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庆
　　【本文提要】本文以边界工作与场域理论为核心理论资源，探讨新闻场域中既有行动者——传统新闻社群如何通过对今日头条的界定与讨论，并辅以法律等手段开展边界实践，实现对后者新闻实践正当性的界定。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从内容生产、新闻表达方式、身份性质对今日头条进行界定，表达了今日头条的技术逻辑、价值观念与传统新闻机构存在差异。此外，随着媒介环境与竞争格局的变化，传统新闻社群围绕今日头条的边界工作经历了从排斥到逐渐分化的态势。其中，一些媒体通过调用专业主义话语对今日头条进行区隔，以维护其权威与利益；一些媒体运用以“转型”为核心的一系列话语表现出淡化边界的态度，以适应新环境中的竞争。除了新闻规范，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也在影响边界工作，并呈现不同模式。在不同因素的互动下，围绕今日头条的边界工作不断调适。除了新闻报道，新闻分发也成为新闻边界实践考量的内容。
　　【关键词】边界 算法 新闻规范 新闻聚合 分化
　　【中图分类号】G214
　　
一、引言
　　新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当前新闻学界与业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一方面，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与媒介融合进程的推进，传统新闻媒体遭受冲击，不仅表现在用户的流失与经济收入的下滑，还体现在文化权威遭受挑战，危机话语在新闻社群中的盛行。①近年来，新闻人关于离职创业、新闻权威的言说等现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催生了新的信息平台、内容生产方式、表达方式以及相关新闻规范，冲击了新闻场域的边界。②作为场域中的新入场者，近年来平台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③平台新闻业的崛起对传统新闻机构形成了挑战，打破了它们对新闻生产的垄断权，赋予不同机构与个人参与新闻生产的渠道。
　　凭借个性化推荐算法等智媒技术，今日头条在新兴媒介阵营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市场反馈。截至2018年上半年，今日头条独立APP用户使用时长占比从3.9%攀升到10.1%，增长了1.6倍。④算法可以被定义为，为解决一个特殊的问题或完成预期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由于计算机的巨大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算法经常通过计算机来执行。⑤算法在新闻业中主要应用于三方面：内容自动化生产、个性化的内容推荐与平台媒体的聚合分发。⑥算法能够帮助新闻聚合平台在社交媒体中找到有价值的网民评论、重要的故事，并使用数据生成故事。⑦然而，个性化推荐算法在给今日头条带来流量与高收益的同时，也将它推上了风口浪尖，不断遭受质疑。早期以“不做新闻生产者，只做新闻搬运工”自居的今日头条被多家媒体谴责“侵犯版权”。此后，今日头条又面临“信息茧房”、“回音壁”等诸多质疑。更重要的是，作为商业公司，资本的逐利性可能会导致今日头条将追求经济利润凌驾于其他新闻原则之上，影响新闻的公共性。传统媒体围绕今日头条与个性化推荐算法进行了大量讨论，其中的一些媒体话语可以看作是界定今日头条新闻实践正当性与新闻场域边界的元新闻话语。⑧
　　本研究以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与场域理论（field theory）为主要理论资源，通过对作为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传统新闻机构与职业媒体人关于今日头条的相关元新闻话语的分析，主要考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传统新闻机构与媒体人如何理解、界定与阐述新闻场域中的新入场者——今日头条？第二，在新技术蓬勃发展与新闻业变迁的背景下，传统新闻机构如何开展新闻边界工作？边界实践是否发生变化并呈现什么样的模式？第三，边界实践体现了什么样的意涵？受哪些结构性因素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边界工作与新闻边界
　　边界工作这个概念是由社会学家托马斯·吉尔因（Thomas 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描述了科学家尝试通过与非科学知识活动的比较，从而为科学创造一个公共形象。边界工作有益于科学家对于专业性目标的追求，即获得知识权威、职业机会、保护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等。⑨由此可见，科学的边界是动态、灵活甚至有时是模糊的。边界能够推进某一专业内部的专业化，同时能够维护该专业（人士）的公信力与认知权威。⑩边界可用于理解新闻记者作为阐释社群中的成员，[11]它的核心在于对“是”与“不是”的界定。对于新闻业而言，由于缺乏判断新闻生产者合法身份的明确标准，因此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要不断参与定义新闻实践正当性的符号争夺。[12]因此，新闻边界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于各种关系的分析，包括个人与新闻机构对“专业人士”与“局外人”以及“可接受的实践”与“越轨”的界定。