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
　　【本文提要】基于13位气候报道记者的访谈资料，本文对他们如何形成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专业知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借用实践共同体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文章从气候报道作为一个知识领域、气候记者如何形成共同体以及气候报道中的核心实践进行了讨论。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本文试图深化对新闻专业知识的理解，并探索将实践共同体理论应用于新闻研究的可能性。
　　【关键词】实践共同体 新闻专业知识 气候变化 学习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新闻研究的知识视角
　　在以往对新闻的认识中，知识（knowledge）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维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新闻业专业性的否定。不过依然有研究者从知识的角度来讨论新闻，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的讨论：一是把新闻作为知识的一种形态来看待；二是分析新闻业作为新闻文本的生产机构所具有的知识实践。前者从新闻文本的角度将新闻看作一种知识，后者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将新闻业视为一种具有专业知识（expertise）的行业和组织。
　　早在1940年，帕克（Park）就指出，新闻是最早、最基本的知识形态之一。它的功能不仅在于单纯的告知，而是指引方向，帮助每个人看清周遭世界的变化。他引入了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James）对知识的两种分类：知晓性的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性的知识（knowledge about），两种知识在个人生活及社会中各有不同的功能和目的。新闻介于两种知识形态之间，并兼具二者的特点（Park， 1940）。新闻比知晓性知识更正式、更系统，给人们提供超越个体经验的知识。新闻也不同于理解性知识，它更聚焦于事件而非过程，比如事件中的关系、事件的原因或意义（Nielsen， 2017）。帕克将新闻视为一种知识类型，对后世研究很有启发，不过他所处的媒介环境与当前的数字化时代有很大差异。接续帕克的讨论，尼尔森（Nielsen）认为如今的数字新闻（digital news）具有了多种知识形态。一些数字新闻形式偏向于知晓性知识，负责向用户提供超出直接经验对周遭事物的媒介化印象，不过它们现在变得更加可得和即时；另一些则更贴近理解性知识，向用户提供长篇的、解释性的、富含数据的新闻内容（Nielsen， 2017）。
　　上述研究实际是把新闻本身视为知识的一种形态，无论它是由传统媒体还是数字媒体来生产。如果接受这一说法，那么生产这些新闻的新闻实践就是一种知识生产实践，新闻媒体自然也是一种知识生产机构。埃克斯特罗姆（Ekstrom）甚至认为，新闻业是当前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机构之一（Ekstrom，200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伟伟（2018）认为，“作为知识的新闻”具有双重意涵，既指新闻报道为公众提供了“知识”，也指新闻业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实践”。“前者探讨的是新闻业的规范性问题，后者则涉及新闻业的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新闻业的操作性涉及新闻从业者具有何种能力来从事知识生产实践，新闻实践所具有的“意会知识”或“实践知识”的特性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批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很多阐述，只不过那时学者尚未从知识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述。安德森（Anderson）率先将这些“后台”知识看作是新闻得以建构的专业知识（journalistic expertise），可以帮助新闻工作者获得在公共生活中与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等同的合法性地位（Anderson， 2008）。安德森的这一看法启发了更多学者从专业知识的视角来看待新闻业，他引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也被其他学者用来讨论新闻业的知识问题。这里的知识已经不同于一般知识，而是上升到了专家层面，即柯林斯（Collins）所说的“专业知识”（expertise）。①专业知识是一个涵盖知识、技能、经验和学习的交叉领域，它体现了专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张帆，2015）。对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研究构成了柯林斯和埃文斯（Evans）所说的第三波科学研究（Collins & Evans， 2002）。在2007年出版的《重新思考专业知识》一书中，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专业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expertise）的概念，用以解释专家如何获得其专家地位的过程（Collins & Evans， 2007）。在艾亚尔（Eyal）看来，以往研究专家的专业社会学很少关注专业知识，其研究焦点放在了专业的组织形式上，比如资格认证、许可和专业协会的形成等，而专业知识是更好更快地完成一项任务的能力，它是个体拥有的真正的、实质性的技能（Eyal，2013）。
　　在新闻研究中，相对于已经陷入停滞的专业社会学，专业知识社会学正在显示出丰富的理论潜力。张伟伟（2018）认为，知识不仅勾连起“专业”、“权威”、“边界”等与新闻业危机相关的一系列核心概念，本身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代新闻业危机的根源。不过在没有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情况下，近年来出现的新闻专业知识的危机究竟是新闻业危机的原因还是后果，甚至兼而有之还难以判断（Reich & Godler，2016）。鉴于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莱奇（2012）认为新闻专业知识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他从影响、历史和理论三个维度分析了研究新闻专业知识的合理性，并且开创性地将新闻业看作一种“两极互动型专业知识”（bipolar interactional expertise）。按照柯林斯的看法，互动型专业知识是指“只掌握了相关学科的专业语言但不能从事科学实验的专业知识，是通过运用语言与有经验的专家进行交流，从而获得的感悟或体会”，这种专业知识是在与专家进行会话的过程中通过语言交流慢慢获得知识的一种技能。因此，互动型专业知识的获得时间较长，而且具有寄生性，必须依靠与那些具备可贡献性专业知识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张帆，2013：123-124）。这一概念准确地契合了记者的核心活动。正是在此基础上，莱奇（2012）提出了新闻业作为两级互动专业知识的概念，一极对应的是受众，另一极对应的是消息来源。记者的专家角色就体现在将从消息来源处获得的信息快速有效、真实准确地传递到受众那里。卡朋特（Carpenter）和坎弗（Kanver）将新闻专业知识分解为一系列的指标，如与新闻相关的学位、以前的专业新闻经验、隶属关系、新闻奖项、专业、技术技能、新闻技能和公共服务等。他们把专业知识视为一种交流行为，从传播的路径考察了其形成过程，新闻记者通过强调他们的关系、以往的经验和特殊化等手段来交流他们的专业知识（Carpenter & Kanver， 2017）。
