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蕾
　　【本文提要】传播学学科性质问题在传播学学科反思传统中依然悬而未决，充满争议。追溯这一研究脉络不仅有利于为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奠基，也有利于为类同于传播学的跨学科与新兴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开放与重建提供借鉴。本文认为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经历过知识论反思、反学科认同、元学科反思等阶段，对传播学学科性质中所蕴含的悖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知，现正趋向以后学科的新定位激活传播学的实践智慧与传播学的学术创造力。这一理路是从知识论反思到生存论反思的理解转向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对传播学者生存智慧的反身性观照是传播学实践理性重建的必要前提，亟待在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中获得优先突破。
　　【关键词】传播学 学科性质 知识论 生存论
　　【中图分类号】G201
　　作为一门脱胎于传统社会科学体系却又不满于以传统理性逻辑建构自身的新兴学科，传播学自诞生起就难以摆脱自我认知的困惑。传播学的学科反思可谓追随着传播学学科成长的整个历程。在诸多反思性子议题中，对传播学学科性质的追问关涉对传播学知识生成逻辑与对专业共同体学术实践意向的辨识与引导，具有至关重要的本体性意义。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既有重要相关文献的发掘，大体勾勒出传播学性质研究的历史脉络，并从对其发展趋态的判断中澄明当下研究的意旨与方向，为聚合并深化下一步的研究夯实基础。
　　
一、知识论反思视角下的传播学学科性质询：理性的匮乏
　　知识论研究作为现代启蒙理性在科学哲学领域的话语呈现，它以知识的本质、结构与形态为考察对象，旨在从中揭示出清晰明确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确证知识的理性根基。按照知识论的理性要求，独立学科成其所是的必要资质是要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共识性的中心理论，以及独创的概念方法体系，由此聚合学术共同体以一贯性逻辑完成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施拉姆的领导与推动下，传播学率先实现了在美国高校的学科化建制，随后被作为成功典范延及世界多地，一度引发传播学学科建设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然而，传播学学科化的既定现实并不能豁免批判者对其“学科性”资格的质疑与否定。
　　对传播学的学科资质予以质疑的最有影响力的声音来自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1959）。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就犀利地指出传播学在理论资源与研究者知识创生能力上对相邻学科的高度依赖已使其陷入自主性沦丧的漩涡，随着早期来自其他领域的杰出研究者兴趣的转移，看似繁荣的传播研究领域行将枯萎。虽然从传播学后续的建制成就上看，贝雷尔森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且恰恰相反，传播学在之后的几十年因契合了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境需要，一举成为时代显学，在专业教育、学术成果、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参与人数等方面的规模急剧扩张。然而，即便是以此驳斥贝雷尔森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83）也不得不承认，传播学研究令人堪忧的学术质量与激增的成果数量并不协调，并且建制以来始终处于过度分化的状态中，没有发展出一个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之进行思考和组织的中心理论。这种不断分化的趋势将使传播研究愈加难以被规范和统一。因此，从一些方面看，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而从其他一些方面看，它尚未发展为一门学科。
　　传播学曾面临的这些学科性质询至今依然是难以消弭的痛点，经常在学科史探讨的各种场合中被反复激活与呈现。从知识论的反思视角看，除了上述所涉的“论题长期分散、缺乏中心理论、原创力不足”等问题之外，传播学在学科资质上备受诟病之处主要还包括：缺乏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规定性，研究领域不明确（王怡红，1998）；理论的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陈韬文，2008）；知识缺乏系统性、应变性和理论创新性（胡翼青，2004：39-45）；基本概念混乱（池岩，云国强，2009）；学派对立，流派众多，学派划分和称谓难以统一（陈力丹，2005）；研究方法僵化（刘勇，2006）；缺少一套自己的学术规范（陶鹤山，2002）；专业知识沦为常识用语，造成理论无用论或人人都有传播专业的窘境（赵雅丽，2011）；过度卷入政治与经济场域的利益纠葛而沦丧自主性（Paolo Mancini， 1993）等。这些问题彼此交联、互为因果、缠绕难解，可共同归结为“理性的匮乏”，并由此构成了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困境。
　　
二、传播学学科性质疑题的解构：反学科认同
