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泽 王汉威
　　【本文提要】1712年，英国政府开征报刊印花税，政策周期达149年，1861年才废除。以往学界认为这一政策压制了新闻自由，对其持有批判态度，但依据政策期间报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和一些学者研究，印花税对于报业的影响并非完全负面——不仅在报刊经营层面推动了经营理念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还在多个维度塑造了宏观报业形态，具体表现为主流集中、阶层割裂、地域发散和孤立保护。
　　【关键词】报刊印花税 传媒经济学 《泰晤士报》 激进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0
　　1712年，英国议会颁布报刊印花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界和业界都把印花税看作是政府压制报业的重要政策。但根据相关史料，报刊印花税的开征并非为了管控报业，而是出于财政动因；此外，印花税通过对成本的显著抬升，推动了英国报业版面、经营、地域、行业格局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其影响实需辩证看待。
　　
一、英国报刊印花税政策认知转变
　　印花税自诞生起就伴随着巨大争议。在传统认知中，它一直被认为是扼杀新闻业的邪恶管制。如1712年，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伦敦评论杂志Spectator上预言“只有少数文人才能……在印花税的重担下勉强维持生活”。①同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也发文批评印花税。这些报人的挞伐对后世影响深远，印花税就此被打上了压制出版自由的“罪印”。19世纪30-40年代，这种观念被推向了高潮。马克思在德国《新奥得报》上发表《报纸印花税》一文，将其斥为“对现有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自由精神创作的一种禁止制度”。认为印花税设置了过高门槛，维护了垄断者的利益。宪章运动者柯莱特（C.D. Collet）也将印花税与审查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②将其推向了言论自由的对立面。这成为后来中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标准答案，即普遍认为报刊印花税抑制了媒体的发展，破坏了报业自由化进程；③其废除使英国报业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产业活力倍增。④
　　学界对印花税的看法首先发生转变是在制定税收的动机层面。弗雷德·赛伯特（Fred Seibert）认为：印花税是18世纪集权主义为“保护国家权力”而使出的间接手段，“直接使报纸减少利润”。⑤1965年，怀尔斯（R.M. Wiles）发出不同声音，认为印花税被强行赋予了管制报刊的动机。⑥琳娜·奥茨（Lynne Oats）和波琳·萨德勒（Pauline Sadler）也认为1712年的印花税法案只是为了完成对西班牙的战争募
　　资，⑦并无史料直接证明印花税出台是为了管控报业。
　　另外，印花税与激进报刊的关系问题也渐渐为学界所关注。詹姆斯·卡瑞（James Curran）和珍·辛顿（Jean Seaton）在《英国新闻史》中详细刻画了激进报纸与政府的多次博弈，强调了印花税下降时激进报刊衰落的事实，原因在于报纸生产的高昂成本与工人低下支付能力的矛盾。⑧马丁·康博伊（Martin Conboy）认为印花税废除后，激进报刊很快消弭于大众化报业轨道。⑨国内学者张妤玟也发现印花税废除后，激进报刊迅速衰亡。⑩简而言之，激进报刊是报刊印花税时期的特定产物，两者在时间上具有强相关性。而这一结论挑战了以往对印花税的认知，即它是限制言论自由，抑制媒体发展的元凶。
　　挑战以往认知的还有，研究发现印花税对报刊地域结构亦有影响。伦敦之外的报业萌芽正是在印花税颁布初期，1723年，地方报纸已达24种。据克兰菲尔德（G.A. Cranfield）和怀尔斯（R.W. Wiles）的统计，1756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了37。[11]另以乡村报纸为例，1725年，南方有15种，而面积更大的北方仅有8种；到1760年，北部已有27种报纸，超过了南方的24份，地方报纸的发行范围明显扩大。[12]邓锐就地方报纸的版面大小、版面页数和专栏数量的变化展开分析，认为报刊印花税推进了地方报纸的现代化进程。[13]原来印花税作为言论自由的对立面，从逻辑上似乎是成立的，但从激进报纸和地方报纸此消彼长的效果看，印花税并不仅仅是抑制报业、控制言论的工具，作为税收的一种，其核心功能还是应从财政经济角度分析。这一角度有助于全面客观地理解印花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政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新闻报刊业发展的真实作用。
