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旭 赵士林 邓江
　　【本文提要】本文基于上海8家区级融媒体中心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考察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现状，并进一步从基层从业者的主体认知角度切入，考察内部从业者对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程中相关议题的理解，重点进行自我画像分析、建设现状态度认知和面临问题认知三方面的研究，最后从功能定位和困境成因角度总结对未来建设推进的启示，以期为区县融媒体中心升级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 从业者认知 社会治理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11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2018年起步，这是“媒体融合”国家战略在县域节点的顺序推进。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值得借鉴的经验路径，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2020年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全面铺开、加紧建设的关键阶段，到年底需完成全国基本全覆盖的总体规划，已有中心建设也进入打造2.0版的重要时期（胡正荣，2020），在功能定位和全面融合上向纵深发展。因此，深入调研和考察已有的建设进展，对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推进实践有重要意义。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定位提升与路径探索
　　目前学界还未形成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概念共识，作为国家标准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提供了操作性定义：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中央宣传部，2019）。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2014年开启的“媒体融合”战略的延伸和完善，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特征。在媒体融合的阶段推进中，从以传媒集团“中央厨房”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迈入以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标志的第二阶段（朱春阳，2018）。长期处于行业边缘的县级媒体终于获得发展机遇，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了从行业边缘向主流渠道的身份转变，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陈力丹，夏琪，2019）。
　　现有相关研究大多从“基层主流媒体”的视角切入，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理解为集成了县域各种媒体资源和业务的新型媒体机构。在国家战略连续性发展的同时，也有学者认识到融媒体中心建设两个阶段的区隔：2014年开启的媒体融合发展重点强调国家战略、新型主流媒体建设；2018年县级融媒体建设强调的是基层传播、服务群众，两者之间在定位上有明显的分野（滕朋，2019）。第一阶段集中在央媒和省媒层面，国家战略的目的在于将新媒体纳入党和政府宣传系统；第二阶段的县级融媒体层面，国家政策的支持在于基层舆论引导和公共服务。经过2019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纵深发展，尤其是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背景下，有不少学者对“媒体”前置的功能定位进行反思，认为应当“跳出媒体看媒体”，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定位成基层“治国理政新平台”（郭全中，2019）。社会治理框架的引入和强化，使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深化，从以往强调的舆论引导、传播信息的地方媒体功能，提升到服务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维度。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规划与发展模式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另一重点。因为建设运营主体多元，行政、技术、市场等主导因素多样，全国各地形成多种建设路径和发展模式。学界多从宏观角度进行建设模式的分析研究，如以建设的主导权限分配为依据，分为“省域统筹”、“市域联动”、“县域自主”（朱天，张诚，齐向楠，2019）；根据技术平台的建设性质，分为“平台自建”和“平台共享”；根据承建主体类型又可分为“报业模式”、“广电模式”、“公司模式”、“合作模式”（张君昌，2019）；从资金支持方式上，分为“财政扶持型”、“企业运作型”（孙瑞瑞，康金标，2020）。同时，业界从微观角度出发，对自身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经验进行总结，以各地区县命名的“模式”更有十数种。这些经验路径有不少可借鉴之处，但它们的成功往往具有鲜明的本地化色彩，有赖于当地媒体的主体发展与所处县域的位置、经济、人口等背景资源（朱春阳，曾培伦，2018）。我们需要跳出过多路径依赖的“模式论”，着眼于目标建设，考察实际效果，并分析背后的支配性因素和动力机制，提高建设实践经验的适
