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旭东 张瑞瑶
　　【本文提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新闻工作者数据，分析新闻记者组织承诺与职业坚守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认为新闻工作区别于一般的生产行为，其过程强调社会责任感对新闻产品的依附作用，记者工作客观上淡化了对于自我利益的期望，因此本研究在组织承诺影响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利他主义作为核心概念。通过对聚类抽样获取的问卷测量数据的分析发现，新闻工作者总体上组织承诺较高，离职倾向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新闻工作者的利他主义感知越高，组织承诺越高，离职意愿越低；记者的他人影响感知和社会影响感知也反向影响离职倾向。结构方程模型也验证了记者工作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离职意愿，而是通过组织承诺的中介效用来产生影响。深度访谈数据显示记者编辑的利他主义来自于原生以及工作语境的教化，他们通过新闻生产和情感生产来展演利他主义。
　　【关键词】新闻情怀 利他主义 组织承诺 中介效应 离职倾向
　　【中图分类号】G216
　　中国新闻业近年来遇到了很大挑战，其中部分记者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度、满意度以及组织承诺发生了变化。不过，虽然新闻工作者对于工作存在不满意的情况，但多数记者、编辑仍选择保持高质量的新闻生产，并没有因为收入滞后等因素减少对于新闻工作价值的认同进而选择离职。
　　新闻工作者对于工作组织的承诺，既可以稳定新闻记者群体的数量，保障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也可以保证新闻产品质量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相关研究因此着重探讨影响组织承诺以及离职倾向的因素：其中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承诺对于记者工作的坚守影响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证实。①而记者工作动力、②工作目标以及工作时的优先考虑等，③都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推动作用，即工作满意度高的人组织承诺度高，离职倾向度低。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记者工作是特殊的产品生产过程，其产品作为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对社会起着教化和引导的作用，所以更需要从业者有为社会和他人服务的精神；新闻工作相对于其他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或者可以说是对于新闻的“情怀”。④在投入更多自我努力的同时，需要在自我收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做平衡决策。这种淡化自我利益的职业情怀蕴含了许多利他主义而非自我主义的因素，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新闻这种利他的特质，仅仅将新闻工作当成普通的职业来分析。退出或坚守新闻工作的背后心理因素是什么？本研究以利他主义为核心概念，使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方法获取数据，分析记者利他主义的生成与展演方式，以及这些因素与所感知的工作社会价值与工作满意度、工作承诺和离职倾向等的内在联系。
　　
一、文献综述
　　（一）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评估之后的一种总体态度。对于概念的理解既要包括人们总体上对工作是否满意，同时也要在诸如收入、发展前景等个人生活方面进行态度判断评估。⑤工作满意度对工作人员的产出以及产出的质量有直接正面影响。⑥
　　在其他各国记者对新闻业感到失望的时候，中国记者对于工作的满意度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例如1994年和2004年的全国调查都发现，中国记者有超过70%对于自己的工作是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⑦但是近年来，中国记者的工作满意度也进入下降通道，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北京记者只有43.3%对自己的工作满意，⑧这与10年前的相关数据有大约30个百分点的落差。⑨影响新闻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外部收入、⑩工作量的压力、[11]同行竞争，以及对于新闻产品质量的自我考量等。[12]（二）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是个人对于组织机构奉献才智以及保持在组织里的工作角色而非选择离职的意愿，该概念包含了认同组织总体目标以及对组织正面评价的倾向。[13]组织承诺主要包含了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持续承诺 （continuance commitment）及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14]等几个方面。中国的新闻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趋向处在变化之中，但是新闻组织在建构功能上“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定位依然存在，新闻业同时具有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种特质，在属性上新闻媒体同时属于公共服务组织和商业组织。[15]虽然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到个人工作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组织承诺的影响，但是大家普遍重视个人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个人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性正向影响个人对组织的承诺程度。[16]但是对组织核心价值的认同只是组织认同的前提因素，组织自身内部因素如组织传播参与度、人际传播参与度、收入以及升迁机会等，都会对于组织承诺产生很大的影响。[17]这预示着组织承诺是否稳定受到组织本身传播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也发现，新闻工作者的组织承诺值是比较高的，富于新闻情怀的新入职人员尤其如此，[18]可见新闻理想对于新闻工作初期的浸入度有很强的推动作用。随着工作过程的延续，记者对于组织、工作成就、社会影响和价值的评估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因素对工作满意度通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记者工作满意度降低时，他们的组织承诺也随之降低，这在西方新闻媒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9]这一发现显示，新闻工作满意度与其他工作的满意度一样，确实是影响组织承诺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上述文献，我们提出假设：
