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凯 刘德寰 燕熙迪
　　【本文提要】互联网为草根阶层提供了成为草根意见领袖的机会，同时累积了网络社会资本。本文根据“下厨房”网络爬虫数据，将社区内的影响因素分为自致和先赋两类——自致因素体现了草根用户获取网络社会资本的公平性，其中用户内容生产的影响最大；官方认证是网络社区赋予草根用户的先赋因素，是他们成为意见领袖的必经之路与加速通道。网络社区的连通使得草根意见领袖的网络社会资本呈现了协同效应，进而实现了从独立的网络社区资本到网络社区资本之和——网络社会资本的变迁。
　　【关键词】意见领袖 网络社会资本 先赋 自致
　　【中图分类号】G206；C912.3
　　
一、引言
　　互联网打破了由媒体及文化工业进行把关的“造星”机制，使得越来越多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成为新型意见领袖，实现社会资本的累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二十余年间，社交媒体、网络社区的形式推陈出新，从最初的BBS到如今的短视频、直播应用等，用户的主体从高知、精英人群变为普通老百姓，在草根参与、资本操控与算法驱动等多方面角力下，网络空间内的注意力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本、商业利益被不断重新分配（杨光影，2019）。
　　网络意见领袖是信息流的关键节点，其高中心性意味着关键的信息经由他们中介和传播（Karlsen， 2015），对长期的关注者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来说，具有高度的影响力。李良荣、张莹（2012）认为，网络意见领袖可以分为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和草根意见领袖；曹洵、张志安（2017）则把网络意见领袖分为公知型、知识型以及娱乐型，所谓娱乐型主要指“娱乐型网红”。在我国互联网发展早期影响力较大的网络社区形式以BBS、博客等为主，其主要特征是网络社区成员对社会、政治类议题的强烈关注，随之也产生了一大批草根意见领袖（杨国斌，2013；胡泳，2008）。这个阶段的草根意见领袖争取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的权利，承担着“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蔡骐，曹慧丹a，2014）。随着网络舆论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公共知识分子型意见领袖经常触碰“意识形态的雷区”，“遭到政治力量的整肃”（蔡骐，曹慧丹b，2014）。随后，资本的力量开始发挥效力，尤其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网络应用兴起的推动下，一批娱乐型、消费引导型“网红”开始崛起，显现出“商业化、职业化、群体化”的趋势（李良荣，张莹，2012）。
　　网络意见领袖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中介者，促进普通人的社会参与及社会整合（曾繁旭，黄广生，2012）。与明星或作家等公知型网络意见领袖不同，草根意见领袖并无现实社会资本可以转移，是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网络社会资本的机会，进而成为草根意见领袖。本文以“下厨房”网络社区为例，以草根意见领袖为研究对象，探讨草根意见领袖的社会资本累积的影响因素及累积路径，同时对不同网络社区的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草根意见领袖与网络社会资本
　　意见领袖是信息的传递者，打破社会群组的原本界限，以信息流的方式同时承担着意见传递和社会整合的作用，在此过程中获得相当的社会资本（Burt， 1999）。草根意见领袖群体的形成结果是一个“新权力层”的崛起，他们是具有一定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特殊人群（蔡骐，曹慧丹a，2014），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社会的分层，同时对互联网上长尾型、高异质性人群进行整合。
　　意见领袖往往处于连结不同人群的关键位置（Burt， 1999）。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最初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他们在政治选举中发现，大众传媒只能强化选民原有的立场，而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人群中的意见领袖（Lazarsfeld， 1955），这一过程被称为“二级传播”。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相关的视角来理解意见领袖的角色和作用。Granovetter（1973）区分了人际网络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的弱关系越多，其社会网络的范围会越大，所能触及的信息也越广泛；而连接两个群体间的“桥”，只能是弱关系。Burt（1995）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指出，一个人若处于连接原本无关联的多个族群的关键位置，其能获取的资源更多，他称之为“洞效果”。在信息扩散的过程中，意见领袖将信息传递到不同的人群中，从而成为本来相隔的人群之间信息传递过程的结构洞，对特定群体内部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具有关键作用（Burt， 1999）。林南也指出，个人在社会网络所处的位置越关键，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越高（Lin， 2001）。二级传播理论聚焦意见领袖在不同群体传递意见过程中作为“连结者”的作用，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意见领袖的“连结”作用背后的结果，即强调社会资本是意见领袖传递意见和连结群体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意见领袖和社会资本两者之间关系彼此交映，密不可分（Burt， 1999）。传统中国社会以“强关系”为主，在匿名的网络社区中，用户之间以“弱关系”为主，在现实生活中不相识的陌生人由于趣缘的原因聚集于网络社区内，网络意见领袖则因为占据相对中心的位置，能将信息传递到不同的群体，网络意见领袖是连通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关键节点。
