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忠 赵佳鹏
　　【本文提要】为配合完全诉诸国联的外交政策，国民党当局发动了持续三年多的“九一八”反日国际宣传战。本文基于原始史料首次勾勒了“九一八”反日国际宣传战历史概貌。反日国际宣传活动揭开了中国促成“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序幕，中国现代公共关系由是发轫。受制于国民党内耗性权力结构，原本稀缺的外交外宣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中国国际宣传被动局面未得到根本改观，其教训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强化国际公关，扭转中国国际宣传被动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民党 中国反日国际宣传战 九一八 国联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中国反日国际宣传活动受到学界关注，产生了一批富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多以特定机构、事件或代表性人物的个案研究为主，其中对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1943年宋美龄访美、中国共产党海外抗日宣传活动的研究较为集中。①总体上多聚焦于全面抗战时期，对局部抗战时期的反日国际宣传关注较少，一些著述更是以1937年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成立为起点书写中国抗日国际宣传史。历史具有自身的起承转合，忽略了中国早期反日国际宣传活动，也就不能深入理解全面抗战期间的国际宣传活动。
　　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未能突破新闻宣传、舆论动员的研究范式，多致力于国际宣传机构、宣传活动、方略技巧与效果的历史考证，对国家外交政策与国际宣传的互动关注甚少。国际宣传以国家外交政策为根本宗旨，服务于一国外交政策，是“国家外交的自然延伸”。②民国时期东亚权势格局的客观制约，使中国反日外交与外宣的主要对象是友邦而非敌方。如何使外宣配合外交，如何在日本反宣传中传播中国声音、争取英美诸国舆论支持，使其调整政策、早日制裁日本并给中国实质援助，始终是中国反日外交与外宣的根本目标。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序幕。事变发生后，在战不能、和也不能的困局下，国民党当局决定依托《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取诉诸国联的“不抵抗”政策，在国际领域展开了持续三年多的大规模反日国际宣传战，迫使日本于1933年3月退出国联，成为“世界孤儿”。③学界对之研究甚少，面目较为模糊。基于此，本文依托档案、日记、报刊等大量原始史料，首次爬梳勾连“九一八”事变期间（即事变爆发至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反日国际宣传活动，呈现这场以诉诸国联为核心目标的反日国际宣传活动的总体面貌和特殊景观，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不是为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平反，而旨在通过历史个案探索弱国的外交、外宣，内政、内宣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政党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多重实践角色，深入理解中国现代进程的艰难曲折。对历史对象的揭示越深，就越能体认其深层本质，感悟人性，沉淀思索。而国民党主导的中国反日国际宣传运动的“失大于得”，有助于加深对国民党政府反动本质的历史认知；本文对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警惕日本右翼势力、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史鉴意义。
　　
一、事变初期完全陷入被动，仓促“激活”多种外宣渠道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先后炮制了“中国非国论”、“中国政治无能论”、“中国顽迷愚昧论”、“满蒙并非中国领土”和“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等谬论，成功在国际领域将自己塑造为新兴强国，中国是专制媚外的弱国形象，④为“领有满蒙”做好了舆论准备。1931年9月18日晚10时，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进攻沈阳北大营，同时切断电话线，封锁消息，谎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日本主流媒体紧跟其后大肆传播“中国兵破坏满铁”、关东军“紧急情况下迫不得已行使了自卫权”的谎言，⑤将事变责任归于中国“‘排日’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谣言、日本“自卫”声音在国际上先声夺人，“自卫”说遂成为日方外交自我狡辩的说辞，中国国际宣传陷入极端被动。落此局面，关东军绕开日政府精心策划突然袭击，国际宣传力量强大是外因，内因却是国民党当局抱“无论其（日人）如何行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⑦的侥幸心态。1928年，蒋介石在济南“五三”惨案中意识到了日本而非苏俄，是中国最大外患，继而将外交由东京路线调整为华盛顿路线。⑧事变前多种信源向张学良等发出战争预警，⑨国民党当局和东北军却仍沿用济南惨案延宕手段，“万方容忍”的避战立场，对事变不作任何预案，致使关东军偷袭成功并远超其战略预期，日本军部在国内势力借此上升，日本侵华政策确立。⑩可见国民党蒋介石误判形势的严重后果。
　　18日晚10点事变发生，19日晨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区，“卯时”（晨5点），张学良接到事变消息，紧急召集北平东北要员商议，[11] “皓卯”（晨5点至7点），张季鸾电监察院长于右任，于电告江西剿匪途中的蒋介石。[12]蒋即电告张学良要其辟谣，张于同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我军抱不抵抗主义”，[13]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公使抗议却说“与沈阳华军冲突”（20日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同时电国联代表施肇基向联盟报告，向签字《非战公约》各国通告。[14]是日晚，戴季陶、宋子文等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媒体方面，本日国内仅有《大公报》一家刊发80字简要报道，国外日本媒体却大肆渲染，路透社等国际通讯社也广泛发稿，《纽约时报》等欧美媒体也做了报道，信源来自国际通讯社或驻日记者，对日方多有偏袒，日本侵占东北成为国际热点事件。20日，张学良通电及日本侵占沈阳被《申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等国内媒体广泛报道，国内民意激昂，群情惶惑无主，出兵抗日、镇静观变、妥协退让多种声音并存。《中央日报》首次报道沿用张学良通电说辞，强调“我军奉令未加丝毫抵抗行动”、“长春驻军尽被缴
