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静 赵一菲
　　【本文提要】新闻行业剧变之际，受到最大冲击的是身处其中的普通个体。较之以往对精英离职媒体人的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框架，对八位普通离职媒体人进行叙事访谈，解读个体职业认同变化和离职选择。研究发现，一些关键的社会事件、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并非空洞的概念，而是共同成为形塑个体职业认同变化和影响职业选择的重要力量；面对外在环境变化，个体也会根据自身内在潜能和力量发挥能动性；不同的年龄会影响媒体人所面临的历史情境、社会期待和个人选择。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持续累积过程中，看似相同离职选择下的八人有着各异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生命历程 媒体人 职业认同 离职
　　【中图分类号】G210
一、研究背景：传统媒体人的“离职潮”
　　新媒体技术发展引发传媒产业的变革，在此环境下传统媒体从业者频繁离职现象引发诸多关注。特别是近年来媒体人的离职告白研究成为显性话题（白红义，2015；胡沈明，胡琪萍，2016）。由于缺乏全国范围内媒体人职业流动的实证数据支撑，目前关于媒体人的离职研究主要聚焦于精英媒体人（曹林，2018）。研究对象的“精英化”可能遮蔽该群体离职情况的多样性，尤其是考虑到精英群体所拥有的话语权和社会资本远超一般媒体工作者，其职业困境是否与一般媒体工作者相同也值得仔细推敲。
　　在探讨媒体人为何离职时，结论往往归结为新技术的冲击、传媒体制的禁锢、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方面原因（杨可，付春玲，吴莹莹，2016；陈敏，张晓纯，2016；常江，杨奇光，2015）。这些探讨有助于启发传统媒体机构反思媒介变革时代的人才问题。但仍需注意的是，个人的职业决策、职业探索、职业成功以及个体在复杂的职业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和职业认同密切相关（高艳，乔志宏，宋慧婷，2011）。将离职决策行为简单归因于几个因素，不足以洞悉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缺乏描述个体在职业选择过程中的经历、组织因素、社会环境等多因素是如何在微观、宏观层面互相作用的。因此，离职媒体人的决策行为还需放在个人生命历程中，考察其职业认同变动情况。综上，针对媒体人的离职潮现象，本文焦点在于深描普通离职媒体人的职业认同变化，并勾勒其职业选择过程。
　　　　
二、研究框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职业认同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职业认同的研究多集中在教师、医护人员等专业群体，主要有“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两种视角，“社会认同”视角是根据社会成员对某种职业的认同程度来探讨职业角色、职业目标等，“自我认同”视角从个体感知出发，探讨个体对职业的认知等（汤国杰，2012：6-7）。从个体视角出发，“职业认同”既是一种“状态”，即“一个人职业目标和自我认知的明确性”（Holland，1985：16-28），也是一种“过程”，即社会学习的过程，是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逐渐建构而形成的概念（Meijers，1998）。但无论是“状态观”还是“过程观”，实质体现了个体对自我意义、职业身份和职业定位的探寻，体现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其他个体、群体或社会环境的密切联系，都隐含“职业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判断。本文探讨离职媒体人的职业认同，是分析离职个体基于“自我认同”的评判而进行的感知描述与言说。
　　目前，国外对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黑人记者、女记者、跨国媒体从业人员等群体的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生活经验、家庭价值观以及性别、族裔等特定身份这些个人层面因素（Hardin & Shain，2006；Slay & Smith，2011）；特定机构和组织文化等组织层面因素（Li & Chitty，2017；Jenkins et al.，2018）；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以及技术变化等社会层面因素（Bock，2011；Urbániková& Volek，2017）。
　　国内对职业认同的研究主要是从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过程考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构建，多集中于新闻史中的人物研究，考察其职业动机、情感、态度、认知、身份等认同要素（樊亚平，2009），纵向分析媒体人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承接与变化（姜红，於渊渊，2010；王肖潇，2011）。也有研究指出职业认同不止关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下所形成的职业规范和新闻人的职业认同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受到从业体验影响（韩晓宁，王军，2018），其职业身份形成过程是在国家、媒体、公众等不同主体的冲突、协商过程中建构而成（田中初，2010；甘丽华，2013）。
