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
　　
一、2019年虚假新闻的基本特点
　　中国的虚假新闻现象似乎进入一个兴盛与衰落的周期之中。经过2017年的一度“沉寂”和2018年的一时“繁荣”，2019年的虚假新闻又陷入一种“凋零”的状态。课题组在遴选这一年度的典型案例时就发现，能够进入我们视野的案例不仅数量相当少，而且在典型性上也十分有限。一方面，不能否认近年来持续的虚假新闻专项治理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而另一方面，虚假新闻的“衰落”似乎也是专业新闻业在当下新的媒介环境中日趋式微的一种表现。
　　第一，虚假新闻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多年来我们研究虚假新闻的一个标准，就是限于专业媒体和门户网站，而那些仅由社交自媒体发布的帖子所散播的虚假新闻因其非专业属性而不在本报告关注之列（白红义，江海伦，陈斌，2018）。按照这一标准，本年度的典型案例确实趋少，但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各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依然构成了对传播秩序的严重损害。比如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问题食材事件、日本宣布攻克白血病，以及“寒门状元之死”等等，都曾被认为是“新闻”而广为流传。必须看到，随着传媒环境的急剧变迁，社交媒体、算法分发平台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主要的渠道，①普通用户也成为新闻生产的主体，专业媒体则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新闻生产者和传播终端（刘鹏，2019），用户对于新闻、虚假新闻的认识建构了今天的传播秩序。
　　什么是虚假新闻、谁在制造虚假新闻等问题已经无法不言自明，以往新闻和信息、专业和业余的清晰边界已变得越发模糊。欧盟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鉴于虚假新闻（fake news）这个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的复杂性，建议将之替换为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指那些经过“有意设计、提供和推广以造成公共伤害或谋取利益的虚假、不准确或误导性信息”（Kalsnes，2018）。这种边界的模糊会对虚假新闻带来何种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自媒体继续成为虚假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渠道。目前，新闻信息生产和传播处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除了专业媒体开通“两微一端”，原有的商业平台如门户网站、社交媒体、聚合平台成为更重要的传播渠道，尽管从政策上其中部分平台未必具有新闻发布资质，但客观上履行着新闻信息发布功能。因此，对信息的审核与把关应该一视同仁，共同维护健康的信息传播秩序。审视2019年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自媒体仍然是虚假新闻的高发区。这些虚假新闻中既有生产者因未经查证、道听途说而出现的错误信息（misinfornation），也不乏生产者主观上就有意欺骗他人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社交媒体为个人和组织提供了表达的空间，但许多人都无法恪守公共交往的伦理，有意或无意地在生产和传播着虚假新闻。当然，出于自身利益目的刻意制造虚假新闻则是其中的极端现象。这些“新闻”或是基于对现实图像的操纵（photo manipulation），或是对部分事实的夸大歪曲，还有纯粹的凭空捏造新闻（fabricated news）。
　　第三，对虚假新闻的生产持续削弱专业媒体的公信力。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媒体环境下，专业媒体本应以其新闻实践的专业性在鱼龙混杂的内容生产者中展示权威性，但在本年度的案例中，专业媒体仍在持续生产着错误信息。囿于自身的职业伦理，专业媒体较少捏造新闻或蓄意曲解事实，但无意的疏失所生产出的错误信息，对于专业媒体日渐下滑的公信力可谓雪上加霜。这些新闻多数有其事实来源，只是在报道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偏差，包括旧闻重发、曲解原意之类的错误。归根结底，还是这些专业媒体一味求快，疏于内容核实和审查把关。
　　　　第四，虚假新闻走向了“新闻生态系统”内的传播。试图区分专业媒体/自媒体的新闻生产与新闻传播的尝试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本年度的案例中，专业媒体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新闻，介入社交网络传播；自媒体往往成为专业媒体的信息源，后者转载或再加工前者的新闻，之后再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传播者与生产者可能持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共同的只有以点击量驱动的信息的流动。专业媒体本该对自媒体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却转而轻率地以自身的公信力为其背书。假新闻的传播路径基于当下的新闻生态系统，而对假新闻的核查和反击也有赖于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多元行动者。在本年度的许多案例中，假新闻的辟谣方既包括新华社、上观新闻、澎湃新闻等专业新闻机构，也包括做出权威调查和发布的政府相关部门，更不可忽视的则是网民的质疑和自行调查对揭露虚假新闻的作用。