　　械”。[15]做此得罪抗日舆论的定调宣传，是国民党当局避战思维的延伸，隐含了驳斥日方谣言的外宣意图，也埋下了诉诸国联的伏笔。21日蒋回京，22日正式确定军事不抵抗、外交不屈服，诉求国联，不予日本直接交涉，尽力拖延与日本直接摊牌的对策。诉诸国联，即“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侵略行动”。[16]26日国联第一次调停失败，“不抵抗”宣传未取得预期效果，“不抵抗”转而成为民意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正当理由。
　　9月28日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被爱国学生殴打，王以养伤为由坚决请求辞职，成为国民党当局加强外交与宣传的契机。9月30日特种外交委员会（下简称外委会）成立，国民党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任主任委员，宋子文任副主任委员，于右任、丁惟汾、邵力子、邵元冲、陈布雷、孔祥熙、吴铁城、李煜瀛、朱培德、贺耀组等为委员，后陆续增加颜惠庆、陈绍宽、罗文干、顾维钧、杨树庄、程天放、熊式辉、朱兆莘、何应钦等“当时在宁几乎所有政要”成员。经常出席的却是孔、宋、吴、李、朱、贺及蒋指定的戴、陈和二于、二邵等12
　　人，[17]可见蒋介石基本掌控外委会的外交决策。10月1日外委会通过《加紧对内对外宣传工作案》，决定“应选择每日经过事实尽量宣传”。[18]此时距事变已过13天，国际舆论仍倾向日本，“如何联合世界公众之舆论，消除一般自私者之重心” [19]成为外委会的重要任务。在外委会全面统筹指挥下，“搜集事实，宣布世界” [20]成为中国外宣的根本宗旨，驻外公使、党政要员、新闻媒体、外籍记者、民间力量等可利用的宣传力量被“激活”，中国反日国际宣传有所起色。
　　驻外公使、党政要员积极展开外交公关活动。迅速选派驻美公使颜惠庆赴美，王亮畴（宠惠）留欧宣传，[21]加强古巴、智利、秘鲁等国联成员国的外交工作，争取各国驻国联会议代表能“协助”中国。[22]驻日公使蒋作宾在10月6-8日密集拜访荷兰、智利、英、西班牙、瑞典、德、葡萄牙等国驻日使节，与其交换意见，“具认满洲事可危及世界和平”。[23]蒋介石、王正廷、孙科、陈布雷等党政要员及外交部、中宣部等负责人密集拜访在华各国公使、国际友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或接受欧美记者采访，仅据《中央日报》统计，1931年9月24日至1932年1月31日，王正廷、张学良、中宣部等接受记者采访或召开记者会有14次。同时，外交部各驻外使馆详细调查当地媒体舆论，定时电告国内，为国民党当局制定外交与外宣政策提供参考，[24]国民党当局也动用多种力量尽力收集、整理日本侵占东北的最新证据，并及时向国联中国代表及各驻外使馆通报。
　　紧急动用所有国际通道。当时，国际海底电报线路基本由英国大东、丹麦大北等外国电报公司控制，[25]通往欧美的电报线路主要是丹麦大北公司的上海-香港-欧美线，其次是真如国际发信台的上海-旧金山线（1930年12月开通）。基于此，自1931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每月追加500元海外电讯费至5800元，10月又加拨10万元国际宣传经费。[26]500瓦的中央台及时增设日语广播，有能力的地方台增设英语、日语广播。发稿限于地方一隅的中央通讯社迅速与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接洽，[27]并派特派记者驻日内瓦，采访国联消息。[28]因国内报刊很少发行到欧美，国民党重视国内英文报刊，加大了对海外党报及华侨报刊的支持力度。1931年11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程天放公开宣称，海外党报请求津贴者“中央无不乐予扶助”。[29]事变后三个月，《英文时事周报》和《英文民族周报》发表日本侵华暴行报道达50余篇。[30]此外，还利用小册子、传单。1931年9月至11月，中宣部付印英文小册子《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31]10月印刷外文版《告世界民众书》传单（英文8000份，法文4000份），并以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名义由上海寄发各国。[32]尽可能利用在华外媒与外籍记者。事变前国民党以停止邮寄特权、电报检查、驱逐出境等手段严控外媒与外籍记者。1929年禁邮《华北明星报》、《字林西报》，驱逐《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Hallet Abend）；1930年2月拟定《外报登记办法》10条。事变后放松管制，以恩惠、私谊、津贴、提供便利等手段拉拢。蒋介石多次指示给外籍记者便利。1931年10月4日，蒋嘱托中国基督教会总干事余日章应鼓励“各国新闻记者往东三省”，[33]10日蒋电张群、熊式辉，嘱咐上海电报局检查员“万勿迟延，尤其勿可删改”外国新闻记者拍发电报[34]等。
　　通过海外党部、留学生、社团等展开国民外交。1931年9月30日，戴季陶提出寻求“国民的外交行动之合作”，12月8日重申国民外交，进一步向日本朝野做宣传工作。[35]11月10日，国民党中执会通过《改进宣传方略案》，规定今后国际宣传应“指导海外党员、使领馆人员及留学生等共同担任”。[36]国民党中央党部命日内瓦支部就近在国联进行对外宣传；命驻法国总支部联系并与东北学生会招待巴黎新闻记者，“所有演讲词均经各报载”。[37]旅欧学生组织抗日救国后援会“不下十余处”，他们编写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小册子，分送欧美各报馆，组织演讲，发表宣言。[38]在蒋的推动下，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会议（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在第六日将原本未列入议题的“满洲问题”提出讨论。[39]此外，国内各种反日同盟、社团纷纷成立，它们纷纷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对中国反日国际宣传活动有所补充。
