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秀芹 柳莹 邓雪梅
　　【本文提要】新媒体不断侵入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场景，网络成瘾、负面内容暴露、隐私泄露、身心健康受损等风险频发，家长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实施监管限制、引导讨论、共同使用等干预手段。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整理，阐述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在数字时代下的发展演变，分析影响父母媒介干预方式和干预效果的各类因素。最后，提出我国家庭媒介教育和未来开展本土化研究的建议，以促进数字时代下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父母干预 新媒体 儿童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206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信息技术的不断更迭，裹挟着人们进入新媒体浪潮，大众日常生活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设备由于具备轻巧便携、海量无界和实时交互等特征，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社交互动和消遣娱乐的主要工具，同时也对好奇心和探求欲与生俱来的儿童、青少年产生强大诱惑力，深深嵌入他们的学校空间与家庭空间之中。据调查，截至2018年7月，我国未成年网民达1.69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7%，明显高于同期全国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57.7%），69.7%的未成年人拥有自己的手机（杜沂蒙，章正，2017）。
　　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环境下，父母一方面希望子女能被科技“赋能”，在海量多元的信息面前，具备良好的搜索整合能力和辨识判断能力，并能利用个人传播积累信息资产，成为数字化生存时代的“优等生”；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着伴随网络而来的种种“负能”，例如因时间过量投入产生的游戏上瘾等病态问题（Grüsser， Thalemann & Griffiths， 2007），色情、暴力、仇恨等不良内容的暴露风险（Valkenburg & Soeters， 2001），个人隐私泄露和网络欺凌问题（Livingstone & Helsper， 2010），以及碎片化思考、程序化交往、多元价值观冲突等问题。除此之外，抖音、快手等平台上充斥的大量吸引眼球的短视频内容，一旦引起孩童的不当模仿，可能招致危害生命等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复杂的新媒介环境下，对儿童与青少年的触屏触网行为进行适当干预和正确引导，将被数字设备“奴役”的风险转化为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优势，是家长们迫在眉睫需要学习的一项课题。
　　父母干预（parental mediation）是指父母为了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避免媒介对儿童及青少年的消极影响而主动采取的措施，是父母对儿童、青少年所接触的媒介及内容进行控制、监督和解释的所有策略（Warren， 2001）。然而，新媒体使用的无界性和私人化，给家长的干预带来巨大挑战，与此同时，部分家长的媒介技能反而不如身为“数字原住民”的子女，使得干预过程更加力不从心，甚至激化亲子矛盾，双方沟通隔阂愈来愈深。鉴于此，本文将聚焦于新媒体环境下的父母干预行为，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文化背景、教育体制和媒介生态等情境下，如何开展本土化研究，并为中国家庭的媒介教育提出建议。
　　
一、父母干预研究的发展历程
　　父母对子女媒介行为的干预研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议题之一，此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政府解除了针对媒体的管制命令，导致儿童电视节目的标准变得非常低，父母由于担忧电视内容的负面影响而对子女行为进行介入，父母干预的概念应运而生（Mendoza， 2009），众多学者从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不同视角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为了对该领域学术研究进行宏观把握，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各大学术文献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综合考虑论文发表时间、媒介背景、研究主题等因素，将父母干预研究分为传统媒体干预研究和新媒体干预研究两大阶段。