　　整体来看，国外研究将新闻相关群体职业认同影响因素与从业者自我发展、组织机构和社会文化环境相联系，国内研究展示了历史情景的丰富性。目前还缺乏对传媒急剧变革时代媒体从业者的深描式研究，也缺乏对职业认同影响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勾勒。为了分析离职媒体人职业认同、职业选择是如何与个体独特的生命事件、社会历史情境关联互动，本研究借鉴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框架，来探讨重大社会变迁、生活事件对个体生命发展的影响，同时关注个体生命过程中的角色转变等。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并经历各种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Elder，1998：2），其理论范式包括了时空配置（location in time and space）、相互联系的生命（linked lives）、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恰当的时间（timing of lives）这四个核心原则（Giele&Elder，1998）。时空配置，即强调个体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的；相互联系的生命，即是指个体通过一定社会关系整合到某一群体；主观能动性，即指个体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规划自己命运；恰当的时间，即强调同一事件在不同个体的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历史时间发生的意义也各异（包蕾萍，2005）。在这四个原则相互作用下，个人和历史社会之间构成互动关系，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显得独一无二（图1　图1见本期第61页）。
　　此外，生命历程理论用“轨迹”、“转变”、“转折点”、“累积”这四个概念描述了个体生命历程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连接机制。“轨迹”是指个体生命历程中长期稳定性的心理或社会状态；“转变”则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建立和丧失，并嵌套在一定轨迹中；“转折点”是指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某个剧烈或重要的转折、事件或实践，这种显著性的经历引发了成长轨迹中的新变动或重新定向，许多重要的“转折点”其实是角色转换（李钧鹏，2011）；“累积”为个体生命历程的“轨迹、转变、转折点”提供了时间的持续性，支持着个体生命的积累和分化过程。
　　对离职媒体人的访谈内容涉及各个层面，难免会显得庞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基于以上生命历程理论中的原则和概念，进行访谈设计，试图呈现离职媒体人职业选择过程中的职业认同变化。具体而言，访谈问题主要包括：1.对于普通离职媒体人而言，从入职到离职其职业认同是如何变化的？2.职业认同的变动具体和哪些因素相关？3.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促使他们最后作出离职决定？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中的叙事访谈法。德国社会学家弗里茨·舒策（Fritz Schütze）20世纪70年代创立这种方法，认为在不被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生平经历者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叙述能够得以最真实的呈现（Jovchelovitch & Bauer，2000）。此外，本文对资料的分析借鉴了教师认同发展轨迹图（蹇世琼，2013），根据个体在不同生命时间段对职业认同的感知勾画个体的职业认同轨迹图。具体步骤如下：请受访者自由回顾教育经历、家庭经历和职业经历等，了解其生命历程和重要生命事件；请受访者对不同生命阶段中职业认同按照1-5分进行评分，绘制职业认同轨迹图；①受访者自述完后，研究者针对叙述当中不足之处补充提问。访谈过程中，访谈者重点关注被访者职业认同的轨迹、转变、转折点，了解职业认同轨迹图中每一个重要生命事件发生时， 其个人所处的生命时间（年龄）、社会时间（社会期望）、历史时间（年代）以及周围社会关系等。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研究者经过前期调研筛选确定了八位受访者。②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有党报、都市报、电视台、网站；③
