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鸣
　　【本文提要】本文探讨了新闻组织如何理解并在“转型”中部署时间上的创新。运用时间性这个核心概念搭建的理论框架，结合澎湃新闻这一案例，研究发现：在渠道垄断被破除的情况下，数字化改造中的新闻组织不得不面对海量的新闻线索、游移的截稿时间，以及互联网行业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开销快速产制新闻的现状。锚定常规是在对标“互联网时间”过程中动态调整、消除不确定、试图重新固化上述周期节律及组织架构安排的创新行动。
　　【关键词】锚定常规 “转型” 时间性 互联网时间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从时效说起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作为特定的文本类型和叙事样式，制成的新闻依时分发、播送给特定范围内的读者、观众或用户，成为他们获知和把握社区、城市乃至社会运转的关键棱镜，是日复一日、“朝九晚五”内外透视日常生活、做出公共与私人决策的重要参考。倘若失去时效，新闻便难以为“新”，其介入公共交往的正当性与效能将大打折扣。作为新闻的生产者，新闻组织按时“出粮”是维持自身正常运转、保有立锥之地的头等大事。
　　时效即节律，这是现代新闻业形成以来新闻组织反复内化并默会的常识。为免错失节律，新闻组织须根据特定的媒介形态和组织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量体裁衣”，制订并贯彻生产常规。这套生产常规框架了新闻从业者的生产活动。从时间的维度上讲，新闻从业者须按照组织及下辖部门的要求，通过一系列策略的运用，在采写和编辑中限时工作（Tuchman， 1978）。
　　新闻业数字化改造的核心议题之一是追求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新闻组织对传播技术的采纳与应用，见证了以“转型”之名展开的新闻组织生产流程创新走入“追分赶秒”的游戏（陈百龄，2016）。新闻组织求新、求快，追逐即时新闻，却不免陷入新闻的感官化窘境，甚至堕入虚假真相的陷阱；迅捷却零碎的生产节奏使从业者滑过大量社会议题，浅尝辄止的惯性无形中减少乃至搁置了深度介入社会议题的时间。诸多迹象唤起从业者忧思，促使他们研讨传播技术的运用对新闻实践公共性引致的后果（彭怀恩，2017）。
　　学理上一种大而化之的观点是，“速度挂帅”的媒介图景意味着“媒介时间”的来临；新型时间观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即时、零碎、无序等“速度存有”之观念将不免对人类生活造成风险（卞冬磊，2007；黄厚铭，200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不是即时性观念产生、传布与付诸实践的推手，即时性观念乃至神话的形成是特定历史语境、社会结构、文化症候与置入其间的技术复杂互动的结果（Boczkowski， 2004；丁方舟，2018；王淑美，2018）。以“转型”之名开展的新闻组织创新活动存在不少关于时间的论述，但在中国语境下，如何在传播技术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复合历史语境下理解新闻组织吸纳即时性理念，还缺乏系统的考察和学理的解答（郑作彧，2010）。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希望由此开掘理论增量。本文将以时间性（temporality）作为核心概念，确定理论框架，以质性的方法，运用澎湃新闻这一案例具体地展开阐述。
　　
二、文献述评：时间性与中国语境下的“转型”
　　（一）时间性
　　时间（time）似乎是个无需言明的概念。无论是农业社会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是工业社会中的“早出晚归”，时间扮演着自然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运作。它似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节奏，自主地指引人类有节律地布设并展开实践活动，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自然指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种自然的时间观中内蕴的社会意涵常常为人类所忽略。当我们认可时间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时，我们内化了“自然时间”，默会了我们对自然环境运行的经验观察。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颇为常见。进一步说，当我们循“钟表时间”依时而作，我们便认可了这一人类制造的标准化器物对生产活动的同步式规训，从而拉升生产效率，扩充生产成果。我们还会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开发出不同的“社会时间”，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建立普遍而又遵从某种特殊习惯的、可被接受的时间观（蔡琰，臧国仁，2007）。
