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 段采薏
　　【本文提要】在社交媒体分享文化的推动下，曾经私密的恋爱关系也被置于公开的社交媒体上，供他者观看。既有研究多基于自我呈现理论，考察情侣在社交媒体中的身份展演，少有研究聚焦这种展演的数字痕迹在分手时可能引发的自我危机。本研究对25位分手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旨在理解他们如何运用“自我消除”来完成“公开撤展”（一对多）、“关系协调”（一对一）和“自我更替”（反身性）。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自我消除视为一种普遍存在，却被研究者忽视的自我呈现策略，并尝试以“剪辑师”为隐喻，更为完整地描述社交媒体中的印象管理行为。
　　【关键词】自我呈现 自我消除 社交媒体 生活变迁
　　【中图分类号】G210
　　在Web 2.0意识形态的推动下，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自己的生活与感受，这已近乎成为一项现代社会的社交准则（John， 2013）。出于对流量的追逐，资本平台也在不断通过含糊不清的措辞，扩展“分享”一词所涵盖的范围。微博鼓励用户“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包括曾被视为隐私的亲密关系。出于这一逻辑，社交媒体让恋爱关系变成了一件可供他者观看的事件，情侣在社交媒体中通过呈现感情状态、发布合影、相互标签等方式，来向观众展演他们的亲密关系，这甚至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恋爱仪式（Mod， 2010）。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帮助情侣促进双方对于恋情的感知，并让他们可以时刻回顾双方共同的经历（Sas & Whittaker， 2013）。与线下不同，公开表演所留下的“恩爱”痕迹往往会在社交媒体中被一直保存，这是一种属于双方的，或私密或公开的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也成为一种被展演的生命档案。
　　然而，这些痕迹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一旦双方分手，这些痕迹的意义便会发生变化，甚至转化为自我身份危机的来源，进而影响当事人的自我认知，阻碍其心理重建和恢复（Tran & Joormann， 2015）。因此，当人们分手后，一种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通过删除、修改可见性，消除这些数字痕迹，进行紧急补救。有研究发现，64.2%的人分手后会重新阅读或分析曾经与前任在社交媒体上的聊天记录以及留言，50.5%的人会选择删除这些数字痕迹（Lukacs， 2012）。
　　既有研究大多基于戈夫曼的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视角（Goffman， 1959），关注人们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展演自己的亲密关系。相较之下，少有研究考察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self-withdrawal）行为。自我消除，即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对已经发送的内容进行删除，或降低其可见性的行为。本研究认为，自我消除本身也是社交媒体中的一种身份表演策略，亦是一种普遍但被忽略的自我呈现。从符号角度来看，消除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空符号（zero sign），它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物质的缺失。重要的是，这种缺失同样可被感知，且经常携带重要的意义（Sebeok， 1985：118）。因此，以戈夫曼的理论为起点，本研究从反向视角切入，通过分手这一案例，探讨分手者如何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消除行为，调节社交关系并重建个人身份，应对这种消极事件带来的展演危机。
　　
一、社交媒体中的呈现：从表演到策展
　　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将世界比喻为一个舞台，芸芸众生，皆为演员。三百多年后，欧文·戈夫曼在冥冥中回应着莎士比亚的名言，将符号互动论传统纳入自我呈现的微观分析中，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管理。戈夫曼的研究聚焦于面对面的身体呈现。他于1982因癌症在费城去世，无缘亲眼目睹社交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计算机中介化社交的快速普及。