　　（一）传统媒体干预研究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是父母干预研究的萌芽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儿童青少年接触与使用的主要媒介是电视、电影、游戏机等传统媒体，大量学者围绕此类媒介相关的父母干预行为展开了社会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证实了父母干预对子女的媒介态度、行为及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的西方学者将父母干预行为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一是限制型干预（restrictive mediation），即制定规则，对媒介内容和使用时间进行限制；二是积极型干预（active mediation），或称启发型干预（instructive mediation），指父母向子女解释媒介内容，并且传递教育性、批判性的看法和意见，可发生于使用媒介的同时或之后；三是共同使用（co-use），指家长与子女一起使用媒介，观看电视、电影等（Bybee，Robinson & Turow， 1982；Nathanson， 1999；Valkenburg et al.， 1999）。在三大干预措施框架基础之上，其他学术研究相继展开，主要聚焦于三大主题：一是父母干预子女媒介行为的宏观现状描述，介绍限制、讨论、共视等各种父母干预行为的发生频率（Austin， 1993；Bybee， Robinson & Turow， 1982）；二是父母干预行为的动机分析和预测因素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媒介内容负面影响的担忧是引起父母实施干预措施的主要原因，而子女年龄、性别和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会影响家长对干预措施的选择（Bybee， Robinson & Turow， 1982；Brown， Childers， Bauman & Koch， 1990；Gross & Walsh， 1980；Lin & Atkin， 1989）；三是探讨父母干预行为的具体效果，如激发学习兴趣、树立正确性别观念、减少暴力内容的负面作用等（Cantor & Wilson， 1984；Corder-Bolz， 1980；Valkenburg， Krcmar & De， 1998）。
　　该阶段我国的父母干预研究尚未真正起步，而是作为儿童青少年与媒介关系研究的分支存在。在1980-1990年之间，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儿童青少年对电视媒介的接触使用行为，但大多采取引介、描摹的基础性研究形式。1990年之后，以卜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对儿童青少年使用媒介的心理动机、兴趣指向、社会化影响等现实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卜卫，1991；王建刚等，1992；彭聃龄等，1992；卜卫，1994；卜卫，1996），部分学者则认识到家长是儿童媒介教育方面的重要力量，将家庭介入视为降低媒介负面影响的保护性对策，并且针对父母干预进行一定程度的研讨分析（宋小卫等，1990；李辉等，1993；黄娟娟等，1994，郭秀艳等，2000），但总体而言，该阶段将父母干预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成果数量甚少，十分零碎。
　　总体而言，在针对以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干预研究中，国内外研究均采用媒介效果理论作为逻辑原点，将使用与满足理论、涵化理论作为主导理论范式，同时涉及儿童社会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保护动机理论等其他理论。国外以调查性实证研究为主，议题丰富，描绘出了父母干预研究的大致轮廓，研究层次略显单一，涉猎虽广但深度尚不足；国内研究则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缺乏访谈、调研数据支撑，较为抽象表面。
　　（二）新媒体干预研究阶段
　　自21世纪初至今，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父母干预的对象也由电视延伸至互联网、网络游戏、智能手机等各类新媒介形式，相关研究数量呈现迅猛发展之势，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深度与广度均产生很大发展。
　　首先，部分学者针对数字媒体使用特性，在传统干预模式上进行了扩展与补充，例如Livingstone和Helsper（2008）将积极干预与共同使用合并，称为积极的共同使用（active co-use），意指亲子双方共同参与浏览网页、游戏等网络活动，同时家长可对相应内容进行解释或评估性指导；并且将限制型干预细分为两个维度：技术型限制（technical restrictions）和互动型限制（interaction restrictions），前者指父母通过安装过滤软件或监控软件等途径，令子女无法接触未经同意的数字媒体内容，后者则是限制子女即时通讯、互动游戏、收发邮件和进入社群网站等网络社交行为；还增加了对子女已浏览网站和电子邮件信息等进行检查的监控措施（monitoring）。学者Nikken和Jansz（2014）在对2-12岁的儿童网络使用的父母干预研究中，提出监督措施（supervision），即孩子仅在父母在场情况下，才被允许使用互联网络，并将限制型干预分成了一般限制型（restrictive mediation general）和特殊内容限制型（restrictive mediation content specific）。
　　该阶段的国外研究主题承接上一阶段的三大维度，进行深入具体的持续探索，在父母干预行为的动机研究中，新媒介传播讯息知识、促进社会交往、助益观念现代化等正面影响被纳入考量范畴，家长对媒介影响的认知更趋客观理性。在前测因素的分析探究中，切入视角多元化，媒介素养理论成为研究重点，家长之间、亲子之间媒介素养的差异成为该阶段的关注议题（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Sonck，Nikken & De Haan， 2013）。部分学者结合假定影响模型、效能理论、教养方式理论、亲子关系理论等进行延伸拓展（Fujioka & Austin， 2002；Shin & Huh，2011；Shin，2018；Warren & Aloia， 2019），影响家长干预措施的变量研究逐步细化。除此之外，该阶段的干预效果研究不仅对干预策略的正负效果进行了细化的相关性分析，而且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Collier et al.， 2016；Fikkers，Piotrowski & Valkenburg，2017；Van et al.