　　H1：工作满意度正向影响组织承诺。
　　（三）社会价值感知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主动服务社会的行为来源于对自己工作成果价值的评估：如果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影响和他人影响有广泛价值，这种无形的反馈会在长远过程中成为推动工作主动性的主要因素，也意味着社会交换的完成，这种社会交换还包括对于组织的承诺以及共同的信任。[20]新闻媒体在生活中扮演着监督社会的功能。新闻工作在中国需要肩负起引导正确社会舆论、服务国家建设的责任，新闻宣传工作“要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特别要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要引导人们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1]如果记者认同这种新闻媒体的基本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他们会评估自己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整体和个人，也就是考虑自己工作的社会价值。对社会的影响感知是通过影响他人、服务他人、服务自我及他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实现，这是一种对自己工作社会价值的内化规范性信念（internalized normative belief），在形成后自动引导行为。[22]由此，对于自己工作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实现的认同也将正向影响组织承诺。
　　社会对记者工作的认同与奖励激励，也是提升记者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如果他们认为获得社会奖励大于或者等于自己对于工作的付出，他们会感知到满足。[23]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奖励机制包含内在奖励和外部奖励，其中内在奖励对于记者的影响更大：如果记者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获得社会承认，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引导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成功地扮演服务社会大众的角色，工作满意度影响可能会超过物质奖励的影响。[24]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在没有生活经济压力后，服务社会和影响他人所获得的内心奖励将比外在的奖励有更长远的支持作用。记者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越重要，他们越会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于社会的价值，这种内在奖励会提升记者的工作满意度。记者如果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他们就更容易有效率地工作，并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总体满意的评估。[25]这种工作认同还表现在记者对于组织和自己工作的质量是否感到满意，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以及工作机构的新闻质量保持较高水平，甚至超出竞争对手，比如抢发独家新闻时，他们会感到更加满意。[26]基于上述文献，我们提出假设：
　　H2:他人影响感知正向影响社会影响感知。
　　H3: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组织承诺。
　　H4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
　　（四）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被定义为主动和志愿从事对他人有价值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以获取个人收益为条件，甚至行为超出了个人的社会角色要求。[27]从人性本善的角度，人类都有无私帮助别人的本能，这种利他的本性动机在各种文化中也成为传统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在东方文化中，通过个人努力甚至个人的部分损失，使社会其他人甚至整个社会获益是文化传承的道德。在社会交换理论的支持下，今天学者通常认为帮助别人是来源于利他动机，而不是人性的自我本源；[28]从事对社会有益的活动更多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习而获得的行为动机，而本能在其中扮演越来越小的作用。
　　对于利他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将行为获得的收益去除在外，即是否利他主义是完全消除了内在或外在奖励的思想和态度。[29]实际上这种争论在逻辑上是零和的，利他主义的行为方向是对他人有价值的活动，从概念上来说本身就是收益（reward），虽然这种收益不是金钱或其他物质性的反馈，心理上感受到别人得益后的满足感可以被定义为内在收益的一个维度，[30]毕竟人的行为都带有固定的结果趋向，而对于预期结果完成的评估也就决定了内在奖励的程度。虽然从事利他行为的个人在行为前可能未主动寻求物质反馈，对他人获益的追求完全是客观的，并成为继续此种行为的动力。
