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
　　【本文提要】“新闻时间”指的是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时间惯习或规范，作为一个动态生成的范畴，它是现代新闻形成过程中制度性、规范性和组织性的产物。本文尝试关照新闻时间的生成，采用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以技术配置与有机配置作为讨论框架，考察媒介技术变革如何为新闻时间规范提供构-设，同时，关照现代时间观念及不同主体的信息需求如何间接促逼新闻时间的形成。本文认为，没有技术进步提供的可能性条件，新闻时间的形成不具备物质基础；没有观念与需求的刺激，新闻时间便缺乏制度化的社会动力。
　　【关键词】媒介学 新闻时间 定期高频 新鲜及时
　　【中图分类号】G201
　　
引言
　　从20世纪经典新闻理论对时间问题的关注与研究，①到2018年国内外对新闻时间性问题掀起的又一轮研究热潮，②大体上可以将以往的新闻时间性研究分为几个种类：一、对新闻时间性的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着眼于新闻时间与哲学思潮及社会变动的互动关系；二、对新媒介背景下媒介时间特质的关注，集中探讨新技术形态与媒介时空观的关联；三、新闻时间性作为主体的关注研究，比如新闻生产中的、新闻文本呈现的与新闻消费实践中的时间性。③现有研究大多为媒介时间（准确地说是电子媒介时间或互联网时间）而不是新闻时间；同时，研究在时间序列上采用现在时与将来时的视角，忽略了新闻时间性的社会化、历史性形成过程；此外，多数研究目的是建立一种媒介时间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联，尤其是媒介时间作为一种现代时间形态对现代人、社会生活、制度文化等的建构与形塑作用，极少有人探讨这种“媒介时间”或“新闻时间”是如何产生的。④本文采用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以技术配置与有机配置作为讨论框架，在发生学的视野下考察其由来，寻找新闻时间形成中的断裂与褶皱。本文主要以西欧和北美的新闻实践为分析对象，依循的时间线索是现代新闻的形成过程。
　　基础新闻理论中，通常难以看到“新闻时间”的表述，而多见于作为新闻价值要素或新闻本体属性之一的“时新性”（或时效性），亦有学者将“及时原则”作为新闻传播的方法原则之一，⑤新闻生产社会学通常表述为“新闻时间性”，它与“新闻时间”是一对易混淆概念，新闻时间性是新闻在时间方面的属性或特性，包括新闻内容发生时间的新鲜性以及新闻内容抵达接收者的快速性，⑥“新闻时间”则是一种时间类型，强调的是“作为信息的新闻”在生产与传播中的时间惯习或规范。新闻时间性是静态的、稳定的关于新闻时间规定的理解，新闻时间则是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游离性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语境与生成过程，其内涵会发生时空迁移，在含括性上、指称功能上和可操作性上强于新闻时间性，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新闻时间⑦的概念。作为一种现代时间类型，新闻时间是现代新闻形成过程中制度性、规范性和组织性的产物，产生时间贯穿15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是新闻活动主体对新闻时间性问题的实践性认知、理解与想象。从它的历时性演变看，大致包括新鲜变化性、定期高频性、效益性和即时同步性等要素：对新鲜信息的重视与获取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交新时间意识的体现，定期性与高频率则是伴随现代早期（近代）交通网络的完善出现的时间特征，新闻时间真正形成的标志是效益性与即时同步性的形成，得益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通信革命。本文对新闻时间生成逻辑的探讨大致沿纵向的时间线索进行，只不过将其划归为了媒介学视野下技术与有机的二重性框架。⑧
　　
一、媒介学理论对探究新闻时间形成逻辑的适用性
　　既然采用媒介学的视野，必然要回应为什么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交代媒介学的核心观点，结合新闻时间问题的实质，分析媒介学缘何能为现代新闻时间的生成问题提供一个思考框架和一种言说逻辑。
　　1.作为一种新认识形式和理解框架的媒介学
　　媒介学作为一个新学科或新领域由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在《法国的知识力量》中首次提出“媒介学”概念，在《媒介学宣言》中探讨如何将媒介学研究方法及思维路径引入传播研究，以此将技术与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关联起来，在《媒介学引论》中界定了媒介学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具备哪些研究对象、方法论观念、目标与路径等。⑨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学不是媒介社会学，也不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路数也不同，因为它不聚焦孤立的个体，而是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论述范围或论据来源包括历史（技术史、书籍史、美学理论和历史）和信息传播理论。” ⑩
　　第一，媒介学主张文化史与技术史的融贯统一，避免了技术与文化、实证与人文的对立。德布雷认为，人类历史是合二为一的两个历史，人与人的关系史（主主关系）形成文化史，人与物的关系史（主客关系）形成技术史，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实证的。在媒介学看来，传播手段具有双重性，一种是技术配置（信息分享与扩散的手段等）的发明和运用，一种是有机配置（文化、制度、语言等）的创建和普及，[11]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传播活动）都包括并依赖于这两项配置，是文化与技术互动的产物，这样，人文范式与实证范式便融合起来了，“人类文明史与信息移动的物质变量实现了统合”。[12]第二，采用“媒介域”的理论框架与中介化的媒介认知，实现了作为主体的人、文化环境与传播技术的时空并置。媒介学采用媒介域概念，为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启发和可能。媒介是勾连周遭关系与事物的中介，是“介入两个或多个事物或现实间的过程”，[13]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位置或功能，是处于两者之间并使之产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此一来，媒介“技术（作为技术人工物的技术）与生活世界（包括组成这一世界的各种因素的关系）” [14]就关联起来了，实现了媒介技术、社会主体、文化与政治（即社会秩序）在同一界面的并置。