　　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种。本文讨论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微观层面的个体社会资本。林南等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使用和动员的资源”（Lin， 2001），这种论述聚焦于社会资本的个人层面，兼容社会联系的过程和结果（边燕杰，雷鸣，2017）。结合中国的语境，张洪忠、官璐、朱蕗鋆（2015）指出，网络空间中生成的社会资本可以称为线上社会资本，即“网络社会资本”，其主要衡量指标包括社交媒体的好友数量、信息分享等。网络社会资本既包括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包括新的社会关系形式（Ellison & Steinfield　& Lampe， 2007）。
　　在互联网的赋权下，草根阶层成为意见领袖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现实生活所不具备的影响力。在BBS等早期网络社区中，只有极少数的发帖频率高、质量高甚至具备一定权力的用户（例如版主）能成为社区的意见领袖（薛可，陈晞，2010），其社会资本得以沉淀和累积；在BBS的个别话题中成为短暂意见领袖的用户，则不具备将影响力转移到其他网络社区或线下的可能性。
　　随着网络社区从政治化向去政治化、泛娱乐化转型，在可以累积“粉丝量”的网络社区中，网络社会资本标示着草根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体现了影响力与话语权（崔凯，刘德寰，燕熙迪，2017）。如今，草根意见领袖的网络社会资本不仅限于单个网络社区之中，而是将微博等多个垂直网络社区打通，以“全网粉丝量”的数量标榜其网络社会资本及影响力。
　　（二）成为意见领袖：网络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
　　互联网扩展了普通人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性，那如何能成为草根意见领袖？如果将获得网络社会资本看作在网络社会中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与邓肯在《美国职业结构》中提出的先赋与自致因素的分析视角，提供了对网络社会资本的分析路径，其中“先赋”因素是指阶级出身或家庭背景，“自致”因素则主要指“后天的努力”（Blau & Duncan， 1967）。
　　国内外文献对草根意见领袖的探讨，更多强调自致因素所起的作用。对Google社区、Facebook及Twitter的研究都显示，踊跃发言、积极社交以及优质的内容贡献都是促进用户成为网络意见领袖的有力因素（Huffaker， 2010； Karlsen， 2015； Dubois & Gaffney， 2014）。对国内不同时期的不同网络社区，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BBS、强国论坛、微博、知乎与豆瓣的研究也提供了相似的证据（薛可，陈晞，2010；周裕琼，2006；李彪，2012；王秀丽，2014；崔凯，刘德寰，燕熙迪，2017）。上述文献对自致因素的讨论都提到这些因素存在影响，但没有对不同因素的影响大小进行比较，因而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RQ1：在诸多自致因素中，社交、用户内容生产等哪个对累积网络社会资本影响更大？
　　对自致因素的讨论似乎在暗示，草根阶层若想成为网络意见领袖，获取网络社会资本，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每个草根网络用户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对先赋因素的讨论首先对此进行了质疑。先赋因素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户现实社会身份所起的作用。李彪（2012）认为，微博中占主体地位的意见领袖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通常从事媒体相关工作的加V认证的人群。王秀丽（2014）在对知乎社区意见领袖的讨论中指出，现实社会的名人、精英等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相关领域的意见领袖”。
