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舟
　　【本文提要】卡尔森把新闻业视作一种多变的、情境化的、经由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文化实践，并提出了一种元新闻话语理论来阐明围绕新闻业的意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正是通过元新闻话语，新闻业内外的各种行动者得以相互竞争，从而建构、重申甚至挑战可接受新闻实践的边界以及这些实践是否可为的极限所在。元新闻话语理论把话语与定义管理、边界工作以及正当性建构等文化过程联系起来，丰富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路径，使得研究者可以把目光转向新闻场域外部的行动者，考察他们与新闻场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话语协商过程。
　　【关键词】新闻业 新闻理论 元新闻话语 边界工作 正当性 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G210
　　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曾区分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三种主要分析路径——政治经济学路径、社会组织路径与文化路径。①如果说1970、1980年代一系列的新闻编辑室研究代表了社会组织路径下的新闻社会学研究，那么，1990年代以来以泽利泽（Barbie Zelizer）等为代表的学者则发展出了一种将新闻业的公共阐释、集体记忆、边界工作、文化权威等作为核心问题的研究路径，即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路径。②这类研究把新闻业视作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进而考察作为阐释共同体的新闻共同体何以通过各种有关新闻业的话语表述来建构并维护自身的文化权威地位。近年来，随着新闻业危机的深化，学者卡尔森（Matt Carlson）又提出了一种“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理论，以期探讨新闻业的公共意义何以在新闻业内外各种行动者的共同建构下得以产生和变迁。
　　卡尔森把新闻业置于一个话语场域中，并提出正是这一话语场域持续建构着有关新闻业及其社会地位的意义。他用“元新闻话语”来描述这一话语场域。所谓元新闻话语，是为评价新闻文本、新闻生产实践或新闻接收条件而作出的公共表述。元新闻话语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将新闻业社会文化意义的创造及流通与新闻生产及新闻消费的社会实践连接起来。元新闻话语理论的前提是新闻业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置于特定情境中的、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涉及各类内外行动者的文化实践，因此，在元新闻话语理论中，这一话语场域是行动者公开参与定义建构、边界设定及正当性判定的场所。
　　在元新闻话语的理论视野中，新闻从业者脱离了他们作为媒介话语生产者的角色，转而成为这种话语的客体。元新闻话语产生的时刻通常也是新闻实践发生争议的时刻，正是这些时刻激发了新闻从业者驱逐偏轨或外行行为并重新定义合理实践的努力。他们通过把公共话语与新闻的文化意义建构联系起来，展现了超越新闻实践来解释新闻业文化权威地位的必要性。为了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理论视角，卡尔森运用元新闻话语这一概念，将上述话语与定义管理、边界工作以及正当性建构等文化过程联系起来，丰富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路径。
　　
一、元新闻话语理论的概念化
　　元新闻话语分析不是对新闻内容的文本分析，而是对新闻话语的话语分析，也就是对新闻共同体的公共阐释及其所生产意义的话语分析。许多过往研究已经考察了新闻共同体如何在内部建立一致性并抵抗质疑。如泽利泽（Zelizer）揭示了新闻从业者如何参与到有关新闻工作的公共讨论中：“记者们运用话语来讨论、思考、有时甚至挑战围绕新闻实践建立的支配性共识，以此适应技术、环境与新闻工作名望的变化”。③由此，泽利则主张把新闻业概念化为一种阐释共同体。④伯科威茨（Berkowitz）和特克斯特（TerKeurst）把阐释共同体定义为“从事共同活动和拥有共同目标的人运用共享的参考框架来阐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⑥公共的阐释可以达成认识论意义上的共享理解。⑤在这种话语的功能主义视角下，新闻从业者生产有关新闻工作的叙事，从而影响公众，并在不同的新闻行动者之间建立区隔。⑦
　　另一流派则把新闻实践与讨论新闻业的方式联系起来，通过范式修复这一概念来检视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争议的反应。受到库恩（Kuhn）的范式概念启发，有学者运用范式修复这一概念揭示了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自我批评维护固有范式，而非直面根深蒂固的缺陷与冲突。还有一系列研究通过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这一理论框架检视了新闻共同体的自我定义。这些研究追随基恩（Gieryn）的视角，考察了新闻从业者在面对挑战和和冲突时，如何重新划定可接受新闻实践的边界。⑧总之，这些研究呈现了新闻从业者在面对争议或冲突时如何运用“圈内人——圈外人”的叙事来界定有效新闻实践的领地。