　　但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称得上是专家，专门负责报道某一知识领域条线的记者更有可能成为专家。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之于新闻实践而言的新闻专业主义；其二是记者在报道某一领域时对该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Reich & Godler，2016）。前者比如说记者从碎片化的事实材料到完成合格的新闻报道，这一生产过程背后所体现的知识和学问；后者则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报道领域，如科学记者对其所报道的条口所需的专业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第一种类型的专业知识在以往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的阐释，研究者新近的工作则试图揭示数字环境下新的专业知识类型的内涵，比如安德森（2013）通过对新闻聚合的研究提出新闻专业知识的网络（networks of journalistic expertise）、博耶（Boyer）对在线新闻中的数字专业知识（digital expertise）的讨论（Boyer，2010）、果蕾和张咏（2019）通过研究媒体发布的招聘启事来分析数字转型时期新闻专业知识的核心内容等。第二种类型的专业知识则体现在对一些特定条线的记者群体的研究上，比如科学记者、环境记者，不过这些研究往往主要关注这些职业群体拥有的专业知识与领域内专家之间的差距，其实侧重的是专家信源所拥有的专长（Boyce， 2006）。
　　如果我们认可新闻业是一门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专业知识从何而来或者说记者如何来获得这些专业知识？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及知识，但早在1955年布里德（Breed）对记者“社会化”过程的展示其实已经涉及记者学习知识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的策略，编辑部的政策得以被传达给记者，令其生产出符合报社需要的新闻产品（Breed， 1955）。关于这类专业知识的探讨，在后续关于新闻生产过程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展示，如新闻网的设置、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互动、新闻价值的判断等。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安德森（2008）认为，这些经典的新闻社会学文献研究的就是新闻机构如何日常化生产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而由此形成的新闻专业知识既是记者为公众建构关于现实的知识的认识论和组织过程，也是记者对公共生活的形成及意义确立其专家身份和专业权力的一种结构性宣示。这些研究揭示了获得专业知识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记者的新闻实践中形成他们对新闻工作如何开展的默会知识。那么，对于第二种类型的专业知识来说，新闻实践是否同样是一种可行的形成方式？鉴于这种类型的专业知识较为直观地体现在条口报道中，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从事气候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的研究来探索这一问题。
　　
二、学习、专业知识与实践共同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的出现，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峰会，这激发了大众媒体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气候变化新闻作为科学新闻的一个新兴类型而出现（Schafer et al， 2013）。尽管关于气候变化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构成了当前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还存有争议，但大众媒体为此提供了一个话语协商的空间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同观点得以利用媒体彼此交锋（Pan et al， 2019）。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报道领域，气候变化报道不仅反映着政府、NGO、科学家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而产生的种种活动和观点，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阅读这些报道的普通公众对气候问题的了解和认知。但对从事此类报道的记者来说，气候报道是一个颇有难度的领域。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其本身也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Yang， 2004；Anderson， 2010）。
