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从一个故事说起。
　　以《闲情偶寄》立名于中国文学史的李渔，写有一部小说，名《十二楼》。内中有《夏宜楼》一卷，说的是一瞿姓相公，“亏得一件东西替他做了眼目”，“微光一隙仅如丝，能使瞳人生翅”，偷窥到居于夏宜楼的詹姓小姐之美貌，心生莫名爱意。于是灵机一动，将远望高探而得的楼内女方动静，借助媒人之口，一一说与詹小姐听，以示天生有缘。唬得这位小姐毛骨悚然。门禁之内的夏宜楼，男女有别，不能随便进出，其动静连自家人都未必尽知，偏一个外人竟一清二楚，百思不得其解，疑非得神助不能，遂“把个肉身男子”就当成了“蜕骨神仙”。“这等看起来，竟是个真仙无疑了！丢了仙人不嫁，还嫁谁来！”詹小姐也不是没有担忧，“神仙”是否有“真形实像”，“不要等我许亲之后他又飞上天去，叫人没处寻他”。到了新婚夜，詹小姐初近新郎，还是战战兢兢，“抱一团畏敬之意，说他是个神仙，不敢十分亵狎”，至半夜却发现其“欲心太重，道气全无”，根本就是凡夫俗子一个。狐疑中追究缘由，“件件查问到底”，才知此桩美事功德，全得力于一个“法宝”——千里镜。瞿相公偶尔从市场购得此物，在高山寺租得一间僧房，遍扫各处房屋。之前种种，正是这双“千里眼”居高临下所功。让人想不到的是，知道真相后的詹家小姐，惊诧之余，并未显上当受骗之恼怒，反正色道，“这些情节虽是人谋，也原有几分天意，不要十分说假了”。第二天恭恭敬敬就把这件“法宝”供在了夏宜楼，做了家堂香火，夫妻二人不时礼拜。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媒介道说的故事。
　　媒介，是英文media的汉语译词。英文的media，源自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间。“medium”一直来大致有三种意涵：第一，比较古旧且运用普遍的意涵，指的是“中介机构”或“中间物”。这个意涵根据的是特别的物理或哲学的观念：一种感官（或一种思想）要去体验（或表现）必须有一个中间物；第二，着重落在技术层面，例如将声音、视觉、印刷视为不同媒介（media）；（3）专指资本主义；在这层意涵里，报纸或广播事业被视为是另外事物（例如，广告）的一个媒介。①也有学者为此勾勒出一条变化的线索：古典拉丁文medium指的是某种中间的实体或状态，但古典之后的拉丁文以及12世纪之后的不列颠资料中，媒介则指从事某事的方式。一方面，媒介可以视为一种偶然性的存在，它使得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现象相互关联，或将现实世界与可能性世界相互关联。另一方面，从现代意义上来看，媒介是一类特殊资源。直到1960年，媒介才成为一个术语，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并因此而受到特定学术领域的关注和研究。②中国的古汉语，只有“媒”字并无“媒介”一词。按《说文》解释，“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谋合二姓”，不仅“媒”（谋）的位置居间，而且是介入——撮合二性的第三者。由此可见，“media”或“媒”，就其本义及其谱系，主要意为居中（中介机构或中间物）位置及交接转化（从事某事的方式），重点是中介行为。③按我的说法，媒介是有“媒”有“介”，是连接、触发与转变的不断运作，是媒-介的互动和呼应。通俗讲，就是一场“交易”。④故凡是媒介，必是从关系着眼，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媒介学就是研究关系方面的东西而不是物体。⑤之所以习惯于将某种技术和机构（比如报纸）命为媒介，在于预先已设定其为“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
　　夏宜楼“有绿槐遮蔽，垂柳相遭，自清早以至黄昏，不漏一丝日色”，如此幽深密蔽之所，却给“微光一隙仅如丝”的千里镜穿破，从而被引出了这一实体空间，与高山寺的瞿生照面。高山寓意宽广、挺拔和亮堂，乃为“夏”之意象；夏宜楼，则是三面环水柔软清凉，为避暑之胜，故有“宜”之谓。一阳一阴，偏因“千里镜”相遇而碰撞交汇融合，孕育出新的关系和生活。千里姻缘一镜牵，夏“宜”楼化成了宜“夏”楼。千里镜就是千里“媒”！ “传媒与工具和机器不同，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传媒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⑥千里镜是如此，贵州的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也是如此，无人不知的报纸、广播、电视等等，均因此而成其为“媒介”。
　　媒介以它特有方式解蔽现实并将之带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中介了的现实。“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从而导致场景重新组合和分化交叉，引入一种并不依赖于固定地点的新场景，新的角色行为模式就在新的社会场景中诞生。⑦媒介抵达之处，既是世界所在之“界”，同时也是“新世界”敞亮之时。“计算机界所说的实时、媒体界所说的‘现场’等等效应都深刻地——同时也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了事件化的原义，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⑧由此也就改变了人的存在。人体在感知比率变化中既延伸又自我截除，在伸伸缩缩中调适与外界的关系尺度。⑨“媒介就是认识论”，“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⑩所谓“媒介环境”，所谓的“媒介环境学”，或者梅罗维茨认定的“新场景”，应该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是超越了自然、社会和人同时又使之重新联结并组合的第三种环境。[11]夏宜楼的故事，已经让我们充分领略到这一点。自从“千里镜”登堂入室，它的内外格局和关系结构就已千疮百孔，再不复是原来的夏宜楼，哪怕看上去景色依旧。新婚之夜的詹小姐，面对瞿生的全般托出，不能不信又不愿完全接受。所谓的“不要十分说假了”，实是不能十分说假罢了。幻想的破灭，也就是现实的毁灭。顺着既有真真假假（真实与虚拟）的逻辑，是唯一的出路。这正说明夏宜楼回不到从前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千里镜”被奉为“法宝”，“做了家堂香火”，活生生演绎了“媒介道说”中的“道成肉身”。此后的夏宜楼不能不在“法宝”的不时礼拜中存在并讲述其以往和未来。或许在库尔德利看来，这不过是人通过媒介做什么或是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12]然而，人的此种“做”必是与媒介的设定及其刺激、推动断不开。