　　随着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启蒙理性及其宏大叙事的解构，传播学学科性的理性匮乏问题亦获得了正向诠释的新空间。既然传播学的理性之路困难重重，是否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另辟新径呢？在此致思方向下，学界逐渐浮现一些拒绝将传播学视为一门学科的“反学科认同者”。综观之，他们以取缔学科来消解传播学学科性质疑题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播学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被包含于既有的其他学科之中。按照奥康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传播学可被分解到其他相关学科中去而不必维持一种专门性知识形态。虽然传播是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在于传播之中，但传播也可被视为经济或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因此，传播学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若干独立学科的集合，而只是其他学科基本问题的一个当代特征，成为一个被松散建构的领域（Kaarle Nordenstreng，2004）。有学者甚至更极端地认为传播相关主题研究即便分解到其他学科中去，亦不具备成为该学科范畴内专门性领域的区分价值，以至把在社会学科内另立报刊研究视作在生物学领域内另设小鸡科学或小鸭科学一样荒谬（Wolfgang Donsbach， 2006）。
　　第二，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传播学本来就不是按照传统的知识论逻辑实际建构起来的知识领域，故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有学者认为（David L.Swanson， 1993），传播学备受诟病的“碎片化”问题恰是其优势所在。由于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视角，传播学可以看之更全，行之更远。在传播议题越来越渗入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境遇下，只要我们能明确自身的知识定位并致力于提高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优势，是可以自立自主的，大可不必把自己的生存空间寄予“学科性”的幻想之中，那些对于学科基础、学科核心内容等“伪命题”的探讨，要么是无法实现的徒劳，要么需要对既有丰富的研究传统进行自我截除，无论哪种选择都是指向毁灭性的。
　　第三，传播学的学科史叙事不足以作为其学科性认同的根基。尽管传播学教科书不断重复以大众传播研究奠基之父的神话获得某种一贯性，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可靠的学科史叙述，大多数所谓的传播学奠基之父实际上都出自其他领域，且最终都放弃了媒介研究。因此，传播学的学科想象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空虚的基础之上。这种学科化策略固然能使我们获得院系、教职、研究生项目，但将导致智识贫瘠，且不能确保我们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有学者（Thomas Streeter， 1995）主张将传播学的独特价值建立在学科地位的缺失而不是获得的基础之上，以无边界的研究对当代生活与日常境遇进行广泛的审视，灵活运用各种丰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磨砺对冲突的敏感性和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意识，生产出更广博的知识。
　　传播学的反学科思潮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彻底斩断传播学在学科化道路上所面临的重重阻碍，将传播学置于一个全新的起点之上，令深陷于传播学学科困境之中的学者感到眼前一亮。然而，诚如后现代思潮可能迷失于非理性的狂欢一样，未经充分价值澄明的反学科认同亦可能使传播学者在过度碎片化中陷入各自为政的内眷化，在此过程中将越来越失去思想的活力与学术的敏锐，亦即李金铨（2015）所形容的“只顾向内部细节发展，一再以形式主义炫耀技术至上，思想上却不敢大胆创新，以放大镜照肚脐眼，孤芳自赏，最终导向‘精致的平庸’”。
　　此外，对于已经学科化建制的传播学而言，如何可能搁置从历史中衍生而来的现实性，跳脱既有的学术体制和路径依赖进入超然的反学科认同之中？若不彻底跳脱既有的“学科”语境及对学科制度的依赖，“反学科”的声称又如何克服其内在的矛盾性？这个问题是反学科者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充分回答的，故有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学科虽然限制了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但也为学术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制度化保障（Thomas Streeter， 1995）。有学者（王怡红，2012）更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学科与专门化是一种不可规避的现实，我们不应避开社会科学的最基本阶段，即基本的分析和专门的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仍将继续无益的实践。我们应将超然的反学科论断转向具有实践建构性的学科自我反思方式，即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学科化进程中克服种种不利因素，为学科的存在增加更为合理的知识功能。同时，又要在学术思想上超越学院体制的束缚，放弃专业体制的保护，主动跨越学科界限。
　　由此见之，对已有“学科之名”与“学科之实”的传播学而言，学科性质疑题是不可解构的现存问题，反学科认同并不能从现实层面止息思想的纷争，但它却以激进的方式为思想注入了拓展与创新的动力。思想也唯有在矛盾的挣扎中才能获得更深的解放与更大的发展。
　　
三、元学科追问路径下的后学科认同：一种新的身份策略
　　元学科追问是对“什么是学科”、“学科的功能与意义何在”、“什么是学科成功的标准”等元层面问题的质询和思考。既然“学科”是理解传播学知识性质最主要的概念框架，绝大多数自识困惑和争论都围绕“传播学是不是学科？”、“传播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以及“传播学是不是一门成功的学科？”等问题而展开，那么元学科反思就成为传播学自识之惑的深层追问。因为只有澄明学科本身的概念蕴含，才可能超越传播学“既是学科，又不像学科”的悖论，将学科性质之争引伸向更有创造力的学术对话。