[13]国内已有关于新媒体环境下新闻边界工作实践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是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面对职业他者的竞争，记者通过边界工作维护新闻权威，保护自主性。[14]二是强调去边界化，即由于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业与非专业新闻生产机构的定义与实践的模糊。[15]但这两种观点忽视了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场域的复杂性。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业面临着新旧规范交替的态势。一方面，新闻场域中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对于同一对象或新闻实践往往有不同态度，从而表现为不同的边界实践；另一方面，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新闻规范、新闻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导致围绕同一媒体的边界实践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在新闻学研究中，边界工作理论主要阐释新闻媒体与媒体人的行动，即如何通过特定的策略开展边界工作，但对环境与结构性因素的关注不够。新闻价值、新闻规范并非既定的事实，它们会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影响边界工作的变化。场域理论的引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结构性因素对于边界工作的影响，从而为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业提供更完整的知识图景。
　　（二）场域理论与新闻场域
　　场域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一个场域可以被界定为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仪式构成的客观等级结构。[16]因此，布尔迪厄强调，“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一个场域的形成在于区别于其他场域的独特逻辑与信念（doxa），[17]即在场域中组织行动的那些“普遍的不言而喻的预设”（a universe of tacit presuppositions）。[18]一旦场域形成，它往往在内部明确的行动规则指导下运行，从而呈现内部一致性。[19]场域还存在于社会空间中不同行动者为了争夺资本而进行的竞争中。因此，布尔迪厄眼中的场域是流动和充满生气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20]场域中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总是动态地对于权力（布尔迪厄的概念为“资本”）展开竞争以获得支配的位置。其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比较重要。在新闻学研究中，文化资本被概念化为新闻学界与业界推崇的新闻观念与实践，[21]接近于新闻规范的意涵。此外，在中国新闻场域中政治资本也至关重要。因此，边界工作的开展不仅受到新闻场域中主导信念的影响，如新闻规范、新闻价值，还会受到市场与国家权威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场域理论可用于解释媒体与新闻业的变革，包括新的行动者进入新闻场域及其带来的影响。数字媒体带来的去中心化需要我们从新闻及相关场域中的规则、资本方面的变化来解释行动者的实践。[22]因此，新闻社群围绕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实践、新闻规范以及相关资本变化的话语阐释就成了本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资本包括规范性指令（normative directives），因此必须通过话语表达予以明确。如果新闻实践变化导致文化资本的变化，那么这样的改变应该通过场域中的规范话语予以明确表达，并以此区分哪些新闻实践是正当的，哪些不具备合法性。这对于新入场者的位置争夺至关重要。[23]换言之，对于新闻实践正当性的判断也即对于新闻场域边界的划定。
　　边界工作与场域理论关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由此来看，当新的行动者进入新闻场域，它们往往需要与场域中已有行动者及其主导的规则与信念互动。因此，那些既有行动者如何看待新入场者及其新闻实践就成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本文不仅关注新闻场域中行动者的话语实践，也考察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对于边界实践的影响。本研究关注的今日头条身份比较模糊。一方面，今日头条兼具技术公司与媒体公司的双重属性；另一方面，今日头条以个性化推荐算法为代表的技术逻辑与传统新闻生产规范存在冲突。因此，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正当性依赖新闻场域边界的设定，即对新闻实践正当性的争夺就是对于边界的争夺。[24]本文选取的材料聚焦传统媒体对于今日头条及其算法的评论、述评以及带有意见性信息的综合报道，同时辅以微博、微信公众号中媒体人关于今日头条、算法评论的相关文本。