　　除一位在2010年离职外，其余受访者离职时间在2016-2018年；其中男性5名，女性3名；媒体工作时间最短为2年，最长17年。我们于2018年8月5日至8月20日对这些离职媒体人分别进行了1.5-2小时访谈（表1　表1见本期第62页）。
　　　　
四、案例分析：相同的选择，各异的心路历程
　　综合考虑性别、所代表的年代、媒体工作年限等因素，本部分最终选择了三位典型受访者④——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柯琦（男），80年代的赵昭（女）和90年代的汪臻德（男）作为重点描述对象，并穿插其他访谈者的代表性材料，来展现不同时空下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生命事件和个体能动性是如何影响不同年龄媒体人的职业认同变动。
　　案例一：新闻理想的物质性妥协，中年转型尝试失败
　　柯琦是访谈中年龄最大和媒体从业年限最长的一位，从1999年到2016年一共在媒体工作了17年。20世纪90年代末期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制度的取消、市场化办报浪潮的出现为他进入媒体提供了契机，在媒体工作期间也多次根据自身需求跳槽于不同媒体单位。单位领导对监督性报道的支持，为他进行独立报道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使他保持着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但是随着媒体更加重视经营，他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工作规划。为寻求工作上的转机和转变，他也尝试向新媒体转型，但最终出于对新工作的不认可，加之个人身体因素限制和其他工作机会的出现，他最终选择了离开（图2　图2见本期第62页）。
　　1.工作入场劵：就业政策改革和市场化报纸纷纷创办
　　20世纪90年代，大学学习财务会计的柯琦一直都是通过电视、报纸上的新闻来感知或想象媒体从业者群体。“以前看电视，我感觉这个记者很‘威风’，能够解决法官和检察官都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柯琦）。这里“威风”一词体现了他对新闻强大舆论监督功能的赞许。对媒体功能的肯定性认知，为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埋下伏笔。1997年，国家正式取消毕业包分配制度，这使得柯琦能够基于个体的兴趣特长进行自主择业。于是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杂志社从事广告策划类工作，并在杂志社工作了2年。
　　20世纪90年代是报业的黄金期，市场化报纸纷纷创办。据统计，1995年全国报纸总数一度达到过2202家，2000年基本上稳定在2053家左右（方汉奇，2000）。仅以武汉90年代末的都市类报纸为例，有1999年成立的《武汉晨报》，1996年成立的《楚天都市报》以及资格较老的《武汉晚报》、《长江日报》等。
　　1999年柯琦得知长江日报集团创立《武汉晨报》，亟需招聘记者，他立马报名参加考试。对于考试的细节和录取人数，即使是十多年过去了，柯琦还是印象深刻。“1999年3月，报社在武汉大学的招聘会非常火爆，估计有几百人、上千人参加，整个教室挤满了人……最后录取了40多人，我是其中一个”（柯琦）。
　　2.工作的变动：周围环境影响和个体能动选择
　　柯琦顺利加入《武汉晨报》正式成为记者，不过在《武汉晨报》工作一年后他再次选择了跳槽。“当时老家有一份《黄石日报》。我综合了我个人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武汉地区同城竞争压力太大，选择在2000年回到了黄石工作”（柯琦）。
　　2000年到2006年柯琦在黄石工作，他说这段工作，离他心目中“监督社会、表达民生的新闻理想”还有距离，但整体而言职业认同感很高，有一种身为新闻工作者的自豪感和归属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可以通过我的笔来报道新闻，我觉得我们媒体人起到了作用，可以得到社会认可”（柯琦）。这也离不开领导对他工作的支持，柯琦特别提及时任《黄石日报》总编辑，“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在做监督性报道过程中，有一些很厉害的关系户打电话过来，他总是义无反顾地要发稿子。关于好领导的重要性，访谈对象徐晶、班章也多次提及，“一个好领导会鼓励你不断探索、帮助你实现你的想法。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是很骨感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领导都有……”（徐晶）“媒体人的工作就是非常高压，如果碰到一个不好的领导，我在努力工作时他还要给我找个茬，就有一种背后发凉的感觉”（班章）。
　　柯琦在黄石工作时，《武汉晨报》在报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异军突起。“《武汉晨报》一直都是坚持监督性报道，当时有一句话叫‘大事看晨报’，这一点让我对它特别向往”（柯琦）。在此期间，朋友也劝说柯琦可以在更大平台上发展。多重考虑交织下，2006年柯琦回到武汉。面对新的工作环境，他重新进入工作拓荒期，但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职业期待与认同感。
　　3.变革前奏：媒体创收要求和自身规划思考
