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作为新闻学子，大家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也叫书生，我在一部小书的后记里还写过：不变的是书生本色。对书生来说，天下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读书，而最无趣的事情莫过于听人谈书。就好比对吃货来说，最开心的事情是开吃，而最烦心的事情是听人谈吃。
　　杜甫有首《饮中八仙歌》，写了八位嗜酒如命的唐代人，个个栩栩如生，令人忍俊不禁。其中，世人最熟悉的是“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而其他酒仙同样刻画得惟妙惟肖，如大诗人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里，最好玩的还要数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琎：“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说他喝了三斗酒才上朝，路上碰到拉酒糟的车子，一闻飘逸的酒味，又忍不住垂涎欲滴，恨不得把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酒泉其实并不出美酒，只因地名有酒，还如泉水般汩汩涌流，故让这位皇亲国戚不由产生痛饮的联想。作为读书人，读书就像吃货饕餮、酒徒饮酒，不让人开吃开喝，而只是听人大谈特谈这道菜如何，那种酒怎样，实在是烦人煞风景的事情。
　　言归正传。这里想同大家交流三个读书问题，主要与新闻学子有关，包括为何读、读什么、怎么读，恐怕多是老生常谈。
　　
为何读
　　为什么读书，不读又如何？唐代诗人章碣不是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吗？其实，刘项的书还是读的，否则写不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力拔山兮气盖世”那等豪迈诗句。完全不读书，自称“绿林大学”毕业的民国巨匪张宗昌，曾想附庸风雅模仿刘邦的《大风歌》，结果一张嘴却是“大炮开兮轰他娘，数英雄兮张宗昌”。
　　关于书和读书的意义，前人论述早已曲尽其致，精彩备至。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博尔赫斯的“天堂的模样就是图书馆”，培根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等。现代中国人最熟悉的还是周总理的那句少年壮语。周恩来十二三岁时，一次，校长问大家，诸君为什么读书，他的回答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今年阳春三月，我去江南参加第五届河阳论坛，顺便参观了缙云县的千年古民居，其中有副对联令人过目难忘：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古往今来，中国老百姓对读书与读书人格外敬重，通用的敬语“先生”，原是称呼读书人的。“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流行语虽然带着功名利禄的向往，但也表达了对书和读书的极度尊崇。所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天下父母无不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哪怕倾其所有，也在所不惜。
　　如今，我们为何读书呢？一千个读书人可能会有一千个答案。为了就业，为了发展，为了修身，为了养性，为了知人论世，为了出人头地等。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入学时开班会，大家畅谈各自理想，而他明确说就想“成名成家”。我们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一般年龄都在如今研究生毕业的岁数。对比一下马克思青少年时的志向，就不难看到其间的霄壤之别了。当年，十七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时写下一篇论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结束语尤其有名：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清华教学楼的卫生间，随处可见励志的招贴，其中一幅写道：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想上进先读书。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而这些人，都离不开书的滋养，或直接，或间接。我看过赵月枝教授房间挂的一幅书法，是一段佛教《心经》，话是至理名言，字是绝妙好字。作者是她的姑父，一位农民。正是在这样一种浓郁的诗书文化中，中国历史上涌现了一代代杰出书生，随口一说，就是一串。如屈原、司马迁、班固、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王阳明、林则徐、左宗棠，以及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作为书生，毛泽东读书之广、之博、之深入、之融会贯通，可谓当世罕匹，仅仅一部《共产党宣言》就读了百十遍，《资治通鉴》也读了十七遍。陈晋主编了一套《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共四本，分为文学卷、历史卷、哲学卷、战略卷，广受好评，一版再版。陈晋还曾设想过三位伟人的退休生活：邓小平陪伴家人，含饴弄孙；周总理喜欢与文人雅士高谈阔论，畅叙幽情；而毛主席则是高卧终日，手不释卷。
