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亚杰 陆晔 沈菲
　　【本文提要】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是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信息传播事件，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亟待总结。本研究通过配额抽样的网络问卷调查，采集中国公众疫情期间社会活动、防疫行为、信息获取、风险感知等数据。研究发现，民众恪守社交疏离等防疫措施，但也出现了一些过度防疫行为；风险感知与个体防护行为关系微弱，体现了新冠病毒普遍易感的特点；信息获取对各类行为有较强的预测作用，显示出权威机构媒体的重要性以及创新媒介使用测量的必要性。
　　【关键词】新冠病毒 预防行为 风险感知 信息获取
　　【中图分类号】G206
　　“最糟糕的时刻才刚刚开始”，经济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亚当·图兹（2020）断言，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几乎已经席卷世界的所有角落，导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陷入停摆，也暴露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长久以来的分歧”。截至2020年5月1日，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根据中文语境的使用习惯，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波及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317.5111万人，死亡22.4172万人（WHO，2020a）。这个进入21世纪最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被诺姆·乔姆斯基（2020）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疫情“不仅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对身处的社会多了一层前所未有的认识”（林沛理，2020）。新冠疫情引发社会情绪的强烈震荡，翻卷出沉积在日常生活河底的沙石，也由此成为观察社会隐藏问题的窗口和契机。
　　目前，中国国内疫情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已显著缓解，举国上下在防疫行动上展现出的团结和自律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仍在蔓延，未来中国的防控形势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尽快总结前一阶段的全民防疫经验显得极为重要。对科学研究而言，及时而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各类经验材料，深入了解新冠疫情下个体的信息获取、认知及预防行为，有助于更高效更科学的公共卫生危机沟通，为相关公共决策提供依据；同时，疫情带来社会变动，也为各种传播行为模型提供了新的测试场景。
　　虽然国内外有关流行病个体应急措施的研究已相当丰富（Bish & Michie， 2010；Liao et al.， 2019），但新冠疫情的独特性和严重性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场景。基于此，本研究遵循传播学实证研究规范，通过代表全国网民总体的问卷调查，描述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在信息获取、风险感知和预防行为上呈现的种种特点，并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探究这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
　　
一、“病毒式传播”时代的防疫行为
　　（一）“病毒”的传播隐喻
　　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发生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背景之下。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活动经常使用“病毒”隐喻，如网络营销中的爆红（go viral）指代空前的信息传播效率。“病毒式传播”的隐喻清晰地勾勒出互联网节点的作用及社交网络的“流瀑效应”（林升栋，2020）。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这一传播隐喻变为冷酷的现实。伴随“病毒式”的全球信息网络，新冠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成为跨越时空界限、实时直播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信息传播事件。
　　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化时代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于新冠病毒“附着在先进的运输网络上，以高达9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扩散”，而且这场被认为是自二战以来面临最大挑战的抗疫之战，首先“是一场信息战。敌人是无形的，只能通过社群和个体流动性的信息来定位它。战疫的效力取决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同时也是一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战争”，这一事件也“将加速数字化进程”并“以此构成全球协作的基础”（许煜，2020）。
