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王沛楠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指出，技术赋权下现代民族国家对稀缺资源的渴求及控制，创造出了大量仅凭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风险，其影响则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扩散。①我们正处在一个各种边界逐渐模糊，相互关系难以界定的时代，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的出现，其中既包括全球化所带来的气候变化、生物安全、恐怖主义和烈性瘟疫等风险，也包括由逆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各国民粹主义崛起以及政治社会极化加剧等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的图景日显端倪并次第延展，人类社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风险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在悄然改写着新闻传播领域的规则和生态。5G时代的到来将消解网络传输与智能传播的技术壁垒，从而带动流媒体和视频产品消费的飞速增长，最终实现新闻媒体的“数字化转向”。2019年《纽约时报》提前两年实现了数字产品八亿美元的盈利目标，报业时代的“灰衣贵妇”继续在数字化变革的大潮中独领风骚，为传统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树立了成功的范例。
　　另一方面，智能传播的飞速发展却使得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有效连接变得困难且复杂，从而使得传媒业的转型升级陷入“数字悖论”（digital paradox）之中。流媒体平台进军传统视听行业并推动两者持续融合，平台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核心则逐渐从“量”转向“质”，在算法助推下的精准投放成为行业巨头们角力的下一个“战场”。
　　智能传播时代音频媒体的潜能则继续释放，推动“利基电台”这种市场细分化的媒体形态出现，同时智能音频终端的使用体验升级和播客影响力的可测量化逐渐成为推动“声控智媒”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平台算法深度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加剧了有关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的担
　　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影响范围
　　已扩展至欧洲以外，苹果和谷歌等服务提供商正采取行动，允许用户在其浏览器中屏蔽第三方Cookie。媒体需要谨慎的把握“关联服务”与“私密入侵”之间的界限，既能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服务，又能有效应对“数据困境”（data dilemma）。②
　　为了更为全面而准确地研判全球新闻传播的最新趋势，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合作，邀请了近百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对2020年全球新闻传播业面临的机遇、风险和挑战作了前瞻性的预测。本文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和编译，从新闻生产与分发、受众迁移、政治传播、技术创新和全球传播秩序等五个角度入手，对2020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前景和变革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内学界和业界提供镜鉴。
　　
多维参与和定制服务：新闻生产与分发的变革
　　“参与”（engagement）将是2020年全球新闻业发展的关键词，这意味着新闻媒体要提升内容生产流程的透明度并与社区合作来打造更“接地气”的新闻报道，其本质是一种提升新闻对目标受众有效性和信任度的努力（Muller， 2019）。“参与”在内容生产层面体现为“协作式新闻”（collaborative journalism）和“介入式新闻”（engaged journalism）的兴起。前者强调生产主体的协同与合作，即“记者、传播学者以及媒体从业者结合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多元的认知维度合作完成新闻报道”（Santos，2019），从而为新闻产品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后者则更加侧重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机构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合作，努力推动多元化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无论是专业记者还是自媒体人，无论是关注新闻的受众还是由于近年来政治传播生态的变化而刻意回避新闻的公众——都能介入新闻报道的全流程生产和全链条再造的过程中（Dunbar， 2019）。
　　协作式新闻在实践层面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网络巨头谷歌公司将携手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媒体学院的“里斯新闻实验室”（Reese News Lab），为“小微”社区新闻媒体打造一个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共享平台。在地方媒体裁员和经费缩减的背景下，这类平台能够继续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新闻报道，确保经费和资源匮乏的地方新闻记者能够继续获取足够的信源和素材，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同时能够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推动地方新闻媒体的转型升级（Amditis， 2019）。日渐成熟的协作式新闻模式已经成为拯救岌岌可危的地方新闻业、把近年来因数字化转型而扩展的新闻“荒漠”变回“绿洲”的可行之道。