　　　　
二、2019年度虚假新闻典型案例
　　1.辟谣“易会满或任证监会主席”
　　【刊播时间】2019年1月24日
　　【“新闻”】1月24日凌晨，“每经网”发文称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21日通过考察，将有新的职务变动。1月24日上午，新浪等网站发布《金融理财》杂志记者采写的文章称，有权威人士透露，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即将接棒刘士余任证监会主席。这两则信息引发了大量自媒体传播与讨论。
　　1月24日晚，《证券日报》官网刊发《证监会人事变动消息不实》一文，将此前的报道都归为自媒体发布的“虚假消息”，并义正辞严地评论道：“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对于不负责任的虚假消息传播，应当依法依规处理。”
　　1月26日，新华社发布快讯《中国证监会主要领导调整》称，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易会满同志为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中国证监会主席。
　　【真相】2月18日，证券日报社发布相关通报称，《证监会人事变动消息不实》一文为《证券日报》副总编辑董少鹏以“冀远”名义撰写，未经充分采访，也未经请示和审核，而是安排自己分管的新媒体中心予以刊发。新媒体中心主任亦未执行“副总编的稿件要经过总编审查”的规定。报社给予董少鹏“停职反省、做出深刻检查和罚款5000元”的处理，新媒体中心主任白宝玉则被处罚“做出深刻检查、罚款3000元”。
　　【点评】在对时效的追求空前狂热的今日，专业媒体对未经证实的人事调整流言进行辟谣本是正本清源、重拾威信的举措。人事变动消息的发布应该有相应的规定，仅根据《证券日报》发布的处罚决定我们无法判断该报究竟为何会言之凿凿地发布一条虚假消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生产环节，《证券日报》显然没有对信源进行多方核实，也未经过充分的调查采访。在新闻发布的环节，他们违反了组织内部的把关审核流程。对同行媒体的新闻抱有质疑也应该遵守规范的采编流程，意欲辟谣的《证券日报》反倒陷入了因“造谣”而被迫自我通报的窘境，客观上有损于专业媒体的公信力。
　　　　
　　2.部分字词改读音
　　【刊播时间】2019年2月18日
　　【“新闻”】2月18日，有微信公众号推送《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一文，迅即刷屏微信朋友圈，浏览量很快达到“10万+”。此文列举了一大串读音改变的例子。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中的“骑（jì）”现读“qí”；“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xiá）”现读“xié”；“粳米”的“粳”原来读“jīng”，但现在要读“gěng”。“部分字词改拼音”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并一度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单。传播者中不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的官方媒体的微博。
　　【真相】2月19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所王晖教授，他表示微信文章中提到的个别字词拼音的变化已经在教材和《现代汉语词典》中体现，例如“一骑红尘妃子笑”中的“骑”。涉及的其他字词读音的变化，大部分来源是2016年国家语委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见稿》。《咬文嚼字》的主编黄安靖则表示，今后正式发布的《审音表》应该和《征求意见稿》不完全一样。
　　同日，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回应称，修改后的审音表尚未通过审议，目前还应以原读音为准。
　　【点评】汉字作为人人习得的母语，“规范读音”早已成为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读音的改动自然会引发网民的热议。这则“新闻”本身并非蓄意捏造，汉字读音修订也确有其事，“原创者”只是未对能对新闻本身的发布时间、尚在征求意见中等细节进行更详尽的解释与限定，而这本来也并非自媒体的职责，这个自媒体充其量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发布了一则尚未审议通过的意见稿。而对于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专业媒体，则应该恪守专业的采编规范，但他们不仅未能尽到核查责任，反而容许自媒体炒冷饭的“旧闻”借助其公信力变身为“新闻”。自媒体与专业媒体都急于通过此类议题提升账号的互动性，但恰恰忘记了对事实的求证永远应该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