　　社交媒体并未颠覆根植于人性的印象管理需求，但却改变了人们进行自我呈现的技术资源。在社交媒体中，人们可以便捷地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在系统之内建立、管理自己的好友列表，并与好友产生连接（Boyd & Ellison， 2007）。更为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面对面的自我呈现之所以被视为一种“表演”，因为它往往转瞬即逝，具有现场直播的性质，更贴近莎士比亚“剧院”的比喻，然而，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更接近于一种“陈列”，往往会被保留更长的时间，因此，伯尼·霍根（Bernie Hogan）认为，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已经从一种舞台表演变成一种自我的“展览厅”（exhibition），人们则成为自己社交主页的“策展人”（curator）（Hogan， 2010）。
　　作为策展人，用户可以通过网名、头像、照片、广播等资源来完成自我展演。因为非语言线索（即戈夫曼所讲的“流露”）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起来，用户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便拥有了更大的控制力。然而，策展所遗留的数字痕迹，也可能让线上自我展演遇到更为严峻的一致性危机。因此，用户需要以动态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对展品进行修正，以保证自我呈现的连贯性（Marwick & Boyd， 2011）。例如，用户在生产自己的数字展品时，往往是出于不同目的，其中不排除瞬时的情绪宣泄和即兴表演，在此之后，用户可能会因为内容不妥、受众区隔失败、有违自我的整体自我形象等原因导致的表演崩溃而感到后悔（Wang et al.， 2011）。
　　作为一种常态化的补救行为，社交媒体用户需要对其电子内容进行长期、反复的管理。从一个方面来看，社交媒体使用可被视为一种基于符号互动的学习过程——用户通过想象监控、获得反馈、自我审查等方式不断调整展演策略（Duffy & Chan， 2019）；另一方面，用户则可以通过“撤展”的方式修补自我形象。在前社交媒体时代，面对面交往的人们一旦做出一个行为，往往无法撤销，或者说行为的持续时间很短，无需撤销。在社交媒体时代，“撤展”对于用户自我数字痕迹的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让他们可以相对简便地及时清理不符合当下自我需求的信息，以避免表演崩溃（Zhao et al.， 2013）。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本文将社交媒体中的撤展行为概念化为“自我消除”，并将其视为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中一种独特而重要的策略性工具。
　　
二、社交媒体中的消除：数字物的丢弃
　　人际传播中的“消除”行为首先可以还原到面对面的无中介情境中。阿兰·威斯丁（Alan Westin）认为，“消除”是指人们通过物理距离或信息披露意义上的撤回和退缩，来实现自我隐私保护的行为（Westin， 2018：1-2）。在面对面情境中，“消除”往往是传播者在交往行为开始前需要界定的规则。它可能是物理意义的，例如在公共场合打电话的人，会尽量离人群远些，期待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忽视，来实现一种不在场的在场（Puro， 2002： 19）；它也可能是精神意义的，比如通过有所保留的交往，保留自己的秘密。乔治·西美尔（George Simmel）在论述婚姻关系时便提到了自我披露与自我保留的界限问题，并认为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确保婚姻成功的重要条件（Simmel， 1906：441-498）。因为数字空间的特质，社交媒体中的“消除”既可能是传播者在交往行为开始前界定的自我披露规则，同样，也可能是交往完成之后的补救性行为。从事先消除的角度出发，社交媒体用户会通过隐私内容的界定、用户分组、可见性设置等方式，来进行选择性的自我披露；从事后消除的角度出发，指的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主动删除数字痕迹、降低其可见性的行为。本研究聚焦的是个体分手之后在社交媒体中采取的后一种消除行为。
　　社交媒体中的消除，是人对于数字物（digital possession）的删除。研究者认为，数字痕迹可被视为一种个体的数字物，一旦被积累，就会慢慢成为个体数字身份的一部分（Odom， Zimmerman & Forlizzi， 2011）。数字物还可以承载拥有者的回忆和情绪。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在探讨人和物的关系时，提出人在创造物时如果投入了感情，物便具有情感价值，形成人对物的依恋（Nagy & Koles， 2014）。这一点并没有因为物的数字化而改变，因为线上的数字物虽然是虚拟的，但是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个性化手段来“占有”（appropriate）它们，进而形成相仿的依恋（Watkins & Molesworth， 2012）。
　　当依恋到达一定的程度，这些数字物就不仅是主体之外的客体，而会成为人们自我延伸（self-extension）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拉塞尔·贝尔克（Russell Belk）的说法，个体所有物是其身份的映射，因为人首先拥有（having）物，继而可以通过物来行动（doing），最后，物便成为人存在（being）的映证和表达（Belk， 1988）。在互联网的语境中，贝尔克对自我延伸的理论进行更新，认为数字物同样可被视为一种自我延伸的资源（Belk， 2013）。换言之，虽然数字物存在于“虚拟”世界，但是它们对个体的自我意识却产生着“真实”的影响。在社交媒体中，数字所有物的“丢弃”，即自我消除行为，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个体自我的重塑行为——它消除了过去的自我，建立了崭新的自我。