具体而言，分别以“今日头条”和“算法”为关键词，在慧科的报刊与社交媒体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材料，检索日期设定为2012年8月至2019年4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穷尽所有与今日头条、算法有关的文本。在完成材料收集之后，笔者开始对材料进行深入阅读，归纳其主题与主要话语。在文本分析时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今日头条与传统新闻机构以及新旧新闻实践对比的话语，包括今日头条身份属性、内容生产方式与新闻呈现方式等相关话语。此外，关注新闻场域边界工作实践的元新闻话语，[25]包括对于新闻场域边界的划分以及今日头条的算法及其使用、新闻实践的评价等。
　　
三、定义：何为今日头条
　　社会性的存在就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确立自己与众不同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边界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种关系的视角。作为新闻场域中的新入场者，今日头条引起了传统新闻机构与新闻人对其身份及新闻实践的讨论与界定。定义是对实践进行意义赋予的过程。[26]这种意义赋予的过程暗含了传统新闻机构对于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评价，它可以看作是传统新闻机构面对今日头条闯入新闻场域，开展新闻边界工作的一个前奏。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本文发现，传统新闻机构主要从新闻内容生产与分发、新闻呈现与表达方式以及身份性质三个方面对今日头条进行定义。
　　首先，众多媒体关注今日头条基于数据抓取的新闻聚合与生产模式。如今日头条从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等抓取信息，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受众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内容。面对网络中海量的信息，人的记忆和处理信息能力有限，机器可以更高效地处理海量信息。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是新闻编辑记者根据一套常规独立完成的。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编辑记者具有“把关人”的主体性。然而，算法推荐所产生的个性化新闻改变了过去由编辑掌控的新闻筛选与排序的机制，冲击了记者与编辑在新闻实践中的主体性以及新闻生产流程的可控性。此外，算法实践中的“网民都在看”推送模式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独家报道”、“原创新闻”的内容追求与报道观念。“10万+”、“爆款”与“流量”等成为新的内容追求。总而言之，今日头条的算法实践冲击了传统新闻规范与编辑记者的主体性，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内容生产的标准与价值追求。这种新的内容生产方式与观念在为新闻业带来新的想象的同时，也在对今日头条自身进行定义，例如它被称为“新闻搬运工”、“人工智能做内容的技术公司”、“推荐引擎”、“流量聚集地”等。
　　其次，一些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关注今日头条的新闻呈现与表达方式。例如，今日头条的新项目“头条问答”。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袭击受伤事件中的赵女士，曾在“头条问答”上发表了自己的经历。对于这类新的新闻呈现方式，今日头条也曾尝试将算法引入其中，以实现问题与答题人的精确匹配。比如，“头条上是算法来帮用户找到适合回答问题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下，机器会知道怎么样排序能够对不同的用户更合适”。[27]一方面，“头条问答”的出现弱化了新闻机构的中介与把关机制，使新闻当事人能够直接与受众对话；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新闻的呈现与表达方式，如倒金字塔结构、事实与意见分开等操作规范。这种“问答”的新闻呈现方式让人们以游戏的方式阅读新闻，模糊了新闻、游戏与娱乐的边界。“融合文化”成为一个“新媒介与旧媒介碰撞、草根媒介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缠绕、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权力相互作用”的文化场域。[28]与传统新闻相比，它更强调受众的参与性与不同元素的融合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新闻规范，如以游戏的心态进行新闻实践。新的新闻表达方式也成为定义今日头条的一个切入点，即今日头条的新闻实践不是严肃新闻，而是融合了娱乐、游戏等多种元素的杂糅形态。
　　最后，新闻机构与媒体人对今日头条的身份性质进行了界定，主要包括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将今日头条描述为从事内容分发的技术公司。有媒体通过将今日头条与自诩为“技术平台”的快播归为同一阵营，而实现对今日头条身份的定义。“因为快播始终是一个平台，不生产内容，也不产生信息价值。今日头条说白了就是一个文字版的快播”。[29]将今日头条描述为技术公司，其实也是传统新闻社群对今日头条的一种区隔，即技术公司不是新闻媒体，不具备新闻生产的正当性。
