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鹏程 王积龙 黄康妮
　　【本文提要】中国环境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程度最高的是解释者，依次是传播者、动员者和异议者。同时，这些角色认知都存在具有统计显著度的相关关系，其中动员者的角色最为复杂，几乎与其他每种角色都交错重叠。本研究还发现，消息来源的使用模式是影响记者角色认知的显著因素。
　　【关键词】环境新闻报道 记者职业认同 消息来源
　　【中图分类号】G201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环境问题，这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谁也躲不开的问题”（皮磊，2016年10月27日）。新闻记者既是环境问题的传播者，有时无可避免地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因此，环境新闻记者常常陷入究竟是该客观报道新闻，还是鼓动环保运动的职业角色认知困境之中（Edson C Tandoc Jr & Bruno Takahashi，2014）。这也是全球环境新闻记者普遍面临的职业角色认知矛盾，而中国记者对此的认知冲突似乎犹为强烈。环境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认知取向不仅会影响其新闻报道的立场、态度，以及文本特征（Culbertson， Hugh M， 1983； Shoemaker， Pamela J. & Stephen D. Reese， 1996：101），也会影响社会公众对新闻记者职业角色和社会职责的认识和判断（Skovsgaard M， Albek E Bro P， et al.， 2013）。
　　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调查来探索中国环境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现状，以及影响其职业角色认知的社会因素。鉴于目前有关中国环境新闻记者的研究非常薄弱，对他们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消息来源使用特征等等这些基本问题都所知有限，因此本研究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环境新闻记者的结构性群体肖像。
　　需指出的是，因为环境议题极为广泛，如雾霾等强制性环境议题使人有切肤之痛，易于促使记者变成动员者，而有些抽象性环境议题如光污染等远离现实生活和感观经验，记者对此更倾向于保持公正态度进行客观报道。为避免出现这种极化现象，本研究选择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并颇具争议性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极富张力的论题中，最能检视记者角色认知的两难困境和艰难抉择。
　　
二、文献综述
　　早期研究者将记者职业角色认知主要分为把关人（gatekeeper）和鼓动者（advocate）两类，前者强调在采写新闻时恪守客观性原则，将意见和事实分开，而后者主张参与到新闻事件之中积极为国民权益鼓与呼（Janowitz M.，1975）。所以，亦有研究者将其界定为中立型记者和参与型记者（a neutral or a participant journalist）。Weaver等研究者（2007）受调查性新闻和公民新闻兴起的启发与时代嬗变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类型，将其分为传播者（disseminator）、解释者（interpreter/investigator）、异议者（adversarial）、动员者（populist mobilizer）。传播者与中立型记者类似，解释者是指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承担着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的功能，异议者强调对政府和商业新闻来源保持警惕和质疑，动员者主张记者应当重视和表达普通公民的意见。Weaver等人提出的记者职业角色类型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和普遍证实。
　　但是，亦如Waisbord（2000：3-32）所指出的，这种西方式的记者职业角色模型不应该毫无反思地简单套用到世界各地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研究之中。因为记者职业角色认知是新闻记者与媒体组织以及社会结构互动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在地性与情境性。为此，罗文辉、陈韬文等（2004：183）在研究中国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时，批判性地应用和发展了Weaver等人的职业角色模式，增加了“解释政府政策”和“文化与娱乐”等类型。但是，鉴于环境新闻议题的严肃性，以及环境新闻记者工作的专业性，本研究还是基本沿用了Weaver等人提出的职业角色模式，同时参考了罗文辉、陈韬文等人的研究，并针对中国国情和环境新闻记者特性做出适当调整。
