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强 王蕾
　　【本文提要】本研究对33名离职媒体人进行深度访谈，考察他们对职业生涯的记忆话语，并分析其中的叙事结构。研究发现，在入职原因上，大致征用了理想叙事，但也有对理想话语规训性的反思。在职涯记忆里，采用了“纯真年代”和“热点时刻”叙事策略。传统新闻工作的瓶颈和新媒体冲击等构成了媒体人离职原因的主要叙事框架。在今昔工作对比上，满意度“上升”或“说不清”成为主要叙事结构。离职媒体人的职涯叙事体现出反思性实践的特征。
　　【关键词】新闻工作者 职业生涯 阐释的共同体 叙事
　　【中图分类号】G206
　　职业生涯（occupational career）是指某种职业中的个体在工作历程中所占有的一系列社会位置。①就个体的职业生涯而言，它指的是个体在职业生命周期过程中所经历的职业发展规划、职业策略、职业进入、职业位置和职业变动等。个体职业生涯分为客观生涯和主观生涯。客观生涯是可观测到的行动者所达到的现实社会位置。后者是指行动者对职业的认识模式，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赋予职业变动的意义。②因此，职业生涯研究又被称为工作史（work history）研究。
　　现今社会，随着社会结构、职业生态和个人资本等的变化，个体从一而终的职业生涯越来越少，职业流动成为普遍现象。近些年，媒体人的离职潮为研究媒体人的职业生涯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重塑着新闻业的市场环境、劳动过程和产品样态。市场的饱和、传统媒体商业模式的式微和受众的流失等因素造成传统新闻机构的衰落。③在推动媒体的变革同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变相减薪、解雇裁员、报纸停刊等现象变得普遍，包括知名媒体人在内的离职潮成为新闻行业的热点话题。新闻职业危机在引发媒体人惋惜和怀念的同时，相关的记忆话语也为研究者分析媒体人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契机。
　　本研究视媒体人对个体职业生涯轨迹的表达为一种叙事实践（practice of narrative），并从以下基本问题入手：中国离职媒体人如何表述和阐释他们的职业生涯？这些叙事实践中存在哪些共同的结构框架？又存在哪些差异？本研究对离职媒体人展开访谈，考察其对职业生涯不同节点的个体表述，并将该考察置于新媒体、政治、市场等多重结构力量影响下的中国新闻业转型和变迁的场景中加以理解和分析。
　　本文研究策略包括：首先，与既往基于二手文本的研究路径不同，新闻工作者关于职业的叙事实践往往被忽视。本文借助深度访谈方法，把媒体人视作能动叙事的实践主体，重视叙事话语对个体职业生涯的建构作用。其次，本文关注媒体人对其职涯轨迹的重要节点，包括入职、难忘时刻、离职及新旧工作对比等，分别征用了哪些叙事策略和记忆话语，这些话语背后折射出新闻工作者关注的哪些核心职业议题，比如职业理想、职业伦理、职业权威和满意度等。“对记者来说，记忆不仅仅是回顾过去，它还构成了记者作为一个阐释共同体理解自身的核心内容”。④最后，本文征用了“阐释共同体”这一理论资源，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对个体职业过程中某些关键事件的解释来体现新闻业的凝聚力，并通过对事件的解释和定义来建立职业权威。⑤本文归纳离职媒体人职业生涯叙事中的共同框架，但面对异质化的离职新闻人群体，也关注不同主体对其职涯表述和阐释背后的断裂和张力。
　　
一、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及记忆实践研究
　　职业生涯既是结构也是过程，是个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分层和流动。就结构而言，职业生涯是人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占有的社会位置。就过程来看，职业生涯包括教育、职业进入、职业发展策略、职业流动与升迁和最终职业位置。⑥总体而言，围绕新闻工作者职业生涯及有关记忆实践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从理论层面对新闻职业类型展开构建，并以此探讨新闻职业生涯转换过程中的结构因素。戴维森（Davidson）和迈耶斯（Meyers）从职业生涯的自主性、关键资源和集体化程度的维度提出了从业者新闻生涯的五种类型，并以对以色列新闻工作者的访谈分析加以论证。新闻生涯类型包括：科层制型（Bureaucratic）、专业型（Professional）、企业家型（Entrepreneurial）、非自愿企业家型（Unwillingly entrepreneurial）、非雇佣型（ Nonemployed）。不同类型的新闻生涯在职业结构化程度和个人能动性上也存在差异。