　　另一种意见看到了今日头条的媒体机构化实践与发展趋势。一些传统媒体将今日头条描述为自媒体平台，“它通过补贴的方式鼓励垂直领域的内容创作者组织成立小型编辑部。今日头条还尝试与自媒体捆绑式发展，向它们提供办公场所并提供法律、财务和版权保护等资源支持”。[30]此外，有媒体关注到，作为聚合平台的今日头条呈现机构化的发展态势。它尝试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合作，并通过向这些组织提供“头条号”而获得多种多样的内容，例如今日头条与民政部等组织合作。[31]新闻媒体还关注到，今日头条在加强原创内容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对内容质量进行人工审核。近年来，今日头条雇佣了庞大的内容审核团队，加强内容把关。这也表明，一些传统新闻机构看到了今日头条的媒体属性。不同媒体的描述导致今日头条身份的模糊，使其游离在技术公司与媒体公司之间。总而言之，传统新闻机构对今日头条身份的界定经历了从技术公司逐渐转向媒体公司的过程。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发现，在技术、新闻与游戏等多种元素与力量融合的背景下，不同场域之间泾渭分明的规则也变得模糊，这既体现在不同主体对于新闻权威、新闻规范的阐释与意义争夺，也体现在对新入场者——今日头条的定义上。
　　
四、从排斥到分化：新闻边界工作的变迁
　　新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新闻业，给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于新闻业而言，由于缺乏判断记者身份的权威标准，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不得不通过持续的符号竞争去界定或修正关于新闻的标准。[32]这些符号每时每刻都在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33]这与边界工作的意涵不谋而合。
　　对新闻业来说，边界工作主要指区分、定义、扩张和竞争正当化新闻实践的界限，以保护和巩固特定的新闻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等其他利益。[34]由此可见，传统新闻机构与媒体人关于今日头条及其新闻生产实践的定义与讨论也可以看作是在智能技术驱动新闻业变革的背景下，传统新闻机构开展的边界工作实践。从边界工作这一概念出发，与新闻业有关的信念（journalistic doxa）可以被视为边界工作的操作化方法，它体现为诉诸新闻价值、新闻规范、新闻伦理等，从而对新闻实践进行判断。[35]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本文认为，传统新闻机构与媒体人围绕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边界工作出现了从排斥到逐渐分化的变化过程。
　　（一）区隔：对自主性的保护
　　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2013-2014）
　　早期围绕今日头条的新闻边界工作比较统一，主要是对今日头条内容来源、聚合模式及其作为新闻生产者资质的质疑。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传统媒体的经济收入受到了冲击，出现下滑趋势。与此同时，宣称“不生产内容，只做搬运工”的今日头条却在成立之后迅速扩张，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收益。面对这样的落差，传统媒体拉开了围绕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边界工作。有学者认为，边界工作分为软性边界工作与硬性边界工作两类。软性边界工作主要是通过话语实现的，而硬性边界工作则是通过行动实现的。[36]在该阶段，传统媒体开展两种边界工作，以维护自身的相关利益。对于硬性边界工作而言，主要是以《新京报》和《广州日报》为代表的传统新闻机构诉诸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起诉今日头条大量刊登它们的稿件，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新闻边界工作的核心是对新闻实践正当性的区分。在《广州日报》的法律诉求中，不仅主张经济赔偿，还要求今日头条删除涉案文章，并刊登道歉说明。对道歉与声明的诉求可以看作是借助法律手段对今日头条新闻实践正当性的一种判定。对于新闻边界而言，通过话语阐释建构的边界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以实现对“闯入者”或“越轨者”的区隔是边界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诉诸法律手段，通过实际行动进行硬性边界工作是对以话语阐释开展边界实践的一种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媒体采用了软性边界工作与硬性边界工作相结合的策略。前者为硬性新闻边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内容资源。两家媒体在诉诸法律手段的同时，还通过话语阐释的方式开展边界工作，以实现对今日头条的区隔。在该阶段，两家媒体发表了多篇态度鲜明、措辞严厉的评论，如《新京报》的社论《今日头条，是谁的“头条”》、《新媒体“拿来主义”的界限何在》，《广州日报》的评论《新闻聚合 不能光盯着“拿来”》与述评《搬别人新闻 肥自己腰包》等。