　　从古往今来举不胜举的读书故事中，是否可以领悟一点——读书明理。所谓明理，非指一般待人接物的常情常理，而指识大体，明大义，如古人说的正心诚意，大本大源，今人说的真理与信仰。北宋初年有个吕端，有一次皇帝想任命他为宰相，有人反映说这个人糊涂，宋太宗应声答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有些人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读书明理首先在于大事不糊涂，也就是识大体，明大义，有操守，有信仰。信仰说来好像玄虚，可有可无，其实无所不在影响着人生。如果说人生好比漂泊在茫茫大海的孤舟，那么，信仰就是指南针，不可或缺。北京一所名校有位心理学教授，时常也做心理咨询，找他的人都是社会精英，而这些人的心理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一个比一个难解。有意思的是，教授束手无策之际，给这些成功人士推荐马克思的书，没想到效果不错。我的一位得意门生，正在艰难创业，最近也陷入信仰困境。她发现，在各种忙乱烦心的事情中，真正困扰自己的不是什么融资啊盈利啊，而是信仰。信仰问题不解决，许多其他问题就卡死了。原先她也以为，先有所谓财务自由，才能有更大空间考虑形而上的问题。现在发现，自由源于信仰而非财务，财务只能使人离自由越来越远。虽然财务也得有保障，但如果信仰问题不知不觉从视野中消失或被遮蔽，那么，对财务的一切追求，就变成不断使人“空心”的过程。过去十年，她与大多数青年学子年轻人一样，总想远离马列，避谈信仰，怀疑信仰无非是找个理由骗自己。然而，由于陷入信仰困境，如今开始读马克思的著作，才意识到信仰才是人生中最真实的。所以，读书明理首先意在于此。
　　当然，读书不见得一定明理，不读书也不一定不明理。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深明大义的人并不是读书人。古语说“礼失求诸野”，礼崩乐坏之际，反倒在民间存留着一脉薪火相传的文明之火与信仰之光。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里有个孩子，从小就很懂道理，天生仁义，最后也因为这份仁义而夭折。所以，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还对“抗大”学员说，既读“有字的书”，又读“无字的书”，也就是社会的大书。我们固然看重读书，同时也应该或者说更应该注重实践，在知行合一中力求读懂有字和无字的书。只有如此，才可能识大体，明大义，追求真理并确立真正的信仰。
　　如果读书只为稻粱谋，那么，种瓜得瓜，求利得利，早晚可以买车买房，但很难说人生充实，更不用说有益于人民，而由于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弄不好还比不读书更糟。众所周知，读书人中胡作非为的不在少数，而且越有知识，为非作歹就越“超水平发挥”。许多贪官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是博士。电影《暴裂无声》中那位衣冠楚楚的律师，为了私利不惜替黑心煤老板作伪证。所以，《资治通鉴》开篇就借三家分晋的故事，提出天下政治的第一要义在于人，一切治国理政的大事小情都得靠人执行、靠人落实，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制度。为此，司马光分析了四种人，一是德才兼备的圣人；二是德胜于才的贤人；三是才胜于德的小人；四是德才皆无的愚人。用人之道，首选自然是圣人、贤人，实在找不到这两种人，则宁用愚人，不用小人。道理很简单，愚人固然心术不正，但本事也有限，而小人则不仅坏心眼不少，而且真本事也不小，祸国殃民，危害更烈。
　　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台湾，有个戴笠一般恐怖的特务头子，叫谷正文，阴险狡诈，技高一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被他破坏殆尽，包括壮烈牺牲的吴石将军和朱枫。而谁能想到，这个穷凶极恶的谷正文毕业于北京大学，还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过干事，后来被俘叛变。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毕业于北大，后来居然跟随汪精卫，成为第二号大汉奸。同属一大代表中的周佛海留学日本，也与汪精卫一起投敌叛国。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张国焘长征途中分裂中央，差一点陷中国革命于绝境，怨不得毛泽东称那一段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张国焘后来同样投靠军统，彻底背叛革命，成为反革命的一只鹰犬。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公布了四十三名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自然是蒋介石，而清华的孙立人也在其中。孙立人抗战中固然有贡献，内战时在台湾，列入战犯名单，想来在于其蒋家王朝军政要员身份。不过，孙立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倒是差一点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当时，美国及其“东方太上皇”麦克阿瑟有意拿掉蒋介石，换上更听话的孙立人。若非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打乱了他们的阴谋，再过几天就可能得手了。蒋介石虽是人民公敌，但还算民族主义者，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更是值得肯定。至于孙立人，后来毕业于美国的军校，一向看美国的眼色，仰美国的鼻息，在远征军时期就已显露。一旦被美国扶上台，无疑更会唯美国马首是瞻，有朝一日欲分裂中国也并非无稽之谈。
　　如今，民国范儿很流行，过去的先生啊、民国的大师啊，看看钱锺书的《围城》就知道了，所谓民国大师，不乏蝇营狗苟而道貌岸然的学阀学霸或学渣。正因如此，中国人一向讲究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毕竟，历史选择的、世人看重的还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总之，为什么读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识大体，明大义，大是大非不糊涂。这一点，对新闻学子尤为重要，因为，新闻媒体从来都是“国之利器”，如同“国之重器”的导弹航母核潜艇一样杀伤力极大。若不解决大本大源，大是大非，而仅仅汲汲于所谓专业或专业主义，则可能专业越精越可怕，知识越多越恐怖，就像武功高强而没有灵魂的雇佣兵。所以，2015年，我在荣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获奖感言里，特别谈到“培养有梦想、有灵魂、有文化的中国记者”。