　　如果把草根意见领袖视为一个“新权力阶层”，网络社会资本的获取是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草根阶层没有先赋因素可以凭借，那么在自致因素之外，什么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了谁能成为草根意见领袖？一些研究也对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性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讨论。薛可、陈晞（2010）分析了BBS意见领袖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外部因素”，包含网络社区的“把关机制”，例如版主将帖子置顶以扩大某些用户的曝光程度，以及网络社区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等。李彪（2012）指出新浪微博“官方认证”对粉丝量累积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大多通过经验观察得出结论，没有经过定量的验证，研究结论也没有对相关影响因素做系统梳理，尤其没能回应草根用户想要成为意见领袖，累积社会资本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与偶然性因素。基于对草根用户获取网络社会资本不平等机制的考察，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对草根用户而言，获取网络社会资本是否有除自致因素之外的因素产生影响？这样影响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与BBS时代的网络社区不同，当今各社交媒体已经开始连通，草根意见领袖往往不只活跃于单独的网络社区中，因而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
　　RQ3：不同平台的网络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具体到不同的网络社区而言，其所起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下厨房是国内美食领域网络社区的代表。下厨房社区上线于2011年，根据易观千帆的监测数据，截至2018年6月，下厨房在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下载量总排名为186名，在美食社区类中排名第一。本文以下厨房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下厨房是典型的垂直型网络社区。在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各式各样的BBS就以兴趣为主要切分，形成大量的垂直型长尾社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兴趣型、垂直型BBS又转型为以社交关系和用户内容生产（UGC）为核心的网络社区（丁汉青，王亚萍，2010）。下厨房以UGC为主要内容来源，同时兼具电脑端和手机端，更能代表移动互联网时代垂直社区的特点。
　　第二，下厨房的用户组成以普通用户为绝对主体，社区内拥有较大关注度的意见领袖也以草根意见领袖为主，不似其他网络社区总有明星等其他意见领袖混杂其中，对分析数据造成较大的难度。
　　第三，下厨房网络数据及链接其他网络社区数据的开放性与可获得性。RQ3问的是垂直社区与其他社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虽然有其他用户量更大的网络平台，但因技术手段无法获取社区的外部数据，导致研究无法进行。下厨房用户页面提供了其他社交平台的外部链接，技术可以实现爬取对应外部链接的数据。
　　（二）数据采集与数据清洗
　　本文所用的主体数据是在2017年1月31日到2月7日期间，使用Python（3.6.0版）中的BeautifulSoup4网络爬虫库，使用4台服务器对下厨房用户页面进行数据采集而得。取第一个注册的用户id为起始位置，以30为间距，对下厨房全体用户进行等距抽样，最终爬取了1024285条用户页面数据。为了研究其他网络平台对下厨房社区用户网络社会资本的影响，本文还根据用户页面中标注的新浪微博和豆瓣的链接对用户在相关页面的粉丝量数据进行爬取，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匹配。
　　对网络爬虫数据进行观测发现，数据中存在大量的无效数据，主要原因是社区中存在较多“潜水”用户，他们只看帖不发帖，这也体现了垂直社区的特征，有能力与意愿进行内容生产的用户所占比例并不高。为了提升数据分析的有效性，本文将数据中的“潜水”用户予以剔除。由此本文设定数据清洗规则，将爬取数据中关注数、被关注数、菜谱数、作品数皆为0的样本剔除，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数量为310768。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草根意见领袖，根据对下厨房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结合下厨房员工的经验判断及认证条件，设定研究总体的筛选规则为作品数大于等于100条的用户，最终得到目标样本数量为2075，目标样本占有效样本的0.67%。最终爬取的数据条目及数据基本情况如（表1　表1见本期第68页）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由于网络爬虫数据先于研究设计已然生成，造成数据在严格的概念化与操作化方面的不可能性，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只能通过可获得的数据计算而得到。本文采用RStudio软件及R语言中相关的函数包来进行数据处理和计算，RStudio的版本为1.1.463。
　　社会资本以人际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广泛性与达高性为测量（Lin， 2001）。异质性是指交往对象的相异程度，广泛性是指可能达到的社会阶层的广泛程度，达高性是指可能达到的社会地位有多高（边燕杰，雷鸣，2017）。在下厨房社区中，鉴于用户的普遍匿名性与爬虫数据的限制，导致网络环境中对相关变量的测量无法实现，而粉丝量成为可以识别的“网络社会阶层”的代表，凝聚了异质性、广泛性与达高性；此外，意见领袖的突出特点是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Bodendorf & Kaiser， 2009），因而得以连接更多的网络成员（Waters， 2008），而粉丝量的大小反映了意见领袖在网络社区中所处中心位置的程度。因此，本文以“粉丝量”作为“网络社会资本”的测量。
