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艳辉
　　【本文提要】近年来“危机与转型”话语弥漫全球新闻业，过度聚焦此类话语可能会放大新闻业的困境与焦虑。本研究基于11名在职调查记者的深度访谈及163名调研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公开言说文本，对他们的忠诚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尽管同行转型给调查记者带来诸多困惑和诱惑，但“理想情怀话语”折射出他们对择业动机、职业共同体、职业实践的多维认同，并以此重申其职业权威；“人力资本现实考量”、“所在媒体相对支持”体现了职业坚守的工具理性。可见，不同立场的行动者根据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来“正当化”其职业选择。
　　【关键词】调查记者 忠诚话语 职业权威 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G212
　　近年来，在技术、政治、市场等多重变革因素影响下，传统新闻业陷入受众流失、广告下滑等商业困境，更面临职业权威消解、职业忠诚度下降等文化危机。基于此，有关新闻业的“危机与转型”话语在全球范围弥漫，引发学界和业界的激烈讨论。①“危机与转型”话语固然具有警示和反思作用，激发新闻人寻求变革与调适之路，但过度聚焦，可能会放大新闻业的生存困境，增加新闻从业者的焦虑与彷徨。因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也会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生成作用。②事实上，坚守的新闻从业者依然具有较大规模，且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新闻理想或价值追求。据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公布的数据，2015—2017年持有效记者证人数呈上升态势，2017年持证记者数量超过22.8万。况且，“构成新闻专业主义内核的那些信念和原则依然闪耀，激励着新媒体创新的种种实践”。③
　　遗憾的是，研究者较为忽视那些仍坚守一线且具有较高职业追求的新闻从业者话语。调查记者乃新闻从业者中的角色模范，④比一般新闻记者具有更执着的新闻理想和更高的职业追求，尽管从业规模不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调查记者通过一系列“监督政府权力、批判社会不公、促进公众知情权、推动公共事件进程” ⑤的调查性报道，建构了自身及所在媒体的社会威望。行业地位与社会声望反过来又会强化调查记者的职业认同，建构他们“侠”与“士”的自我想象。⑥但近年来，调查记者人才流失也非常严峻，离职者不断在“告别话语”中流露出职业效能感、职业成就感的双重下降。⑦当新闻业日益陷入不确定性带来的职业认同危机时，我们有必要发掘坚守者的话语来 “重新思考新闻业的文化意义”。⑧在新的传媒生态下，仍坚守一线的调查记者又是如何言说他们的坚守理由？他们的话语阐释是否会重申调查记者的职业权威？这对我们认知和应对新闻业危机有何启示？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对在职调查记者进行全国性调研，数据来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大陆调查记者进行第二次全国“普查”，核实媒体96家，回收问卷163份，问卷回收率高达93.1%，问卷调研时间为2016年11月—2017年4月⑨；二是对财新传媒、澎湃新闻、界面新闻、《中国青年报》、《大河报》、《凤凰周刊》、《重庆晨报》、新闻门户网站等媒体机构的11名在职调查记者进行深度访谈，每位访谈时间约1-3小时，于2016年12月—2017年6月间进行；三是收集有关调查记者职业坚守言说的在线文本，主要基于调研对象的朋友圈分享，数据采集时间为2016年11月—2018年12月。为保护调研对象个人隐私，访谈和微信文本引用均做匿名处理。
　　
一、文献回顾
　　（一）话语：理解新闻业变迁的文化视角
　　费尔克拉夫较早对话语做了比较清晰的定义：“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⑩以福柯、费尔克拉夫为代表的批判性话语研究者认为，话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具有建构知识本身和社会主体的双重作用，“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有助于在知识（包括信仰和常识）、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变化”。[11]有研究者甚至将福柯的观点总结为：一部人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话语冲突、变革和凝聚的斗争史。[12]由此可见，话语是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
　　行业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话语同样是理解新闻业变迁的重要理论视角。新闻从业者又是一个善于言说的群体，他们的话语实践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正如研究者指出，“记者的阐释性话语实践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在传统的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路径之外开启了新闻研究的文化路径”。[13]美国传播学者泽利泽引入 “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概念，对新闻职业话语研究极富启示性。在她看来，理解新闻从业者的最好路径是将其视为一个阐释社群，那些“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往往能够在新闻从业者内部引发丰富的讨论和阐述，使他们形成共享的话语和非正式的连接。[14]（二）职业选择与新闻权威的多重话语空间
