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艳明 邰月红
　　戴维·瑞夫（David M. Ryfe），1966年生于美国佛罗里达，现为美国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系教授、系主任。他是美国政治传播领域的重要学者，研究涉及政治传播、新闻史及新闻社会学等。瑞夫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政治学学士（1988）和硕士学位（1991），以及传播学博士学位（1997）。他的博士导师是著名的媒介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①和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②
　　两位学者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目前，瑞夫教授已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及书籍章节，并出版了三部专著：《文化中的总统：总统传播的意义》（Ryfe， D. M.，2005）、《新闻业还能生存吗？走进美国新闻编辑室》（Ryfe， D. M.，2012）及《新闻业与公共生活》（Ryfe， D.M.，2017）。
　　《文化中的总统：总统传播的意义》是美国总统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包含了丰富的史料案例，从威尔逊的首次总统新闻发布会、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到比尔·克林顿的总统见面会等，描绘了20世纪美国总统修辞的生动图景。瑞夫教授认为，美国总统修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建构总统传播本身，这是一个不断协商的分散的建构过程。《新闻业还能生存吗？走进美国新闻编辑室》是一部关于新闻生产的民族志研究，瑞夫教授用了五年多时间（约2005-2009年）在美国三家报社实地观察记者工作实践，特别关注了在互联网风起云涌之际记者是如何应对职业的瓦解及如何接受挑战的。该书成为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坦卡德2013年度最佳图书奖（AEJMC Tankard Best Book）的三本入围书之一。而瑞夫教授最新的著作《新闻业与公共生活》则涉及比较新闻研究，他把新闻业放置在公共生活语境中，试图用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框架考察世界新闻业的差异。瑞夫教授很关注中国问题，在书中用了一章讨论作为“非西方的代表”——中国的新闻体系。这一看似“毫无新意”但实则经典的研究视角超越了《报刊的四种理论》对世界不同媒介制度的分类，对我们思考中国与世界新闻业都具有参考意义。
　　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在网络新媒体的助力下更加便捷，但其真实性也更难以取信于民。假新闻的泛滥，不仅引发民众在信息狂欢后对知情权的恐慌，更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和边界定位的重大挑战。瑞夫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对新闻与真实的问题做了探寻，为我们思考当下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思路。瑞夫教授对新闻业的反思具有历史、国际和去西方中心化的视野，体现了作为一名学者应有的学术关怀。
　　　　
一、比较新闻与政治传播
　　赵艳明&邰月红（▲）：您在《新闻业与公共生活》一书中讨论了包括中国、美国、法国等各个国家的新闻体系，以“公共生活”（public）的视角审视新闻业有什么新的研究发现？
　　戴维·瑞夫（●）：近年来很多学者都批评用一些西方的概念去简单地套用非西方社会，比如公共领域，这很有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和非西方无法做比较。在比较新闻研究方面，弗雷德·西伯特（Fred S. Siebert）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是比较抽象、死板和标准化的传统观点，对新闻业与公共生活的互动关注较少。我希望把新闻业放置在公共生活语境中，来考察世界新闻业的差异。我的聚焦点在于新闻业和公共生活的关系——公共生活孕育新闻业，新闻业表达公共生活。对此，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早有著名论断：“公共生活是新闻业的‘上帝’，没有公共生活，整个新闻业都会失去意义。”（Carey， J.， 1987：4-32）我试图进一步具体地检视这一论断。
　　我借用温特劳布（Weintraub）把公共生活分成四个制度领域的概念，分别是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和市场（Weintraub， J.，1997），通过考察不同的国家社会里公共（public）一词所具有的不同历史及内涵，进而审视新闻业所处的位置，期望以此建立一个用于分析世界各国新闻业的通用理论框架。要看到的是，新闻业存在于社会场域（field）之中，公共生活的每个制度领域都有一系列特权规范、身份特征及实践，新闻业在这些逻辑张力之间伸缩。美国新闻业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中的位置可以用（图1　图1见本期第48页）表示，而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闻业介于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图2　图2见本期第48页）。公共生活结构强有力地形塑着中国媒体记者所遵循的规则（比如媒体一般只批评下级单位）和享有的资源（比如记者负有舆论监督的职责），并且这种公共生活极具内在的流动性。认识到这种流动性意味着不能轻易地做出一些论断：比如认为市场导向的媒体就一定被市场逻辑所主导，其实即便是市场导向的媒体机构往往也被强大的国家层面上的权力和资源所牵引着。
　　▲：您是如何获取中国的数据资料的？
　　●：很遗憾，我没有收集过任何原始资料数据，我也没去过中国。我主要依靠英文文献。最近这些年，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英文文献资料呈爆炸式增长。很多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及中国香港的华人学者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中国媒体研究，并发表在英文刊物上。但是由于我不会中文，我担心可能会错失中文研究的部分内容。不过，美国的一些华人学者对我的研究是肯定的。我也希望能得到更多中国学者的意见。