　　新闻工作满足利他主义的行为特点有：1.对社会中的他人有益，而且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有益；2.行为的实施不以获得外部奖励为动机，新闻工作以监督社会和服务大众为主要目标，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难以长久；3.行为是主动实施的，新闻工作需要很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了报道的成功需要很多的认知投入，甚至需要情感的投资；4.工作的受益者与行为实施者通常是陌生关系，记者作为社会的主动参与者，其新闻来源为获得的信源，但是新闻的消费者却是对记者身份陌生的；5.在某些情况下，行为的实施可能存在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损失，新闻工作者不仅偶尔需要面对人身危险，还时常需要面对工作压力，存在资本损失甚至是生命这样的成本投入。[31]由于新闻工作的利他特质，该人群在评估自己工作行为时，也会认真考虑新闻产品对于他人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有益程度。利他主义推动记者更多地记录与奉献社会，而高质量完成的新闻产品，可以提升对自身新闻工作的满意度。[32]虽然缺乏研究表明利他主义对于组织承诺的影响，但在组织传播中利他主义被认为是鼓励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收益，对于集体利益行为的认同在东方文化中扮演着影响组织承诺的重要角色。[33]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可以保持记者对所从事工作的忠诚度。记者的工作都以新闻机构为实施平台，如果记者的利他主义认知程度高，他们会认同新闻单位的总体目标，而在考虑自己的工作价值时，将个人外在收益置于次要的标准维度内，专注于是否对社会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贡献可以成为“互利性”的行为，而利他主义对于这种行为有正向推动作用。利他主义认为个人行为不以收益承诺为前提，也将支持记者保持高质量的工作。基于上述文献，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利他主义正向影响社会感知。
　　H6:利他主义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
　　H7:利他主义正向影响组织承诺。
　　（五）离职倾向
　　离职倾向是指在机构工作的职员在对各种因素进行评估后做出在近期永久脱离任职机构的决策。[34]在影响离职倾向的因素中，组织承诺是直接相关的：具有高阶组织承诺的人员更加敬业，认同组织的总体价值观，在情感上与所服务组织有情感依附，可以降低脱离所服务的职业和组织机构的倾向性。[35]对于新闻队伍的建设，维护有高新闻素养以及高工作动机与主动性的记者群体，可以保证新闻报道高效地运作。相反，新闻记者如果弱化了对新闻工作的动机与主动性，减少了对于所服务新闻机构的情感依附，则面临着脱离新闻队伍的危机，这在长期来看对于新闻质量是有损害的，因为新闻素养需要长期地培养，任何人力资源的损失都意味着新闻质量的潜在损失。离职倾向与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共同影响新闻工作质量，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三者是相互关联的体系：随着工作满意度的降低，工作承诺同时也可能降低，[36]而随之离职倾向也将会增加。[37]记者保持创造性有多种因素，但记者工作满意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持工作旺盛活力的动力之一，记者工作所包含的高强度和创造力也离不开这种持续的动力。[38]虽然新闻从业在制度上没有如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样的门槛，但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需要长期的积累，稳定的记者队伍也是新闻产品保持高质量的前提；工作满意度的降低会造成记者职业忠诚度的降低，可能的职业退出最终会影响新闻质量。有趣的是，记者的组织承诺在职业初期比较高，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尽管这种承诺的降低与工作中的利益是相对立的，因为工作时间越久意味着时间、金钱等利益投入越多，承诺降低的潜在损失也越大。[39]但是以往对于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以及离职倾向关系的研究，通常没有充分认识到记者工作与服务社会共同利益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特殊属性，即没有将新闻工作当作个案来研究。实际上，虽然记者工作满意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对低值，中国记者的满意度也在下降，但是中国记者的组织承诺还是比较高的，新闻机构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重组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记者队伍也逐渐稳定，这种稳定不能简单以工作满意度为原因，特别是在记者满意度依然处于低值的情境下，需要分析其他因素的介入作用。虽然以往的研究发现工作满意度是新闻记者组织承诺和离职意愿的现住影响因素。[40]我们认为，在记者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愿的关系中，组织承诺承担了中介效用，即工作满意度并不会直接影响离职倾向，而是首先影响记者对于组织的价值认同、情感依附以及忠诚度，而后者才直接影响是否永久离开该新闻机构的决策。基于上述文献，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8：组织承诺负向影响离职倾向。
　　H9：组织承诺对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的关系产生中介效用。
　　前述文献已经显示，利他主义对于人们从事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参与有推动作用：在遇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利他主义将成为行为继续的动力。[41]新闻工作虽然是一项职业，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需要更多的利他主义推动，否则在外在收益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难以保持工作的动力，转而可能遭遇主动离职的压力。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认同新闻工作基本原则和组织总体目标，有高阶组织承诺的新闻从业人员，更易于形成利他主义思想，这也可能成为记者工作创造性与持续性的核心动力之一，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新闻工作以及组织承诺有积极的影响，也同样是离职意愿的主要逆推因素。虽然当下新闻工作的收入等有关个人外在收益部分相对于其他行业不断下降，但是利他主义将成为内在支撑。基于上述文献，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0：利他主义负向影响离职倾向。