个体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涯中，并不遵从某种特定的职涯轨迹。⑦在另一研究中，他们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变化来分析新闻生涯。新闻专业主义赋予新闻职业以合法性，然而，随着收入下滑、人员裁减和新媒体崛起为表征的传统新闻媒体危机的到来，新闻工作者被迫一人多工或严重依赖其他信源。企业家型新闻工作者出现，他们对专业主义的理解与传统新闻记者的差异日益扩大。面对数据新闻、机器算法等带来的新闻业变革，新闻工作者也面临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等的挑战和调适。职业群体和个体生涯内的工作实践变迁也要求学者用纵向视角来研究当代新闻业的职业基础。⑧
　　第二，部分经验研究从职涯轨迹的角度分析新闻工作者生涯，并探讨他们在新闻职业进入或退出过程中的个人考量。迈耶斯和戴维森以33名以色列新闻工作者为访谈对象，探讨其职涯进入、高光和低谷时刻（career highs and lows）、退出时刻及有关影响因素。谈到入场时刻，大部分受访者由于没有受过正式训练或资格认证，他们认为没有明确时间点，而是逐渐“浸入”的过程。从业者个性特征和新闻职业的社会影响是他们选择进入新闻业的主要考量。职业高光时刻集中于个人成绩、在享有盛誉的媒体工作和升迁、报道某些重大事件等。低谷时刻则包括单位管理不善、决策失误、办公政治和经营不景气等。退出则包括职业倦怠、工作环境恶化、行业衰落等考量。⑨李立峰等调查了香港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涯轨迹。认为许多女性从业者离开新闻领域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工作的冲突。这项研究不仅探讨了新闻业的结构性不平等和女性工作者面临的家庭和工作的普遍性冲突，也分析了部分女性从业者能够同时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条件。⑩白红义将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分为职业进入、职业流动和职业转变三个过程，并从个人、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分析了职涯进入和转变的原因，与个人主观意愿相比，组织和环境提供的机会和限制对个人职涯选择的影响更大。[11]第三，也有部分研究从“阐释的共同体”角度对记者职业生涯展开研究，并以此探讨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和媒体角色或功能等议题。美国著名新闻主播沃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逝世引起了学者的研究。克朗凯特成功的职业生涯过程表明，媒体重建自身的职业权威路径在于重视媒体的仪式功能，而非仅仅限定于信息传递的角色。[12]李红涛分析了媒体人的怀旧叙事，指出离职媒体人倾向于将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时刻，包括入职和离职，与传统媒体的兴衰联系起来，展示出个体怀旧与时代叙事的契合之处。[13]白红义把记者视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分析了曾经或正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媒体人的集体记忆实践，包括在“南都”的职业生涯、“南都”声望与专业边界，这种记忆具有重申新闻准则、专业规范和组织权威的意义。[14]最后，有关媒体人职业生涯转化和退出的研究最近较为频繁，媒体人生涯转换现象和原因引起学者重视。厄舍（Usher）对美国媒体人的31封告别信研究发现，离职媒体人把新闻业的困境归咎于市场力量的侵蚀，而缺少关于媒体环境变迁对职业价值和实践影响的反思。[15]陈敏等对52名传统媒体人的离职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其离职原因包括体制禁锢、技术冲击、营收压力等。[16]果蕾等通过对香港新闻工作者访谈发现，香港报业记者从业人员流失更趋年轻化，且多流向稳定行业；待遇低、升职几率小及报社工作工时长等是其流动主要原因。[17]王维菁对台湾媒体人的调查发现，薪酬太低、认为新闻工作无前途、工作与家庭生活冲突以及工作量太大和工时太长构成了台湾记者离开新闻业的原因。[18]以上文献为本文研究媒体人的离职叙事和职业话语提供了研究铺垫，然而过往研究也有所缺失。尤其是从入职到离职（后）这一较长时间轴线上考察媒体人的职业生涯的研究较为缺乏，对媒体人职涯记忆、叙事和阐释话语的分析也缺乏足够关注。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希望进一步在不附加任何约束条件下讨论：离职媒体人如何表述和阐释其在职业生涯轨迹上的不同（重要）节点？这种叙事实践背后包含哪些话语结构及内在分歧？这些话语框架是否及如何与新闻业的核心议题存在勾连？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情况