　　气候报道记者是连接科学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关键中介人，他们对气候变化知识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此类新闻的生产（Bruggemann & Engesser，2014）。因此，为了提升报道的专业性，记者对气候变化知识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此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学校的正式教育和记者在职场中的非正式学习对其科学知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黄康妮，大卫·鲍尔森，2015）。比如威尔逊（Wilson）就指出，气候报道记者的知识水平状况取决于他们是否是媒体的全职雇员以及对科学信源的使用，全职的环境新闻记者和以科学家为主要信源的记者通常会拥有更为正确的气候变化知识（Wilson，2000）。一份对北美五大湖区环境记者的问卷调查也发现，记者们主要利用采访机会来学习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与正式的学校教育相比，记者在专业职场上的学习与其气候变化的知识正相关。如果记者能够从消息来源那里获得更多信息，那么他们的气候变化知识也相对更高。因此，记者的工作年限而非学历是影响其气候变化知识的重要因素（黄康妮，大卫·鲍尔森，2015）。王积龙等人（2016）对中美环境新闻记者气候报道知识习得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国环境记者在既有气候变化知识体系及其形成路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记者对从学校正式教育获得专业知识的主观评价更高，而美国同行则表现出更强的在非正式学习中获取气候知识的能力。可能正是这种学习路径上的差异，导致两国记者在气候变化知识科学性上的差异。坦多克（Tandoc）等人的研究更是明确指出，环境记者对于包括气候变暖等环境知识的获取来源并非学校，他们对美国环境记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对相关条线的长期报道经历、隶属于一家新闻机构、对特定的科学和商业消息来源的导向性态度是影响他们感知知识的常规和组织因素（Tandoc & Takahashi， 2013）。
　　从这些对中外气候报道记者的研究来看，与正式的学校教育相比，记者们在条线体系中的具体新闻实践是更为关键的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比如寻找报道素材、联系消息来源并进行采访、撰写报道等过程。记者们在对专家信源的采访中学习到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凸显了实践在知识形成中的显著作用。为了展现记者的互动性专业知识的形成过程，本文引入探讨知识学习的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理论展开分析。1991年，莱芙（Lave）与温格（Wenger）在《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实践共同体概念。在两位作者看来，学习是一种情境性活动，它存在于合作性参与过程中而非个人的头脑中，通过对助产士、裁缝、屠夫等五个不同行业组织的田野研究，莱芙和温格将刚入行的手工业学徒的学习和成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在实践共同体中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学徒必须先获得进入实践共同体的合法资格，再通过观察、聆听、陪伴、打杂、协助、尝试等阶段来学习各类技能性知识并逐渐变得熟练，从边缘性参与慢慢过渡到全面性参与，直至转变为老手（莱芙，温格，1991/2004）。温格（1998/2018）在《实践共同体：学习、意义和身份》一书中对实践共同体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发，将其推而广之到广泛的人类生活世界。研究关注的重点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手工业学徒，更多落在了各类正式组织情境中的实践共同体之上，将其视为组织中共同学习、解决问题、生产意义的重要手段。目前，实践共同体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组织学习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系统性理论概念之一。
　　在新闻传播领域，这一概念也得到了少量的应用。在研究少数族裔媒体时，赫斯本德（Husband）借用伯基特（Burkitt）提出的分析框架对少数族裔媒体运作中的制度动力和认同政治进行了研究（Husband，2005）。近10年后，又有研究者接续他的讨论，分析少数族裔媒体中的生产者如何协商和发展他们的专业认同，特别对新闻室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比如主流媒体、社会机构以及所属社群（Matsaganis & Katz， 2014）。俞（Yu，2017）在她对北美韩国人媒体的研究中，又重新把焦点拉回到新闻室，讨论记者的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上述三项研究体现了很强的前后相继关系，不仅在分析框架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且试图回答的问题也较为集中，都是把作为实践共同体的族裔媒体当做一个前提，考察记者们在实践共同体内的认同问题。对本文的分析路径具有参考意义的则是下列三项研究。韦斯（Weiss）和多明戈（Domingo）在研究新闻室内的创新过程时，引入实践共同体理论来理解创新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如何嵌入记者的日常实践中，分析在线记者如何通过彼此之间的学习来获得知识。这项研究中所说的学习和知识是指当记者界定和利用新闻室内采纳的新技术时彼此之间如何互动、协商、定界。两位作者把实践共同体当做一个元理论路径（meta-theoretical approach），用来描述和理解群体如何随着实践的演化来展开传播、学习、参与和转化（Schmitz Weiss & Domingo， 2010）。另外一项相关研究是两位爱沙尼亚学者基于对一个公共广播公司的民族志考察，借用实践共同体理论所提供的学习视角，对记者在日常工作中实现知晓（knowing）和在职学习（on-the-job learning）进行的研究（Vark & Kindsiko， 2019）。在上述经验研究之外，梅尔策（Meltzer）和马蒂克（Martik）更进一步把记者作为实践共同体上升为理解新闻业的分析框架，在以往的新闻研究中早有类似的观念，但没有明确地使用类似实践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新闻业满足了实践共同体的定义，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共同体，又拥有具体的实践（Meltzer & Martik， 2017）。
　　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希望将实践共同体与新闻专业知识两种理论资源予以结合，对气候报道记者群体习得关于气候变化的专业知识的过程进行分析。温格（2015）将实践共同体定义为“一组对他们从事的某项工作具有共同关切或热情的人群，他们在定期互动中学习如何使之做得更好”。在他看来，并不是任何可能称之为“共同体”的事物都能够通过实践得到界定，同样，任何称之为“实践”的事情也不都能够由一个明确具体的共同体特征得到界定。实践和共同体之间通过相互卷入、合作视野和共享智库三个关系维度得以连接（温格，2018：67-68）。实践共同体有三个结构性要素：定义专业知识的领域、由人员构成的共同体、成员间共同进行的实践活动（Wenger et al， 2002：27）。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学习过程。本文就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展开讨论，通过对13位气候报道记者和编辑的访谈资料的分析，②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在记者们的描述中，气候报道是一个怎样的专业知识领域？第二，由气候报道记者构成的这个实践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第三，在这一实践共同体的运作中，记者们进行了何种共同的实践活动？