， 2019），为家庭教育和政策制定提供良好借鉴。研究方法仍然以定量的调查法为主，但近些年来，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性研究路径也逐渐兴起，尤其适用于捕捉呈现新媒介环境下家长干预的动态变化。如一项围绕41位有网络游戏经历的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深度访谈研究，依据新媒体景观呈现出的多任务、沉浸体验、社交互动等复杂特征，提出“守门（gatekeeping）”、“漫谈（discursive）”、“转移注意力（diversionary）”、“调查活动（investigative activities）”四项干预行动（Jiow，Lim & Lin， 2016）。与此同时，Mostmans（2016）采取民族志方法深入观察与剖析离异再婚家庭中的父母干预行为，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多样性。Kutner等（2008）通过对亲子双方分别进行深入访谈后，发现家长聚焦于网络游戏的不良影响，而孩子则并不认同，并且抱怨父母对网游一无所知，从而揭示出两者对网游功能与影响的感知差别性。
　　国内关于新媒体父母干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媒介素养理论为元认知，围绕“如何提升儿童青少年媒介素养”展开，这部分研究以社会调查法为主，如郭鉴（2006）、周燕（2009）、江林新等（2010）等针对不同省市、地区的儿童网络媒介知识、媒介技能掌握情况进行了规模化的数据调查，将父母科学的引导与教育作为提升儿童媒介素养基本路径中的关键一环。郑素侠（2013）、王倩和李颖异（2018）等研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对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等非城市化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给予关注。另一方面的研究则从家庭教育、家庭传播视角出发，将父母干预命名为“亲职监督”（张煜麟，2015）、“父母监控”（吴娜，2016）、“家长管束”（刘派，2017）、“家长介入”（陈青文，2019）等，以网络、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作为媒介研究对象，围绕父母干预频度、干预特点、干预效果及各类影响因素展开研究。这意味着日渐复杂的媒介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层面媒介指导的重要性，尤其是“数字代沟”引致的父母权威瓦解、信息垄断地位被剥夺（何志武，吴瑶，2015）的现实环境下，如何将父母媒介干预从抽象命题转变为具体实践研究，使之成为促成良好亲子关系的媒介沟通方式，已是社会和学界的关注焦点。
　　
二、影响父母干预策略的各种因素
　　家庭是儿童与青少年接触和使用媒介的主要场所，不同的家庭结构、成员特征、亲子氛围、社会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媒介干预方式，这些影响父母干预策略的因素一直以来广受学者关注，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重点。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微观层面的家庭成员个体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随着影响变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延展，父母的媒介素养水平高低、对媒介效果的正负感知、不同的教养风格、社会文化与权力等相关变量均被纳入研究。
　　（一）个体因素
　　研究表明，家长对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子女，干预程度和类型有所差异。在针对网络（Eastin，Greenberg & Hofschire， 2006；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和电子游戏（Shin & Huh， 2011）的干预研究中，父母倾向于对年幼的孩子表现出更高的干预水平，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家长逐渐减少干预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一是根据儿童社会化理论，儿童年龄越大，父母的社会化代理功能削弱，同伴更能成为态度与行为的参照标准；二是年龄越大的孩子，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过多干预反而效果不佳；三是孩子的辨别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提升，因此父母对媒介负面影响的担忧随之降低（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Sonck，Nikken & De Haan， 2013）。与此同时，大多研究认为，与男生相比，父母对女生的媒介使用行为采用了更多干预措施，但也有学者发现相反结果（Eastin， Greenberg & Hofschire，2006；Hoffner & Buchanan， 2002）。对于这一差异，Namik Top（2016）认为可以归因于文化环境与信仰背景的不同，在父权主导的家庭中，父母会对男孩倾注更多关注与期待，对其媒介使用行为便会采取更高程度的干预措施。