　　重新回到《武汉晨报》工作的柯琦被分到了武汉市的某个郊区跑新闻。“《晨报》当时在郊区很难有渗透力，开展工作很难，但是当时舆论监督环境还不错，我们都特别希望自己的稿子能有社会影响力，所以当时一直都是奔着这个目标走的”（柯琦）。
　　转折发生在2010年左右，因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单位经营政策的变动，对柯琦的职业认同产生强烈的影响。他开始慢慢感觉单位“要把报纸经营突破上来，不是纯出新闻了，要开始赚钱了”。这一时期，媒体收入开始断崖式下滑，为应对危机，柯琦所在单位采取重视经营的做法，因此柯琦感觉到自己不能只会写稿子，他除了是内容采编者，还需兼任商业运营者和公关策划人员，这种身份转变让他对新闻职业的目标和角色产生了怀疑。多数受访者对这种情况表示了“不满和反感”，对新闻职业的接受度与好感度有所下降。“以前记者和经营都是分开，但如今记者变为乙方，求着其他人来买版面，头版都居然可以拿去卖钱了！”（陈胡）“我觉得有些东西非常荒谬……新闻这个性质我觉得是完全变了”（徐晶）。
　　2012年，由于对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益贡献较大，柯琦被报社评为“郊区之王”。“郊区之王”的评选体现了报社对经济创收的重视，但这对媒体从业者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媒体这块走下坡路了，这个大树可能会哪一天忽然倒塌”（柯琦）。对于柯琦而言，他意识到要开始重新规划自己职业生涯了。
　　4.最后一搏：理想向物质的妥协和新媒体平台的尝试
　　媒体机构收入的下滑影响了媒体从业者的收入。对柯琦而言，自己不仅是一个职业新闻人，同时还需要承担养家的责任。虽然早期他比较满意媒体工作收入，但此刻他感受到了经济压力。
　　“十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在青春时期的工作打拼，为理想化东西而进行的奋斗，慢慢转变成了物质现实需求。比如说孩子教育要钱是吧，我们房贷每个月也要还，怎么办呢”，“我们早期在媒体工作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万把块钱，到后面就越来越少……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人没法干了，就走了……”（柯琦）。同样，徐晶也将离职潮归结为经济原因，“毕竟大家都要吃饭都要生活。你再有情怀，你必须还得生活，对吧”。受访者彭毕是2012年参加工作，他第一年每个月只有两千元，侧面印证了当时媒体人工资下滑的说法。但是彭毕却表示“我对工资并没有觉得不满……这个职业可能给我带来了内心的一种满足感……”这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媒体人对工资问题的考虑是不一样的。
　　当柯琦开始思考自身工作规划时，一个转型的契机摆在了他面前。2013年底，单位成立了一个致力品牌打造及资源整合推广的新部门，柯琦用“创收”来评价新部门的性质。2015年之后，柯琦发现纸媒的生存空间被新媒体严重挤压。同年，柯琦申请加入了新部门，希望尝试适应新媒体平台运营模式。柯琦日常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管理微信公众号的内容，一部分是组织策划举办活动。实际上，出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柯琦并不适应新媒体工作。“眼睛视力很不好，巴掌大的手机，一个屏幕我只能阅读四五个字，让我去编写微信内容，实时手机办公，我怎么能做的好呢”（柯琦）。他认为新媒体运营工作的空间实际有限，心理上也无法真正认可编辑公众号这份工作的价值。
　　2016年上半年，柯琦发现自己视力受损需要动手术，6月他选择了辞职。实际上在这一阶段，柯琦努力尝试从一个传统媒体人转型为一个新媒体人，但在转型失败以及多起事件的作用下，产生了负面的累积效应，因此离职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案例二：媒体环境内外悄然变化，职场人际关系复杂
　　赵昭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2008年到2016年在媒体工作了8年。赵昭对于媒体行业的最初感知来自于新闻报道和父母的媒体朋友的介绍。虽然她不是学的新闻专业，但学校的办报经历和北京的学习感受影响了她，让她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很明确。因为媒体工作经历让她有一种见证历史的荣誉感，她认为工作再辛苦都是值得的。即使身为女性，赵昭一直都将工作排在家庭生活之前。但媒体环境的悄然变化带来了单位的裁员，让赵昭感觉职场人际关系更加微妙和复杂。在一次和领导的直接冲突后，赵昭觉得媒体工作“没意思”，毅然决然选择了离开（图3　图3见本期第65页）。
　　1.从模糊到确定：家庭关系影响和校园办报经验
　　访谈中，赵昭多次提及家庭环境对她性格和兴趣爱好的重要影响。“父母对我有较高期望，希望我有男孩子性格，期待我为家族增光添彩。所以每次放假，其他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我爸爸经常就把我关在家里让我看书，所以我从小就对文字和文学比较感兴趣”（赵昭）。在赵昭看来，父母的这种高期待一直让她处在自我期许的重压下，但17岁那年她的心态突然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化，她开始认为需要忽略他人眼光，应该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与原则。而这种独立意识，在后续赵昭与部门领导发生争执时显露了出来。