　　新闻职业话语向来是多元主体建构的场域，不同立场的行动者常常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话语阐释，以此维护自身利益与合法性。有研究发现：媒体2.0时代，市场化媒体的新闻记者建构了“艰难却坚守的新闻业”话语，流露出对新闻理想的渴望和对新闻专业性的强调；媒体机构突出了“需要转型的新闻业”话语；而政府则强调了“需要自律和被监管的新闻业”话语。[15]但近些年，研究者主要关注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和媒体机构的危机应对话语，较为忽视新闻从业者个体的职业忠诚话语。
　　1.新闻人的“告别与忠诚”话语
　　赫希曼在其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分析了人们对公司、组织和国家绩效衰退时的三种反应，“退出”（exit）意味着不再是特定组织的成员或客户，“呼吁”（voice）是对日渐衰落的组织表达不满以企图使其改变，“忠诚”（loyalty）则是对组织的心理依恋。[16]面对新闻组织绩效衰退，新闻从业者面临“是走是留”的职业选择。[17]许多新闻人选择离开，并以离职信、演讲、专栏、博客等形式发表告别文本，“成为当前新闻业的特殊文化现象”。[18]这些记录新闻人个体经历和新闻业生态变迁的告别文本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者称之为“告别话语”。厄舍（Usher）较早关注这个问题，其研究发现：美国失业新闻人在告别话语中流露出对报业曾经坚守的公共服务精神和稳定工作环境的集体怀旧；把传统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归咎于华尔街资本和企业家；陷入了怀旧陷阱，很少反思新媒体对新闻职业权威的挑战。[19]但斯波尔丁（Spaulding）质疑了厄舍的观点，认为告别叙事本来就不聚焦于对未来的思考，而是通过对个人和集体过往的回忆来理解现在；该研究者还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被裁员工的告别叙事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怀旧”将个体经验和集体意义生成相互勾连。[20]与厄舍、斯波尔丁对公开话语的研究不同，戴维森和迈耶斯（Davidson & Meyers）采用深度访谈法，发现“退出路径的易得性、组织内部表达职业关切的困难性、新闻业就业模式的临时性”是以色列记者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21]国内学者也做了类似研究。中国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同样展示了一代新闻人关于新闻职业的集体记忆，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们对未来新闻业的思考。[22]陈敏和张晓纯分析了更多离职新闻人的告别文本，发现他们将离职行为主要归咎于“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压力”、“个人职业规划”。[23]另有研究者关注新闻人的转型话语，转型者建构了“新媒体创业的黄金时代”叙事，但“去新闻化”的职业认同转变与西方语境的创业叙事有所不同，有受访者认为“一篇报道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产品则可能改变无数人的生活行为习惯”。[24]相对来说，针对新闻从业者“忠诚话语”（loyalty discourse）的研究极少。戴维森和迈耶斯是为数不多同时聚焦新闻人离职原因和坚守理由的学者，他们发现：财政稳定的新闻机构仍然可以让少数新闻从业者期望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坚守的记者有着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对新闻业感到热爱或充满激情。[25]国内一项关于当代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研究中也有提及：“新闻人因其所处新闻场域位置的不同，分别策略性地建构‘新媒体’神话或‘传统媒体’神话，从而正当化其转型或留守的职业选择。” [26]2.新闻权威的话语争议
　　由上述研究可见，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正在消解新闻业的权威性，这种消解一方面体现为传统媒体的困境叙事，另一方面蕴含于职业转型后的认同转变。与此同时，有关新闻权威的话语建构也从未间断，只是少有研究者从职业选择的路径去探讨。
　　“权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重之上的权力，通过“呼吁”而非“发号施令”获得服从与认可。[27]有关新闻权威的研究，学界已经发展出“新闻权威”、“文化权威”、“认知权威”、“职业权威”等相关概念。泽利泽开创了新闻权威话语研究的新范式，将新闻权威定义为记者提升自己作为“真实世界”中事件的权威可信发言人的能力。[28]从这一论述来看，新闻权威的建构主体是记者，建构目标正是记者自身的“职业权威”，建构的本体是文化权威或认知权威。这里的“文化权威”，是指记者作为文化生产者（收集、处理、建构并向社会成员传递真实新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29]而“认知权威”同样是指新闻业“有权力和能力决定传递何种资讯以及如何解释现实”。[30]可见在新闻的“专业化”进程中，新闻人主要基于“对现实的权威阐述” [31]来确立其职业权威。