　　一切时间都是社会时间。拿我们“习惯成自然”的钟表时间来说，它有赖于经典物理学的发展。时间社会学家亚当（Barbara Adam）注意到，从“事件中的时间”到“时间中的事件”，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段历史的过程，后者恰同欧美工业社会的形成有关。也就是说，从事件导向型时间到钟表时间的社会时间感知与科学的历史有关，与今天被冠以经典物理学的发展进步有关。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physical time）形塑了我们日常所需知识中深植的一面（a deeply sedimented aspect）。类似地，当传播技术变革推动人类走入某种普遍认同的信息社会，重新审视媒介变迁下的时间观，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审视日常生活的方式，成为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探索之一（Adam， 1990）。
　　如果说时间性是不同时间观的总称，而时间仅指现代意义上的、从进行着的特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时刻，一言以蔽之，时间之后的时期可由“速度”（speed）来概括。在速度挂帅的新时间观中，文化不再是主我（I）与先验主体之属性，不再与技术对立，不再以隐喻的方式占据客观世界和技术之世俗世界的对立面。技术与“机械一族”（the machinic）侵入文化和主体的空间，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Lash， 2002）。当塑造新型时间观的任务落在新兴的、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数字媒介上，人类便开始向“媒介时间”过渡（卞冬磊，2007）。信息与传播技术被视为我们感知生活加速的主要驱动者；互联网的即时速度已经改变并仍在持续改变人类看待自然、世界乃至自我的方式，包括看待、从事新闻业及新闻实践活动的方式（Wajcman， 2008；黄厚铭，2009）。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这一默会的常识不是从来就有。组织中的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既不独立于人类行为，又不彻底为人类行为所决定。人类生产了时间结构，时间结构反过来再生产了人类的组织实践本身；时间结构既制造了组织内的日常节奏，又被组织实践所制造（Orlikowski & Yates， 2002）。贝尔（Allan Bell）说“时间是新闻故事的基本元素”，大体呼应了上面的说法。新闻从最近发生的事情开始，再退回到更早前的时间，逐步给出信息增量。这种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不一致反映了现代新闻话语中的时间结构——通过新近与新奇的新闻价值，蕴藏截稿时间、传递最新消息的新闻业及其工作，以及逐渐让新闻报道贴近“实时”的技术加以实现。新闻中的时间结构是这样形成的，也是这样变化的（Bell，1995）。
　　诚如史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所言，新闻人是“停表文化”（stop-watch culture）的社群成员，其“时间轨道”（time track）见天在常规循环中运转，节奏被截稿时间所把控，行动（特别是工作）紧紧地被钟表这一工业文明的关键机器规制（Schlesinger， 1977）。当新闻写作及处理程序的计算机化持续缩窄截稿时间，在技术进步与法律规制的松绑之下，新闻报道的风格与模式将得到重塑，媒体间的竞争也会变得愈发激烈。这就不难理解，对截稿时间愈发增加的关注会导致新闻多样化到一个流动的（fluid）、总是处在更新/修正的产品形态中，挑战了新闻作为定型成品（a set piece of work）的既存观念（Saltzis， 2012）。新闻生产的加速虽然令真相讲述的方式变得丰富，却让互动、透明等理念逐步渗入新闻业及其工作中，组成了新闻变迁中争论不休的叙事与议题（Karlsson， 2011； Usher， 2018）。