　　上大学前，赵昭对媒体行业和媒体人的感知还较为模糊，间接接触渠道来自报纸和电视，直接渠道则是来家做客的父母的媒体朋友，因此她对媒体的最初认识是这份职业很受尊敬。上大学后，赵昭参与主办了校园报纸，对媒体的职业认同感逐渐上升，并确定了未来的工作志向。赵昭学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上大学期间她和同学们通过办报纸加强了和校方的沟通，也逐渐增加了对新闻职业的情感认同。“我们那个时候办报纸，根本不知道真实、客观性原则，也没有说要采访很多人，只是在写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在办报纸过程中，她有了做新闻这一意识的萌芽，希望能够用笔来记录真实、传递思考、改善现状。“想要借助报纸跟别人沟通，传达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很激动，很充实的感觉”（赵昭）。和赵昭年纪相仿的陈胡也是非新闻专业毕业，陈胡同样描述了在学校办校报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种美好的校园实践让她们有了对新闻的热爱和憧憬，也最终让赵昭明确了自己的求职方向。
　　2.“新闻”的扑面而来：北上求学开拓眼界和见证历史的荣誉感
　　对于赵昭来说，去北京读研究生实属“意外”。2006年，本来大学毕业准备直接去媒体就业的她，在男朋友的影响下进入北京读书。
　　学校丰富的学习资源，让赵昭有机会感受媒体人的工作状态，加深对新闻职业的认识。“很多优秀的媒体人会去学校讲座。我们是国际关系专业，那段时间中日关系紧张，所以央视有些栏目需要我们去当观众，在节目录制中参与讨论”（赵昭）。虽然赵昭没有去媒体实习，但观看节目制作的机会让她切身地感受到了媒体工作的专业性，再次提高了她对媒体的职业认同。
　　2008年的寒假，赵昭决定毕业后去一家北京媒体就职，但正如2008年对中国是多事之年一样，这一年对于媒体人而言也是忙碌不断的一年，赵昭的就业选择也因为这一年而被打乱。“毕业我准备留在北京，当时北京一个报社的总编辑其实很器重我，我跟他在办公室聊入职等事项都聊到了天黑”（赵昭）。虽然从小到大，父母都教育赵昭要像男生一样独立，不能有小女生悲悲戚戚的情绪，但赵昭觉得自己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女性那样的感性和敏感”，“在和总编辑聊完回学校的路上，走路经过人行天桥的时候……看到万家灯火……就是一瞬间，感觉没有归属感，没办法融入这个城市”，“我很多同学留在北京，去政府部门等单位，他们都会有北京户口，但报社当时并未承诺一定会帮我解决户口问题，户口没有落实，就有一种疏离的感觉”（赵昭）。
　　还没等赵昭仔细思考，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寒假就来临。这年寒假赵昭选择在《楚天都市报》实习，而这一次实习促使赵昭留在武汉工作。“实习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雪灾、汶川大地震、奥运会，接二连三，事情太多了，《楚报》当时非常缺人手……忙得让你没法思考自己个人应该去哪里工作的问题……感觉自己被架在了上面，我也不能走了，因为我参与见证了历史，有一种荣誉感……”（赵昭）
　　赵昭入职《楚天都市报》后，社会对报社报道“敢言”的尊敬和领导对记者“敢言”的包容让她有极强的工作荣誉感。“媒体行业非常辛苦，经常熬夜加班什么的……但是确实做媒体有一种很强的荣誉感。我们那个时候出去跟别人说我是《楚天都市报》的记者，别人都非常尊敬你。因为他们认为《楚天都市报》记者就是可以捍卫正义的”（赵昭）。媒体“敢言”离不开领导的支持，赵昭特别感激刚入职那几年领导对她的包容。“其实报社它的环境非常复杂……我大概是工作三年才能游刃有余，主要是领导一直在引导我，他帮我扛了很多雷，保护了我最初的新闻理想”（赵昭）。
　　3.剧变中的反差：媒体机构裁员和人际关系复杂化
　　2012年底，赵昭多了一个身为“妈妈”的社会角色。角色的转变常使女性常陷入完成工作和照顾孩子的两难选择中。例如受访者陈胡在生完小孩后，自己主动选择了从原来工作部门调去其他部门，以方便照顾家庭。在访谈中，赵昭否认了“生子”对她职业的影响，因为照顾孩子这一重任落在了其他家庭成员身上。“我忙的时候孩子就由我爸妈带……我先生对我职业的不满是在我生完孩子后产生的”（赵昭）。在这种叙述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性别角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束缚。
　　2013年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赵昭感觉报社内外部情况有了变化，明显感觉到纸媒有式微的趋势。媒体面临的经济压力增大，媒体运作逻辑也随之改变。2015年，《楚天都市报》采取开源节流，重新调整内部结构，并进行了裁员。一般而言，每个记者跑新闻都有固定的条线，这种单兵作战的工作状态让媒体的人际关系较为简单，赵昭描述裁员前同事之间关系是“简单、单纯”，“以前大家也有竞争啊，但是竞争都是为了出稿件，比谁的稿件更好更优秀，没有很强的利益争夺……”而媒体结构性调整，影响了她的职业情感认同，“裁员使得人心涣散了，同事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促使赵昭下决心离职的直接原因是和部门领导之间的冲突。