　　但新闻权威并不是预设存在或静止不变，而是在面临挑战或质疑时不断更新、调整与捍卫。[32]在互联网赋权公民新闻的“去专业化”语境中，不少研究者担忧自媒体时代“膨胀的公众书写”会破坏新闻业真实、公正、客观等专业原则。[33]但童静蓉基于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发现，报纸相对微博来说仍保持“认知权威”，因为该事件“比较完整而权威的诠释依旧是报纸所提供的”。[34] “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事件中，职业新闻人通过共议合法性、认知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将“微博爆料者”纪许光建构为“他者”，重申“好记者”的职业边界与文化权威。[35]随着新闻业危机话语的扩散，新闻权威的内涵来源与话语争议更加丰富。布里斯(Breese)认为，美国新闻业的危机根源不仅是商业的溃败，更预示着新闻业的意义系统出了问题。[36]国内学者同样担忧“维护媒体公共性的专业主义话语悄然离场”。[37]但另一些研究发现：党报在新年献词中主要依附于“执政合法性”完成职业权威建构，而市场化报纸主要使用“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 “历史合法性”来建构媒体的职业权威；[38]媒体在改版宣言中表达了“对于新媒体语境下报纸存在合法性无可动摇的坚持……经历过改版的媒体有能力参与到这场注意力竞争之中”。[39]可见，危机语境下新闻业的权威建构不仅依赖“对现实的权威叙述”，还包括试图获得社会公众、政治权力、商业力量等多元利益关系人认可的多种合法性话语。正如马克斯·韦伯用合法性来说明政治权威性的来源，新闻社群同样依赖各种“合法性”话语来建构其职业权威。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从话语变迁的视角来观察新闻业的生态变化，以及相关行动主体对这些挑战的认知、想象与应对。但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留守新闻从业者的“忠诚话语”，更是忽视坚守者在危机语境下对自身“权威”的话语建构。由于本研究聚焦于职业选择话语，后文论述时倾向使用“职业权威”概念，旨在探究那些具有较高职业忠诚度的调查记者通过哪些话语来型塑其职业威望及正当化其职业选择。
　　
二、调查记者职业坚守的权威重申：理想情怀与职业认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41%的调研对象表示未来1-5年内还会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有19.6%的人表示未来5年后还会继续做调查记者。但不可回避的是，在职调查记者面临诸多困惑和诱惑。困惑是多方面的，涉及政治、技术、市场等多重压力下的职业困境；诱惑更是显著可感知的，许多离职调查记者转型做公关或创业，实现了收入层面的向上流动。一些受访者自我调侃，“同事都赚钱去了，我还在苦逼地写稿子，那些转型做公关和市场的，拿很多钱还整天笑我们”；有的以坚守者的“失意”与转型者的“得意”作对比，感叹“坚守者承担风险却无经济效益，转型自媒体创业者风生水起”。
　　从“为何坚守”的理由言说来看，理想情怀方面的话语建构最为丰富。尽管坚守这一职业“压力如影随形”、“也面临很多诱惑”，甚至“遭受过多次威胁恐吓”；但不少调查记者依旧对这份职业怀有很深的热爱之情和强烈的认同之感，依旧相信调查报道的职业空间不会完全消失、调查记者的职业坚守对于新闻业和社会都意义重大。可见，理想情怀是他们应对行业危机和放弃职业转型的重要话语资源。
　　“在这个行业快混到20个年头了，这个年龄还奔波在一线，时感尴尬。压力如影随形，焦躁、失眠是常态。但热爱是致命的，对这个职业仍怀眷恋和不舍，多次欲转身而最终放弃。这几年的确是调查记者最难捱的时刻，舆论监督的环境和空间进一步恶化、逼仄，然而依然需要人坚守下去。”（DQ）
　　当笔者进一步追问理想情怀的来源，他们的言说既包括入行时的理想信念，也有对职业共同体的感知与想象，更重要的是新闻实践所获得的价值与情感认同。这些言说重申了他们在“道德合法性”、“同行共议合法性”、“认知合法性”等方面的职业权威。换言之，理想情怀是话语表征，职业认同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而职业权威体现了话语对现实的建构生成作用，有助于维护话语主体的社会地位和唤起社会支持。
　　（一）择业动机的理想信念：“道德合法性”权威
　　只有勾连择业动机，才能深刻理解调查记者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与不舍。调查结果显示，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理想驱动型，最吸引他们入行的是“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平正义”（M=8.02）（十点量表）。按照萨奇曼对合法性类型的界定，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体现出强烈的“道德合法性”追求，即职业行为有效促进社会福祉、符合利他主义价值规范。[40]访谈发现，纸媒黄金时代《南方周末》的出色表现、知名调查记者的从业经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是型塑他们职业理想的模范，天涯、凯迪、微博等网络公共领域的交流表达涵养了年轻一代调查记者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对于绝大部分调查记者而言，他们热衷于中国的法治建设与公共事务，“若转型到与公共事务完全无关的行业，会感到不舒服和不适应”。