　　家长个体因素对干预策略同样具有影响作用。首先， Nikken、 Jansz和Schouwstra （2007）的研究表明母亲比父亲更可能进行媒介干预，Warren（2001）认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程度不同。在文化期待下，母亲通常被视为是亲密关系和情感支持的来源，因此她们承担着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的主要责任，对子女各项行为的干预水平自然更高。十分有趣的是，Warren（2017）的研究中发现父母性别与媒介干预不再具有明显差异，这正是由于男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与日俱增，积极投身于亲子沟通和共同休闲活动的转变，使得父亲对子女日常行为的引导和教育更为频繁。此外，由“欧盟儿童在线”（EU Kids Online）网站2015年实施的对欧洲8岁以下儿童的数字媒体干预研究（Livingstone et al.， 2015）显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也是干预策略影响因素之一：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数字媒体专业知识代沟，因此较多利用限制干预手段，对孩童的媒体使用时间进行管控和监督；高教育和高收入水平父母丰富的网络经验赋予了他们启发与指导子女使用网络的能力，因此采用积极干预措施更多。并且，Zhao和Phillips（2013）认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由于要从事两至三份工作以贴补家庭，无法充分参与子女抚养过程， 亲子互动的缺乏导致干预减少。
　　（二）媒介影响感知因素
　　众多研究表明，父母对媒介及其效果的态度会影响干预水平和方式，越是担忧孩子遭受媒介风险的父母，对子女施加的干预程度就越深。对父母的电视干预研究显示，那些对电视及其影响有高度负面信念的父母采取限制和积极干预的程度会更高，若父母倾向于认为电视及其内容对儿童青少年产生正面影响，则会选择和子女共同观看（Bybee， Robinson & Turow， 1982；Valkenburg et al.， 1999；Nathanson， 2001）。在游戏干预研究中同样如此，对游戏持负面态度的父母会在时间和接触类型方面对儿童青少年进行严格控制，持乐观态度的父母则会以娱乐为目的和子女共玩游戏（Nikken & Jansz， 2006；Nikken， Jansz & Schouwstra， 2007；Shin & Huh， 2011）。更加担心网络消极作用的父母，对积极干预、限制干预、共同观看和监督措施的使用程度都更为显著，对网络持积极看法的父母则偏向于采取较为温和的共同使用和积极干预措施（Nikken & Jansz， 2014）。齐亚菲和莫书亮（2016）认为，家长对媒介使用态度的建立路径研究十分必要，可以进一步探讨家长态度改变的可能性，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很缺乏系统性。
　　除了对媒介本身的态度存在差异之外，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对媒介负面影响的感知存在第三人效应，即父母认为媒介负面信息对子女的影响往往要大于对自己的影响。我国学者赖泽栋（2018）通过对福州市276对亲子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父母普遍担心子女受到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新媒体负面信息的影响，这使得父母更倾向于选择限制型干预措施。陈佳宜和王嵩音（2009）研究提出，父母对自己小孩抱有不切实际的正面观感，故父母往往认为自己子女比其他小孩要更加智慧，更能抵抗媒介的负面影响，这种相对于其他同年龄儿童的第三人效应越强，父母越趋向于采取温和型的积极干预措施。
　　父母的第三人效果认知说明父母往往高估了各种媒介信息对子女的负面影响，这不一定与现实相符，与此同时，已有研究证明，人们在面对积极正面的信息时，会认为其对自己的影响大于对他人的影响（曾秀芹，陈振华，2016）。由此可知，若是子女将媒介视为积极信息，则可能强化对自身的正面影响，从而与父母认知产生矛盾，甚至成为亲子冲突的导火索和助燃剂，进而损害干预效果，因此从子女视角切入的媒介影响感知研究颇为重要，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较匮乏。
　　（三）媒介素养因素
　　美国媒介教育研究中心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的能力（张开，2003）。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媒介素养已然成为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父母干预而言，媒介素养的高低也大大影响着干预手段的选择。众多研究表明，对自己的互联网技能充满信心，认为自己在互联网使用上具有较强技能的父母往往选择更高水平的互联网干预，并且利用防火墙、反病毒程序、弹出式广告杀手、垃圾邮件和黑白名单网站过滤器等安全程序，规避和降低子女的网络使用风险，而媒体能力较低的父母不太擅长使用技术限制手段，也很难与孩子批判性地讨论媒体内容（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Nikken & Jansz， 2014；Nikken　& Schols， 2015；Sonck， Nikken & De Haan， 2013）。换而言之，媒介素养越高的父母，在干预子女的网络使用时，会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更能游刃有余地进行子女媒介行为的技术监督和思想引导。
　　（四）家庭教养方式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Baumrind（1971）根据要求性（demandingness）和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提出了四种家庭教养方式的划分，分别是：①既有明确要求又尊重子女观点的权威型；②控制欲强但爱心不足、缺乏热情的专制型；③对子女有求必应、放任娇宠的溺爱型；④既缺乏关爱与回应，也缺少要求与控制的冷漠型。Warren和Aloia（2019）发现，在手机干预上，专制型教养家庭较多采取对子女的手机使用时间进行限制等措施，溺爱型教养父母则会和子女一起使用手机，权威型教养家庭则较多使用解释、讨论等积极干预型措施。另外，亲子沟通风格不同的父母，采取的干预手段存在差异， Fujioka和Austin（2002）发现，与孩子建立开放交流风格的父母常常和孩子一起讨论媒体内容，而控制导向沟通模式的父母，则经常在没有和孩子讨论的情况下，直接评价媒体内容，传递主观意见。