　　介入式新闻不仅聚焦于“为社区报道”，更关注如何“与社区合作”，即赋予有影响力的基层社区及普通受众参与新闻报道的权利。对于地方媒体而言，参与式新闻是提升报道质量并维持媒体影响力的可行方式。这种新闻报道运用了“众包”的思维，邀请社区民众通过填写问卷、回复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地方新闻的报道中，帮助记者获取第一手资料（Raghavendran， 2019）。介入式报道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强调新闻应当重视报道语境。在贝克所描绘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复杂，受众已经很难理解一些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这就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提供足够的语境支持，通过推动新闻事件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到报道当中，从而帮助公众更为全面地理解议题（McNealy， 2019）。
　　在内容生产和分发的层面，由智能算法和精准推送驱动的新闻业将进一步适应互联网窄播的趋势而走向“定制化”（tailoring），催生出为受众提供定制服务的“专精型媒体”（Noriega，2019）。美国的News Deeply网站就是这类媒体的代表，它所提供的定制信息服务综合了短消息报道、调查报道和数据新闻等类型，受众可以按照偏好选择诸如“海洋”、“和平”、“难民”等专门议题并定制相关内容的报道。专精型媒体通过定制化信息服务为特定受众群体提供有关特定领域更加深入全面的高质量信息，相比于传统媒体而言更容易受到受众的青睐和信任。
　　但新闻业日益走向“定制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回溯历史，收入和阶层的差异导致了“新闻荒漠”和“信息鸿沟”的扩大。由于城乡区位和购买意愿的不同，人们接收到的信息质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互联网发展之初曾试图以“免费”和“共享”的理念试图突破以往种种堡垒，但在智能传播技术驱动下的新闻定制化又让地理位置和收入水平成为实现“信息平权”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广告收入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媒体注重数字订阅和付费收入，付费墙日益成为媒体——特别是提供高质量信息的媒体——盈利的主要手段，这使得一部分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不足的受众不得不选择转向质量低劣甚至遍布误导性信息的免费信息聚合平台。此外，随着美国报业连锁机构持续裁员，高质量的地方新闻也越来越难以获取（Pressman， 2019）。换言之，《纽约时报》在数字化转型上的成功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传统新闻媒体面临的困境。
　　毋庸讳言，“参与”和“定制”是智媒时代新闻业变革难以抵挡的潮流。这不仅需要新闻机构内部的开放与透明，推动整合不同世代记者的经验以建构一个真正创新、开放且充满创造力的新闻采编部（Bunting et.al，2019），同时也需要外部生产过程的协作与包容，将不同媒体与受众纳入新闻生产以提升新闻的深度。新闻生产和分发的专精型与定制化的趋势一方面带来内容投送的精准和有效，但另一方面则可能将一部分人群和地域隔绝在“参与”大门之外。如何在公共服务和商业利益中寻求平衡，维系新闻业作为“社会公器”的伦理标准，仍然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探索之路。
　　
新闻时刻与短视频故事：面向Z世代的传媒业
　　2019年世界各地的“愤怒青年”竞相登场，他们在社会运动中对智能传播的“颠覆性创新”成为Z世代（Generation Z，即95后）主导舆论话语权的开端，并使“数字青年文化”成为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传媒业而言，智媒时代如何将“数字原住民”培育为其“死忠粉”成为各大媒体角力的目标。《纽约时报》、NBC和CNN等美国主流媒体竞相招聘“数字青年文化”方面的专业人才；法国新闻网站“语境”（Contexte）将其“政治”栏目改为青年人更加熟悉的“权力”，涵盖了他们普遍关心的气候变化及收入不均等多元议题。由此可见，传媒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传统媒体与青年用户之间的脱节，并开始试图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Z世代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Antheaume， 2019）。Z世代占当前全球人口的24%，并且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统计显示，美国Z世代的直接消费能力为290亿至1430亿美元，间接消费能力为6000亿美元。③随着Z世代逐渐开始进入主流消费市场，传媒业的生产与传播模式都将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变革。
　　相比于X世代等更为年长的“数字移民”们，Z世代的媒体使用习惯是高度个性化和碎片化的。这些变化深刻改变了新闻生产和分发的方式。“新闻时刻”（News Moment）成为解读这一变化的新概念。它意味着信息生产也具有“生物钟”，需要依据用户在一天内不同时间段的信息获取需求进行生产和传播（Marshall，2019）。在数字媒体语境下，主要存在着四个关键的“新闻时刻”：（1）聚焦时刻：用户能够全神贯注关注信息，一般是晚上或者周末；（2）更新时刻：用户需要快速有效获得关键信息，一般是每天早晨；（3）闲暇时刻：用户会在做其他事的时候顺便关注信息；（4）拦截时刻：用户接到推送的信息后中断手头的工作进行浏览。
　　“新闻时刻”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信息生产也将形成一个由用户偏好驱动的生物钟。内容的生产形式和分发时间如果能够和受众在特定时刻的需求相匹配，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因此，新闻媒体要避免在不同平台以同质化内容不分时段地“轰炸”用户，转而审慎地思考如何将不同类型的信息整合为一个“故事包”（story package），分别在不同的“新闻时刻”和平台进行精准推送（Schallom， 2019）。