　　与此同时，外委会也根据实际情况，在批评声[40]中改进组织工作，加强信息与情报收集，改进传递与发布等工作。10月15日，外委会将宣传部、外交部情报司重组为“特别情报部”，命陈布雷、程天放、樊光（外交部次长）、刁敏谦（外交部司长）“切实负责所有发出通信”，[41]强化资讯把关。11月17日外委会增设宣传组“加紧对外宣传工作”，陈布雷、罗文干负责。宣传组决议今后宣传应特加注意驻华各使领，拥护蒋介石所发言论，利用各种公文书，要求顾维钧、朱兆莘以个人名义多做国际宣传工作，派专门人员研究条约上及铁路问题上对外宣传文字，驳正日方违反事实之宣传等。[42]综上所述，外委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外交与外宣的混乱状态，使中国反日国际宣传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如使英美诸国认清了日本霸占东北的战略意图，国联做出日本限期撤兵的决议，使日本侵犯锦州、扩大战事陷入外交被动，但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如外交方针受到粤方等干扰，内部有中日是否直接交涉等争议，外宣仓促启动，杂乱无章，不能及时有效驳斥日方谣言等。1931年10月5日《大公报》抨击道，对外通告“未尝电达域外，公告各国，根本上且未曾译登于中国之外报”；“驻外人员于本国情形，类多隔阂”；国际宣传“标语笼统，口号简单，复易予外人以华人一般的排外之印象”；新闻发布“多取新闻报告形式”，鲜有官方有责任的公告发布，中国信源在外人中的信誉度有所降低等。[43]随着宁方在宁、粤权斗中的暂时失势，1932年1月2日外委会以“外交当局负责有人”为由被撤销。
　　
二、事变中后期国际公关网络初步成型，局势有所改观
　　1932年1月，东北全境陷落。为转移国际视线，成立伪满洲国，日本转而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蒋介石重返权力中枢，对之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与日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转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不绝交，不承认伪满洲国，幻想依靠国联迫使日本从东北撤兵。日本则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将扫清东北抗日力量、侵占察哈尔、完全霸占满洲作为下一步侵华目标，对南京政权暂未造成根本性威胁。国联于1932年1月21日成立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满洲事件”。同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谴责日本侵华罪行。日本遂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联。此为“九一八”事变的中后期。这一时期，由于中日紧张关系趋于和缓，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民党当局外交与外宣重心转入了以李顿调查团为中心的不承认伪满洲国、孤立日本、争取英美支持的后“九一八”时期。此时期，蒋介石完全主导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与外宣工作，下发了诸多手令、电报等。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自1932年1月1日到1933年4月30日，蒋关于国联外交或反日宣传的电令、指示有53条。根据蒋的指示，国民党当局继续改进外交与外宣工作，以期扭转被动的国际宣传局面，实现外交目标。
　　1. 强化大众传媒建设，有限扩充国际传播渠道
　　济南惨案，国民党当局决定诉诸国际舆论，即面临国际传播渠道严重匮乏的窘态，多次呼吁重视却未见切实行动。[44] “九一八”事变初期国民党渠道匮乏的焦虑感更强，迫于形势也未着手建设。淞沪停战后，蒋介石才着手推动《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的改革，壮大党营媒体，扩充国际传播渠道，“民强党弱”媒介格局遂有所改变。1932年5月，蒋任命程沧波、萧同兹分别负责改组《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程上任后即着手改革，使《中央日报》确立了最高党报地位，日发行量跃升到3万份以上。[45]经萧同兹改革，中央通讯社成为垄断国内信源的第一大通讯社。1932年7月至1934年1月陆续收回路透社在中国除上海以外各城市的中文发稿权，建立北平、天津、汉口、西安和香港五个分社的电台，增加了以亚洲各国为对象的英文电讯稿，1933年12月、1937年1月又分别与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订立新闻交换合约。[46]中央电台的扩建工作1932年11月完成，11月12日重新开播。75千瓦广播信号覆盖东至夏威夷群岛，南至新西兰，西至西藏，北至外蒙古，“昼间可达4千里，夜里可达1万里”。[47]开播当月14、15两日，中央台即开通日语广播。[48]外交部即令亚洲各使领馆装置收音机收听，并将所得新闻布告译成当地文字发送各报。[49]1933年中央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节目体系，每天播音增加到11个小时，“对于东邻日寇，给它不少的精神威胁和打击”。[50]国际电信方面。“一二八”期间，日本破坏了大东大北海底电线，又在杨树浦至吴淞港一带铺设新线以“保护与军部联络”，[51]此时“通往国外电讯全恃真如台”。[52]国民党不得不在增加国际电报费的同时加强短波电台的建设。1932年9月中宣部将国际宣传电报费每月1万元列入预算；[53]1932年11月起，外交部始“利用真如无线电台播发国内重要新闻，令驻欧美各使馆每日接收”，“每月发电经费十一万八千元，每日以有线电拍发消息至日内瓦、华盛顿、伦敦、巴黎四处”。[54]早在1931年2月交通部将所辖国际通信大电台筹备处与中菲电台、枫林桥支台等合并，成立国际电台。1932年后，国际电台成为中国自主的唯一国际通信渠道，该台先后开放中越（1931）、中瑞（1932）、中苏（1933）、中英、中日（1934）、中意（1935）等电路，到1937年6月，国际无线电台开放的直达电路达14条，加上地方政府及交通部所办线路，国际通信直达电路共24条。[55]国际传播渠道建设非一日之功，实取决于国家综合实力。国民党只能在有限经费下加强党营媒体、电信事业的基础建设，有限扩充国际渠道。
　　2. 收紧国内舆论，努力统一宣传口径
　　宣传口径不一，易给敌方口实，使外交谈判陷入被动。事变发生时，外交部首次抗议使用“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邵元冲批为“尤为贻人口实”。[56]事变发生后时而提出与日直接交涉，时而主张出兵抗日，时而宣传与日绝交等，均不利于外交谈判，蒋介石痛感中央处于内外夹攻之中，“报章舆论又被反动派所蒙蔽”。[57]淞沪停战后，蒋着手“切实处置”舆论界：（1）下令《申报》和《生活周刊》禁邮，整肃民营报刊，收紧国内抗日舆论，努力将抗日舆论纳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框架内；（2）委派亲信掌控国民党中央媒体，使《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听命于己，保证中央媒体的声音一致；（3）训令党国要员对媒体谨言慎行或具体指示如何表达。此类材料多以指示、手令形式出现，如1932年10月7日电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贺耀组“凡与国际有关事件尤不宜在报上轻易发表谈话”；[58]12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要其与萧同兹商议如何驳斥“中央将派戴季陶赴日直接交涉东案”谣言；[59]1933年热河事件后，指示中宣会主任邵元冲北上主持宣传，推进“办理与外国记者接洽联络”；[60]3月13日电何应钦“古北口喜峰口如本日仍在我军手中，应对各报正式声明，以免倭寇反宣传” [61]等；（4）针对欧美“常感我国政局不定”的不良观感，[62]劝告地方军阀息战，以免贻国联口实，堵住日方借口。[63]如1932年9月21日电韩复榘、刘珍年息战，以免“国际轻蔑”；[64]10月2日致电四川各军政首脑“西南之纠纷”必贻国联会议“极不良之印象”；[65]11月29日电毛光翔妥善处理“黔局”以免干扰国联“开会”；[66]1933年1月25日复电王家烈，贵州“内讧”事关“国际观听”，[67]顾维钧等驻外公使也向韩复榘等地方军阀发出联名通电，呼吁停战息争[68]等。但在日本进一步蚕食中国，爱国民族主义兴起，蒋介石“攘外安内”的复杂格局内，“抗日”也是凝聚反蒋力量的动员符号，故蒋不可能统一国内反日宣传的口径。