　　另一些有关新闻业话语的研究则运用哈布瓦赫（Halbwachs）的集体记忆概念⑨来展现新闻从业者如何建立共同体，如何通过对照过去来维护他们的社会角色。⑩这些研究考察了新闻机构的成立纪念日[11]；对著名新闻故事的回忆[12]；知名新闻从业者的退休或去世[13]等话题。最后，还有另外一些研究考察了有关新闻业的话语何以形塑公众对新闻业的理解，这些研究涉及的话题包括新闻目标[14]、新闻博物馆[15]、英语新闻网频道半岛电视台的诞生[16]、新闻事故[17]及其与伦理的联系等。[18]卡尔森的元新闻理论旨在从上述研究入手，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从而把新闻实践与新闻话语联系起来。他不仅把话语视作一种表达，更视之为一种影响社会现象如何被理解的支配性力量——也就是罗斯（Rose）所言的“言说的体制（regime of enunciation）”。[19]在此，话语提供了一种文化理解的共享聚合，其重要作用在于限制某个话题可能涉及的意义范围。菲斯克（Fiske）认为，话语“既是被结构化的，又同时在建构结构，因为它一方面由社会关系决定，另一方面又在影响社会关系”。[20]话语作为意义和行动的结构，持续不断地在行动者的表达中得以重构。[21]话语并非完全由外在行动者决定，而是为能动性提供了空间。话语不断演化和变迁，新的表达从意义与物质的变化中涌现出来。这一理解符合福柯（Foucault）对话语的论述，他把话语视作权力和知识融合的场所，其中，“一系列非连续环节的战略功能既非统一的，也非静止的”，[22]但却塑造了产生各种可能性的环境。
　　总之，话语由各类行动者零散的表述构成，这些表述形塑并限制了意义、身份认同与概念的边界。这种有关话语的一般理解不再把新闻业视作一个静止的实体，而是视作有时交织、有时冲突的话语网络中的一系列制度化实践，正是这一话语网络生产了社会意义。
　　
二、元新闻话语的理论前提
　　元新闻话语既是一种把新闻业描述成特定文化实践的实用性话语，又是一种驱动新闻业探索新闻应为何物的规范性话语。卡尔森认为，新闻业的实践是在变动的社会、经济以及科技情境中不断演变的一种情境化的、多变的实践，而元新闻话语是一种建构或挑战这种新闻实践以及新闻规范与新闻机构正当性的手段。元新闻话语理论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前提：
　　前提一：新闻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不断变化
　　新闻业不是静止的、统一的实体，而是在各种平台、传播媒介、国家情境与时间阶段中不断变迁的、多样性的活动。这种可变性同时属于各种各样的新闻实践、正当化这些实践的规范性理解以及这些新闻实践产生的条件。对此，比较媒介研究早已清晰地表明，形塑新闻形式的正是各类规范性的社会制度、政治和媒体的机构形式以及文化规范。[23]该理论前提又延伸出两个子前提：其一，新闻业的持续可变性，因而有必要关注影响新闻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变迁的各种复杂力量；其二，区域特异性，新闻业的模式既有基于空间的地方性，又有基于特定时刻的时间性，因此很难从特殊案例推导出一种关于新闻业的共识理解。
　　前提二：新闻业是情境化的
　　第二个前提是对可变性前提的延伸，主要强调不能脱离新闻生产及其环境来谈论新闻业。新闻从业者是由信息源、公共关系从业者、新闻发言人、其他同业人员、商业经理以及受众共同组成的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之一。布尔迪尔（Bourdieu）认为，新闻场域是一个与其他场域深度交织和相互嵌入的非自主性场域。[24]这一观点有悖于将新闻从业者视为拥有自主性的专业人员的规范性理解。[25]从各种角度而言，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进行正当化的主要策略是强调他们进行新闻生产时所依赖信息源的自主性。因此，卡尔森认为，有必要质疑这种情境与实践之间的脱离，避免忽略媒介自身所处的广阔环境，摆脱媒介中心论的视角。[26]前提三：新闻业由一系列的社会关系构成
　　第三个前提是将新闻业视作一种情境化的文化活动，并关注新闻从业者建立其正当性基础的关系机制。由此，只考察新闻业内部人士共同的阐释话语就会限制我们对新闻业意义的理解。新闻从业者本身并不能强迫他者接受他们偏好的新闻业意义。新闻业文化权威地位的建构需要新闻业内外各类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意义的协商过程发生在寻求建立权威性的新闻从业者以及那些选择对这一权威性进行接受或质疑的行动者之间。文化权威是一种社会性的成就。新闻从业者只是各类形塑新闻业及其实践意义的行动者之一，所有行动者都通过其公共表达参与了新闻业的意义塑造。
　　
三、元新闻话语的组成部分
　　在元新闻话语理论的视角下，新闻业是可变的、情境化的、关系化的，由此元新闻话语理论也就摈弃了新闻实践的不变性，转而强调新闻实践的多样性、延展性以及外在依赖性。具体而言，元新闻话语理论可以拆分为三个关键的组成部分：行动者、场所/受众以及话题。
　　组成部分一：元新闻话语来源于新闻行动者与非新闻行动者的区分
　　此处的行动者指的是元新闻话语的生产者，其中最重要的将新闻行动者与非新闻行动区分开来。大部分现有研究在涉及元新闻话语的时候仅仅认为新闻从业者是新闻业的主要定义者。[27]虽然在特定案例中，这种对新闻从业者的内在关注很有价值，但学者应更多看到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内部差异，以及新闻从业者与非新闻从业者之间的模糊边界。有关新闻业的话语来自各个场域的多元行动者，如政府官员、历史学家、娱乐媒体、教育者等。把非新闻从业者纳入到元新闻话语研究中能够更好地捕捉多元行动者共同建构新闻业意义的过程。[28]组成部分二：元新闻话语可出现在新闻与非新闻场所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元新闻话语及其受众同时出现的两个场所。许多时候，行动者和场所是重叠的，因为行动者经常由他们发言的场所来定义。区分出“场所/受众”不仅是为了关注谁在说话，也是为了关注他们接触受众的渠道。这就要求不仅考察元新闻话语的文本特征，还要考察其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条件。另一个区分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在行动者和场所之间划上完全的等号。比如，元新闻话语同样可以来源于非新闻从业者生产的新闻、政府官员对新闻报道的评论或读者来信。相关研究可以关注元新闻话语出现的特定场所及其受众。