　　在传播技术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围绕新闻变迁展开的学理论述多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新闻从业者如何同公众一道开展新闻边界内外的话语争夺（Matheson， 2004； Revers， 2014），二是新闻从业者如何运用数字条件下全新的叙事风格重塑职业权威（Bock， 2011； Robinson， 2006/2009）、修补新闻范式（Carlson， 2011； Coddington， 2012）、划定行业边界（Graves， 2018； Tong， 2015），推动新闻元话语的重塑。这两个主题均指向诸如即时、互动、参与等全新理念渗入新闻实践之原则与意识形态的过程（Usher， 2014；丁方舟，2018）。有研究者指出，技术发展不会在新闻编辑室当中产生简单线性的效果，新闻组织的结构、工作实践和用户意愿可能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作用在技术应用和实例的组织适配过程中（Boczkowski， 2004）。这指出了新闻组织数字化自我改造的复杂性，但放大了新闻组织的自主性，忽略了外部力量制约的作用。假若外部力量是稳定的，能够为新闻组织的创新活动提供稳定的环境，或者新闻组织乃至行业充分享有实践活动的自主，上述因素似可忽略不计。如果外部力量变得不确定甚至急速变动，新闻组织乃至行业无法抵御外部力量的干涉，这些问题就不能不纳入分析范畴。
　　（二）“转型”与新闻组织的时间观
　　中国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研究者常以“转型”俗称新闻组织的数字化改造，近年尤甚。但是，如何赋予“转型”以抽象而精确的学理解释，类似文章付之阙如。实际上，“转型”是新闻组织开展创新实践、实现数字化自我改造的技术采纳与适配，以及由此技术层面的行动触发的组织架构调整和生产流程重构。我们频繁而试图有条理地谈论，促成了“转型”这种论述新闻组织创新实践的话语。简言之，“转型”的内核就是新闻创新，是“发生在新闻领域的、由新闻实践的主体采纳、实行和扩散新观念的行为，包括由一连串这样的行为构成的过程”（王辰瑶，2016年5月8日）。
　　“转型”的话语实践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下进行。在中国，社会制度环境具体地指向了传播技术变革和社会转型共同搭建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此帷幕内，新闻组织既面临从媒体市场导向改革时期“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到媒体融合时期“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宏观政策转变，又面临经历二十年急速发展、正在被纳入及参与国家治理的互联网行业的冲击。中国新闻业及其从业者无法也不可能如研究者分析的欧美国家那样，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支撑下，在全社会基本保有以新闻观照公共利益这一生活方式下，开展创新活动。换言之，无论新闻组织部署什么样的新技术、重组什么样的组织架构，都可能在新闻编辑室内外产生不同于欧美的社会后果（陆晔，周睿鸣，2018；周睿鸣，2019）。
　　如果从时间性的维度来看，结合上面的讨论，“转型”就不单是新闻组织自主地以技术手段吸纳即时性，满足公众需求（陈百龄，2016；彭怀恩，2017；王淑美，2018；郑作彧，2008）。我们生活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社会时间中，作为媒介的互联网制造的“媒介时间”恰好契合并不断再生产着这种速度。当公众对新闻业的存续缺乏规范共识，“转型”在时间上的部署就会表面化为“新旧之争”，即代表传统的新闻组织如何对标新式的、以社会化媒体等互联网应用实例为标杆的信息传播速度。简单说，这种时间性上的对标就是“转型”的过程，是新闻创新的过程，也是新闻组织探索新的生产常规的过程。本文的研究问题由此可以表述为：
　　新闻组织如何理解并在“转型”中部署时间上的创新？创新活动如何反映其时间观？
　　
三、澎湃：一个典型案例
　　澎湃（www.thepaper.cn）是总部在上海的一家新闻机构，2014年7月22日上线，上海报业集团（下称“上报集团”）全资所有。它以自行开发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自建的移动版和桌面版网站为新闻分发终端，是上报集团力推的“新媒体项目”之一。它也是上海《东方早报》（下称“东早”）的“转型”之作：筹备及上线初期，它的采编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东早这间市场导向型报社。尽管澎湃与东早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但除了共享记者团队、共用同一套采访所得素材，其他人员（包括高级管理者）及工作平台均保持分立，互不隶属。澎湃上线后，其下载量一度跃居苹果应用商店新闻类第2名，并被称为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的“现象级产品”，其新闻生产“流程再造”、采编团队“整体转型”等做法亦为媒介观察者和新闻研究者津津乐道（常江，杨奇光，2014；陈昌凤，2015）。2017年1月1日，东早休刊，其职能与员工全部转移至澎湃。