　　配性。
　　现有对建设路径的宏观研究着眼于全国范围，具有宏观、全局的特点和普适性，但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具体建设往往存有距离；微观研究聚焦于“模式”、“样板”的经验分享，而单一个案的适配性又有局限。已经有一些针对一线的深度调研，较多是面向全国的宏观视角和情况归纳（如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2019），很少涉及融媒体中心内部从业者在基层媒体融合过程中的认知研究。而基层管理者和从业者对功能定位的理解、对工作内容的认知和态度等情况，是影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内源性因素，是构成动力机制的重要部分。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以上海区级融媒体中心为样本，从中心管理者和一线业务人员的主体认知角度切入，考察内部从业者对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程中相关议题的理解，重点进行自我画像分析、建设现状态度认知和面临问题认知三方面的研究，最后从功能定位和困境成因角度总结对未来建设推进的启示。
　　选择上海区级融媒体中心为调研对象，是因为区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样本中的特殊价值。首先，在行政区划上，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2851个，其中市辖区970个（国家统计局，2019），区级占比为34%，并逐年上升（本文以下使用“区县融媒体中心”来指代“县级融媒体中心”概念）。其次，在区县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中，中心城市的区级融媒体中心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区级融媒体中心具有较好的行政资源、财政支持和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因为省市级媒体的“虹吸效应”，多数区级融媒体中心处于弱势。最后，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其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具有引领性，以“社会治理新平台”为定位的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具有示范价值。
　　2019年是上海市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时期。2019年4月3日，上海深改委通过《上海市关于加强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6月28日和9月16日，上海分两批共1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2020年1月，为全面了解上海市区级融媒体中心挂牌以来的建设情况，为后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建办的指导下，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区级融媒体调研组，对上海各区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实地调研。
　　考虑到区位的差异化，本次调研根据上海市内、中、外三个圈层，抽取8个区级融媒体中心：普陀区、静安区、徐汇区；宝山区、闵行区；青浦区、崇明区、松江区。因为浦东新区情况的特殊性，本次调研未列入总样本。
　　本次调研采取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结合的方法。每个区级融媒体中心的深度访谈对象为1名中心主任，3-4名部门主管。访谈根据提纲以半结构化方式进行，通过领导层和主管层主要了解本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进程和发展情况，包括融合过程、组织架构、编制规模、经费使用、媒体矩阵、生产流程、传播效果、运营管理等方面，访谈时间不低于3个小时。对一线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含采编、制作、播出、网络、新媒体、推广运营、技术人员等，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工作内容、能力发展、收入状况、部门整合情况、效果评价等。最终共深度访谈高层主管35人，回收有效问卷82份。
　　
三、上海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总体情况
　　（一）上海的路径选择与推进效果
　　作为直辖市，北京和上海都只包含市区两级媒体。北京采用了多元化的建设思路，报业、广电、市级平台联动等多种模式结合（朱春阳，曾培伦，2018），而上海则选择了新的建设模式，即主管部门和新兴主流媒体共建（徐世平，2020）。
