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文 章姚莉
　　【本文提要】基于CNNIC于1997-2018年发布的43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结合国家统计局与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探究中国网民发展演变的历史。研究发现互联网扩散之初的网民多是70后城镇男性居民，学历与收入较高，聚集于计算机、科研教育、商业等行业。随着互联网的扩散，80与90后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要人群，更多的女性、农村居民、较低学历和较低收入群体开始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网民的职业也变得更为多元。从网民规模上看，2007年是网民快速增长的“历史节点”。从发展趋势上看，农村人口、高龄群体是未来中国网民的增长点。从理论上看，我国网民的年龄与互联网的扩散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启发我们反思“创新扩散理论”之于互联网扩散的解释性。
　　【关键词】网民 CNNIC 创新与扩散理论 互联网历史
　　【中图分类号】G209
　　
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简称CNNIC）发布了第一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下文简称“互联网统计报告”或“统计报告”）。1998年7月第2次统计报告发布后，这项工作变得制度化，每半年发布一次，统计时间截至当年的6月和12月。截至2019年2月，CNNIC共发布了43次统计报告。每次统计报告的发布，关于网民的发展数据都是焦点。中国网民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发展壮大，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重要部分。
　　目前，中国网民规模高居世界首位，但互联网普及率仅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网民的身份影响其互联网使用，因此研究者多关注于网民的特征。①不过，现有研究或关注特定地市，②或聚焦特定时段，③即聚焦于某地某时，鲜有研究探索中国网民的整体面貌及其变迁过程。这主要是因为长时段的、历时性的、大规模的数据难以获取。但是，从历史视角研究中国网民的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能够从网民的角度呈现中国互联网扩散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扩散的趋势与方向；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认知中国网民特征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理解当下网民的集体/群体行为。
　　追踪中国网民的总体样貌及其历史变迁过程，本文聚焦两个问题：一是从网民的角度考察，中国互联网的扩散过程为何？二是中国网民的总体特征呈现何种历史变迁过程？有何影响因素？互联网统计报告记录了中国网民的规模、年龄、性别、城乡普及率、学历、职业、收入等信息，是持续时间最长、全国性的互联网调查数据，为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网民的总体样貌及其变迁过程提供了研究材料。本文基于创新与扩散理论的视角，以互联网统计报告为主，结合国家统计局与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来回答上述研究问题。
　　
二、中国网民与互联网的扩散
　　（一）中国网民相关研究
　　不少学者关注谁在使用互联网，其性别、年龄等有何特征的问题。由于中国网民基数大，学者们大多采用抽样调查法，将调查区域放在个别城市，如张国良、④祝建华与何舟⑤等曾调查部分城市网民的分布特征与发展趋向。但事实情况是中国城市之间的差异大，区域性的抽样调查难以反映中国网民的总体情况。
　　不少研究探究网民的网络行为（如言论），从某个侧面考察网民的群体特征。如罗昕等指出，我国网民的结构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的偏差，⑥网络言论可能更多代表的是中间阶层的“民意”。⑦潘忠党等也认为，互联网为社会经济优势人群提供了更多机会。⑧
　　一些研究从总体上探讨网民的阶段性特征，并将其作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维度。例如，彭兰指出中国网民的特征并非单纯由网络决定，而是源于现实社会。⑨目前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有关中国网民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如下问题：对网民发展状况的关注不够，对网民的结构分析未能呈现动态变化过程及其现实动因，抽样调查的范围和解释力受限等。
　　（二）创新扩散理论与中国互联网的“扩散”
　　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的采纳程度呈“S形曲线”。扩散早期由于采纳者较少，S曲线上升很慢。随着采纳人数增加，S曲线加速上升。当接近饱和点时，扩散程度会减缓。整个过程呈S形曲线。⑩由于创新扩散模型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因而学者将其运用于不同领域。互联网自诞生始，其扩散过程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创新扩散理论也被引入研究。由于各国互联网普及程度存异，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引人关注。研究发现，上网价格、人口密度以及电信设施的发展程度会对互联网的扩散产生显著影响，[11]宗教构成亦会影响互联网扩散，[12]而电信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跨越时间，逐步弥合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13]在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互联网扩散的速度和程度亦存异。在我国，差异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北京、上海等地高于其他地区。[14]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更甚，因此不少研究考察我国农村互联网扩散的影响因素以及改善路径。郝晓鸣和赵靳秋发现农村互联网的推广和使用受到制度和个人因素影响。[15]叶明睿指出较低的可试性和可观察性、落后的IT素养等原因阻碍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扩散。[16]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和普及，农村互联网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但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仍不充分。[17]此外，有研究者探讨了互联网在特定职业或群体中的扩散轨迹，如新闻从业者、[18]学生群体[19]等。不过，关于我国互联网总体上是如何扩散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调查数据，我们知之甚少。本文通过对互联网统计报告及相关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探究中国互联网扩散的总体情况及一般性规律。