　　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我以澎湃A中心Z报道组实习记者的身份开展参与观察。报道组没有为实习记者强制规定工作任务，这给了我工作时间的支配自由：每天，我在编辑部里停留约10小时，协助值班编辑浏览重点监控的报纸和网站，联系、采访新闻当事人或者打个腹稿。闲暇时，我向编辑、记者请教工作中的问题，或静下来聆听、观察同事们的交谈。根据参与观察期间的工作、交谈与体会，我第一时间撰写了田野笔记。
　　我还开展了深度访谈。通过工作，我与一部分报道组成员逐渐熟络起来。我与他们一道吃工作餐，出入他们组织的饭局，或参加他们在高校举办的讲座和交流活动，进一步谈论工作、交换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适时向他们介绍我的研究，询问他们参与深度访谈的意向，请求他们帮助物色对谈人选。2015年5月17日起，我开始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访谈，其中绝大多数为无结构的、面对面的问答。访谈于2015年12月22日结束。经过滚雪球式的努力，我访谈了30位正式员工、10位实习生、10位前员工，其中男性26人，女性24人。30位员工当中，新闻从业经历少于五年者16人，五至十年者3人，十年以上者11人；一线员工20人，中级管理者4人，高级管理者1人。我在征得他们同意的前提下录了音，并匿名处理了转录文本。
　　我还集纳了一些传媒观察和媒介批评文章。它们大多来源于聚焦上述议题的微信公众号，个别来自上报集团的内部网。这些点评澎湃及上报集团的文章将作为田野笔记和录音文本之外的补充材料使用。
　　
四、发现：对标“互联网时间”
　　所谓“互联网时间”指的是由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和社会化媒体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终端及平台共同造就的信息传播速度及其文化。在渠道垄断被破除的情况下，数字化改造中的新闻组织不得不面对海量的新闻线索、游移的截稿时间，以及互联网行业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开销快速产制新闻的现状。通过“细分”各部门及报道组报道议题类别，运用线上线下资源“挖掘”、定制新闻线索，努力追赶模糊的截稿时间，“抓取”、编辑、“再生产”业已制成的新闻，形成新闻发布的实时“瀑布流”并善用“推荐”和推送通知，新闻组织竭力推开即时性理念、实践原则及相应叙事模式。由此，新闻组织开展“转型”，通过对标“互联网时间”推行新的时间观，试图重塑新闻从业者这一群体的话语权威。
　　（一）“细分”：浓缩信源
　　新闻组织惯用条线作业。拿报社来说，立足于某座城市意味着它将这里的全体或部分居民设定为目标受众。按照议题类别，报社首先在其内部设置若干采访部门，分别侧重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等，由中级管理者执掌。接着，按照被报道组织的相似性、地域的接近性、议题的特征等方式，各采访部门将其获分的门类拆解为不同的条线，交给记者去“跑”。条块分割让报社基本网罗了所能触及的绝大多数议题，使得记者之间的任务分配大体互斥，既面面俱到又保证了信源的稳定供应。
　　以条线作业的眼光打量“转型”过来的澎湃不免削足适履。表面上看，澎湃内部仍有由中级管理者领衔的部门，各部门管辖着若干报道组，但各报道组、各部门即便集聚起来也不可能将某一局限的地理空间中的议题一网打尽。即便能够实现这一点，这样的做法也不一定如往常一样吸引用户的注意。这么说的原因之一是，作为新闻组织的澎湃不再是用户获取信息的主导通路，想象并服务完整的、同质的受众群，力求在议题上包罗万象，这不切实际。另一重原因是数字新闻终端天然地摆脱了地理空间的局限。东早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地区，而澎湃虽然仍以上海为总部，但它一出生就面向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用户。这就是说，它的目标受众可能不再分布于某个与其主要办公场所接近的地理区域，而有可能弥散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被分割的报道领域更像是高度聚焦、针对某一细分的用户群体，承载某些社会议题的领域。以政治报道组为例：从栏目设置上看，“打虎记”力求在反腐倡廉议题上有所建树，“人事风向”关注中国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党政人事变动，“舆论场”偏向舆论当中的热点话题。这些栏目无法共同拼凑出上海乃至中国政治生活的全貌，也看不出它能够保证充足的信源供应。从地域上考虑，除少数记者固定在上海工作，部分记者驻扎在政治中心北京，若干记者驻扎在沈阳、石家庄、合肥、济南、南昌等地，另有几位记者机动地适时前往山西、广东、西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访。