　　另外，亦有研究者指出，不同报道领域和新闻条线记者对其职业角色的认知及权重也有不同。特别是环境新闻记者，常常为努力在传播者与倡导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陷入争论和困境。即使像在美国这样具有客观报道悠久传统的国家，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之后，依然有不少环境新闻记者将自己定位为“社会活动家型记者”，致力于环保宣传和环境运动（Sachsman DB， Simon J and Valenti JM.，2005）。而在希腊，环境新闻记者则旗帜鲜明地分成三大阵营：环保责任型记者（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journalists）、环境鼓吹者（environmental crusaders）、客观主义记者（objective-pure journalists）（Giannoulis C， Botetzagias I and Skanavis C.， 2010）。这些研究都表明，环境新闻记者在职业角色认知上展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性。
　　为此，本研究首先调查的研究问题是：中国环境新闻记者认同何种职业角色？
　　从理论层面讲，为了给社会公众和政府机构提供准确可信的新闻报道，环境新闻记者必须具备广博而坚实的环境科学知识（Wilson，2000；Sundblad E-L， Biel A and Garling T.，2009），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发现许多环境新闻记者缺乏相关科学知识，他们常常因过度相信非专业消息来源，从而误导受众（Boykoff， M. T. & Boykoff， J. M.，2004）。还值得反思和探讨的是，记者专业环境知识水平的高低，是否也影响其在采写新闻时的专业自主性和判断独立性？如果环境新闻记者专业知识不足，是否能够积极地承担起解释者的角色？如果缺乏专业知识，环境新闻记者是否还会踊跃地充当动员者投身到环境保护运动之中？换言之，记者对专业环境知识掌握的程度，可能深刻影响着其职业角色的取向（Stocking， S.H.， & Holstein， L.W.， 2009）。
　　由此，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中国环境新闻记者的环境科学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职业角色认知？
　　Christos Giannoulis（2010）等研究者指出，环境新闻报道面临多重挑战和限制，如果要理解环境新闻报道的根本理念，必须分析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条线的新闻记者在与不同消息来源的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工作模式深刻影响着其对职业角色的认知（Tandoc E， Hellmueller L & Vos TP， 2013）。因为，恰如Hellmueller和Mellado（2015）所指出的，记者的职业角色认知是关系性的，即记者在与包括消息来源在内的参考性群体交往协商之中建构其职业角色认同。北欧一项研究也显示，软新闻条线（消息来源）和硬新闻条线（消息来源）对记者的角色认同均产生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Laura Ahva etl， 2017）。
　　为此，本研究试图探索：中国环境新闻记者的消息来源使用模式如何影响其职业角色认知？
　　Shoemaker和Reese（2008）在记者职业活动影响机制等级框架理论中指出，记者个人层面因素影响着记者的职业活动。同时多项实证研究也证明，记者的性别、学历、从业年资、所在媒体规模等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其职业角色认知（William P. Cassidy， 2008）。为此，本研究也分析：中国环境新闻记者的性别、学历、从事相关报道的时间等人口统计特征如何影响其职业角色认知？
　　
三、研究方法
　　由于我国缺乏权威部门统计的环境新闻记者名录，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2010年至2012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环境保护新闻与传播”学术论坛，以及“2014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年会”邀请的全国各地的环境新闻记者建立起基础数据库，并以与会者为核心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法拓展名单，最后获得一份涵盖全国各地和各种媒体共计376名环境新闻记者的调查名单。鉴于中国环境新闻记者总体规模不大，而且相互之间工作联系又颇为紧密，本研究基本涵盖了中国环境新闻记者的主流群体。本研究采取电子邮件、面访两种方式向376名环境新闻记者发放调查问卷，最后获致104个有效样本，回复率为27.66%。
　　（一）测量工具
　　1.记者职业角色认知量表
　　本研究根据环境新闻记者工作的特性，从Weaver等人设计的记者职业角色认知量表中选择了11道问题（具体题项见表1 表１见本期第93页）（Wu，Wei； Weaver， David； Johnson， Owen V，1996；William P. Cassidy， 2005），采取七级里克特式的等级方式（一点都不重要=1，非常重要=7）来测量记者对其作为传播者、解释者、异议者和动员者四种职业角色的认知程度。
　　2.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指标
　　本研究从美国温室效应题库、耶鲁大学气候变化传播计划中选择了11道问题，建立起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指标（黄康妮，大卫·鲍尔森，2015）。在统计时将判断题和单选题都编码为二分变量（1=正确，0=错误），缺失值视为错误答案。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按照每题1分总分为11分的标准来统计，环境新闻记者的平均得分5.18（标准差为1.69），稍低于总分的二分之一。如果把答对题数转换为学校计分系统（将90%正确设为A等成绩，80%为B，70%为C，60%为D，60%以下为不及格），没有记者能够获得A与B等成绩，有9.7%记者达到C等成绩，获得及格以上成绩的记者为26.2%，73.8%的记者成绩不及格。