　　在这场由病毒和传播搅动的变局当中，普通人的生活遭遇重大变故，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不得不立即做出改变。法国著名哲学家、巴黎学派领军人物布鲁诺·拉图尔（2020）认为，“一场重新规定我们的生活条件、打乱日常生活的细节的危机，将给每个人带来挑战，我们必须学会仔细地梳理生活的细节”。意大利哲学家和工人自治运动领导者安东尼奥·奈格里（2020）看到了新传播技术的特质，“重要的是现在——也就是以‘新的方式’沟通，通过Skype或一般的远程通信来进行沟通的时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个体之间沟通方式的转变、‘集体’的沟通等很多有趣的现象正在发生。人们可以学习如何从个体层面到集体层面传递情绪、爱心、生活的喜悦，以及生产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亟需坚实的证据，梳理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取得成功的抗疫经验，检视和改进各类应急措施，为应对这场仍在持续的全人类的巨大灾难预留更多准备空间。我们赞同新冠疫情“喷涌的信息让任何一个稳定的视角都失效；自圆其说的解释过几个小时就可能受到挑战；情绪比思绪的波动更大”，因此“捕捉值得关注的细节，提出新的实证问题”，“在令人心神不宁的形势下，去充分关注复杂和严峻的细节，才可能让人心静气定”（项飙，2020）。
　　基于新冠病毒的社会性传播特征，我们将集中考察个体特征及其信息获取、风险感知及防疫行为的关系。已有SARS、MERS等研究显示，不同人群的传染病预防行为存在差异（Brug et al.， 2004；Bish & Michie， 2010）。籍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新冠疫情下，不同人口特征的中国公众在防疫行为上有何差异？
　　（二）信息获取与健康行为
　　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媒体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有用吗？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大众媒体是影响健康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何美坤，刘晓君，毛宗福，2019）。对于新冠病毒这一新发传染病，人们一方面对它所知甚少、缺少对症的治疗，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它依赖人类交往进行传播的特性，因此，庞大规模的个体之间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成为阻断病毒传播最为有效的干预手段。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带来的未知疾病治疗也需要快速调集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动员所有社会成员参与其中。总的来看，面对大范围的信息传达、全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这些迫切的现实需求，大众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传播优势。疫情期间，不管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财新、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机构媒体在新冠疫情报道中的专业表现和社会影响力都达到了近年的高峰（李泓冰，周玉桥，2020；胡正荣，李荃，2020）。
　　就公共卫生与健康传播研究而言，研究者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媒体对于健康与防护行为改变的功效。比如，1984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发现，戒烟类的电视节目可以帮助吸烟者尝试戒烟（Danaher， Berkanovic & Gerber，1984）。有学者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媒介报道量能增加政府机构对酒驾行为政策的关注，从而减少个人酒驾行为（Yanovitzky & Bennett， 1999）。《柳叶刀》杂志也发表论文指出，大众媒体的健康信息宣传可以带来正面的行为效应；但研究者也呼吁健康传播活动的策划和设计，除了需要重视大众媒体的作用，还必须配合多重的干预措施，控制大众传播积极效用的衰减（Wakefield， Loken & Hornik，2010）。在今天，互联网更是重要的健康劝服传播渠道（Cassell， Jackson & Cheuvront，1998）。2015年发表的一项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与健康行为改变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利用社交媒体提供健康信息对个体行为改变有正面的影响（Laranjo et al.， 2015）。
　　总的来说，大多数针对各种健康语境下媒体劝服功效的研究获得了肯定的答案，但对于新冠疫情之下中国各类媒体及其传播效果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一项针对中国公众如何获取新冠肺炎相关健康科普资讯的调查发现，微信、电视和网站是最主要的途径，新闻资讯APP、微博则次之（刘思彤等，2020）。另一项于2020年1月30日至31日面向全国展开的在线问卷调查也发现，97.62%的公众通过媒体和互联网了解疫情资讯；公众对疫情的关注时长与预防手段的认知维度正相关，也与新冠病毒基本知识的总体认知成正相关（罗琳等，2020）。
　　但也有研究关注到疫情期间媒体使用过度的消极后果。一项医学调查发现，新冠疫情当中的媒体暴露（使用时长）会影响公众心理健康，增加焦虑、抑郁风险（王一等，2020）。正如一些研究者观察到的，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健康传播渠道已转移到网络社交平台；公众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主动的信息获取、互动、转发等行为凸显；包括自媒体在内，激增的网络传播主体、海量的疫情信息、长时间的媒体暴露，这些都可能导致“信息疫情”（infodemic）（王帆，郑频频，傅华，2020）。