　　　　
　　3.中美贸易战停火
　　【刊播时间】2019年5月20日
　　【“新闻”】5月20日，包括今日头条、UC浏览器、搜狐新闻、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在内的多家新闻门户网站和新闻聚合平台都以“新华社最新消息”的名义，向用户推送了《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的消息。
　　【真相】5月20日上午9时49分，新华社通过其法人微博“新华视点”发布声明，称《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一文系2018年旧闻，对盗用新华社名义发布虚假新闻予以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点评】在中美贸易战的敏感时期，一家网站发出假新闻，其余网站纷纷跟进，集体乌龙。“旧闻”时过境迁后变身假新闻，是虚假新闻的一个新变种。我们无法判断首发媒体是机器抓取还是人工转载了这则一年前的旧闻，但显然编辑未能尽到核实的责任。而其他转载媒体在“突发新闻”面前集体乌龙，则暴露出整个行业内部的把关机制存在问题。网易、搜狐、今日头条等商业媒体缺乏新闻媒体的身份认同和公共责任的价值担当，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把关审核机制的不健全，一味追求速度和点击量。毫无疑问，作为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网络媒体，无论从其公共服务精神还是商业利益角度出发，都应该严格按照审核程序，切实防范假新闻的产生。
　　　　
　　4.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
　　【刊播时间】2019年5月22日
　　【“新闻”】5月22日，南阳报业传媒微博发布《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市委书记点赞！》称：“水氢发动机在我市正式下线啦，这意味着车载水可以实时制取氢气，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5月22日上午，市委书记张文深到氢能源汽车项目现场办公时，为氢能源汽车项目取得的最新成果点赞。市委副书记、市长霍好胜参加现场办公。”当晚到次日，南阳新闻联播、《南阳日报》等媒体均出现这篇文章。报道一出，舆论哗然，网友纷纷质疑：车辆只需加水就能跑，听起来像“永动机”。
　　5月24日，南阳市工信局就此事回应《新京报》的《紧急呼叫》视频栏目采访称，水氢发动机尚未认证验收，系记者在报道中用词不当，信息发得也不太准。同日，南阳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解释道：“所谓下线，是指从生产线下来试跑，并未通过验收。并不能说《南阳日报》的报道不准确，是理解不太一样，并非说加水就能跑，是需要加水后经过一些反应才能跑。目前，官方已经要求涉事企业初步做出说明。”
　　【真相】5月24日，澎湃新闻采访多位行业专家都表示质疑，认为水氢发动机“违反了基本上所有的科学原理”。5月26日，水氢发动机的关键制氢技术专利发明人、湖北工业大学教授董仕节接受央视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南阳日报》的报道存在误导作用，试验车不是只加水就能反应，还加了铝合金。青年汽车的负责人没有如实介绍原理。董还告诉记者，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中，他们已经获得了10多项专利，其中有两项专利授权给了青年汽车集团，但目前距离大规模的技术应用，还有一定距离。同日，南阳高新区管委会对南阳高新区与青年汽车项目合作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解释了关于“车载水解即时制氢氢能源汽车”技术情况。说明称：今年5月22日，青年汽车在南阳研发基地试制了第一台样车，定型量产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社会各界关注的40亿元投资南阳氢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尚未立项、没有实质性启动，下一步，将继续本着积极审慎的态度，对该项目做进一步可行性研究，严控风险，确保在资金投入方面不出问题。
　　【点评】事件发生后，《科技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记者在采写这一报道时能更尊重常识和科学，稍微分辨下‘车辆只需加水就可行驶’的可能性，探究下青年汽车集团所说的神秘催化剂到底是什么，与水发生反应的究竟是什么物质，更加客观科学地探究相关技术的本质和特点，或许就可避免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报道。”这当然指出了南阳当地媒体报道中的问题所在，但责任恐怕不只在记者自身，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其中微妙的角色。有评论指出，《南阳日报》是当地党委机关报，对地方领导的报道肯定有相应的审稿与发稿规定，将“责任”直接“甩锅”给记者很难让人信服。更何况，“车辆加水就能行驶”的说法在当地已多次出现，且来自权威信源。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让记者背了地方复杂的政商关系的锅。但如此境况下产生的虚假新闻同样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5.孙小果等9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逮捕