　　（三）《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及其相关研究
　　CNNIC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引发了诸多争论。[20]白冰和陈英指出CNNIC存在起步晚、经验不足，统计方法科学性不高等问题。[21]另有研究者对统计报告中的设计、统计与数据提出质疑。[22]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全国范围的、持续的互联网统计数据能够替代CNNIC的统计报告，因此后者常作为研究中国网民的数据来源，被国内外的研究者引用。例如依据互联网统计报告，匡文波对我国网络受众进行定量研究，[23]吴功宜分析我国网民的发展规模、普及率等内容。[24]另有学者基于统计报告中的数据，发现我国互联网资源分布不平衡，使用互联网仍然是一部分人的特权。[25]还有研究者基于互联网统计报告，分析特定行业或领域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例如彭兰利用报告中有关网民结构的数据，探讨网民在网络媒体发展中的贡献，[26]列姆·加伊·西恩（Liem Gai Sin）等分析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27]这些研究暂时搁置了调查与统计可能存在的问题，专注于利用互联网统计报告分析互联网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总的来说，CNNIC统计数据的存在及其使用具有合理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描摹了中国网民的状况。本文无意于探讨CNNIC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二手数据考察中国网民的总体概况及其变迁过程。当然，本文也会基于分析过程与研究结果，解读CNNIC的统计数据。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在CNNIC官网（http://www.cnnic.net.cn/）获取共计43次互联网统计报告，然后结合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的年鉴数据以及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的相关数据，综合分析中国网民的集体画像及其变迁，并进行必要的比较。
　　笔者在分析互联网统计报告时发现，部分项目的统计指标前后不一致，本文根据研究需要进行合并处理。例如，在网民学历的统计中，将指涉“本科及以上”的统计类目合并为“大学本科及以上”；指涉“初中及以下”的统计类目合并为“高中（中专）以下”。在网民职业与收入的统计中，由于前22次统计与后21次统计中使用的指标差异过大，无法直接进行合并，因而，本文主要采用后21次报告中的数据。
　　
四、中国互联网的扩散与网民的总体特征及其演变
　　互联网统计报告记录了中国网民的规模、年龄、性别、城乡差异、学历、职业、收入等信息，后文将渐次分析与解读，探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过程以及网民特征的历史变迁。
　　（一）网民规模的演变：2007年或为“历史节点”
　　网民规模是互联网扩散的重要指标，也一直是互联网统计报告中重要的项目。图1展示了199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共计43次统计中的网民规模变化。从中可见，中国网民的数量从1997-2018年一直呈增长趋势。但具体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10月至2007年6月十年间，增长幅度较缓；第二阶段是2007年6月至2018年，网民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2007年是中国网民规模演变的“历史节点”。创新扩散的“S曲线理论”认为，当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在其潜在市场中占据10-25%份额之际，扩散率会急剧上升。[28]结合中国统计年鉴与互联网报告中的数据，2006年末，中国网民数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因而2007年后中国网民规模快速上升，似乎可用这一理论解释。不过，我们还要追问其背后有何现实原因？
　　从商业和技术进步的角度看，2007年是不可被均衡对待的一个年份。2007年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市值先后超过100亿美元，网络游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收入来源，[29]完美时空、征途、金山等以游戏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成功上市。2007年iPhone面世引爆了“智能机”的新时代，智能手机的上网功能不断完善，吸引了一大批“非网民”成为手机网民。
　　此外，笔者注意到，43份互联网统计报告对网民的定义是不一致的。前十七次统计中使用的网民定义是“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中国公民”。第18、19次对网民的年龄进行限定，网民须为6周岁以上。但是，第20次统计（截止时间为2007年6月）将网民定义为“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直至现在，CNNIC依然沿用这一定义。
　　按照CNNIC的解释，“每周上网一小时”的统计口径是为了在互联网起步阶段统计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活跃网民数”，而国际上对网民定义采用较多的是“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人”。为了与国际接轨，CNNIC将网民的统计口径从“每周上网一小时”调整为“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30]细究之，这一更新的定义将“偶发型网民”纳入了统计范畴，例如偶尔在手机上使用网页或无意中点开“彩信”的手机用户。由此可以推测，2007年6月作为网民规模变化的“历史节点”，CNNIC对于网民定义的改变或许是原因之一。