　　这些研究及时捕捉了全民抗疫之初的信息获取、公众认知等重要事实，但受限于便利样本的内在缺陷，研究推论存在较大疑问。综上所述，信息获取与健康行为的关系可能并非乐观者想见的那般直接和积极。基于中国社会复杂的媒体环境，以及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等各类信息传播应用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本研究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2：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如何影响其防疫行为？
　　（三）风险感知与健康行为
　　在各种复杂的健康行为模型中，有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是风险感知（Weinstein，1993）。风险感知通常以询问公众对感染某种传染病的几率来衡量，与健康行为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行为动机假设（behavior motivation hypothesis）认为，风险感知可以引起健康行为的改变，如果个体认为患病风险巨大，那么他们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不过，理论上相反的因果关系也存在可能，风险再评估假设（risk reappraisal hypothesis）认为，行为改变会影响风险评估，也就是说，个体的健康行为某种程度上影响风险感知（Brewer et al.，2004）。但无论因果方向为何，总的来看，风险与行为紧密相关。
　　通过荟萃分析，研究者认为这些不一致的结论背后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方法问题，例如用行为意向代替行为本身、未设置风险的条件等（Brewer et al.， 2007）。还有一些跟社会和文化语境有关。一项针对香港民众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行为的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中的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和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与行为之间并未呈现统计学的相关，研究者认为风险感知和健康行为的关系可能存在文化差异（Lau et al.， 2010）。由于风险感知和健康行为的研究主要采集自个体水平的信息，对文化因素或社会因素的考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这些研究设计当中的盲区可能是造成两者关系不稳定结论的重要背景。
　　鉴于此，有研究者尝试用仿真的方法考察社会性因素对个人健康行为的影响。例如通过一系列计算机模拟考察影响人们疫苗接种决策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仿真模型显示，如果接种疫苗的成本较低，对社会影响力高度认同的人群将更容易接受接种，疫苗接种覆盖率将会提高；反之，如果接种疫苗的成本较高，则接种覆盖率将降低——有趣的是，如果个人是顺从社会影响的人，那么疫苗接种覆盖率将收敛到一定水平，届时决策将取决于个人最初的疫苗接种意愿，而不是相关的费用（Xia & Liu， 2013）。这项研究中社会影响力的来源主要设定为个人的社交网络。
　　在“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今天，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传播环境大大助推了社交网络等社会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力（周葆华，2020）。另外，媒体报道与风险感知也存在关系。当新闻媒体越关注一个危机事件，那么公众自然而然会有更高的风险感知（Wahlberg & Sjoberg， 2000）。2003年发表的一项在肯尼亚进行的研究发现，接受到艾滋病防护信息的受众具有相对更高的针对艾滋病的风险感知，从而改变他们的防护行为措施（Agha，2003）。基于这些发现，本研究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3.1：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如何影响其风险感知？
　　研究问题3.2：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如何影响其防疫行为？
　　
二、数据来源和主要发现
　　（一）样本描述
　　2020年3月2日至23日，“中国科学传播能力评估”项目组进行了一项“全国公众科学认知与态度”全国网民抽样调查，从知识、
　　情感、风险感知、观点态度、预防行为、社会信
　　任六个维度解析疫情当中的网民反应。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简称CNNIC，2019）《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网民构成数据，分配性别（男性52.4%）、年龄、学历和城乡（农村26.3%）配额抽样。响应率约为11%，共获取有效样本量3000个（表1　表1见本期第7页）。
　　总体来看，与类似主题问卷调查多采用的方便样本相比，本次调查根据CNNIC网民构成设计配额抽样方案，实现了对农村、中低学历群体的充分覆盖，较好地代表了全国范围网民的基本特征。
　　（二）新冠疫情下的公众行为：基本生活压缩、社交活动断绝、卫生习惯恪守
　　本次调查询问了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至调查时的3月中旬）全国网民与防疫有关的行为状况。这些行为共11项，可分为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及个人防疫活动（表2　表2见本期第7页）。
　　1.基本生活普遍压缩