　　根据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96/1997：9）的历史考察，学科作为一种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制度结构，肇始于十九世纪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思潮。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不过，从实际的学科发生史来看，学科并不尽然是对知识形式的理性划分，它们的诞生往往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紧密勾连，而这些需要未必符合一贯的知识论逻辑，传播学学科的建制即是一例。这构成了学科内在矛盾的第一个隐藏维度。
　　学科内在矛盾的第二个维度隐藏于学科的结构功能之中。特定学科一旦通过教育体系内的制度化，就会生成一系列现实的操作性原则，进而为研究范畴、课程设定、协会创办、专业期刊、院系组建、学术评估、人员晋升等提供制度化保障。因此，学科对形塑专业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上看，学科也可被理解成为探索知识而形成的共同体。具有共同学科认同感的群体成员聚合在一起，确立共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检验标准，并以学科权威界定彼此的身份关系和等级位置，如圈内人或圈外人、大师或新手、专家或通才等，以此构成了权威等级，确立每个人在学科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从而使共同体成员的学术生活得以顺利展开——传授明确的知识完成教学任务、参与学科专业知识资格鉴定、按照既定的学科成规指导研究、设计课程和聘用教员、以学科名义参与学术交流、谋求相应工作、争取基金资助和各种奖励、积累学术威望等。只有适应了这一套学科规训，才能在高校环境和学术事业中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但与此同时，学科建制化也以一种复杂、隐蔽的方式使不同院系专业归属的学者免于相互对谈，相安无事地共处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名目之下进行各自研究，而院系之间真正存在的冲突性历史被掩盖。分裂与异化成为获得大学身份界定的条件。这意味着学科建制的成熟过程亦是以传承发展知识的名义走向其对立面——有碍知识创新发展的过程。隐含于学科本质中的这一内在矛盾同样构成了学科概念漂移、延宕，乃至自我消解的原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交叉学科”、“跨学科”、“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横断学科”、“概略性学科”、“超学科”、“后学科”等基于专业分科又试图打破专业分科的另类“学科类型”与“学科称谓”开始陆续出现于学术公众的视野之中。传播学也是随着这一波潮流登上历史舞台的。作为学科概念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这些另类学科是为弥补传统学科之弊病与不足而生成的权宜性存在，但它们的出现注定将引发学科性质认定与学科身份认同的一场大混乱。因为它们的出现，既包含了历史的延续，也蕴含着历史的断裂，具有高度混杂性。于是，如何在延续与断裂的矛盾性张力中诠释自身，便成为富有现实意义的知识革命的开端。那些身份模糊的新兴学科，亦成为开放与重建社会科学体系的前沿阵地。
　　作为“另类学科”的一个典型代表，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内在理论观念或方法论演绎的结果，而是因为新媒体环境催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并形成一种广泛的文化信念——诸多社会问题的形成皆可归因于不良传播，故通过改善传播能予以解决。于是，私人基金会、商业与国家机构为满足各自的传播需要，争相为传播研究提供资助，才促成了传播学学科建制的成功。为此，有学者（John Durham Peters， 1986）特别区分了两种定义传播学的方式：一种是从建制形式上定义学科，另一种是从内在学理角度上定义学科。这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蕴含着某种矛盾。传播学所实现的学科化仅仅是建制形式上的学科化，对它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定义原则是行政管理原则，而非学理原则。学科初创者施拉姆采用“传播学”的称谓，并从多学科中广泛借用各种与传播相关的理论资源是为获得学科建制合法性的一种权宜之计，为此他不得不回避对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智识焦点、任务进行严格定义。后来，各个高校院系又以便于各自管理的方式定义和组建传播学，而传播学内部五花八门的分类实际上成为历史偶然性与学术科层制的结果，这进一步加剧了从学理层面统一传播学定义的困难，因此传播学的快速建制实际上是以学理上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为代价的。
　　上述关于传播学的双重定义根植于对传播学学科性悖论的深刻认知：一方面，传播研究的论题、方法、理论模式都来自实践的需要，以因时而变的问题为中心，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取决于该领域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若片面强调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必定会损害该领域与其他学术领域的交流互动，进而损害其学术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只有适应现代学术体制的要求，适应高度专业化的学科运作模式才能被现代大学所接受。如果说蕴含于学科内的矛盾悖论既是限制的根源，又是创新的原动力，那么应如何从悖论中突破限制而激活创新？这显然是传播学当前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它不仅关涉本学科的自身发展，同时其探索经验对与己相类的新兴学科，乃至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开放与重建都将产生借鉴意义。
