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晓红 俞逆思
【本文提要】基于课题组对全国24家城市广播电视台从业者所开展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分析,本文检验了当前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内在价值认同要高于对职业现实境遇的评价,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越正向,对城市媒体的职业认同感越低。此外,从业者的性别、从业时间、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称级别等因素与职业认同有显著相关性,加强学习培训将有助于提升职业认同感。
【关键词】职业认同 城市广电 媒介角色认知 新媒体认知
【中图分类号】G214
一、导言
职业认同(Occupational Identity)是评估从业者对职业情感态度、价值倾向的重要指标。职业认同水平既关乎工作者的自我满足感和工作效率,也关乎媒介组织的内容生产品质和竞争能力。①
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媒体的生存状态。在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宣传阵地、文化载体、信息工具,在推进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丰富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但是,近年来我国城市广电媒体遭遇了开机率下降、受众流失、广告收入下跌等困境,收入占比连年缩减。从2015年开始,全国广电产业收入普遍呈负增长,市县两级下降速度尤为明显。③伴随着广告收入和市场份额普遍大幅下滑,一度风光无限的城市广电媒体在尽享了市场红利之后出现了人员过剩、人才层次降低、核心人才流失等困境,④人心、人气、人才似乎都染上几分“难提当年勇”的落寞。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的核心是人才优势。在媒体走向深度融合的关键期,我国城市广电从业者如何看待所从事的职业?他们的职业认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考察我国城市广电从业者的职业心态和人才发展状况,以期对当前城市广电媒体改革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职业认同的起源与内涵
职业认同指的是一个人对其职业兴趣、职业能力、职业目标和职业价值的总的看法和观点。⑥
职业认同理论深受泰弗尔和特纳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影响。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意识是核心,群体资格是社会认同的来源,而人们总是倾向于使群体感更大化,在群体成员基础上建立自我身份意识,并且强化与其他群体间的边界。以此为出发点,职业认同理论认为,“职业”是社会群体划分的重要表现形式,因为从事某个职业的群体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着相对统一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这使他们能够在内心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从而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分开来。⑦
具体到职业认同的核心要义,基于不同视角的研究各有侧重。有学者认为,职业认同是个体对职业的一种情感认知,这种情感认知包含了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态度、信仰和理解。⑧有学者提出,职业认同体现在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价值判断上,涵盖了职业竞争力、职业影响力和职业的社会贡献三个方面。⑨有学者强调,个体在工作中的行为倾向能够合理地阐释个体的职业认同,因此,职业行为和未来发展规划也应是职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⑩概括来看,职业认同涉及个体对于职业的主观情感认知、价值判断、行为倾向等多方面,“涵盖了个体对职业的态度倾向、责任意识、价值判断以及未来预期”。[11]陶建杰等学者提出,职业认同是对从事的职业在情感、社会价值、自我价值、从业意愿等方面总的感知和评价,[12]是由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职业行为倾向四个因子构成的。[13]根据上述研究,本文将“职业认同”定义为:从业者对其所从事的职业在情感、定位、价值、规划的总体感知和判断,具体表现为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的满意度、职业角色定位、职业社会价值和职业行为规划的评价。
(二)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由于职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会随着个体与职业环境的不断作用而变化,可以说,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14]尽管如此,在梳理了多个行业的有关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研究后,我们仍然可以大体上将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外部环境因素。
所谓个体因素,指的是与个人直接相关的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从业时间等等,其中,性别、收入、从业时间、学历背景是影响职业认同的主导因素。当然,职业不同,影响职业认同的个体因素也会有所变化。例如,学者阿丹思和金在对美国一所公共卫生管理学院的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学生对即将从事的职业的认同受到性别、团队合作能力、个人认知灵活性的影响;[15]而另一项关于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则认为,收入、从业时间、学科背景是影响编辑记者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16]在组织因素中,职业压力和组织运行机制在不同行业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中几乎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项针对美国公立医院的研究中,学者朱莉和多萝西·福克斯就认为,管理层的压力和公共医疗体制是影响医师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与关雪等人针对我国护理人员的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相互印证。