　　3.新闻报道消息来源
　　本研究使用Maibach等人（2010）提出的新闻消息来源量表，测量受访者在气候变化报道中使用不同消息来源的频率（1=从不，5=总是），其均值代表受访记者群体平均使用该消息来源的状况。其中，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新闻来源包括学术机构、科学期刊、学术研讨会、科学机构研究报告，以及IPCC。非科学新闻来源包括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商业企业、宗教团体、社群网站，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和记者；与政治单位有关的新闻源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政党。调查结果显示，环境新闻记者使用最频繁的消息来源是非营利性环保组织（M=3.47，SD=0.96），其次是科学消息来源（M=3.21，SD=0.76），再次是与媒体有关的新闻来源（M=2.99，SD=0.75），环境新闻记者使用频率最低的消息来源是与政治有关的新闻源（M=2.61，SD=0.82）。本研究进一步将上述消息来源分为科学消息来源（M=3.21，SD=0.76）与非科学消息来源两大类（M=2.71，SD=0.51），并对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记者在两者的使用偏好和频率上存在显著差异（t=-6.33， df=104， p<.001）。
　　此外，本研究还结合深度访谈，与资深环境新闻记者在前述会议期间，就本研究涉及的话题进行多次深度访谈。
　　（二）样本特征
　　环境新闻记者的人口分布特征为：平均年龄37.3岁，标准差为11.1；平均从业时间为8.4年，标准差为7.9；女性比例占34.3%，男性63.8%；专科学历人数3人（2.9%）、大学学历64人（61.0%）、硕士及上学历为38人（36.2%），其中拥有环境科学以及相关学科教育背景的记者比例为3.9%。
　　
四、研究发现
　　在中国新闻记者群体中，环境新闻记者相对而言是一支从业时间较长，经验较为丰富的队伍，兼之环境新闻报道要求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性，因此他们的职业角色认知也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新闻记者群体的特征与取向。
　　中国环境新闻记者认为“提供深入的报道与分析”是其最重要的职责。记者在此选项中上的均值最高，标准差最小（M=6.24，SD=0.82），并且选择此项为“非常重要”的记者百分率达41.0%，在记者选择各题为“非常重要”的人数数量分布中位列第二。同样属于解释者的重要构成变量的“查证官方提供的讯息”（M=5.65，SD=1.19，21.9%）也排序靠前。这说明，鉴于环境新闻的科学性与复杂性，以及我们国民科学素养平均水平而言，整个新闻记者群体近年来对解释者这一职业角色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Giannoulis C， Botetzagias I & Skanavis C.， 2010； Edson C Tandoc Jr & Bruno Takahashi.， 2014）。随着风险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相对过去几十年而言，整个新闻记者群体近年来对解释者这一职业角色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Tandoc E， Hellmueller L & Vos TP， 2013）。
　　“尽量避免报道未经证实的事件”在记者心目中重要程度位列第二（M=6.14，SD=1.03），同时选择此项为“非常重要”的记者人数最多（45.7%）。环境新闻记者认为准确地向公众报道环境新闻是其重要职责，即他们要承担起环境问题的传播者的角色。
　　位列第三的是“帮助民众培养相关议题的知识与文化”（M=5.92，SD=0.94，27.6%），另则，隶属动员者角色的题项“专注于一般民众关心的议题”（M=5.60，SD=1.27，29.5%）、“为一般民众发声”（M=5.45，SD=1.35，21.0%），都集中位于中间的位序。这说明环境新闻记者渴望通过其相关报道，有效地引发公众积极关注环境问题，参与环保活动。记者们普遍深刻地意识到环境新闻的力量就在于发动民众的积极关注和踊跃参与（汪永晨，熊志红，2005：35-36）。Edson和Bruno（2014）的调查显示，美国环境新闻记者对动员者的认知程度虽低于中国（M=3.08，SD=0.89），但在角色认知序列中也位列第三。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Sachsman（2006）等人发现，美国大多数环境新闻记者不认同动员者角色。无论是美国内部的争议，还是中美之间的差异，其实都体现了环境新闻记者在选择究竟是应该扮演传播者还是鼓吹者角色时，所面临的两难和紧张。
　　记者对他们在环境新闻报道中扮演政府（M=5.10，SD=1.28，14.3%）和企业异议者（M=4.87，SD=1.24，6.7%）这一角色的认知度最低，而且记者个体之间对此问题的认知分歧也最大。恰如本研究有访谈对象指出，“在中国进行环保需要跟着政府的大政方针来，要依靠政府的公权力来进行舆论监督。否则，离开政府和党委，凭借个人力量，环保舆论监督举步维艰”。（黄成德，2011）不仅环境新闻记者，有研究显示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新闻记者群体对异议者角色的认知度都是最低的（M=3.32，SD=1.06）（罗文辉，陈韬文等，2004：187）。