　　H11：组织承诺对利他主义和离职倾向的关系产生中介效用。
　　
二、理论模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利他主义、他人影响感知、工作满意度等与组织承诺以及离职倾向的关系，本研究发展了影响模型。按照图1显示，模型从利他主义、他人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三个变量开始，其直接或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以及组织承诺，最后会影响离职倾向。该模型基于利他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文献，试图扩展我们对于研究假设中相关概念关系的认识。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使用问卷调查法来获取数据并验证假设，同时为了更加深入发现社会情境对于不同新闻工作者产生的影响差异，弥补量化测量方法的不足，本研究又使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来获取与分析质化数据。
　　（一）问卷调查
　　为应对记者人群不易获得的特点，本研究使用聚类抽样(Cluster Sampling)。抽样过程首先将北京和湖南的各个新闻单位合并成若干个互不交叉、互不重复的集合；使用以群为单位的抽样方式抽取样本，最终确定在北京抽取包含人民日报等17家新闻媒体，在湖南抽取包含湖南卫视等16家新闻媒体；随后从被选定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媒体的每个机构中，聘用一位工作人员为调查员，对其进行研究过程及调查问卷的培训，由调查员从工作机构的人员名单中随机抽取记者、编辑、播报人员共700人，并委托其将问卷发放给被抽中的新闻人员，参与的样本人员以不记名的方式自愿填答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672份，有效回收率为96%。
　　样本中男性占51.6%，女性占48.3%；样本平均年龄34.2岁（SD=7.91，18-58岁）；67.4%的受访者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7.6%为硕士或博士，23.4%最高学历为大学专科或以下；基本收入在3001-5000元的受访者占65.5%，在5001-7000元的占18.2%，在9000元以上的占9.23%。
　　（二）深度访谈
　　本研究深度访谈使用半结构方式，首先在访谈前依照研究问题制订了详尽的访谈提纲。问题范围包括受访者的工作经历和具体新闻实践个案、职业伦理遇到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及对于新闻工作的总体评估和感受等。访谈根据受访者的具体情况和反应调整问题，避免引导和暗示性问题，以获得准确性较高的细节反馈信息。[42]访谈过程借助电话或社交媒体通过语音交流的方式进行，每个受访者接受访问的时间为60到90分钟。
　　新闻工作者是本研究的对象，在饱和抽样的原则之下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来获取能够提供丰富数据的受访者样本。[43]具体选择的原则是在以下特征基础上筛选差异化访谈个体：1.受访者服务的新闻机构类别覆盖报纸、广播、电视、机构化网络新闻媒体；2.工作职责既包括新闻机构中高层管理，也包括采编播一线岗位工作；3.工作年资上涵盖从新入职者到资深媒体工作者；4.工作地理空间方面包括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充分考虑地缘差异带来的多样化。最终，本研究在2019年5月至6月共计访问了10位新闻工作者，受访者具体资料（表1　表1见本期第46页）。
　　
四、核心变量测量
　　他人影响感知是指新闻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工作会影响其他人。该变量借用Liu和Lo的研究，[44]依据受访者倾向程度使用2个五分语义差异量表来测量，1代表没有任何影响、5代表有非常大影响。问题包括：（1）新闻报道对社会事件的了解对一般受众的影响，（2）新闻报道对政府政策的了解对一般受众的影响。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上述2个问项可以归为一个因素（特征根=1.631，解释方差=81.566%）。对所属两个问项进行平均得到他人影响感知的水平（M=3.80，SD=0.82，α=0.77），均值分数越高则显示他人影响感知水平越高。
　　社会影响感知指新闻工作者主观评估自己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社会，本研究借用前人的研究，[45]使用三个五分里克特量表来测量该变量，例证的问题包括：（1）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民众的正面效果；（2）我很了解我的工作如何有益于民众；（3）我感觉自己可以通过工作对民众有正面影响。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上述3个问项可以归结为同一因素（特征根=2.347，解释方差=78.218%）。对上述三个问项进行平均得到社会影响感知指数（M=4.10，SD=0.61，α=0.86），分数越高则社会影响感知水平越高。
　　利他主义是指新闻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主动从事对他人有益的工作而未期望获取自我收益。[46]本研究借用前人研究[47]，使用11个五分里克特量表来测量该变量，例证的问题包括：（1）总体上我是一个快乐的人；（2）我不是一个热心的人（逆向题）；（3）如果别人伤害了我，我通常会恨他(她)很久（逆向题）；（4）我是一个平和有爱心的人；（5）我是一个真诚和可信任的人；（6）如果我能够帮助救一个人的生命，我会尽我所能；（7）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每天都愿意帮忙；（8）帮助别人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9）能为别人的幸福而工作我感到高兴；（10）我的家人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帮助那些不像我们那么幸运的人；（11）我同意一句谚语：“给予比获取更好。”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上述11个问项可以归结到同一个因素中（特征根=5.405，解释方差=60.051%）。对上述11个问项进行平均得到利他主义指数（M=4.10，SD=0.60，α=0.91），分数越高则利他主义水平越高。