　　
三、作为知识领域的气候报道
　　气候报道是在科学新闻下出现的一类新的报道类型，而气候变化本身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因此它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就决定了它是一个知识含量较高的条口，成为一个专业知识领域。按照实践共同体的观点，一个知识领域会产生共同的基础和实践共同体身份感，使成员知道什么对分享是重要的，如何提出观点和怎样采取行动（Wenger et al，2002：27-28）。具体到气候报道领域，我们需要知道两个问题：其一，气候报道是一个怎样的知识领域，即它包含什么样的知识；其二，记者为何需要了解这一知识领域。
　　首先，根据访谈资料可知，从事气候报道所需的知识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气候变化本身及其影响的专业知识，另一是记者在报道这些专业性较强的内容时必须拥有的新闻知识。所有的气候报道记者都承认，气候报道中有大量专业性的内容。前《南方周末》记者袁瑛（2014）在一篇文章中对气候报道涉及的知识有比较全面的概括，在她看来，“气候变化话题的性质，决定了报道气候变化需要较高的科学和专业素养。这不仅需要记者深刻理解气候变化的成因，包括对气候变化科学与怀疑论的全面、平衡的把握，以及一些基本概念的厘清，例如碳排放/碳浓度、冰川/冰盖等等，与此同时，也需要记者追踪气候变化科学最新科研成果。气候变化报道的专业性还体现在对于碳交易这类较新话题的了解”。不过类似这样精准的表述没有出现在访谈资料中，只是有少数受访者提及了气候变暖、节能减排、极端气候、自然灾害等问题，他们所强调的专业知识不仅限于科学知识，而是包含了更广的范围。M1所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一份财经报纸，因而更多地从政经角度去看待气候变化问题。这一思路反映在报纸的低碳特刊版面上，就是设置了国际国内政策、产业和公司、金融、城市、新技术等不同的报道方向。在M4看来，气候报道是一个综合性的报道领域，它首先是科学领域的问题，但它必然会引发社会、环境、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变化，因此也要关注这些领域。M10从受众的角度强调了媒体报道的内容应有所区分，针对政府官员可以报道国家政策，对企业界可以侧重企业的产品生产、投资或者企业生产时如何节能减排，面向老百姓可以报道从什么小事做起。“媒体可以为不同层次的读者做多方面的介绍和服务，也反映不同的观念”。从访谈资料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同，对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不仅包含气候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要从政治、社会等角度认识气候变化。在实践中，科学之外的角度甚至成为气候报道的主流。不过M3就认为，这种现状不可持久，气候报道要想深入下去，最终还要回到科学问题。
　　由于气候报道中包含大量专业知识，有一定的理解门槛，所以记者不能直接把这些信息呈现给读者，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让受众便于理解。这就涉及新闻行业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知识，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来思考，“读什么东西是最有意思的，是没有那么多专业词汇的东西，所谓深入浅出”（F5）。因此，气候记者的能力就体现在如何把它变得通俗易懂，更具可读性。这就要求，“首先你自己先得弄明白了，自己如果弄不明白，可能很多词都特别专业，但实际上你就是不明白”。然后要求记者“要想办法，怎么把文章写得看得懂，用什么样的比喻，怎么解释专业的词汇”（F5）。这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记者自己如何弄懂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另一方面，记者如何用合适的方式来呈现这些知识。如M1所说，“这些内容不在于你写得多么专业，而在于如何把专业的内容写得让大家都明白。这里一个是叙事手法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记者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程度，你越是一知半解，你越是搞得很专业的样子，很多专业词汇套，这种情况比较突出”。因此，有些受访者特别强调从事科学报道的记者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比较有脑子，思考能力比较强。我觉得做记者尤其要自己思考，碰到任何事情都不会人云亦云，他都会自己思考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第二，特别好的学习能力。现在这个社会瞬息万变，想要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就要不断学习。这种学习不一定是专门到学校去上课，而是随时随地通过各种途径让自己在知识上不落伍。第三，他们往往会对新生事物有质疑、拷问的精神，这与善于思考是一致的”（F5）。
　　其次，气候变化是科学领域出现的新兴知识，对从事报道的记者来说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受访的记者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从事气候变化报道之前就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或者对相关议题有所了解。M3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有所接触，“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知道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的概念，那个时候科学家已经很明确地推导出全球气温一定会上升”。在大学阶段，M3学的也是相关专业，因此，“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因为它本身就是我的专业，实际上我不采访任何科学家，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说得清楚”。还有的则是在从事报道之前已经对气候知识有所了解，M4关注气候问题也比较早，在大学期间创办了一个环保社团，“成立环保社团之后，很关注的是重庆当地的水、空气。那个时候我已经看了一些报道，对气候变化一直很关心”。F12则是在环境部工作时关注到气候变化的议题，“大致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那时候我刚开始工作，开始接触这个议题”。当然，更多的受访者在从事气候变化报道之前没有相关的学历背景，完全依靠在新闻实践中的学习。F11的专业与气候问题无关，是被报社安排了这个条线，“从2003年开始接触气象和科学，对这个专业的知识就会有一些了解，包括短期和长期的气象”，“一开始是被动安排的。我们报社的大部分科技记者都没有科技背景”。M6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历史学研究生，“从事科学报道是一个比较偶然的经历”。他在清华期间就和很多做科学家的老师成为朋友，“后来他们老是把我往自然科学家的这个领域去引导，从2003年开始几乎是没事儿就去写稿子”。