　　后学科的认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问题语境下成为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身份策略。在2008年美国《传播学季刊》组织的传播学反思专辑中，后学科认同成为其亮点和关键词之一。后学科观念所隐含的一个重要前提预设是：建基于现代性基础主义逻辑之上的传统学科观念已难以完全满足新形势下的知识认知和生产需要，另类学科的兴起正是传统学科逻辑危机的后果。作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复杂立场，后学科观念建立在对大学转型的深刻洞察之上，它既不认可连接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也不接受否定知识结构化的简单的反学科立场，而是把问题形成的过程置于中心地位，解放学科边界对问题探寻的阻滞，进而探索新的研究方式，并不断质询原先预设的旧的学科划分和等级序列，试图重新定义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与“交叉学科”、“跨学科”等建立在传统学科划分及其学科合法性逻辑基础上的“另类学科”相比，“后学科”观以更激进的姿态体现出与传统学科观念之间更大的断裂性。而与反学科立场相比，“后学科”观又以更具包容的姿态体现出对既有学科现状的接纳与重建意向。这样富有创造性张力的诠释空间恰为处于悖论困惑中的传播学提供了新的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想象。故在《传播学季刊》2008年的反思专辑中，有学者（Susan Herbst，2008）特别指出，传播学应走出传统学科危机的反思语境，另辟蹊径，从后学科认同中汲取新的知识合理性资源，建立不同于常规科学合理性的“新理性”基础。而对于后学科的整类知识实践而言，传播学又可作为重要的“试验田”参与重新界定大学教育的改革前沿中去。这也恰好契合了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所提出的以创造性实验探索社会科学重建路径的实践主张（Immanuel Wallerstein，1996/1997：103-113）。
　　
四、探寻实践智慧：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的生存论转向
　　对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而言，后学科的身份认同仅仅是一个开放性探索的起点，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关键问题包括：应如何理解近现代理性主义知识论必然导致的成就与困境？应如何重置知识论反思的方向与方式才足以应对新时代语境下的公共难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透过生存论哲学的视角予以洞明。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中，生存论哲学的兴起源于对自由与理性之间关系的反思，而最终指向对自由与理性关系的重建。由于人类文明发展初期，物质需要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摆脱物质匮乏对生存和发展的束缚成为人类对自由的第一重想象。在这种需求和想象的驱动下，以主客分立的对象化思维为前提、以分析见长、以合理控制为目标的工具理性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时代精神，在与此相适应的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知识体系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物质文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建立在分割的世界观与多重疆界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思维使人在片面的深刻中迷失了对宇宙整体的感知，以及与生命根源的连接，其负面影响远不止于个人层面的创造力沦丧与价值迷乱，这种心智模式还将进一步通过思想与行动辐射到外部空间，给社会行业构成、文化价值系统，乃至环境生态系统等都带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叠加性危机。面对危机中的世界，应如何超越工具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和有限性，重建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实质关联，成为新时代语境下我们必须面对的公共难题。对此，生存哲学的反思路径颠覆了主客分立的对象化工具理性思维，试图通过创建万物一体的关联性思维弥合工具理性视域下破碎的真理。同时，它承继了康德对自由观念的重新阐释，认为人对外部经验世界的能动性认识能力和掌控能力并不构成人之自由的本质内容，而至多只能算作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实现提供一种外部的必要条件，真正自由的实现依托于人作为价值主体的道德主体的真正确立。于是，如何从内在性角度重建价值主体自身便成为生存哲学的核心问题，这里既包含了直接对受限性心智加以反思的探索维度，也包含了对具体实践场域中的异化性生存加以反思的探索维度。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哲学思潮，存在论哲学以无所不及的广度和无尽绵延的深度成为重建人文精神与人类理性的风向标。由于危机的本质并不单纯缘于外部现象或环境，而是缘于主体对外部现象或环境的不安全感知引发的生存性焦虑，因此不同危机场域中的问题反思皆可从生存论转向的思想动力中获得支持与深化。