　　本文的资料收集方法是深度访谈法。深度访谈具有半结构性、开放性和“要深入事实内部”等特点，研究者在访谈中需要悬置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立场，要从受访者生活世界与生命史中去寻求事件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意义。[19]本文的材料分析方法采用主题叙事分析方法。叙事是对一系列以时间和因果关联方式连接着的一系列事件的符号化再现。[20]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Nvivo10软件，首先把所有访谈材料导入软件，然后对访谈材料进行主题编码，本研究从访谈材料中归纳和提炼节点和概念，并不断对材料和概念进行比较、归纳和分类，以达到理论饱和。[21]通过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有33位离职媒体人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受访者曾经工作于报社、电视台或杂志社等传统媒体机构，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现在或自创业、或就职于企业等机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大都是在媒体机构中从事内容采编工作的普通员工，不包括“名记”或“名嘴”等隶属于媒体机构的新闻工作者，也不包括那些在媒体机构中从事广告、发行或其他经营业务的媒体从业者。我们采用半结构式的访谈方法，内容涉及入职考量、新闻理想、职业记忆、离职原因、职业生态和职业反思等。每位离职媒体人的面对面访谈时间在1个小时左右。在征得对方允许的情况下，访问者进行了录音以备后期整理。在具体文本分析中，本文对受访者的姓名和单位等信息进行了技术处理。另外，我们也收集了媒体人离职的部分公开文本，包括离职告白和新闻报道，通过这些资料，比照和印证受访对象提供的信息。
　　
三、材料分析
　　通过Nvivo软件对离职媒体人职业生涯方面的访谈材料进行节点编码和归类分析，共分析出入职因素、职涯记忆、职涯退出和离职后4个不同时间轨迹上的内容范畴，共计17个编码节点。其中，入职、记忆和退出的内容范畴与迈耶斯和戴维森的新闻职涯生命史划分[22]比较一致。本文讨论如下：
　　（一）理想叙事：新闻人职涯入场初探
　　在离职媒体人的叙事实践中，追求专业精神、实现新闻理想构成了很多人选择新闻工作的重要原因。新闻理想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23]有18名受访者从职业理想或者新闻理想的角度谈及选择进入新闻业原因。正如受访者S10所说的：“学新闻的谁没有点新闻理想呢？”
　　在离职媒体人的叙事中，理想既是表述入职动机的重要话语资源，也是离职原因的重要考量。因此，理想具有记忆过去和反思现在的双重时间指向。同时，理想叙事嵌入在新闻职业和个人职业的历史中，既有对行业昨盛今衰的喟叹，也是合法化个人选择新闻职业的策略话语。新闻学专业科班出身的受访者S27的叙事比较具有代表性，2006年，他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然后来到广州某报社。他说：
　　之前就是别的都不想去，就想做记者，想实现一点新闻理想，写一点漂亮的文字，记录点历史，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媒体蓬勃发展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毕业那几年，正是媒体最兴盛的一段时间，媒体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介质，只有报纸这一个东西，也没办法通过电子阅览器，当时的手机也是只有黑白屏的，那怎么可能智能化，当时只有报纸，所以那个时候，报纸也是一个垄断品，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印刷的，所以当时所有依附在这个媒介上的东西，它的内容都是有价值的。好了，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第一是媒体有些好处，它的好处在于可以比较快的打开自己的视野，相对来说，收入还是比较不错的，报社的地位和成长速度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当时去了X日报。