　　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的总体评价。[48]本研究也借用Liu & Lo [49]以及Grant [50]的五分语义差异量表，其中1代表非常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例证的问题包括：（1）工作稳定性；（2）工作物理环境(办公条件等)；（3）工资收入；（4）工作福利；（5）工作成果获得认可；（6）工作中的自由度；（7）升职机会；（8）整体而言，您对目前工作的满意程度。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上述8个问项可以归结到同一个因素中（特征根=4.380，解释方差=62.567%）。对上述8个问项进行平均得到工作满意度的指数（M=3.47，SD=0.70，α=0.90），分数越高则工作满意程度越高。
　　组织承诺是指新闻工作者对于个人所服务新闻机构的规范性认同、情感依附以及职业归属感的感知程度。本研究改编前人研究，[51]使用5个五分里克特量表来测量，例证的问题包括：（1）我将需要更努力工作使现在的工作单位变得更好；（2）我为在这个单位工作感到骄傲；（3）我对这个工作单位有很低的忠诚度（逆向题）；（4）我对朋友们说自己工作的单位很优秀；（5）我非常关注当前工作单位的未来命运。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上述5个问项可以归结到同一个因素中（特征根=2.733，解释方差=68.335%）。对上述5个问项进行平均得到组织承诺指数（M=3.88，SD=0.69，α=0.85），分数越高则组织承诺水平越高。
　　离职倾向是指新闻工作者从现有新闻机构脱离的期望程度，测试受访者离开现职新闻业的主观可能性。本研究借用Liu和Lo [52]和Grant [53]的研究，依据受访者自我评估近期离职的可能性，使用3个五分里克特量表来测量该变量，例证问题包括：（1）我计划不久就离开目前的工作机构；（2）我会尽快辞去目前的工作；（3）我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离开目前的工作机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上述3个问项可以归结到同一个因素中（特征根=2.265，解释方差=75.493%）。对上述三个问项进行平均得到离职倾向指数（M=2.60，SD=1.05，α=0.83），分数越高则离职倾向越高。
　　
五、结果分析
　　（一）分层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为验证研究假设，共进行了四个分层回归分析（见表2）。首先是正向预测组织承诺的变量，建立了以组织承诺为被解释变量的分层回归模型1；其次是正向预测社会影响感知的变量，建立了以社会影响感知为被解释变量的分层回归模型2；再次是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感知的变量，建立了以工作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的分层回归模型3；最后是预测离职倾向的变量，建立了以离职倾向为被解释变量的分层回归模型4。
　　H1假设工作满意度正向影响组织承诺，模型1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收入等其他影响因素后，工作满意度是组织承诺的正向预测因素（β=0.30，p＜0.001），与预期一致：工作满意度越高，组织承诺越高，H1得到支持。
　　H2假设他人影响感知正向影响社会影响，模型2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新闻课程等影响因素后，他人影响感知是社会影响感知最大的预测因素（β=0.32，p＜0.001），H2得到验证。
　　H3假设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组织承诺，模型1显示社会影响感知水平越高，组织承诺同样越大（β=0.15，p＜0.001），H3由此得到了支持。
　　H4假设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收入等因素后后，工作满意度随着社会影响感知的增加而增加（β=0.13，p＜0.01），H4由此得到验证。
　　H5假设利他主义同样正向影响社会影响感知，模型2显示利他主义感知是社会影响感知的正向预测因素（β=0.30，p＜0.001），与研究预测一致，利他主义感知越大，社会影响感知就越大，H5获得验证。
　　基于模型3，利他主义是工作满意度的正向预测因素（β=0.18，p＜0.001），利他主义水平越高，工作满意度越高，H6利他主义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得到验证。
　　H7假设利他主义正向预测组织承诺，模型1显示利他主义水平越大，组织承诺水平越高（β=0.39，p＜0.001），H7得到支持。
　　基于模型4，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他人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后，组织承诺负向影响离职倾向（β=-0.14，p＜0.001），组织承诺水平越高，离职倾向越低，H8得到支持。
　　模型4也显示利他主义负向影响离职倾向（β=-0.11，p＜0.05），利他主义水平越高，离职倾向水平越低，H10得到支持。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为了整体验证所提出的假设模型，采用Amos23.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根据模型初次拟合结果，删除了工作满意度对离职倾向不显著的路径，建立利他主义和他人影响感知的相关关系联系，同时通过建立观察变量误差项关联的方法修正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卡方检验不显著（χ平方=908.13，df=330，χ平方/df=2.752）。比较拟合指数（CFI=0.947）、正常拟合指数（NFI=0.919）、Tucker-Lewis指数（TLI=0.97）和拟合的平均误差（RMSEA=0.051），上述指标均符合模型的适配要求，表明模型和数据是相适配的，模型是可以接受的。该模型中社会影响感知的被解释程度为35.8%，工作满意度的被解释程度为16.5%，组织承诺的被解释程度为52.5%，离职倾向的被解释程度为6.5%。