　　
二、财政政策视阈下的报刊印花税
　　（一）印花税的财政设定和结束逻辑
　　报刊印花税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概念指对报刊印刷行为征收的税种，又称印张税；广义概念则包括对印刷行为、纸张、广告和副刊征收的所有税种。1694年，英国就推行过低强制性的印花税政策。[14]1702年，英国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荷兰和奥地利结成联盟，向西班牙和法国宣战，1711年，在北美的北卡罗来纳也爆发了英国与印第安人的图斯卡罗拉战争。为了给战争——尤其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募资，1712年英国议会颁布法案，印花税正式被纳入财政体系。法案规定的印张税征收标准如下：[15]报商支付税款后，待印纸张会被印上带有女王玫瑰和蓟徽章的红戳，其中印张在一页和七页之间的印刷物不要求印前许可，但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印花税，会被处以最高20英镑的罚款。
　　此外，法案还规定了广告税和纸张税：每有一则广告，需征收1先令；进口纸张需基于纸张价格再纳25%的税捐。为了保证印花税的有效征收，政府还成立了印花税办公室，确立了繁琐、规范的审核程序，印刷商为了获得许可需要在多处来回周旋。
　　彼时，英国还先后参与了四国同盟战争、[17]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8]七年战争、[19]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连年征战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在1724-1819年间，印花税波动上浮了8次，应税范围也不断扩大。[20]转变自经济领域发轫，工业革命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经济注入了一针持续数十年的强心剂。相应的，在英国的1832年议会改革中，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影响渐大，1833年，辉格党议员爱德华·鲍维-林顿就在议会提出废除印花税的提案，[21]印花税进入下降周期——同年，广告税降低一半。[22]为保证印花税的执行效果，在1830-1836年间，政府一直保持打击非法出版的严厉态度，期间至少有1130件相关案件立案，然而处理效果不佳，1836年“伦敦未缴税报纸的读者已经有两百万人或更多”。[23]鉴于此，政府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于1836年将纸张税削减一半，印花税降至每印张一便士。[24]1848年，“反知识税”的讨论与游说再次兴起，政治组织“废除知识税联盟（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Repeal of the Taxes on Knowledge）”活动积极，其领袖托马斯·吉布森连续提出议案要求废除印花税，其他改革者们也想方设法进入印花税特别委员会，通过辩论、攻讦、集会和刊文来攻击印花税。[25]在多方共同努力下，1861年，报刊印花税完全废除。[26]（二）报刊印花税的非意识形态特征
　　报刊印花税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征是以往学界更关注的方面。马克思提出印花税是政府“唯恐人民有新闻出版自由和更广泛的获取政治信息的手段”，[27]将印花税打上了背离人民的标签。而当时的英国两党都代表着大有产者的利益，托利党以上层英国国教徒和土地贵族为核心，辉格党则代表着庶族地主和大金融、大商业资产阶级的诉求，印花税在充盈国库的同时对其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然而对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手工工场主们来说，前机械化的生产模式不足以使其获得媲美前者的财富积累和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商贸信息是其展开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花税甚至间接提升了其生产成本。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报纸的价格在算入印花税后已经超出了其承受范围，即便是售价低廉的违法激进报刊，也往往是数十人共享的读报状态。