　　调查显示，除了工作和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不得不出门（前者66.8%，后者88%）之外，自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全国超过半数的网民从不“出门娱乐休闲”、“出门探亲访友聚会”、“与人握手拥抱”及“在公共场合（包括餐厅）进食”。以往习以为常的社会交往活动被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组间比较发现，男性比女性更需要出门工作（t=6.05，p≤0.001），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需要出门工作（t=3.31，p≤0.001）。中年群体，特别是40-49岁年龄段更需要出门工作。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被访者，其出门工作的频率显著低于其他组别，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被访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这可能与疫情及春节假期造成的低教育程度群体待业在家状况有关。而不同家庭收入之间出门工作的差异并不显著。
　　调查还发现，尽管疫情期间高频网购的被访者比例达41.5%，但仍有近两成网民在疫情期间并没有网购行为。总体来看，男性比女性的网购活动更为频繁（t=-3.17，p≤0.001）；而城乡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50岁以上网民的网购活跃度显著为低；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网购活跃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收入水平越高网购越频繁。
　　2.社交活动大量断绝
　　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是新冠疫情期间的重要防疫策略，需要民众的自律和配合。就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民众执行较为严格，近六成的被访者彻底断绝了这些社会交往活动。我们将这四个活动加总平均后，计算出一个社交活跃程度指标（取值范围1-4，均值=1.75，标准差=0.88，α=0.92）。
　　组间比较发现，男性比女性的社交行为更活跃（t=3.35，p≤0.001），即女性更能遵守社交疏离规则；“小学及以下”的被访者，其社会交往活跃度显著低于除“大学本科及以上”之外的其他教育程度组。这可能与前述“小学及以下”的被访者更少出门工作有关。就年龄而言，整体呈现出越年轻社交活动越活跃的特点。年轻的被访者（30岁以下）比年长的被访者拥有更为活跃的社会交往，特别是20岁以下的群体，显著高于所有其他年龄组。城乡之间、家庭收入水平无显著差异。
　　更为活跃的社交活动是否与个人风险感知有关？社交活跃度与“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呈现微弱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08，p≤0.01），与“一般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关系更强（r=0.12，p≤0.01），与“一般人感染后死亡的可能性”也呈正相关关系（r=0.16，p≤0.01）。
　　3.防疫举措有些过激
　　本次调查发现，网民的个人卫生习惯也保持得比较好。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推荐的基本防疫措施（WHO，2020b），如“戴口罩”和“用洗手液洗手”成为高频率采纳的个人防护措施，保持这种习惯的网民比例分别达到79.3%和78.5%。但也有不少被访者采取了医学专家并不推荐或存疑的过激预防措施（腾讯较真，2020），超过半数的被访者曾经尝试“自服抗病毒药物”，近八成的被访者曾经“增加维C摄入”。
　　组间比较发现，男女在“戴口罩”、“用洗手液洗手”、“增加维C摄入”防护行为上没有体现显著差异，但在“自服抗病毒药物”方面，男性的活跃度显著高于女性（t=4.31，p≤0.001）。在各项防护行为中，城乡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20-50岁的年龄层更频繁地“戴口罩”，两极人群（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则显著更低。在“用洗手液洗手”方面，40岁组显著高于两极人群，这可能是与40岁组人群更需要出门工作有关。与通常认为老年人才会过度防疫的日常印象不同，“增加维C摄入”和“自服抗病毒药物”这些过度防疫行为在年轻人群当中更加流行，4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年龄组，其中活跃度最高的是20岁以下的群体。
　　各教育程度人群在“戴口罩”行为方面未呈现显著区别；“高中/中专/技校毕业”人群比“小学及以下”人群在“用洗手液洗手”方面显著更频繁一些。“增加维C摄入”和“自服抗病毒药物”方面，“小学及以下”被访者的活动频率均显著低于除“大学本科及以上”外的其他群体，其中“大专毕业”者这两类行为最为活跃，但在统计上仅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群体；“大学本科及以上”与其他教育水平群体无显著区别。
　　总的来看，家庭收入越高，“戴口罩”和“用洗手液洗手”的频率也显著更高。“增加维C摄入”方面，仅高收入组显著高于低收入组，其他组别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而“自服抗病毒药物”方面，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之间未体现显著差异。
　　（三）新冠疫情下的信息获取：微信高居首位，中央级媒体权威性凸显，科学类自媒体影响力有待提升
　　1.总体情况
　　从信息获取的渠道来看，微信高居首位；全国网民整体上也更依赖搜索引擎这样的综合性信息渠道；中央级权威媒体、商业新闻网站或其APP、视频类应用也是人们重要的信息来源；而市场化机构媒体则与问答社区、专业自媒体等的使用频率相似，较为小众（表3　表3见本期第9页）。
　　2.重要信息渠道的受众特征