　　这种细分式的思路既复制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大众媒体的生产布局。复制指的是，澎湃仍然需要勾画议题上的大致范畴，以及它对应的、有限的地理空间；超越则是说，议题范畴的勾画及新闻发生的地理空间的限定要“量体裁衣”，在大众媒体渠道垄断被破除的情况下进一步收窄上述设定。由此，记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报道自己深谙的、擅长操作的选题，从容地了解某一狭窄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更好地服务目标用户。可以看到，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细分的报道领域逐步形成。这很难被称为是塔克曼（Gaye Tuchman）所说的“典型化”（typification）：新闻组织试图对立足于有限地理空间和生产时间、大而全的报道领域做适当互斥的分解，再将它们分配到各个采访部门和记者手中（Tuchman， 1978）。细分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让记者报道喜欢的选题，也可以让记者更为精确地了解某一狭窄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与其他新闻组织争夺特定的目标受众。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带有超越色彩的、浓缩信源的细分式思路是新闻组织人力资源与“互联网时间”下信息流动追求即时、专门的需求互构的结果。
　　（二）“挖掘”：筛选线索
　　想贡献信息增量不是非得八面玲珑、想法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信源不可。Z报道组有位同事，用中级管理者小褚的话说，他精通党、政、军人事动态；能把纷繁复杂的文山会海搞得十分清晰，谁人登场、谁人雪藏，谁改头换面，谁仕途升迁，他可以第一时间捕捉。①这种被小褚赞誉有加的“独门技艺”，实际上是在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中源自官方的）信源之外，依托线上、线下资源主动挖掘新闻线索过程中练就的。
　　对这种技艺，澎湃某高级管理者老陶的评价有些复杂。一方面，他赞赏技艺和新闻人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此研究是报道者的悲哀。理想状态下，新闻机构与官方应有良好的互动；相应地，官方要及时、主动发布人事变动情况，跑线记者要与官方建立良好的交情以便随时沟通。②在理想状态和实际情形存有差距的情况下，依托线上、线下资源主动挖掘新闻线索显得尤为必要。为及时跟进党政干部的人事变动情况，Z报道组编辑们早读《人民日报》等各级党委机关报、晚观《新闻联播》，不时浏览集中人事变动消息的数据库和论坛。但仅仅照单全收这些消息来源或成品、径直从中摘录信息还不够，为进一步筛选线索，现在他们要多做两件事：
　　以人事报道为例：在缺乏线下信源的情况下，如果记者谙熟当事人的姓名、现任职务和行政级别、可能职务和行政级别甚至相貌，组合特定的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即可在返回的搜索结果中甄别、采纳。除了特定人名和职务，动词往往最有效——“当选”、“不再担任”、“另有任用”、“干部任前公示”、“兼任”、“拟任”、“提拔”、“表决通过”。各个不同领域的关键词有所不同。例如外交人事变动，“抵达”、“递交国书”、“履新”、“饯行”基本能够涵盖驻外大使的调整情况（陈良飞，2015）。
　　社交化定制也是挖掘信源的策略。新闻客户端兴起以前，各级党政机构和新闻媒体竞相开设法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当信息量的暴增超出记者浏览、处理的限度时，社交化定制为记者提供了可行的信息过滤方案，使其免受无效信息的围困。仍以人事报道为例：记者可以在微博上集中收录频繁释放人事变动信息的账户，分组阅览。记者还可以把线下的人际网络转移到微信、微博这样的社会化媒体当中。也许，记者不再需要抽时间与信源面对面，也不必专门致电他们，只要刷新自己的微博或微信朋友圈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动态。他们无意间陈述的事实、发表的观点以及转发的内容兴许能够激发记者创造新的选题（陈良飞，2015）。
　　（三）游移的截稿时间