　　Z世代的接受习惯不仅改变了新闻分发的方式，也在影响着内容的生产形态。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视频转向”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④
　　对于Z世代而言，新闻不仅意味着那些公众应该知道的信息，而且还必须是有趣且具有娱乐性的可视化信息。Z世代希望以一种与之相关且个人化的方式理解世界，因此新闻媒体应将用户的个人偏好置于新闻报道和内容产品的中心，并且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短视频和直播是适应Z世代用户的媒介使用和接受习惯的叙事模式。
　　移动优先的沉浸式“故事”混合了动态图像、叙事、视频、数据可视化等要素并具备高度的互动性，传媒业则需要适应这一变化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以推动内容和故事在不失趣味性及快销品特质的基础上升级，涉及多元议题且更具现实意义。美国原创内容与视频平台“异视异色”（VICE）制定了2020年战略，将“短视频故事”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媒体形式列入其中。VICE计划注资布局传统文字内容、长视频报道及短视频故事，作为其未来发展的三大核心内容形态（Haik， 2019）。字节跳动公司旗下Tiktok也是采用短视频故事模式的平台媒体典型代表，吸引了大量传统媒体入驻并生产面向Z世代用户的内容。2019年《华盛顿邮报》开通Tiktok账户，投放的主要内容包括新闻采编部工作实况的视频博客（Vlog）和嵌入“迷因”（Meme）的潮流短视频。账户开通三个月就吸引了超过7.8万名粉丝和超过100万的视频点赞量，重塑了这家“百年老报”的品牌，大大提升了对Z世代的吸引力。⑤
　　可以预期的是，2020年将有更多媒体涉足短视频故事这一领域，但媒体仍需要深入了解Z世代用户真实的需求（Zaffarano， 2019）。在此基础上，跨媒体叙事将成为未来从业者必须具备的素养。跨媒体叙事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在多媒体平台上生产内容的能力，还要求能够将这些形式的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实现对同一个议题叙事的连贯性。媒体必须在传统文字深度报道、数据可视化、长视频（纪录片）和短视频等不同叙事风格的内容之间自如切换，才能够满足Z世代多元化的内容需求。这意味着媒体融合将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会彻底改变新闻报道和内容生产的叙事模式。
　　从总体来看，Z世代的入场推动了传媒生态的变革。Z世代用户倾向于“先尝后买”，因此媒体需要在社交平台上给他们提供接触产品内容和了解其品牌的机会。从接受习惯而言，数字媒体的内容生产和分发需要充分考虑到Z时代的“新闻时刻”对多元内容需求的影响，从而进行更为精准地推送和定制。Z世代用户个性化的消费偏好和强烈的社交动机要求内容应该具备高度的互动性，并且具备“方便点赞”的特征（Gendron， 2019）。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花费在社交媒体的总时间持续缩减，已经初步显露出“科技抵触”和“社交媒体倦怠”等新的迹象（Moll， 2019）。为此，新闻传媒机构要借助于大数据等分析工具进行更为细化的“受众画像”和用户追踪，从而精准把握Z世代不断变化的偏好和需求。
　　
计算宣传与媒体新冷战：全球政治传播生态的重塑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作为影响和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黑天鹅”事件，不仅标志着当今世界进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时代，同时也对欧美新闻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造成巨大冲击。四年之后的2020年正值新一轮的美国大选年，新闻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共生关系将再次接受考验。
　　在智媒时代海量信息生产与受众有限注意力的相互掣肘和博弈之下，如何在社交平台上快速“吸睛”、“刷屏”，提升“流量”，进而影响甚至操控新闻舆论和公众认知成为“数字选战”的首要目标，更有甚者，其“外溢效应”由国内政治波及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社交媒体新冷战”的重要推手。由此，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成为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研究的新焦点。
　　研究显示，2019年有70个国家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明确进行过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活动。虚假账户则是“网军”常用的计算宣传手段。据统计，社交媒体的信息操纵活动有超过80%是利用真人账户（水军）或机器人账户进行计算宣传，散播的内容主要包括针对特定政党和政客的正面或负面信息、对一些特定用户的骚扰性信息和人身攻击等。⑥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年，计算宣传会以何种新的面目出现，又会对西方政治民主生态及新闻舆论场产生怎样的影响，仍将是学界和业界高度关注的议题。
　　更为重要的是，计算宣传的影响日益扩散到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等领域。研究表明，在Twitter平台上与中国相关的标签发推量前100的账户内容中，没有一条在内容情感上是“亲华”的，“反华”内容则超过了一半。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华”信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交媒体机器人的操纵，而人工编辑的把关尺度显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偏向。⑦