“通过媒介做什么”和“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首要的必与是“什么媒介”有关。看报纸和看电视就不是一回事，否则戴扬和卡茨也就用不着专拿电视来演说“媒介事件”。[13]媒介“并不简单地传递信息，它发展了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感知、经验、记忆和交往的模式”。[14]“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瞬间就会产生”，[15]这“魔力”即是媒介作为一种“装置将诸要素聚集在一起的某种生成”，是诸要素“安排、组织、装配在一起的”创生过程。[16]媒介不仅仅只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它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17]瞿生的隔空远扫，媒人的巧舌如簧，口信和诗文的情意脉脉，詹小姐的懵懂好奇，夏宜楼的特定空间，詹父的势利专横，詹家在朝为官的儿子、其他的求婚者等等，一干人事全因“千里镜”而摄入而现形，环连成网，各自激发，“每一种元素都有助于界定其他元素，每一种元素都为信息在系统中流动做出贡献”，[18]构成了特殊的传播事件——这段奇异之婚姻并重构了夏宜楼。“生成”不是融合、不是共存，而是一种转化，各自在媒-介中成其所是，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媒介也在这种“活生生的力量漩涡” [19]中，敞开和绽放自身。李渔的《夏宜楼》实就是“千里镜”化的世界。试想，若不是“千里镜”而是电话（据研究，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电话使用的增加，由于交流和声音接触的便利，的确促成了婚外情的发生[20]），其所引发的“魔力”就不同，至少天上掉不下这位瞿哥哥。夏宜楼的整个过程、所有关系及其情节戏码都得推倒重来。所以，媒介——就是媒-介的召唤和应答——就是媒介道说：“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媒介“就是在如此这般允诺着的道说中显示自身本质”。[21]本译丛定名为“媒介道说”，就是得自如是的启示。
　　《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亦可称“太初有言”。故“道”即“道说”（logos），又译为“逻各斯”，在西方文化思想中有着重要影响。称“logos”为“道说”，就为表明前者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自身的内在力量与功能。[22]据研究者，“logos”——道说，与老子的“道”类似，是话语，也是道理之理或道本身，[23]由此与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有了几分亲近。海德格尔把“道说”视为语言本质，是语言的语言。“道说”是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使人通达语言之大道。“道说”即语言本质显身，人们是“在说话（作为顺从语言的听）中”，“跟随被听的道说来道说”，所以是“语言说话”。[24]如果把海德格尔的“道说”与人的存在关系之特殊意义（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存在之家，[25]所以技术就成为“座架”）暂且放在一边，仅从他开启语言“本源”或“本质”的“道说”之思；或者以“道说”作为“道理之理”，亦即“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自身的内在力量与功能”之意，译丛名为“媒介道说”，就是想破解传播学中将媒介仅仅视为器具、工具的固有思维。“器具是被有用性和需用性规定了的，所以，器具就把它由之据以形成的质料纳入了自己的有用性中”，[26]最终留下的是用处、是效应，媒介却消失不见。由此希望读者从一个新的、立足媒介自身内在力量的——海德格尔所提示的“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成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是什么，它如何是” [27]——这一存在“本源”亦即“道说”，来阅读这套译丛。有新视角，才会发见新亮光。读书是如此，研究亦是如此。
　　“媒介道说”不是主张什么媒介中心主义，也不赞成把人视为中心，此二者本就同根孪生一体两面彼此强化，虽然看上去是针尖对麦芒。此种非此即彼，注定听不到媒介道说之“大音”。如果一定说有中心，“媒介道说”的中心就是人与媒介的共存以及相互介入和运作这一根本，并由此切近媒介并道说媒介。基特勒将人类传播媒介历史切割为两段：文字的和技术媒介。前者以语言编码为基础，后者则是完全按照现代数学编码公式而运作。[28]目今所谓的“后人类”，所谓的“虚拟真实”，不正源自数字编码媒介的变迁吗？媒介关乎人的习性、生活方式和自我构成，并与人共时并进。媒介造就人，一代媒介自成一代人。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崛起》等等，都已经从不同层面为我们做了见证。据调查，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影响了目前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看法，有人在问卷中曾直截了当回答：“现实并不是我最好的窗口”。[29]以此看，美国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库利是颇有洞见的。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来自两条生命传递线：一是生物种性；一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只可惜他始终抱定这是两条“明显分开的河道”，也就找不到其交汇之处，最终落在了生物有机体对社会的适应[30]也是不得不然。