　　“当时主要受书生意气的影响，那时候年轻，做记者希望能够实现其它工作不能有的社会影响。那时候喜欢看《南方周末》，是南周比较鼎盛的时期。那批记者，像迟宇宙、余刘文、沈灏、赵世龙，那批人做得还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喜欢看李敖、余杰的书……会受到他们一些观念的影响，像‘多对社会问题发言，不仅仅是去赚钱’。”（受访者4号）
　　纸媒黄金时代（2011年前）入行的资深调查记者，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情怀言说经常嵌入个人成长经历的“悲情与正义”叙事，即在青少年时期所遭遇的社会不公激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之情与捍卫之责，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似。[41]一个新的发现是，年轻的新入行调查记者更倾向于使用轻松的话语来彰显其兴趣导向，“喜欢”、“兴趣”、“自由”、“舒服”、“高兴”等词汇常见于他们对择业动机的描述，甚至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也视为让自己内心舒适的兴趣。
　　“就觉得自己感兴趣，喜欢这种出差的生活，喜欢看到这些东西（调查性报道）推动事情的解决，揭露不公平的事情，会为自己感到高兴。主要是从老记者的一些手记，像《南方周末》的《后台》，还有一些报道以及实习导师的言传身教，他们都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的人，在他们身上受到启发吧。”（受访者2号）
　　（二）“职业共同体”的守望相助：“同行共议合法性”权威
　　他们将职业情怀的保持部分归因于同行的协作与鼓励。职业共同体的守望相助塑造了“同行共议合法性”（collegial legitimacy），即职业行为被同行所支持与认可。[42]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4%的调查记者有过同行协作经历，主要是为了“克服采访报道的困难”和“突破行政部门的监管”。常见的协作方式既包括信息分享，如“分享消息来源”、“分享背景资料”、“分享报道题材”等；也包括突破管控，如“请同行媒体跟踪报道事件”、“自己媒体发表不了的报道，投稿给同行媒体发表”等。
　　以2017年“辱母案”的调查报道为例，《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最早在《刺死辱母者》一文中披露于欢母亲受辱。尽管该报道在客观性方面受到一些质疑（消息来源偏向刺杀者一方），但经商业门户网站转载后引起公众舆论的极大关注。该报道刊发后，不少记者通过协作进一步还原事情原委。据受访者4号所述，“山东冠县辱母事情出来后，去了70来个记者，大家会互通有无，当时建了个群，叫‘冠县不可描述’，这个群现在还有”。同行协作进一步丰富了该事件的信息增量，例如界面调查记者从于欢姑姑的手中拿到独家材料，还原了于欢之母苏银霞被抓的真实原因。后续追踪报道进一步提升了舆情的关注热度，引发了各界对“正当防卫”、“司法正义”、“民间借贷”等议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
　　职业共同体的守望相助还体现为同行之间的肯定与鼓励。那些对新闻的热爱执着超越对功名利禄渴望的调查记者，被同行视为角色模范。受访者谈到一些对这行特别痴迷的人，譬如《新京报》的涂重航、财新的王和岩等，佩服他们“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仗义执言，非常在乎稿件质量”，但也感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也许因为珍稀，所以更为珍惜。每当有同行发表取证扎实且影响广泛的调查性报道时，许多在职和离职的调查记者会转发评论。微信朋友圈的转发支持可以说是当下调查记者守望相助的重要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职业共同体”的想象。正如SC在朋友圈分享同行所做调查报道时的评论：“向同行点赞。只要新闻仍在，调查记者不会走远，即便在社会转型期和媒体转型期，调查记者越来越艰难，甚至被称为媒体人中的‘大熊猫’。但，那份坚守一直在，那颗追求真相的心从未离开”。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又如2017年《新京报》刊发“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之死”系列调查报道，不少调研对象将此类比于《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张衡生之死》等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性报道，质问“哪一个自媒体愿意写这种艰难又极具风险的稿件”。 （LJ）
　　（三）职业实践的价值认同：“道德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权威
　　职业认同是“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存在于个体与职业的持续动态互动中，这种互动可能开端于个体从事该职业之前，加速于从业生活之中。[43]如果说，择业动机的言说阐释了调查记者职业认同的源头初衷，职业共同体的守望相助维系着社群归属，那么新闻实践更是印证和强化个体职业认同的重要过程。调查结果显示，调查记者仍普遍认为他们比一般条线记者“对社会更重要”（M=6.66）。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会列举一些自认为非常有价值、有成就感的调查性报道，以此捍卫调查记者在道德合法性（推动社会进步）、认知合法性（调查事实真相）方面的职业权威。
　　1.改变个体命运和影响政策议程