　　3.继续整合多种外宣资源，中国国际公关的网络初步形成
　　国际宣传向来是国家主导，多种传播渠道与资源的整合传播。大众传媒只是其中最主要的国际传播通道，人际、组织、小群体、公共演讲等也是重要且不可少的传播方式。国际大众传媒的严重匮乏，使国民党当局整合在华外籍记者、外交资源、民间团体、国际组织等传播渠道的渴望更为强烈。淞沪停战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了这方面的布局，中国反日国际公关的网络由是初步形成。
　　继续重视并规范化管理外籍记者。外籍记者向来为国民党当局所重视，却始终有无法有效利用的问题。本时期除沿用私谊、津贴、供稿、提供便利等常规手段加强与外籍记者的情感联络外，还出现了高薪聘请外籍记者、与外籍媒体合作等新手段。1933年外交部高薪（月15000国币）聘请日内瓦通讯员白克氏（Julius Becker）协助中国记者“草拟发至外洋之电报”，“改善政府与外籍记者的关系”；[69]蒋介石也通过与英文报界有广泛人脉的董显光加强了其与外籍记者的联络。[70]中国利用外籍记者，日本也利用，日本豢养的爱尔兰人高曼（George）、美国人亨利·金纳（Henry W.Kinney）等美英籍记者就为其侵略辩护，[71]又加之事变初期国民政府急于将真相传到国际领域，对外籍记者的报道几乎毫无审查。本时期，国民党改变了事变初期的放任态度，采取注册、警告、禁止邮递、吊销拍发新闻电报凭照、津贴、奖励等手段加强管理。1933年，经外交部与交通部协商，《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证规则》出台，该规则要求外籍记者向交通部申请新闻电凭照前须先向外交部情报司注册。“对我国有恶意宣传之行为”者，情报司有权拒绝其注册证之申请或取消已有证件。[72]充分利用民间团体。以民间团体、知名人士在国际领域表达可使接受国民众感到一国的民意力量，此乃外宣的常规策略。国民党当局亦运用之。1932年10月，南京民众致电国联请其“从速开会”，1933年1月陕西民众团体致电国联“请制裁暴日”等；[73]1932年12月7日蒋介石电张学良“对于国联我方应设法多用东北民众或团体名义发表反对暴日及伪组织之文电，提交日内瓦以破奸计”。[74]本时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会（1932年5月27日）、江西国际问题研究会（1932年7月17日），南京国际问题研讨会（1932年12月）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它们通过出版刊物，组织演讲、交谊会，举办研讨会、研究班，致电国际组织，派员赴国外宣传，为来华友人、记者提供材料等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国民外交，成为中国国民外交的重要力量。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会秉持“外交枢纽，固在政府，而国民外交之运用，实为政府最有力之后盾” [75]理念，创办专业刊物《国际》，致力于招待外籍友人，联络国际感情，开展民间国际外交活动等。中国国际宣传社[76]在政府协助指导下“以团结民族力量，扩大海外宣传，作政府之后盾，求达到外交上最后之胜利”为宗旨。1933年2月该社经交通部批准“免费广播国际消息”，每日夜间12时欧美各国同时皆能接收。4月又成立海外宣传部，推曾任外交部司长的张祥麟“赴美联合当地华侨，筹设办事处”，于当地就近联络宣传。[77]遴选驻外使节，盘活海外宣传资源。驻外使节是现代国家交往的官方纽带，一国海外宣传的神经中枢。蒋高度重视外交人员的遴选，派驻国际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活跃在国联、美、英等重要国际舞台。如顾维钧曾为国联李顿代表团中方顾问、驻法公使，颜惠庆曾为驻美公使、国联首席代表，郭泰祺为驻英公使、蒋作宾为驻日公使，刘文岛为驻德公使等，在外交部指示下，驻外使馆成为联合、组织海外华侨、留学生开展国际宣传的中枢，为其提供宣传材料和资金，同时利用演讲、投稿、宴会等方式向所在国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展开反日国际宣传。如1932年7月，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赴任途经美国时，访问美政界要人并赴《纽约时报》欢迎宴，向报界宣传抗日。[78]重视国际组织等公共平台。国联、太平洋国际会议等国际组织是中国反日国际宣传的重要平台。除通过中国在日内瓦的常驻代表及时展开国联外交外，凡是中国人能参与的国际组织，国民党均派员参与，并在会议期间散发反日宣传材料或展开演讲。如1932年7月3日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前往参加比赛的刘长春等选手，其目标“在打破傀儡组织及日本之谣言，并拟乘机宣传东北真相，（参赛）成败在所不计”；[79]1933年8月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中国亦派代表参会，满洲问题再次成为重要内容，[80]出席会议的刁敏谦趁机散发外交部专门编印的《满洲国如何造成》一书。[81]4.围绕李顿调查团来华，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战役
　　1932年3月，国联决定派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国民党抓住这一契机，调动各方资源，开展了持续数月、规模庞大的国内国际舆论宣传活动，使调查团做出了有利于中方的结论。期间无论是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郭泰祺、顾维钧、吴铁城、罗文干、叶楚伧等国民党高层人士，还是国内新闻界、商界、知识界或地方社会团体，均奉国联调查团成员为贵宾，热情招待国联调查团成员（日方成员除外），动用行政力量既尽可能地帮助调查团获取事变真相的所有证据，也通过即席演说、文字材料、事件见证人等渠道尽可能表达诉求。