它们的边界实践得到了传统新闻社群的积极反馈。大量传统媒体通过评论的方式参与新闻边界实践，解构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正当性，如《理直气壮维护版权，心平气和做好内容》、《“谁的头条”拷问“今日头条”》等。传统新闻机构调用新闻伦理话语对今日头条的新闻实践进行区隔。例如，“今日头条无偿使用传统媒体原创内容的行为‘不经授权、不打招呼、不标来源，与抢劫无异’，是‘窃贼的胜利’”。[37]此外，一些媒体意识到，今日头条使用了一种“深度链接”技术，“这种技术将他人的内容有选择性地筛选、屏蔽，通过链接完全整合到自己的界面，削弱甚至切断用户与链接来源网站的联系，这也正是针对‘今日头条’合法性争议的焦点所在”。[38]传统新闻机构通过对内容来源的质疑，试图建构今日头条新闻实践不具备伦理合法性的认知。面对传统媒体关于内容来源铺天盖地的报道，今日头条成为了版权问题的“头条”，遭遇新闻实践正当性质疑。
　　在边界工作中，一些媒体通过调用商业门户网站出现以来，传统媒体频繁遭遇内容被转载与搬运这一记忆资源，试图动员传统新闻机构共同参与保护自身利益的边界工作。 例如，“尽管传统媒体的‘草’肥了网络媒体的‘羊’，纸媒不能永远是网络的‘免费妈妈’，纸媒应向网络免费转载说‘不’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网络免费‘拿来主义’之风依然习以为常”。[39]记忆资源以及情感化叙述方式的运用反映了近年来传统媒体对愈演愈烈的版权问题的无奈，也折射了它们面对渠道优势消解而产生的焦虑感。
　　传统新闻机构利用《新京报》、《广州日报》起诉今日头条侵犯知识产权这一争夺新闻实践正当性的“焦点时刻”，结合法律与话语阐释等手段开展了维护自主性的新闻边界工作。随着争议的持续发酵，关于今日头条“是否构成侵权”的争论引起了政府机构的关注与表态。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认定今日头条构成侵权。不过，与传统媒体相比，在该阶段，国家机关对于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态度相对温和，提出“处罚是手段，规范是目的”，力图通过法规的制定，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国家机关的表态，由版权问题引起的边界工作告一段落。
　　2.对新闻权威的维护（2015-2019）
　　随着传统媒体对今日头条新闻实践与模式的熟悉，针对今日头条的边界工作从早期的侵犯知识产权逐渐转向虚假新闻、低俗内容、信息茧房等问题。
　　首先，通过对真实性的强调开展边界工作。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认为，新闻中的对话不仅仅是信息，而且是真实无误的“事实”。而“事实”是指通过专业而且是可靠的方式所收集的相关信息。[40]新闻媒体需要建立一套对于事实核查的规范来实现其专业性与文化权威。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媒介渠道的扩张带来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在新闻机构与公民新闻共同对新闻事件进行叙述的情境下，不仅新闻事实，新闻媒体本身也成为争议的对象。因此，按照特定流程与规范对事实进行核查就显得尤为重要。反观今日头条，它的内容生产是以流量为核心，但因为缺乏内容把关，质量良莠不齐。当算法带来的新闻生产与分发的高效性与新闻真实性发生冲突时，有媒体借用电影《聚焦》中主编的话表达了对新闻真实性、客观性与新闻边界的维护。“新闻的价值，不仅仅在数量，更在于质量。性价比其实还有这样的算法：不真实、不准确的新闻，哪怕数量再多、成百上千，也抵不过一篇真正客观独立、不偏不倚的报道”。[41]其次，传统新闻社群诉诸公共性以消解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正当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机构，新闻媒体不能仅仅迎合受众口味，而是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信息。从公共性出发，诸多新闻媒体表达了今日头条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不惜大搞“标题党”和“花边新闻”，呈现出传统小报的媚俗化特征。媚俗化是媒体商业化发展的结果，它源于媒体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为了获得更多受众关注的压力。[42]技术出身的张一鸣曾表示，今日头条是要做“没有态度”的新闻客户端，通过算法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新闻服务，并以“技术中立”为核心的一套话语为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对于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在新闻实践中正当性的一个判断标准在于其使用目的。随着广告业中目标营销模式的发展，算法机制产生的新闻消费的个体化应该被理解为出于经济需求而不是新闻规范需求的反馈。[43]在“流量为王”的价值倡导下，新闻与广告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广告不允许刊登在新闻版。然而，今日头条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在将新闻与受众匹配的同时，也实现了广告与受众的精确匹配，在推送新闻的同时也把广告推送给受众，侵蚀了新闻的公共性。一些传统媒体话语直接表达了对今日头条关于“技术中立”说辞的质疑。如“缺少了人的把关，智能推荐算法分发很容易导致内容低俗化”，“今日头条就没有设立编辑，而是完全依靠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抓取媒体的文章。抓来的文章根据用户点击率、兴趣等因素排序”。[44]此外，有媒体观察到对于算法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信息茧房，从而破坏新闻媒体提供多样信息的公共论坛功能。因此，过于依赖算法的今日头条不具备新闻生产的正当性。