　　无独有偶，2019年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其拥有101万订阅用户的YouTube账号中上传了《中国新疆：反恐前沿》的视频，但观看量与其订阅量严重不符，这显然是遭遇了平台的有意限流。不少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订阅了CGTN的YouTube账号，却未收到纪录片更新的推送。这与此前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以传播假新闻为名大量删除与香港局势有关的内地账号的做法如出一辙。这充分表明，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中国也成为全球计算宣传舆论战的前沿。
　　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本克勒（Yochai Benkler）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所构想的传播共同体的“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模式逐渐演变为主流媒体与另类空间、左翼精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在线上和线下的分裂与对抗。2020年的美国大选年由于计算宣传而日渐加剧的“极化”效应将再次成为传媒业关注的焦点。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使得政治身份与种族、文化和宗教身份的重叠，造成社会的多重分裂（Young， 2019）。传统的“红蓝对抗”将会在“后真相”背景下被转化为影响更加广泛的政治价值冲突。“自由”与“保守”不仅意味着政策偏好的分化，也意味着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根本对立以及对现实本身的迥异认知（Nadler， 2019）。
　　2018年美国佛罗里达州长选举进程中，NBC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向来自不同地区的受众推送不同的内容：在奥兰多地区只推送民主党候选人吉勒姆的相关消息，而在迈阿密地区则只推送共和党候选人德桑蒂斯的新闻。这是基于地理位置的“定制化推送通知”模式的一次尝试，这一模式预计将广泛应用于2020年大选报道中。在海量信息充斥社交媒体，受众缺乏时间与精力了解所有事实和信息的背景下，定制推送通知显然会破坏传播生态平衡，加剧社群/族群的分化和对立（Sanfilippo & Lev-aretz， 2019）。
　　可以预期，2020年的美国主流媒体若要弥合业已存在的分化，需要付出比四年前更大的努力，并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首先，媒体不应该盲目跟随“后真相”政治的传播逻辑，不再放任少数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的政治人物来控制议题的走向，而应当基于“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公共议题”来设计报道框架（Papacharissi， 2019）。其次，新闻机构应当提供“跨阵营”的全景报道视野以帮助受众获取多元信息以降低政治极化倾向，并做出更加审慎的政治选择（Wagner， 2019）。在大选过后，无论哪一方获胜，媒体都应当为多元化的社群提供平等的发声机会，而非一味趋向“胜者为王”的叙事，从而减少由于选举带来的社会分裂（Stroud， 2019）。最后，新闻业应当更多聚焦社交媒体之外“沉默的大多数”，社交平台上极端的声音更容易被放大，“但绝大多数人并非生活在Facebook或Twitter上”（Kalita， 2019）。如何避免舆论被社交媒体的极端观点所误导，将报道视野投向更广泛的普通民众的诉求和关切，是媒体应当在政治报道中加以关注的重点。
　　美国大选不仅仅是美国政治与大众传播的风向标，也会对全球新闻业产生显著影响。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传播领域掀起的风浪可能仍旧会延续，在这样以情感而非信息为中心的“后真相”传播生态中，作为传播学研究基础的相关媒体理论是否还具有生命力（Boczkowski， 2019）？如何重建适应当前新的媒体和社会文化的传播理论以解释当前全球政治传播中存在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将是新一轮大选留给传播学界的新课题。从全球范围来看，如何防控计算宣传所带来的如同病毒一般在赛博空间肆虐的“信息瘟疫”（infodemic）亦将成为“全球风险社会”的又一挑战。
　　
从追逐亮点到内涵式创新：技术变革与传媒转型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大数据新闻、新闻机器人、传感器新闻、VR/AR新闻，及人工智能驱动下的AI主播和算法推荐等传媒业创新不断涌现。前沿科技的发展为传统新闻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引发了媒体从内容生产到信息分发的全流程变革，由声控智媒技术带动的播客（podcast）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但与此同时，传播技术变革的社会意义及其对传媒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则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讨论。
　　过去一年异军突起的“音视频转向”在2020年仍将得到深入发展。技术赋能下的新闻模式创新迭代速度加快，但真正得以落地并实现可持续性商业价值的产品仍旧屈指可数，这使得播客在商业层面的成功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播客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据调查，36%的受访者每个月都会使用播客，15%的受访者习惯于从新闻播客获取新闻。⑧从整体来看，2019年播客行业发展迅猛，但在制造“爆款”产品方面却乏善可陈，没有像《系列剧》（Serial）等令人眼前一亮的现象级产品出现。在经历了多年的爆发式增长之后，播客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将走向成熟，不再依靠“爆款”推动其未来发展（Nuzum， 2019）。早期试水播客的“播主”来源广泛，催生了一大批“素人”兼职的“播主”成为网红，但伴随着播客产业的逐渐成熟，对于专业化的要求将逐渐提升，“播主”将会逐渐成为传媒领域新的专业工种（Williams， 2019）。