　　在新闻社群的阐释中，理想是“一种有意识运用的符号资源，一种表征和建构权力关系的话语，其中包含着新闻人巩固身份认同与职业正当性的策略性努力”。[24]在S27的入职叙事中亦可看出，理想具有建构职业合法性和文化权威的话语实践指向。他选择进入报社，是因为新闻职业可以实现其新闻理想和个人价值。同时，新闻理想的实践与纸媒的黄金时代休戚相关，纸媒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理想施展的充分的舞台，新闻理想具有时代性的特点。
　　与此相似的是离职媒体人S1的叙事，他在20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尽管毕业时拿到多份名企的工作，但当南方某报社向他抛来橄榄枝时，他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来媒体工作。他说：
　　来X报时还是有一些新闻理想的。当时我清华毕业，来了X报。冷却的时候，三个月（后）就开始了，X报不是做新闻的，是赚钱的，把新闻作为赚钱的机器。它是没有新闻、理想和情怀的，没有新闻事业的感觉。报社从上到下都是把新闻作为赚钱的生意来做。你看我在的五年，你看我们做过多少有全国影响的、有重大推进制度改变的稿子？在我看来，基本没有。
　　在他的叙事中，理想既是入职的动因，也具有指向现在、批判现实的意义。在他看来，新闻理想的核心是服务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然而现实中，所在单位仅仅是把新闻作为市场盈利的工具，这种商业主义的新闻实践现状与他入职时的理想初衷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并成为他离职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理想叙事本身带有策略性、表演性的成分，“以理想和情怀示人，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目的”。[25]正如受访者（S21）认为，理想是比较空洞的话语：
　　我现在不建议用理想来说。它就是一个职业而已，一个很热爱的职业，你投入去做是应该的，没有理想那么伟大。但是也不要妄自菲薄。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也是很虚的，想为了理想赴汤蹈火，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职业，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中，新闻记者的职业就是去照到世界照不到的地方，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存在了什么问题，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危机和需要。我们把这个职业做好。这在现在社会中很职业化的倾向，只是在我们这个环境中把它拔高了而已。
　　S21的叙事批判了“理想”这一规训性话语，体现出话语主体的反思性。实际上，也有11位受访者从个人兴趣层面而非新闻理想的角度切入选择进入新闻业的初衷。例如，在受访者S14的叙事中，她进入职场的原因是在于新闻工作符合自己喜欢倾听的兴趣，同时也能够通过文字写作和表达证明自身价值。她说：
　　我选择新闻就是因为我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喜欢把听到的故事整理出来，喜欢整理文字的感觉。可能我不一定要拯救社会，不一定要铁肩担道义。我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个职业，我到现在还挺喜欢把弄文字的感觉，热爱文字，跟人交流。我在第四年第五年，还是会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让我见识到更多。
　　这种基于个人价值观的入职叙事并不在少数。迈耶斯和戴维森研究发现，以色列新闻工作者进入新闻生涯的内在原因包括个人写作天赋、好奇和非传统的思考方式，这些品质符合新闻工作的特性。[26]一项对上海八所高校新闻传播学子的调查也发现，专业对口、符合个人兴趣、能证明自身价值、媒体工作自主性高等职业观使得新闻学子倾向于选择传统媒体作为毕业后首份工作。[27]（二）昨日难忘：职涯记忆中的“纯真年代”与“热点时刻”叙事
　　在问及职业生涯中最深刻的记忆时，22名受访者从个人成长的面向来展开记忆叙事。在媒体人对黄金时代的记忆叙事中，由青春万岁和理想主义等元素构成的成长叙事是核心叙事之一。[28]例如，受访者S29说：
　　我比较怀念那时候自己的状态，因为那时候人就像一个很饥饿的人一样，随时都在吸取新的东西，在成长，你很渴望新的东西，也很积极、很有动力。现在的工作呢，可能时间长了，觉得老油条了。