　　如前所述，中央级权威机构媒体、市场化机构媒体、专业自媒体等在本次新冠疫情的信息传播当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那么他们各自的受众具有哪些特征呢？通过人口学分析，我们发现这几类媒体都吸引了相对更为年轻、已婚、家庭收入更高的公众；商业新闻网站、市场化机构媒体、专业自媒体还吸引女性受众的更多关注；在其他人口特征上，这几个信息渠道的用户特征差异不大。这几类媒体的用户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
　　（四）新冠疫情下的风险感知：未引发社会性恐慌
　　受访者被要求评估自己和一般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以及自己感染其他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总的来看，全体被访者认为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高于自己感染手足口和肺结核这类传染性疾病，但低于自己感染流感的风险；而认为他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也更高一些，这也从实证角度确认了健康传播中普遍存在的“第三人效果” （表4　表4见本期第9页）。
　　美国一项于2020年3月展开的健康追踪调查显示，不同种族对自己及家庭成员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感知存在明显差异：83%的西班牙裔担心自己或家人感染病毒，这一比例在白人群体是56%；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当中，年收入在9万美元以上的人群中，有56%会为自己或家人感染而担忧，相比之下，年收入不到4万美元的人群里，这一比例上升到了68%（Hamel et al.， 2020）。有研究者认为，新冠疫情使得美国数十年的社会不平等和紧缩政策的恶果浮出水面，病毒引发的恐惧与经济收入和种族问题相互叠加（Shapin， 2020）。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及社会保障政策，极大地抵消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减小了病毒可能引发的社会性恐慌。就“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来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否、城乡均不存在显著的不同；与美国的情形类似，那些家庭收入更高群体的风险感知更低；越频繁接触中央级权威媒体新闻、地方媒体新闻及问答社区的人群，其风险感知也更低，越频繁接触市场化媒体新闻和使用微博，认为自己感染的风险也更高。
　　对“他人感染风险”的感知类似，家庭收入越高，认为他人感染的风险越低；与男性相比，女性认为他人感染的可能性更高一些；使用问答社区越多，则认为他人感染的风险越低；但使用商业新闻网站和微博越多，也更高估他人感染的风险。
　　（五）行为预测模型：教育程度和权威媒体对个人基本防疫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疫情期间的个体行为与人口学变量、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我们建构了下面的预测模型。在分析行为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为化约变量，各项行为指标被分成五类行为：日常生活、社交生活、基本防疫、过度防疫和观点表达。日常生活包含“出门工作”、“出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网上订餐、买菜、购物”三个题项（均值=2.22，标准差=0.75），社交生活包含“出门娱乐休闲”、“出门探亲访友聚会”、“在公共场合（包括餐厅）进食”、“与人握手拥抱”四个题项（均值=1.74，标准差=0.75），基本防疫包含“戴口罩”、“用洗手液洗手”两个题项（均值=3.21，标准
　　差=0.80），过度防疫包含“增加维C摄入”、“自服抗病毒药物（如板蓝根，双黄连）”两个题项（均值=2.11，标准差=0.83）。此外，针对全民“宅家”的现实，相应的外出等线下活动大量减少，而网络参与等线上活动大大增加，我们还设计了一组与线上观点表达行为相关的题目。“观点表达”行为的测量采集自当时网络热门话题或争议话题，如“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是英雄”、“武汉红十字会无法信任”、“确诊患者的家养宠物应该捕杀”共十个话题（均值=1.40，标准差=0.31），询问被访者是否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指标由各题项的平均值得出（表5　表5见本期第10页）。
　　1.人口变量
　　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出门，也更倾向于采取过度防疫的行为措施，但是基本防疫行为，女性比男性做得更普遍。从年龄来看，年轻人更容易为日常和社交出门，更容易采取过度防疫的行为措施，也更频繁地在网上表达自己关于疫情争议话题的观点。教育程度差异相对小，唯一显著的结果就是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基本防疫措施做得更好。
　　2.风险感知和信息获取
　　个人风险感知与各项行为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而对于他人风险估计越高的人，越频繁地为社交出门，同时也更容易过度防疫。
　　就信息获取来看，中央级权威媒体接触与出门频率和过度防疫行为呈负相关，与基本防疫行为呈正相关；市场化媒体有相似的影响，但相对效果较弱；微博、网络论坛和问答社区使用频率与个人意见表达呈正相关，但同时也与社交出门和过度防疫呈正相关；微信使用与中央权威媒体效果相似；与日常印象相反，各类专业团体的自媒体使用与出门频率呈正相关，与基本防疫呈负相关，与过度防疫呈正相关。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全国网民构成配额展开问卷调查，试图探测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日常生活发生的重要变动。这项调查的数据采集时间为3月初到3月中旬，适逢国内疫情已得到缓解、各项复工复产举措正在推进的特殊时刻。与此前众志成城全民宅家的防疫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大多数民众处于一种生活开始回归常态但又保持紧张的状况。