　　本研究将自我消除看作一种反向的自我呈现，这种策略在学界较少得到关注。Dienlin和Metzger（2016）认为，自我消除是与自我披露相反的概念（Dienlin & Metzger， 2016），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消除和披露一样，也可以是人们为了形塑自我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在分手的过程中，当事人常常通过自我消除来进行形象管理。出于这种考量，本研究选择探究分手情境下，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消除行为。
　　
三、社交媒体中的分手：在线上说再见
　　“分手”为我们理解自我消除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情境，其原因在于：第一，作为一种被普遍经历的紧张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分手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引起苦恼、抑郁、焦虑、脆弱等负面情绪（Moncur， Gibson & Herron， 2016； Field et al.， 2009），当事人也需要因此进行身份的更替和重建；第二，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之下，人们处理分手事件的策略发生了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分手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技术中介化了，分手者不仅要在线下说分手，还不可避免地要在线上处理感情残骸，其中，消除便是一种重要的补救性行为。
　　不少既有研究关注到分手与技术这一话题，并较多探讨了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上的监视、跟踪、反刍式思考等行为（Haimson et al.， 2018； Lyndon， Bonds-Raacke & Cratty， 2011）。相较之下，很少有研究关注分手后人们对于线上数字痕迹的处理策略。有研究者指出，当个体尝试与自己的伴侣分离时，电子媒体中数字痕迹的意义会发生变化，这可能引起对过去感情的强烈回忆，甚至产生不适、尴尬和侮辱的感受，这也会令分手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漫长（Herron， Moncur & van den Hoven， 2016）。亦有研究者描述了分手者在处理数字痕迹的三种策略：删除者（deleters）、保留者（keepers）和选择性处理者（selective disposers）（Sas & Whittaker， 2013）。然而，这些研究视角多以个体作为分析单元，在不同程度上淡化了社交媒体中的其他社会关系对分手者产生的影响。在考察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时，既有研究已经通过强调想象观众（imagined audience）等一系列概念，证实了这种无形压力对用户行为产生的作用（Marwick & Boyd， 2011）。基于以上文献的梳理，本研究进而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RQ1：分手者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哪些自我消除行为？
　　RQ2：这些自我消除行为对分手者具有哪些功能或意义？
　　
四、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采取质化访谈方法，因为它更善于描述与解释，并且更加关注情境和研究对象，适合于理解过程性的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探索分手语境下的自我消除行为。半结构式访谈可以让研究者通过倾听被访者的讲述，并适时追问，从自然的语境之中，获得关于该问题的丰富、深刻和精细的洞察与理解。
　　本研究的访谈问题主要涵盖三个部分，首先是被访者分手的基本情况，具体问题包括该段恋情的大致情况、分手原因、过程及影响等；其次是分手前被访者与前任在社交媒体上共同创造的数字痕迹，问题主要针对双方是如何主动地创造了聊天记录、朋友圈、情侣头像等或私人或公开的恋爱痕迹，以及这些痕迹对于被访者的意义和价值。在最后一部分中，访谈聚焦于分手时被访者对于数字痕迹的清理，即他们是如何去完成自我消除行为的。除此之外，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者被鼓励区别和比较线上数字痕迹和线下实体礼物、信物的差别，以及分手时各自的清理方式。这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考察线上自我消除行为的意义。