　　▲：您做政治传播等研究运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是什么？
　　●：我用得最多的是制度理论和场域理论。制度理论跟英国学者吉登斯的学术传统有关，场域理论则是布尔迪厄的路径。过去十五年以来，美国的新闻学研究广泛地吸收了这两种理论。我的工作也主要在这一领域开展，《新闻业与公共生活》这本书就是基于该理论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通常让研究问题去引领，我使用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法、话语分析（也是一种文本分析）、历史研究的档案资料法。我也做定量研究，我做一些基本的统计分析，而如果研究需要更复杂的数理统计，我会跟其他学者来合作完成。我近来的研究还是主要以历史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为主。
　　▲：您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能谈谈您的经历和体会吗？
　　●：在圣地亚哥的日子是一段青春洋溢的时光。我本科学习政治学，我那时二十岁出头，以为自己会去政治系统工作，所以一毕业，我就直奔首都华盛顿，在游说公司工作了一年。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工作，其中有多种原因，反复斟酌后，我又回到加州母校重拾学业。读政治学研究生时，我接触了做新闻和政治传播研究的老师，相比政治学，我发现自己更喜欢这个领域。所以，当你二十几岁，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该做什么的时候，跟随兴趣就好了。
　　我的博士论文是《互动总统：20世纪美国的总统传播与政治文化》，期间我遇到两位导师。一位是迈克尔·舒德森，现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可能是美国目前最知名的媒介研究学者。还有一位是丹尼尔·哈林，他是比较新闻研究领域最好的学者之一。他们博学多识、慷慨大方，不厌其烦地帮我从头到尾修改论文，时常让我感觉受之有愧。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我的专著《文化中的总统：总统传播的意义》出版，也浸染着两位学者的心血与睿智。他们直接影响了我此后的研究路径。比如我的《新闻业与公共生活》一书明显受到哈林教授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2004）影响，但是哈林教授主要关注了媒介体制，而没有考虑到不同新闻机构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的不同位置，以及不同的公共生活结构会产生不同新闻业的具体问题。
　　博士毕业后，我还在圣地亚哥做了一个关于市民生活的博士后项目，之后我才“依依不舍”地奔赴我的第一份教职——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新闻学院。此后我的研究慢慢从关注政治传播、公共协商到主要聚焦新闻学上来。2014年我加入了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系。
　　　　
二、新闻真实与假新闻：历史视角的切入
　　▲：历史研究往往是以史为鉴，来关注当今的动态和问题。您一直从事的新闻史研究，为思考当下的信息传播环境提供了怎样的视角？
　　●：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是关于新闻与真实的历史。新闻永远和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这一问题随时间而改变。前段时间我在大英博物馆查阅文献，看到了17世纪早期的手抄“新闻信”。它最早兴起于意大利，后来跨越欧洲大陆流传到英国。它是西方现代报刊的雏形。那时有很多人抄写“新闻信”，虽然大部分没有保存，但当时总有人收藏了一些并一直保存下来，直到进入博物馆。其中有一个“新闻信”的作者就是约翰·玻利（John Pory），⑤他有三百多封信保存下来，我正在研究它们。我的问题是：在17世纪早期，什么被看做是新闻？读者如何核实“新闻信”内容的真假？读者是如何相信的？读者如何使用这些“新闻信”上的信息？这些信息有用吗？其特点是什么？接下来，我想把它跟18世纪早期的报刊做个对比。现代第一份商业性日报《广告人日报》 （Daily Advertiser）于18世纪30年代创办于英国，它以广告养报，有很丰富的商业消息。我希望考察同样的问题：在18世纪什么样的信息被看做是新闻？人们从何处获取信息？其内容真实性如何被核实？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答案。
　　从历史角度看，人们不是第一次面对信息真实的命题。现在这些议题被重新审视，而同样的议题也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在那之前，人们获取的信息大部分来自教堂和神父。然而随着教堂控制力的消减，就给了像约翰·玻利这样的人传播信息的机会。这对受众来说是很有压力的。这些传播信息的人跟教堂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谁？人们如何知道这些信息是真的？
　　到了20世纪，记者实际上控制了信息流向公众的途径和渠道，记者设立了标准——什么是新闻，记者生产新闻。而2000年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记者不再控制新闻传播领域，很多人都可以生产新闻，不都是记者。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发布信息的网络平台在本质上是全球化的。坐在立陶宛，就可以发布美国的信息，并且是以匿名的方式。我们要如何验证这些信息？平台如何帮助我们确定信息是可靠的？所以当今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今，我们处在一个需要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年代，这些回荡了百年的问题步入了新的语境。当新情况出现的时候，旧的答案就不再具有说服力。可我们还不确定新的答案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为何会如此担忧假新闻以及网络信息的可靠性的原因。