　　（一）传播在新冠疫情中的力量展现
　　总的来看，本研究的结果基本回应了前文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新冠防疫期间中国公众总体上恪守各项防疫举措，在个人基本防护和社交疏离方面均有比较好的表现。但也有一定比例的网民采取了过激的防护行为，令人略感意外的是，这些人更偏向年轻人群。
　　风险感知和各种行为的关系微弱，这也呼应了已有研究的不一致之处。同时，这样的结果也提醒我们关注新冠疫情的特殊性，即与皮肤癌等健康议题相比，新冠病毒带来的是一种潜伏期长、高传染性、高度依赖人群交往传播的流行病，新冠病毒“一视同仁”的特点，使得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易感（伊赫亚等，2020），对自己和对他人的风险感知水平高低，并不意味着就能独善其身。因此，健康传播理论的建构必须重视不同疾病的特殊性以及它们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语境。
　　预测模型则进一步显示出中国社会情境中传播的力量。从渠道类型与行为倾向的关系来看，中央级权威媒体在疫情防控的全民健康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戴口罩、洗手等基本防护习惯的培养，也极大劝阻了自服双黄连这样的过度防护行为。而信息更加芜杂的网络自媒体、网络论坛等，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过度防护行为。
　　此外，本研究用多种信息“渠道”的使用频度来测量信息获取，放弃了以媒介使用时长为代表的传统测量方式。这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来自于媒介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的测量不再奏效。“永久在线、永久连接”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代社会世界与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都通过在线空间展开，线上不仅有具体的内容，更有关乎我们生活与存在的经验（周葆华，2020）。更重要的是，“渠道”偏好及使用频次体现了“媒介可供性”（media affordance）在理论研究中的价值（Rice et al.， 2017）。
　　媒介可供性指的是在媒介潜在的特性（或功能及局限）之下，与行动者的需求或目标有关，并且在某一特定语境之中行动者感知到的他们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媒介展开行动的潜能之间的关系。不同信息渠道的选择背后，隐含了人们特定的需求和目标。以短视频为例，尽管疫情期间抖音、快手等平台有大量的新冠疫情信息，但用户对这些短视频应用的主要需求仍是娱乐性的，内容本身无法直接预测人的行为改变。防疫期间更频繁地使用这类媒介，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使用者强烈的娱乐需求和社交愿望。是否这类人群更依顺社会力量的影响从而更积极地做好防疫措施？当然，这种猜测存在过度阐释的危险，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探寻传播技术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无论如何，在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当中，关于信息及其载体与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考察，亟待开拓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病毒、传播与社会变革
　　“正如语言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一样，疾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威廉·麦克尼尔，2010：6）。在医学史家看来，疾病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超出生物体适应能力的刺激，疾病是一个生物过程，像生命本身一样古老；疾病也遍及整个文明史，通过影响个人的生活和行为进而影响人类的文明和创造；疾病不仅袭击个人，还袭击整个群体，“一切的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2019：2），文化因素对个人的疾病倾向和群体的疾病环境发挥巨大的作用。
　　流行性传染病与传播息息相关。人传人的“文明”型传染病意味着“原本孤立的文明社会之间出现定期和有组织的交流之后，凶猛传染病很快开始从一个文明蔓延到另一个文明”（威廉·麦克尼尔，2010：39），而且，“特定传染病的地理范围将依人类的活动、文明中心地区的发病方式和严重程度的不同而往往有所差别”（威廉·麦克尼尔，2010：47）。1918年横扫世界的大流感，被认为是“自然与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约翰·M·巴里，2008：6），两年中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2100万到5000万，比人类历史上在其他所有疾病爆发中死去的人都多，超过了14世纪欧洲黑死病，也多过艾滋病的丧生人数，“最终，从流感爆发中获取的科学知识，孕育了未来的医学”（约翰·M·巴里，2008：9），它代表的现代医学革命“还影响了一个社会对自身的管理手段，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及其公民的生活方式”（约翰·M·巴里，2008：18）。