　　虽然中国网民规模不断扩张，已高居世界第一，但从普及率上看，只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图2反映了中、美、韩、巴西、印度五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及其历史演变。
　　从图2可见，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较早，其普及率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增长，而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普及率则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上升，呈现追赶态势。纵向比较，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互联网起步晚，且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互联网普及率不高。横向比较，我国和巴西、印度的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但我国的普及率高于印度，低于巴西。这意味着，我国互联网存有不小的扩散空间。
　　（二）80后、90后是当下使用互联网的主要人群
　　年龄是网民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互联网统计报告调查了网民的年龄。由于CNNIC在43份互联网统计报告中对网民年龄的划分使用了不同的标准，因而本文对网民年龄进行分段分析。（图3和图4　图3和图4见本期第24页）分别呈现1999-2008年以及2008-2018年网民年龄结构的变化。
　　将不同年龄段转换为出生年份可见，在互联网扩散之初，70后是最主要的使用人群，而迈向新世纪后，80后逐渐取代70后，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要人群。此后，无论网民的年龄结构发生何种变化，占比最高的群体都属于80后、90后人群。
　　2008年时，10-19岁网民占比最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校校通”工程的实施。教育部2000年推出“校校通”工程，计划用5-10年时间，使全国90%左右独立建制的中小学能够上网。[32]2008年左右，“校校通”工程已接近尾声，这也意味着中小学生接触互联网的机会大大增加，这是10-19岁网民占比高的原因之一。2009年开始，SNS网站逐渐兴起，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流行，互联网娱乐也吸引着年轻群体进入互联网。
　　相比之下，50岁及以上网民的比重近年来虽有所增加，但增幅不高，50后大多生活在网络世界之外。在该方面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以美国为例，2000年时，65岁或以上人群中有14%的人使用过互联网。2015年时，这一数字变为58%，[33]也即超过半数的65岁或以上人群使用过互联网。而我国互联网在年轻群体中的扩散程度较高，在高年龄段群体中扩散缓慢，因此未来的互联网发展需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群的上网需求。
　　（三）早期以男性网民为主的中国互联网
　　性别是网民“群像”分析的重要维度。第1次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男性网民在总体网民中占比87.7%，女性网民只占12.3%。[34]从中可见，在互联网扩散早期，男性网民居于主导地位，网民的性别结构与公民的性别结构相差甚远。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早期互联网的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互联网扩散之初，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国家行政管理人员等职业人群在使用，这些早期网民大多是中专以上学历。而在当时，男性在这些岗位中占据着绝对优势。此外，有研究表明，在互联网扩散早期，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人错误地认为女性不适合使用计算机网络技术，[35]而对于新技术的消极态度使得女性较少使用计算机。[36]在这种状况下，早期中国互联网具有明显的男性网民特征而大多数女性则无法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37]时间进入1998-2001年，女性网民占比迅速增长，这一趋势与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次“浪潮”相呼应。彼时，一大批互联网公司的兴起使得网络应用日益丰富，互联网逐渐改变了扩散之初的技术化、精英化色彩，普通女性网民不断加入。2008年前后，网民的性别比例趋于优化，与普通公民的性别结构相差无几（图5　图5见本期第25页）。这意味着，就性别问题而言，互联网在中国扩散早期的不均衡现象得到了改变。女性网民的快速增长，与网络购物的兴起密不可分。2007年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电子商务的热潮到来，而女性则成为网络消费的主要人群。[38]横向比较发现，以美国为例，男性比女性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更有可能成为网民，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的性别比例逐渐趋于均衡，[39]互联网的大众化使用获得均衡发展。
　　（四）城乡普及率的结构性差异及其演变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我国互联网的扩散与网民亦具有城乡差异。不过，早期互联网统计报告中并没有涉及农村网民，直到2006年7月，第18次统计报告中才开始出现农村网民的相关统计。结合CNNIC《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及相应的互联网统计报告中的数据，（图6　图6见本期第25页）展示了2005-2018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
　　从图6可见，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政府持续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例如2006年“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的规划[40]以及“村通宽带”等政府工程的推进，网络扶贫的提出[41]等。其次，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电信业务费用的下降也推动了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第三，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农村互联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手机上网。此外，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网络购物或售卖农副产品，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互联网的发展。