　　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流程以日、周、月计，周期循环。对澎湃来说，这样的传统已是明日黄花。过去，截稿时间是面向记者的“夺命呼叫”。现在，每日一次的截稿时间一分为三：编辑每天三班倒，每班8小时，稿件何时发布合适不仅是各级管理者的决断，而且要看用户的使用习惯——作为坚实的证据，后台数据可为各级管理者提供参考（刘钰森，张伦，郑路，2019）。于是截稿时间这一“死线”（deadline）分解为两种情形：短篇稿件尽速提交；长篇稿件同从前一样，记者可在相对充裕的时间内采写，时机适宜时再提交。这可以被粗略地理解成“即时”和“深度”两种新闻需要不同的作业时间。
　　一般来说，短篇稿件旨在回应用户对即时新闻的需要。“尽快发布”没有“死线”，没有“死线”胜似“死线”。它无形中要求记者落笔前拟定好写作框架，对文章的主题、结构、篇幅有着清醒的设定，依此作业，减少反复修改，避免贻误时效。
　　没有“死线”胜似“死线”的极端情形是记者被迫与正在发生的事件赛跑。2015年4月22日近19时许，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其客户端推送通知，针对百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发出红色通缉令。报道组主编小褚立即指派若干记者分担采写任务。作为实习记者的我也在被征召之列。我的任务是必须在若干分钟内浏览完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对百余位被通缉人员的基本信息有所了解，进而在其中择取2-3位我认定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获得采写许可后梳理、综合他们的人生轨迹。从傍晚7时到深夜10时，历经3小时“鏖战”，我上交3篇稿件，总计约2000字。放在过去，以字数看这不算超负荷，况且只要截稿时间在，手忙脚乱总会有个限度。现在不同：大致相等的工作量不仅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且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意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不断更新的内容，以及同行争分夺秒跟进、抢发的稿件，及时监测、评估、补充甚至推翻自己的文章，确保提供信息增量。那天晚上，央视各档新闻节目一直在我耳畔聒噪；《财新》、《南方周末》等媒体接二连三地在各自的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同题报道；微信、微博上的讨论更是不断“刷屏”。这样的工作环境提醒我：要快些，想办法跑赢同行，因为大家比拼信息增量的时间和地点早已从第二天清晨的报摊提前到此时此刻，提前到事件发生的进程当中。我不得不一气呵成，尽量减少因事实错误和叙事不畅导致的反复修改——时间有限，来不及精雕细琢。
　　（四）“抓取”：扩充信息量
　　说起对稿件的精雕细琢，曾为东早编辑、时任澎湃要闻部编辑的老孔深有感触。③在他看来，澎湃要“贴身肉搏”的不只是新老同行，还有腾讯、网易、新浪、搜狐等商业门户网站——它们已经“杀入”移动新闻客户端这个“战场”。此外，曾经作为信源存在的党政、商业和社会组织现在可以通过旗下社会化媒体向公众直送消息。老孔说，这些力量结合起来，每天可以供应的新闻条目数量难以计数。如此规模不是新闻组织自行采制新闻的量级所能比肩的。老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澎湃不得不做点什么——于是有了“抓取”与“原创”之分。所谓“原创”即是新闻从业者亲自采写的新闻。它需要记者采集一手材料，编织后导入一套程式化的生产流程，最后发布。“抓取”指的是转载新闻和信息，以门户网站、新闻网站、移动新闻客户端、社会化媒体等互联网信息平台登载的新闻、信息为源头，有选择地集纳、综合后再编辑成新闻。
　　在中国语境下，“抓取”一向是门户网站使用的技艺。受互联网信息服务相关规定限制，门户网站只能借“抓取”转载、编辑、发布新闻机构制成的新闻，因为“原创”对它们来说不被允许。④老孔告诉我，2014年7月22日澎湃上线后的头半年，对于各大新闻客户端均可能推送的“公共消息”，澎湃大体上置身事外，不跟风“抓取”。按照老孔的分析，同事们的普遍意见是：澎湃不是容纳海量信息的“门户”，其登载的新闻应该显示自己的风格、态度与核心竞争力。对于这一点，领导和同事们抱有信心：同样一条消息，如果澎湃可以在短时间内整理出更加深入、生动、全面的新稿件，继续提供信息增量，那么，不在第一时间“闻风而动”参与转发就值得。不过，贯彻这种思路不是没有负面效用。老孔继续分析道：首先，部分时政消息的信源是单一的，甚至是垄断的。如果不“抓取”，完全视若无睹，那些将澎湃定为主要甚至唯一新闻来源的用户会错过上述消息。对这些澎湃的“铁粉”而言，不“抓取”好比上述时政消息从来没发生过，这是对“铁粉”不负责任。其次，“原创”成本高昂，相较而言，“抓取”几乎没有成本可言。即使澎湃每次“原创”都能在辛苦劳作后制成稿件，这些作品也很有可能在发布后以低廉的版权定价被买走，甚至被不劳而获地免费“抓”走。综上，两条腿走路就显得非常必要。