　　1932年3月14日，国联调查团抵沪时受到隆重欢迎，上海全市遍贴欢迎调查团、拥护盟约公约、制裁日本暴行等中西文标语；外交部特以部令设宴招待国联调查团委员会成员，专与地方当局筹备招待国联调查团一切事务。[82]同日，蒋介石电令蒋光鼐提供淞沪战役我军伤亡概数，提前拟定调查团视察防区的“答复词”，并令其“通知全体官兵”。[83]15日调查团获郭泰祺、顾维钧及上海市长吴铁城等宴请。[84]17日又获顾维钧和上海新闻界等宴请。27日调查团抵南京后，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外长罗文干分别宴请。30日蒋介石向调查团表示“政府更愿供给材料以供诸委员之参考”等。[85]4月9日，国联调查团抵达北平，11日获张学良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86]宴请时，党国要人均向代表团痛陈日本侵略罪行，媒体予以报道。调查团中方代表顾维钧全程陪同调查，全力做好服务与沟通工作。外交部则组织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北平外交研究委员会、驻朝鲜总领事馆、铁道部等系统尽力搜集日军占领东北地点图、日本恶意宣传中日共荣、日本侵略东北航权、天津事件、万宝山案引发朝鲜人排华、淞沪各校“一二八”事变损失调查等日本侵略中国的铁据，提交给国联调查团。[87]此外，国民党还指示《中央日报》等国内媒体，集中报道国联调查团在华活动，顾维钧“极愿与报界合作”，[88]及时提供了相关资讯。如调查团准备出关调查时，伪满政权拒绝中方代表进入，顾维钧4月12日愤然向“日记者十数人、美记者一人及华记者数人”通报，并就安全问题及时向国联报告。[89]综上，本时期国民党当局虽努力构建中国国际公关网络，整合各种传播资源，取得了李顿报告团来华等重大宣传战役的胜利，但受制于国民党内耗型权力结构，国民党建构的中国国际公关网络仅初具形态，在资金、人才、宣传口径、策略等方面仍有诸多问题。中宣会主任邵元冲常叹道“经费屡屡核减，实属无法维持”，他对1934年筹设中的国际宣传设计委员会深感“事难推进，恐仍为具文耳”。[90]1934年8月15日《北平晨报》抨击道：“我国国际宣传久成重大问题，而未闻当局有何切实改进计划”；“驻外使领馆多成养老机关”，新的宣传机关往往变成“长官位置私人之工具”。日本侵略中国时，“当局无瑕计划，迨事变稍定，当局又置诸脑后” [91]等。
　　
三、国民党反日国际宣传的历史评析
　　193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的条件是“第一，中国团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92] “三个条件”都不具备的1931年，国民党当局取诉诸国联的外交政策，实为战不能、和亦不能困局下的无奈选择。当时，美、英诸强操控的国联是其维持国际秩序的工具，日本侵占东北触到了却未侵犯美、英、苏诸强的远东核心利益，故他们采取绥靖日本、道义支持中国的两面政策，注定了中国国联外交的失败。国联的两面政策，国民党当局心知肚明，[93]却执意完全诉诸国联，[94]而非诉诸国联与出兵自救的双管齐下。其置民族利益于险境的无奈既源自蒋介石对日开战必亡的战略预判，更在于国民党当局缺乏人民的真正支持，无法将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是完全诉诸国联政策，就成为国民党当局“不抵抗”、回应国内抗日舆论诉求的正当理由。
　　外交政策为外宣的灵魂，外宣是外交的自然延伸，内宣应为外交、外宣提供民意支持。诉诸国联政策自然是国民党主导的中国反日国际宣传活动的根本宗旨，其宣传话语应配合诉诸国联政策，为中国外交谈判提供事实、舆论、信息等支撑。这方面，国民党的宣传话语存在着配合不到位、彼此拆台的内耗问题，内宣因“不抵抗主义”遭到了抗日舆论和粤方的诟骂，外宣也备受舆论抨击。这在于国民党外宣的仓促应战，缺乏全面的战略传播规划，宣传策略、技术不成熟，宣传人才、资金缺乏，宣传渠道匮乏等，更在于宁、粤双方在国家危亡时刻争权斗气及地方实力派拥兵自保的观望心态，但也不能由是否定国民党反日国际宣传活动的历史价值。史实是：“九一八”反日国际宣传活动正式揭开了中国促成“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序幕，让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日本尔虞我诈、侵略中国的丑恶嘴脸，日本国际信誉丧失，退出了国联，国际社会对中国遭遇产生了同情心，[95]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反日国际宣传奠定了较好的舆论基础。
　　国民党反日国际宣传确有《大公报》所言“对外宣传，收对内作用” [96]的政治意图，实际效果却收效甚微。本时期《中央日报》“不抵抗主义”的宣传逻辑是，“我正在尽全力诉诸国联，你们应保持镇静，做政府后盾”。国联疲软、日本强硬、欧美不愿军事介入的事实揭破了这一宣传逻辑的虚伪，国民党的政治威信由是彻底丧失。淞沪停战协定公布后，国民党误国祸国成为主流舆论的共识。[97]内宣失败，自然连带外宣。对此困境，蒋介石以政治高压管控抗日舆论，改革做大国民党中央媒体，集中精力“剿共”，加快谋求个人集权等多管齐下，走上了政治高压主导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整合道路。以政治高压强扭爱国情感，使之服从权力意志的抗日战略，势必使后者对权力中枢产生既无奈又仇恨的复杂情感。换言之，国难危亡面前，团结抗日需要权力中枢，蒋介石却是当时中国政治环境中固执、怯懦且唯一的领导者。怎么办？只能在抗争中规劝、教导蒋介石，希望他某一天能够觉醒。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大公报》在西安事变中坚定拥蒋，即是这一复杂矛盾心态的生动体现。这一复杂矛盾心态也是中国各利益集团、社会团体支持或愿意参与国民党主导的中国反日国际公关活动的重要动力。他们的广泛参与实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反日国际公关的一次大规模实战操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实践应在局部抗战而非全面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活动中发轫。[98]程沧波“这一个阶段是最堪回忆，也是回忆中最觉辛酸苦辣的” [99]的事后表白，可谓本时期国民党中上层官员的集体心理写照。在领土丧失遭遇内争不息，国联同情却不支持，日寇强硬，权力中枢执意依靠国联的结构性困局中，执国民党宣传之牛耳的程沧波面对日本侵我东北又造谣污蔑，宣传人才、资金匮乏，组织紊乱，舆论指责，中枢依赖国联的的局面，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愤、无奈又要强打精神自欺的痛苦可想而知，其回忆自然“最觉辛酸苦辣”。这种复杂感情亦是国民党加强党营新闻事业建设，整合多种传播资源及成立国际宣传处统筹中国国际宣传资源的重要动力，但这一复杂感情实源于国民党不敢壮士断腕，打破本阶级利益格局所致。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国民党当局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活动的一些历史面相，后续研究可结合日本档案，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媒体报道等材料揭开“九一八”事变国际舆论斗争的复杂历史面相，以推动“九一八”事变研究的深入。■
　　
①如朱蓉蓉：《国际宣传处于战时民间外交》，《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经盛鸿、孙宗一：《国民政府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宣传》，《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赵庆云：《济南惨案与国际宣传》，《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郭芳：《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开展国际宣传的成功做法》，《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李习文：《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国际宣传的技巧与效果》，《新闻春秋》2014年第4期等