　　组成部分三：元新闻话语的话题分为反应式和生成式的
　　元新闻话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涉及引发公众公共讨论新闻的那些话题。主要的区分存在于对特定新闻故事、新闻从业者或新闻平台的回应与更广意义上对现代新闻业的一般讨论之间。卡尔森用“反应式的元新闻话语”这一词汇描述前者，并用“生成式的元新闻话语”来描述后者。反应式元新闻话语是对突发事件的回应，通常采用修复或庆祝的方式（有时亦可重叠）。生成式话语则运用评价性文本来引发有关新闻业的对话，例如新闻从业者或新闻机构用“危机”框架来描述当前传统媒体的发展趋势。[29]
　　
四、元新闻话语的阐释过程
　　卡尔森的元新闻话语概念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把各类相互竞争的行动者、他们说话的场所与受众以及他们谈论的话题联系起来。为了更好地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化，卡尔森分析了元新闻话语理论的三个阐释过程：定义建构、边界设定与正当化。
　　过程一：定义建构
　　一般来说，话语建构需要一组有关行动者的共享概念和符号。对新闻业来说，一套共享的语言为一系列的新闻实践、产品与行动者指定了特定的意涵。这类语言的使用或显性或隐性地肯定了它们的存在。“谁是新闻从业者？”这一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揭示了定义何以成为不同视角的行动者之间的竞争关键。这些定义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谁以及什么应该包含在新闻业之内，哪些又应排除在新闻业之外。他们通过行动者对于新闻业的理解建立了一套语言，并塑造了对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形式的理解。新闻从业者身处在一个复杂的话语环境中，其中包括评论家、政治家、法官、业主、受众等行动者，他们通过不同的机制参与了新闻业的意义建构过程，行使影响新闻实践的权力。[30]在面对司法冲突时，[31]新闻从业者通过“话语容器”来“保持对新闻场域、它所面对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定义管理”。[32]过程二：边界设定
　　除了界定社会实践与规范以外，元新闻话语的参与者还通过对边界工作的阐释过程来界定这些实践发生的空间。一系列社会学研究考察了行动者如何利用符号资源建构边界，尤其是围绕什么是合理的知识这一问题。[33]例如，基恩（Gieryn）的科学史研究就能够帮助我们辨识社会实践边界出现及展开争论的话语方式。[34]边界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建构，它影响着资源的分配以及“认知权威”的分配，它与文化权威的概念相近，都指向知识实践被他者接受为正当的过程。虽然边界工作需要物质基础，但行动者主要通过元新闻话语来建构这种边界，在其中，他们或直接采用明确的分类，或含蓄地谈论有关新闻业的潜在假设。许多元新闻话语都涉及边界工作，因为不同的行动者持续不断地通过他们的阐释工作建构或重构合理实践的边界。边界工作的后果主要取决于它是如何塑造有关新闻业的意义。
　　过程三：正当化
　　元新闻话语的第三个阐释过程通过正当化特定新闻行动者、新闻形式与新闻规范的方式来建立区隔。在新闻领域里，任何故事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一个共识上，即新闻是知识的正当化形式。新闻业通过元新闻话语中有关新闻业的叙事来建构特定新闻形式与新闻行动者的正当性，进而建构新闻业的正当性。[35]元新闻话语把公众为何认为新闻值得获得关注与对新闻业权威性的共享认知联系起来。正当性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伊森（Eason）所言的“建立、修复和改造其固有方式的权威性基础”的持续过程。[36]这一论点又一次强调了可变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也有必要思考正当性以外的非正当的叙事。在当下的竞争环境中，新闻业作为正当知识生产者的认知权威地位是行动者经由元新闻话语协商之后的结果。
　　
五、元新闻话语理论的研究路径
　　新闻业是一种嵌入在社会中的、制度化的文化实践。新闻作为知识生产的一种权威形式这一地位并非稳固而一成不变的，而是对其文化形式进行界定和正当化的话语的产物。因此，元新闻话语不是剥离于其实践的映像，而是包含了意义的网络，这些意义为新闻业提供了各种可能性的条件。作为想象新闻的场所，这种话语界定了新闻实践所采取的形式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它们。它是一个复杂的场所，在其中，新闻业内外的行动者通过提出定义、设定边界和寻求正当性来就新闻应为何物展开辩论和争论。
　　元新闻话语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对新闻业的共同理解是通过话语过程产生的，然后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卡尔森提出，在经验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一框架将理论前提、组成部分与阐释过程结合起来，从而考察元新闻话语的意义形成过程，包括谁在说话、在哪说话、说了什么以及这些话语的传播。通过把这一话语过程与定义建构、边界设定与正当化连接起来，就能够探索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下表提出了元新闻话语研究可能涉及的研究问题：