　　引入“抓取”后，澎湃新闻人的日常工作列表中加入了新的任务。如果说过去记者的任务是采访、写作，那么现在，记者还要学着集纳、综合互联网上海量的新闻信息，将其整合到正在架构的文章当中，使其成为自行采制的内容当中逻辑通顺、叙事流畅的组成部分。与之类似，如果说过去编辑的工作主要是核验、修改、润色，那么现在，编辑还要懂得挖掘、分析和引用互联网上的既有资料，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直接架构出一篇达到发表水准的文章。记者和编辑的工作任务出现了交叠：新闻不仅来源于新闻人亲临的第一现场，而且来源于“键盘侠”们隔着屏幕瞥见的、业已制成的新闻信息；新闻生产不只是对记者采访所得一手资料的核实和制作，还包括对二手消息再传播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其中关键元素的再提炼。借用老孔的话：如果我们把过去采编区隔分明的流程叫新闻生产，那么现在采编区隔不分明的流程不只有“原创”新闻生产，还包括了“抓取”这种“新闻再生产”。
　　虽说被“抓取”的原材料以非常成熟的状态出现，不需要采编团队费太大工夫细细打磨，但编辑还是希望“画龙点睛”，因为“从几千个字里找到个点，这更加考验功力”：
　　有时候，有些政策方针风向经常埋在一篇长稿子里。说不好听的，稿子有三四千字，都是很枯燥的内容，这里面可能就二十个字最有价值——就这么一句话，把这篇稿子搞活了，甚至能够引领一个话题，就看你有没有经验、积累、眼光把它挑出来。
　　老孔的话表明，“抓取”已经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为仅由编辑承担的工作。它也不能再被视为某类新闻实践主体在媒介规制之下的权宜之计，以及在专业化程度上低人一等的二流技艺。就澎湃面对的情形来看，如果说新闻生产因应的是信息匮乏，那么新闻再生产因应的是信息爆炸。海量信息当道，提炼、凸显信息往往比传递、告知信息更重要。
　　（五）创建“瀑布流”
　　经过审核的稿件就可以对外发布了。不过，这样的成品不能与等待上摊的报纸相提并论。报纸上的每一条稿件在开印之前已经“卡”好了位置：中高级管理者早早圈定了版面的先后顺序，以及各个版面内稿件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稿件的重要程度已经由编辑团队决定。通常来说，这个决定是一次性的、静态的、永久的，不可撤销。澎湃则不然。它采用“瀑布流”模式设计的页面决定了稿件以发布的时间倒序出现在用户面前。也就是说，首先映入用户眼帘的是最新发布的稿件。除非用户滑动页面查看较早前发布的稿件，否则它们会逐步隐藏到收起的瀑布流尾端。
　　应用“瀑布流”模式的好处是用户可以无限制地翻阅不断更新的条目，并总是能够接触到新近发布的内容。它的不足也在这里：发布的先后时间不能与稿件的新闻价值相提并论。解决方案是：在澎湃首页及时政、思想等一级子页面，1个“头条”位、若干个“推荐”位虚席以待。报道组主编和中高级管理者可以酝酿并决定“头条”和“推荐”位的内容。除非稿件被人工置换出“头条”和“推荐”位，否则它们不会被瀑布流“卷”走并下沉。同瀑布流中的其他稿件相比，“头条”和“推荐”位的条目受到了优待。尤其是首页的“头条”和“推荐”位的条目，它们受到了极大的优待。这些被优待的稿件比瀑布流中的其他稿件更能吸引用户的注意。推送通知更甚：虽然在形式上它起不到为稿件“卡”位的效果，但它凭借简单粗暴的声音与振动提示和言简意赅的文图介绍，抢夺用户的注意，把用户直接导入到对应的稿件上去。这些设置连同每隔数小时更换一次的首页“头条”、每日做若干次推送通知的规则，一同推高了少数稿件抵达用户的可能，而相当大部分的稿件则被瀑布流淹没。小褚受访时的话显示了现在与过去的不同：
　　澎湃从东早转型过来了，但很大一部分同事做新闻的思路还没转过来。有时候我劝他们，稿子提交、发布以后不要一遍遍没完没了地改。的确，现在我们有条件随时修改，但是你的大作已经被一波又一波更新的稿子淹没了，早就从首页沉下去了，你还在稿库里边费力地翻拣、修改，做什么呢？毫无意义。
　　
五、结语：锚定常规
　　本文探讨了新闻组织如何理解并在“转型”中部署时间上的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转型”中新闻组织的时间观。运用时间性这个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质性方法对澎湃新闻进行了案例研究。
　　本文发现：与其说“转型”在时间维度上的创新是铺开即时新闻的生产，并在生产活动中推行即时性的理念，不如说新闻组织正在对标“互联网时间”——由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和社会化媒体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终端及平台共同造就的信息传播速度及其文化。通过澎湃新闻这一案例可以看到，在渠道垄断被破除的情况下，数字化改造中的新闻组织不得不面对海量的新闻线索、游移的截稿时间，以及互联网行业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开销快速产制新闻的现状。这种以信息传递效率和用户需求为先的时间观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二十余年的发展变迁中形成，与新闻组织在大众媒体时期通行的周期节律构成了明显的张力。