　　2.媒介学如何为新闻时间生成提供框架和逻辑
　　第一，“技术史”与“文化史”视角，以及“技术配置”和“有机配置”的理解，共同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较强解释力的逻辑框架，使得任何一个新闻实践问题都可以放置到这一框架下进行探讨。[15]那新闻时间问题是否是实践问题呢？有研究者认为，任何新闻观念、认识、思想与新闻实践密不可分，没有离开实践的光秃秃的思想与观念，它们一定以实践为依托，是实践问题在思想和观念层面的呈现。[16]因此，作为一种观念认知，新闻时间来源于现代新闻实践并依托后者而存在，既是一个观念范畴，也是一个实践范畴。换言之，新闻时间“不是一个预存的作为解释对象的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共有实践理解的意向性观念，它存在于人们的讨论解释或从事某事的实践过程之中，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新闻实践的构成部分”。[17]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学理论对新闻时间问题具有适用性。
　　第二，从中介化的角度理解媒介，是对媒介技术构设与重置周遭环境能力的重视，这启发我们，要充分挖掘媒介技术形态变革在新闻时间生成中的推动作用，还原技术对新闻实践惯例的塑造过程。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把媒介理解为工具或手段，那新闻传播活动仅仅是主体改变对象的手段，是主体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式，新闻时间是人的目的性活动的产物。媒介学把媒介理解为中介，新闻活动就成了围绕中介发生的社会实践，这个中介不仅会重新调整社会力量与社会关系的组合序列，而且会催生出一整套适应某种特定活动的规则和秩序，新闻时间便是综合性社会实践的产物，并反过来成为新闻活动的软规制。将媒介理解为中介和手段，均是分析现代新闻时间所必需的。
　　
二、技术配置与求快求速之新闻时间
　　针对特定媒介技术对现代报刊实践规范的塑造作用，黄旦认为，“现代新闻业就是依照现代印刷机械的构-设，预设性地有计划地指令现实呈现出某一状态的开发设置活动及其结果。新闻业以预先设置的框架，构筑成自己独有的新闻编制流程和传递范式；以特定的筛选标准、特定的制作技巧和程序，还有特定的展示方式和样貌，让新闻和言论成为媒介呈现的产品”。[18]本文在此想探究的正是技术如何为新闻时间规范提供构-设，论述逻辑为从印刷术到交通网络再到电报通信的媒介技术变革顺序。
　　1.印刷术：机械式快速传播的初始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到纸张和印刷术的空间偏向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对空间的垄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马克思称印刷术是最伟大的发明，麦克卢汉把活字印刷术看作“一切装配线的祖先”，比尔·盖茨则认为活字印刷术“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20]爱森斯坦把印刷机当作欧洲近代变革的动力因，德布雷则认为印刷术开创了一种不同于逻各斯域的书写域，彼得·德鲁克将古登堡印刷术比喻为IT里的T，认为这个新的T取代了更古老的T（中世纪修道院里的僧侣抄书匠）。[21]那印刷术是如何获得其弥久的社会影响的，其技术特质是什么？事实上，印刷术对周遭世界的所有影响大致都出于一个直接原因，即它作为一种机械座驾史无前例地聚集了所有的动荡元素，共同形成了对冲传统世界的冲力。对新闻传播活动而言，是一种社会环境的整体提速，虽然这时期的传播载体还是小册子、新闻信、新闻书等形式，即使具体信息的采集、传递速度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但知识、思想等的流动范围和流动速度足以形成搅动世界的力量。“信息流动是制度革新中被人忽视的重要领域”，[22]也是新闻时间研究经常忽略的一环。我们要探究的就是，印刷术（机）如何制造了巨大的流动性、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效率，为现代人意识到新闻活动的时间性问题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原始冲动。
　　在古登堡革命之前，西欧处于手抄书时代，这种知识传播或传承的速度极其缓慢，抄书人不仅需要重视准确性，还需要重视抄书本的外表美观，“一个熟练而且勤奋的抄写者一年才能抄写出两本大型书”，知识的传播依靠口传和手抄，知识几乎是凝固的。而印刷机则是“书写的机械手段”，“印刷工业是机器工业的初级形式和显著表现”，[23]围绕印刷机组成的有效生产系统使社会的信息流动、知识流动猝然提升。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变革影响记录的方法和信息的流动，新型印刷机作为机械化、标准化的生产手段，实现了高效率的工业生产，“1470年，一位意大利主教观察到，三个人使用一部印刷机工作三个月，可以印出300册书，这么多书要是用手工抄录，需要三个抄写人一辈子的时间”。[24]效率的提升带来了两个转变，一是书籍生产的数量与之前形成强烈反差，信息交换的数量呈现出了几何级的增长；[25]二是“印刷术出现之后，一致性和同步性司空见惯”，大量的传单、小册子、新闻纸、新闻信等印刷品在较短的时间内更新着社会世界。因此，“印刷解决了快速生产标准化传播（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s）的问题，并能以足够的发行量满足广大地区”，[26] “作为一种代表性的创新，印刷技术迈出了人类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第一步”。[27]印刷技术革命性地缩短了知识与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周期性，使得新闻能更完整、更迅速地传到远方，使得依靠时事通讯、小册子、期刊和其他生命短促的纸质媒介进行的交流得以更快地进行。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印刷术催生了后来的定期出版物，创造出了初级的大众传播模式，如果没有这种快速复制书籍、生产印刷品的新方法提供的技术想象，人们很难形成征服“周期性”的动机和动力，后来出版物采用定期、高频率发行，其努力的开端始于此。印刷机的后续发展，19世纪发明的轮转印刷机、蒸汽印刷机，则是对信息生产效率的又一次提升。
　　2.交通网络：定期性与高频率的形成