　　做一个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参与者”，是许多调查记者入行时的初衷。从受访者提及的案例来看，许多报道确实“对社会有改变和推动作用，而且有些改变是非常迅速、非常明确的”，这与他们的择业动机相互呼应，是职业成就感的重要来源。这些有改变力量的报道大多得到了政府回应，有的改变了个体命运，有的还因影响政策议程而产生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其中，《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案例，不仅为年青公民的非正常死亡伸张了正义，还推动了全国收容制度的废除，至今仍被许多调查记者奉为典范。
　　“就像孙志刚案件引发人们对个人命运消失的关注，从而引发一种制度的取消，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很大推动的。应该是做到这块，加深了我对调查的感情。”（受访者9号）
　　更多调研对象会以所在媒体的报道为例来重申调查记者的社会价值。例如《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TZ在微信朋友圈中持续披露：“自闭症少年雷文锋死亡之路”和“练溪托养中心调查”刊发后，得到当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报道刊发的昨天中午，韶关市政府回应此事，当地成立专案组严查，已对该中心4名负责人采取强制措施”；“民政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救助管理机构站外托养等工作进行检查整改”。而澎湃新闻的一名调查记者讲述了相似的案例——“黑龙江讷河监狱案”的影响。
　　“黑龙江讷河监狱报道出来之后，司法部在全国监狱开展大整顿，规模空前，涉事人员也都被处理了。我跟监狱管理局有些联系，他们跟我讲，监狱被我们搞得很惨，要不到我们这来看看，并不是舆论认为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去监狱走了一圈，去了很多监狱，我能明确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风声鹤唳。监狱里头那些标签写了类似的警告，这种报道对他们的影响我是有确切的感受。”（受访者3号）
　　另外，受访者还讲述了一些纠偏司法审判及推动司法正义的报道。譬如媒体对“刺死辱母者”持续报道后，法院在二审中对于欢的量刑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五年；《大河报》对“猴戏艺人被判刑”进行报道后，耍猴者被改判无罪等。当然，也有受访者意识到，“调查报道对公共政策的改变和推动是有限的，社会各有分工，每一个政策的推动背后都有众多利益的博弈”。但从这些个案来看，可以说调查性报道在“披露事实真相——影响公众舆论——设置政府议程——推动制度变革”的链条上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2.调查事实真相和获得独家报道
　　调查性报道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建立在真相披露基础上。正如财新的调查记者所言，“只有在有真相的基础上，你才能去推动它、去改善它，这就是（调查性报道）最大的价值”。该受访者还以 “周永康系列报道”为例，阐述调查记者抽丝剥茧贪腐关系网络对于防范遏制腐败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财新原来做的周永康系列报道不错呀。首先把周永康的儿子拉出来，抽丝剥茧挖出这些关系，就知道他们是怎么腐败的，很有开阔性。腐败本身就会对这个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你知道他们怎么腐败的，就知道该怎么去遏制他们，包括裙带关系什么的，这对反腐或制度性的改善是有一些借鉴价值的。”（受访者1号）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不少调研对象以“揭露事实真相”作为区分调查记者与自媒体人、普通新闻记者的边界话语。在他们看来，“观点性的东西，坐以论道，谁都能做得出来”（受访者1号）、“一个事情发生后，各种声音都有，调查性报道能呈现事情真实的部分”（受访者4号）。这种观念不仅为调查记者内部群体所认同，也被其他媒体从业者所认可。一些新闻热点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发布怀念调查记者的文章，如《事实匮乏的时代，调查记者不够用了》（传媒圈，2017年）、《疫苗案之后，我们为什么怀念调查记者？》（正义网，2018年）等，这些文章被调查记者所转发评论。他们借助怀念文章来重申调查记者在揭露事实真相方面的“认知权威”，既是对“真相稀缺、情感先行”的自媒体舆论场的反思，也是在“后真相”时代捍卫自身合法性的话语策略。当然，如果能比同行更快获知真相、提供独家报道，能获得更强的职业荣誉感。如受访者4号对他在众多跟进“辱母案”的记者中率先独家报道“冠县借贷门”感到满意，受访者10号讲述了其在“秦皇岛亿元水官”报道中拿到完整起诉书、为读者提供增量事实的兴奋感。
　　3.获得社会尊重和给予受害者希望
　　不是所有的调查性报道都会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一些对问题解决和政策推动没那么大的案例也会被受访者提及。在他们看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本身就具有“正义感”。一方面使他们获得老百姓的尊重和信任，如受访者9号谈到，“在工资待遇和上升空间上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很多老百姓对我很认可，我去每一个地市，都会有朋友请我喝酒的，被尊重的感觉也是很有收获”。另一方面，他们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的勇气给予受害者希望和安慰，让弱势群体感受到还有记者为他们伸张正义，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