　　本文建立模型的方法主要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用粉丝量为因变量作为网络社会资本的测量变量。对建立模型使用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取对数后，可以满足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符合正态分布的要求。
　　此外，回归方程中，由于自变量的数值大小不统一，导致回归系数不具备可比性。RQ1的问题需要对不同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对比。因此本文对相关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将大小不一的自变量统一处理为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的标准化数据。最后，为了对自变量进一步归纳以区别不同类别的影响，本文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自变量进行降维，正交因子旋转之后的结果如（表2　表2见本期第69页）所示，因子分析结果的累积解释率为74.8%。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以因子载荷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数计算，得到相关因子变量。
　　
四、模型的建立与解释
　　（一）自致因素：以内容为基础的社交
　　在以UGC以及社交关系为核心的网络社区中，草根若想成为意见领袖，累积社会资本，以往研究既强调用户在社交数量、内容生产数量等方面的贡献，同时强调用户贡献的质量。沿袭这样的思路，本文以粉丝量的对数为因变量，加入是否认证、关注量、内容生产以及加入时间的对数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已有文献都提到用户生产内容、社交等因素都对累积网络社会资本、成为意见领袖有促进作用，却都没对不同自致因素的影响孰大孰小给出回答。为了回答自变量之间哪个影响更大，进行自变量回归系数之间的对比，本文在处理数据时，自变量都经过了数据标准化处理，因此（表3　表3见本期第69页）中关注量、用户内容生产、社区外社交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可比性。由表3可知，用户内容生产（0.265）、关注量（0.055）、社区外社交（0.054）、加入时间（0.140）都与因变量之间呈现了正向的、线性的相关关系。
　　内容为王还是技术为王曾是传媒产业转型中论争的焦点（李晓林，2006）。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更为复杂，用户的自主选择权更大，但对机构类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而言，内容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聂勇浩，陈函，2019）。那么以用户为核心的网络社区与机构类新媒体是否有不同？本文通过对几个变量标准化后建模的结果可知，用户内容生产（0.265）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社区内部的社交（0.055）及社区外部的社交（0.054），表明用户内容生产才是促进草根累积网络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这个结论也表明用户只有以生产优质的内容为前提，才能通过社交等其他因素获取更多的粉丝量；而在只能以文字、图片、视频作为主要交流载体的网络社区内，内容是原本陌生的用户之间交流的纽带与载体。这部分是对RQ1的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是否认证（0.671）也体现出了强相关。为了验证并解释认证机制的作用，本文对是否认证与其他因素做了进一步的建模。
　　（二）“爬天梯”：作为先赋因素的官方认证
　　下厨房拥有严格的认证机制。截至数据爬取时，下厨房社区设置的草根用户认证条件是：菜谱数不低于50个，作品数不低于50个，粉丝数不低于1000人，并保持更新。相关用户满足条件可以提交认证申请，经工作人员审核后通过认证的用户，可以获得厨师帽认证标识及其他编辑推荐的机会；此外，社区运营团队还邀请其他网络社区（例如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豆瓣、知乎等）中已经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用户加入下厨房，并直接通过认证。在经过早期累积小V的过程之后，下厨房的认证机制变为“根据用户的社区活跃程度、社区贡献影响力、菜谱质量等多维度数据，通过算法分析产生认证名单，不支持申请自荐”。可见下厨房作为以用户生产内容为主的社区，更强调用户内容生产数量、质量以及粉丝量等因素，而不似新浪微博等以社交为主的社区，强调用户的“实名”身份，只要用户可以提供实名的证明，并经由其他用户的证实，即可通过认证。下厨房的认证对普通用户具有一定的门槛。
　　已有文献提到网络社区中机构类微博认证机制对提升粉丝量的作用（朱淼，2013），但没对草根意见领袖做出分析。由表3的方程可知，“是否认证”对网络社会资本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草根用户而言，若只是被认证而无优质内容的贡献以及社交等行为，也不会获得关注。由此可知，“认证”必须与其他行为变量共同作用，才有可能影响网络社会资本。因此，本文在原方程中探测所有自变量的非线性关系，并尝试进行相乘项的计算，得到的方程如（表4　表4见本期第70页）所示。