[17]此外,教师的职业认同受到了政府教育政策和教师管理模式等组织因素的影响;[18]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往往因刻板的管理模式及复杂的运行体制而受到影响。[19]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对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影响最为明显。职业认同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埃里克森在一项专门针对青少年职业认同状况的长期跟踪调查中发现,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显著影响了青少年的职业认同情况。[20]其理论的继承者马西亚也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成年人的职业认同往往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但社会环境、行业生态的变迁往往成为其职业认同发生改变的重要动因。[21]作为信息的收集者与传播者,记者往往能够最敏锐地察觉到职业环境的变化。因此,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最为明显。其中,新型媒体的出现严重冲击了记者的职业认同,[22]记者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的变化也被证明会对职业认同产生强烈影响。[23]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引入上述三大影响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因素——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并研究这些因素对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人员职业认同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于2018年7月-10月间进行。我们遵照国家区域分类标准将调查总体划分为六个不同层次(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共抽取24家电视台,回收587份问卷。样本特征如下:
1.性别:男性占56.21%,女性占41.06%。
2.年龄:受访者大多为中、青年群体。其中,39.67%在35岁以下,35-50岁占53.67%,仅有6.67%的受访者年龄在50岁以上。
3.学历:绝大部分受访者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其中,11.33%拥有大专学历,80%拥有本科学历,7.33%拥有研究生学历,仅有1.33%的受访者学历在高中或高中以下。
4.聘用方式:52.33%的受访者拥有事业编制,40.76%的受访者拥有电视台或公司一年以上的聘用合同,没有固定合同的受访者仅占6.91%;
5.工作性质:从事新闻资讯类节目的受访者最多,达到37%,从事行政管理的受访者占25.67%,其余受访者分布在综艺、社会服务、教育、体育等栏目岗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主要参考学者德丽萨·乔尔的职业认同量表,[24]同时借鉴国内学者魏淑华针对教师职业认同所设计的量表[25]以及陶建杰、张涛对上海地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测量,[26]共设计了18个陈述句构成“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见表1),用“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很同意”五个量级对每项进行评价。该量表充分考虑到从业者角色认同、社会价值认同、职业预期、职业满意度、职业行为规划等各个方面。
获得数据以后,我们进一步通过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质化研究的方法来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并得到了许多与结论相关的经验性解释。[27]
四、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
回收问卷后,我们获得了如下数据(表1 表1见本期第54页):经检验,表1中18个项目KMO值为0.83,球形度检验p值为0.00,说明存在因子结构,适合采用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表1中18项一共提取出4个因子,特征根值均大于1,此4个因子经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23.460%,17.555%,13.312%,12.147%,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6.474%。
经过分析,我们将旋转后的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职业角色认同”、“职业社会价值认同”、“职业满意度”、“职业行为规划”,具体来看:
1.“职业角色认同”因子包含六项表述:“完成一项工作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在单位做着有用的贡献”、“我的工作积极地影响他人生活”、“我能够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我完成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我十分擅长自己的工作”。
2.“职业社会价值认同”因子包含四项表述:“我认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舆论监督的渠道”、“我认为我的工作能够反映群众心声”、“我认为我的工作维护了政府形象”、“我认为我的工作推动了社会发展”。
3.“职业满意度”因子包含四项表述:“我对我的工作总体上很满意”、“我认为我的付出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我认为我的工作自主性很强”、“我认为我拥有很大的提拔和升职空间”。
4.“职业行为规划”因子包含四项表述:“我认为我所在的单位很有发展前景”、“我认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很有发展前景”、“我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认为我的工作并不辛苦”。
将四个因子各条目求均值作为因子得分得知,从业者对职业社会价值(3.62)、职业角色认同(3.541)打分较高;对职业行为规划(2.702)、职业满意度(2.69)打分较低。