　　所以，在议会改革之后，经济地位显著提升、秉持自由主义旗帜的工业资产阶级积极主导了印花税政策的废除，这一进程也伴随着广泛的民众参与，例如19世纪30年代爆发的“无印花之战”被看作是宪章运动的重要历史渊源。
　　但是，印花税的非意识形态特征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首先，印花税的颁布是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17世纪中后期，议会着手财政改革，通过税收和预算制度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税收担保的军费筹集系统。而在1710-1712年，报纸也同蜡烛、年历等实物一同被纳入了应税范畴，成为对西班牙战争募资的一部分。[28]也就是说，开征报刊印花税是由于战争导致的财政亏空。到18世纪90年代，报纸在英国首相小皮特（Willian Pitt the Younger）眼中与其他奢侈品并无二致，他认为印花税是“在不损害撰稿人和编辑们利益的前提下转化成的一种额外收益，并不包含任何对出版行业的压制”。[29]据杨格统计，纺纱的每日平均报酬在1787-1788年差不多是六便士。[30]而1789年，由于印花税上涨使得报纸的平均价格来到了6.5便士，[31]日报在当时的英国已经普及，作为一种使用时限极短的消耗品，一份报纸的价格相当于一位产业工人一天的劳动收入，是相当昂贵的。茶叶在当时是典型的奢侈品，19世纪早期英国人平均年消费量约为1.25磅 （约566克），其平均零售价格为每磅6先令，[32]换算下来，两周的报纸消费就足以抵得上一个普通英国人一年在茶叶上的支付了。另外，此时舆论也接纳了印花税的存在，转而讨论其上涨的合法性。[33]18、19世纪报人的观点只能说明业界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并不能直接说明政府决策的动机。
　　第二，印花税政策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从1712年法案发布，到1861年最终被废除，期间英国积极参与殖民活动，与欧陆列强摩擦不断，财政负担沉重，印花税作为开源手段实为重要。另外，18世纪前中叶，辉格党保持了长期的强势和稳定，为政策的持续提供了保障。到18世纪末，印花税已被舆论所接受，托利党首相小皮特也在其任内两次提升税率。根据克拉潘的统计，1827年，各类印花和执照所征税款共达七百万磅，其中报纸税捐和药品执照税捐合计三百余万磅，而同年英国政府的全部税收收入约为四千万磅。[34]印花税占到了英国税收收入的六分之一强，而报刊相关的税捐也占比颇大。
　　第三，印花税操作执行系统性强。报刊印花税伴随着一系列配套措施：一方面，政府支持缴税报纸，如在邮政方面，于1785年免除了缴税报纸的邮政过路费；另一方面，政府严厉打击逃税报纸，罚款和司法并重，未缴税者不仅会被处以最高20英镑的罚款，在1830-1836年间，还有约800名出版商因此被监禁。[35]此外，印花税办公室和具体的纳税流程展现了政策的标准化、流程化，其实质上是一套牵涉颇广的政策系统，不仅关系到财政和报业，还需要邮政、司法和社会监察等部门的协同。
　　第四，英国印花税具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性质。17世纪，荷兰人成为“海上马车夫”，造纸业和印刷业十分强势，对英国本土行业造成严重冲击，印刷商们甚至一度认为自由贸易“会使英国的出版商们倾家荡产，而使荷兰人从中渔利”。[36]另外，重商主义的盛行使贸易保护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政策。1712年法案规定，外国进口的纸张需要额外征收25%的纸张税，这就对本国的造纸和印刷行业形成了保护。在1720年之前，荷兰纸一直是英国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品，到1720年，英国的本土纸占到了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37]根据荷兰学者的研究，从1740年开始，荷兰的造纸业开始走下坡路，其造纸量在18世纪后半叶从9万令[38]下降到了8万令[39]，而英国是其重要竞争对手。[40]遗憾的是，这一结论尚无具体的纸张销售及出口数据支撑。[41]第五，印花税具有效执行和影响的地域性。印花税开始在实质上只针对在伦敦地区印刷的刊物，所有在伦敦出版的报纸都需要登记，[42]地方的登记要求流于形式。同时，英格兰地区接受印花税相关案件上诉权力的机构和个人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大法官、国玺掌官、伦敦大主教、皇后法院首席大法官、共同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和财政法院首席男爵等，[43]这些人物除个别外，大部分都常驻伦敦，对地方报纸而言被举报的可能性远较伦敦报纸要小。1712年法案颁布之初，地方对违法报刊的查禁远没有首都严格，如果报纸是在布里斯托或是诺维奇印刷的，这一法案就不起任何作用了。[44]18世纪中后期，印花税才应用于全国，但伦敦报纸受到的限制仍然更多。比如确保报纸可以支付罚款的保证金，相比于地方报纸的200英镑，伦敦的报纸需要缴纳300英镑。[45]