　　【刊播时间】2019年5月27日
　　【“新闻”】5月27日，包括央视网、北京头条、《中国妇女报》、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几乎在同一时间推送或发布了“孙小果等9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逮捕”的消息。这些报道称，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省期间，昆明市打掉了孙小果等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相关报道还称，全国扫黑办已将云南昆明孙小果涉案列为重点案件，实行挂牌督办。
　　【真相】5月23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上发布了一则“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审查逮捕孙某某等9人涉恶案件”的消息。5月27日，新浪新闻、央视网、网易新闻、《中国妇女报》等媒体在转载或发布中，自行将标题中的“孙某某”改成“孙小果”。
　　5月27日午间，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进一步证实，称此前公示的孙某某不是孙小果，“同姓而已”。中新网、《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的记者证实，该案件只是一起普通涉恶案件。
　　5月27日下午，央视网微信公众号发布道歉声明，称在转载《孙小果等9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逮捕！》的新闻时，未经仔细核实，造成信息失实。
　　【点评】孙小果实际是轰动一时、媒体密切关注的另一案件当事人。只因同姓，央视网、《中国妇女报》、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等媒体就想当然地把孙某某“解密”、“破译”为孙小果。这同样是一起想抢一条大新闻，对新闻事实加入了自己的想象的案例，再次暴露了媒体从业人员薄弱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以及内部把关审核机制存在的缺陷。网络新闻的可更改性虽然降低了媒体的犯错成本，但这几家媒体通过Push发布突发新闻的常规加大了这起假新闻的曝光度。值得注意的是，多家专业媒体加入了此次集体发布假新闻的行列，事后只有央视网一家媒体就此道歉，其余媒体都默不作声，若无其事。犯错成本如此之低，甚至连一个轻微的道歉也无需做出，媒体无惧出错也就不足为奇了。
　　　　
　　6.百度新闻发布章子欣父亲感言
　　【刊播时间】2019年7月13日
　　【“新闻”】7月4日，杭州9岁女童章子欣被租客带走，7月7日失去联络，次日家人报警。7月8日，两租客在宁波投湖自杀。经媒体报道后，章子欣的安危牵动着社会各方关注。
　　7月13日中午，中共象山县委官方微博发布权威消息称发现疑似失联女童章子欣遗体，当晚21点30分左右，当地警方正式通报遗体系失联女孩章子欣。
　　7月13日，百度新闻“章子欣父亲”账号以章子欣父亲口吻发布动态消息称，“刚刚得知我的子欣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天堂，这一辈子我们无缘继续做父女，希望下辈子她还是我的女儿，让我能够继续照顾她……”
　　【真相】百度章子欣父亲账号的真实性引发媒体和网友质疑。7月13日18：57，百度新闻表示“章子欣父亲”账号经过章子欣父亲授权确认，故媒体质疑的账号为假一事并不属实。21点30分，百度承认，发布章子欣去世的消息未经章子欣父亲确认。百度新闻声明做出删除动态，开除负责编辑，全面复查百度新闻管理机制等处理措施。
　　【点评】章子欣的安危引发全国关注的时刻，百度新闻帮助她的家人设立账号，固然有抢热点的商业利益考量，但如能帮助其发声，亦为善举一件。但百度索性取而代之，在联系不到受害人家属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账号，“代表”家属发布消息，不仅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更赤裸裸地暴露了此举纯属为了吸引眼球抢流量的商业主义目的。从搜索引擎到内容服务商，2019年百度争议不断，在传媒伦理、企业责任方面，的确需要好好反思。
　　另外，关于章子欣遇害报道中，还有不少专业媒体把网友们对案情的猜测直接作为新闻来报道，有违职业伦理，也不合新闻流程规范，同样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7.中国建筑师巴黎圣母院重建方案夺冠
　　【刊播时间】2019年8月7日
　　【“新闻”】4月15日，法国著名建筑巴黎圣母院被大火烧毁，标志性的尖顶被烧断、坍塌、倒下，中世纪的木结构屋顶被完全摧毁。起火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在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法国政府宣布，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提交方案，以重建圣母大教堂的尖顶。