　　“17世纪的机械论科学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这不再是永恒……我们在自己建构的环境中，生活在统一的、单一意义上的世俗时间，为了做事成功，我们试图衡量和控制时间”。[28]表现在新闻传播活动上，就是不再满足于信息生产的快速，开始追求信息发布的速度。如詹姆斯·凯瑞所说，印刷只是一个快速的信息生产系统，而不拥有有效的发布系统，印刷必须依赖于邮车、船运、铁路与空运等方式获得快速而广泛的发行。[29]而这样一个有效的交通网络系统是如何建立的呢？17世纪上半叶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主要参战国家共同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或完善各民族国家的道路交通系统，形成人工传播网络成为首要议题。为了实现流动性监控，现代民族国家大力建设全国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网络，完善邮政传递系统，推进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发展，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利用“铁路时间”开启一致化过程，促使世界范围内时区划分标准的统一，这些举措为现代报刊的定期发行、高频率发行提供了条件。交通运输方式成群地、成片地、成序列地出现，从马匹到火车，从有机快速到机械快速，在这种转化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决定社会组织方式的移动范式。[30]如陈卫星所言，每个历史时期与传播阶段都有自己的传播构型（configuration），[31]17、18甚至19世纪，欧洲的传播构型就是建立在“现代交往手段”基础上的传播秩序，包含物体、思想、知识、信息、能源在内，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均是建立在这些移动范式基础之上。这种人工传播网络是如何作用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基于交通方式的信息发布系统是否为新闻时间提供了某种规定性、限制性或可能性？
　　从轮船（水运方式）到邮政系统再到铁路，大致是新闻发布时间性增强的三个阶段。轮船一直以来作为运输货物与传递消息的双重载体，但是轮船传递信息的效率非常低下，比如，18世纪初英国新闻远渡重洋到达马塞诸塞殖民地至少需要48天，美洲的欧洲人认为他们进行正确判断所需要的信息似乎永远短缺，这种情况随着十七八世纪德、法、英等国进一步完善邮政传递系统而得到改善。举两个例子，法国《公报》周刊被审查官和公众认为报纸错误多，其创办者勒诺多是这样辩护的，“由于邮件送达的关系，我每周能用于收集、整理和印刷文字的时间仅剩下白天的4个小时，而公报却必须在这4个小时内制作完成”。[32]英国第一份刊发国内新闻的报纸《现行国会中几个会议的纲领》为了扩展外省客户而倚重邮局，当时每星期只有一辆邮车寄送，为了囊括最新新闻，当期报纸仅仅赶在邮车出发前一刻才印制就绪。[33]可见，邮政系统为当时的新闻采集、生产与传递提供了时间方面的框架、规律和秩序，新闻活动第一次有了被动提速的压力，可以将其理解为“媒介使人做了什么”。
　　定期报纸的诞生与近代邮政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邮政制度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信息来源与信息发布的时间保障，当邮件每周送达一次之后，出现的定期刊物多是周刊，当邮政系统愈发完善，邮件送达改为每周二次、三次甚至每天一次，新闻印刷品的周期不断缩短，日报、半日报（早报、晚报）、号外[34]得以形成。蒸汽火车再一次大幅改善了报刊的传递系统，詹姆斯·凯瑞对蒸汽表达了赞美之情，“它能给任何事物带来协调的合作……它能战胜时间与空间……它能征服偏见，用快捷而友好的交流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35]19世纪英国与美国已经建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铁路运输系统，铁路成为信息传播征服空间的利器，对空间的征服背后则是新闻时间的又一次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定期、高频与快速的新闻时间走向成熟，新闻时效性越来越强。在此稍作延伸，报刊的定期性与高频率，表面看是新闻信息采集、生产、发行与传递的加速，实际上，报刊的时间性制造了共同体想象和阅读愿望。“报纸上时历的一致提供了想象的关联。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唯一最重要的标记，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36]而信息均匀地、连续地被呈现、被获得，制造了社会对新闻的期待，培养了公众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最终衍生出新闻进一步提速的迫切性，本文将在“有机配置”中详述。
　　3.通信技术：即时性与同步性的迈进
　　19世纪出现了一系列赋予“传播革命”实质内容的发明，留声机和电报、轮转印刷机、打字机、跨洋电缆、电话以及电影和无线电报，[37]这些新发明大多依靠电力运行。人类对电的驯服是文明史上的里程碑，传播终于得以同时“消除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绝缘（twin insulants）”。正是缘于此，有些研究者将基于电力传递的传播形态称作电子媒介，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自然时间和钟表时间的媒介时间，[38]从马克思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到哈维的“时空压缩”，再到吉登斯的“时空脱域”，电子媒介对新闻时间的影响之明显，以至于学术研究忽略了之前的媒介形态对新闻时间的型构。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对新闻时间性影响最大的电子媒介是电报的出现及使用。1844年，安纳波利斯的电报员向华盛顿发送了辉格党总统候选人的消息，这是全世界第一份电报，耗时不到1秒。到19世纪末，电报作为新型的通信方式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1883年，电报使时间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们可以把时间精确到分和秒，这不仅让远处接受电报的一方知道发电报的具体时间，而且还可以用这种统一的时间来规范跨空间的人类行为”。[39]马克思把电报称作“闪电”，并把它作为速度的代名词，便不难理解了。