　　然而，在传播学学科反思研究领域，生存论转向还不是一个被普遍意识和主动采用的思想取向。不过，随着学科反思的深入，该领域已不自觉地展示了与生存论哲学同构的问题意识，以及与生存哲学同向的解题构思。我们可以把美国学者克雷格关于传播学学科性质探索的系列研究视作在传播学反思的生存论转向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其特殊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新的结构化隐喻解构了传统学科的疆界思维，对学科的合法性来源做出了具有广阔开放度和包容度的新诠释。克雷格（Robert T. Craig， 2003）以隐喻的方法澄明传统的学科观是建立在树状知识结构、领域边界明晰等隐喻想象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学科观遮蔽了知识边界并不必然明晰、特定学科知识并不必然建基于某种特定的基础之上，也并不必然与其他学科知识互斥的境况。实际上，学科划分有时只与学术政治有关，仅仅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而不以智识价值、学术连贯性或理性基础为根据。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学科隐喻，即视之为以特定模式参与对话的共同体，其合法性源于智识贡献、机构建制与社会文化认同这三个维度。其中，智识贡献包括历史与当代经典的文本、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机构建制包括大学和院系、职业组织、资助机构、出版社、图书馆、数据库等；社会文化认同包括根植于文化系统和社会习俗中的普遍信念对学科观念的认同与支持。这三种合法性资源构成的不同配比造就了学科的多样性。就传播学而言，它是一门合法性主要来自社会文化认同的实践性学科，其维持学科的动力更多在于对社会的有用性而非学理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第二，以实践智慧为预设的价值导向，完成了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学科的性质界定。作为克雷格传播学本体论学说的一个中心概念，“实践性学科”的元理论扎根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与诠释学、哲学实用主义、批判性理论、社会实践理论、元话语语用学等多元思想传统，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蕴含与方法论运思（Robert T. Craig， 2018）。在价值导向上，实践性学科以追求实践智慧为最终的智识目标，由此区分于以追求“逻辑真理”为最终智识目标的纯科学，但两类学科能以互嵌交融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实践。按照实践智慧的意趣，理论是为了反思并引导未来的生存实践而对以往生存实践的理性重建。对实践的理论重建包含了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过程。抽象化是为了达致普遍性的解释，理性化是澄明实践中所潜藏的价值和原则，并为“理想的实践”提供理性基础。对实践的理性重建不是为了揭示本质，而是实验性地建构具有理性保证的，且与广阔实践相关联的规范模型。对作为实践性学科的传播学而言，克雷格（1995）认为其中心目标应在于通过批判性研究改善传播实践及实践艺术、致力于发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实践技艺转化为普遍化的规则、提供未被主体意识到的实践的理想观念、改善对传播实践困境的理解、优化传播实践目的和手段等。按此实践理性的逻辑，我们应将传播研究的根本意义从对人类传播现象的反映和概括转向对人类传播实践的设计和开拓——把自己当作“创造者”，带着“做什么”与“怎么做”的问题设计，开拓出我们所需要的、能表现出应有智慧的传播实践（单波，2014：6）。在后学科的视域中，这亦可作为传播学聚合不同理论与方法的根本价值指向，也唯有借助于“创造者”的超越性智慧与超越性动力，才可能突破僵化的边界以完成富有创造力的整合。
　　长期以来，传播学界都偏向将追求逻辑真理的科学理论作为学科建构的理想型，侧重以经验性调研描述现象以及产生现象的因果过程，却忽视了以实践智慧为指向的规范性理论的建构，即提供解释、批判性判断，或指向更好行为的规范性处方。这种定向与传播学以“实践有用性”为主要权威来源的学科特质刚好形成了错位，如此既突显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又遏制了自身本具有优势的资源潜能，从而构成了传播学的理论困境和学科危机。在此境况下，克雷格对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学科的性质界定体现出其“拨乱反正”、“回返生存”的特殊意义。同时，与前述对传播学的双重定义相比，克雷格对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学科的界定是建立在更广义的学科认识论与学科理性重建的基础上，这就超越了对传播学学科悖论的表层理解，把我们引向在新语境新定位中重新规划与发展传播学的创造之路，而所有的创造又是以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实践性学科”为诠释起点，它旨在突破反学科立场“批判有余、建构不足”的局限，为支离破碎且缺乏创造性的传播学提供明晰的价值导向与方法论原则。
　　第三，对实践性学科知识整合图式及其方法论的初探讨。为克服传播学内部无限细分、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格局，克雷格试图创制传播学知识整合图式以作为探索实践智慧的思想资源库，并试图阐明实践性学科的知识创生路径以作为其方法论依据。而实际上，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是很难被程式化地描述清楚的。如果可以，那它就与科学性学科的知识逻辑无异了。对此，克雷格（2018）也指出，实践能以特定的理论（如有益于沉思的理论）被陈述，但又不可被归结于单纯的理论或技术。某一特定领域的实践理论如伦理学，最多只能提供一种实践智慧的概貌，而无法描述在具体的情境中应该怎么做。不过面对这一难题，克雷格还是以贯穿其学术生涯的持续努力做出了尽可能详尽的方法论设计与说明，如以元话语语用学对传播理论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Robert T. Craig， 2004）、通过阐释建构性元理论为不同传统的传播理论创设对话模式（Robert T. Craig，1999）、澄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Robert T. Craig， 2006），以及重建传播实践理论的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Robert T. Craig， 2018）等。这些成果实际上构成了克雷格对实践性学科知识整合图式的初探讨，它超越了对传播学碎片化格局的认知，以多重富有思辨张力和包容度的逻辑将不同的知识碎片再重新连结起来。克雷格所作的这一系列学术努力获得了学术界较高的评价和认可，他的传播学本体观亦被纳入多版本的传播学教科书。