　　“我举个例子，两年前，浙江××医院有个非常著名的主任医师，下班途中其车撞人，一死四伤。后来公安机关定性，说他有间歇性精神疾病，不追究刑事责任……我去采访公安局的时候，他们特别反感。你们不愿接受采访，我就如实地写出来，以及对每个受害家属所造成的伤害一一呈现出来。这个报道出来后，影响非常大，全国各大媒体转载特别多。这个事情得到了受害者家属对我的认可，他们说‘只有你愿意做这个报道，让我们感觉到至少还有人愿意站在公正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觉得这个事情让我们对记者有很大的信任’”。（受访者11号）
　　
三、调查记者职业坚守的工具理性：人力资本与组织支持
　　调查记者对坚守理由的言说还包括人力资本、组织支持等现实因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受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驱动。他们的“工作综合满意度”与“工作成就感及自主性满意度”（r=.617***）、“物质回报满意度”（r=.613***）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2010-2011年的首次全国性调研结果显示，调查记者的“工作综合满意度”与“报酬收入”（r=.180**）、“福利待遇”（r=.175**）等物质回报满意度相关性较弱。[44]可见，近年来同行转型收入层面的向上流动强化了调查记者对职业坚守的物质考量。
　　（一）人力资本的现实考量：局限与传承
　　人力资本因素是受访者常会首先提及的理由。可能是中国人的含蓄使然，私密对话空间中的情怀言说需要一些客观描述作为铺垫。正如《大河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所言，“坚持这行有两个原因，一是跨行转型有难度，另一方面是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和不舍”。毕竟术业有专攻，不是每一位调查记者都拥有从事公关营销、自主创业等其他职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一些受访者坦言自身能力的局限，认为“从这个职业完成到其他行业的转型是有难度的”、“改行是人家有本事，从就业技能来讲，人家比我多，人家赚钱也多”（受访者8号、受访者6号）。有的甚至会将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归咎为调查记者所司之职不如“条线记者”那样专精于某一领域，接触的都是揭露性的事，导致转型之路逼仄。
　　“不干调查记者，以后干啥？它给你职业转型铺的路特别窄。不像去跑会、环保、科技方面的，对这个领域特别熟悉，慢慢再转行。调查记者接触的，全是负能量的事，全是底层的事，全是揭露性的事。往往你干的这种活，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建立起长期的人脉，没有很专精的领域，这就导致你将来转型就特别难。”（受访者10号）
　　与此相对，是人力资本的传承。人力资本包括职业所需的专用知识技能，这意味着员工改变职业要比更换用人单位损失更多的人力资本，增加职业流动的成本。[45]问卷调查显示，调查记者普遍积累了较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平均从事新闻工作近十年，平均从事调查报道工作6.5年。一些年资较长的调查记者认为，放弃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会比较遗憾和可惜，坚守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专业造诣、写出更有影响力的报道。
　　“现在离职是放弃以前那么多年的积累，有些可惜，我想着去写更好的东西。不做记者，去做公关商业，会完全舍弃原来的。经验也有，观察社会、理解社会的能力相对比较成熟，是不是应该去写点更好的东西。”（受访者4号）
　　“十余年来，我深耕于调查报道，信条是要么不做，做就做出影响力。”（《王文志：一个调查记者的光荣与梦想》，公开文本，2018年5月）
　　而年资较浅的新入行者则更多强调自己距离优秀的调查记者还有一定距离，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是因为还有许多学习和提升的空间。如受访者2号所言：“还是有一个心结吧，感觉可以写出更好的东西，离那些最好的报道还有很大差距，自己还想多了解了解，补一补。”
　　（二）所在媒体的相对支持：薪酬考核与风险控制
　　受访者其实较少主动谈及所在媒体的支持。毕竟在危机与转型的新传媒生态下，媒体对调查记者的支持力度普遍下降，不少媒体裁撤调查报道部门。但问卷调查发现一个新现象，约40%的调查记者集中在澎湃新闻、财新传媒、《新京报》、界面新闻等九家媒体，所以访谈对象多集中于这些媒体。在笔者的主动问询下，发现财新、《新京报》等依然坚信调查报道的力量和强调舆论监督的职责；澎湃、界面等新媒体从创办之初就开始争夺深度调查性报道的话语权，以此树立新媒体的公信力和人才吸引力。
　　就职于上述媒体的受访者普遍感受到所在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直观体现在薪酬考核制度上。像财新、界面都采用“定薪制”，财新对调查记者的报道数量考核是每个月1-2篇，界面对个别资深调查记者甚至没有报道数量上的硬性指标。因为调查性报道通常需要花较长的时间调查取证，有时还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刊发，所以固定薪酬和宽松的考核制度有利于记者静下心来做深度调查。