　　相比于蒸汽船、铁路、飞机等交通运输方式，电报对于现代新闻活动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它“实现了物品运输和信息传递的分离，成为第一个专门提供信息服务的交往媒介。电报所具有的瞬间、去远的天然属性，打破了国家和城市间的地理界线，加强了不同时空人们的瞬时联系”。[40]19世纪的几大通讯社、《泰晤士报》等世界性报刊，已经尝试通过电报采集与传递新闻信息，19世纪末期，通讯社与报刊已经将“抢时间”、“抢新闻”作为新闻竞争的重要方面，新闻事件的发生与新闻报道的时距无限缩短，新闻开始呈现出即时同步性的特征。新通信技术导致了新闻活动中“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崩溃”，继“时间消灭空间”之后，时间本身也被无限压缩，新闻活动无限接近新闻事件发生与信息传递的同时性。如果说，任何传播技术都是一个自带吸力的磁场，电报技术则是一个具有强控力的磁场，它出现之初，新闻活动主体还处于利用、使用它的状态，但这种技术形态相对成熟之后，新闻业的运转模式则被设置了。一定程度上，作为信息形态的现代“新闻”，作为大众传播的现代传播模式，作为大众报业的现代新闻事业，与作为专业规范的现代新闻职业，都建立在电报技术提供的可能条件上。如黄旦所说，如果说新闻业之前的新闻传播以事件为导向，那新闻业则是跟着机器制作及其相关的生产流程走，新闻时间从任务导向（task oriented）变成了抽象的时间导向，在规定的时间里去发现组织新闻，在环环相扣的运转节奏中制作并传播新闻……新闻被“机械+人工”所征调，一期一期有规则地出现在读者面前。[41]不仅新闻传播活动的时间要求实现了制度化，围绕新闻传播活动的新闻活动主体也被收编整合，新闻报道的风格、排版布局、体裁都发生了变化，[42]比如电报技术促生倒金字塔的写法，新闻时间的加速产生的诸多效果又会强化新闻时间本身，如此实现整个行业对这种时间性的内化。
　　“媒介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43]作为分享机制和传散技术的媒介形态与传递技术，定义了新闻的时间规范，形塑了新闻时间的座驾。印刷技术、交通网络与通信技术的交替更迭形成了媒介技术革命，“它们通过缩减人与地点之间发送信号的时间（即讯息发送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44]提高了媒介征服空间的能力，每一次传播技术的进步，都带来了新闻时间性的进一步明晰和确立。但技术因素不是新闻时间性确立的唯一动力因，技术逻辑也只是相对有机逻辑而言，促使技术发生或因技术刺激而生成的观念、需求与制度，是解释现代新闻时间形成的另一重逻辑。
　　
三、有机配置与求新求效之新闻时间
　　媒介学的有机配置指的是区别于技术层面的其他社会层面，本文不是对现代新闻兴起的整体性语境研究，不会对所有影响因素面面俱到。既然考察的是新闻活动的时间规范，主要解决的应该是与新闻时间直接相关的因素，主要分为制度性因素（经济政治）、观念性因素（文化观念）及个体性因素（个体生存与发展）。以往的新闻传播史叙事，一般表现为“需求满足说”，即资本主义的信息需求刺激了现代新闻持续地追求时效性，以便嵌入现代资本主义结构并合法化自身位置，但存在两个问题：一、需求的影响机制不明确；二、忽略了现代时间观念提供的基础。需求是产生变动的恒久动力，本文将需求的主体作了细化，力陈不同需求主体如何促逼了新闻时效性的提升，同时，试图分析传统时间观向现代时间观的转变如何为新闻时间的形成奠定了观念性前提条件。其中，制度性因素及个体性因素均是通过需求动力机制发挥作用的。
　　1.信息需求：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新闻的效益性
　　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二是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个体性因素即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将依此逻辑顺序，分别阐述经济发展的信息需求、政治治理的信息需求和个体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需求，如何产生了新闻时间规范变革的动力，促逼了现代新闻时间的形成。
　　第一，资本主义是追求效率的一种文明形式，需要通过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来赚取利润。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效率” 指的是单位时间内的产出，现代社会的各种合理化措施、流水线的发明、各种时间和运动研究以及其他泰勒式的管理方式，都是为了提高工业生产效率而设。效率观念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围绕时间经济而创造的一种工业时代的时间观念，它体现的是一种时间崇拜，是西方进化论影响下的产物。对以赚取利润为标志的商品生产活动来讲，“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的价值与时间的长短直接挂钩。换言之，“时间不再是与抽象的存在相关联的东西，而是变成了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和标准”。[45]信息更新的快慢关系到商品生产活动的利润多少，在英国，“随着商人阶层将贸易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他们是否可以及时获得新闻，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换言之，此时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已经不仅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而与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发展息息相关”。[46]第二，民族国家政权为加强国家治理，需要及时获取外界变动的信息。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确保社会关系稳定化的手段就是社会治理。“权力一旦获得统治地位，便会自然开始谋求自身长久甚至永恒的存在。这也是一个由偏向空间向偏向时间的权力转换过程”。[47]因此，对大多数民族国家而言，随着民族国家空间上统治的建立，其官僚组织形式有进行时间统治的需求，时间上的统治是完全按照中央权力因组织上的需要而颁布的命令来确立的。世俗国家可以从信息获取的细微的时间差异上作出正确合理的决定，也可能因大西洋延误了新闻的传播，从而间接导致18世纪70年代英帝国在大西洋沿岸的四分五裂。正如斯蒂芬森所认为的，社会规模越大，统治者越需要准确、可靠的新闻体系。祖鲁国王要想向广大民众颁布重大新闻（比如国家遭受威胁、新的重要法律将颁布），他要依靠训练有素的专业新闻传播者解决这个问题。[48]第三，为了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个体需要获取外界信息。相比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个漂泊的时代，19世纪现代性形成之前，西欧始终处于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价值革命动荡飘零的状态，社会的整合与分层、国家的成立与治理、战争的间歇性爆发、思想运动的此起彼伏，共同造成了一个流动性极强的不稳定社会。剧烈的流动性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流变的时间观，为了应对外界的变化，克服环境变动带来的不安全感，社会公众渴望通过不断更新的新闻信息监测环境变化以建立安全感。因为，“安全是近乎本能性的需要，安全感正是建立在心理稳定性基础之上的，而能解决心理安全感的只有信息，信息可以消除认知或心理不确定性”，[49]这种消除不确定性的需求构成了新闻活动提高时效性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主体的信息需求并不会直接促进新闻时效性，新闻活动主体还必须拥有积极回应公众信息需求的动力。