五、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一)个体特征对职业认同造成的影响
研究发现,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与性别、从业时间、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称级别有显著相关性,但与从业者的年龄、专业背景、聘用方式、行政级别、获奖经历均不相关。
1.女性从业者在调查中比男性从业者在职业行为规划上态度更加积极(高出19.4%)。
2.从业时间、收入水平与职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从业时间每增长一个单位,[29]职业角色认同感增加21.1%,职业社会价值认同增加17.6%,对职业行为规划的态度正向增长10.8%。月收入每增长一个单位,[30]从业者职业角色认同感提高16.3%,职业满意度增加9.8%。
3.从业者受教育程度、职称级别与职业认同呈显著负相关。数据表明,从业者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31]职业满意度下降19.6%。职称级别每增加一个单位,[32]职业满意度下降11.6%。
(二)组织因素对职业认同造成的影响
在组织因素中,本次调查主要考察学习培训及组织压力对职业认同造成的影响。
学习培训变量包括了“近五年来参与的台内培训次数”和“近五年来赴其他机构培训次数”两项。按照培训的次数打分,“完全没有”为0分,“1-5次”为1分,“6-10次”为2分,“11-15次”为3分,“16次及以上”为4分。
组织压力变量细分为“主管领导压力”、“上级部门压力”、“工作考核压力”、“市场部门压力”四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按“完全没有压力”、“基本没有压力”、“说不准”、“有压力”、“压力很大”依次打分。研究发现如下:
1.学习培训对职业认同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台内培训每增加一个单位,[33]职业角色认同感提高14.2%,赴其他机构培训每增加一个单位,职业行为规划的积极度增强21.2%。
2.主管领导压力和上级部门压力对职业认同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主管领导压力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业者的角色认同下降18.9%,职业社会价值感下降11.6%,职业行为规划的积极度下降12.5%。上级部门压力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业者对职业的社会价值认同感下跌12.2%,职业行为规划的积极度下降19.8%。
(三)新媒体认知及实践对职业认同造成的影响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在传播的技能、手段上全面地挑战了传统电视行业。为了更好地观察媒介环境的变化对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新媒体行业认知”和“新媒体实践”两个外部环境变量。其中,“新媒体行业认知”是合成的连续变量,其计算方式是:让受访者在“收入更高”、“收入与付出更能成正比”、“工作自主性更强”、“工作的时间弹性更高”、“工作压力更小”、“工作成就感高”、“更能实现媒体从业者的自我价值”七个选项中勾选,每勾选一个得1分,最高分为7分,最低分为1分,得分越高,意味着从业者对新媒体的认知越正向。
研究发现,从业者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越正向,对城市广电媒体的职业认同感越低。其中,对新媒体行业的正向认知每提升一个单位,从业者职业角色认同感下降9.1%、职业满意度下降15.3%。由此可见,新媒体行业的兴起已经对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具体来看,67.33%的从业者认为新媒体工作自主性更强,60%的从业者认为新媒体工作更能实现自我价值,50.33%的从业者认为新媒体收入和付出更能成正比;44.67%、42.67%和40.46%的从业者分别认为,新媒体工作的时间弹性更高、收入更高、工作成就感更高。可以看出,在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认知中,新媒体的就业环境要远优于城市广电媒体。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认知现象,我们在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问卷中提取了:工作自主性(3.15)、自我价值(3.63)、收入付出关系(2.15)、工作时间弹性(3.6)、收入满意度(2.16)、工作成就感(2.91)、工作压力(4.72)的单项均分,并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葆华教授发布的《2016年网络新闻从业者生态报告》中的对应数据进行比对,[34]试图观察在现实中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与新媒体从业者在职业认同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图1 图1见本期第56页),除了在收入满意度和收入付出关系评价上两者存在较大差异外,其余各项均分基本持平,在自我价值和工作时间弹性上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评价甚至优于新媒体从业者。尽管在《2016年网络新闻从业者生态报告》中没有出现关于“工作压力”的单项评价数据,但有调查发现,新媒体工作者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已经成为常态,[35]故认为在对自身从业环境的评价上,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与新媒体从业者数据相差并不大。
可以发现,尽管新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在针对职业认同的各项评分中给出了和城市广电从业者相似的分数,但仍有大部分城市广电从业者认为新媒体行业作为“朝阳产业”要远远优于城市广电媒体,存在着一种对新媒体职业的美好“想象”。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本研究调查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新媒体实践情况,对受访者的新媒体工作经历,运营新媒体平台的级别、流量、收入等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仅有168名(占总问卷人数的28.96%)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有过运营新媒体平台”经历,这反映出了大部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新媒体行业的接触不充分,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容易停留在外部观察的第三者视角。