②张昆：《政治传播与历史思维》第1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日]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第63、64页，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④[日]李明：《日本知识人“中国论”的检证——以1920-1930年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非国论为中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第166-1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⑤[日]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第31-36页，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⑥孙继强：《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第19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⑦《张学良为对日人寻衅我方必须容忍事致藏式毅等电（抄件）》，1931年9月6日，辽宁省档案馆：《“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第15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⑧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⑨张功臣：《“九一八”事变前后外国在华记者的报道活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3期；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393-394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⑩韩捷：《“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侵华政策的确立》，《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1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395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2]俞凡：《“九一八”事变后新记〈大公报〉“明耻教战”论考辨——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
[13]《张副司令 电告全国》，《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
[1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册）第2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5]《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中央日报》1931年9月20日
[1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395、396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7]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8]李云汉：《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1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89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20]邵元冲：《邵元冲日记（1924-1936）》第7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1]邵元冲：《邵元冲日记（1924-1936）》第780、7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外交部”：《凌水自夏湾拿电南京外交部》，《张履鼇自智利电南京外交部》，《魏子京自秘鲁电南京外交部》，见《各国对东省事变之态度及舆论（一）》，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20-0101112-0012
[23]李云汉：《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410、411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4]“外交部”：《驻檀香山领事馆呈送关于满洲事件之剪报由》，见《各国对东省事变之态度及舆论（一）》，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20-0101112-0012
[25]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第223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16）第246、3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李云汉：《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41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8]孙燕京.张研：《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45册）第132页，大象出版社2012版