　　“部门的一个领导总是把不在他那个团队的记者打分很低。当时有一个小女孩，稿子写得很好，但那个领导总是给她打分很低。这样她每个月钱很少，但房贷压力又很大，特别不容易。我在一次会议上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虽然有些同事私底下微信我不要提这个事情，会让领导丢面子，但如果我再不说什么，就没有人再替他们说了”（赵昭）。
　　在处理和领导的关系上，人们通常认为避免矛盾是最好的方法。但赵昭认为自己有义务质疑领导不合理的做法。此前父母高期望下形成的“自我独立意识”形塑了她的性格，使她有了“仗义执言”的勇气。工作环境变化下的“打稿分事件”引发的这次直接冲突，损伤了她的职业情感，让她认为媒体工作“没意思”，于是在2016年3月辞职。
　　案例三：初入职场的新鲜和困惑，青年人的兴趣探索
　　汪臻德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2015年至2017年在媒体工作了2年。由于年龄较小且工作时间较短，相较前两位受访者，他的职场经历较为简明。新闻学院毕业，于是他很自然地选择了媒体工作。2015年汪臻德毕业时，正值荆楚网采编团队招聘，他进入该部门工作，2017年荆楚网进行改革，取消了这一采编团队。工作初期汪臻德的媒体职业认同较高，但后期却发现自己对媒体工作并不是那么热爱，加上一些工作困扰，最终他选择了离开（见图4）。
　　1.无悬念的选择：专业学习与实践经历
　　基于所学专业和媒体实践经历，汪臻德的职业认同一直都在加强，毕业后去媒体工作是水到渠成的选择。在2009年上大学之前，舆论监督报道影响广泛，媒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让他敬佩不已，触发了他的职业情感认同，高考后他选择新闻专业。校内外的媒体实践经历，让他感觉“报道确实能够起到作用，比较有成就感”。读研期间，他专业学习上偏视觉传播，且在此期间出国当了一年交换生，有更多机会进行实践拍摄。“我想到处看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拍了很多人文风光的照片，发现自己还是特别喜欢摄影，所以毕业后就自然想到要去媒体工作”（汪臻德）。
　　2.想象的差距：兴趣相悖与职场困扰
　　2015年年初，汪臻德在荆楚网实习，这一年荆楚网采编团队在招聘，毕业后他顺利入职其中。“当时也有考虑过其他工作，但父母不希望我去外地，最后综合了一下，还是选择了荆楚网”（汪臻德）。
　　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后，汪臻德发现媒体行业的压力比他想象的要大。“我记得我刚刚报到的这一个星期，每天弄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因为我们偏向于新媒体，讲究传播速度，新闻一出来就要立马发出来”（汪臻德）。这种职业压力还包含着对行业的担忧。“大学期间有感受到传统媒体的衰退，但没有那么在意。真正在媒体工作后，才发现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汪臻德）。虽然有种种的担心和顾虑，但刚刚入职的汪臻德还是保持较高职业认同。“2016年参与湖北地区水灾等报道，我借用采访机会跑遍了湖北地区，工作中开拓了自己视野，激发了自己的思维，与学生时代的实践相比，这带给我的感触更深”（汪臻德）。但和汪臻德同一年毕业，在电视台工作的班章在工作几个月后就对媒体工作有了抵触心理，“由于是在省台，重要领导人的新闻又轮不上我，就只能跑民生新闻，经常是哪里水管破了，哪位老人迷路了，什么谁喝醉了……做夜班编辑时经常熬着夜，编辑一些县市台送上来的一些‘小破稿’，然后自己配音……”（班章）
　　经过一年的适应，汪臻德逐渐发现自己兴趣爱好并不在此，他觉得“自己不太喜欢当记者。我骨子里还是更喜欢拍摄自由点的东西……喜欢写的东西不要那么严肃”。在此期间，单位也在尝试各种变革，但这对汪臻德是一种困扰，“比如说半年变一次考核方式……可能是领导觉得我们没做好，想办法把我们的生产力给激发出来，但效果也不是很明显”。2017年，其所在单位进行了一次“轻采访、重经营”的改革调整，将原来500人裁减到200人以下。“后来把我们整个采编团队给砍了，直接编入了编辑团队，确实对我们工作影响挺大了”（汪臻德）。而在这个变革之前，汪臻德已经选择离职。
　　前些年荆楚网一直在探索媒介转型之路，2015年正式成立的采访中心是荆楚网原创采访力量最强时期，拥有30多人的记者团队。2017年，荆楚网陷入亏损被迫进行改革。此次改革中荆楚网“抛弃”了对原创内容的重视，直接表现是撤销采访部门、裁员记者团队，将记者分流到编辑、营销团队。另一位受访者彭毕也曾是荆楚网采编团队的一员，他2012年入职荆楚网，在2017年底左右，和汪臻德一前一后离职。很难说汪臻德、彭毕的入职、离职和荆楚网拓展、取消采编团队的组织决策有直接关系，但从荆楚网取消采编团队的举动来看，预示着即使彭毕、汪臻德依旧怀有新闻理想，也难有实现“跑新闻”的平台了。
　　　　
五、讨论：多重因素相互关联的累积影响职业认同和离职决定
　　以上对看似相同离职选择的媒体人各异的职业认同变动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变动和离职决定的原因具有多样性与累积性，而非之前研究提及的唯一主因。下面结合生命历程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一）时空配置下的机遇和限制