　　无论是否具有相关的教育背景，在从事气候报道的过程中，受访者都需要继续学习。这些学习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一些新闻业务层面的，比如如何寻找选题、如何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如何与科学家沟通、怎样在新闻中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呈现气候变化的知识；其次是一些科学知识层面的，比如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研究、相关的数据和报告等。总体而言，中国媒体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时间较短，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报道领域。因此，不仅是新加入这一报道领域的记者，而且那些长期从事环境、科学报道的记者也要继续学习。
　　
四、实践共同体内的互动
　　共同体是学习的社会情境，创造和分享知识的地方，好的共同体会鼓励成员分享知识、交换思想，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Wenger et al，2002：28-29）。气候报道记者是一个在日常新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实践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其实不限于新闻组织及其记者，还应将他们采访的科学家也视为这一实践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正是在双方的互动中，记者们从科学家那里学习到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面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不断地学习才能把握这一报道领域的关键问题，跟踪它的最新进展。因此，无论是此前有过相关教育背景的记者，还是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在工作场域中的学习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过程。根据受访者们的描述，他们经常使用的学习方式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与同行的交往。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当面对一个不太熟悉的领域时，向同行请教是一种了解情况的快捷方式。M2的经验是当进入一个不太了解的领域时就会请教同行，“他们会告诉我谁比较权威，然后我自己再去了解，如果这些专家的观点比较公众，我就会去和他们聊”。他也会关注像《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周末》这些国内公认比较认真的媒体，“他们的视角我会去关注”。
　　第二种是专门的培训。很多受访者都高度评价了培训对于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正面作用。M4就把对记者的培训当做一种重要手段，“培训既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也能够得到很多资源”，“由于培训缺乏，很多记者对这个领域的相关知识和前沿问题不了解”。可见，他也把培训看作一种了解专业知识和前沿问题的重要途径。M1则以他的亲身经历证明培训的价值。他记得参加过一次由中国社科院和台湾的NGO合作的培训。“在这个培训中我迅速地了解了这个行业的基本情况，比如潘家华（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讲的内容”。M10认为对记者进行科学培训的价值主要就是“开展和科学家的交流活动，跟业内人的交流活动”。F11参加过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行的定期培训，她表示可以从中学习一些国外同行的经验或者分享一些数据。M10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2007年初他第一次参加英国领事馆的相关活动。不过，很多受访者也提到了现有培训的不足。“一些机构应该主动担当起记者培训的工作。不要小看这样一些培训，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们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一些报道习惯”（M4）。
　　第三种途径是与科学家的交往。正如M10所言，由于科学家是最具权威性的知识群体，在各种类型的培训中，担当授课责任的也是这个群体，培训只是提供了一种与科学家进行接触的正式渠道。这其实就是记者获取专业知识的第三种主要途径，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即通过与科学家的交往来学习专业知识。F5就表示，“我觉得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就是去专家那儿请教。这些专家都是最顶尖的，你越找大专家，学得越快。那些大学者，只要你虚心求教，没有不告诉你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专业学习，就是采访”。M8也坦承，“气候变化这个方面专业知识的途径不是太多，主要就是跟科学家聊天”。在气候报道中，专家学者是最主要的采访对象。他们提供记者所需的信息，或是表达观点，或是予以确认。要求证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当面找科学家（M7）。
　　除了这种直接的接触，受访者还十分强调另一种向科学家学习的方式，即通过阅读科学论文来了解有关的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文科背景出身而从事科学报道的记者，M6的体会是第一条就是要好好读论文，“大概有那么两年的时间读了大量的论文，为了报道读了大量的论文，几乎是在那一段时间每一个涉及科学的题材都是从论文开始，而且不止一篇论文，导致自己对科学的运作方式，思考方式以及读论文的技巧养成了很好的习惯”。据他对国际科学新闻界的了解，这也是国外同行进行训练的一种方式。阅读科学论文的好处是，当他“开始重点进行气候变化报道的时候，实际上在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让我可能比中国的绝大多数的一般记者有了先机”。M4同样认为，要保证气候报道的专业性，“第一就是记者要多看专家的论文，尤其是气候变化领域专家的论文”。M6认为，阅读论文的好处有三个：“第一你从读论文能找到最准确的表述方法，第二从读论文能找到这个科学家的联系方式，第三通过读论文的方式你能找到它的学术脉络，这就意味着你能知道他这个观点，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这个观点怎么来的，他同意哪些人，不同意哪些人。”