[29]《造成革命环境首赖宣传》，《中央日报》1931年11月4日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党务月刊》第39期第2289、2290页，第41期第2680、2716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党务月刊》第39期第2290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党务月刊》第39期第2287、2298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3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31、132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3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48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35]李云汉：《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3、174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3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257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37]《海外党部之抗日救国工作》，《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日
[38]朱偰：《日本强占辽吉在欧美之反响》，《东方杂志》1931年28卷24号
[39]《太平洋学会第六日》，《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9日
[40]11月22日国民党第三届执监委党务报告直陈“国际宣传毫无进步，致使国际上不能明了中国之地位与形势，此后务宜极力充实本党在国际间宣传之力量”。此报告在国民党四大（南京）第八次会议上通过。
[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16）》第4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2]李云汉：《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31-139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43]《国际宣传之效率》，《大公报》1931年10月5日
[44]济南惨案一年后，1929年6月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决议设置“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并将“于法德日美英等处分设海外国际宣传委员会”，“于国内重要通商口岸分设地方国际宣传委员会”列入规划，目前尚未有史料证明该计划付诸实施。
[4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廿三年）》第34页，1934年版
[4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369、370、371、3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7]孙燕京、张研：《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45册）第133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48]《中央广播电台作日语报告之经过》，《中央周报》1932年第237期
[49]《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第4页，1932年第11期
[50]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第188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1]《重光葵致芳澤謙吉電》，《満洲事変上海事件中上海ニ於ケル海底線連絡ニ関スル件》（第二九五号，1932年2月26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52]《真如电台防护周密》，《中央日报》1932年2月17日
[5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18）》第2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4]《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第4页，1932年第11期
[55]俞飞鹏：《十年来的中国电信事业》第396-402页，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6]邵元冲：《邵元冲日记（1924-1936）》第7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216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5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第52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5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第126、127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60]邵元冲：《邵元冲日记（1924-1936）》第974、9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第91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6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56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6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69、70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6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6）》第504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6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第13、14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6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第484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6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8）》第231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6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69、70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69]《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第63、64页，1933年第7期