　　
五、生存论反思视域下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未尽疑题
　　诚如前面所言，传播学学科反思研究的生存论转向还不是一个被普遍意识和主动采用的思想取向，虽然在不自觉中呈现出某种与生存论转向同构的问题意识和解题方向，但缺乏生存论哲学视角的深彻观照，难以获得更高的超越性眼光从根本层面上化解重重危机。我们从克雷格基于自己学术生涯的最新回顾与反思中可以窥见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未尽疑题。克雷格（2015）指出，自己关于传播学元理论的研究成果虽在传播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影响，但它们主要是作为理论教学典范而被认知的，在激活学术理论创新与创造性对话方面的实际影响却是收效甚微。
　　为何克雷格所呈现的传播学学科整合地图在具有形式意义的辨识度上会取得成功，而在具有实质意义的创造性上却遭遇低效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它关涉到传播学被界定为“实践性”学科背后所必然预设的求知逻辑及其本质要求。还原克雷格界定传播学学科性质的初衷，乃是为了整合传播学领域内支离破碎的理论并激活对其加以理解与应用的创造力。那么，从更高维的信息学与整合心理学角度看，整合的原理机制是什么？什么样的整合是充分有效的呢？如果说知识整合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根源于人类知识数量的无限扩张与人类认识能力之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紧张，那么整合作为一种信息梳理机制，可通过对现存知识性信息的分类标识与抽象化来缓解认知压力，亦可通过反思与优化认知主体先验的意识与心智模式以提升理解认知的广度、深度与兼容度。其中，前一种整合路径因具有更高的明晰度而便于普遍化与模式化，却因脱离了特定主体与特定语境而难免陷入僵化；而后一种整合是打开生命境界的必然呈现，它无法被对象性地阐释，但可在超越性视域中洞见不同理论间的创造性关联，它固然难以被模式化，却是经由个体心灵内化后的创造性整合。
　　我们可以看到，克雷格的用力之处主要聚焦于前一种情况所涉的知识性整合，而忽视了后一种知识主体意识与心智整合的内在维度。尽管在论述建构实践理论的三个层次时，他将探讨价值规范的哲学层视作承载其他两个层面——问题层与技术层的奠基层，但他对这一哲学层面的探讨尚未深入展开。诚如他自己所言，在实践学科的框架内解释规范性理论，他仅仅开了个头，这是还有待后续研究的“诱人的挑战”（Robert T. Craig，2015）。并且，克雷格可能尚未意识到的一点是，传播哲学的探索意义不仅在于从结构功能上为传播学其他研究层次奠基，更在于超越性地重构研究主体的意识与心智，从而将被动认知碎片化知识的外在压力转化为积极面向世界并以强烈的求知欲主动探索世界的内在动力，从机械、僵化、孤立的理解转化为活泼、灵动且富有创造性关联的理解，进而从基于学术分工的异化研究状态转化为具有大全视野的自由研究状态。
　　如果把基于抽象技术的外部知识整合视作非生命的无机整合，那么基于意识进化的内部整合可被视作具有生命参与特性的有机整合。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2000/2015：10）从整合心理学角度所描述的超意识光谱，古希腊早期哲学与东方思想境界论中的“万有相通”、“天人合一”（张世英，2013：9），生存哲学视域下的大全思维（熊伟，1997：612-613），它们作为不同学科与文化背景中的同一指代，都是意识高度进化而富有实践智慧与价值直观能力，并具强大有机整合力的典范性表述。在实用主义思潮盛行的传播学研究场域中，直接面向被给予的研究问题，按照既定的价值目标构设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是最为普遍的研究路径，指向价值厘定与意识进化的传播哲学研究始终处于若有若无的边缘地带。然而，随着另一种改进的实用主义思潮——解放的实用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研究境况将可能发生扭转。美国学者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Unger， Roberto， Mangaberia， 2007/2012：3-4）在其专著《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中认为，“实用主义”思潮虽曾是深入人心的最普遍的观念，但如今因其过度成熟的“堕落”正面临想象力匮乏与大势已去的境遇，现唯有注入“提升人性”的希望和想象才能使其重焕生机。此处所指的“提升人性”即把“人性神圣化”——而非将“社会人性化”视作更高的追求，故不拘泥于传统实用主义的秩序化价值目标，而是要在具有超越意识的生命规划中，在重新找回自我生存的现实中，在自我和他人相遇的经验中实现伟大与爱的融合，以期获得自我觉醒并赢得生命意义。
　　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地取代技术化、程式化劳动的当下与未来，基于意识进化的创造性劳动是人保有生存尊严与获得生存意义的必要依托，是故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 2017：38）把从智人到智神看作未来简史的核心注释，亦把追求像神一样的能力看作21世纪后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另一方面，基于意识与心智的内部整合对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知识交融度高、涉及面广的综合性交叉学科而言，是在开放社会科学语境下进行知识探索时所需要共同面对的公共难题，它关涉到这些前沿型学科的活力与动力，其解题路径具有元方法意义。如果把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演化进路大抵分为传播学核心范式的确立及其在经验主义范畴内的整合、多元研究传统的表层整合与多元研究传统的深层整合这三个阶段（陈蕾，2013），那么由传播哲学奠基的意识与心智整合将是当前多元研究传统深层整合阶段的关键突破口。
