动，存在不少“全球议题”。中国互联网历史学有必要基于这些议题开展全球比较与合作研究，通过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来丰富中国互联网历史学。■
　　
注释：
①老榕：《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检索于https://www.dongqiudi.com/share/topic/10287308?from=timeline，2017年9月6日。
②瀛海威纪念网站网址http://www.oihw.com/?&page=2
③“The Web that Was: Archives, Traces, Reflections”Retrieved from https://thewebthatwa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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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文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本文为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编号：20JHQ081）的阶段性成果，亦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2批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19T120676）的资助，亦是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