　　8月6日，一段“中国建筑师巴黎圣母院建筑竞赛夺冠”的视频开始在网络热传。视频显示，两名中国建筑师蔡泽宇、李思蓓设计的Paris Heartbeat（巴黎心跳）方案获巴黎圣母院屋顶建筑竞赛冠军，该方案从来自56个国家的226个方案中被选中。次日，澎湃新闻、环球网、《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官方微博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声称巴黎圣母院屋顶线建筑设计竞赛主办方GoArchitect公布了比赛结果，中国建筑师提出的方案获得冠军。随后，这一消息被进一步解读为中国建筑师的方案将成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方案。《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以《中国设计师设计方案，赢得巴黎圣母院重建竞赛》为标题做了报道，直到最后一小段才说明，此次赛事并无法国官方授权，设计落地的可能性非常小。
　　【真相】8月7日，《新京报》、紫牛新闻等媒体披露了进一步的消息。据称，此次引发热议的竞赛名叫“The People’s Notre-Dame Cathedral Design Competition（人民的巴黎圣母院设计竞赛）”，由美国一家创意图书出版公司GoArchitect单独发起，任何人都可参加，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GoArchitect对比赛的性质早已有所声明：“本次比赛与法国政府的任何成员无关，本次比赛与天主教会或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任何管理机构无关。”事实上，获胜方案也不能变为现实。因为法国参议院批准政府的重建法案时附加了一项条款，即必须将圣母院恢复至大火前的原貌，其实已经变相终止了法国政府征集大教堂重建方案的国际性竞赛。
　　【点评】所谓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将成为巴黎圣母院重建方案的说法一时间成为网络热点，不过兴起得快，被澄清得也很快。之所以能引起部分媒体和网友的狂欢，恐怕在于“中国建筑师”与巴黎圣母院产生的关联，给人一种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主办方和获奖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场赛事能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是激起这场“误读”很重要的原因。法国政府确实曾宣布举办征集重建方案的竞赛，但媒体最初的报道要么没有提及主办机构到底是何方神圣、比赛是什么性质，要么就是在很不起眼的地方一笔带过，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
　　　　
　　8.送避孕套晚了8分钟，徐州女子状告外卖小哥
　　【刊播时间】2019年9月23日
　　【“新闻”】9月19日，百度百家号“都市故事会”（目前已销号）发布一篇文章称，徐州一名女子通过网络渠道购买避孕套后，因为外卖小哥送货延误，导致其意外怀孕，该女子于是起诉了这名外卖小哥，索赔3万余元。此文随后经过西湖之声、《济南时报》、《新晚报》等媒体二次加工发布，网易新闻、新浪新闻也先后转发。
　　【真相】9月24日，江苏网警发布微博称，经过与相关部门的核实，近期并未发现类似诉讼案件。而新闻配图中的外卖小哥、徐州女子皆为网络图片。其中，外卖小哥的图片出现在2018年的多个新闻报道中，而女子的图片则是2015年发生在东莞的一个采访。
　　【点评】这则新闻中充斥着“避孕套”、“状告”、“外卖小哥”等夺人眼球的元素，新闻本身也散发着浓浓的“故事会”风格。原本只是“都市故事会”编造的一条奇闻，却在专业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加工下摇身一变成为“新闻”，扩大传播范围，走进更多公众的视野。如今，只要几段文字配合几张图片，自媒体就可以炮制出一则以假乱真的“新闻”，此类新闻往往缺乏明确的信源、时间和地点，媒体其实只需稍加溯源，仔细核查就能避免其出笼。媚俗的专业媒体如此起劲地参与新闻的“二次加工”，全然不顾事实核查，其根源还是对点击量的片面追求而抛弃了新闻职业操守。
　　　　
　　9.荷兰改名为尼德兰
　　【刊播时间】2019年12月29日
　　【“新闻”】12月29日，环球网、《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等相继刊出报道称荷兰要改国名了。环球网的消息来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称其网站于12月27日刊发了文章《“‘尼德兰’不想让你再叫它‘荷兰’”》。文中表示，“自2020年1月起，‘荷兰’这一名称将被停用。据报道，这是荷兰政府重塑国家形象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耗资2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万元）。”
　　文章还称：“荷兰政府希望，在2020年奥运会及第65届欧歌赛举行之前，可以通过‘改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自2020年1月起，荷兰国内公司、使馆、各个政府部门和大学，只使用其官方名称“尼德兰（Netherlands）”来指代该国。