　　
三、印花税对报纸行业的形塑：助力权威
　　（一）过滤与巩固：对主流报业市场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市场容量变化的角度看，报刊印花税是对英国报业的一次沉重打击。印花税提升了出版物的制作成本，降低了商业报纸的营利期望。所以在印花税政策发布后仅半年，英国伦敦就有将近一半报刊因为无力承担高额赋税而选择停刊。[46]尽管由于津贴的存在，不少报刊得以维系，但大多裹挟于政党政治中，当时英国两党仍以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为主体，而代表中层和底层人民利益的报纸若不媚上则毫无被“招安”的可能性，在高昂的运营成本面前，这部分报纸大多被市场“过滤”掉。评论家们也不得不低头，艾迪生接受辉格党的资助主笔《自由人》；托利党则赞助了斯威夫特撰稿的《考察报》和《邮童报》。笛福则在辉格党授意下为托利党的《政治新闻》和《新闻信札》工作，清除其中不利于辉格党的内容。
　　到19世纪，英国报业呈现出《泰晤士报》、《广告人晨报》等几家报纸寡头垄断的局面，其中《泰晤士报》统治力尤为强劲。1848年，其发行量为3万份，而第二高的日报仅为5千份；1855年，其发行量达到6万份，超出当时5家其他大型日报销量总和两倍有余。[4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局面是通过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津贴的作用非常有限，同时《泰晤士报》等大报立场并不鲜明，如撰稿人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的评价：“它（《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强劲的舆论引擎……永远站在强者一方。” [48]故这种以《泰晤士报》为首的寡头格局很难因为常规的政坛变动而发生转移，新进入者难有机会。
　　对于19世纪的报业，报刊印花税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对新参与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一方面，参与者要有足额资本，除固定成本的巨大投入外，还要能克服创报前期广告收入惨淡和高额税款双重压力和困境；另一方面，复杂的征税程序实际上也是一道“玻璃门”，能否招募到缴税熟练的员工对报纸经营初期的行政成本亦有影响，并且每份报纸还需要缴纳最高6便士的许可费用。[49]作为持续缴纳印花税的报纸，《泰晤士报》也在“极力为知识税和广告税辩护”，[50]这也侧面说明《泰晤士报》对印花税之于垄断的保护有相应的认识。而在印花税废除后，廉价报刊迅速挤占了主流报业市场，《泰晤士报》“虽然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化报纸相比”。[51]寡头垄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二）外移：英国报业地域结构的变化
　　印花税政策最初只针对伦敦地区的报刊，印花税法案发布后，因为不少地方未设立专门的办公室，行政措施执行难度较大，政策环境宽松，故伦敦以外的地方报刊发展明显。1740年，地方性报纸有31种，1745年达到42种；[52]读者数量同样增长迅速，哈恩纳·巴克估算：1750年，伦敦以外地方性报纸的读者人数大约为2万，占伦敦以外人口的4%左右，到19世纪30年代约为16%。[53]克里斯汀·斐迪南通过对《索尔兹伯里期刊》销售数据的统计，发现这份于18世纪30年代创立的报纸首周仅有200份的销量，但十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2000份，到80年代一周甚至可以卖出4000份。[54]此外，激进报刊也传播到了伦敦以外的其他地区。19世纪20年代，《两便士报》、《政治纪事报》等激进报刊传播到了约克郡、兰开夏等偏远地区。30年代早期，《每周政治报》、《贫民卫报》则形成了全国性的分布网。[55]（三）割裂与合流：激进报刊的兴起与衰落