　　总体而言，对这段职业生涯中“纯真年代”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对个体而言，那段岁月承载着青春和激情。“做记者的时候是最有激情的，怀念第一年工作的状态，在当地写了一些让当地人广泛知晓的稿件，很有成就感，现在的工作没有像以前那么有成就感”。（S20）第二，媒体宽松的工作环境，职业自由度高。“报纸不一样，全都是编辑记者，都是做媒体的，特别宽松，有很多头脑风暴，天天胡侃乱攀，没有上下级关系存在，（你可以）跟总编辑直接拍桌子，这是纸媒比较好的地方。非常平等”。（S25）第三，新闻职业的使命感。例如，受访者S32说：“就记者而言，总体来说，我们是社会事件的先知者，很多事件在第一时间赶到，掌握信息比社会大众快、全面。因为很多信息未必能够见诸报端。”
　　离职媒体人对职涯记忆的成长叙事具有强烈的今昔对比的意义，是站在离别的角度对过去纯真年代的集体怀旧，这种怀旧自然具有美化过去的色彩。“过去”经由美化而他者化，“现在”在二元对立中也被他者化了。在S29的叙事中，过去的自己是“饥饿的人”，现在变成了职场“老油条”。在S20的叙事中，过去当记者有“很多成就感”，如今在（某国企）的工作“没那么有成就感”。显然，这种对立的形成有时是不言而喻或暗含讽刺，有时候蕴含着不满和批判。[29]另外有10名受访者围绕采访过的重要事件展开叙事，讲述采访这些事件对个体经历的充实，对个人的意义和对社会的价值。受访者S26讲述了他赴日本福岛采访3·11大地震后的经历，这些经历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方面是事件比较重大，新闻报道能获得更多的受众关注。同时，采访这些事件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在采访中也看到了不同的地方故事和景观。在他看来，“这些经历都不是你能够列入到游客的行程单里中去的，这些都是记者这个职业带给你的一些财富，这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不只是做新闻采访的经历，但是也是很可贵的”。
　　另一位受访者S8则讲述了采访邓玉娇的案例，并从中对新闻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反省。他对邓玉娇案的报道被认为“信息量最大，拿到了最多的核心消息源”，他采访了邓玉娇本人、母亲、朋友，被邓玉娇刺死的邓贵大的妻子，处理该案件的当地县公安局长。他发现邓玉娇刺死邓贵大，不单纯是网上流行的“侠女”与“权势官员”的二元对立叙事。因此他反思，作为新闻工作者，是顺应民意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30]他认为：
　　做邓玉娇案的时候应该是对自我的塑造塑形的过程，找到真相之外的东西。情感这种东西是永远没有区分的，这个人可能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作为记者还是要守住门口，守住你能守住的东西。所有的喧嚣都是暂时的，事情的真相要等时间来检验。
　　泽利泽指出，在某些关键时刻和公共事件中，新闻工作者话语实践具有向心性指向，这种指向是对专业原则的确认和修补，是对新闻职业伦理的重申，这种话语实践具有合法化新闻职业和确认职业权威的功效。新闻社群的这些故事可能是聚焦于当下热点事件，也可能指向过去的重要时刻。[31]在批判性地审视网络舆论非理性的一面后，受访者S8选择坚持专业判断，展开了对邓案不同视角的报道。这种对过去重要事件的回忆叙事也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反思性实践的一面。这种反思贯穿于作为职业行动者的中国记者的职业实践，记者个体或者群体在职业过程中有意识地回顾自身的经验、情感和行动，从而对新闻职业角色、实践路径、职业伦理和操作准则等展开批判式思考。[32]（三）退出叙事：职业生涯转换的策略与路径
　　职涯转换与否是个人在客观因素及主观意识下所做的决定。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兴趣等个人特质，也包括家庭因素、职涯转换影响度。组织因素包括：工作内容、组织前瞻性、激励制度、专业自主性等。[33]通过Nvivo编码发现，职业瓶颈、新媒体冲击、私人原因、舆论空间成为媒体人最频繁谈及的离职原因。
　　新闻业职涯发展缓慢、晋升通道有限，职涯面临天花板，成为媒体行业流动率较高的原因，[34]也构成了本研究中离职媒体人职涯瓶颈叙事的核心话语。16名受访者提到了在媒体工作面临个人发展上的瓶颈。随着年龄增长，体力和精力的下降等，媒体人的劳动价值开始下滑。媒体人面临更紧迫地变现在传统媒体行业积累的各种资本的时间压力。受访者S26说：