　　个体生命历程由特定时间和社会空间所形塑并打上了特定的印记，不同个体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而面临着不同的社会机遇和限制。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如“大学生自主择业”、“户籍制度”、“市场化媒体兴起”、“监督性报道的火热”、“2008年雪灾、地震、奥运会”、“新媒体兴起”、“媒体改革”等并非空洞的历史性概念，它们会给媒体人带来不同的机会和限制，影响着他们的认知或行动、印记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上，成为形塑个体职业选择的重要力量。假设柯琦提前几年毕业，可能会因为包分配制度而错失进媒体行业的工作机会；如果赵昭没有对户口的顾虑，也许会有更大的可能性留在北京。而“新媒体的兴起”和“媒体单位改革”相似的环境，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柯琦、徐晶、陈胡比较在意的是实现最初新闻理想平台的不复存在，对媒体新闻内容的“荒诞”等不满，及其生活的经济压力；赵昭比较在意的是裁员所带来的人际关系间的复杂；汪臻德和彭毕都对工资没有怨言，两人都认为工作内容不再让其感兴趣。因此，生活在不同历史情境、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媒体人，所面临的人生境遇不一样，所拥有的职业机会也不同，随之也会根据各异的环境和认知作出不同的决定。
　　（二）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
　　个体并非独立存在，会受到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这意味着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孩子、朋友、同事和媒体人的生活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这种影响可能是无意、偶然却是最终不可避免的。在赵昭身上，父母的媒体朋友影响她对媒体人最初想象；周围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可和尊重使其获得“成就感”的满足；上级领导的包容为她进行监督性报道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鼓励着她独立思考揭示真相，但最后因为同事“出头”而和另一位领导冲突让她决意离开。和身边人的交往互动，影响了赵昭的职业认同和职业选择。同时，作为媒体从业者赵昭也有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来自单位和家庭不同的社会期待使得她需要协调工作和家庭关系。对于女性媒体人而言，家庭关系和媒体工作之间的平衡并不轻松。而男性媒体人更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可以说，个体职业认同和离职决定是与社会角色、社会关系互相关联的。 　　（三）自我意识的主观选择和改变
　　虽然社会制度、社会习俗和社会关系等外部环境建构并影响了媒体人的职业认同和选择，但是媒体人具有独立的意识感知，且有按照一定方式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虽然受访者最终选择都是离职，但柯琦看到报社经营环境变化后，主动选择尝试新媒体；陈胡则是强调自己“不得不走”，因为她综合考虑了自己的年龄和传统媒体前景；彭毕是认为单位已经不能为自己实现新闻理想提供平台，干脆去企业发展；汪臻德则是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确定自己的兴趣爱好。即使受访媒体人用“非常辛苦”、“睡两三个小时”、“手机不敢关机”、“不敢和朋友约吃饭”、“生怕半夜接到报社电话”这些词语来描述自己当初的日常工作状态，但同样认为曾经的新闻实践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成就感”、“尊严”。可以说，不同离职媒体人具有不同的心路历程，而面对传媒格局的变化，媒体从业者在根据自己的内在潜能和力量进行着适合自己的改变。
　　（四）不同年龄的职业认同和需求
　　事件发生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时间不同，对个体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换言之，媒体离职人由于年龄、社会期望不同，导致不同的职业认同和选择。在图2，3，4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不同阶段的职业认同的变动，这里我们仅以年龄作为参照点，不同年龄的受访者所经历的社会情境不同，对职业认同的程度和职业选择的感受差异较大。在媒体工作较长时间的工作者经历过报业发展的黄金期，也曾用纸笔记录社会动态、为弱者发声、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他们怀着矛盾与不舍的心情离职。如柯琦认为新工作的高待遇提升了自己生活的物质水平，但是他依旧为没能继续坚守新闻岗位而遗憾。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报社记者往往需要兼顾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柯琦、陈胡、徐晶等工作时间较长的媒体人会比年轻从业者更加愤慨和不满。相较于中年的柯琦感叹媒体收入持续下滑带来的经济压力，汪臻德、彭毕、班章三个未婚年轻人较少感叹媒体收入少，而李俊是90后，在刚开始能够接受媒体的低收入，但在小孩出生后，他认为媒体收入不能够保障更好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每个媒体人在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经济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促使个体思考其职业选择。