　　那么，意识与心智的进化应如何实现呢？对于超越性的心灵整合，东方古典儒释道思想与西方心理学及先验现象学均给予了丰富的阐释。譬如，中国古代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心性本体学就把心性视作创造之源、培根之本与境界之端，同时也视为大全之本体，具有尽心则万事俱得的元方法意义。相比于主张以纤细分析和博闻广识抵达实践智慧的朱子学说，阳明心学以去蔽明心的致良知为要，当明德至天命之性，灵昭不昧之际，则万理之所从出也（冈田武彦，2002/2015：183）。心性学说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知识碎片化的问题，并避免陷入到训诂记诵的流弊中，这对以实践性学科定位自身并面临知识过度碎片化的传播学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实际上，当近现代以来占绝对优势的西方理性逐渐遭遇思想困境与生态文明危机之际，以实践智慧见长的东方思想在化解西方理性危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与良好发展等方面皆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东方思想所特有的神秘、模糊与玄妙常常将以理性分析见长的现代思维拒于门外，难怪著名传播哲学家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1999/2017：1）都有此一叹：“中华文明有如此之多的智慧，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却一直对它那么地一无所知！”因此，弥合东西思想与文明的裂痕，使其彼此取长补短、相应相融构成现当代思想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此语境下，以轴心时代的宏观视野统观东西方智慧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哲学将领会生存视作获得超越性真理的必然路径，其学说兼具东方思想的深邃透彻性与西方思想精密分析的理性特征，具有融贯古今中西的气象，尤其值得关注。
　　按照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逻辑，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与以我们的实存，已被赠与以作为实现我们的本原的基地（卡尔·雅斯贝斯，1956/2013：3）。因此，关于“我是谁”、“我要成为谁”的追问与探索是一切实践智慧的基点。正是在此致思路径下，有学者（Joli Jensen，1993）批判指出，以往学界对传播学的价值反思主要是从学科版图、学科合法性、方法一贯性、学科地位等针对传播学知识的维度展开的，这种反思路径失去了对知识实践主体的观照而难以深彻。这是因为知识的边界和学科分类都是人为建构并维系的，其本身不是我们旨趣所在，我们真正关切的是其实践性后果：不同的边界和分类将以不同的方式形塑着我们的生活，不仅影响我们所思所为，也影响到我们被他人理解的方式；而理论一贯性逻辑的实践后果在于影响着知识的规训与传承，使共同体能按照定则进行学术研究，教授学业，设置课程，聘请老师，以及向知识管理者声称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应该把学科反思问题从针对传播学知识的质询转向针对我们自身的质询，即：当我们从事传播研究时，我们成为谁？如果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描述现实，还建构了现实，那么我们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建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认识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践性后果？唯有如此，才能使传播学的知识价值在反思中得以更大程度地实现。
　　当我们把对传播学学科性质的反思从知识论转向生存论时，学科性悖论的疑题亦消解了，转化为如何在明断的自识与反思中完成深层精神探索与自我实现的问题。如果学科是学者生存空间的展开平台，那么这一广义的生存空间不仅包括学术制度空间与学术生产空间，还必然包括学术精神空间，且正是学术精神空间的展开涵养并形塑着学术制度与学术生产模式的选择与认同。在此生存论的思考语境下，传播学者主体精神觉醒的历程将成为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的题中要义。前文所述的基于意识与心智的内部整合正是建立在知识主体于自我超越中实现精神觉醒的条件之上。
　　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大多传播学学科反思性文献都是指向文本、指向规范、指向他者，甚少指向传播学人、指向生命动力、指向知识主体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的“自省式”反思。另一方面，传播学界内对以反思智慧与实践智慧见长的中国古代思想又缺乏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创造性理解与应用，他们更多以彰显本土化思想资源以抗衡西方学术权力宰制的动机对东方思想进行生搬硬套式的概念化、体系化梳理，从而将其内蕴的智慧矮化为僵化的知识。实际上，东方思想所指向的反思与智慧首先不是针对研究对象等他者而言，而是首先针对研究主体自身而言。要想在高度尊重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新世界格局中做出可为的学术贡献，必然要对研究者自身的精神境界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实的情况诚如潘忠党（2008）所言，传播学界目前还非常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这容易导致不自觉地反刍别人的思想和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即要么在与现实无法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伸手向上（即权力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形成大量无用学术。实际上，内在的自我反思是比外在的制度反思更重要的议题，只有通过自我反思形成“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才能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的“真问题”。