　　“现在的支持力度可以呀，因为需要这个东西，内容为王。主要表现在钱，还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是定薪制，对我没有数量上的考核。”（受访者5号）
　　物质回报满意度来自行业内和跨行业的多重比较。如界面新闻的另一位调查记者（受访者4号）拿自己的收入与其他媒体从业者、公关从业者的薪酬进行比较，以此衡量自己的薪酬竞争力：“我昨天跟他们一聊，摩拜公关的头多少钱（除了期权外），《南方都市报》的首席编辑一个月多少钱，起码我们的待遇不会比他们差嘛。”相对财新、界面，《新京报》的固定薪资虽然较低，但给的稿酬非常可观，“一篇调查报道的稿费大概是5000元”。基于问卷的月收入调查证实，界面、澎湃、财新、《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新闻门户网站等媒体的薪酬待遇在行业内处于优势地位。
　　媒体在内部考核上也会对调查性报道有所倾斜，但倾斜的力度和方式有所不同。例如，财新将“问题是否重大、调查的难度、事情的影响度”等作为年度优秀稿件的评选标准（受访者1号）。《中国青年报》对调查性报道的支持力度同样高于普通稿件：“如果稿件因禁令被灭，会有补偿，补偿大概是正常稿费的一半”、“年度报道会有专门的调查报道评选”（受访者2号）。相对来说，澎湃新闻的奖励力度更大，如果记者发现重大调查性报道选题，哪怕不是自己做的，都会获得非常高的奖励；内部评优上也会优先考虑“有推动作用、揭露性的深度调查报道”。另外，《凤凰周刊》的受访者谈到所在媒体对版面、出差补贴等方面的支持，认为“媒体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是因为调查报道容易产生全国影响力，能提升媒体品牌的知名度，这是好多常规报道很难达到的”。
　　但并非所有受访者都感受到所在媒体的支持，对于职业风险的感知也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媒体的受访者明显感受到：“支持力度大不如从前”、“没啥支持力度，已经被边缘化了”、“尽管考核上有所倾斜，但你多加的一点和你付出的劳动是不成正比的，而且承担很多个人风险，比如监督对象对你的威胁，报社是没有人管你的，而且后面涉及一些法律诉讼问题，也没人管，领导会认为你给他找麻烦”。相比之下，就职于财新、澎湃、《新京报》、南都等媒体的调查记者，其职业安全感相对较强。因为出了什么突发事件，报社有相应的法务部门或者特殊渠道去沟通处理。据财新的调查记者透露：“我们的报道是有保障的，出什么状况随时跟后方编辑部联系。比如记者被抓这种突发情况，报社肯定全力以赴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记者在财新、《新京报》这样的媒体工作，安全感还是很强的。”
　　
四、结语与讨论
　　话语为权力和意识形态所建构，[46]是维护行动者社会地位和合法性的工具。在职者和离职者对新闻业生态环境及调查记者职业现状的话语建构具有显著差异，不同立场的行动者根据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来“正当化”自身的职业选择。尽管同行转型给调查记者带来诸多困惑和诱惑，但他们的“忠诚话语”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职业认同、人力资本、组织支持对新闻人职业坚守的影响。
　　在坚守理由的言说中，“理想情怀”的话语建构最为生动丰富，是调查记者应对行业危机与转型诱惑的重要话语资源。这类话语“表征”的背后是多维度、深层次的职业认同，并以此重申调查记者的职业权威。其中，“道德合法性”的权威建构最为突出，既体现为对“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平正义”这一利他主义择业动机的普遍认同，更表现在他们对“改变个体命运”、“影响政策议程”、“给予受害者希望”等推动社会进步报道典范的高度推崇与职业实践。“同行共议合法性”来自职业共同体的守望相助，同行之间的协作鼓励不仅维系着群体内部认同，也加冕了角色模范。而“认知合法性”则是对调查记者“揭露事实真相”这一专业能力的强调，成为他们区分调查记者与自媒体人、普通记者的边界话语。
　　与此相对，“人力资本的现实考量”、“所在媒体的相对支持”之话语建构，体现了调查记者职业坚守的工具理性。人力资本的现实考量包括局限与传承两个方面，“局限”体现为个别受访者认为调查记者不如条线记者那样专精于某一领域，而且干得都是揭露性的事，不具备转换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传承”表现为大部分受访者不愿放弃现有的知识经验积累和追求更高的专业造诣。“所在媒体的相对支持”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调查记者为何高度集中在财新、《新京报》、澎湃、界面等九家媒体机构。这些媒体在薪酬考核、风险控制等方面给予调查性报道较大支持，反映出不同媒体在商业危机应对中的决策差异和中国新闻业生态的多样性。
　　但坚守理由的言说并不意味着在职调查记者对当前新闻业生态环境比较满意。理想情怀话语反衬了职业坚守的艰难，职业权威的重申隐含着争取媒体、政府及公众认可的动机。事实上，他们对新闻业所面临的技术冲击、行政管控等有着非常深刻的感知，并发展出一系列应对策略。例如，面对行政管控的收紧，他们采用“规避底线”、“降维攻击”、“同行协作”等迂回抗争策略；面对互联网对新闻生产方式和调查性报道社会影响力的冲击，他们通过“边界工作”话语来重申调查记者的认知权威。在新的传媒生态下，在职调查记者如何言说他们的坚守方式，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①李艳红、陈鹏：《 “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Zelizer, B.（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5）888-908.