　　（五）社会文化因素
　　种族和社会文化差异也被研究者视为影响干预策略的因素。Namik Top（2016）研究发现，相比于西班牙裔父母，亚洲父母对孩子在媒体上的花费限制最多，并且这可能是亚洲学生在教育上优异表现的原因。Sachiyo和Rebecca（2008）则发现，美国家长更倾向于使用积极型或共同观看的干预方式，日本则更多采取限制型干预方式，子女多表现为顺应与服从家长媒介管制方式。
　　Bronfenbrenner（1979）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将影响儿童发展的外部环境系统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和历时系统，五大系统相互嵌套、彼此影响并且共同作用于儿童的生长发展，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个体的观念与行为。家庭环境是重要的微观系统之一，同时与学校、社区、社会文化等系统存在交互作用，现有关于父母对子女媒介使用干预的研究大多关注家庭内部的各个因素，对外部宏观因素的综合研究甚少，中国与西方在权力距离、从众倾向、教育期望、性别文化等文化价值观均存在显著差异（刘洁，陈宝峰，2007；强铭，2011；陈涛，巩阅瑄，李丁，2019），因此未来可以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为拓展思路之一。
　　
三、不同干预策略的各自效果
　　干预策略的效果分析是父母干预研究中的重点议题，现有研究表明，家长的媒介干预措施对子女的认知能力、媒介成瘾倾向、社会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一）积极型干预效果表征
　　积极干预指父母向子女解释媒介内容，并且传递教育性、批判性的看法和意见，这些行为可以让孩子对媒介内容产生思考与怀疑，从而逐渐树立正确的媒介认知和态度，内生性信念促使其改变自身媒介行为，最终达到降低媒介负面影响的效果。研究表明，家长通过解释电视内容与真实世界的差异，可以降低儿童对恐怖内容的害怕情绪（Cantor & Wilson，1984），提升儿童对新闻节目、商业广告和动画片等节目真实性的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任宁，2009）。Nathanson（1999）发现在父母和子女公开讨论暴力电视内容后，子女会对攻击型角色产生负面态度，观看暴力内容意愿和暴力态度倾向性随之降低。在网络使用方面，Duerager和Livingstone（2012）的研究发现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减少子女遭受网络霸凌和个人隐私泄露风险，并且Hefner等（2018）研究指出，家长可以通过积极干预与孩子展开使用体验、网络遭遇、情绪需求的对话，促进亲子深度沟通，从而降低智能手机强迫性使用倾向。
　　（二）限制型干预效果表征
　　限制型干预通过制定规则来限制子女的媒介使用时间、浏览内容和具体活动，也包括安装防火墙、杀毒软件等程序的技术性限制。Lee和Chae（2012）研究发现限制干预可以减少子女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和频率，从而削弱各种形式的在线风险，如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欺凌、在线购物等影响。Chng等学者（2015）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限制手段对青少年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具有保护作用。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限制型干预存在负面效果，如降低儿童的在线机会和网络技能（Nathanson， 2002）；无法形成孩子对媒介内容真伪的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发展受限（An & Lee， 2010）；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限制手段较为强硬，子女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媒介，这可能会导致对父母控制产生抗拒心理，进而出现欺骗父母的“媒介叛逆”行为（Nathanson， 2002；赖泽栋，2018），这种抗拒甚至会进一步导致青少年对父母的不满情绪（White， Rasmussen & King， 2015），亲子关系随之恶化。
　　（三）共同使用效果表征
　　学术界目前针对共同使用效果的研究大多基于电视媒介，这些研究呈现出的观点也各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亲子共同观看电视可以提高婴儿观众的注意力和反应能力（Barr et al.， 2008），促进学龄前儿童对电视内容的理解并产生愉悦感受（Salomon， 1977），以及降低小学生看电视时的恐惧反应（Nathanson， 1999）。与此同时，共同使用能够制造家庭沟通机会，从而助益亲密关系的建立（Padilla-Walker，Coyne & Fraser， 2012）。但学者Paavonen等（2009）发现共同使用存在不利影响，例如使得幼儿观看电视时间增多，并且接触到更多适合成人观看的内容。需要强调的是，学者Nathanson（2001）指出，当家长与子女共同观看暴力电视内容时，子女会默认家长对该节目的许可，从而习得攻击性行为。笔者认为，共同观看的效果取决于家长的实行方式，若在使用媒介的同时，带有教育意图地去进行内容筛选和评价，则会产生正面效果，但如果是无目的性、随性松散地与子女一起使用媒介，则可能产生不良作用。尽管移动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设备使用较为私人化，不太适合于亲子间的共同观看，但是对于12岁以下的低龄儿童而言，家长带领孩子一起观看视频、共玩趣味游戏等仍是必要的，因为Holloway（2014）研究发现他们缺乏网络风险辨别能力，一旦遭遇网络排斥或欺负，或是游戏失败，失去虚拟货币时，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和痛苦情绪，适时的家长引导将能有效缓解这些负面心理反应。