　　▲：这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为我们思考当下的假新闻提供了有意思且重要的历史视角。作为一个在政治学和新闻学都涉足的学者，您怎么看待假新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新闻真实性的问题其实是社会关系的问题。换言之，我相信你给我的信息，是因为我们有着某种确切的关系来使我相信你。现在假新闻及其讨论的增多实则意味着一些长久以来的关系崩塌了，尤其是政府机构和民众关系的破裂。过去百年来美国新闻业的公信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当你问一个记者为什么报道某一内容，他们会说是因为总统或者市长说过这话。我们相信记者说的，是因为他有专家为此提供的确切信息。所以美国新闻业的公信力最终取决于公众如何评价总统及政府工作。这就是一种关系。
　　在现代社会早期，情况则完全不同。当人们读到一封“新闻信”时，他们怎么知道这就是真实的？对“新闻信”的信任来源于人们对其作者的了解。17世纪早期，英国没有政府官僚机构，但存在着社会等级阶层。当“新闻信”作者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时，他就是值得信任的。因为绅士是不会说谎的，作者的社会地位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论断。在当时的英国，绅士和普通人之间是有区分的，绅士包括了国王以下的各级贵族。通常写“新闻信”的人属于绅士阶层，不过是绅士阶层等级地位较低的人，他们需要通过写“新闻信”来挣钱。因为如果他们是更高等级的绅士贵族，就不用那么努力工作挣钱了。而更高等级的绅士贵族会付工资给他们，并向他们提供新闻线索。所以那个年代的信息验证系统与社会等级地位密切相关。
　　到了19世纪美国政党报刊时期，大部分报纸都是政党拥有，或接受政党大量津贴资助。报纸的大量信息都是来自政党，并参与党派竞争。这一时期的新闻真实性大打折扣，这跟作为信源的政党密切相关。而随着政治信任的稳定，新闻真实性也随之确定下来。
　　20世纪的新闻业，记者的信源多是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记者通过“我是从这个官员或专家那儿得到了这个消息”来证明新闻的真实性。25年前，我们绝对相信美国政府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最能够信任的版本。而现在，很多美国人会说他们不再相信政府了。特朗普政府就利用了民众的这点不信任。比如特朗普声称情报机构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些美国人就相信了这一点。
　　可以说，我们现在又处在了一个社会转型期，对政治信任的担忧是我们焦虑的来源。我希望把这一转型过程放在历史的语境下去考察。
　　▲：确如您所说，现在的时代人人都可以生产新闻。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信息流通更便捷，但也带来了混乱。在后真相时代，新闻业可以有何作为？又如何重塑自己的权威性？
　　●：“新闻”（news）已经存在上千年了，中国的唐代就有新闻传播活动。而如果从15世纪中叶现代报刊的起源算起，“记者”（journalist）的出现才六百年。17世纪后期，职业记者开始生产新闻，直到1830年代，新闻业（journalism）这个词才被发明出来。到了20世纪，记者适逢“历史的机遇”主导着新闻的生产和流通，记者垄断新闻的生产过程是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事情，到现在也不过只有80年。所以现在的我们不过是回到了一个更寻常的时期：人人都可以生产新闻，少数人才是记者，记者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力跟前一阶段相比减弱了。我认为既然“魔鬼”已经从瓶子里出来了，就很难再把它放回去。传统新闻业已无法再重新建立它对新闻传播的控制。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要做的应当是重建关系。我们要重新建立新闻的生产者、受众及其他社会有机体的关系，而新闻信息的权威、可靠、准确等问题将一直伴随我们的探寻和思考。
　　权威性要建立在相互沟通的基础上，权威意味着媒体要建立起与受众的信任关系。而现在美国新闻业的症结就在于，媒体已经失去了跟它的共同体之间的连接，这点在政治领域尤其突出。在其他方面，体育新闻和环境新闻可能还保存着这种联系。比如报道环境新闻的记者他们本身就是环保主义者，他们与读者能够相互信任。但是就整体而言，美国的新闻业并没有与受众维系着十分健康的关系。因而新闻业应当学习如何以新的方式来重新吸引受众。
　　▲：针对假新闻，网络平台应当负起怎样的责任？政府又应该如何管理和应对？
　　●：平台公司现在想要通过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处理网络信息，先建立对“事实”的定义，然后把不确切的信息过滤掉，只把确切的信息留下。现在不少公司已经在编写这样的算法。Facebook曾发布声明，要关停传播各类不实信息的账号。那么他们的算法首先要定义“假新闻”，然后通过不断的机器学习让计算机系统过滤更多的信息。机器学习越多，筛选过程越准确。这是重建信任关系的重要尝试。
　　2018年欧盟因欧洲用户数据被盗，罚了Facebook公司数亿美元，认为其要对数据泄露负责。在德国，公开传播纳粹形象及言论是违法的。德国政府认为Facebook在监管这类信息上负有责任，因而Facebook不得不花钱雇佣上百人去筛查平台上有关纳粹党的内容。
　　政府要如何管理网络平台的信息流通，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把网络平台看作是新闻业，他们就要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就不能出台法律去限制他们的活动，就相当于削去了政府通过政策去规制他们的权力；另一方面，如果社交平台等同于新闻业，他们就要接受新闻价值和伦理。在美国语境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社交网络平台不过存在了15年，我们还没找到答案不足为怪。从历史上看来，经历了某种危机（比如战争、经济或社会危机等）才让我们最终寻得一个答案。对于现代新闻业来说，我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推动一个更加专业化的现代新闻业的形成。
　　　　
三、新闻业的边界与未来
　　▲：您如何理解自媒体时代里新闻业和记者的边界？社交媒体是新闻业吗？社交媒体从业者能否被看做是记者？