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利他主义正向影响社会影响感知（β=0.29，p＜0.001），他人影响感知正向预测社会影响感知（β=0.42，p＜0.001）；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β=0.17，p＜0.01），正向影响组织承诺（β=0.17，p＜0.001）；利他主义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β=0.16，p＜0.01），正向影响组织承诺（β=0.41，p＜0.001），负向影响离职倾向（β=-0.11，p＜0.05）；工作满意度正向影响组织承诺（β=0.36，p＜0.001），组织承诺负向影响离职倾向（β=-0.18，p＜0.01）。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他人影响感知、利他主义与社会影响显著正相关，他人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利他主义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工作满意度、社会影响感知、利他主义与组织承诺显著正相关，组织承诺与利他主义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H1-H8以及H10成立。
　　H9为组织承诺对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的关系产生中介效用，为了验证这个设想，我们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数据自抽样）的方式来检验，Bootstrap Sample设定为200。Bootstrap结果显示，组织承诺在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的关系的中介效用为-0.06，p=0.012＜0.05，95%的置信区间为（-0.12，-0.02），因此证明了组织承诺在工作满意度与离职倾向关系之间存在着中介效用，H9得到了支持。
　　H11为组织承诺对利他主义和离职倾向的关系产生中介效用，为了验证这个设想，我们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数据自抽样）的方式来检验，Bootstrap Sample设定为200。Bootstrap结果显示，组织承诺在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的关系的中介效用为-0.09，p=0.013＜0.05， 95%的置信区间为（-0.17，-0.03），因此证明了组织承诺在利他主义与离职倾向关系之间存在着中介效用，H11得到了支持。
　　（三）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结果
　　通过对深度访谈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新闻工作者对职业身份、工作状态、社会责任、工作责任等方面个性化和差异化的解读。本研究深度访谈的主要目的是解构新闻工作者利他主义的生成因素，该理念在现实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展演，以及新闻工作者组织承诺的复合影响因素，由此补充并拓展定量研究的发现。
　　1.利他主义的原生性与职业习得
　　参与访谈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对于利他主义认识程度不同，包括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随时待命接受工作安排，面临人身安全问题仍坚持采访等等，这些行为或意识的形成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要的是原生性因素。受访对象认为利他主义已经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这种意识首先来自于进入社会前的教育，例如受访者FW6说：“与生俱来的三观直接影响工作态度，形成三观的主要影响来自家庭，父母兢兢业业一辈子把本职工作做好，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活的方式、做的事情，活来活去越来越像父母，你的行为、想法、责任感和父母越来越像。”其次是职业工作中描述性规范的教化影响。绝大多数的受访对象都提及记者行业是拥有监督权和报道权的“信息高地”，这种特殊职业赋权以及对于这种权利实施的群体意识，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利他主义解读产生叠加效应。在新闻业发生变化的社会情境下，新闻工作者依然认识到自己工作对于社会的影响效果，并没有因为媒介的多样化而对于社会责任给自己的赋权产生怀疑。例如受访者FW8认为“记者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这是社会对这个职业或者行业的一种尊称，也是种更高的希望和标准。”
　　2.作为利他主义展演的新闻生产
　　利他主义在新闻工作实践中被抽离意指为新闻生产行为，以及与记者身份相关的其他外化行为。
　　利他主义首先对新闻选题产生影响。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会表征和影响社会问题，其中的许多社会议题对于普通受众来说是复杂的，需要新闻业者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将艰涩难懂的内容进行情境化解读，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例如受访者FW8说：“政府的政令、想法受制于文本表达会很短小，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揣测，此时媒体人站出来做一些解读，把正面意义放大，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访谈过程中这种展演以专业形式出现，这首先表现在新闻生产的流程质量控制方面，如受访者FW2表示：“新闻调查过程中，比如查渣土车，女生也会晚上12点去录像取证。”展演还表现在对于新闻产品质量的控制，如受访者FW4说：“会跟自己较劲，直到做出最好的作品为止。”
　　利他主义展演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奖励通常是内在的，具体表现在成就感与内心的愉悦和满足感。新闻生产过程与情感生产关联，情感融入新闻产品本身，而新闻产品的实现又递进了这种情感。如受访者FW9表示：“我在做编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即将被拆除的上海老式建筑，通过自己的追踪和努力，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这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被保存了下来，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付出了很多业余的时间，但是很开心做了这样的事情。”再如受访者 FW2说：“做了报道后推动相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整改措施去管控，是很有成就感的。”而这些展演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外在奖励可能有限，有时候甚至会带来其他损失，如受访者FW2表示自己作为女记者有时深夜对渣土车违规运输问题进行录像取证，“这时候其他女生都在美美地睡觉、做面膜”。又如受访者FW3说：“新闻调查和专题策划是不计入日常的工作当中的，都是需要休息的时间去搞这个事情。”