　　工业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在政坛和舆论领域的力量渐强，但是同样在蒸汽时代中崛起的无产阶级却由于支付能力的低下仍与报业无缘，主流报纸也不会去迎合这些读不起报纸的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反对印花税、反映底层人民诉求的报纸出现在伦敦街头，统称为激进报刊。[56]激进报刊的经营模式十分独特。其资本往往来自工会赞助和销售，为了经营安全和节约成本，激进报刊以周刊为主，发行量小，成本投入低。[57]如19世纪30年代海瑟尔顿创立的激进报刊《两便士通讯》，其“技术上用以支撑一份报纸的所有开支，一周只需要6英镑”。[58]相应的，该报同期价格仅为2便士，十分廉价。另外，激进报刊面向广大人民，赫瑟林顿创办的《穷人卫报》单期发行量达到过1.2-1.6万份，[59]到1836年夏天，伦敦的无印花激进报刊的读者已经达到了200万人，[60]一度超过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纸。并且激进报刊与主流报纸面对的读者阶层区别很大，报业市场按照读者的经济阶层被割裂开来。
　　印花税取消后英国报业的合流提供了反面印证。19世纪50-60年代，英国报坛涌现出一大批廉价报刊，激进报刊失去价格优势。许多报纸都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说的那样“逐渐放弃支持某个党派的狂热文章了”，[61]同时大规模刊登广告，与商业报纸同质合流。就像赫瑟林顿的呼告：“我们的目标是要打败政府！” [62]激进报刊本身就意味着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和破坏，但这种力量的消解却不是通过对抗性的方式，而是被市场的逻辑所瓦解，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专政对媒体的控制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看似自由的资本主义报业市场容纳的话语体系却更加单一，即便是在一战、二战前后资本主义遭遇严重挑战之时，也没有形成如激进报刊一般滋生于资本主义核心、对体制提出坚决否定的巨大舆论浪潮。
　　印花税政策客观上促成了一种反自然的报业环境，市场上的报纸被一分为三，其一以政府为纲，仰政党之鼻息；其二遁入地下，与政府对抗；其三开拓独立路径，探索出了“二次售卖”方法。此外，由于印花税政策的地域性，英国报刊的地域结构也开始由伦敦重心分布转变的相对均匀。
　　
四、印花税负担下的报纸的市场化和大众化趋势
　　（一）从依附到独立：广告立报思路的确立
　　变革首先在版面上发端。由于印花税对不同页数印刷物税率有异，6页以上的印刷物适用于“每印张2先令”的税率，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缴税额，印刷商们在法案发布后迅速调整了报纸的纸张数，《不列颠信使》首开先河，由原来的1印张变成了1.5印张，使报纸按期固定纳税而非按印刷数量纳税，紧接着许多报纸都改成了12页小册子的形式。
　　议会最开始并没有对报纸开张的大小做出规定，所以用大纸张印刷意味着更少的税捐，这使得报纸的版面不断扩大。1712年印花税颁布之前，英国的日报尚不发达，新闻信是主要的信息印刷物，其使用的纸张与一般书籍无异，往往采用半个印张的版面，但也会根据内容的多少而有所变动，[63]到1712-1725年间出版的12页的报纸就比普通书本略大。到1725年法案对页数做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后，报馆为了避税又减少页数扩大版面，据《格洛斯特日报》记载，许多报纸把一页半尺寸较小的纸改为半页很大的纸。[64]后来出版商将大于4页的纸张改为半版发行，大开报纸出现，形成了和今天类似的报纸形式。到1800年法案，规定报纸格式为32.5*20英寸（82.55*50.8cm），超过这一标准需额外纳一页的税，[65]1805年又改为32*22英寸（81.28*55.88cm），[66]都反映了大开报纸的趋势。印花税使得许多报纸为了降低成本必须改变版面，进而影响到了报纸的外观，1816年科贝特主办的激进报刊《政治纪事报》也将折叠式转变为传单式，实现了避税的目的。
　　独特性同样在内容上发芽，一方面是版面扩大的连锁效应，另一方面是因为印花税提高了报业经营的成本，而在广告成为报纸营收的主要手段之前，销售一直是报纸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所以税捐带来了更大的销量压力，符合读者兴趣的内容也就是报纸转向的应有之义了。
　　英国1640年革命后，党派报刊抬头，新闻书呈现出事实和政论并重的局面，印花税法案颁布后，为了填充版面，政论大规模涌上报纸，原来作为承担政论战场的小册子由于其不连续性迅速被报纸取代。另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贸易评论”也出现了，其主要内容为在离港商品清单，对经济预测和评价的内容并不多，这反映了区别于之前新闻印刷物的价值取向——服务市场和资本，而非政治。