　　新闻这个行业呢，总体来说是一个青春饭的工作岗位，它对于一个人年龄、精力、思维的开放性要求相对比较高，如果你在这些方面达不到要求，那么很快被淘汰。虽然我还没有感觉被淘汰，但是我已经感觉我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下去的话，可能前景不是特别好。因为我在报社里面不是走一个仕途的路线，真的是为去做新闻而去做新闻。
　　另外，在新媒体时代，媒体人转型与互联网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紧密相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二元对立叙事常出现在离职媒体人的离职叙事中，这也与对新闻业危机形成的技术环境的研究存在一致性。几乎所有媒体人（26名）都提到了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进而对个人离职产生的影响。
　　受众的关注度是有限的，互联网出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传统媒体的吸引力就下降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很大的冲击就是广告、发行量和收入都下降，受众对我们稿件的注意力也下降。（我们）会有感受到来自互联网的压力。（S14）
　　2013年的时候有纸媒不行的趋势，我（那时）感觉纸媒已经不行了，微信兴起，微博发展如火如荼，很多传统媒体经营困难，日子没有以前滋润，我感觉趋势不太对。如果再在这个道路上做下去的话，到底会怎么样，会不会走到死胡同，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自己的行业，如果行业没落，你还有生存的空间吗？（S20）
　　形形色色的个人原因（14次）也构成了媒体人离职原因的重要叙事活动。例如家庭因素常被提及。“记者行业对家庭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影响的，很容易没日没夜。以前当娱乐记者、编辑的时候，最害怕哪个明星突然被爆吸毒或是突然走了，那就是要立马做专题报道的，不分昼夜，试过5分钟就做出来了，然后就是持续报道”。（S16）“当时二胎政策还没有开放，老婆意外怀孕，但是想留着孩子，所以辞职”。（S19）还有收入因素。“个人来看，我想要比较稳定的生活，比较好的工资待遇。因为媒体嘛，你可能工作第一年和你之后几年的差别不是特别大。离开媒体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想要有一个更规律的生活和更好的经济收入”。（S28）再就是身体因素。“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我胃痛，我有同事因为心脏、脱发（等健康问题），我们纷纷就离开了。单位也不懂得挽留我们，好像觉得你离开就离开了啊，不会在乎你为他们做的贡献”。（S23）
　　就职涯转型而言，媒体人充分利用了在媒体工作时积累的资本，包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从访谈对象的离职去向也看出，离职媒体人或多或少从事和传媒职业相关的工作。由于传统媒体市场效益的下滑和采编空间的日趋逼仄，媒体人转身投向发展空间更大的互联网企业，如今日头条、腾讯、网易等。另外，创办APP等新媒体产品形态，可以有效利用个人对内容传播规律和受众市场等的把握能力。去实业公司做企宣，是把传统媒体积累的采编经验和能力进行二次销售。受访者S3从一家省级党报跳槽至今日头条从事政务运营等工作，他认为：
　　媒体人转型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信息搜集能力。以前做调查，这方面能力比较强。我现在主要对政府这块，驾轻就熟吧。再就是去采访谁，我事先做很多准备，比如去江门见他们市长，说说场面的话，说说官员过去的成绩，作为记者很容易收集，这也是职业习惯。再就是人脉资源。普通毕业生接触各种社会关系挺难的。我接触的人比较多，可能以前没打过交道，但通过朋友很快找到。再就是吃苦耐劳的能力，跑机动跑突发都要求这样。
　　（四）转型后：工作满意度的对比叙事
　　职业流动分为向上、向下或者水平流动。在许多专业的（professional）和行政（administrative）的行业中，生涯结构往往是“梯形”模式，体现出预期的地位和收入的回报。然而对于许多体力工人而言，整个工作生涯只有很少的变化，虽然可能会由于资历而获得一定地位，但随着体力下降，回报也在减少。[35]本研究引入“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的概念，试图对比离职媒体人对记者职业生涯后工作的评价。工作满意度涉及工人对他的工作的总体评价。工作满意度的构成要素很多，包括收入、福利、时间灵活性、晋升机会、成就感、工作自主性、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单位状况与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36]在本研究中，在对满意度进行明确回答的28名受访者中，感觉“说不准”或“差不多”的有13人，占比46.4%；认为满意度“上升”的有13人，占比46.4%；认为“下降”的只有2人，占比7.1%。