　　既属“人类本性”，人与媒介的相接相嵌，就非后天强加，乃是与生俱来。人，按照盖伦的说法，天生就不是自足的生物，只好依赖于预先构成的自然条件。所以技术成为人类自身本质的最重要的部分，正像人本身一样形成了一种人造的性质。[31]用斯蒂格勒的表述，人因“原始性的缺陷”，故必以技术的弥补而诞生和存在，技术就是人的代具。代具并非人体的一个简单延伸，它构成“人类”身体；代具也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而就是人的目的。人是以技术的“外移的过程”，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人与物（工具）的同时共生，标志着在有机体和它的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一种新的物质类型：即一种有机体（有机化的个人），同环境（一般意义上的、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的关系是由一种有机化而又无机的物质为中介来实现，而且二者是互为激发：当“什么”在被“谁”发明的同时也发明了“谁”。[32]这同样是唐·伊德所坚持的。他以为，人从伊甸园下到尘世，就是和技术相伴相行。“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除非是被圈在一个“孤立的、被保护的和牢固的乐园”。“文化-技术的生活形式”，也就因此“限定了所有经验性的人类社会”。[33]这样的视野，就是我们透视媒介和人相互关系的基础。依斯蒂格勒的“技术史同时也就是人类史” [34]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媒介史同时也就是人类史，“媒介学的起源应该是人类学”。[35]勒鲁瓦-古兰说，“人类群体在自然中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生命肌体，……它通过一层物体（工具、器械）的中介来适应自己的环境。人类用斧头砍伐，用箭、刀、锅、匙来取食肉类。人类就在这样一种中间层之中取食、自我保护、休息和行动”。[36]中间层即为媒介，仿照一下卡西尔的说法，这就是由“劳作”（work）划出和规定的“人性圆圈”。[37]媒介道说就是顺着这样的通达让我们来倾听。
　　“媒介道说”译丛，集中展现了不同学科各名家大师的媒介论述和思想。多学科的思想源流和横岭侧峰的不同入角，大大越出了原有传播学中媒介理论之一脉，将会为我们重新理解媒介，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数字移动背景下审视媒介，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是我们主持出版该套丛书的初衷之一。其二，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应将“媒介”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入射角，这不仅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重内容、重效果而忽视媒介的偏向，更重要的是认为从“媒介”入手，最能抓住传播研究的根本，显示其独有的光彩，组织并形成自己的领域。近些年我们在研究中的探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选择这样一套译丛，既是我们研究设想使之然，同时也是希望借此为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起到添柴加火的作用。最后，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译丛的多学科特色，恰表明“媒介”的极端重要性，它关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今天数字技术的运用和影响就说明了一切），因而也是所有学科关注的焦点。因此，这套译丛可以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媒介，伸入各个学科，引来八方来客，共同聚集，共同思考，共同道说，“嘈嘈切切错杂弹”，携手创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新蓝图。
　　自然，收入本套译丛的各书，都是研究者对某一位学术名家媒介论说的梳理，属于道说之道说。加之这些“道说”者来自不同学科和知识背景，其进入角度不同，问题指向不一，论述逻辑各异，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媒介经验，故可以起一个方便接引的作用，作为研究的初步向导，以激发深入探索的兴趣。它既不能代替原著的阅读，更不是模仿照搬，泥洋不化，作了个现成供奉的“宝物”，好比《夏宜楼》里的“千里镜”。相反，要立足中国的媒介实践、传播经验和现实问题，从“媒介道说”中批判性吸取养料，大胆想象，深耕细作，不懈努力，形成并发出中国学者之“媒介道说”并由此与世界对话。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每一位媒介学者应有的承当。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是海德格尔喜欢的两句诗。稍作改动，以鹦鹉学舌结束这篇不算短的文字：
　　媒介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媒介道说。■
　　
①[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299-300页，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②[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第59-60页，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10页，刘文玲译，陈卫星审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76页，刘文玲译，陈卫星审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73页，刘文玲译，陈卫星审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德]西皮尔·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第1-15页，引见第7-8页，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媒介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18页，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⑨[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⑩[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0页，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90页，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12][英]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第41页，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4][德]西皮尔·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第1-15页，引见第5页，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42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6][美]查尔斯·J·斯蒂瓦尔：《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第91页，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7][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125页，刘文玲译，陈卫星审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34页，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9][加]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载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MarvinC.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Chapter 2.
[21][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第190、255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22]芮欣：《道说：从逻各斯到倾空》第11页及该页注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3]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第298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24][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第239、254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25][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译，载孙周兴等译：《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第152-216页，引见203页，九洲出版社2004年版
[26][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402-459页，引见第42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7][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402-459页，引见第40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8][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传播媒介史绪论》，黄淑贞译，载周宪[执行]、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第235-254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9][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36页，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0][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5页，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1][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第4页，何兆武、何冰译，何兆武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3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19、126、166、20、193页，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33][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第14、20页，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147页，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35][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15页，刘文玲译，陈卫星审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6]转引自[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164页，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3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87页，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黄旦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媒介道说”译丛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持翻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期出版共六种，分别为：《海德格尔论媒介》、《齐泽克论媒介》、《本雅明论媒介》、《维利里奥论媒介》、《卡斯特论媒介》、《基特勒论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