　　在顶层设计上，上海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由主管部门主导驱动，一体化布局。在市级层面，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作为主管领导部门主导统筹；在区级层面，区级融媒体中心由各区委直属。这种市级垂直统筹加区级横向直属的方式，有利于全市对区级融媒体中心进行精心规划和统一部署，从源头上避免重复性建设，也便于区级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和措施落地。
　　在技术平台搭建上，上海市委宣传部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市级统一技术平台（简称“上海平台”）建设。这种购买服务新建平台的方式与依托报业、广电或商业平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有利于后期可持续的资源、安全和运维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支撑区级融媒体中心开展个性化业务。
　　从建设实践来看，最终形成了“一级核心，二级配置，三级管理”的互动架构。上海平台是一级核心，满足区级融媒体全业务需求；区级融媒体中心为二级配置，形成2+16个客户端：“2”是指两个对内工作用的客户端，“16”是指16个区对外向用户展现的融媒体客户端。街镇、社区及自媒体是三级管理，实现了底层用户覆盖。
　　（二）三个圈层的发展业态
　　上海的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采取一个平台、统筹推进的方式，但因为各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呈现出从中心城区到近远郊区三个圈层的发展业态。
　　1.中心区融媒体中心
　　中心区没有独立的电视台和报刊，媒体资源相对薄弱，因此主要在新媒体发力，尤其重视APP的建设。像普陀区融媒体中心集中力量发展新媒体，实行“APP+”模式，截至2019年10月“上海普陀”APP下载量16.6万，在全市进入前三。中心区经济发达，社会资源丰富，融媒体中心明确把整合本地资源、下沉到社区进行宣传和服务作为重点。如徐汇区融媒体中心认识到社区是新闻的“富矿”，要改变之前的“任务式”新闻，下沉到社区去挖掘新闻。静安区融媒体中心充分利用本区的丰富资源，深入街道社区中去探索居民的需求，并在医疗、教育和商业等刚需领域完善媒体+服务功能。
　　2.近郊区融媒体中心
　　近郊区原本就有相对独立的报、网、台，媒体机构整合较晚，但业务基础比较好，在媒体矩阵和流程再造方面进展更快。像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提出从“碎片化”到“粉尘化”，“两微一端”先快速发简讯，其后报网台跟进，补充报道。目前宝山区融媒体中心的官方微博有69万粉丝，传播力和影响力全市第一。近郊区融媒体中心整合委办局资源和区域资源，提供政务与民生服务，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像闵行区融媒体中心“今日闵行”APP以民生服务为主，其对委办局领导及业内专家的访谈具有鲜明的服务导向，进行教育、卫生、交通等领域的实事服务。
　　3.远郊区融媒体中心
　　远郊区融媒体中心具有独立的报、网、台，整合起步早，但受制于软硬件基础和人才资源，发展受限。在媒体融合上已由传统的条线部门制转变为采编中心，内部流程比较通畅，具备融合过程中的多种形态：部门制、新媒体、小组制、项目制等。远郊区区域面积比较大，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渗透率和传播影响力较低，并且电子政务和数字治理的水平和资源有限，目前都面临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困难。像崇明区目前APP下载量只有1万多，因为崇明区老年人居多，智能手机使用率不高。青浦区目前的发展策略是以新闻宣传为主，先做新闻，连通部分政务，逐步涉及民生服务。
　　
四、从业者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认知分析
　　（一）基层从业者的自我画像
　　区级融媒体中心的从业者基本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图1　图1见本期第32页），从业者各年龄阶段分布比较均匀，其中35岁以下比例占67%；学历以本科为主，占77%；但职称评定较滞后，54%没有评定职称，已有职称中37%是初级，中级职称只有9%。
　　区级融媒体中心成立之后，基层从业者的岗位、收入等发生变化（图1　图1见本期第32页）：42%的工作岗位发生一些变化，35%没有变化，18%变化很大；工作内容和强度方面，64%的从业者表示比以前更忙，23%变化不大；收入待遇方面，45%前后变化不大，而19%比以前收入减少，25%因收入不稳定无法确定，收入增加的占11%。总体看来，工作岗位有很大调整，多数比之前劳动强度增加，但收入方面变化不大。
　　对于自身岗位在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有一半的从业者认为“非常重要”，37.5%认为重要，表现出高度的自我认同（图2　图2见本期第32页）。对于半年来的工作目标，28.07%的从业者表示“非常清楚”，61.40%比较清楚。在自身能力匹配上，21.43%的从业者认为完全满足，62.50%认为基本满足，有近16%的表示有欠缺不能满足。
　　（二）从业者对中心建设现状的态度认知
　　从基层从业者对2019年本区融媒体中心建设总体态度来看（（图3　图3见本期第33页），33.33%认为情况“很好”，认为“不错”的占52.63%，总体满意度比较高。还有12.28%认为一般，1.75%感觉不满意。开放式回答中的积极态度主要包括“采编流程改造，人员更壮大”，“资源共享，使报道更加全面”，“传播更广泛”等，负面态度主要包括“工作量增加，作品稿件质量难以保证”，“工资降低”，“建设经费没有跟上”等方面。在对中心未来发展上，40.35%和29.82%的从业者表示非常有信心和有一定信心，17.54%的从业者态度中立，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另有12.28%的从业者认为比较艰难，任重道远。