　　（二）边界分化：排斥与合作
　　新闻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特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社群中的不同成员会因为在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及其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差异，从而运用不同的话语策略维护或重构新闻边界。
　　随着媒介环境与竞争格局的变迁，传统媒体与媒体人逐渐意识到今日头条所具备的技术优势及其对新闻形态与新闻价值的影响。例如，高效、个性化正在成为新的新闻价值，新闻客户端日益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首要途径。此外，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改变了过去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信息供大于求的情境下，如何实现新闻与受众的精确匹配，为他们带来好的用户体验日益成为新闻提供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媒介格局与竞争环境下，传统新闻机构逐渐表达了对算法的积极姿态，但对今日头条及其新闻实践却持不同态度，边界工作出现分化。
　　一种声音是采纳算法并融入到新闻实践中，但对今日头条及其新闻实践进行区隔，其中的代表是《人民日报》。2018年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开办了党媒新闻聚合与分发平台“人民号”。“人民号”依托《人民日报》丰富的政治资源，邀请主流媒体、党政机关、优质自媒体人与名人等入驻，并通过算法实现重点内容推荐与分发。“人民号”在采纳新闻聚合、算法推荐等新模式与新技术的同时，还通过与今日头条算法实践的对比，对后者进行区隔，以实现自身算法实践的正当性。如“发布不久的‘人民号’，拒绝‘失控的算法、混乱的算法、危险的算法’，坚信技术不应抽离价值”。“这也说明，真正的创新，不是简单跟在技术的背后亦步亦趋，而是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有自己的价值坚守，让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成为主流价值传播的新风口”。[45]通过关于技术与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话语阐释，《人民日报》试图建构的是“人民号”的算法是有价值坚守的，所以具备新闻实践正当性；而今日头条的算法是没有价值观的，因此被排斥。从早期对于算法的排斥，到“人民号”采纳算法推荐却对今日头条进行区隔，不难发现，传统媒体对于算法与今日头条的态度不仅是因为新兴媒介的技术逻辑与传统新闻规范的冲突，还在于国家权威对于技术与新兴媒介的规训，即试图通过边界工作与话语阐释争夺新环境中的文化权威。
　　第二种声音表达了对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积极态度，主要是那些资源相对有限的地方党报与地方市场化媒体。它们意识到今日头条的技术优势与丰富的经济资本。如“因为更新速度快、个性化的新闻推荐以及简单明了的设计，今日头条受到网民的青睐”。[46]今日头条是较早将算法融入到移动场景中的，这使它在与传统媒体新闻客户端的竞争中能为用户带来个性化推荐和更好的使用体验，从而获得受众的关注。其中，面对日趋激烈的媒介竞争格局，一些媒体意识到通过转型以适应新环境的必要性。传统新闻社群中有成员试图通过与今日头条合作的方式争取生存发展空间，并通过淡化边界的方式使这样的策略正当化。边界的调适往往伴随相关话语的阐释。首先，它们表达了传统媒体与今日头条并非“二元对立”的观点。例如，“和所有新媒体一样，今日头条并不是传统媒体的敌人，相反这是一个传播渠道和平台。既然技术是短板，不如和这样的平台公司合作，各取所长，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信息，最难搭建的就是渠道。与其抱残守缺守着那张‘纸’不如真正拥抱新媒体”。[47]在此基础上，有媒体提出，传统媒体与今日头条的共存关键在于恰当的合作机制。例如，“如果今日头条与传统媒体之间有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传统媒体对今日头条的发展应是‘乐见其成’的”。[48]在这个过程中，“转型”成为了主导话语。这一话语既服务于新环境下由新技术驱动的新旧新闻规范交替，文化资本变化这一新闻社群自治的问题，表现为对于“用户思维”、“个性化”、“精确”等话语的强调；也间接地表达了通过转型获取经济资本的意愿，表现在强调“利益共赢”等商业主义话语上。伴随着以“转型”为核心的一系列话语的使用，一些传统新闻机构与媒体人完成了淡化新闻边界正当性的阐释。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边界工作理论和场域理论为主要理论资源，考察传统媒体与媒体人围绕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边界工作。作为新闻场域中的新入场者，今日头条及其新闻实践的正当性有赖于场域中既有行动者——传统媒体的边界工作。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与媒体人主要从内容生产模式、新闻呈现方式与身份属性三个方面对今日头条进行定义，揭示了今日头条与传统新闻机构及其新闻实践的差异。此外，它们关于今日头条的边界工作经历了从排斥到逐渐分化的趋势。基于此，本文还将对新闻边界工作中传统媒体与媒体人的行动逻辑及其折射的结构性格局进一步展开讨论。