此外,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表5 表5见本期第57页),有新媒体平台运营经历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比没有运营经历的从业者在职业社会价值认同上低45.3%,在职业满意度上低11.7%。这一结论说明,有过新媒体工作经历的城市广电媒体人对职业的认同更负面。
五、结论与讨论
(一)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内在价值认同要高于对职业现实境遇的评价,但差距并不明显
从职业认同各因子均分中可以看出,当涉及对职业的角色、功能、意义等价值因素进行评价时,从业者打分较高;但当涉及对职业的现状、发展前景等现实因素进行评价时,从业者打分较低。这一结果折射了当前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复杂而又矛盾的职业认同状态。一方面,广电媒体从业者对职业的政治地位、职责使命、精神理想有着高度的信仰和价值认同,这些共同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加强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受众迁移、收入下降、社会地位降低又是所有从业者不得不面临的职业现实,面对转型压力,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前景暗淡”、“没有出路”,对行业现状的担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严重拉低了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水平。
值得欣慰的是,四个因子的平均分较为接近,差距并未被拉开,说明城市广电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仍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或许是因为精神价值的认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情怀”一词常常被不同从业者用来描述其对职业的认同,其中典型的表述有:“我的工作动力全部来源于作为媒体人的情怀”、“家国情怀让我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感”。可以看出,城市台的从业者在长期的媒体实践中对自己做了什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有着比较明确的集体共识,并通过“情怀”一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表达话语。这种共同价值理念的形成,成为了维系城市台从业者职业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如一位发达地区城市台的编导所说:“经历了10多年的行业繁荣,我们对这份工作已经相当有情怀,当然对这个职业是认可的,对城市台的未来也是有信心的。”
(二)收入、性别、从业时间、受教育程度和职称级别成为影响职业认同的重要个体因素
数据显示,显著影响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个体因素如下:
1.收入与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管理学学者普遍认为高薪酬能够显著提升员工的个人价值感,[37]薪酬激励与职业评价呈显著的正相关。[38]通常情况下,经济收入是衡量自身工作价值最直接的指标,经济收入越高,从业者的职业价值感更高。因此,经济收入越宽裕,从业者在职业发展上就越难被束缚,越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从业者工作的尊严感就越高,工作的满意度也就相应得到提升。
2.女性的职业认同要高于男性。可能的原因是女性的就业期望要低于男性,因此在就业过程中更容易得到满足。[39]在中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媒体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女性对“体面的工作”的预期;同时,女性往往也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负担者,因此在对职业的认同上更容易给出积极的评价。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两性在职业情感投入上的差异。有受访者就表示,“媒体行业需要更多感性的情感投入,女性比男性在情感上更加丰富、细腻,对采访对象的情绪感受力更强,因此女性会认为自己比男性更加适合这个职业”。[40]3.从业时间越长职业认同态度越积极。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证,斯蒂芬妮·格鲁本曼和梅克尔在2015年的一项对融合新闻编辑部工作者的研究中发现,从业时间越长的编辑记者对职业的认同感越高,这是由于“从业时间较长的记者对自己在大众传播中所处的垄断地位仍然保持自信,认为自己已经是某一专业领域中无可替代的话语权威”。[41]中国电视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大众传播领域处于独领风骚的强势地位,特别是2004年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一大批民生节目的出现,曾让城市广电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备受观众青睐。2008年之后,伴随着中国互联网应用的迅速扩张,视频网站层出不穷,对原有传播生态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才使传统的广电媒体逐渐失去了垄断话语权。这意味着从业时间在十年以上的城市台工作者都亲历过在电视台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下社会各界对其作为“第一媒体”的欢迎。这一辉煌的记忆粘结了“老电视人”对电视台的情感和自信,强化了他们对自身在公共文化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可。反观从业时间较短的电视人,在他们入职时中国的电视行业无论在经营收入、观众吸引力,还是文化地位上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新型互联网产业的全面挑战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行业压力。对“现实震荡”的不安和对未来发展的忧虑构成了年轻一代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感受,从而降低了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