　　比较发现，不少发展中国家农村互联网的发展情况与我国类似，例如印度。由于印度城乡差异大，为推动农村互联网的普及，印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如“数字印度计划”等。智能手机也是推动印度农村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印度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手机，大约有80%的流量是从手机中产生的。[42]然而，无论是我国还是印度，农村与城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截至2018年，我国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仍超过35%。[43]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农村人口无法承受使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成本。[44]当然，城镇化进程可能影响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统计，原来属于农村的部分变成了城镇。
　　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当下我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不高，信息素养较差。2007年发布的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居民不上网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上网设备，当时农村居民中每百户只有2.7台电脑。[45]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当前，阻碍“非网民”上网的主要原因已不再是缺乏各项硬件设施，但不懂电脑、网络以及拼音是最大的障碍，由于这些原因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高达87.4%。[46]从中可见，大部分非网民由于教育程度低、信息素养差等原因不使用互联网。因此，深化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在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需要提升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和信息素养。
　　（五）互联网向低学历群体扩散的进程
　　分析中国网民的学历发现，1999-2018年各学历阶段的网民数均大幅增长，但从2007年6月开始，高中（中专）以下以及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数量增长格外迅速（图7　图7见本期第26页）。CNNIC对网民定义的改变、网络游戏行业的快速发展、手机上网功能的完善，是较低学历网民数量快速增长的原因。
　　那么，互联网扩散中出现的学历变化是因为互联网向低学历群体扩散，还是因为普通公民的整体学历出现了变化？结合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据，利用抽样调查数据中各学历人群的具体数量除以总样本，可以得出总人口中各学历群体的比重。结果显示，截至1999年末，普通公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为3.09%，高中（中专）以下学历的人口占比为86.2%。而根据互联网统计报告的结论，当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网民占比为52%，只有3%的网民是高中（中专）以下学历。[47]从数据对比可见，互联网扩散之初，网民的学历结构与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出现了反差，在总人口中占少数的较高学历群体是网民中的主要人群，也即是说，高学历群体是早期网民，这与前文的分析是呼应的。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扩散，这一情况逐步改变。截至2017年12月，高中（中专）以下学历网民的占比超过总体网民的半数（54.1%），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网民占比跌至11.2%，[48]远低于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网民。此外，虽然网民与普通公民的学历结构仍存差异，但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六）网民职业的“变与不变”
　　CNNIC最初只统计网民从事的行业，数据显示，早期的网民大多集中于计算机、科研教育、商业等领域，且大多数网民并不是出于个人目的使用互联网，而是用于专业领域的科研创新以及工作等。自第7次互联网统计报告（截至2000年12月）开始，调查类目中加入了网民的职业，但CNNIC在数年的统计中使用了不同的标准，直到2008年12月才逐渐固定下来。因此，本文关于网民职业变迁的分析时段主要为2008年12月至2018年12月（图8　图8见本期第27页）。
　　结合CNNIC在2008年前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随着互联网的扩散，网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无论作何改变，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大的现象没有改变，学生网民一直是网民的主要构成。数据显示，自第8次统计报告（截至2001年6月）开始，学生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占比一直居首。相较于学生网民的“不变”，从事其他职业的网民发生了较大改变，例如从事专业技术等行业的网民占比下降。第7次统计报告（截至2000年12月）显示，专业技术人员是网民从事最多的职业。但在此之后，专业技术人员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截至2018年12月，仅有5.2%的网民是专业技术人员。[49]网民职业构成的另一显著变化是自由职业者的比重增加。CNNIC最初没有调查这一职业。2005年6月，自由职业开始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淘宝兴起以及开网店的热潮有关。2003年，淘宝网成立，在网店潮流的带动下，隶属于自由职业者的网店店主数量上升，统计这一职业也因此有了必要。2005年6月，作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的网民数量为54万，而到了2018年12月，这一数字已经是当时的307倍，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成为排名第二的职业，仅次于学生网民。[5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职业变迁。