在近代欧洲，信息已经普遍作为一种可供交易的商品，人们依靠其价值性进行交易，以时效性作为判断信息价值高低的标准。新闻信息成为商品意味着市场占有率越高越好，市场占有率的获取又必须依靠激烈的市场竞争，对新闻来说，市场竞争的关键就是新闻的时效性。17世纪从欧洲去往美洲的新闻船给殖民地人民带去最新信息，一些刊登消息的媒体争相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新闻船带来的信息，以此提高报纸的出售量，对时间的争夺背后就是对经济效益的争夺。甘斯在美国新闻室观察研究中发现，新闻生产是一条生产线（assembly line），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以及运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去完成新闻的生产。[50]效率本身是资本逐利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和资本增值逻辑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新闻机构作为一个商业化的盈利机构，不仅面临着截稿日期的压力，还面临着来自其他新闻机构的竞争压力和来自广告商的产品销售压力，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效率增进竞争力。一方面，当新闻信息的时间生产原则被纳入到资本流动和市场运转的逻辑，新闻业自然越来越商业化；另一方面，当新闻活动的商业化特征越趋明显，新闻事业作为商品活动的一个构成，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固有的效率原则。
　　2.时间观念：社会时间意识与求新求变观
　　观念不仅是社会实践的前置，且是新观念的前置，没有任何一种新观念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存在时间上的突然出现，没有观念传统提供的质料与形式基础，新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这里将简要梳理西方的时间观念历程，寻找新闻时间观念的大概位置，分析时间观念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新闻时间。
　　西方的时间研究基本处于哲学时间层面。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上思考时间，依据对时间本质认识的不同将时间分为了“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 [51]两条源流。客观时间从古希腊哲人的实体论时间观，发展到现代社会早期的机械论时间观；[52]主观时间从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时间观到康德的先验时间观，再到柏格森的绵延时间观、胡塞尔的内在时间观、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时间观的发展。[53]史学界一般将15世纪到19世纪的时期称为近代社会（亦可称为现代早期社会），以此为分界线，可以发现哲学时间的几个特征：第一，近代之前西方的时间观（实体论时间观、基督教时间观）基本上是自然时间、永恒时间、循环时间、宗教时间，时间是固化的，无足轻重甚至难以被意识到，而15世纪之后的时间观（机械时间观、绵延时间观等）则是“现代时间”、“世俗时间”、“流动时间”，[54]开始关注社会的流动与变化；第二，机械论时间观在近代的先期发展与中世纪末期钟表的发明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密切相关，随着哲学家对现代社会模式及科学革命的反思，内在时间观焕发了生机，这跟现代性历程对现代人造成疏离和异化有关；第三，哲学时间总体上是形而上的，虽然可以作为了解西方思想史的一条线索，但是不能鲜明地反映和回应西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事实上，伴随着现代社会形态和功能的发育，一种更为贴近现实与公众的时间形态“社会时间”[55]逐渐形成，社会时间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它生成于社会实践过程，“具有衡量事件变化之意义，是一种衡量生活本身的尺度。在这个基础上，由于社会活动和交往的需要，时间逐渐从原来单个事件的衡量标准扩大为社会领域的整个标准”。[56]前面说过，现代新闻时间从根本上是一个实践惯例的问题，也就是说，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个社会活动范畴，因此，现代新闻时间观念是个社会时间的范畴。
　　那么，近代之前普通人的时间观念为何，从传统时间观到现代时间观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威廉·曼彻斯特在《黎明破晓的世界》中描述道，“中世纪人们的头脑中也没有什么时间的观念，更不用说要去掌握时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绕着季节更替、宗教节日、庆祝丰收和地方节日等事情。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手表、时钟，甚至除了附近教堂或寺庙的复活节日程表，就没有任何日历之类的东西。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毫无意义地延续着，没有清晰的时间界限”。[57]中世纪后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改变了这一状况。精确计时工具（机械钟）的发明促进了人们时间观念的养成，它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同时，基督教世界新大陆不断开辟，“时间的计量促进了信贷和交换的增长……天文学的发展、时间计量方法的精密化……满足了航海、工业、贸易和金融的需求……印刷机支持宗教改革，摧毁了教会对时间的垄断”。[58]到1500-1700年这一时期，“一个充斥着相互竞争的体系和概念的喧闹市场，一个涵盖了一切思想实践领域的忙碌的实验室”出现了，人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异常兴奋，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变化与新奇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新世界的时代，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变状态。