　　在逐一讨论记者角色认知量表每个重要题项的基础上，本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来探索其潜在的角色结构（Jesse Abdenour and Daniel Riffe， 2016；Tandoc E， Hellmueller L and Vos TP， 2013），但是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无法析出西方经典记者角色认知理论所界定的传播者、解释者、异议者与动员者等四个内涵清晰、边界分明的角色，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对此四种职业角色的认知存在着交叉重叠关系，并形成新的独特的职业角色认知结构（表2　表2见本期第93页）：动员—传播者、解释者、异议—解释—动员者，以及传播—动员者。这不仅印证了记者职业角色之间并不绝对排斥，记者常常同时承担着两三个职业角色（Stocking & Holstein， 2009），而且也说明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复杂性、动态性、在地性与情境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相互交叠的关系当中，动员者这一角色与传播者、解释者、异议者等所有角色之间都存在交叠关系。这表明我国环境新闻记者存在着“NGO化”的问题，与环保NGO有着复杂而紧密的交织互动关系，因为在环境问题上诉诸和发挥动员功能最强烈的社会组织就是环保NGO。这点还可与环境新闻记者使用最频繁的消息来源是环保NGO（M=3.47，SD=0.96）相互印证。其次，解释者与异议者相互融合，换言之，越倾向于在新闻报道中承担分析和解释环境问题功能的记者，越对政府和商业新闻来源保持警惕和质疑。
　　为探索何种因素会影响和制约环境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本研究将记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将环境知识得分指数、消息来源使用指数作为自变量代入多元回归方程，用强制进入回归法来检测这些变量对环境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影响（表3　表3见本期第94页）。
　　回归分析表明，记者年龄越大，使用非科学消息来源频率越高，其越倾向认同异议—解释—动员者角色。记者学历越高，越倾向于认同传播—动员者角色。回归方程模型对动员—传播者、解释者的角色认知均不具有统计显著度。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环境新闻记者角色认知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同时也拓展了我国环境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研究范围和深度。
　　首先，记者充当环境问题的解释者，是读者市场与科学消息来源的共同要求，促使其成为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共识最大、分歧最小的职业角色认知，并在因子分析中形成惟一一个符合西方经典记者角色认知理论构想的独立因子。环境新闻发端于环境科学领域的问题，绝大多数普通受众既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环境新闻里面深奥的科学道理，也缺乏专业资源协助他们去分析环境新闻背后复杂的来龙去脉，因此期待环境新闻记者能给予他们相关通俗易懂的阐释和简洁明了的说明。另则就科学来源而言，与其他科学知识一样，环境科学知识传播高度依赖主张提出的过程，科学家提出的环境科学知识无外乎是认知性主张与解释性主张，都需要媒体报道与解释。认知性主张的传播目标在于把科学实验、理论发现转化为大众信赖的事实与知识，因此需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解释性主张的传播目的是借助媒体让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科学研究的发现，从而使相关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得以广泛应用（Aronson， 1985：72-81）。
　　其次，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在对待动员者角色时表现最为复杂，几乎与其他三种角色都存在交叠关系，并形成动员—传播者、异议—解释—动员者、传播—动员者等多种角色结构。结合本研究发现58.1%的环境新闻记者使用最频繁的消息来源是环保NGO，同时也是环境新闻记者平均使用频率最高的消息来源（M=3.47，SD=0.96）。这都揭示出中国环境新闻记者与环保NGO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揆诸实际，确实如此。我国最早的环保NGO主要是由记者创办，比如早期绿家园发起人汪永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等都是媒体人。汪永晨曾对我国12个省市最活跃的30个民间环保组织做过全面的调查，发现这些组织在新闻生产、为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带动公众参与、促进环境问题传播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汪永晨，2012：ix-xiii）。如21世纪初的怒江反建坝、圆明园防渗漏工程、南水北调生态补偿、藏羚羊保护等一系列事件的媒体传播，如果没有环保NGO的参与，很难有这些新闻的顺利生产与广泛传播。当然，部分环境新闻记者认为这样一种“媒体NGO化”的趋势对记者职业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前《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认为，目前公众逐渐意识到环保NGO也有个人利益（刘海英，张冬青，2007：271-301），如果记者与其牵扯不清，会影响记者的公信力。但是，可能恰如汪永晨所指的，“媒体NGO化”这种状况“是阶段性的”。从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法规还不能完全保障社会肌体健康运转，环境新闻记者又面临着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让媒体与环保组织的角色产生互动是非常有效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形式。只是这种越位的回归是迟早的事情（汪永晨，2007：1-5）。