　　从业者对中心建设内容的认知方面（图4　图4见本期第33页），内容平台建设认知度最高（92.98%）；其次是采编流程改造和传播渠道建设，分别为89.47%和85.96%；政务和公共服务的认知度为77.19%，多元化经营认知度最低，为54.39%。这反映出在对区级融媒体中心功能定位和实际建设中，重新闻传播、轻政务与服务，多元化经营不足的现状。
　　对区级融媒体中心的优势认知上（图5　图5见本期第33页），46.75%的从业者认同是面向基层的传播分发，其次是内容生产（19.48%）和落地服务（18.18%），最后是政策许可优势（14.29%），由此可见落地服务还处于弱势。各区坚持“移动优先”的战略，发力新媒体平台的打造和完善。从业者反馈中，最重视微信公众号，占98.25%；其次是手机客户端（96.49）和官方微博（91.23%）。在传播渠道上，除“两微”之外，主要通过抖音、东方网、看看视频、今日头条等第三方平台进行产品发布，扩大传播影响力。
　　（三）从业者对问题困境的认知
　　由于区县的媒体资源相对薄弱，区域市场较小，主要靠政府行政性驱动，在体制机制、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存在较大限制，因此大部分区县融媒体中心在建设推进中呈现出相似的“结构性困境”或“系统性问题”（张世海，郑坤，2020）。
　　1.影响因素和主要阻力
　　调研显示（图6　图6见本期第34页），从业者认为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75.44%），其次是建设资金投入（49.12%），体制机制和技术因素相当，都是38.60%，落地服务场景最低，占17.54%。
　　区级融媒体中心发展上，从业者认为主要阻力来自于观念、沟通等“软性障碍”。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从业人员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以传统媒体的思路做新媒体的观念问题，占50.88%；其次是技术因素，没有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占43.88%；再次是不同媒体形态之间的冲突，占42.11%；体制机制不顺畅占36.84%；最后，经费投入没有保障占24.56%。
　　2.人才队伍问题
　　在2019年融媒体工作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图7　图7见本期第34页），从业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员不足，缺乏相对固定的团队（73.68%）；其次是缺乏推广资源和渠道，传播影响力不足（52.63%）；第三是内容产品策划能力不足，往往不能达到预期传播效果（43.86%）；第四是内部沟通问题，尤其是新闻采编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沟通困难（24.56%）；最后是认识和态度问题，感觉是多出来的任务，缺乏积极主动性（14.04%）。在从业者认知中，最紧缺的专业人才依次为内容创意策划人才（92.98%）、新媒体技术制作人才（70.18%）、新产品运营推广人才（56.14%）、新闻采编人才（50.88%）、广告营销人才（28.07%）。
　　在访谈中发现，各区普遍缺编，实际在编人数大多为编制人数的70%左右。这一方面是因为各区融媒体中心成立不久，招聘工作刚刚启动；另一方面是事业编制招录工作的流程限制，用人单位的自主权限较低，整个流程有2个多月时间，往往招不到自己想用的专业人员。
　　3.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上海各区融媒体中心除浦东新区外，都是纯粹的事业编制，经费来源依赖财政拨款。这种体制带来的问题为：一是各区融媒体中心在绩效考核上只能依赖财政拨款的“存量”，自身“造血”不足，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吸引力不足；二是作为政府的一个新闻宣传部门进行工作，没有市场生存压力，很难在基层的公共服务和增值服务上深耕。
　　从业者对中心建设主导力量认知中（图8　图8见本期第34页），首要的是管理体制的改革调整和上级的顶层设计，占比分别为80.70%和68.42%；其次是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共识，占66.67%；第三是技术平台改进与革新，占52.63%；第四是用户消费需求的洞察，占29.82%；最后是市场化运作与竞争，占17.54%。这再次反映出目前在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中，政策体制行政性驱动主导、用户层市场化力量偏弱的结构性现状。
　　从业者认为体制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微观层面一线人员的激励机制和内容产品的评价机制，占比分别为85.96%和75.44%；其次是中心内部的组织机构调整优化，占66.67%；最后是宏观层面的管理体制，占59.65%。
　　
五、总结与启示
　　（一）对接国家治理战略，政务与服务前置
　　在对区县融媒体中心“新闻+政务+服务”功能定位的理解中，学界和业界往往从“媒体中心”的角度，遵从“新闻”功能前置的逻辑。基层从业者的调研也显示出这一趋向，媒体平台和媒体内容是从业者的关注重点，而政务和服务被边缘化。这种“宣传”主导的功能定位，需要放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下加以审视。随着“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战略的提出，地方政府职能由统治型、经济建设型向治理型、公共服务型转变，在这个新格局中，需要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精准化与精细化的服务，这些目标需要区县融媒体中心的参与才能完成。