　　通过互联网招募，本研究募集了25位在两年半内有过分手经历，且与前任（曾）是社交媒体好友的被访者，进行60至120分钟的深度访谈。25位被访者中，有9位男性，16位女性，均未婚，年龄分布为19-26岁，恋情持续时间为1个月到3年（见表1）。所有被访者都曾在社交媒体平台与前任进行过亲密互动，并留下双方恋情见证的数字痕迹。所有的半结构式访谈均通过面访或是微信语音聊天的方式进行，并在被访者同意的条件下进行全程录音。结束后，研究者将访谈录音转化为文字稿，并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在诸多社交媒体之中，本研究选择微信作为“消除行为”最主要的观察对象，其原因有三：（1）微信是中国目前渗透率最高，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体。在访谈中，所有的被访者都指出使用微信最频繁，他们在微信上与前任进行日常交流，留下聊天记录，相对公开的恋爱痕迹也在朋友圈发布居多。
　　（2）微信本身提供了一系列多层次的消除功能：用户既可以直接删除自己的朋友圈、好友和聊天记录，也可以选择通过降低可见性的方式进行自我消除，例如将特定朋友圈设为自己可见，将整个朋友圈设为一个月可见、三天可见等。（3）微信可被视为一款熟人社交媒体，多数用户会通过微信与各种不同的强社会关系/弱社会关系进行联结，因此，在分手之后，这些数字痕迹可能更会造成显著的身份展演危机。
　　
五、研究结论：公开撤展、关系调节与自我更替
　　基于对25位分手者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分手者在自我消除方面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意义。其一，在更为公共的层面上，自我消除类似于一种公开撤展，用以宣告关系的结束；其二，在更为人际化的层面上，自我消除类似于一种无声的互动，用以进行关系调节；其三，在自我内部这一层面上，自我消除更像是一种反身性的沉思，用以开启或完成从旧自我向新自我的更替。
　　（一）公开撤展：作为宣告的消除
　　所谓“公开撤展”，指的是个体通过降低数字痕迹的可见度，将其从公共的视野中抹去。为达到这一目的，被访者所采取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替换情侣头像、删除与对方相关的朋友圈，或将与对方相关的朋友圈设为自己可见；还有一部分被访者采用了其他的辅助手段，例如降低整个朋友圈的可见性（设为三天可见、一个月可见，甚至关闭朋友圈）。公共层面自我消除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于有关恋情的数字痕迹发生了意义反转。
　　恋爱中的双方往往会在社交媒体上选择公开、记录这段恋情，这种行为具有仪式化的意义，让双方的关系变得公开、正式，也意味着将彼此正式纳入生活之中。不过，随着恋情的结束，曾经的仪式性痕迹转而成为一场巨大的展演危机。一位被访者用“伤疤”一词，来形容这种数字痕迹的意义：
　　跟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这些记录，在当时分手的一种状态来说，对自己就相当于一块伤疤。伤疤可以自己有，但是就不要让别人看了。别人点不点进来，看不看，我不管，但是我不希望它让别人看到，就不希望它处在一个揭露或者曝光的状态。（S8）
　　在S8看来，在分手后，这些数字痕迹给自己带来了一种甚至带有侮辱性质的负面体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负面体验可能会随时被来访者观看。研究者认为，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常常会通过“想象观众”的方式进行自我审查，让自己对发布的内容保持警醒和谨慎（Marwick & Boyd， 2011）。出于相同的逻辑，分手者也会基于对观众的想象，消除留存于公共层面的数字痕迹，进而将这块“伤疤”掩藏起来。甚至有被访者（S13）在将整个朋友圈的可见性修改为三天可见后，还进行了重复性的操作，再次将之前秀恩爱的朋友圈锁了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
　　有趣的是，在恋情开始时，绝大多数被访者会选择在社交媒体中以披露的方式，宣告“我们在一起了”；不过，在恋情结束时，他们却不会将“我们分手了”公之于众，而是采用反向的消除方式，以“沉默”来“宣告”。因此，如果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恋情是一种宣告恋爱开始的仪式，那么，对于数字痕迹的“自我消除”，便往往会成为一种结束恋情的规范性程序。这与既有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Haimson et al.， 2018）。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往往不愿意将消极事件纳入自我呈现之中。因此，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分手，在他们看来，是“不恰当”也“不舒服”的事。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讲：
　　我有一个微信好友分手的时候发了朋友圈骂人，说‘跟他在一起是这辈子最错误的选择’，控诉前男友，说他虚伪，痛骂了一番，还配了一张地狱的图片。我觉得这么做没什么意义，分手后发这种东西好像就是一种复仇，报复对方对你造成的伤害。但其实，这种东西放在社交媒体上，被其他人看到，别人对你就会有一定的看法，分手这个东西就会一直缠绕着你，不断被人提起，对你自己其实是二度伤害。（S13）