　　应当注意的是，利他主义展演并非仅仅表征在新闻生产过程和产品，而是涵盖角色相关的对于民众的其他服务，通过新闻生产之外的方式促使问题的解决。如受访者FW1说：“我下基层采访会遇到群众希望对自己的事情进行报道，因为与我们部门选题不符，我会介绍其他节目的同事，或者直接告诉他们找哪些部门和途径解决问题。”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是特殊的生产群体，其职责不仅仅是参与新闻报道，作为社会现实的凝视与记录者，他们同时对民众负载更多参与责任，因此“会尽可能地告诉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受访者FW5）
　　3.利他主义实现与组织承诺
　　利他主义作为内在奖励的实现对于新闻工作者的组织承诺有显性的支持作用，如受访者FW2说：“可以为老百姓做些实事，是很有职业成就感的，而且这正是我喜欢并选择记者这个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如果这个内在奖励成为群体的描述性规范，个人态度融合成为群体意识，那么新闻工作者组织承诺的动机会受到更大的确认和鼓励。例如受访者FW3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团体中，真的很受鼓舞。”这种对于组织承诺的叠加作用，也会削减该职业可能存在的负面因素对于职业投入热情的湮没效应，激励其理性解释新闻业存在的困难，主动通过自我调适来直面这种困难，而非选择职业退出的策略。例如受访者FW6说：“我觉得这都是行业发展的一个过程，由过去的‘无冕之王’回归到一个行业应该发展的轨迹上。”访谈文本的表征主题是利他主义理想的实现，中和了行业现实困难导致的外在奖励的减少，以及资源投入的增加所产生的反向影响力，当内在奖励依然高于外在奖励，受访者的通常反应是“到目前为止我从未考虑过更换工作的事情”。（受访者FW9）
　　4.新闻业者的情感归属
　　在访谈记者的工作状态时，受访者都表示当前新闻工作遇到挑战，但是他们也同样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效能有很强的信心，并表现出对于这个职业的认同。参与访谈者既有工作两三年的职场新人，也有从业二十多年的资深从业者，更有从业十年左右的媒体中坚群体，他们在访谈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职业认知和类似的情感归属。
　　这种归属首先来自对于新闻工作属性的认同。受访者都对于自己职业身份认同度高，对媒体工作或负责工作的内容有浓厚的个人兴趣，这是他们新闻情怀的原始动因。例如受访者FW10说：“进入到媒体，首先还是因为我拥有一个媒体梦，尤其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对于新闻职场新人，媒体工作内容的丰富性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都表示媒体工作开拓了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视角，例如受访者FW3说：“刚上班的时候，接触的对象都是最基层的老百姓，是活生生的新闻，有一个机会去了解百态的人生，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新鲜的，能在短时期内接触别的行业几十年才能见到的事情，人和事对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好像见证了世间百态，这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吸引力还是蛮大的。”
　　对比初入新闻业的热情和理想主义，经过职业疲倦期的媒体从业者，对于新闻职业的含义有更抽象的认知。他们考虑媒体的价值和新闻生产的工作价值，将价值与自己的未来进行比对和调试，这种考虑也影响他们对于职业的情感归属。首先他们承认现在新闻业与以前发展轨迹的差异，并对于这种差异做出理性阐释，例如受访者FW6说:“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电视产业我认为正在经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但是新闻业的变化与可能由此产生的心理落差，并没有衰减受访者对于这个职业的情感。受访者在描述自己工作状态时多数表述了这个职业给他们带来的归属感，这个归属感是剥离了物质化考虑的情感归属，如受访者FW8说：“长期的工作一定对这个职业是‘爱’的，是有深厚的情感在。”
　　
六、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对认知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工作状态以及影响因素等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首先，我们把利他主义引入影响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度以及离职倾向的模型，并将其作为核心变量加以分析。以往对于新闻工作者自我工作状态评估的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概念界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把新闻业作为普通的职业来分析，所以只是考虑组织传播中的工作压力、收入以及组织内有效沟通等因素的影响，[54]却忽视了新闻业的特殊社会组织功能，其中包括了监控社会同时引导社会的职能，由此新闻工作者的组织行为突破了社会交换的基本动力，而在客观上要求记者、编辑在新闻生产过程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将个人的收益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这正是利他主义的基本诉求。我们的发现也确认了利他主义在记者工作中的动力作用：利他主义有效预测了组织承诺对于离职的抵抗作用，即使在新闻记者对于工作满意度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利他主义依然保持了这种预测作用，显示新闻情怀本身对社会大众的服务意识和新闻队伍的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新闻记者有比较高的工作参与度，坚守新闻工作，致力于有创造力的新闻生产，其中利他主义的影响是显著因素。