　　
读什么
　　此前在南京师范大学开会，晚上出门溜达，看到宾馆对面有家先锋书店，于是进去转了一圈。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半个足球场一般开阔的店面，林林总总摆放着汗牛充栋的图书，颇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书真多呀。
　　所以，读什么的问题首先在于选择，有所读，有所不读。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其次，即使一瓢饮，也需要有所区分，不可能平均用力。故有精读，有泛读。精读求质，泛读求量，广泛撒网，重点捕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有个好传统，号称“两典一笔”。两典是马列经典和文史古典，一笔指文笔。新闻学子需要重点阅读经典和古典，同时训练自己的文笔。范敬宜有个形象说法——“五谷杂粮”，经典古典就是有益于人们精神健康成长的五谷杂粮。所以，他主张多吃五谷杂粮，少吃“维生素”，包括看上去花里胡哨，实际上没有多少文化营养的读物，如痛并快乐、岁月静好之类的心灵鸡汤。
　　今年春节忙里偷闲，把三国、水浒、西游记又看了一遍。每看一遍，都不由感叹经典就是经典。一生培养了十六位院士的化学家、清华校友时钧先生，年少时常在书包里藏着三国、水浒，一次与小伙伴打赌，把三国一百二十回的篇目、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一口气背出来。我们看水浒的故事和人物多么生动啊，倒拔垂杨柳，雪夜上梁山，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杨志卖刀，无不令人欲罢不能，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西游记的语言那么风趣，活灵活现，而且与人物性格若合一契。比如，孙悟空动不动就是一句“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等。然后，噼里啪啦一番令人捧腹的高论。
　　至于三国故事，则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江春水向东流。仅看几部现代学问大家的小书，就可略见一斑。比如，吕思勉的《三国史话》、郑逸梅的《三国闲话》、方诗铭的《论三国人物》、陈迩东的《闲话三分》、金性尧的《三国谈心录》等，以小见大，议论风生。北京大学出版社有一套三国人物传记，一共六本，包括刘备、曹丕、孙权、司马懿、吕布、袁绍，作者是四川大学教授方北辰。这套小丛书多年前先在台湾问世，好评不断，真是比史书生动、比演义真切、比戏说靠谱。一次，我去中国传媒大学参加博士生答辩，出门时随手带着“吕布”，在车上看了一路。到了地方，一看表还有十来分钟，于是猫在墙角，把剩余部分看完，然后像饱餐一顿美食，心满意足走进答辩现场。在我国新闻界，毛泽东以曹操、孙权、袁绍、刘备等人为例，同田家英、吴冷西讲政治家办报以及多谋善断的故事，一向为人乐道。范敬宜也常用成都武侯祠的那副有名对联，讲解新闻人的政治意识与社会责任：“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关于读什么的问题，王国维有个说法耐人寻味：有的书可爱而不可信，有的书可信而不可爱。如果说可爱是指可读性，那么可信就是指可靠性。可爱而不可信的书貌似有趣，可读性强，可惜不怎么靠谱。常说开卷有益，这话如今不可照单全收，因为不少书巧言令色，真如鲁迅说的图财害命。电影《列宁在十月》有个场景，列宁开完秘密会议，夜色已深，于是就想在警卫员家里将就一夜。警卫员夫妇让出自己的床，而列宁坚持打地铺，然后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摞书，准备当枕头，边翻边说这本书不能枕头，那本书只能垫脚。现在有些书恐怕也只能垫脚。两百多年前，英国有位小品文作家查尔斯·兰姆，他的《伊利亚随笔》可以称得上可爱，其中开篇就是《漫谈读书》，语气中流露着一种英国式的冷幽默：
　　有些东西，虽然具有书的外形，我却不把它们当作书看。
　　坦白说，每当我看到那些披着书籍外衣的东西，被放在书架上，我就忍不住要发火。因为它们像一些假圣人侵占了圣堂，住进了不属于自己的神殿里，却把合法的主人，挤得无处存身。
　　与可爱而不可信的书相对，另一种书严谨，扎实，厚重，既可信，又有益于心智，但读起来可能不那么轻松愉悦，活泼有趣。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的《每个人的政治》或《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遗憾的是，也许由于天性“好逸恶劳”，人们往往对可爱而不可信的书趋之若鹜，而可信而不可爱的书总是被束之高阁。
　　当然，除了王国维说的两种情况，古今中外也不乏既可爱，又可信的书。比如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我们的中国》和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一套邃密群科的“十五讲”丛书——作者均为各学科一时之选。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是经典，开篇用三句古诗，既形象又恰当地概括了治学的三重境界，也可谓读书的三重境界。先是登高望远，明确大方向，“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再是脚踏实地，刻苦攻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是水到渠成，“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习近平主抓的三卷本《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同样既可信，又可读，如第二卷即新中国前三十年部分，既实事求是，又生动简练，更有助于破除许多似是而非的流行思维流行语。