　　在社交媒体中披露分手消息可能是不明智的选择，相反，自我消除则不仅能够避免消极事件对自我形象的破坏，还能躲避他者多余的注意力和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很多受访者都相信，作为一种沉默的呈现，自我消除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有足够的“宣告”功能。被访者S3对此总结说：“（删除）就已经表示我现在又是一条单身狗的状态了。”
　　这种公共层面的消除，同时也含有分手者对未来的考量。很多被访者指出，只有及时恢复单身形象，才能更快地回归广阔的社交网络中去，为未来的新恋情做好准备。这里体现出社交媒体上自我呈现对于一致性（consistency）的要求——个体置于展览厅中的痕迹，被要求与当下自我保持一致。反过来讲，如果个体没有从公共的视野中消除这些数字痕迹，那就可能被解读为还没有“走出来”。这不利于个体投入新关系，也被视为对未来另一半的不尊重，对自己和他人都造成困扰。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被访者会采用辅助手段，包括将整个朋友圈设为三天可见，或直接关闭朋友圈。之所以称为辅助手段，是因为这些消除行为不是直接作用于那些与恋情相关的数字痕迹，而是通过降低整个朋友圈的可见性，让这些痕迹从他者的目光中消失。这种社交媒体带来的独特的技术可供性，进一步丰富了自我消除的层次感，相比直接“删除”这些痕迹，这些辅助手段可以被更恰当地形容为“隐藏”。数字痕迹的情感价值往往会给刚刚分手的人带来强烈的冲击和困扰，让他们无法立即做出处理的决定。降低可见性的“辅助”方式让他们暂时悬置曾经的痕迹，先解决公共层面的展演危机，再等待尘埃落定之后的最终处理。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二）关系调节：作为互动的消除
　　既有研究指出，分手时，前任往往会成为个体苦恼的最主要来源，如何处理和前任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个体的心理调整（Mason， 2012）。被访者在处理与前任的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时，经常使用的消除行为包括拉黑、删除好友、删除自己在前任朋友圈中的评论和点赞等。如果说公开撤展的意义更多是从公共层面消除“伤疤”，那么，这种一对一的消除策略，则更多意在进行关系的过渡和调节。
　　删除或拉黑好友被认为是对前任最直接的否定行为，被赋予了严重的负面意义。这种负面的符号意义在本研究的被访者之间达成了高度共识。例如，一位被访者（S16）认为“拉黑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结仇”；另一位被访者（S17）则认为“删好友就意味着他从我的世界死掉了”。当然，分手者也会因为被删除或拉黑而遭到心理伤害，一位被访者（S10）认为，这种行为是对方在故意伤害自己，“当时就感觉被刀砍了一下似的，过了一会儿，就开始痛，好疼好疼，就这种感觉”。
　　相比删除和拉黑好友，还有一些分手者会故意删除朋友圈给前任看，或是撤回曾经在前任朋友圈的赞和评论等等。这类行为的意义建构依托于双方对于这些数字痕迹情感价值的共识，它所造成的伤害，则源自对于数字物以及其携带的延伸自我的摧毁。一位被访者将其形容为“砸东西”：
　　（删东西）就像是砸东西，我当着你的面，摧毁了我们感情的见证，就表示我不在意了，我不珍惜了。（S11）
　　和公开撤展的消除行为不同的是，关系调节的消除行为往往具有更高的互动性——分手双方会通过观察对方在社交媒体上的消除行为，来判断其心理状态，这造就了一种特殊的、通过“符号缺失”进行的互动。例如，在S22看来，如果对方把所有数字痕迹都消除了，便意味着他是“铁了心分手”；如果对方留下一些痕迹没有消除，便意味着还有挽回的余地；如果对方并没有进行消除，便意味着“他生气了，需要我去哄他”。相仿，S2也认同彻底消除这些数字痕迹，本身传递了一种切断性的信号，如果想结束这段感情，就必须“不能再给对方留任何一点念想……给他一个清清楚楚的信号”。
　　这种关系调节的意义还表现在删除或拉黑的先后次序上。被访者在描述自己的分手过程时，经常提到“输赢“一词。对他们而言，在消除行为的互动之中，“抢到先手”至关重要。先采取消除行为的一方，更有可能会感觉自己是这场较量的“胜利者”，这一方面可能因为他/她占据了想象中的主动位置，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被解除好友的另一方更会因此感到沮丧、疑惑（Bevan， Pfyl & Barclay， 2012）。例如一位被访者说：
　　我当时可能还在删照片，然后他居然先删了我？！我应该先删他的，他速度好快，我觉得自己输了！（S17）
　　除此之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通过消除进行的“无言的互动”，有时会呈现出更加反复的形态。绝大部分被访者在分手之后不会与前任继续在线下保持任何联系，此时，社交媒体便成为人际监视最主要的渠道。被访者S4在“被分手”之后，很快拉黑了对方，但会时不时地把他“放”出来，观察他的朋友圈，阅读之后再拉黑。微信的技术设置保证了这一过程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直到她发现对方进入了新的感情之后，才将他彻底删除。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种自我消除，“拉黑”其实是当事人寻求“情感均势”的策略，用以自我保护。
　　（三）自我更替：作为起点（终点）的消除