　　新冠病毒短短数月的全球大规模感染和20多万死亡人数，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全世界思想家们的观点碰撞。斯拉沃热·齐泽克（2020）认为病毒会给资本主义致命打击并唤起一种隐含的共产主义，而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2020）则直言“齐泽克错了。这些都不会发生”。美国性别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看到了“在全球流行病的新时空中，对全球相互依存的新认识与隔离的紧迫性是一致的”；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2020）则认为疫情“将我们的政治生活的表面揭开，让下面更为本质或原始的内容凸显出来……执行政治命令就是掌控公民的生杀大权”。在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2020）看来，“信息互联网让我们能随时掌握疫情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蔓延进展，然而这并没能启动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冠状病毒强有力地告诉我们，全人类必须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我们以实证研究梳理和总结中国抗击疫情的地方经验，正是力图通过探究公众信息获取、风险感知、社会行为这些复杂严峻的细节之间的关系，从健康传播着手推动高效科学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和沟通机制建设。尽管上述概念丛非常复杂，本研究从样本结构到概念操作化都存在局限，然而从传播学实证方法进行在地研究的价值，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2020）所言，这场瘟疫无异于此前的任何一场流行病，是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之勾连的一个交界点，“只有科学可控的事实，以及在地方经验和战略目标方面都足够理性的新的政治愿景，才值得我们的信任”。■
　　
参考文献：
阿兰·巴迪欧（2020）。《论大流行：太阳底下无新事》，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64126_1.
安东尼奥·奈格里（2020）。《奈格里谈“大流行”：斗争是核心》，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63268_1.
埃德加·莫兰（2020）。《隔离，能帮人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解毒”》，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49483_1.
布鲁诺·拉图尔（2020）。《健康危机是气候危机的一次预演？》，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21254_1.
大卫·朗西曼（2020）。《新冠病毒并未悬置政治，霍布斯的警告仍然有效》，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37872_1.
韩炳哲（2020）。《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76893_1.
何美坤，刘晓君，毛宗福（2019）。健康相关行为影响因素。《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366-370。
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2019）。《疾病的文化史》（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胡正荣，李荃（2020）。聚人心、解民忧、共克艰——主流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现评析。《现代视听》，（2），5-8。
李泓冰，周玉桥（2020）。“看见”的力量——透视疫情报道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新闻记者》，（2），3-11。
林沛理（2020）。《没有人是孤岛，也没有人是酒店》。检索于http://www.infzm.com/contents/182502.
林升栋（2020）。《传播学的传染病隐喻及思考》。检索于http://sscp.cssn.cn/xkpd/xwcbx_20157/202004/t20200408_5111303.html.
刘思彤等（2020）。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健康科普的获取途径及影响因素研究。《科技传播》，（5），4-8。
罗琳等（2020）。新冠肺炎疫情期公众疾病认知、应对方式及锻炼行为调查。《中国公共卫生》，（2），156-159。
诺姆·乔姆斯基（2020）。《在自我隔离中提问，我们想要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69405_1.
斯拉沃热·齐泽克（2020）。《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370752874_268920.
腾讯较真（2020）。《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尚无定论》。检索于https://vp.fact.qq.com/article?id=c7f61161c3f13a20a770ce4b15345fde.
王帆，郑频频，傅华（2020）。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健康传播与健康素养。《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1），3-4+9。
王一等（2020）。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公众媒体暴露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复旦学报（医学版）》，（2），173-178。
威廉·麦克尼尔（2010）。《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项飙（2020）。《“点对点”与流动的“安全化”》。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61143_1.