　　【真相】12月30日，一网荷兰微信公众号刊文对上述信息进行了辟谣，所谓的“改名”只是荷兰外交部更换了一个荷兰的徽标。
　　12月30日，荷兰旅游局的官方微博表示，“我们的官方名称还叫‘荷兰’哦！请叫我们‘荷兰’Netherlands”。中国驻荷兰使馆也刊文指出，荷兰的正式国名叫荷兰王国，荷语为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英语为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简称The Netherlands，而非Holland。但多年来，荷兰国家旅游会议促进局（NBTC）在对外宣传荷兰时一直采用郁金香图案和Holland字样组成的徽标。荷兰推出的新徽标采用含有郁金香造型的大写字母NL和Netherlands字样，以取代仅有Holland字样的旧徽标。
　　【点评】事实上，从12月18日开始，所谓“荷兰改名”的新闻已经在一些自媒体上流传了。12月29日，环球网等专业媒体的报道使得这条假新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虽然报道援引的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站上的新闻，文中还插入了上述美国媒体发布新闻时的截图，不过，原文中只是说将停止使用“荷兰”一词作为该国昵称，并无“改名”一说。因此，上观新闻的后续报道认为，改名新闻“对事实本身存在一定的误读，对公众也有误导之嫌”。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新闻传播愈加便捷，但是转载编译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各种失误，作为以国际报道为主的环球网，在这方面更应谨慎，决不能因抱着“抢个大新闻”的心态，疏于核实，误导公众。
　　　　
　　三、2019年虚假新闻的成因浅析
　　从上述典型案例可以看出，2019年的虚假新闻仍属于过往出现比较频繁的几种类型。因此，其成因显然也是往年的虚假新闻研究报告中曾多次指出的。在中国语境下，虚假新闻问题虽然尚未构成新闻业中的“关键时刻”（critical incident）（Tandoc et al，2018），也没有产生“信息道德恐慌”（informational moral panic）（Carlson，2018），以致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却也从某些方面标示着新闻品质的持续下降。
　　第一，专业媒体在生存压力下专业理念愈加淡薄。专业媒体的专业理念淡薄体现在多个方面。在新闻生产上，多次出现未对信息源进行核查或核查不足的情况，许多时候甚至未经采访，在新闻写作中对事实真相任意取舍，断章取义。在新闻传播上，盲目转载其他媒体、社交媒体的新闻，多次发生信息误抢误发现象，暴露其内部从普通编辑至管理层一整套把关机制运行的失范失序失控问题。这其中并不涉及什么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其根源还是专业媒体被迫压缩新闻生产周期，减少把关环节，盲目卷入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当生存成为媒体的首要问题，媒体从业者只能扭曲专业理念，一味以最快的速度抢发新闻，试图以此保持自己的商业竞争力。
　　第二，惩罚机制的缺位降低了假新闻的生产成本。目前，欧美国家逐渐形成或正在强化假新闻规制与惩罚机制，包括政府立法与行政手段、企业平台的自我治理、媒体事实核查等。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已发布《反假新闻法》，散布假新闻不仅会被处以巨额罚款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当然，国内的虚假新闻状况未必严重到需要通过立法来规制，真正的问题在于，惩罚机制难以落到实处。虽然相关部门制定的虚假新闻惩处办法早已有之，但长期束之高阁或只在少数案例中得到贯彻，未能成为普遍性的管理规范，更未能进入媒体人的自觉意识。在本年度的案例中，发布假新闻的媒体均未受到任何惩罚，甚至根本就没有检讨和道歉，也未对事实进行更正。媒体既不再受到专业意识的鼓励，又缺乏惩罚机制的约束，两者合力无疑降低了假新闻的生产成本，同时也消解了媒体的公信力。
　　　　第三，多元主体共同促成了虚假新闻的传播。正如前文指出的，目前虚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是在一个新闻生态系统里进行的，是一个包括生产、分发、传播、消费等多个环节在内的完整过程。由此看来，单单将责任归咎于专业新闻机构，乃至将其作为假新闻治理的主要对象已经无助于抑制虚假新闻的传播。在此之外的媒介如社交媒体、搜索引擎、新闻聚合平台等，因疏于对海量内容的把关而放任虚假信息的传播。甚至受众的新闻阅读习惯也在无意中加剧了虚假新闻的散布和流传。
　　　　
四、结语
　　在我们看来，虚假新闻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从新闻诞生起，虚假新闻就如影随形。虚假新闻的存在固然不可避免，但过于泛滥则表明新闻生态环境欠佳，这样的新闻业无法承担起为政府和公民提供真实优质信息的重任。通过有效的治理，可以降低虚假新闻发生的频率，减轻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其次，这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对虚假新闻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和认识，掌握虚假新闻的发生机制和传播规律。虚假新闻的研究建立在“丰富”的虚假新闻现象之上，反过来，良好的研究成果又可以反哺对虚假新闻的治理实践。