　　分手会改变个体的自我概念。当一段关系结束，双方的互相依赖随之结束，个体必须抛弃原来和前任共同创造、缠结在一起的那部分自我。有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会采取改变外貌、社交圈子、社交活动、生活目标甚至是价值观念的手段，试图开始新的生活（Slotter， Gardner & Finkel， 2010）。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之中，情侣们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由数字痕迹的积累所展演出的彼此勾连的形象，也需要分手者妥善处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我消除亦可被视为一种自我更替的起点。与公开撤展和关系协调不同，作为自我更替的自我消除，更多强调了一种心理暗示，或者说，这是一种个体面对自我（one-to-self）的呈现，体现了其反身性（reflexivity）的内核（Haimson et al.， 2018）。这种印象管理发生在个体之内，观众不是别人，就是个体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分手者通过自我消除，推动新自我对旧自我的更替，其中的策略同样包括删除朋友圈、聊天记录、曾经收藏的语音、文字等痕迹。
　　分手前，这些数字痕迹作为个体在线上的自我延伸，起到了构建自我的功能；当感情结束时，这些数字痕迹所构建的个体形象明显与当下出现冲突。一位被访者（S1）认为，分手后，原先的痕迹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不再值得”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对另一些分手者而言，自我消除的意义则在于辅助他们重建自我，因为消除行为会带来暗示，令他们反刍的频率大幅度降低，借此让自己抽离出来，并逐渐习惯。正如被访者S9所言，自己偶尔想看一些之前的聊天记录时，发现都删了，“就还蛮尴尬的，自己为难自己，然后没了，好吧好吧，就不想了，就一来二去慢慢你就真的不想了。”
　　自我消除行为本身也蕴含着情绪宣泄，以及对旧自我的否定，这些都可能帮助分手者完成自我转变。一位被访者（S24）提到，在进行自我消除时，感觉“很爽”，甚至会“上瘾”，她将自己“彻底发泄、释放了出来”，真正感觉“他已经不存在于我的生活和记忆里边了，他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分手者将前任留下的所有痕迹和自己进行剥离，这对新身份的过渡至关重要，因为正如S11所说，消除的意义在于“把心和感情撤到一个空旷的地带，你总不能在被她痕迹包裹的地方去恢复”。
　　然而，对另一部分被访者而言，自我消除更多标志着自我更替的终点而不是起点。对他们而言，消除更像是他们在自我更新过程中的收尾工作。此时，自我消除更多具有的是符号意义而非功能意义，它标志着一段感情彻底的结束。在一些受访者看来，消除这一行动应该等到新自我形成之后再进行，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处理好自己，就做了这个事，就只是贸然和冲动这样子，但是如果真的想好了，整理好了，就不会后悔了”。（S8）在自我更替的过程中，作为起点或终点的消除行为承担了不同的实际功能和符号意义，不过，两种策略的基本逻辑和目的相仿，都是显示出分手者对于自我一致性的要求。
　　
六、讨论：作为自我呈现的自我消除
　　本研究将“分手”作为社交媒体自我消除行为的研究对象，并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考察了这种消除行为在公开展演、关系协调和自我更替方面对于分手者的意义，同时也分别体现了分手者一对多（one-to-many）、一对一（one-to-one）和反身性（one-to-self）的印象管理策略。在讨论部分，我们试图进一步探究“分手”这一案例对于自我消除研究的理论价值。概括而言：第一，本研究认为，伯尼·霍根的策展人隐喻应该得到扩展，因此，我们将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者比喻为“剪辑师”。第二，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消除与生活变迁（life transition）这两个概念之间进行结合的可能性。
　　（一）从策展人到剪辑师
　　本研究认为，自我消除行为应该被纳入自我呈现的视野之中进行思考，消除本身也是一种特殊但普遍存在的呈现策略，抑或是一种反向自我呈现。对于分手者而言，自我消除既有功能层面的意义，也有符号层面的意义——分手者会将它视为一种必要的“告别仪式”，甚至比处理线下前任留下的实体物品更为紧迫和重要。分手者对于数字物的“丢弃”，同时也是对数字物所携带的延伸自我的“剥离”。
　　霍根认为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在社交媒体时代遭遇了“隐喻”层面的危机，因此认为面对面互动的表演者，在社交媒体中变成了策展人。表演者和策展人这两种隐喻的反差，体现了线下表演转瞬即逝的特征，不同于线上陈列更高的持续性（persistence）。霍根借助本雅明所提出的“灵韵”（aura）这一概念，强调了社会媒体的自我呈现中，“原真性”与“此地此刻性”的消退。因此，在社交媒体上，人们需要像策展人一样，对自己主页的展品进行动态的、长期的管理，以保证展厅之中的展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Hogan， 2010）。