②[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第3页，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③陆晔、潘忠党：《重提新闻专业主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2016年5月10日，https://www.weixin765.com/doc/uxwhvqqf.html.
④TongJ.& Sparks,C.（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today. Journalism Studies10（3）337-352.
⑤王海燕：《全球化、在地化与中国调查报道研究——基于四本专业学术期刊论文的分析》，《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⑥芮必峰：《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第116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⑦曹艳辉：《新传播生态下调查记者的职业流动——基于“行动”与“话语”维度的研究》第69-87页，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⑧白红义：《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8期
⑨张志安、曹艳辉：《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现代传播》2017年第11期
⑩[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中译本序第1页，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第8页，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2]赵为学：《论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理论的建构》第23页，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3]白红义：《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
[14]Zelizer, B.（1993）. Journalism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3），219-237.
[15]童静蓉：《媒体2.0时代：关于中国新闻业的话语》，“社交媒体与新闻记者两岸三地圆桌” 会议论文， 2014年
[16]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79.
[17]DavidsonR & Meyers, O. (2016).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Journalism Studies17(5)590-607.
[18]白红义：《“下个路口见”：中国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研究》，《上海传媒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9]Usher,N.（2010）. Goodbye to the news: how out-of-work journalists assess enduring news values and the new media landscape. New Media & Society12(6)911-928.
[20]Spaulding, S.(2016). The poetics of goodbye: change and nostalgia in goodbye narratives penned by ex-baltimore sun employees. Journalism, 17(2)208-226.
[21]DavidsonR & Meyers, O. (2016).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Journalism Studies17(5)590-607.
[22]白红义：《“下个路口见”：中国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研究》，《上海传媒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3]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24]陈楚洁：《 “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新闻记者》2018年第3期
[25]DavidsonR & Meyers, O. (2016).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Journalism Studies17(5)590-607.
[26]丁方舟：《“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27]萨托利: 《民主新论》第192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28]Zelizer,B.(1990).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
[29]Eason, D. L. (1986). On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e Janet Cooke scand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3 (4)429-447.
[30]童静蓉：《微博传播和中国新闻业的“认知权威”：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5期
[31]MathesonD.（2004）. Weblogs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news: some trends in online journalism. New Media Society6(4)443-468.
[32]Carlson, M.（2007）. Making memories matter: journalistic authority and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around Mary McGrory and David Brinkley. Journalism,8（2）165-183.
[33]郭镇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吴世文：《争议性事件中的公众书写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以“邓玉娇事件”为例的考察》，《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
[34]童静蓉：《微博传播和中国新闻业的“认知权威”：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5期
[35]陈楚洁、袁梦倩：《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36]Breese，E. B.（2012）. Interpreting the news: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journalistic discourses in the United States，Doctoral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37]李艳红、陈鹏：《 “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38]张志安、章震：《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职业权威的话语建构———基于 48 家媒体2016 年新年献词的话语研究》，《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39]白红义、李拓：《新闻业危机应对策略的“正当化”话语:一项基于中国媒体宣言的探索性研究》，《新闻大学》2017年第6期
[40]Suchman, M. C.（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571-610.
[41]曾丽红：《中国调查记者行动实践的社会学分析——一种媒介场域的视角》，《现代传播》2014年第7期
[42]Starr, P.(1982).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13-14.
[43]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44]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45]Kambourov, G. & ManovskiiI.（2009）. Occupational specificity of human capit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0(1)63-115.
[46][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第12页，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曹艳辉系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助理教授。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央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资助，是湖南省哲学社科基地项目“湖南网络问政平台民意诉求与政府回应的大数据分析”（18JD1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