　　在2018年的虚假新闻报告中，我们曾殷切地希望中国学者对国内的虚假新闻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白红义，江海伦，陈斌，2019）。令人欣喜的是，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注意到国内研究者对虚假新闻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观点。胡杨和王啸（2019）提供了一份受众视角的假新闻研究。他们以国内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网络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收集数据，经过数据分析归纳出中国语境下受众认知中假新闻的四类生产情境、假新闻认知的三维框架以及受众辨识假新闻的三种路径。难得的是，这项研究不仅图绘了一份受众消费虚假新闻的现实图景，而且试图通过俗民理论（lay theory）来阐释受众对新闻真实的理解，显示出作者的理论关怀。另外两项研究均以本刊发布的历年虚假新闻案例为分析对象。其中一项是王敏和饶茗柯（2018）以社会病理理论分析2001年至2017年的案例，研究认为：虚假新闻的主要病因是网络媒体中的单一消息来源缺乏核查机制，次要病因是纸媒新闻娱乐化倾向，深层病因是竞争激烈的新闻信息市场中我国媒体更关注商业利益，以及“后真相”时代受众倾向于选择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另一项研究是李玮和沈玉莲（2019）在新闻收受视野下探讨“新闻何以为假”。作者通过分析2008至2018年的典型案例指出，文本不融贯是新闻被质疑为假的基本线索，社群不认同是新闻被证明为假的重要依据，事实不符合则是新闻被判定为假的结果体现。
　　本刊的虚假新闻研究已开展近20年，历年来评选出的典型案例对虚假新闻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也因此成为其他研究者分析国内虚假新闻常用的经验数据。我们当然乐见于此，但更希望能看到更多基于一手材料而做出的虚假新闻研究。毕竟我们所梳理的虚假新闻案例只体现着课题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而有可能会框限研究者对虚假新闻的分析。无论如何，我们都欢迎高质量的虚假新闻研究成果的涌现，可以为虚假新闻研究及治理提供观点、思想和理论资源。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特别注意英文学界近年来对虚假新闻（fake news）的研究进展。虚假新闻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截然不同，学界对它的重视程度也有巨大差异，但从这些国外学者的分析中我们依然能够得到很多启发。
　　假新闻是个古老的话题，但在英文学界成为热点话题却是近几年的事情。以2016年为分水岭，美国总统大选中假新闻现象的“异军突起”持续激励着各个学科围绕假新闻的研究，对假新闻的研究也因此展现出不同的研究旨趣。Kalsnes（2018）在为《牛津传播百科全书》所写的假新闻词条的介绍中，将新闻传播领域的假新闻研究归纳为四个主题：假新闻的分类、生产、传播与反击研究。最近两年英文文献对假新闻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都有所进展，此外，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假新闻的历史与话语的研究。近两年的研究综合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主题：一是仍在持续的对假新闻历史、定义与分类的探讨（Tandoc et al， 2017；Gorbach，2018，Farkas & Schou， 2018；Egelhofer & Lecheler，2019）。二是跟踪新的假新闻生产技术，例如图像与视频操纵技术（Shen et al，2019）、移情媒体（Bakir & McStay， 2018）等。三是对假新闻传播生态的经验研究（Giglietto， 2019；Vargo et al，2018）。四是对假新闻反击手段的研究，包括受众识别（Torres et al，2018；Wagner & Boczkowski，2019；Nelson & Taneja， 2018）、技术手段（Roozenbeek & Linden， 2018）、平台治理（Iosifidis & Nicoli， 2019；Andersen & Soe， 2019）和法律制度（Kalsnes， 2018）。五是对假新闻的比较研究，如对不同西方国家假新闻的比较（Humprecht，2018）、对不同国家记者对角色认知的比较（Schapals，2018）、对不同类型的假新闻的比较（Mourao & Robertson， 2019）等。六是假新闻作为一种话语及其与新闻社群文化的关系（Tandoc，Jenkins & Craft，2018；Schapals， 2018；Mourao & Robertson， 2019；Eldridge， 2019）。
　　国内的假新闻在生产机制和主题上都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但下列研究方向也可以给国内的假新闻研究以启发。