　　其次，本研究对新闻情怀作了更清晰的分析和观察。新闻情怀被认为是记者特别是新晋记者群体的工作心理状态，但是对于新闻情怀没有清晰的定义。这种“新闻情怀”不是空洞和虚无的，其中部分与利他主义重合，其他方面则可包含在记者和编辑自我认知中的工作重要性感知、对他人影响程度的评估以及对于社会总体影响力的虚拟测量。不同于实际的物质奖励，新闻情怀在理论上是一种内在奖励，以往的研究发现“互惠”式社会交换是利他主义行为继续的激励因素，[55]新闻情怀虽然不涉及物质交换，但是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特殊的“互惠”交换，即自己的工作对于他人和整个社会正面影响的价值感，新闻情怀作为内在奖励，对记者的组织承诺影响可能比物质等外在奖励更加深远。通过深度访谈我们也可以确认新闻情怀是与利他主义密切相关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进行新闻产品生产的同时，也在进行情感生产，获得内在的奖励，这是新闻情怀的真实的物质化的展演方式。本研究把新闻情怀操作化定义为自己的工作对于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工作社会意义的显著性，这种对于“新闻情怀”的实际测量也是本研究对于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影响因素的理论贡献。
　　最后，我们也看到工作满意度在回归模型中并不直接影响记者的离职倾向。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在整个社会层级中的加权身份有弱化的趋势，其直接反映是该群体收入和其他社会资源获取的相对减少，而其总体工作满意度也处于下降的趋势中，但是这并没有在总体上减少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责任感。作为影响社会的重要人群，他们在坚守自己的组织承诺，认真考虑自己的工作对引导社会、服务大众的意义。工作满意度遇到利他主义，后者在预测组织承诺时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直接或者通过工作承诺的中介效用间接对抗离职倾向，最终保持了整个记者队伍的稳定。这一发现也预示，在新闻教育中强化新闻伦理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知识输送，对于新闻工作的质量也将具有保障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可以改进的空间。由于中国记者、编辑构成的复杂性和分布的广泛程度，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只是以北京和湖南作为抽取样本的地区，可能其他地区记者在工作特征上与这些地区有一定差异。例如北京的新闻工作者收入较高，他们物质与精神资源上拥有与其他地区同行更多的优势，由此对于自己的工作状态可能有不同认知和感受。如果将来的研究能够获得更多的代表性数据，如覆盖中国所有地区媒体机构从业人员的代表性数据，他们的社会价值评估以及组织承诺将或许有更精确的认识扩展。当然我们的研究是探究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描述性数据的差异并不能从统计上改变概念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56]因此使用北京和湖南的代表性数据在本研究中并不是不适宜的，而且使用深度访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问卷调查在情境因素影响解释的不足。后续的研究可以在代表性样本满足的情况下对这些模型进行再验证。
　　不同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各个变量上的属性会有所不同。将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寻求记者利他主义、组织承诺对于离职倾向的分布规律：比如可能在市场经济更完善的地区，记者对于体制的依存度在降低，记者所感受到的自我社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可能会降低，而其离职可能性增加，此时利他主义在这些概念中的作用也可能呈现差异；又如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记者、编辑的收入和福利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值较低，因为这些地区记者的工作相对于其他职业依然具有优势，通过社会比较获得的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处在平衡的水平，利他主义反而可能扮演较弱的角色，这个群体也就保持了更高的组织承诺。
　　另外对于新闻工作者的状态以及影响其行为的因素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本研究从理论上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利他主义和组织承诺等概念关系做了梳理，研究发现验证新闻工作者对于所从事工作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同时研究模型也显示，虽然假设中自变量对于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都有直接或间接预测作用，但是除了“组织承诺”之外其他变量对于离职倾向的解释力相对较弱，这从侧面表征了新闻工作者的离职倾向相比较于组织承诺，存在更多复杂的影响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做更多分析，这包括比较研究新闻工作组织与其他商业或社会组织的组织承诺、利他主义等概念的差异性，以发现新闻工作的特质；另外也可以将其他概念如“新闻专业主义共同体”等引入模型，可能增强对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等概念方差的解释力。总之，记者工作与其他职业相比附载独特质素，这个群体的劳动产品承担了更大社会责任，不能简单地将其行为的广泛价值与自我收益等同于互惠的交换，相反这些工作在客观上淡化了内在与外在奖励的期望，赋予了利他主义对于职业特质更多配比。对于利他主义概念的主要作用以及与其他概念的交互作用，未来也需要更多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及实证上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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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旭东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张瑞瑶系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