　　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也体现在播客的交互性及定制化程度提升上。2019年谷歌语音助手平台上线了“你的新闻更新”（Your News Update），这一功能帮助用户通过收听行为进一步“训练”算法，以获得更符合本人偏好的服务（Henn， 2019）。BBC也紧随这一浪潮，提供了交互式新闻广播，其长度可以根据听众需求进行扩展或压缩，并根据自身的偏好定制相应的题材和内容。定制化转型提升了媒介内容生产的精准性，但也意味着着播客——尤其是新闻播客——必须在提供个性化服务和提供多元包容的观点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Charney， 2019）。
　　综观传媒业的技术创新，播客的“一枝独秀”难掩全行业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面前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在近年来由前沿科技驱动的媒体转型升级的浪潮中，传媒管理者和从业者受到了“追逐亮点综合征”（STS）的困扰，“逢新必用”、盲目追求技术驱动型创新的做法导致了“行业失焦”和“创新倦怠”。一拨又一拨“网红”、“爆款”产品竞相登场，不仅未能消除反倒加剧了传媒管理层和从业者的焦虑和迷茫。
　　有鉴于此，媒体生产者面对新技术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技术如何让媒体变得“亮眼”，而是技术能否为受众提供便利或者解决需求。传媒业可以利用掌握的数据构建一个“量化自我”（quantify thyself），以使用效果监测为基础指导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规避STS的负面影响（Schmalbach， 2019）。2020年如何将STS升级为“内涵式创新”将是全球传媒业重点探索的方向。要实现传媒业的“内涵式创新”，就应深入思考如何将技术与新闻业进行全链条的深度相融，从而将科技“亮点”转化为创新“灵晕”，充分发掘维系新闻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实操层面摒弃以内容生产者为中心的“采编思维”，转向聚焦终端用户体验与需求的“赋能思维”。⑨
　　除了学界和业界要适应这一时代变局，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也无法置身事外。2016年以来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促使更多青年学子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全美各大新闻传播学院录取人数稳步上升。新闻传播领域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改变了传统的职业布局，催生了如“流量工程师”和“用户体验设计师”等一大批令人目眩的新岗位。但新闻传播学院的课程改革不应被职场的快速变化“带节奏”，不能搞“因岗设课”，而应当继续坚持“知识+技能”导向，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目标，让他们具备“以不变应万变”的专业素养（Royal， 2019）。近年来，在地方媒体日渐式微的背景下，一批以学生为主力的校园媒体脱颖而出，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新闻传播学院利用这一契机，联合媒体和社会力量推动学研融合，将其发展成为引领传媒变革的“未来媒体实验室”，让校园媒体和“学子新闻”（student-powered journalism）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Lowe， 2019）。
　　
跨国合作与建设性新闻：全球信息传播的秩序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他国崛起”进一步动摇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全球媒体文化产品的流动也日趋多样化，出现了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反向流动（counter-flow）的趋势。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和建构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正在经历一段深刻的转型。⑩2019年全球围绕5G标准展开的政治与技术话语权之争无疑是世界进入“西方缺失”（Westlessness）这一“新常态”的重要表征。在此背景下，跨国媒体合作和传播技术变革引发的新一轮全球传播领导权竞争将是2020年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动向。
　　2019年12月全球首个智能化新闻编辑部在中国新华社正式投入运营，成为全球新闻传媒业实现“他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本国媒体产业，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提升国际影响力，从而彻底改变美英“双头垄断”的既有全球信息传播秩序，实现“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美好愿景。在此共同目标的驱动下，金砖国家在媒体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深入。[11]2019年10月巴西和中国的有关方面率先提出，金砖国家应联合创办一个流媒体视频平台，为美国以外的“他国”电影及流媒体视频产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突破奈飞（Netflix）等美国主导的流媒体平台的全球垄断。[12]这是第一个有关建立保障全球数字文化多元化机制的倡议，其前景值得期待。