　　为了更直观地对交互效应进行观测，本文还对相乘项进行了可视化，如（图1　图1见本期第70页）所示。从平均趋势来看，无论哪个行为自变量，被认证行为曲线的最低点都要高于未被认证曲线的最高点。这表明认证机制在网络社会资本积累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草根若想成为意见领袖，积累更多的网络社会资本，被认证比未认证用户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对草根用户而言，能否获得认证，其前提条件是通过勤奋的内容生产等方式获得网络社区官方的认可。已有文献提到图书馆机构类微博的先赋因素是机构的行政级别（刘宇，回胜男，王梦萦，2016），网络社区用户与组织机构有很大不同，以明星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可以视为其“先赋因素”，但在缺乏信任、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中，这样的先赋因素也需要通过“加V”等认证机制的方式来落实，被认证的明星才会获得粉丝关注，以使得线下社会资本转化为网络社会资本；对草根用户来说，因其草根的原有属性，不具备转化现实社会资本的能力，而得到官方认证，则是网络社区赋予草根用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先赋因素。
　　网络社区的官方认证对草根用户而言是一种“地位赋予”，同时也是对社区内用户的一种“把关”机制。经过“把关人”挑选的用户，才能获得有特殊符号标识的官方认证，而之后经过认证的用户生产的内容会获得被编辑推荐的机会，大大提高其曝光量。因此，“认证机制”是官方媒介权力作用下的“先赋”因素获取，而经过认证才真正进入了撬动更多网络社会资本的通道，如同草根用户真正爬上了“天梯”，是成为草根意见领袖的必经之路与加速通道。以上是对RQ2的回答。
　　（三）他山之石：1+新浪微博+N模式
　　社交媒体帮助人们在网络世界中拓展弱关系，累积网络社会资本（钟智锦，2015）。BBS时代网络社区彼此隔离，在互联网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各个网络社区得以连通。下厨房的用户页面中，用户可以标注自己在不同社交平台的账号链接，由此本文得到该用户在下厨房中标注社交媒体数量（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0），以及新浪微博和豆瓣两个社交平台上该用户的粉丝量。由因子分析的结果可知，这三个变量共同组成了“外部社交”因子，为了探讨其他平台与下厨房社区中粉丝量的关系，本文以下厨房中用户粉丝量的对数为因变量，链接社交媒体数量、微博粉丝量的对数和豆瓣粉丝量的对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探索非线性的自变量形式，建立模型的结果如（表5　表5见本期第71页）所示，对其影响关系作图如（图2　图2见本期第71页）所示。
　　从表3和表4的模型已知，外部社交因子对下厨房用户的粉丝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表5可以更加细致的讨论社区外社交对社区内粉丝量的作用机制。从页面链接的社交媒体数量总体来看，链接的社交媒体数量（0.261）对下厨房内部的粉丝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新浪微博、豆瓣的对应粉丝量则呈现了非线性关系。
　　具体到本文选取的两个重要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和豆瓣来说，还原到实际粉丝量作图可以看到，从总体效应来看，新浪微博与豆瓣两个平台的粉丝量都对下厨房有正向的影响关系；从促进效应来看，新浪微博的斜率更大，显现出更强的促进效应；从实际的效果而言，由于豆瓣社区粉丝量的量级与新浪微博不具备可比性，使得新浪微博的实际促进效果更大。
　　根据对下厨房草根意见领袖的深度访谈，不管用户最初选择的网络社区是综合型社区的垂直群组，或本来就是垂直社区，在其获取象征网络社会资本的粉丝量之后，通常的路径是凭借在垂直社区的影响力，将特定平台的网络社会资本扩展到新浪微博等综合型社区，而由于新浪微博的应用更加广泛，经由下厨房在新浪微博等综合型社区的官方账号推荐，得以在其他网络空间撬动更大的网络社会资本；同时新浪微博等其他综合平台的网络社会资本会进一步对下厨房社区内部形成反哺效应。在新浪微博具有一定影响力之后，这些意见领袖还会在其他垂直型平台，例如豆瓣的相关小组或B站的相关频道等垂直社区中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获取其他平台的网络社会资本。因而可以总结出草根意见领袖从单个垂直社区到多个网络社区乃至全网的清晰路径：本文将其称为1（原来选取的垂直社区）+综合型社区+N（更多垂直社区）模式。以上是对RQ3的回答。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网络爬虫来获取分析数据，以知名美食网络社区下厨房为例，探讨下厨房草根意见领袖的生成路径。在讨论什么影响了网络社会资本时，本文区分了网络社区内外部的影响因素。社区内部的用户行为包括内容生产、社交、时间累积等自致因素与认证机制等先赋因素，社区外部则以新浪微博和豆瓣为例，探讨不同网络社区网络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建立模型等与数据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几个研究结论：
　　第一，垂直UGC网络社区的社交本质上是基于内容的社交。本文认为自致因素体现着网络社会资本累积的公平性，包括社交、用户内容生产、时间累积等。建模证明草根意见领袖的勤奋耕耘与对社区的积极贡献等都是促进网络社会资本累积的重要因素，相比社交因素而言，用户内容生产的促进效应更大。不论传统媒体还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社交媒体，对累积社会资本而言内容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缺乏了内容，网络社区的弱关系社交则失去了意义及可持续的载体。
　　第二，认证机制是草根用户积累网络社会资本的先赋因素，对草根用户成为意见领袖、累积社会资本起着关键作用，是成为草根意见领袖的必经之路与加速通道。先赋因素体现了草根用户获取网络社会资本的机会不平等，而认证机制是网络社区官方媒介权力的体现。