　　如果说霍根更多强调的是策展人如何陈列展品，本研究对于自我消除的考察，则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撤展”这一维度。策展侧重于通过精密的筹划、设计、展出、检查，让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社交关系等尽可能完整、持续地陈列在虚拟空间之中，它强调的是一种持续且系统的对可见性（visibility）的控制。然而，这种控制的另一维度却并未得到广泛讨论——从展厅撤走某些展品和陈列某些展品相同，在线上印象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达到其他策略所不及的效果。本研究对于自我消除的强调，便揭示了线上印象管理的这样一种新维度。实际上，呈现与消除，从两个相反的角度，共同维系并强化了社交媒体用户对于可见性的控制力。
　　因此，本文尝试对霍根的“策展人”隐喻进行修补，提出“剪辑师”这一概念。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身份表演，可以被视为制作一部自我生命历程的电影，进而，社交媒体用户可被视为这部电影的剪辑师，他们不仅需要将有关自我形象的素材编排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片段和章节，还需要随时关注电影的整体性、连贯性和一致性，一旦遭遇自我更替的关键节点，剪辑师往往需要组合性地使用呈现与消除策略，进行重新编辑，保证这部电影可以完美地随时被他人回放。
　　（二）生活变迁中的自我消除
　　本研究所聚焦的“分手”这一事件，从属于一种典型的生活变迁（life transitions），因为分手者往往需要面对现实生活的重大变故，以及自我形象和社会关系的展演危机。既有研究证明，重要的生活变迁会对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产生影响，并将生活变迁中的自我呈现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例如人生不同阶段（Matassi， Boczkowski & Mitchelstein， 2019）、与情侣分手后（Haimson et al.， 2018）、亲人逝世后（Brubaker， Hayes & Dourish， 2013）、孩子出生后（De Choudhury， Counts &
　　Horvitz， 2013）等。本研究通过对分手这一紧张事件的考察，认为当生命变迁严重威胁到人们既有的自我身份时，自我消除可能会成为重要的自我修复策略，这部分因为自我消除从象征意义上代表着更替和成长，这与生命变迁中人们经历的角色转变不谋而合（George， 1993）。
　　很多被访者非常看重消除行为的符号价值，认为这就是一种认真、严肃的告别，并且将其奉为社交规范——如果没有消除，分手这件事情就没有结束，自己也没有走出来，正如一位被访者（S8）所说，“必须要处理好才能向前看”。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存在于分手这一种情形之中。例如，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朋友圈，而将自己的QQ空间加锁，或者只对最亲密的几个人公开。这其实也代表了一种生命变迁中的自我消除行为。
　　除此之外，自我消除对生命变迁的另一种影响可能在于，人们在消除的过程中，实际完成了对自己的反身性审视，这有可能影响人们今后在社交媒体中进行呈现时的自我审查。例如，一位受访者（S3）认为，先前自我消除的经历，令她之后的社交媒体使用变得更加谨慎，“现在觉得秀恩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分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唏嘘，没必要再把这些东西放上社交媒体了”。
　　本文关注自我消除这一特殊而普遍存在的自我呈现策略，并通过分手作为案例，描述了自我消除可能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于消除者产生的意义，并进一步讨论了自我消除在生活变迁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尝试将霍根的“策展人”隐喻更新为“剪辑师”隐喻，以期更为完整地描述社交媒体中的印象管理行为。然而，本研究亦可能有如下不足，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着力之处：其一，分手这一事件的相对特殊性，意味着后续研究需要从更多不同语境，来完善我们对于自我消除行为的理解；其二，本研究聚焦于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后续研究则可以从更加完整的视角，将“呈现-消除”进行组合性的思考，或可以进一步推进自我呈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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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晨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段采薏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黄典林、李耘耕、周逵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