　　但就体量和影响力而言，“美英垄断，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基本格局依然未变。近年来由信息通信技术（ICT）创新驱动的传播秩序变革已经初见端倪，其中5G标准的制定成为全球传播角力的前沿阵地。据预测，2020年，全球40多个国家约80家运营商将向用户提供5G服务，5G市场持续快速转向大规模试点和商用投放的阶段。5G不仅意味着全球传播在技术层面将发生颠覆性变革，而且意味着在力量对比和市场规模上的重新洗牌。5G是非西方国家改变当前不平衡的全球信息流动格局的重要机会。对中国而言，占领5G发展的技术高地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传播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5G解决方案，推动其传播平台的升级换代，进而促进“反向流动”，从而使全球信息传播秩序趋于公正、平衡。[13]可以预期，以5G为代表的ICT技术标准与市场的争夺将成为未来全球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从业者一直把英美等西方国家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以客观性和平衡报道为核心价值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成为全球新闻业的圭臬。但2016年以来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使西方新闻业陷入深刻的价值冲突和观点对立中。美国主流媒体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一些以生产“后真相”为主业的“另类媒体”也日益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政治传播生态。因此，英美等国主流媒体需要以谦卑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新闻理念，摒弃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向“他国”同行学习（Wahutu，　2019）。
　　由于非洲特殊的政治环境，新闻从业者长期以来需要和各种不同的甚至尖锐敌对的政治势力沟通，如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坚持专业的报道并且为社会发展提供积极帮助？非洲媒体充分吸纳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以期适应非洲特殊的政治社会和媒介环境。例如，在卢旺达的记者会在报道中尽力去促成社会团结与和谐，避免提及关于社会分裂的内容，以弥合20多年前大屠杀对整个国家造成的创伤。[14]对于全球新闻从业者而言，当前正在快速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要求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在社会中更多地扮演“解困者”、“建设者”而非“看门狗”或“扒粪者”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传播也正在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创新-扩散”向着多元价值共存互鉴的形态转变。新闻专业主义不再是西方创造、“他国”追随的标杆，“建设性新闻”、“解困型新闻”等理念成为各国从业者共同探索的新路径。
　　
总结与展望
　　2020年开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和公共危机事件印证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新闻传播领域内的“抗解问题”也不断出现，具体包括：地方新闻业在探寻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新闻荒漠”仍在蔓延；传播生态继续受到“污染”，互联网为极端观点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而社交媒体则成为传播“假新闻”、“后真相”和“仇恨言论”泛滥的工具；[15]新闻业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作用的讨论仍将持续，并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国际关系、民主政治、媒体文化和传播技术都处于难以预测的快速变动中。
　　2020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整个世界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是对全球医疗和防疫体系的挑战，同样也是对新闻传媒业的考验。这场在智媒时代爆发的流行病（epidemic）已经蔓延成为“全球瘟疫”（pandemic），并与赛博空间中的信息瘟疫（infodemic）同步爆发和扩散，对全球互联网治理提出新的课题。在这个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理解和把握全球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趋势能够为我国业界和学界提供“他山之石”的镜鉴与启迪。■
　　
访谈专家名单（以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
Kristen Muller：南加州公共广播电台首席内容官
Mariana Santos：Chicas Poderosa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lizabeth Dunbar：明尼苏达州MPR新闻记者
Joe Amditis：蒙特里尔州立大学合作媒体中心副主任
Beena Raghavendran：ProPublica地方报道网络参与式新闻记者
Jasmine McNealy：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Margarita Noriega：Glitch在线杂志主编
Matthew Pressman：西东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
LaSharah S. Bunting， Paul Cheung， and Karen Rundlet：奈特基金会新闻团队
Alice Antheaume：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执行院长
Sarah Marshall：康泰纳仕集团《Vogue》杂志全球用户增长主管
Rachel Schallom：《财富》杂志数字版副主编
Cory Haik：Vice传媒集团首席数字发展执行官
Francesco Zaffarano：《每日电讯报》资深社交媒体编辑
Nico Gendron：Instagram “Local News Fellowship”项目经理
Jakob Moll：丹麦Zetland公司首席执行官
Danna Young：特拉华大学传播学与政治学副教授
Anthony Nadler：伍尔辛纳斯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副教授