　　第三，网络社区内外部社会资本协同作用，共同促进用户跨平台网络社会资本的累积，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草根意见领袖。由于网络社区的运作逻辑从以帖子为核心转变为以用户关系与用户内容生产为核心，用户ID成为重要品牌的识别符号，用户页面成为重要的个人平台。同时，各个网络社区不再是相互隔绝的孤岛，网络社区之间的连通形成了草根意见领袖在全网的影响力，进而实现了从独立的网络社区资本到网络社区资本之和——网络社会资本的变迁。对草根用户而言，所谓网络社会资本是草根用户在网络社会中获取的，以社交网络为关系载体，以内容生产为手段的一种社会资本，不仅意味着他们在信息分发过程中所能辐射到的影响力，更意味着在信息分发过程中通过这种影响力获取资源的能力。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对草根意见领袖网络社会资本累积的路径进行了归纳，如（图3　图3见本期第72页）所示。
　　由图3的总结可知，草根意见领袖的形成路径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致因素在起作用，通过用户自致行为的努力得以在众多草根用户中脱颖而出，成为垂直社区内的初级小V；在第二阶段，初级小V经过官方认证，撬动垂直社区内的更多粉丝；第三阶段需要通过将垂直社区内的影响力迁移到微博等更用户更广的综合型平台，通过粉丝迁移等获得更大平台的粉丝关注；第四阶段进一步转移到其他垂直社区，在全网“收割”粉丝量。经过四个阶段之后，草根意见领袖则会收获以“全网粉丝量”为表征的网络社会资本。
　　草根意见领袖的不断涌现代表着草根阶层在网络世界获得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增加，他们逐渐形成了介于普通用户与明星之间的“中间层”，改变了原来由社会精英分发意见和信息流的模式，使得社交网络的权力中心分散为多个散落的小点。从网络社会资本角度出发，草根意见领袖越多，其粉丝量越大，则意味着整个社会网络更紧密了一分。从宏观社会资本的角度，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信赖的规范”，而提升公民的社会参与是提升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Putnam， 2000）。越来越多的草根用户经由更低的内容生产门槛来进行个人表达与社会参与，使得草根阶层的声音、生活方式被更多人看到，提升了原来处于“失语”状态的草根阶层的可见性，促进了草根阶层网络文化的繁荣，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
　　在歌颂网络对草根用户的赋权时，也要反思草根意见领袖对传统意见领袖所造成的冲击。随着泛娱乐化、商业化逐步入侵网络社区，新一代网络社区中的草根意见领袖不再介入公共领域，更多表现为基于娱乐或兴趣类议题来进行内容生产。卡茨指出意见领袖的三个基本特征：意见领袖是价值的表达者、拥有专业能力及处于社交网的核心（Katz， 1957）。草根意见领袖具有较大的粉丝量，处于社交网的核心；他们生产的内容以娱乐化为主，并经由这些内容传递往往是缺乏审慎、系统思考的泛娱乐化或消费指向的价值观；加上他们往往不具备所谓“专业能力”，因此他们是缺乏“意见”的意见领袖，或许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网络红人”。
　　作为对草根意见领袖的网络社会资本议题的讨论，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下厨房虽然是当今美食类网络社区的代表，也在不断产生草根意见领袖，但从当今的“网红”的生产能力来说，一些短视频平台更有代表性。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变量拆解的清晰性等原因，本文选取了下厨房为案例进行研究，未来技术上若能达到更大平台的垂直类网络社区的数据获取，可以考虑将更具“网红”生产力的平台进行分析。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基于爬虫数据对相关研究问题的相应因素已经进行了扩展，然而由于爬虫数据无法获取“编辑推荐”等偶然性因素的数据，现在越来越多的平台是基于“算法推荐”，更加剧了“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此外，在外部社交平台的探讨中，由于微信平台数据难以获得，导致本文缺乏对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分析。第三，文本更多聚焦于网络社区行为的讨论，没能对网络内容生产的质量、运营策略等进行分析，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多探讨用户生产内容的质量等与网络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使用的数据较好地代表了网络社区早期的发展状况，未来的研究应当追踪更长周期的网络社区数据，从而反映用户与网络社区两者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变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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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凯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刘德寰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燕熙迪系百度车联网事业部高级用户体验研究工程师。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6XCC024）的研究成果；本文受中国政法大学校级青年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6ZFQ8600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