　　时间观念的转变对早期新闻传播活动有何影响呢？对新闻传播活动而言，时间观念的转变带来了“新与旧”的区分，新闻作为提供新消息、新事物的事项得以可能。“新”有两层含义，一是发生时间的近与后，二是“有异于旧质的状态和性质”，[59]现代时间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新鲜”含义，这为新闻的出现提供了观念上的条件。在强调永恒的传统时间范围内，“‘恒久的普遍优于变化的特殊’，那么新闻这个自始至终都不可能不关注‘变化的特殊’的事物，自然难有立足之地”。进入现代时间范围内，流变战胜了永恒，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实社会人们对流变的更加关注导致了新闻的出现，造就了新闻存在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础”。[60]当然，这不是一个静态的或单向的过程，新闻反过来又培养了公众求新求变的诉求。新闻能够提供新鲜信息的特质得到了17世纪人们的赞美，“老派的学究只需要了解过去就足够了，但现在的人们应该活在当下，因此，他们‘必须了解报纸，阅读报纸，评论报纸，领会报纸’”。[61]到了18世纪，人们对“发生时间上的新”要求更高了，“新一期报纸一出现，上一期的内容便过时了……就周报而言，上周新闻便是旧闻。[62]吉尔摩对1780年到1835年，美国康涅狄格河谷上游人们的阅读习惯研究时发现，公民普遍对变化具有更高的接受度，视变化为日常生活的正常部分。对英国出版业的历史研究也证明，英国公众在阅读中越来越关注他们同时代的内容了。“由商人、手艺人、店主和办事员组成的中产阶级……求助于报纸、期刊、杂志和书籍……新知识被广泛地传播……妇女也开始阅读，而且她们更关注时髦的新内容”。[63]上述本文分析了制度性因素、个体性因素及观念性因素对现代新闻时间的催促作用。如果说“技术配置”部分将媒介看作中介，主要解决技术作为座驾对新闻时间性的创造；那“有机配置”部分则是将媒介看作手段或工具，是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目的而对新闻时间性的不断激励。没有技术进步提供的可能性条件，新闻时间的形成不具备物质基础；没有观念与需求的刺激，新闻时间便缺乏制度化的社会动力。当“内容新鲜、每日出版、按时收看”成为19世纪末新闻生产、传播与接收活动的默认规定时，这种时间规则已经实现了新闻主体、组织机构、新闻行业、社会语境的整体内化与合法化。需要注意，技术配置与有机配置持续互动、辩证生成、互相卷入、彼此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闻、时间、新闻活动、新闻时间，才得以镌刻现实、创造图景、结构社会、规训主体。
　　
结语
　　“时间是一种社会创造”，[64]新闻时间产生于新闻活动，亦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创造，本文采用媒介学的视角，分析了现代新闻时间产生的技术逻辑和有机逻辑。相比其他理论资源，媒介学视野超越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对媒介技术的理解融合了工具论和中介观，弥补了纯粹从技术层面或社会层面考察新闻时间的缺憾，兼顾了新闻时间产生的媒介史与社会史维度，实现了新闻传播活动中技术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耦合与统一。首先，本研究并不是一个成熟完善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仍然是个理论层面的研究，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思考现代新闻时间产生的逻辑框架或思路线索。其次，本文并未区分新闻时间的经验性与抽象性，而是兼而论之，新闻时间既是一种经验性的生产规范，也是制度化后的抽象的实践观念，前者是新闻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同”，后者则是“异”，新闻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新闻时间必然是经验活动的产物；新闻活动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它是传收主体之间永恒存在的交往模式，新闻时间持续性地经历外化（新闻时间是主体新闻活动的产物）、客观化（新闻时间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和内化（主体新闻活动是新闻时间指导的产物）的循环，这是新闻时间区别于其他时间类型的标志，这种区别来源于新闻活动与一般社会活动的差异，来自于新闻区别于其他范畴的价值属性。新闻时间的特性问题，现代新闻时间与现代新闻生成的关系问题，及现代新闻生成与现代社会生成的关系问题，本文无力在此详谈，可以作为延伸性研究的主题。第三，从时间段上看，本文的考察范围设定为现代新闻的形成期（即大致从15世纪到19世纪末），媒介形态主要是印刷媒体，不包含广播、电视等传统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兴电子媒体，也就是说，未关照现代新闻时间在电子传播时代的新变化。现代新闻时间在后新闻业时代的加速及其影响问题，也是之后新闻时间研究的一个可选方向。■
　　
①代表性的有，哈罗德·伊尼斯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中对“媒体过度追逐时间导致的空间偏向”进行了批评；麦克卢汉和卡斯特尔的著作都注意到了传播或媒介对时间的影响；赫伯特·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分析了新闻机构中效率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后果。
②学界对新闻时间性的研究从未间断，前几年比如马妍妍对社会化进程中的媒介时间的关注、王亦高对新闻流变与现代性的关注、卞冬雷等人对媒介时间与电子传播媒介的系列研究、蒋小丽、何镇飚、朱剑虹、翟志远等人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时间与媒介时空观的关注，王晶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2018年杨保军、丁方舟等人对新闻生产的及时性与新闻的社会效果的价值考察，王海燕等人提议聚焦新闻生产、呈现、消费等具体层面建构新闻的时间性大厦，白红义则重新梳理了时间研究的经典文献和前沿研究，意在发现新闻时间性的变化，姜楠关注到了媒介变革对时空观的影响等。国际新闻期刊Journalism2018年推出了一个The Shifting Temporalities of Journalism的专题，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技术、文本、生产者等如何构建了新闻的时间性。可以说，近年来随着对经典媒介社会学的重访，新闻时间性作为一个研究问题或领域被唤醒。
③王海燕、范吉琛：《新闻的时间性变迁：生产、文本与消费》，《新闻记者》2018年第10期
④目前有研究提到了媒介时间的产生，比如卞冬磊（《媒介时间的来临》）将塑造媒介时间的技术归结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广播电视等通讯技术，忽略了印刷术、轮船铁路、马匹驿站、港口快船和信鸽、电报等早期的技术形态。另如姜楠（《媒介变革对时空观念的重塑》）关注到了媒介变革对时空观的重塑，但未切入新闻时间。