　　与此对应，区县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定位也应将政务与服务前置，把主要的功能职责向基层治理方面倾斜，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支撑系统。政务和服务功能是区县融媒体中心区别于融合前地方媒体最重要的方面，也是与省市级媒体的不同所在。区县融媒体中心应该以此作为功能基点和工作起点，深入到基层发展的方方面面，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基层推进路径：融入地方治理平台
　　功能定位提升后，区县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推进路径也应从新闻切入、之后政务与服务的新闻前置逻辑，转变为通过政务服务吸引用户、提升传播影响力的服务前置逻辑，最终实现媒体传播与公共服务的融合。
　　既往的研究显示，嵌入大平台、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结是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获得资源、发展壮大的重要方向（朱春阳，2018）。在下一步的工作推进中，区县融媒体中心可采取“平台嵌入”的策略，融入基层治理的政务服务平台、社区管理平台中，发挥基层“综合服务平台”的作用。这需要区县融媒体中心明确一系列基层治理的需求，与地方治理平台进行对接，并开发出能够满足地方治理的应用。如在调研中发现，宝山区融媒体中心在政务和服务上对接市级和区级两个平台，一是全市的“一网通办”，二是宝山的“社区通”，做到接口互通，会员互认，成为地方门户，增强了对基层末端的渗透和覆盖。
　　在2020抗“疫”大考中，上海的疫情防控受到全国称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沉到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响应网络，而各区级融媒体中心发挥了“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作用，突显出区县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台”定位的重要性。
　　（三）困境突破探讨：动力机制分析
　　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支配性因素主要来自国家政策引导、政府行政性推动、技术平台化规范、市场产业化促进、建设运营主体创新等方面。这种自上而下为主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总体布局和快速推进，但也容易带来简单化的“任务型融合”和市场力量弱化。目前大多数区县融媒体中心主要依赖财政拨款，一体化的政府主导驱动下很难实行“事业编制，企业管理”的混合型体制，这种一元化的媒体体制和管理机制存在匹配度和灵活性的不足（冉华，窦瑞晴，2017）。我们的调研也发现，体制机制和基层人才是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主要
　　瓶颈。
　　在下一步推进中，区县融媒体中心需要进行体制“微创新”，加入市场化动力，解决“造血”功能问题。首先顶层设计上要在事业体制下有所突破，允许区县融媒体中心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具备一定的经济效益，在事业单位管理中设定部分领域进行市场化运营；其次，在实际操作上划出“必须执行”的任务清单，如新闻宣传与政务服务部分，其余留下“建议尝试”和“自主探索”的空间，如产业服务和增值服务部分。
　　基层从业者的激励机制是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的关键，重点是在提升“增量”的基础上建立完善薪酬绩效机制。首先是破除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的壁垒和区隔，打破人员身份限制，实现同岗同酬。其次是做好固定绩效和奖励性绩效的比例，以“新媒体优先”的原则建立积分制考核办法，开放薪酬档位晋级通道，形成激励机制；最后在“存量优化”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增量”提高员工待遇水平。
　　目前，人才短板严重制约区县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尤其是“全媒体记者”的素养要求更加严格。应对这一挑战，短期内可采取“双轨制”的招聘策略，事业编制和临聘用工结合。长期来看需要扩大自主招聘的权限，并建立“部校共建”模式，即在宣传主管部门指导协调下，搭建高校与区县融媒体中心的“双通道”：大学生实习实践/毕业生招聘和融媒体专业人才培训，为各区融媒体中心引进“新鲜血液”，同时提升“存量”人才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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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旭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特聘研究员，赵士林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江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