4.受教育程度和职称级别与职业认同呈显著负相关。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职位较高的员工对实现自我价值有着强烈的愿望,他们大多高度重视工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对职业抱有较高的期待,[42]但是这也意味着工作环境的变化更容易使他们产生职业心理落差。[43]近几年,随着收入的不断下降,许多城市台囿于资金困境而减少了制作经费的投入,这导致多数城市台的内容水平出现大幅滑坡。在这样的制作环境下,高学历、高职称的从业者意识到自己很难在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在面对现状时体会到了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价值失落感。一位毕业于某985大学的频道总监就表示:“现在的工作已经和自己当初的理想差距太远,职业理想和现实环境有很大差距。” [44](三)新媒体认知和实践对职业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
研究发现,新媒体认知同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呈显著的负相关,从业者对新媒体的认知越积极,职业认同感越低。可以理解的是,随着受众注意力的迁移,新媒体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凸显,许多新媒体人因此获得了更大的传播话语权,自然在收入上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容易给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造成心理落差,从而影响到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认同。
不过,城市广电从业者对新媒体的认知可能存在着偏差。尽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新媒体行业在自我价值实现、时间弹性、工作成就感等方面要高于自身,但从数据比对中可以看出(见图1),除了在收入满意度和收入付出关系评价上两者存在较大差异外,双方在其余各项评分上基本持平。在访谈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从业者认为新媒体行业在各个方面都要大幅领先于城市台,对新媒体工作充满了期待。然而,跳槽到新媒体行业的人则大多表示,实际工作情况与预期之间的落差很大,“很多美好的期望可能只是当初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45]问卷调查显示,学习培训活动对职业认同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有研究发现,学习活动能够让个体对媒介环境的认知更为主动也更加客观。[46]媒体加强员工的职业培训,提升其对媒介变化的理解能力,有助于降低职业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感,提升职业认同感。
需要注意的是,有新媒体经验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其职业认同感偏低。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新媒体内容大部分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复制完成。在日复一日固定化的生产模式中,原本创造性的工作被“流水线的重复”所取代,这种“复制而非创造”的活动消磨了从业者的职业热情。特别是在台内新媒体部门工作的从业者,在新媒体平台上,沿用传统采制方式,其内容难以吸引用户,更遑论网络影响力。一方面深知坚守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又充满无力竞争新媒体的焦虑,这种失落而困惑的心理状态使得他们无法对职业有较高的认同。
六、结语
目前,全国共有市级、县级广播电视台2552家,占比超过全国广播电视台总数的95%,[47]是全国广播电视台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城市广电媒体在推动城市建设发展、提升城市文明形象、丰富市民日常生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城市广播电视媒体从业者将国情、省情、市情用画面和声音传达给观众,又将社情、民情、舆情传递给决策者,担当起了政策传播者、时代记录者、社会推动者、公正守望者等多重媒体角色,成为了大众传播中的关键一环。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对城市广电媒体人才的研究,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迫切需要。从表面上看,媒体融合的竞争是一场对技术和渠道的“制高点”的争夺,新型媒体的挑战迫使传统广电媒体在速度和广度上不断朝前追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电视台花大力气,建网站、建客户端、建融媒体平台,以期让自产节目得到更快速的传播和更广泛的影响。然而,渠道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广电媒体所面临的困境,大多数城市广电媒体在推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陷入“无人可用”、“无人会用”、“有经验的人没思路,有思路的人没经验”的尴尬境地,一些难得的人才常常因薪资待遇、职位晋升等条件不能满足预期而选择离开。
媒体融合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关乎媒体生产者自身的变革。从组织生产的角度来看,职业认同是维系行业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如何将尚存的职业身份自豪感转化为城市广电媒体发展的内生动力,如何着力解决“新生代”城市广电人的职业归属感,如何加强学习培训以满足当代“知识型人才”的内在需求,又如何创新用人机制,提升从业者的新媒体素养和职业认同,将成为在媒体融合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
①[美]ElmanNancy S.Joyce Illfelder-Kayeand William N. Robin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for Professionalism as a Foundation for Competent Practice in Psychology.》,《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6.4 (2005): 367.