　　卡尔森认为，在元新闻话语研究中，有三个领域值得关注。首先，元新闻话语这一视角的实用价值在当前新闻媒介环境的动荡中更加凸显出来。在全球各地，一系列的因素——或者说危机[37]——正在影响新闻生产、新闻资助与新闻消费。前景与危机的并存催生了大量报告、书籍、博客、行业刊物文章、会议、圆桌讨论等公共表达，它们可以归入“新闻业未来”这一标签。研究者可以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阐释这些有关新闻业的公共理解被重新思考、扩散和争论的方式。这一对话过程尤其具有分析意义，因为行动者在阐释空间中相互竞争，试图定义和形塑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迁。其次，更多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国家和跨国语境中基于不同制度形式、规范性理念和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元新闻话语。除了空间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时间维度上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提供一种历史深度，将元话语、对新闻业的理解以及新闻实践联系起来。未来元新闻话语研究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如何将受众置于这一模型中。元新闻话语理论强调了话语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但话语的消费过程同样重要。如果说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地位是通过元新闻话语建立的，那么定义、边界和正当性的产生都有赖于社会承认。通过研究元新闻话语如何融入个体的“生活”版图，[38]将使我们对这一承认过程的概念化更加健全。为此，元新闻话语研究可以运用混合的方法，如文本分析、受众测量（调查、焦点小组、深度访谈等）等来考察意义的形成。
　　
六、评论与展望
　　卡尔森的元新闻话语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丰富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路径，为过往的新闻话语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新闻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研究运用“阐释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考察新闻共同体对新闻业的意义建构过程。[39]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新闻场域内部的行动者，也就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新闻机构等如何阐释新闻业的定义、界定新闻实践的边界以及维护新闻业的正当性基础。[40]元新闻话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使得研究者可以把目光转向新闻场域外部的行动者，包括评论家、政府官员、受众等，考察他们与新闻场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话语博弈与意义协商过程。例如，有学者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揭示了不同话语主体对于停刊事件的阐释模式及其意义，分析了不同行动主体如何看待和阐释算法这一新闻业中的新客体等。[41]这类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新的视野，考察专业新闻生产者如何与非专业新闻生产者互动，一边维护新闻业的边界和文化权威，一边又在元传播的意义上塑造新闻业的公共性。[42]无论是以阐释共同体作为理论框架的新闻话语研究，还是更为开放的元新闻话语研究，始终都把关注焦点放在新闻业的意义生产及其对文化权威地位的建构上。然而，这类研究也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同类研究的重复性。似乎在每一个新的新闻形式出现或者每一次新闻业规范性基础受到动摇的时刻，这样的研究都可以重复生产。无论媒介环境如何瞬息多变，不同的经验研究似乎总是会导向相似的结论。如果只是不断重复这样的研究过程，那么，这类研究终究只能为新闻业的变迁提供话语意义上的注脚，而不能带来真正的理论创新。因此，如何避免在经验研究中机械地使用元新闻话语理论，如何通过文化路径为新闻社会学研究带来新的理论启示，是学界需要更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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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方舟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标题为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发表于Communication Theory，2016 年第26 卷第4 期。研究者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发表该文时为美国圣路易斯大学传播系副教授，现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6BXW00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