　　（五）小结：多重因素的相互关联和累积
　　上述讨论的四个因素并不是模式化的对立关系，也并非孤立作用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职业选择。在分析离职媒体人职业认同变动和职业选择时，我们发现宏观社会与微观生活对个人的影响，也发现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冲击这一外在环境、媒体机构中部门改革与裁员、不同年龄媒体从业者各异的社会角色与认知，这些因素交互交织，影响着媒体人的职业认同。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在我们的深描中，那些看似可能与人们实际生活毫无联系的社会事件、一次偶然的人生经历、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社交关系等都在某一时刻成为影响人生选择的“导火索”，个体会采用离职的方式来重新思考职业方向。在职业改变的背后，是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多重因素考量，我们甚至很难清晰地归纳出哪个因素是占比最重的。可以说，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和累积过程，构成了离职媒体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历程下的职业认同及其选择。
　　　　
六、余论
　　新闻行业剧变之际，受到冲击最大的是此行业中的普通个体。原本怀着对新闻职业的高度认同和期许进入这一行业，在离职时他们有着诸多焦虑和迷茫。个体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对离职媒体人的人生经历进行深描，勾勒转型期传统媒体人的角色认知与心态变化，理解关键社会事件、社会关系以及自我意识等对不同媒体人的影响，有利于我们理解在新闻行业危机下职业理想和现实困境是如何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持续累积，并作用于媒体人的职业选择的，从而洞察普通媒体离职人的独特生命历程。
　　需稍作说明的是，本研究仅选取了数位离职媒体人进行叙事访谈，访谈人数较少，但本研究无意进行结论的推广。本文更多的价值在于集中具体地对典型受访者进行深描，让普通离职媒体人来阐释自己的生活、呈现他们的经历与看法，将其生活事件、社会关系、情感观念和行为等纳入考察范围，这种情境式的细致理解，解构了文化精英建构的宏大叙事，描述了作为鲜活存在的一个个普通离职媒体人的人生。本研究作为探索性研究，希冀对媒体离职群体的研究提供一些高质量有待检验的假设。后续研究可以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结合量化研究方法，探讨不同年代或相似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或职业选择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由于职业认同最初源于心理学概念，因此“状态观”、“过程观”下研究者编制了不同类型量表来测量职业认同的心理认同程度。这种量表测量方法固然能清晰比较不同个体职业认同高低及其群体职业认同的平均程度，但仅是描述性的呈现。而本文希望从建构观来看职业认同如何受到外在因素影响而变动的。本文的职业认同轨迹图绘制是基于受访对象的主观描述。虽然这种描述是基于受访者的主观叙事，但正如生命历程理论所认为的，人生活在“一定时空”下，会受到社会制度、习俗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形塑，在个体不同的叙事中，也能寻找到对新闻业困境感知和预判的共性叙事。
②受访者数量的确定和研究问题密切相关。格斯特等人认为访谈人数在6至12人时资料可以饱和（Guest，Bunce，&Johnson，2006）；而在口述史中，实际上1个个案也会有效用。由此可见访谈者的数量并不能明确统一，在本研究中案例的选取原则遵循典型性原则。
③这里的网站是传统媒体旗下的门户网站，故本文也将其归入传统媒体中。
④由于离职媒体人的生命历程各异，无法一一展现每个人的访谈材料。但考虑到其他受访对象和最终呈现的三位受访者可能经历同样历史事件或对类似生命事件所持态度各异等情况，故在写作过程中也融入了其他受访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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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静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一菲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本研究为2019年国家社会科基金资助项目“多元视角下社交媒体中的自我表露与意见表达研究”（19FXWB0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