②张海涛:《提高认识 改革创新 再创城市广播电视发展新辉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6年第6期
③杨明品:《新型城市台发展模式分析》,扬州杯2017年
④李静、黄启明:《地方广电媒体“中央厨房”建设模式探析——以深圳广电集团2016年全国“双创周”报道为例》,扬州杯2016年
⑤王晓红:《让民生新闻走向新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6期
⑥[英] Kielhofner, G:Model of human occupa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 (4th ed.),Baltimore: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2007
⑦[英]Kreiner,Hollensbe&Sheep :Where is the “Me” Among the “We”? Identity Work and the Search for Optimal Bal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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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陶建杰、张涛:《上海地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8期
[13][26]魏淑华、宋广文、张大均:《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与量表》,《教师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14][美]ElmanNancy S.Joyce Illfelder-Kayeand William N. Robiner:《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for Professionalism as a Foundation for Competent Practice in Psychology》,《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6.4 (2005): 367.
[16][22][英] Grubenmann, Stephanieand Miriam Meckel:《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 resource to cope with change in the industry?》,《Journalism Studies》, 18.6 (2017): 732-748.
[17]如关雪、徐丽梅撰写的《职场暴力对急诊科护士职业认同感的影响调查》,《基层医学论坛》2018年第18期;肖琼、徐亮:《护理本科学生职业成熟度、临床实习环境评价与其职业认同的关系》,《现代预防医学》2018年第15期
[18]如Brisbin, L. A.与 Savickas, M. L.撰写的Career indecision scales do not measure foreclosure,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352–363.2004
[19]曾丽红:《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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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arciaJ. E: The status of the statuses: Research review,Egoidentity: A handbook for psychosocial research,New York: Springer.1993 (pp.22–41).
[23][美]Thomas Hanitzsch: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Roles of Journalists ,2017
[24][美]DeLisa, Joel A:Measuring professionalism in a physiatry residency training program,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80.3 (2001): 225-229
[25]魏淑华:《教师职业认同研究》,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论文,2008年
[27]进行深度访谈调研的城市广电媒体有:济南广播电视台、济宁广播电视台、南昌广播电视台、清远广播电视台、无锡广播电视台、武汉广播电视台、成都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扬州广播电视台、镇江广播电视台、珠海广播电视台。
[28]参考类目为男性
[29]一个单位为“5年”。
[30]一个单位为“2000元”。
[31]“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的单位依次为:高职、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
[32]“职称级别” 由低到高的单位依次为:普通科员,科级副职,科级正职,处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正职以上。
[33]“一个单位”为:5次。
[34]这份研究成果覆盖了当前重点新闻网站、商业网站、自媒体,获得为322份的调查者数据。
[35]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36]对应“没有新媒体平台运营经历”。
[37][英]Sousa-PozaAndres, Halvard Nystromand Henry Wiebe: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the differing effects of corporate culture on TQM in three countr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 Reliability Management ,18.7 (2001): 744-761.
[38]如伍燕、张利民:《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研究》,《中国商贸》2011年第3期;路金镶、 王鹏、王维:《知识型员工薪酬激励实证研究》,《商场现代化 》2013年第4期
[39]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2016年
[40]该资料来源于2018年9月6日对无锡广播电视台频道总监A的访谈。
[42][英]DavenportThomas H:Thinking For A Living: How to Get Better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From Knowledge Workers,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ISBN 1-59139-423-6. (2005).
[43][美]Skorikov, V. B.& VondracekF. W :Vocational identity. In V. B. Skorikov & W. Patton (Eds.),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 (2007).
[44]该资料来源于2018年10月21日对武汉广播电视台新媒体总监B的访谈。
[45]该资料来源于2018年11月3日对成都某新媒体公司跳槽入职的原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小C访谈。
[46]张志安、 沈国麟:《媒介素养: 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新闻记者 》2004年第5期
[47]数据来源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7年发布的《全国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
王晓红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俞逆思系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影视部级社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城市广电媒体改革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D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