　　（七）互联网向低收入人群扩散的过程
　　有研究指出互联网在扩散之初是一部分人的“特权”，收入的差距会导致互联网使用的差异，[51] 互联网统计报告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截至1998年12月，网民中仅5%的人收入（指的是“月收入”，下同）在400元以下，收入在400-1000元的网民占比为37%，58%的网民收入在1000元以上，[52]而当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约452元。[53]由此可知，在互联网扩散之初，大部分网民都属于较高收入群体。
　　随着互联网的扩散，这一局面发生了改变。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月均收入为2352.3元。[54]而网民中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的占比达到39.3%，还有15.7%的网民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55]从数据可见，历经20余年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较低收入群体成为了网民。一方面，上网费用的降低以及上网速度的提升吸引了一大批较低收入的群体（如学生等）加入互联网；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这一终端设备价格降低，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也促使低收入群体可以负担上网设备的费用。
　　总体来看，中国互联网呈现逐步向低收入人群扩散的趋势。具体来说，其在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CNNIC在43次统计调查中，对于网民收入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因而本文选取2008年12月至2018年12月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图9　图9见本期第27页）。
　　综合十年间的数据来看，500元以下、501-1000元以及1001-1500元收入区间的网民数量变化不大，而无收入网民以及5000元以上月收入的网民数量增长迅速。截至2018年，无收入网民数量是2008年时的12.6倍，月收入为5001-8000元的网民是2008年的12.85倍，而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网民是2008年的15.66倍，前后差异最大。无收入网民数量增长迅速主要是由于学生网民数量增加，十年间，学生网民增加了9714.692万人。而较高收入网民数量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另一方面，结合网民的职业结构来看，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数量剧增，推动了较高收入网民群体的数量增长。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1997-2018年间我国网民在规模、年龄、性别、城乡差异、学历、职业、收入等方面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的扩散在使用者层面（网民层面）呈现先城市后农村、先男性后女性、先年轻人后老年人、先高收入者后低收入者等特征。具体分析我国网民的总体特征及其变迁如下。
　　一是2007年是我国网民数量快速增长的“历史拐点”。除却政策、商业和技术进步等原因，本文认为互联网统计报告统计口径的变化也是引起网民急剧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一种“技术性的增长”。
　　二是在互联网扩散之初，70后城镇男性居民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由于上网费用昂贵且上网速度慢，大多数网民使用互联网并非出于个人目的，而是用于专业领域的科研创新以及工作用途等。因此，早期接触互联网的群体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办事员等，他们大多收入较高，并且拥有较高的学历。
　　三是随着互联网的扩散，80后、90后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要人群，而早期以城镇男性为主的网民结构也随之变化，女性以及农村居民逐渐加入互联网。较低学历和较低收入的群体开始有能力并有兴趣使用互联网。由于越来越多的网民出于个人需求和爱好使用互联网，网民这一群体的面貌不断丰富，网民的职业也不再局限于最初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更多的职业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
　　四是目前我国互联网发展仍不充分，城镇的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而农村的互联网发展还存在阻碍。由于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不高、信息素养较差，很多农村居民无法使用互联网，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信息沟”。此外，互联网在年轻群体中的扩散接近饱和，但在较高年龄群体中的扩散仍不充分。
　　基于对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网民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扩散呈现如下趋势：首先，农村人口和高龄群体是未来网民的增长点。不过，互联网在这两类人群中的扩散受到教育程度、信息素养以及硬件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意味着，我国网民规模将会持续上涨，普及率也会提升，但增幅渐缓。与此同时，未来的互联网需要增加更多适合农村网民与老年网民需求的设计、服务与产品。第二，我国互联网在总体上将凸显更多的女性化特征。虽然目前我国网民的男女比例已趋近于普通公民的男女比例，但在网络经济迈向“她时代”的过程中，掌握着家庭“财政大权”的女性是网络消费的主要人群，这将会催生更多“偏向”女性喜好的设计、服务与产品。这意味着，互联网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特质。不过，互联网的这种“性别偏向”可能中国并不是孤例，这也可以视为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回应。