　　无论是采访科学家，还是阅读科学论文，最主要的目的都是“要跟踪前沿科学研究，多与科学家对话，要知道最新的科学研究在哪里”（袁瑛，2013）。根据受访者们的描述，我们可以概括出下列他们与科学家进行沟通的目的：第一，传递信息和知识。气候变化是一个具有高度知识含量的的科学分支领域，科学家对气候问题的看法、观点和知识要通过媒体传递给大众，帮助他们理解当前气候变化的现状。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做到科学家的观点通过记者传出去的时候不误导读者，不偏颇地表达科学家的观点，不断章取义”（M4）。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多阅读气候变化领域专家的论文。此外，“一定要和科学家有一个反馈机制，因为你不是科学家，你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去写的，万一你理解错怎么办，这样的话一是误导了读者，二是传递了错误的信息，第三也和专家失去了信任”（M4）。第二，利用科学家的专业知识进行把关。M7的经验是要求证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当面找值得信赖的科学家当面求证，“有时候逼得人家没办法了，这种情况都有。如果他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你又要逼他回答，一般就把他的姓名隐去，不能说是谁说的，只能说是某个领域的科学家说了什么事情”。第三，从科学家那里学习专业知识。F5认为最重要的专业学习方式就是采访，“就是去专家那儿请教。这些专家都是最顶尖的，你越找大专家，学得越快。那些大学者，只要你虚心求教，没有不告诉你的”。第四，与科学家建立联系。在M3看来，专业文章写完之后一定要给科学家看，这样可以避免出错。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很容易跟科学家建立联系，“跟一部分科学家建立联系之后，你就能跟另外一些不熟悉的科学家建立联系，科学家也会给你推荐的，很多障碍就扫除了”。
　　
五、气候报道的核心实践
　　实践是指人们形成的有利于工作的共同的观点、工具、信息、语言、故事以及文件（Wenger et al， 2002：29）。与一般的条口报道不同，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和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在气候问题的治理过程中，由于涉及不同国家的责任分配问题，中国的气候报道记者就必须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新闻业的职业追求之间的关系。与空气污染等其他环境议题相比，中国媒体的气候报道具有典型的由上而下（top-down）的特征。政府是气候新闻议程最主要的设定者，一方面要为他们的气候行动赋予重要性，另一方面则需要将气候变化知识扩散出去以求得公众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这一特征强化了气候报道对政府政策的关注，而淡化了气候科学在报道中的分量（Pan et al， 2019）。在价值立场与客观中立之间的考量成为气候报道记者群体在新闻实践中必须应对的核心问题。受访者普遍认为这是气候报道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并形成了略有差异的三种态度。
　　第一类，受访者更明确地强调要从专业角度去报道气候变化问题，而没有必要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为依归。M3的看法是这一类的代表，他认为“把各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博弈的现状和背景反映出来，作为媒体，工作已经做完了。媒体没有义务为本国争利，而且应该说必须杜绝这样做”。“无所谓国家意识，也无所谓超越国家的意识吧。作为记者的话，就是要清楚自己的角色，我是一个记者，要把事实报道出来。报道事实的时候，不可以有明显的偏向。你的价值观体现在你的选材，对材料的取舍，报道气候变化的时候，就应该很清楚，我现在是在做报道，不是在做评论，也不是在为中国牟利。无所谓爱不爱国，无所谓有国家利益还是国际主义精神。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清楚的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反映给公众”。M9也坦承，在报道时“只能尽量中立，因为它确实涉及很多的国家利益”。记者可以“更多地报道中国相关的事儿，不要完全以中国的视角去看。原因在于你是个记者，你的工作不是借这篇文章去拯救中国，或者为中国谋利益，能做到这一点的是政治家、民众和经济学家，他们看你报道的时候，他会去分析。所以你给他提供正确的、平衡的观点，让他来做这个决定，才是你的职责。不是说你的文章挑动政治家去做什么，你没有能力，也不是你应该做的”。
　　第二类，受访者明确地表示在报道过程中要以国家利益为先。如M10认为，气候报道要有“国家立场”，因为它跟国家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化、国家间博弈的话题，和人权等一样。我们作为国家的媒体，在报道中间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去说。在国外讲总体排放的时候，我们更强调历史责任、人均排放这么一些东西”。这一立场与他所属的媒体属性有紧密关系。来自央视的M2认为，“做报道的时候，我当然是以国家的视角出发，你不要忘了我供职的媒体是什么。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有一个立场和倾向。在综合各方观点的同时，你得有自己的立场，有人说屁股决定脑袋，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而且，正如F12所说，“要记者超越国界地去报道，我觉得很难”。来自市场化媒体的M13也强调了国家利益，不过他希望明确的一点是，“全人类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冲突，首先要区分是真冲突还是假冲突，如果是真冲突的话，我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当然这个国家利益不是党派利益，也不是某一个阶层利益，如果真的是国家利益的话，我还是先国家利益，后全球利益”。“科学和环境当然是全球问题，但问题是如果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也在全球之上，国家也是地球的一分子，国家利益跟很多环境、科学不是矛盾的。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这要区别清楚”（M13）。这种看法是在维护国家利益时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即需要是真正的国家利益。