　　综上所述，不同的家长媒介干预手段对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各异，然而并不单单是干预类型决定着具体效果，其背后的深层机制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其他因素，已有许多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下文将详细探讨。
　　
四、影响媒介干预效果的因素
　　通常而言，限制型干预被视为一种不良策略，因为它被认为对子女过于控制，因此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s）。另一方面，积极干预和共同使用则被认为更为可取，因为它们更有利于孩子自治。然而，这些策略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其有效性更取决于子女年龄、家长媒介素养、亲子关系、家长媒介行为等因素。
　　（一）子女个体因素
　　子女年龄对干预策略的效果有重要影响，心理抗拒理论（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认为，青少年的独立自主性随年龄增长而强化，他们开始努力摆脱对成人和权威的依赖，并且倾向于将媒体使用视为其个人领域的一部分，当父母试图干涉这一领域时，尤其是以专制强势的限制策略进行干预时，他们会感到个体自由受到威胁，进而启动一种旨在恢复行为权利的心理抗拒感，这可能会令他们故意实施受限行为或增加对受限行为的喜好，表现出“禁果效应”，比如父母越是反对的内容，越表现出强烈的偏好，甚至欺骗父母或是逃避父母的限制，寻求其他途径使用媒介（Varava & Quick， 2015；White， Rasmussen & King， 2015）。我国学者金灿灿（2013）研究发现，子女的人格类型在父母监控与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对于和谐型和一般型人格特质的个体而言，父母的监控行为可以显著降低子女网络偏差行为，但对情绪型特质的子女来说，父母监控行为基本无影响。
　　（二）家长媒介素养因素
　　新媒体技术更迭很快，交互式游戏、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层出不穷，网络信息海量繁杂且更替极快，流传于儿童青少年之间的网络热词花样百出，许多家长在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时，无法与子女进行对话，已有研究显示，家长数字技能的落后也会影响干预效果。Fletcher和Blair（2014）指出亲子代际间的数字鸿沟会瓦解父母在媒介使用领域的权威，当孩子拥有更高的技术信心和专业知识时，父母若是自诩媒介使用“专家”，将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父母言论有效性也将大大降低。Schaan和Melzer（2015）的研究揭示了干预理由是否充分对干预有效性起着关键作用，当家长能够对自己的干预策略提供充分证据时，可以增加儿童对制定规则的接受度，从而防止他们消费不当的媒体内容，而给予证据的能力与父母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相关。当家长具备正确客观的媒体认知和充分的新媒体使用经历时，能够对网络信息作出令子女信服的解释，其积极干预说服力大大增强，若是采取强硬直接的限制型干预策略，他们也可以提供要求子女停止使用媒介的理由，提高孩子对限制干预的接纳程度。这提示家长应当放下权威身份，顺应数字化信息化的潮流和趋势，努力缩小与孩子之间的信息距离，成为孩子在新媒体跑道上的领路者，教导他们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生存法则。
　　（三）干预实施方式因素
　　限制干预手段犹如双刃剑，既可以产生父母期望的减少网络风险、降低成瘾倾向的积极效果，也可能导致“禁果效应”等负面影响，除了前文已述的子女年龄、人格特质、父母媒介素养水平之外，具体的限制干预执行方式也深深影响着其效果。Valkenburg等（2013）的研究发现，限制型干预其实并不绝对意味着一种专制的、控制欲强的监管方式，如果父母能够倾听孩子观点，共同协商合理的规则支持孩子自主性，那么这种限制手段在减轻媒介负面影响和促进正面影响方面更有效。相反，严厉控制导向的限制手段，则是以强硬的语言或威胁诱导孩子产生焦虑或内疚的负面情绪，从而强迫孩子服从和执行家长自己的观点，这种限制干预措施效果往往不佳，甚至可能引发抵触情绪。Van Petegem等（2019）的实证研究同样发现，控制导向的限制干预风格与子女的反抗行为和游戏过度卷入显著正相关。干预手段的执行取向可能与父母的教养风格有很大关系，权威型父母愿意热情地回应子女的要求、愿望，尊重子女的意见和观点，因此即使采取较为强硬的限制策略，制定规则时也会与子女协商讨论，从而提升子女对规则的认可程度和价值观的内化意愿；专制型家长则恰恰相反，依靠自身威严发号施令要求孩子无条件遵循规则，并且在情感上倾向于拒绝和冷漠，这无疑会使得干预效果适得其反。
　　（四）亲子关系因素
　　由发展心理学家Bowlby（1969）提出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亲子关系质量的演变对儿童认知和情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Ainsworth（1978）确定了三种依恋模式：回避型、安全型、矛盾型，当家长对孩子倾注的关怀与注意力越多，他们对子女需求的敏锐程度就越高，亲子之间的依恋关系会更安全。Brumariu和Kerns（2010）指出，安全稳定的依恋关系和温馨融洽的家庭氛围可以培养子女的社会信任感和稳定的自我意识，这些因素可以提升孩子对父母干预的接受程度，进而提高媒介干预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根据社会控制理论，强大稳定的父母依恋关系可以减少孩子从事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自律能力（Wright & Cullen， 2006），并且更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健康稳定的社交关系，而不至于过度沉溺在线虚拟社交。