　　从理论层面讲，本文对我国网民“群像”变迁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创新扩散理论。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一项创新的早期采纳者比晚期采纳者受过更多的正规教育，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更多，与创新机构的接触也更多。[56]这与我国网民的演变过程相吻合，能够解释我国互联网扩散的过程。在我国，早期采纳互联网的人群大多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精英色彩明显。而随着互联网的扩散，互联网的大众化趋势愈加突出。当然，这并不代表互联网在我国的扩散实现了“均等化”。正如创新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精神与创新需求存在着悖论，而且这种相悖关系会导致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悬殊，两极分化可能会更严重。[57]因此，我国互联网使用或网民的差异性不容忽视。
　　在对我国网民年龄结构的分析中，本文发现早期互联网的使用者大多在30岁及以下，相对来说比较年轻。随着互联网的扩散，越来越多高年龄段人群开始使用互联网。但是，创新扩散理论认为早期采纳者与后期采纳者在年龄上并无明显差别，年龄与创新性之间并不存在一致的对应关系，[58]这与我国互联网扩散的情况不相符。它意味着，我们需要反思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是在美国农业技术推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这一背景下，年龄与创新性的关系或许并不密切。但对于互联网这一创新而言，早期阶段年轻群体的接受度更高，再加上国家政策（如“校校通”）的支持，使得早期采纳者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年龄与互联网这一创新的扩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按照创新扩散理论，互联网属于“交互式创新”，存在着临界“大多数”，一旦采纳曲线通过了临界大多数点，这一创新的采纳速度就明显加快，速度也高于普通S形曲线。[59]从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虽然存在着临界大多数点（2007年6月左右），在此之后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快速增长，但与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速度并不高，而且我国目前互联网扩散的“S形曲线”还未成型。由此可见，虽然互联网属于“交互式创新”，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有异，达到临界大多数点后的采纳速度也有所不同。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在年轻群体中的扩散已近饱和，农村群体和高龄群体虽是未来网民的增长点，但互联网在这两个群体中的扩散道阻且长。因此，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或将放缓，S形曲线将会逐渐显现。
　　在对CNNIC发布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本文也发现CNNIC在统计中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在对网民的基本定义方面，二十年来，这一定义发生了两次改变。网民定义是相关统计的基础，定义的改变会影响相关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其次，在43次统计报告中，CNNIC有关网民年龄、学历、职业以及收入的统计指标发生了多次变化，使得数据难以统一，不利于数据的积累。三是对部分关键概念缺少明确的界定。例如，在网民具体职业的统计中，CNNIC没有仔细界定不同的职业。特别是，如何定义“自由职业者”是一个问题，虽然目前学界对其定义仍存在模糊之处，但CNNIC若无相关界定，会使得职业数据的统计缺少精确性。
　　本文在人口统计学维度描摹网民的群像及其变迁，但全面认识网民的变迁，还需要考虑网民使用网络的方式、网络接入环境等因素对网民观念、行为的影响。这是后续研究可以推进的议题。由于CNNIC使用的统计指标不统一，本文有些分析采用了阶段性数据，导致研究的连续性不够，需要我们在利用分析结论时保持警惕。■
　　
①Zhang，K.& Chen，G.M.(2016).The Impact of Identity Style on Internet Usage Motives of Chinese Netizens. China Media Research,12(3)99-106.
②郭良：《2003年中国12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9月
③柯惠新、范欣珩、郑春丽：《互联网使用及网民形态的变迁——2000～2005年中国五城市互联网发展趋势探析》，《2006年亚洲传媒论坛论文集》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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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318-32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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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2/P020190318523029756345.pdf
[56][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184页，辛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7][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258页，辛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8][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252页，辛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9][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297-298页，辛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吴世文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章姚莉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编号：17JJD860004）的阶段性成果，亦是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