　　第三类，更多的受访者承认价值立场与职业追求之间存在冲突，但希望尽量求得平衡。M6表示，“中国的记者，不论是党报媒体的记者，还是精英类媒体的记者，在国家利益这一方面，确实是高度一致，这就导致了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国际媒体围绕中国的批评非常多，但是这样的声音我们的记者基本没有传递过来。本来没有政治因素的话，应该传递过来，但大家都没有传递过来。在这一点上来讲，大家都自觉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个影响非常大”。因此，一方面，要承认国家利益对于气候报道产生的必然影响，“政治的因素、国家利益的因素还是对我们大多数记者有影响的”，但“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影响，也不妨碍记者去把这些问题做深做透”（M6）。另一方面，则要尽量从专业的角度呈现气候变化。M4的看法与之接近，他认为要在“以事实为主的情况下尊重国家利益，比如说我们强调减排的问题，你不能强加给一个国家，减排是我的义务。我该做，但你别给我说必须减多少，那不行。你都发展完了现在让我来必须这么做，不公平”。他同时承认，“在国际层面，国家利益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是我们受到中国价值观的影响，这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同时要尊重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结论，不能违背这个结论去维护国家利益”。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在M1看来，“这也没什么对或错”，但媒体完全不考虑国家的立场保持中立是有所偏颇的，“要求我们媒体完全不偏向政府立场，也是一种苛求。作为我们来说，在贴近政府的同时，也保持着距离”。
　　在高度政治化的气候议题上，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新闻操作方式都属于少数记者的选项。前者对一个本就政治化的议题进行了政治化的处理，容易与他国陷入无休止的争议之中，也难以促成国内受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准确理解，进而影响采取恰当的行动策略。后者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达成一个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中立报道，但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从多数受访者的表态来看，第三类观点是目前主流的做法，就是在国家利益和中立报道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要求记者在具体报道中把握好其中的尺度。
　　
六、结语
　　本文基于13位气候报道记者的访谈资料，对他们如何形成关于气候变化的专业知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就问题意识而言，本文关心的是新闻专业知识何以形成的问题，以气候报道记者为研究对象，借用了实践共同体的理论资源作为分析框架。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推进对新闻专业知识的研究，二是推进对实践共同体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
　　按照一般的理解，新闻专业知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体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常规、文化、观念等具有“默识”性质的知识，其二是指报道特定条口的记者对该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大量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文献对新闻专业知识的第一层含义已经做出了深入的分析，而对第二层含义的新闻专业知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它的重要性在于，这类知识最终会影响记者和新闻受众之间的知识传递（史林，白红义，2017）。对于正陷入困境的新闻业来说，将其作为一个知识生产机构的定位或许有助于增强它在社会中的合法性。在此前的研究中，莱奇和戈德勒（2016）具体陈述了形塑新闻专业知识的五种对抗性力量，具体包括：组织层面存在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对立，议题层面则有专业领域与一般领域的对立，互动层面涉及专家与受众的对立，认知层面体现了专业性与责任感的对立，知识层面表现为本质的专业性与附属的专业性之间的对立。不过，这种看法还停留在一个相对静态的层面，他们关心的知识处于已经拥有的状态，而不管它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明确的还是默示的。
　　事实上，在以往的新闻研究中，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还是一个较少讨论的问题。因此，本文着重关心的不是专业知识是否存在和如何表现等问题，而是这些知识是怎样形成的，它涉及记者在新闻实践中的学习过程。在新闻工作中，最能体现这一新闻专业知识特征的是关于特定领域的条口报道。因此，本文选择了气候报道为案例，它充分体现了莱奇所说的新闻专业知识的特征，“是专业知识和新闻专业主义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还受到多方力量的制约”（史林，白红义，2017）。气候新闻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专业知识，它是一个具有高度专业门槛的报道领域，面对的绝大多数新闻受众缺乏教育和相关背景，记者因此需要在专家来源和受众之间进行大量调解，他们试图成为这一报道领域的专家，但这种“雄心”并不容易实现，将其视为一个责任范围可能更符合实际。新闻机构和记者个体利用一系列归因和形象制作手段来提升他们在受众中的认知权威，并参与一系列知识性的表演。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述气候报道中的专业知识是什么，而是关心它究竟是如何获得的。库克（Cook）和布朗（Brown）对知识（knowledge）与知晓（knowing）进行了区分，认为二者分别代表的是占有的认识论和实践的认识论。知晓是主体与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互动过程的一个面向，知识既是知晓使用的工具，也会经由知晓产生新的知识（Cook & Brown， 1999）。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记者在从事气候报道实践时，如何习得这一新的专业知识的知晓过程。