　　由此可见，面向传播学者自身的精神追问与价值反思是传播学学科范式更新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传播学学科性质问题的内在依据。我们应聚力把对学科反思的对象性审视转向对自我生存的非对象化领会，以打破本领域研究内力不足的根本限制。因为不仅是传播实践需要智慧，传播研究的实践也需要智慧。在以传播学眼光检视并引导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实践与传播话语时，前一智慧的实现以后一智慧的实现为基础。若不然，实践智慧的传递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根源夯实这一薄弱环节，将可能成为推进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突破口，也才可能如李彬（2015）所言，超越美国奠基模式下的实用主义观念藩篱，将传播学的关键词归结为理想主义的世道人心，即在个人层面讲求正心诚意，在社会层面讲求将心比心，在天下层面讲求心心相印，并由此形成心平气和、政通人和、天下大同的传播生态。
　　
六、结语
　　从“学科性”难题的提出延展到学科性认同争议，最后深入到元学科反思，尽管不同学者对学科概念的质询、追溯、反思和重构还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和不连贯之处，但却为我们再度审视传播学自我认知问题提供了必要的预设支持与思想资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在自识的过程中之所以难以跳脱“学科”框架，根本原因在于传播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形态，必然绕不过知识生产、自我规训，以及与其他知识类型进行交流和竞争的问题。而在当代科学知识语境下，一切有关专门知识的表述、分类及其实践均已深深嵌入到学科话语体系和学科制度建设之中，并合成为具有强大惯性力和吸引力的知识场域空间。因此，传播学的自我认知无法脱离学科语境的观照，但我们亦不能停留于静态学科语境的观照，否则将陷入“刻舟求剑”的谬误之中。随着学科话语体系危机的出现和学科重建思潮的兴起，传播学如何从这一历史性机遇中汲取积极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清晰的自我认知图景，成为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议题。
　　在后学科认同的开放性视野中，美国学者克雷格对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学科的性质认定开启了传播学本体研究的新空间，亦为传播学学科反思的生存论转向铺设了前期准备道路。然而，由于缺乏生存哲学的思想观照，目前学界对传播学碎片化的整合更多是基于知识层面的整合，而缺乏心智层面整合的运思，故依然难以从根本层面解决创造力不足与多重危机叠加的问题。诚如黄克剑（2013：29）所言，“知识若没有智慧烛照其中，即使再多，也只是外在的牵累；智慧若没有生命隐帅其间，那或可动人的智慧之光却也不过是飘忽不定的鬼火萤照”。因此，以生存性关切为要旨，引入生存哲学和深层心理学的思想资源，把对传播学学科性质的层层追问从知识论观照转向生存论观照，优先确立传播学者自身的生存意向与自我实现通道，进而让蕴含于传播学之中的实践智慧通过传播学者的理论引导层层传递到更广泛的传播实践中，才能使传播学科与传播学人的社会文化价值与自性潜能获得充分的发掘与彰显。于是，关于如何澄明并激活传播学者的实践智慧，便构成传播学性质研究亟待突破的关口。笔者的另一篇论文《传播学者自我实现的困境与通途：以费希特的价值哲学为观照》即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陈蕾，2019a）。另外，从传播学研究各具体分支领域的热点、难点、焦点、疑点中，找出其背离生存本源的问题产生机制，在层层去蔽的洞见力引导下回返生存，也构成传播学生存论反思研究可待开辟的另一重要方向，笔者的《透视生存：数码时代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逻辑》亦可纳入这一方向的探索（陈蕾，2019b）。概而观之，上述所涉的两种反思研究方向分别对应了从现象回归到心智以洞察心智之“失明”与从心智辐散向现象以洞察现象之“本质”这两条双向对流的思辨路径，它们共同构筑了传播学生存论反思的格局脉络与探索空间，而传播学学科性质作为传播学人“心智”与其所感应之传播现象的耦合性说明，亦是在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中被界定与言说的，故对生存的反思，必然地构成了传播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永恒动力。■
　　
注释：
①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将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界定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先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创立各自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它对未来所有时代的精神具有决定性的“奠基”作用。参见凯伦·阿姆斯特朗（2006/2010）。《轴心时代》（孙艳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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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蕾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6M601482，项目名称：开放社会科学语境下的传播学元理论建设研究）与福建省社科项目“基于知识主体内省视角的传播学反思研究”（项目编号：FJ2016C106）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