许煜（2020）。《遵循民族国家的逻辑，全球“共同免疫体”永远无法实现》。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62809_1.
亚当·图兹（2020）。《冲击波：“大流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968987_1.
伊赫亚等（2020）。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早期防控对策。《预防医学》，（4），325-329。
约翰·M·巴里（2008）。《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扬，赵佳媛，刘念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周葆华（2020）。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新闻大学》，（3），84-106+120。
朱迪斯·巴特勒（2020）。《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让病毒有了歧视性》。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03254_1.
AghaS. (2003). The impact of a mass media campaign on personal risk perception, perceived self-efficacy and on other behavioural predictors. AIDS Care, 15(6)749-762.
BishA.& Michie, S. (2010). Demographic and attitudinal determinants of protective behaviours during a pandemic: a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5(4)797-824.
BrewerN. T.WeinsteinN. D.CuiteC. L.& Herrington, J. E. (2004). Risk perceptions and their relation to risk behavior.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7(2)125-130.
BrewerN. T.ChapmanG. B.GibbonsF. X.GerrardM.McCaul, K. D.& WeinsteinN. D. (2007).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vaccination. Health Psychology, 26(2)136-145.
BrugJ.AroA. R.Oenema, A.de ZwartO.RichardusJ. H.& Bishop, G. D. (2004). SARS risk perception, knowledgeprecautionsand information sourcesthe Netherlands.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0(8)1486-1489.
Cassell, M.JacksonC& CheuvrontB. (1998). Health communication on the Internet: an effective channel for health behavior chang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3(1)71-79.
Danaher, B. G.Berkanovic, E.& Gerber, B. (1984). Mass media based health behavior change: Televised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 Addictive Behaviors9(3)245-253.
Hamel L.LopesL.Munana, C.KatesJ.MichaudJ.& Brodie, M. (2020). KFF Coronavirus Poll: March 2020. 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020-3-17. https://www.kff.org/global-health-policy/poll-finding/kff-coronavirus-poll-march-2020/.
Laranjo, L.Arguel, A.NevesA. L.GallagherA. M.Kaplan, R.Mortimer, N.Mendes, G. A.& LauA. Y. S. (201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health behavior chang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22(1)243-256.
Lau, J. T. F.YeungN. C.Y.Choi, K. C.ChengM. Y. M.Tsui, H. Y.& GriffithsS. (2010). Factors in association with acceptability of A/H1N1 vaccination during the influenza A/H1N1 pandemic phase in the Hong Kong general population. Vaccine28(29)4632-4637.
LiaoQ.Wu, P.Wing Tak LamW.CowlingB. J.& Fielding, R. (2019). Trajectories of public psycho-behavioural responses relating to influenza A (H7N9) over the winter of 2014-15 in Hong Kong. Psychology & health, 34(2)162-180.
RiceR. E.EvansS. K.Pearce, K. E.SivunenA.VitakJ.& TreemJ. W. (2017). Organizational media affordances: Operationalization and associations with media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7(1)106-130.
ShapinS. (2020). COVID and Community.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2020-3-30.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covid-and-community/.
WahlbergA. A.& SjobergL. (2000).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media.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3(1)31-50.
Wakefield, M. A.LokenB.& Hornik, R. C. (2010). Use of mass media campaigns to change health behaviour. The Lancet, 376(9748)1261-1271.
Weinstein N. (1993). Testing four competing theories of health behavior. Health Psychology, 12(4)324-333.
WHO (2020a).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situation. 2020-5-1.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WHO (2020b).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health care when novel coronavirus (nCoV) infection is suspected. 2020-3-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infection-prevention-and-control-during-health-care-when-novel-coro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20200125.
Xia, S.& LiuJ. (2013).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characteriz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influence on individuals’ vaccination decision making. PloS one8(4)e6037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60373.
YanovitzkyI.& BennettC. (1999). Media attentioninstitutional response, and health behavior change: The case of drunk driving1978-1996.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4)429-453.
　　
楚亚杰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陆晔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沈菲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本研究由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子课题“中国科学传播能力评估”（2016ZX08015002-005）资助。作者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研究生余文婷、闵晨对问卷设计工作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