因此，安全依恋关系可以降低孩子的网络成瘾倾向（Siomos et al， 2012），而不良的亲子关系质量不仅与较高的网络成瘾性相关，还会增强子女对人际社交的焦虑情绪（Liu & Kuo， 2007）。我国学者苏斌原（2016）等人对4105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在父母网络监管影响不良同伴交往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在低亲子关系的家庭中，父母网络监管越严格越能减少青少年与不良同伴的交往，从而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因此，这提示亲子关系质量不佳的家长，应当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对其情绪与行为保持关注，减少孩子与不良同伴联结和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五）家长媒介行为因素
　　Bandura（1971）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人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后天习得的，大多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来实现，并且观察到的行为越频繁，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大。王倩和李昕言（2012）的研究揭示了父母的媒介使用行为会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子女，因为其中暗藏着父母对其正在使用的媒体内容的认可。Bleakley、Jordan和Hennessy（2013）的研究发现在0岁至17岁的所有不同年龄组中，相比于家长的规则制定、父母的幸福感、媒体接触和社会人口变量因素，父母看电视的时间被认为是孩子看电视时间的最重要预测因素。Hefneret等（2018）通过对500名德国8至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进行在线调查后发现，父母过度强迫性使用手机与孩子的手机成瘾高度相关。国内学者黄晓莉（2018）关于3-6岁幼儿网络媒介使用的研究，通过干预实验证明，父母的表率作用能有效提高幼儿对干预的接纳程度。这些研究为父母提供了教育启示，想要塑造孩子正常的媒介观念与行为，家长应当要从自己入手，以身作则，用自身克制有度的媒介使用方式树立榜样。
　　（六）子女网络负面经历因素
　　一项在欧洲25个国家针对18709名11-16岁青少年群体中开展的问卷调查表明，当青少年遭遇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时，父母的积极介入和有效干预可降低青少年的过度性互联网使用（Kalmus， Blinka & Kjartan， 2013），这可能意味着子女网络使用的情绪体验会影响对干预手段的接受程度。因此，父母对子女生活的充分参与和心理状态的及时掌握是十分必要的。
　　
五、未来研究建议
　　数字社会的到来，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注入丰沛的信息养分，增添生活学习的愉悦乐趣，但是与此同时，过度沉迷网络世界危害身心健康，虚拟的程序化交流弱化人际沟通技能，真伪难辨的各异观点干扰是非判断，危险与机会并存的新时代给家庭教育带来挑战。目前，西方学界对父母干预领域已有颇多研究，欧美许多国家也曾开展大规模调查，对家长干预的特点、影响因素、具体效果进行分析，国内学界近年来开始涉猎，但研究成果不多，本文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爬梳整理和回顾，提出我国学者本土化探索和深入探究的几个方向：
　　（一）新媒体时代父母干预框架的革新
　　毋庸置疑，新型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引发宏阔的社会变迁，而且对微观个体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重塑，信息化时代下的家长媒介干预也发生着悄然改变。首先，传统电视媒介适合亲子共同使用，并能创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但易于携带、屏幕迷你的智能手机更适宜个人使用，而且新媒体具有信息海量、社交匿名、文化多元等特点，孩子的媒介使用环境更为复杂；其次，家长深切领悟现代社会中数字技能的重要性，希望子女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掌握辨别、使用、生产网络信息的基本能力，他们对子女媒介使用行为的干预态度更为开放；最后，部分家长在新媒介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增强了干预的无力感和焦虑感，他们或通过咨询亲友或专业机构进行学习和提升，或与其他家长交流获得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这一系列来自媒介特性、干预态度和干预能力的转变，使得传统干预框架不再适用当下环境，与此同时，除了制定规则、监控手机使用或与孩子谈论特定的风险这类明确直接且大多是有意为之的干预实践以外，父母自身的媒介使用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这种隐蔽层面的影响也应当纳入干预措施的考虑范畴，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新型媒介干预框架的构建。