　　同期，娱乐内容也在报纸上滥觞，尤以小说最具代表性。1719年，笛福在《每日邮报》上连载了《鲁滨逊漂流记》——世界上第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到19世纪上半叶，随着版面的固定，小说成为了报纸必备的配菜，品格高雅的杂志刊载相对艰涩的小说，面向底层人民的激进报刊则大量刊载恐怖或是奇情小说。[67]此外，如《伍斯特邮报》、《特维奇信使》等报纸上还出现过讲述英国历史的文章。这都说明了报纸经营不再单纯地迎合政治宣传，而是转向市场导向。
　　在经营方面，印花税使得单纯依靠销售维持的难度大大增加，强如《泰晤士报》也负担沉重，根据1799年的记录，《泰晤士报》每周的支出为：纸张25.4英镑，工资35.21英镑，印花税96英镑。[68]印花税占据报纸可变成本的六成还要多。
　　为谋得生存，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不少报纸选择接受报刊津贴，但是更多报纸则被政党排除在津贴范围之外，经营惨淡，但独立报纸的火种并没有完全熄灭，1730年，马修·詹诺主办的《广告人日报》采用广告营收，取得了较大成功。而《泰晤士报》是最早将广告模式发扬光大的报纸之一，自约翰·沃尔特第二就任总编辑后，《泰晤士报》开始主动与政府划清界限，转而依靠广告收入。
　　即便没有印花税政策，广告立报的思路也终将出现并成为主流，但正是印花税政策堵住了报刊单纯依靠销售维持经营的窗口，倒逼市场环境下未被政府津贴纳入资助范畴的报纸积极探求独立经营发展之路，客观上加速了这一模式的出现，奠定了接下来几百年媒体的商业化路径。
　　（二）从人际到大众：咖啡馆门槛上的报业
　　17世纪，咖啡馆在英国各大城市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人们在咖啡馆中交换政治观点，影响尤大。印花税政策颁布后，短期内市面上的报纸大幅减少，这对于咖啡馆用户讨论内容的丰富程度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流传在咖啡馆里的只有少数缴纳印花税的报纸。到19世纪，激进报刊又迅速在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蔓延开来，咖啡馆内大声读报已是常态，这种情况使得报纸实际读者甚众。据赫里斯和爱泼斯坦估计，每份报纸约有20位读者。[69]另外，印花税引发的版面改革推动了报纸外观的轻薄化，报纸可携带性提高了，单人移动大量报纸成为可能，邮政就渐成报纸派送的重要方式。随着印花税的不断加重，政策对于缴纳印花税报纸的倾斜也开始展现出来：1785年，政府免除了邮政系统的过路费，缴纳印花税的报纸可以免费使用国家邮政系统。这使得从伦敦邮往其他地区的报纸数量从100万份上升到了到1796年的860万。[70]另外，纳税即许可的理念实质上是先盖章再印刷的事后审查模式，对保障新闻信息的时效性有利，与以邮政投递和街头贩售为主流的现代报纸传播模式相契合。
　　印花税客观上促成了18、19世纪报刊“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并存的模式，报业一只脚走向街头和邮递，另一只脚还留在咖啡馆内，非法报刊于此存续了相当时间。但随着19世纪廉价报刊成为报业主流，时效性差、受众面窄的咖啡馆传播很快就被淘汰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1便士报纸出现以来，如果我们自己不买报纸，那么就没有地方可以看到报纸了。” [71]
　　本文聚焦于1712年-1861年英国报刊印花税政策，跳出传统视角，将印花税当作一项传媒政策进行分析。基于史实归纳出这一政策非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进而导出了印花税对于英国报业的复杂影响。对言论自由和激进报刊的打压只是其中之一，但却被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放大并定于一尊，这样的态度未免显得有些片面。一项传媒政策的出台，其后的诸般效应需全面考察，不可只顾前门拒虎，放任后门入狼。因此，我们在未来关于报刊史的研究和书写中，可以更多地引入政治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将会更有利于还原报刊史的全貌。■
　　
①G.A. Gran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Newspaper 1700-1760.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2:38.