　　第一，关注最新的假新闻生产技术。西方世界的竞选政治是假新闻生产的高发地带，新闻机器人已经成为生产蓄意捏造的假新闻的主要技术工具，其背后通常是有组织的大规模假新闻生产行为。此外，国外学者还注意到方便实用的图像编辑软件加大了信息操纵的可能性（Shen et al， 2019）。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技术则可以实现图像与视频的自动生产。例如，德美研究人员研发了一项实时运动捕捉技术，可以将任何演员的面部表情转换成特朗普和普京等政治人物的视频片段。Adobe Creative Cloud可以自动替换视频中人的发言内容。这些新技术的采纳都将加大假新闻核查的难度（Roos，2017）。情感分析技术的出现让读者的情绪成为一种经济，“移情媒体”通过采用、记录和评估读者的情感进行假新闻的制作（Bakir & McStay，2018）。
　　第二，关注用户在假新闻生产、接收与反击中的作用。早期对用户的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新闻时代用户在假新闻生产中的作用。近年来，相当数量的经验研究都关注用户对假新闻的态度、判断和核查方法。受众对虚假新闻的消费才意味着虚假新闻产生了效果，成为真正的虚假新闻（Tandoc et al，2017），因此要关注用户在假新闻接收中的关键作用。例如，Wagner和Boczkowski（2019）就研究了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作为事实核查者的把关人价值。Torres等人研究了用户对新闻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感知对用户核查行为的影响（Torres et al，2018）。Shen等人的研究表明，观众对数字媒体技术的技能与使用经验会影响到他们对图像可信度的评估（Shen et al，2019）。当下的媒介环境对用户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媒体固然仍要起到事实核查的作用，但用户的核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假新闻问题，对假新闻的用户接受研究也有助于探索反击假新闻的手段。
　　第三，关注新闻工作者对虚假新闻的理解。虚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有多元主体的参与，现有研究已经广泛涉及这些主体，并对社交媒体、受众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对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跟假新闻的关系的讨论相比之下却有些不足。一些研究开始从实际工作者的角度来切入，如Benham （2019）深入讨论了报道的平衡性与假新闻的关系，建议拓展传统两方并陈式的平衡报道。Schapals（2018）分析了澳大利亚和英国记者的角色认知与假新闻的关系，高度认可看门狗角色的记者们十分关注公众对媒体信任的下降问题，希望能采用更为得力的事实核查技术来对抗假新闻。
　　第四，图绘虚假新闻传播的生态系统。每一起具体的假新闻生产与传播路径都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新闻生态系统”（Anderson，2016）。国外学者也以媒体生态系统的路径进行假新闻传播路径的研究。例如，Guo和Vargo（2018）研究了假新闻网站和真实新闻媒体之间的媒介间议程设置、Giglietto等人则探究了问题信息在多链条中的动态传播过程（Giglietto et al，2019）。通过本文对案例的梳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日趋复杂的假新闻生态系统的浮现，但这个生态系统何以生成、系统内部的地形如何、展现出何种特征，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刊研究假新闻在满十年之际，曾经出版《拷问传媒公信力——新闻打假十年实录》一书，就此做过一次回顾和总结。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传统新闻传播形态被彻底颠覆，假新闻的表现、特点和防治也相应成为一个新的课题。目前，国内的假新闻研究集中在假新闻生产的病理学研究和假新闻治理研究，治理研究主要关注政府规制、媒体自律和平台治理。这些研究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对假新闻的经验研究还比较欠缺，这是今后假新闻研究可以关注的方向。■
　　
注释：
①澎湃新闻：《中国网民新闻阅读报告：微博使用热度大跌，网民态度高度理性》，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97745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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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执笔：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斌，东方网高级编辑。感谢课题组专家《新闻记者》特聘顾问吕怡然、魏永征、贾亦凡，《新闻记者》杂志刘鹏、周岩，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方师师等各位老师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