　　●：新闻业是个有着职业文化的职业领域。网络平台从业者自我标榜为记者是没用的，要得到职业新闻记者的认可才可以。比如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有整套的调查报道团队，他们认为自己是记者，同时也得到了主流媒体记者的认可。所以问题不在于社交媒体是不是新闻业，或者社交媒体从业者能否被看作是记者，而应该关注的是，网络平台从业者是否声称自己是记者，以及他们为取得主流媒体记者的认可、获得合法性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还有一种方式，如约翰·奥斯通（John Oliver），他主持HBO脱口秀《上周今夜秀》（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他是个喜剧演员，他还做了很多公共议题的严肃调查报道。他是一个记者吗？某种意义上他是的。他创造了当今最有意思的公共议题深度报道。然而另一方面他并不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也不想附庸于新闻范式标准，同时其他记者也并不认为他是记者。他更像个新闻制作人而非记者。所以问题在于约翰·奥斯通跟新闻业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他模仿和借鉴了新闻的形式风格，他坐在桌子后面，像晚间新闻主持人一样播报新闻，但是他添加了很多新的有趣的元素。
　　如今，新闻边界研究比以往更加重要并且有趣，因为新闻业跟其他社会领域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互联网让许多新的不同的人来生产新闻，这也模糊了新闻边界。总之，记者所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他们的自我界定。同其他那些受众获得可靠信息的方式相比，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工作并与之相区分的？这对所有记者来说都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美国的报纸新闻业遭遇寒冬，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在这个媒体转型的时代，新闻业的未来将如何发展？
　　●：我们现在确实处在转型进程中，新闻业以后会更分裂，也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闻生产者不是记者。过去15年来美国有一半的全日制记者被解雇了。在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洛杉矶、纽约还有圣地亚哥，他们的日报社不断缩减，有的只有过去三分之一的规模。与之相对的是，这些区域周围有数以百计的网络新媒体公司。这些都是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
　　美国新闻业起步于市场环境。美国人曾一度认为市场是新闻业最坚实的基础，也最有利于新闻业的发展。美国把这个观点输出海外，告诉其他国家也应该按照美国的体系来布局媒体，不应让国家参与进来。这种基于市场的新闻业模式起源于美国，然后又到了其他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印度也借鉴了很大一部分。
　　但是现在看来，市场并不是新闻业的坚实基础。一旦商业模式不奏效，新闻业就成了一盘散沙。现在在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直面市场的新闻业都是非常脆弱的。 　　然而在其他国家，新闻业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深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闻业是纳入公民社会、公共机构和国家之中的。在法国，新闻业受到政府很多的补贴，并与文学传统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法国的记者普遍认为自己是作家，而不仅仅是记者，并且他们都很厌恶美国式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新闻业也主要生长于国家体系之中，二十多年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政府逐步放开了媒体的市场准入，给予了媒体很多自主权。虽然现在中国媒体也看重经济效益和市场导向，但是中国政府绝不会放任市场，也不会放手对新闻业的管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媒体模式跟其他一些国家媒体模式的不同。总之，新闻业在世界各个国家的位置是不尽相同的。在很多国家，国家力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新闻业可能就不像美国新闻业一样呈整体颓败之势。
　　在美国，新闻业几乎完全扎根于市场。一方面，市场因素有很多优势，可以激发竞争、鼓励创新，目前世界最主要的网络媒体平台大部分都是美国发明的，比如Google、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都是美国公司；另一方面，市场也带来了断裂、混乱和分化。信息的不对等使用导致数字鸿沟及经济上的分化。
　　当下美国新闻业的断裂和分化已经是进行中的现实。一个开放且长期的问题是：新闻业是否能够重塑自身，重新焕发活力并成为一个相对具有自治力的专业领域？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上一次转型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新闻业用了四五十年实现自身发展和定型。当代的变革才十五到二十年，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作为研究者，身处这样的时代却是适逢其时，我们拭目以待。
　　▲：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美国新闻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新闻教育又可以做些什么？
　　●：目前的状况是，美国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越来越不想进入新闻行业。这也许是个“好事”，因为传统新闻机构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岗位，即便有工作岗位，也不再是传统的新闻报道，而是数据分析、社交媒体管理、数字媒体生产、多媒体制作等。总之，传统新闻业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了。