　　对于认为“说不清”或“差不多”的受访者而言，他们认为不好比较两份工作，“没有太多的参照性”。（S11）受访者S6的回答则更具有代表性，他之前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现就职于知名互联网公司。他认为职业满意度的对比涉及不同维度，难以判断哪份工作满意度更高。
　　要看怎么看，因为其实来新媒体我专业不对口。之前做记者，现在干的虽然也是内容但不能跑一线了。对于个人来说现在会有不满意。习惯了以前的单枪匹马，现在要集体工作，而且不能署名了，这是记者职业荣誉感的象征。职业前景其实也没什么可说，因为这个工作也是个过渡的工作。职业成就感其实是弱很多的，我现在做的事其实就是公司内部才能看到，大家都有对曝光和知名度的渴望，所以这方面下降。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平台还挺认可的，很安逸的生活。
　　在这位受访者看来，在专业不对口、职业自主性和荣誉感降低等维度上，他的工作满意度比以前当记者时有所下降，但工作平台和工作待遇上，比以前增加。同样，在受访者S32看来，他感觉现在做律师和以前做记者相比，总体满意度差不多。“差异只是专业不同和服务对象不同。做律师是为个体服务，做记者是为社会服务，职业属性不同。但从自由度上讲两种工作差不多”。
　　在认为满意度提升的受访者中，其叙事话语可以归纳为新工作更具有挑战性，职场氛围好，更有成就感。在报社从事调查记者多年，现在创立某APP的受访者S8说：
　　当然（现在更满意）。现在状态蛮好的，虽然累得像条狗一样但是很开心每天学习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看到做的事情每天都有推动有成长，你能把握。在别的平台上你没有办法掌握他的走向，可以说命运你没法把握，我们说命运是把握在自己手里。创业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就像沙漏市场的考量，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成，风投也愿意帮助你，它的意义很大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我觉得挺好的。
　　在这位受访者的叙事中，之前的媒体工作太安逸，现在的行业具有挑战性，构成了他工作满意度提升的原因。在新职业中，他能够吸收更多的知识，自主性强，成就感更高。现在网易任职的受访者S14也说：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本质没有变，觉得更有成就感了，因为现在是可以带记者的一个指导者角色，不是leader，而是指挥者，你可以帮助他们成长，他们也喜欢向你请教。以前在财新也带，但是财新没有这种很快的节奏，效果没这么快。
　　另外，有两位受访者说转型后感觉工作满意度下降了。受访者S2在某报社国际部担任编辑5年后，刚离职到某房地产企业从事内刊编辑等工作。他认为下降的原因是，新工作太累，人手少，要处理的问题更多。而在媒体做编辑时，每天只需要按时排版即可，他说：
　　满意度下降了。这边累很多，至少两倍以上。这边经常遇到很多问题去处理，有时候公司这边有些问题是无解的，但公司把你招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你不要跟我说干不了。公司这边是以结果为导向。干不了，想办法。离开后面临很多困难，有时候会想老子要不是今年缺钱就不在这儿干了。
　　受访者S29从凤凰卫视跳槽到某知名视频网站，他也认为跳槽后的工作满意度下降了。主要原因是成就感不高，在凤凰卫视时，他的同事是精英，同时也因为是记者，接触到社会不同行业的精英。但换了工作后，发现自己只是公司发展的螺丝钉，是为公司获取利润的普通一份子，从而产生职业落差。
　　总体而言，离职媒体人跳槽后的工作满意度出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与丁汉青的研究比较一致。丁汉青等对125位离职媒体人的工作满意度对比发现，员工从传统媒体跳槽到新媒体单位后，其工作满意度显著提升。离职媒体人对新媒体所提供的成就感、职位晋升、工作条件、同事关系、收入等因素满意度显著高于对传统媒体的满意度。[37]显然，这种叙事话语自然也带有某种策略性、表演性和自我建构的成分。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33名离职媒体人的职业生涯轨迹为切入点，探讨媒体人对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叙事中的核心话语。首先，在入职叙事方面，“理想”话语是离职媒体人表达其新闻职业生涯入场的主要话语，也是构成其离职实践的重要原因。理想话语中包含着个人对新闻职业范式的认同，也是对行业合法性和职业权威的再次肯定。这种理想话语既面向过去，也指向现在。既包括过去自身进入新闻职涯的原因，并带有对过去“黄金时代”的怀念，也指向新闻业实践中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此外，也有部分离职媒体人反思了理想话语的规训性，并从个体职业观念、个人兴趣等面向讲述了选择来到媒体工作的考量。