　　在明确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可资分析的具体案例后，实践共同体成为本文研究新闻专业知识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一概念与知晓有关的两个要点在于：第一，知识是在实践共同体中创造和维持的，参与是知晓的先决条件；第二，实践共同体与其组织内外的其他实践有关，这为学习创造了机会（Vark & Kindsiko，2019）。因此，本文对实践共同体理论的使用是要回到它最初所关心的“学习”问题。实践共同体理论倡导的是一种普遍化的“学习”观念，认为任何知识都存在于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之中，因此学习是通过参与实践而得以产生。与以往新闻研究只是借用这一个概念有所不同，本文集中围绕实践共同体的三个基本的结构性要素展开讨论，即定义专业知识的领域、由人员构成的共同体、成员间共同进行的实践活动。在新闻行业中，记者们通过参与具体的新闻实践来从事学习活动。首先，气候变化新闻是新闻机构内部出现的一个新的专业知识领域，其中杂糅着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各种知识。童静蓉（2017）对中国环境记者的研究发现，他们需要具备四种类型的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报道的主题，即专家知识、经验知识、原理知识和评判知识。新近的一项对2013至2015年间329篇气候变化新闻的研究指出，经济、责任归属、国际合作、人类利益、国内政治、科学、冲突和科学不确定性是报道中最常出现的新闻框架（Duan & Miller， 2019）。仅从这些多元的新闻框架就可看出，气候报道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新闻类型，记者在报道气候变化时势必要援引不同的专业知识。其次，气候变化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报道领域，至少在2006年前，媒体报道仍然非常有限。2007年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的报道可能是媒体首次将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等议题引介给中国受众。2010年后，新闻媒体开始设立常规的环境、气候变化或低碳版（Geall， 2018）。中国媒体生产气候变化新闻的过程，特别是气候记者在其中的角色还是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Pan et al， 2019）。很多受访者是在工作中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从事气候变化的报道，需要通过参与共同的培训、会议、采访等活动学习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他们围绕气候变化形成了一个小的共同体，彼此之间进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交流。对外部专业知识的依赖决定了科学家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对象，通过与科学家的互动来了解气候变化的专业知识。最后，气候变化是一个国际社会都需应对的难题，无法在一国的范围内进行解决，其中就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责任、合作、冲突等问题。尤其是在世界气候大会这样的国际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往往会成为为本国气候政策提供辩护的公共论坛。这就引发了气候报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实践问题，如何在维护本国利益的价值立场与新闻报道的客观中立之间寻求平衡。这不是中国记者才面临的问题。一项对德国、瑞士、印度、英国和美国的气候报道记者的比较研究发现，记者之间存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可持续性、技术乐观主义、新兴经济体的责任、全球生态话语五种认知框架，对这些框架的不同认知体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怪游戏”（blame game）（Engesser & Brüggemann，2016）。
　　总之，气候报道记者不仅是一个阐释共同体，也是一个实践共同体。在从事气候报道实践的过程中，他们学习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从事这一新兴议题的报道。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生产气候新闻的记者如何呈现相关议题，不仅影响了媒体对气候问题的再现，而且影响着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以往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影响气候变化报道的因素，比如国家、组织和群体等不同层面的影响；在记者群体中，又涉及他们的科学知识、专业规范、意识形态立场、专业知识等。本文研究的记者专业知识的形成问题其实也在间接地影响气候报道的质量，他们依靠哪些途径、通过何种方式、如何获得专业知识最终会决定记者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程度。跳出气候报道这一领域来看，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文从知识学习的角度研究新闻记者和新闻业也为既有的新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注释：
①张帆把expertise翻译为专长，强调的是某人通过训练而具有某种能力的过程。参见张帆（2013）。《科学、知识与行动——柯林斯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第115-1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分析材料来源于2011年7月对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气候变化报道研修班的学员的访谈，作者感谢项目负责人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和康纳尔大学贾鹤鹏博士允许使用这些原始材料。受访者的编号由性别和序号组成，F代表女性，M代表男性。具体访谈由张志安、白红义、傅盛裕、刘璟四人执行。修订后的访谈资料已收入贾鹤鹏、张志安主编（2011）。《全球议题的专业化报道——气候变化新闻实务读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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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红义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文为201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创新研究”（编号：18PJC09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