　　实际上，现在美国招聘记者最多的行业是广告业。因为现在品牌的在线内容有了很大增长，品牌希望像讲新闻故事一样讲述其内容，当然本质上这是广告。他们雇了记者来写内容，用户也喜欢看。所以，这一领域就提供了很多工作。
　　以往，为培养学生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我们会邀请资深记者进课堂，教年轻人如何做新闻，学生毕业后进入报社等新闻行业。现在这一模式不再奏效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报道的基本能力不重要。行业希望有较强写作能力的人，写作能力在当今仍然必不可少；行业需要具有研究技能的人，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处理；行业还需要有懂新闻伦理的人，伦理问题在网络上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传统新闻业的元素在当今甚至更加重要，这都是我们从事新闻教育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还会教学生技能，比如公关技能，因为有很多企业想要维护和提升形象；再比如社交媒体技能，因为有很多网络公司会招聘网络社区管理员。爱荷华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在97%，他们很少去主流媒体的新闻编辑室工作，但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机会等着他们。
　　新闻生产何去何从，这一问题行业并无定论，对大学教育来说，更无法教给学生没有答案的东西。比如我们都知道怎么进行文字及视频新闻报道，但是怎样把新闻用“刷手机”的方式呈现出来，现在还在探索。因而新闻学院可以成为行业的合作伙伴及实验场，联合行业开展一些新闻生产的实验，共同创新。
　　从新闻学院角度看，与行业合作扩展视野是十分重要的。美国东西海岸的新闻学院就很有优势，因为很多网络媒体平台的创新都是在沿海大城市，他们可以很方便地跟那些网络公司建立联系，比如斯坦福大学就离硅谷很近。而我们爱荷华大学在这点上不占优势，身处内陆，远离创新的中心。不过，美国90%的新闻学院都不是在沿海的大城市。我们现在积极跟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的媒体机构联系，以及跟爱荷华州本地最大的传媒公司Meredith合作。我经常会走访一些在相关行业工作的校友，跟他们的主管聊天，问他们“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希望以此能够联合行业开展合作，共同思考新闻业的未来。■
　　
注释：
①Michael Schudson，美国知名新闻传播学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1978）、《新闻的力量》（1995）、《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1998）、《新闻社会学》（2003）等多部论著。其中《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为他的成名作，开创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流派。
②Daniel C. Hallin，美国知名新闻传播学者。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与政治学双聘教授。著有《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2004）等。
③为更好地说明瑞夫教授的观点，这里引用了书中的原图，参见RyfeD. M. (2017).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London, UK: Polity Press. pp.54.
④原图参见RyfeD. M. (2017).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London, UK: Polity Press. pp.88.
⑤John Pory(1572–1636)，英国官员、旅行家、手抄新闻信作者，被认为是第一位英语新闻记者。更多的资料可参考：PowellW. S. (1977). John Pory, 1572-1636: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a man of many part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参考文献：
Carey, J. (1987). The press and public discourse. Center Magazine, 204-32.
RyfeD. M. (2005). Presidents in culture: The meaning of presidenti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Peter Lang.
RyfeD. M. (2012). Can journalism survive? An inside look in American newsrooms. London, UK: Polity Press.
RyfeD.M. (2017).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London, UK: Polity Press.
Weintraub, J. (1997).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J.Weintraub (ed.)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pp. 1-42). Chicago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赵艳明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美国爱荷华大学访问学者；邰月红系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9JBW01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