　　2018年，我与十位清华博士和博后编写了一部《清华新闻书目导读》（100种），其中，博通类50种，专业类50种。遴选书目时，我们尽可能兼顾大学生的阅读状况，在同类书中设法挑选既可信又可爱的书。比如：韩毓海的《伟人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斯诺的《西行漫记》，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李书磊的《重读经典》，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玛雅的《中国为什么能》等；专业书有《范敬宜文集》（特别是其中《敬宜笔记》），《南振中文集》（特别是其中《我怎样学习当记者》），《梁衡文集》（特别是其中《人杰鬼雄》），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柯林斯的《巴黎烧了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加利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波兹曼的《娱乐至死》……
　　下面就结合这部新闻书目，谈谈新闻学子读什么的话题。新闻专业的学子与其他专业相比，读书有同有异，同在博通类，异在专业类。即使博通类，新闻专业也有所侧重，需要体现自己的专业特点。那么，新闻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有什么特点呢？对此，一位前辈新闻教育家项德生教授概括为四个“一些”：政治素质更高一些，社会活动能力更强一些，知识面更广一些，笔头更快一些。这四点也与读书相关，特别是政治素质、知识面、笔头。
　　我知道，现在学生一听政治，就想离得远远的。其实，无论是否学新闻，政治都是离不开的，也是躲不开的，你不问政治，政治早晚一定会问你。学新闻更是离不开政治，否则就转学会计、精算吧。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甘惜分说得干脆：如果哪个记者编辑说自己不懂政治，只懂业务，那么，此人不是傻瓜，就是装蒜。文学名著《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原是拉美的一位左翼记者，从新闻到文学，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政治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影响时说道：“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而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我们讲政治家办报，何尝不是针对这种现实的感受能力及其最高表现呢。美国知名新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斯·凯瑞（J.W.Carey,1934-2006）在谈到新闻学的学术家园时，首先提到政治，然后分别是文学、哲学、艺术、历史。
　　为了加强政治素质，除了关心时事，关注新闻及其背景，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民情等，自然少不了读书与思考。项德生教授建议新闻学子在校四年，至少精读十几部马列原典，如《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践论》、《矛盾论》等，并且需要一读再读。高年级学生还不妨读读《资本论》。我在清华的教学中，也深感原著经典的意义。一位本硕博均在清华的女生，读博后第一次接触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感叹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高屋建瓴又鞭辟入里的文字。前阵子网上热议“966”工作制的时候，我的一位学生正在读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名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赞叹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深刻洞察。
　　毋庸讳言，如今一听马克思，人们往往先是本能排斥，殊不知马克思的书不仅可信，而且可爱。就拿马克思三十岁写下的《共产党宣言》来说，几万字的篇幅精义迭出，妙语如珠，如“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读过英国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的《小世界》或者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是不是觉得马恩的这番话一针见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而听惯豪门恩怨以及明星风流韵事时，是不是觉得如下文字力透纸背：“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下面一段今天读来，简直就像说火爆的新媒体：“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也许，最为人所熟知并常引用的还是这段美而信的论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可能读起来更亲切，而且可爱又可信。这些年，由于美国扼制中国，许多人想起《论持久战》，毛主席当年针对速胜论、亡国论的辩证分析，今天读来依然如此鲜活。从孙子兵法到三十六计，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马汉的《海权论》，古今中外的军事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毛泽东用两句大白话就概括了战略的精髓：一曰“你打你打，我打我的”；一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光明日报》日前还刊发文章，作者是军事学院的副教授，题为《“你打你打，我打我的”永不过时——从美军在阿富汗的“落锤”行动谈起》。