[70]魏舒歌：《中国租界区的英文报与南京国民政府战前的国际宣传》，《传播研究与实践》，2015年第1期
[71][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第176页，黄山书社2008年版
[72]《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第55页，1933年第3期；《法规：外交部颁发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证规则》，《外交部公报》1933年第6卷第1期
[73]《京民众电国联请从速开会》，《中央日报》1932年10月2日；《陕民众团体致电国联请制裁暴日》，《中央日报》1933年1月24日
[7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第539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75]《国际问题研究会缘起》，《国际（上海1932）》1932年第1期
[76]莫克明等民间人士联合海外华侨募资十万元，1932年6月在上海英租界成立
[77]中国国际宣传社：《中国国际宣传社经过概况与未来计划》1933年版
[78]《郭泰祺过美宣传抗日》，《救国通讯》第364页，1932年第21期
[79]《刘长春之爱国表示》，《中央日报》1932年7月4日
[80]《太平洋学会讨论满洲问题》，《英语周刊》1933年第51期
[81]《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第63、64页，1933年第7期
[82]《国联调查团昨已抵沪》，《中央日报》1932年3月15日
[8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432、433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84]《国联调查团抵沪后决努力进行远东和平》，《中央日报》1932年3月16日
[8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512、513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86]张蓬舟：《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一卷）第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87]“外交部”：《搜集日本违法行为资料提交国联调查团（一~六）》，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20-010102-0262~020-010102-0267
[88]《中国代表招待记者》，《中央日报》1932年3月31日
[89]《顾维钧之重要谈话》，《中央日报》1932年4月13日
[90]邵元冲：《邵元冲日记（1924-1936）》第1137、11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1]《我国与国际宣传》，《新闻通讯》1934年第16期
[92][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8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93]1931年11月驻日公使蒋作宾认为“英不能战，美不敢战，法不欲战，俄不肯战”。李云汉：《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425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94]谈判代表顾维钧认为，中国没有抱有制裁日本的期待，“中国希望借助于国联，将问题公之于世，引起世界的注意和同情，并且，或者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15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95]国民新闻社1931年10月对美国新闻界是否支持国联要求日本撤军的调查显示，《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波士顿《先驱报》、费城《问询者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及《洛杉矶时报》“最为支持”，纽约《太阳晚报》、《晚邮报》、纽约《世界电讯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强烈反对”。总体上此时美国舆论对于日本出兵满洲“舆论慎重”。英国舆论略同于美国，《曼城斯特城卫报》、《观察家报》、《泰晤士报》的社论同情中国，《泰晤士报》的社论支持国联要求日本撤军；《每日电讯报》、曼城《金融新闻》等持观望态度。“一二八”后，美国舆论剧变，日本派赴美国之调查员亨利·金纳（Henry W.Kinney）秘密报告称，“同情于日者，或平时缄默者，今几一致责日军侵沪为惨酷残忍灭绝人道之举”。英国舆论也更多的谴责日本，称上海局势“责任在于日本的极端行动”。“外交部”：《总领馆自芝加哥电南京外交部》，《各国对东省事变之态度及舆论（一）》，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20-0101112-0012；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1.10.19P11；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1.10.26P13
[96]《国际宣传之效率》，《大公报》1931年10月5日
[97]舆论一致谴责《中日停战协定》：天津《大公报》称此次签字“在中国为大拂民意”。上海《时事新报》社评断定国民党“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魁”。胡适刊文称，国民党“渐渐失去了做社会重心的资格”。蒋亦认为“自沪战以来，舆论界受反动派之恶劣宣传，群认余为误国之人”。
[98]王晓乐认为中国现代公共关系的发轫在全面抗日时期。王晓乐：《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实践之发轫——对全面抗战时期国际宣传的历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
[99]程沧波：《我在本报的一个阶段》，《中央日报》1957年3月12日
　　
刘继忠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佳鹏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点项目“党报群众路线的百年实践研究（1920-2020）”（编号：13820154）和国家后期资助项目“社会化媒体空间表达与治理研究”（编号：18FXW01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