　　对标“互联网时间”就是锚定常规。所谓常规是新闻组织在大众媒体时期为开展生产活动、实践新闻专业主义摸索、推行的周期节律，以及在组织层面的架构安排。相应地，锚定常规是在对标“互联网时间”过程中调整并试图固化上述周期节律及组织架构安排的创新行动。以澎湃新闻为例，通过“细分”各部门及报道组报道议题类别，运用线上线下资源“挖掘”、定制新闻线索，努力追赶模糊的截稿时间，“抓取”、编辑、“再生产”业已制成的新闻，形成新闻发布的实时“瀑布流”并善用“推荐”和推送通知，新闻组织竭力推开即时性理念、实践原则及相应叙事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锚定常规是动态的过程。它的出现不意味着新闻组织开发出了适用于新型业态或传播方式的新生产常规。相反，它展露的只是寻求新生产常规、达成某种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组织的创新行动搭载了明显的期望，即弥合长久以来屡试不爽的、大众媒体时期的传统周期节律与“互联网时间”之间矛盾的期望。
　　锚定常规还从时间维度展示了我国媒介体制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内部复杂性及历史变动。在党管新闻舆论工作这个不变的前提下，新闻组织经历了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媒体市场导向改革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制度变迁。面对互联网行业日益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日常生活基础设施，新闻组织必须在竞争中重新摸索自身的历史定位。这是本文试图提出的理论增量，即媒介体制和社会制度环境是新闻组织数字化改造中不能忽视的外部因素。出于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新闻组织的创新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转型”的话语实践有可能产生未可预知的后果。■
　　
注释：
①中级管理者小褚（化名），男，2015年10月22日15时在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39号澎湃新闻办公区接受我的访问，受访时新闻从业年限逾10年。
②高级管理者老陶（化名），男，2015年11月26日14时30分在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39号澎湃新闻办公区接受我的访问，受访时新闻从业年限逾10年。
③一线工作人员老孔（化名），男，2015年10月23日15时在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39号澎湃新闻办公区接受我的访问，受访时新闻从业年限逾10年。
④《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六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五条对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的申请许可条件作出了比较清晰的说明。参见：http://www.cac.gov.cn/hlwxwxxfw/hlwxxfw/A09170101index_1.htm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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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鸣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201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860054）“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中的新闻业创新：理念、过程和社会影响——一项新闻民族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项目和remix教育的支持下完成。2018年4月7日，作者曾在第三届多闻论坛宣读本文初稿。感谢方师师、刘鹏、李红涛、张彦武、郑欣、涂凌波、黄月琴等学友在论坛上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