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也是文章大家和新闻大家。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梁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漂亮文章《文章大家毛泽东》。过去有所谓“老三篇”之说，指毛主席的三篇经典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也可以说是三个精彩的中国故事。现在不是常说讲好中国故事嘛，那么，什么是中国故事，怎么讲好中国故事，看看老三篇就知道了。张思德的故事、白求恩的故事，通过毛主席的讲述不仅家喻户晓，而且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更成为共产党、共和国的灵魂，深深融入亿万各族人民的精神血脉。愚公移山的故事同样可圈可点。在《愚公移山》中，毛主席先讲了愚公的故事。说愚公率领家人想把家门口的王屋山和太行山挖走，因为挡了一家出行的路。故事中间还穿插着一位聪明人的劝导，应该说这位智叟的劝导不无道理，他们怎能把大山挖走呢。而愚公回答，我死了之后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而山不会再增高，只要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最后，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于是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大山搬走了。故事讲完了，想说明什么呢？原来，毛主席想说，共产党人也在挖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我们也挖山不止，埋头苦干，相信总有一天也会感动上帝。这个上帝是谁呢？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啊。故事讲到这里，让人不由拍案叫绝。这才叫讲好中国故事呢。
　　总之，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均为新闻学子的必修课，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的书更是必不可少，《伟人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一书里有段话说得好：
　　一个人可能有许多的知识、读过许多的书，但是，如果他没有关于马克思的知识，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那么，他一生注定只能在各种建筑材料之间搬运摸索，充其量只能成为一名不错的“砖家”而已。
　　我们今天不是缺少一般知识，而是缺少知识中的“钙”，我们缺少的是把知识组织起来的框架和纽带，而马克思就是那个框架和纽带，就是我们最需要的骨架和钙。有了骨架和钙，知识才能站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匍匐在地。
　　没有关于马克思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都站不起来，而只能匍匐在地，包括新闻学——真是一语中的。与政治素质一样，新闻学子在知识面上也比其他专业要求高。因为，新闻工作是同包罗万象的社会人生打交道，习仲勋甚至说“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因此，对天下政治，人生百态，天文地理，经史子集，都得有所了解，包括党章、宪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宪章》。同时，各路专业记者还需对某方面知识有更深入了解，如科学记者、体育记者、财经记者等。许多新闻掌故，也说明这些道理。比如，《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看到记者发来爱因斯坦演讲的消息，发现其中一个公式有误，后来一核，果然如此。
　　当然，知识面也不是漫无边际，总得有个大致范围，因为生也有涯，学而无涯。一般来说，新闻专业的知识面涉及史学、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以读书广博著称，穆青说他：“一有空余时间，就用在读书上面。除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外，新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军事学、社会学甚至是医学著作也是他阅读的范围，涉猎之广，既让人吃惊，也让人感叹。”
　　除了读书，有些报刊杂志也值得关注。《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常有一些谈书心得，启迪心智，开阔眼界。如今年第4期《读书》上的李零文章《重读马克思》（上），就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摘录几段，可见一斑：
　　在这个资本席卷天下，物欲横流，利令智昏，闻革命而色变的时代，我想谈谈我读过的一种书，一种在我国备受尊崇也备受冷落，让很多聪明人羞于启齿觉得十分丢脸的书，这就是马克思的书。
　　马克思的书虽多，最重要的当推三种：一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种是《共产党宣言》，一种是《资本论》。
　　恩格斯不止一次说，马克思的发现就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个是剩余价值说，见《资本论》。
　　《实践论》……强调实践，强调行动，强调投入战斗，才见分晓，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路。《矛盾论》……强调斗争哲学，这也是马克思的一贯思路。
　　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受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影响。这种历史学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怎么读