⑤杨保军教授将新闻传播原则分为事实原则（真实、全面）、价值原则（立场、公正）和方法原则（及时、公开）。详细请参考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3版》第109-1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版
⑥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3版》第90、1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版
⑦标题的表述是西方现代新闻时间，其实如果从动态的生成过程角度理解新闻时间，实际指的就是西方现代新闻时间，因为现代新闻本身就是个西方语境下的范畴。
⑧稍作说明，本文的纵向时间线索体现在，从技术层面看，印刷术、交通网络到电报通信，这是现代新闻形成期媒介变革的历史，分别带来了机械式传播、定期高频性及即时同步性；从有机层面看，传统与现代之交的流变时间观到工业革命时期不同主体的信息需求，构成了新闻的新鲜变动性和效益性的推动要素。本文不是将新闻时间作为整体讨论其生成，而是遵循着隐性的时间线索。技术配置与有机配置，并无主次、先后，二者是共同、交叉、融合作用的，本文为了论述的清晰性，把二者分而论之，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割裂的、应该割裂的、可以割裂的。
⑨矫雅楠：《跨越媒介回归人文——雷吉斯·德布雷媒介研究思想及其学科价值》，《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
⑩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1期
[11]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1期
[12]陈卫星、[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3][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122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傅畅梅：《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探究》第81页，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从这个角度说，媒介学理论最大的价值不是学科建制化意义上的，而是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新的研究典范、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一个理解人类社会结构的框架、一种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足以成为一种新认识形式和新理解框架。
[16]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第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17]黄旦：《增发新的“性情”:关于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对话》，《新闻记者》2017年第11期
[18]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9][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序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0]杜君立：《改变历史的古登堡革命》，和讯网2016年12月6日 http://opinion.hexun.com/2016-12-06/187216030.html
[21]菲戈：《彼得·德鲁克：从印刷术到IT》，《第一财经日报》2019年10月19日
[22][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102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4]杜君立：《改变历史的古登堡革命》，和讯网2016年12月6日 http://opinion.hexun.com/2016-12-06/187216030.html
[25]陈力丹：《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印刷术的发明》，《新闻界》2017年第7期
[26][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106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7]杜君立：《改变历史的古登堡革命》，和讯网2016年12月6日http://opinion.hexun.com/2016-12-06/187216030.html
[28][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第7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29][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106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30][法]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第55-5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1][法]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2][法]乔治·维尔：《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第19页，科学出版社2018版
[33][法]乔治·维尔：《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第28页，科学出版社2018版
[34]18世纪中叶，莱比锡发行了现存全世界第一份印刷日报《新到新闻》，日报需要填充版面，因此增加了每天变化的新闻。18世纪初，英国开始出现晚报，《晚邮报》在新闻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晚报”作为报名，这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日后晚报与日报的分野。在晚报出现之前，晨报是日报的主要类型，人们固定在早上阅报，报纸的内容是前一天发生的事件。晚报是供人们晚间阅读的，刊登的内容是白天发生的事件，晚报的出现意味着晨报的内容更多的是夜间发生的事件，新闻信息的更新频率比之前提高了一倍。号外是在报纸定期出版的周期内，为了及时向读者报道最新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而临时编印增出的小张报纸，比起晨报和晚报对报道信息频率的提高，号外是时间上更为灵活的一种快速传播信息的形式。