　　其次，问及职业生涯最值得怀念的时刻，媒体人从采访过的“热点事件”和“纯真年代”两个面向展开叙事。泽利泽指出，对热点事件的记忆话语不光传达出新闻工作者如何形成职业意义，也能够表达被职业正式线索所忽视的实践元素。[38]围绕关键时刻的记忆话语既是理解媒体人职业生涯的手段，也有助于理解新闻工作者如何赋予其职业生命以意义和形成职业共同体。受访者以自己采访过的重要公共事件为职业生涯中的热点时刻，在这一记忆叙事中，离职媒体人重申了新闻职业对社会的公共价值及对个体生命的意义，这一确认对新闻业的合法性和文化权威具有建构性。此外，“纯真年代”叙事也是离职媒体人职涯记忆中的重要话语维度。这种叙事模式既包含着对个人新闻工作中青春、理想和激情的怀旧，也包含对传统新闻业黄金时代的缅怀。这种集体建构是新闻业危机话语的一部分，也具有整合新闻社群、建构职业合法价值的功能。
　　第三，就退出叙事而言，媒体人的退出叙事既包括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二元对立，也包含职业瓶颈下对个体劳动价值兑现的焦虑感。这种新媒体叙事和劳动叙事是相互交织的。新技术挑战了和改变着传统新闻业的生产常规、内容样态和行业规则，也进一步压缩着新闻工作者在传统媒体实践个体价值的空间。当新闻职业生态持续恶化时，媒体人的劳动付出与回报难以形成正比，进而加速了他们退出新闻生涯。
　　最后，就转型前后的工作满意度对比叙事来看，总体而言，存在媒体人离职后满意度上升的趋势。这体现在新职业能够给个人带来更多学习和提升自我的机会，能够迎接新的挑战，实现自我。当然，也并非所有媒体人离职后如不少媒体报道或者渲染的那样实现了个人价值，而是带有试错和探索的意味。工作节奏、个人能力和工作环境的变化，都构成了职业满意度的组成部分，而非单纯是收入的增加或下降。
　　周睿鸣等用“液态的连接”形容新闻工作者在职业叙事中的多重话语和内在张力。在新闻实践中，市场、体制和技术等力量的影响拉扯新闻实践，使其充满矛盾和张力；在特定条件下，新闻工作者也可以形成共同的阐释，汇聚有限的共识。[39]本研究回应了这一论断，本研究面对的是异质化的离职新闻工作者，面对原先单位有异、离职去向不同的异质化的离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叙事文本，通过开放式编码发现，他们的叙事上存在差异性，比如入职考量的分歧、职涯最深刻记忆的差异、离职原因的差别，今昔满意度对比的不同。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叙事话语背后，依然能够发现许多相同的叙事框架，包括职业理想对职涯入场的影响，职涯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和纯真年代背后对新闻业价值的重新确认，职涯退出背后个体选择与新闻业变迁的紧密勾连，这些都体现出对既往新闻工作和新闻业的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实践既包含叙事策略的成分，也体现出离职媒体人的能动性和叙事的向心性，体现出“阐释的记忆共同体”的特征。从该意义上，离职媒体人同样是“液态的连接”的职业社群。
　　本研究有其局限性。首先，在对职业生涯概念的操作方面，并未完全按照职业生涯轨迹的不同节点来探讨，比如在职涯中升职或者转岗的节点。这是因为，本研究的受访者固然有从一线采编升至主任或者制片人的情况，但大多数受访者依然是数年如一日的在一线采编岗位上，缺乏向上流动空间，探讨职业生涯升迁模式较为困难。其次，我们对材料的解读是描述性的，并未过多探讨这些叙事结构（或差别）背后的解释性原因。另外，受制于质化访谈样本的限制，尽管本研究在理论抽样方面达到饱和，但鉴于离职群体过于庞大，随着时间变迁也存在纵向的差异，如何动态地描述和解释这一群体，依然需要后续研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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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强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王蕾系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