②ColletC. &HolyoakeG.History of the Taxes on Knowledge: Their Origin and Repeal,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89-90.
③陈力丹：《外国新闻传播史纲要》第8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第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美]威尔伯·施拉姆、弗雷德·赛伯特：《报刊的四种理论》第28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⑥R.M. WilesFreshest Advice: Early Provincial Newspapers in England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5:18.
⑦SadlerP. and Oats, L. This Great Crisis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British Tax Review, 2002 No.4:3.
⑧[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37页，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Martin Conboy,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102-107.
⑩张妤玟：《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11]G.A. Cranfield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Newspaper 1700-1760London: Clarendon Press1962:21-22.
[12]R.M. WilesFreshest Advice. Early Provincial Newspapers in England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5:27.
[13]邓锐：《英国早期地方报纸1700-1760》第22页，2012年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14]Pickering D.The Statutes at Large17 ‘62-1807. (Cambridge: Printer to University. 5&6 Will & Mary C.21.
[15]10 Anne c.19Ⅰ. http://statutes.org.uk/site/.2018-12-26.下文所涉法案均出自该网站及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Acts_of_Parliament_in_the_United_Kingdom
[16]一印张（sheet）等于四页（page）。
[17]四国同盟战争，1718年爆发的英国、荷兰共和国、法国和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对西班牙的战争。以1720年西班牙战败，与盟国签订《海牙条约》结束。
[18]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又称两次西里西亚战争。是欧洲两大联盟为争夺奥属领地于1740年爆发的战争，英国联合奥、俄、荷等国与普、法、西等国在中欧爆发的战争。1748年，各方财政亏空，无力再战，以签订《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告结。
[19]七年战争，发生在1754年-1763年，主要冲突集中于1756年-1763年。英国与普鲁士联盟对战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战场覆盖欧洲，北美，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和菲律宾群岛。1763年，以各方签订《巴黎和约》结束，英国夺取了加拿大和印度。这场战争在印度表现为普拉西战役。
[20]11 Geo I c.8XIII,XIV；30 Geo II c.19；16 Geo III c.34；29 Geo. 3 c.50 51；34 Geo. 3 c.10 11 14 72；44 Geo. 3 c.110；55 Geo. 3 c.101; 55 Geo. 3 c.184.
[21]1832年，林顿作为辉格党人向议会提交议案建议取消印花税。1851年后，林顿转投保守党。
[22]3 & 4 Will. 4 c.23.
[23][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8页，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6 & 7 Will. 4 c.76.
[25][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20页，栾轶玫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16 & 17 Vict. c.59；18 & 19 Vict. c.27.
[2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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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先令=12便士。
[33]OatsL. & Sadler, P. (2004)Political Suppression Or Revenue Raising? Taxing Newspaper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The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Vol. 31No. 1 (June 20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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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令，纸张计数单位，等于5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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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第109页，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6]实际上，有一部分激进报刊是缴纳印花税的，如《北极星报》、《伦敦快报》等，但其立场都是反对印花税的。
[57]Martin Conboy.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93-94.
[58]伦敦快递报，1836年9月17日.转引自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第113页，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9]陈力丹、董晨宇：《英国新闻传播史》第12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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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Gloucester Journal12 April 1725.转引自邓锐，《英格兰早期地方报纸》第25页，2012年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65]39&40George IIIc.72.
[66]44George, c.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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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黄怡华：《18世纪英国出版业初探》第14页，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7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50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王润泽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汉威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