[35][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92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3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7][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
[39]周鸿雁：《隐藏的维度》第15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40]王晶：《用时间消灭空间：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第133页，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年版
[41]黄旦：《新闻传播的学科化历程——媒介史的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42]黄旦：《媒介再思——报刊史研究的新路向》，《新闻记者》2018年第12期
[4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106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45]王海锋：《穿越时间的幻像——论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时间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9年第6期
[46]陈力丹、董晨宇：《英国新闻传播史》第5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年版
[47]杨保军：《坚定“偏向”中的观察与洞见——读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眉批录》，《新闻记者》2017年第11期
[48][英]米切尔·斯蒂芬斯：《新闻的历史》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9]杨保军：《一部真正的“人类新闻”活动史——〈新闻的历史〉眉批录》，《新闻记者》2017年第10期
[50][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51]冯臣英：《对柏拉图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探究》，《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52]柏拉图从本体论上将时间归为永恒，认为时间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则将时间定义在运动的基础上。古希腊哲人的实体论时间观是现代社会机械论时间观的源头。机械论时间观的代表人物是牛顿和莱布尼茨，牛顿认为时间均匀流逝，与外在事物无关，莱布尼茨的关系论时间观未对亚氏的时间观有所突破。牛顿与莱布尼茨都是在延续亚氏的路子。
[53]奥古斯丁的时间观是内在意识时间，时间是心灵存留的影像，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创世就是时间的开端，末世就是结束，现在是永恒的汇集，是永恒的当下，只有现在是真实的。奥古斯丁开启了（甚至被等同于）基督教的时间观，基督教时间观认为“时间是上帝在创世之初赋予世界整体的范畴“。康德突出人的主体性，从人的主观性来设定时间的性质，认为时间是认识事物的主观先天形式，同时他赋予哲学时间以客观性质。柏格森认为时间的本质是一种绵延，他强化了哲学时间的主观性，淡化了其客观性。胡塞尔将时间分为外在时间与个人经历的主观内在时间，将后者作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时间从康德，经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时间的客观性减弱，主观性增强。参考自高秉江：《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与西方哲学的时间观》，《求是学刊》2001年第6期；胡斌：《“历史时间”与“哲学时间”及“社会时间“——布罗代尔“历史时间”范畴及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版》2015年第2期
[54]人们通常将现代时间的特征描述为线性的、均质的、空洞的。查尔斯·泰勒认为近代的人们根据世俗时间的水平流动来理解生活，世俗时间是现代世界奔流不息的秩序。参考自[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55]有人可能会疑惑于哲学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关系，布罗代尔曾经区分过“历史时间、哲学时间与社会时间”，在笔者看来，所谓哲学时间、社会时间是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对时间的类型称谓而已，不存在直接的逻辑关系。
[56]汪天文：《社会时间研究》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美]威廉·曼彻斯特：《黎明破晓的世界》第59页，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
[58][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59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9]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0]王亦高：《从新闻与现代性“永恒”到“流变”的世界观转向》，《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0期
[61][法]乔治·维尔：《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第33页，科学出版社2018版
[62][英]米切尔·斯蒂芬斯：《新闻的历史》第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3]于文：《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第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6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第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王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