Madelyn Sanfilippo：普林斯顿信息技术政策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Yafit Lev-Aretz：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和齐克林商学院助理教授
Zizi Papacharissi：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传播学和政治学教授
Michael W. Wagner：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授
Talia Stroud：得克萨斯大学教授、媒介参与中心主任
Mitra Kalita：CNN数字新闻、评论与项目部高级副总裁
Pablo J. Boczkowski：西北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Eric Nuzum：Magnificent Noise联合创始人
Juleyka Lantigua-Williams：Lantigua Williams & Co 首席执行官
Steve Henn：谷歌音频新闻内容策略主管
Tamar Charney：NPR One执行主编
Sarah Schmalbach：Lenfest Local Lab 产品主管
Millie Tran：《纽约时报》平台编辑
Cindy Royal：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媒体创新实验室主任，教授
Mira Lowe：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新新闻中心主任
James Wahutu：纽约大学媒体、文化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访谈原文完整版请见：https://www.niemanlab.org/collection/predictions-2020
　　
注释：
①Ulrich Beck (2007).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②KATAR (2019). 2020 Media Trends & Predictions Report. https://uk.kantar.com/tech/digital/2019/the-digital-paradox-facing-the-media-industry-in-2020/
③Research and Markets (2019). Generation Z as Future Customers - Forecast to 2027: Gen Z has a Direct Spending Power of US$29 Billion-US$143 Billion.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9/03/01/1745114/0/en/Generation-Z-as-Future-Customers-Forecast-to-2027-Gen-Z-has-a-Direct-Spending-Power-of-US-29-Billion-US-143-Billion.html
④王沛楠（2018）。短视频平台：拓展对外传播的蓝海。《国际传播》，（3），19-25。
⑤Daniel Green. Can TikTok save journalism? The Washington Post is set to find out. https://www.journalism.co.uk/news/tiktok-offers-news-organisations-a-new-way-to-reach-younger-audiences/s2/a743461/
⑥Samantha Bradshaw (2019).Philip N. Howard. The Global Disinformation Order 2019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s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https://comprop.oii.ox.ac.uk/wp-content/uploads/sites/93/2019/09/CyberTroop-Report19.pdf
⑦BolsoverG.& Howard, P. (2018). Chinese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automation, algorithms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politics on Twitter and Weibo.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18.
⑧Nic Newman.etal. (2019). Reuters InstituteDigital News Report 2019.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DNR_2019_FINAL.pdf
⑨史安斌，戴润韬（2019）。从“亮点”到“灵晕”：新闻业的内涵式创新路径。《青年记者》，（07），82-85。
⑩DayaThussu，盛阳，史安斌（2020）。多极化世界的全球传播重构。《全球传媒学刊》，（2），1-11。
[11]姬德强，应志慧（2019）。凸显全球影响力的金砖国家媒体格局研究报告。载高伟，姜飞主编（2019）。《全球传播生态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TASS. BRICS challenges Netflix: Five-nation club seeks alternative to US film-streaming giant. https://tass.com/economy/1084916.
[13]刘滢（2019）。5G时代国际传播的新想象。《新闻与写作》，（10），80-83。
[14]晏青，凯伦·麦金泰尔（2019）。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编辑之友》，（8）。
[15]史安斌，王沛楠（2019）。社交媒体峰会与美国政治传播的变异。《青年记者》，（25），2-85。
　　
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沛楠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12）的部分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刘长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