　　首先，在显性层面，无论是早期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之后对于新闻权威的维护，新闻规范、新闻价值是传统媒体与媒体人判断新闻实践正当性，开展边界工作的依据。由于规范的援引需要诠释，传统新闻社群通过调用专业主义话语阐释规则，维护新闻场域的边界。但新闻规范与新闻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往往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情境。随着媒介环境的发展与竞争格局的变迁，它们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例如，基于智能技术的新闻生产与分发的高效、个性化逐渐被新闻社群给予积极评价，并被表述为“转型”进行正当化。其中，除了新闻报道，新闻分发也逐渐成为边界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这导致新闻社群内部围绕新旧规则交替以及新闻实践正当性的判断出现了不同声音，形塑了不同主体对今日头条参与新闻实践的不同态度。
　　其次，新闻规范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也对边界工作的开展产生重要影响。传统新闻场域的结构格局在受到新技术冲击的同时，也在对新媒介进行规训，并调适与后者的关系，从而不断影响边界工作。首先是经济因素。从最初传统媒体由于知识产权保护而排斥今日头条，到后期不同媒体对今日头条新闻实践表达不同态度，经济因素对于新闻边界工作的影响是持续性的。随着媒介环境的发展以及竞争格局的变化，传统媒体需要通过转型，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场域中的竞争。经济资本占有量是影响它们采取不同策略的重要因素。一些经济资本较为丰富的新闻媒体通过采纳算法等新技术，发展自己的“两微一端”；有些经济资本较为匮乏的地方性媒体倾向采用合作的策略，扩展新闻渠道以期获得更多关注与经济回报。这也导致同一类型的媒体可能对今日头条及其新闻实践持有不同态度。此外，与西方新闻业不同的是，政治因素也是影响新闻边界工作，特别是党媒边界工作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因素相比，政治因素对于新闻边界的影响在新闻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既表现在网信办等国家机关下发文件对今日头条低俗内容的批评，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响应与报道；也表现在代表党和政府声音的党媒以评论的方式对于今日头条新闻实践的区隔。这既是网络治理的要求，也是党媒竞争网络空间中话语权的需要。不过在新闻场域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不断调适的。例如，本研究发现，对于新闻业而言，国家与市场之间不总是竞争状态，还有合作关系，表现在党媒与商业互联网公司合作开发新媒体平台。基于此，在新闻、技术、政治、经济等不同因素互动和共同作用下，新闻边界也在调整并再结构化。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维护还是重塑新闻边界，传统新闻社群的边界工作都诉诸新闻规范，不同的是前者援引传统新闻规范，后者根据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实践的变化阐释新闻规范的变化，即在运用新闻规范的同时也在对其变化进行阐释。与传统新闻规范相比，新媒体环境下正在形成的新闻规范杂糅了“用户思维”等商业主义内容，也因此面临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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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白红义：《重构传播的权力: 平台新闻业的崛起、挑战与省思》，《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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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庆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得到“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17ZFQ86001）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专项资金”资助。本文初稿曾在“媒体融合再审视：中国经验与学术阐释”工作坊上宣读，感谢本文评议人以及刊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