　　（二）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催生了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这一庞大而又特殊的群体，他们或被迫留在乡村，与空巢老人相伴，或随父母流动于城乡之间，成为社会“边缘人”，他们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和家庭干预状况值得关注。当前，农村儿童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议题已进入众多学者的视野（郑素侠，2013；王倩、李颖异，2018），然而，以父母干预作为研究重点的学者寥寥无几。前文已述，父母的干预策略类型、时长与强度受到父母职业、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Zhao & Phillips， 2013；Livingstone et al.， 2015），干预的效果也受到来自家长媒介素养水平与亲子关系质量的制约（Fletcher & Blair， 2014；Schaan & Melzer， 2015），诸多因素在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背景下，可能导致农村儿童的家庭干预方式和效果与城市家庭存在区别，亟待我国学者进一步验证。除此之外，黄晓莉（2018）研究发现当幼儿同时受到父母和祖父母管教时，父母会因担忧祖父母的溺爱而采取更严格的管控，由此揭示了主要照看人的重要影响。截至2018年8月底，我国共有697万农村留守儿童，其中96%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照料（韩家慧，2018），因此家庭抚养模式或可成为新的研究切入点。以上议题关乎农村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和社会化进程，也影响着处于媒介化社会中的农村家庭亲子关系质量，更关联着城乡“数字鸿沟”的弥合，因此未来研究可聚焦于此，对媒介干预研究进行本土化发展和深入探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建议。
　　（三）特殊家庭模式和同辈影响的引入
　　家庭是儿童使用媒介的主要环境，父母则是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社会认知、价值取向和行为意识的重要角色，单亲家庭是一种特殊的家庭模式，其中的父母承担着更为重要的养育责任。已有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拥有更多电子设备，而且熟悉程度和使用程度都比完整家庭中的孩子更高，然而单亲父母们的媒体能力却并不强于完整家庭的父母，因此单亲家庭中亲子间的媒介鸿沟更大，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干预难度（Nikken & Opree， 2018）。若是父母再婚，孩子则会游走于不同家庭之间，并且经历不同的干预机制，这会削弱父母干预的效果，并且强化同辈兄弟姐妹在互联网干预中的作用（Mostmans， 2016）。EU Kids Online 在2015年的调查也发现，在低收入家庭中，由于父母的媒介素养较低，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会在媒介干预中产生有利影响（Livingstone， Mascheroni， Dreier， Chaudron & Lagae， 2015）。这些研究将家庭模式和兄弟姐妹作为影响家长干预的因素，我国目前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近年来，社会离婚率持续升高，单亲家庭的媒介干预模式具有一定研究意义，在二胎政策下，未来也将有更多家庭面临多个孩子共同抚养的情况，俗语“长姐如母”、“长兄如父”蕴含着我国异于西方的家庭文化观念，因此我国学者可以将此作为新的研究方向，结合本土传统文化的独特语境进行考察探索。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尝试
　　目前我国关于父母媒介干预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以思辨性探讨为主，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和理论建议层面，可操作性的实证研究和本土经验十分欠缺。国内学者未来可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交替或综合使用，深入揭示父母干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而有效提高干预策略的实施效果。在量化研究层面，除了基于调查对象主观估计的问卷法以外，媒体日记、电子设备屏幕时间记录功能等客观测量方式值得参考。在质化研究层面，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提供了新的导向，学者可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将媒介干预嵌入家庭日常生活中进行研究，从丰富的经验细节中探寻本土文化中的独特性。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在对父母干预的原因和结果分析上，大多采取的是媒介影响（弱化负面，强化正面）的视角，忽视了其作为亲子互动过程的本质。在新媒体技术作用下，家庭的信息场景被重新建构，家庭权威面临更替（何志武，吴瑶，2015），家长询问指导、限制监督子女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子女相应的抵抗、接纳和“反哺”行为，共同构成了家庭代际沟通的一个切面，对亲子关系和家庭凝聚力产生影响。因此，未来研究或许可以从媒介情境论、情境学习论等理论切入，深入挖掘传播技术对家庭生活情境的重塑，描绘出数字时代下代际关系的变迁与家庭沟通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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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芹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柳莹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邓雪梅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