　　怎么读书就像怎么吃饭，各有各的吃法，只要吃进去、吃舒服就好了，关键是开吃，活到老，吃到老，一年三百六十天不停地吃，数十年如一日地吃。
　　南宋儒生胡宏说：“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之谓也；小用者，谋利计功之谓也。”此话也可用于读书，读书同样贵在大成，不贵小用。甘惜分先生还常把胡宏的话写成书法作品，随手赠人。诸葛亮读书，就颇有大成气象。《三国志》里写道，诸葛亮年轻时与三位好朋友一起求学，人家是“务于精熟”，而诸葛亮则是“观其大略”。观其大略四字表明，他既有远大抱负，就像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又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书本里并不都是好东西，古今中外不乏平庸之作，如大多数西方新闻传播学著作。由于贵在大成，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经洞悉天下大势。
　　南振中同新华社年轻记者谈过他的读书经验，这篇经验谈发表在2008年第5期《中国记者》上，题为《把“阅读”培养成为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爱好》。这是我看到的新闻人谈读书谈得最好的文章，所以，征得他的同意，我们把这篇文章作为《清华新闻书目导读》（100种）的代序。文章的内容很丰富，举凡新闻人为何读、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几乎无所不涉。比如，他谈到，许多年轻人觉得读书像是苦差事，可他们打球、跑步，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为什么？因为喜欢嘛。同样道理，如果把阅读培养成这样一种爱好，也就会以“苦”为乐，乐在其中了。
　　我们即使明白莎士比亚、堂吉诃德、托尔斯泰、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的名山之作，名不虚传，司马迁、司马光的书也均为经典，可一看到厚厚的大部头，就不由头大，望而却步。对此，南振中有个好经验，就是零打碎敲，零存整取，不求一举将军，只求日日拱卒。拿《列宁选集》来说，四大本，3600多页，南振中把它分解到一年中，平均每天10页，每天读一小时，结果半年就读完了。我用他的这种方法，果然见效，这些年把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华书局二十本的《资治通鉴》、二十五本《鲁迅大全集》的十本作品、莎士比亚全集代表作等又通读一遍。我常想，我们难道比新华社总编辑还忙，时间比人家还少吗？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上面谈过，有精读，有泛读，泛读不妨像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精读则需要耐心细致。对于泛读之书，可以像李闯王的大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只求攻城略地，不求安营扎寨。而对于精读之书，则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无论精读还是泛读，也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理想的读书心态总是专注、痴迷、废寝忘食、乐此不疲等，总之，纯兴趣，非功利。也就是说，打开书本的时候，别想着读这本书有什么用，能给自己带来哪些直接好处。读好书本身就是天大的好处，正所谓“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真正的读书人既是书呆子，又不是书呆子。呆在于痴迷、痴情，就像林清玄对文学的一往深情，“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文学就是他的君。同时，切忌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而应该以我为主，融会贯通，上焉者经世济民，下焉者参化天地。这就是不呆。呆与不呆，都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所谓反思精神、批判意识。反思啊，批判啊，听起来挺玄乎，说白了不过如焦裕禄的大白话所言：“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有味道”。读书如吃饭，无疑应该自己吃，自己品，而不是等别人嚼过之后吐出来，再吃再品。那样显然既没有滋味，也没有营养。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市面不乏别人嚼过的馒头，少滋寡味，令人反胃。有位武汉大学教授的一篇网文切中要害，他以反讽的语气谈道：著书绝不立说，人云必须亦云。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叔本华也提醒，别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胡适有句话不无道理：对人应该是有疑处不疑，对书应该是无疑处有疑。不过，他说得漂亮，其实未必都做得到，他对西方的一切就矢志不“疑”。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几百年来打动了多少人，可东林党人的所作所为却是另一回事，大明的江山社稷也毁于他们的党同伐异。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关于五四，李泽厚有个说法很流传，叫“救亡压倒启蒙”。对此，李零批评说，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所以，没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既不懂得独立思考，又不善于融会贯通，那就真成了书呆子，结果便如兰姆说的：“除了走路，我就读书，我不会坐在那里空想——自有书本代我去想。”■
　　
李彬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