　　再次，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对异议者认同程度最低，而且异议者并未形成一个独立角色，而是与解释者、动员者交融形成一个混合型的角色。即使在美国，异议者也是环境新闻记者认知程度最低、分歧程度最高的职业角色（M=2.63，SD=1.2）（Edson C Tandoc Jr & Bruno Takahashi.， 2014）。甚至一项研究表明，希腊环境新闻记者几乎都不认同异议者这一角色 （Giannoulis C， Botetzagias I and Skanavis C.， 2010）。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环境问题的有效传播必须通过现有体制性“权威论坛”，特别是政治的议程来明确表述。如果没有这种传播内容上的合法性，那么这些内容有可能永远停留于媒体之外。此外，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恰如中央电视台资深记者臧公柱在接受本研究访谈中所指出的，“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环保诉求上往往有不一样的利益。中央的诉求立足点高，更能代表广大民众的要求与利益。环境新闻记者在地方开展工作，在全国传播舆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这两头都是支持者，是为了解除环保中的非法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是中央政策执行的社会动力系统”（臧公柱，2014）。因此，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在职业身份认知中大多不会扮演政府异议者这一角色。而且恰恰可能也是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商业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有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记者虽然能获得中央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但有时又会遇到地方政府、商业企业现实层面的阻碍，迫使记者一方面要传播、阐释中央政府环境政策，另一方面又要调查、揭露地方政府、商业企业的环境问题，并动员民众汇总各方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这就造成记者将对异议者的认同深深嵌入到解释者和动员者之中。
　　最后，除人口统计特征外，消息来源的使用是影响环境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重要因素。记者对非科学消息来源使用越多，越倾向认知异议—解释—动员者角色的职业角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恰如前述引文所指出的，记者过度相信非专业的消息来源，常常会造成受众对环境问题和环保运动的误解。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中国记者自身的环境知识水平和新闻专业能力有待提高之外，环境知识的获得与使用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西方环境新闻记者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非科学信源使用为主到科学信源使用为主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研究发现，美国1970年代中期的环境新闻报道信源具有非科学性的特质，新闻来源使用最多的是资源保护俱乐部之类的NGO组织，以及商业和工业的新闻信源（Hannigan， 2006：85）。我国环境新闻记者已逐步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恰如知名环境新闻记者汪永晨所指出的，从主要依靠非科学消息来源采写新闻，发展到主要依靠科学消息来源采写新闻，这是迟早的事情（汪永晨，2007：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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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鹏程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积龙系上海交通大学环境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康妮系上海交通大学环境新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媒体对跨国公司在华环境污染的舆论监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CXW017)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