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骐 吴梦
　　【本文提要】精准扶贫报道对推动精准扶贫实践以及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五年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与《湖南日报》在“意义阐释”、“情感传递”、“理想激励”与“应对策略”四种框架下，持续开展精准扶贫报道。塑造了“负责任、讲科学、有温情”的政府形象，建构了作为“获益者、学习者、感激者”的贫困群众形象，以及“无私奉献、回馈社会”的其他社会帮扶力量形象。从框架的选取来看，我国精准扶贫报道注重教化与实用性，却不够重视情感的传递。这种框架的偏向与社会语境及媒体惯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传播格局急剧变化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框架的建构也应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精准扶贫报道 主体形象 框架 话语
　　【中图分类号】G201
　　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如何在追求效率、兼顾公平的情况下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的问题”。①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访湖南十八洞村，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战略思想，以推动我国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精准扶贫工作也随之展开。五年时间，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在贫困人口数量与贫困率显著降低的同时，各项制度、政策也逐渐完善化、科学化。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10.2%降至3.1%。②与此同时，我国媒体也积极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精准扶贫报道。精准扶贫作为我国特定时期的报道对象，究竟涵盖了哪些内容？在精准扶贫报道中不同的主体以何种形象出现？其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话语框架？本文将结合发展传播学与框架理论的视角，对以上问题展开探究。
　　
一、精准扶贫报道现状分析
　　本研究选取的对象是《人民日报》（不含海外版）、《湖南日报》与《经济日报》三家报纸2013年-2018年五年间的精准扶贫报道。《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积极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是目前国内最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湖南日报》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在传递主流思想的同时，密切关注和反映湖南本地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是湖南省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报纸。《经济日报》是宣传国家经济政策信息、反映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重要渠道与窗口，是全国经济类报刊中具有权威性及公信力的报纸，而经济维度显然是观察我国精准扶贫事业的重要视角。综上，三家报纸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中央、地方与行业（经济）三种各具代表性且有差异的视角，有利于开展对比分析。
　　1.报道数量
　　报道数量是媒体对精准扶贫事业关注程度的最直接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准扶贫实践的推进。通过检索主题词“精准扶贫”，逐篇阅读并剔除与精准扶贫联系较弱的报道，我们共获得有效研究样本1046篇。总体上看，五年间三家报纸的精准扶贫报道数量呈“山”字型变化。由于2015年末中央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因此2016年精准扶贫报道的数量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对比三家报纸可以发现，早在2013年末精准扶贫思想提出时，《人民日报》就率先对其展开报道，这充分显示出其作为一家中央媒体在传媒行业的地位与影响力。从报道总量来看，《人民日报》与《湖南日报》的报道总量都远高于《经济日报》，这说明精准扶贫作为我国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受到了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地方党媒也积极予以关注和回应。
　　2.报道内容
　　就报道内容而言，三家报纸的精准扶贫报道主要内容可分为“反映现状”、“传达政策”与“反思建议”三大类。其中反映精准扶贫现状的报道最为常见，包括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的报道、精准扶贫所取得的成就的报道，以及对贫困地区实地调查结果的报道等。“传达政策”型报道主要是传达国家与地方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决策与政策，记录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并进行简要阐释，此类报道多出现在重大会议召开的前后。“反思建议”型报道在三家报纸中都较为少见，这种报道一反“成就报道范式”之常规，通常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弊病与不足，对精准扶贫也能起到监督作用，但总体来说这类报道数量较少，影响力相对较弱。
　　3.报道视角
　　在报纸媒体进行宣传时，报道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宣传效果。③《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具有较强的主导性，在引导社会舆论与关注焦点的同时也为其他媒体设置了议程。《湖南日报》作为地方媒体则不具备太强的主导性，更多地是要履行好上传下达的职能。一方面，该报需要积极、及时、准确地反映湖南本地精准扶贫实践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该报也需要及时向地方群众传达和阐释国家的扶贫思想、扶贫政策与扶贫举措。至于《经济日报》，作为经济行业的专业媒体，其在开展精准扶贫报道时体现出了较强的专业特性，善于从经济视角出发，探究精准扶贫实践中的经济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专业建议。
　　
二、精准扶贫报道中的主体形象
　　我国精准扶贫报道充分立足精准扶贫实践，对精准扶贫的“帮扶者”与“被扶者”展开了广泛报道，其中“被扶者”毫无疑问是指贫困群众，而“帮扶者”通常以政府为主。不过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一些其他社会力量也逐渐加入“帮扶者”的行列中。不同的精确扶贫报道重心也不尽相同，会出现不同的主体形象。不过，一般而言，对于主体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对报道对象的选取，标题与内容的遣词造句，以及一些修辞手法的运用来实现。至于塑造何种主体形象，则会受到社会语境、媒体性质、意识形态以及舆论导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三家媒体都通过塑造真实多元的主体形象，勾勒出了帮扶者与被扶者融洽相处、共同奋斗的景观。
　　1.精准扶贫报道中的政府形象
　　（1）负责任的政府。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宗旨，精准扶贫通过对相关会议精神与典型人物事迹等进行报道，加之对词句表达与修辞手法的运用，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在精准扶贫实施伊始，党和政府就是以“精准扶贫倡导者”的形象出现的。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又是“精准扶贫组织者”与“精准扶贫执行者”。而当精准扶贫遇到困难与瓶颈时，政府也是“精准扶贫的坚守者”，不仅喊出了“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的口号，而且也通过务实努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2）讲科学的政府。在精准扶贫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博采众议、广开言路，是我国实现科学扶贫的重要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准扶贫的成果便是我国政府决策是否科学的最直接反映。
　　（3）有温情的政府。情感作为人际交往、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政府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人文基点。在精准扶贫报道中，政府形象也会呈现出感性的一面，比如《用心用力用情打赢脱贫攻坚战》这篇报道就是体现我国政府人文关怀的典型。就标题而言，该报道以“用心”、“用情”二词鲜明直接地展示了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情感因素，表明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不仅投入了才智与精力，也投入了自己的情感。通过诸多的精准扶贫报道可以窥见，我国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群众充满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成了精准扶贫报道中的人文底色。
　　2.精准扶贫报道中的贫困群众形象
　　（1）精准扶贫的获益者。贫困群众一直都是精准扶贫实践的最直接获益者。如在《乌蒙穷山村，三年大变样》、《土地更肥、乡村更美、农民更富》等报道中，都生动地呈现了精准扶贫为贫困群众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描绘了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蓝图。贫困群众成为精准扶贫的最直接获益者，这也正是党和政府实施精准扶贫的初衷。
　　（2）不断进步的学习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所向往的社会是“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们全部才能和能力”的社会，任何发展在本质上都应该是“人”的发展，只有人的思想观念、价值信仰不断更新进步，发展成果才能够稳固，发展势头才能够持续，我国的精准扶贫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贫困户富脑袋鼓口袋》等报道，就深刻反映了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贫困群众思想观念如何得到显著的提升。
　　（3）党和政府的感恩者。贫困群众作为精准扶贫的最大获益者，亲历了精准扶贫带来的变化，而这一切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的积极组织与贯彻执行，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每一个贫困群众的关心爱护。“有国才有家”的“家国”意识在贫困群众的心中萌芽生长，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随着生活的改善与日俱增。许多精准扶贫报道都直接或间接地传递了贫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与信赖。比如，在《总书记为我们细算增收账》等报道中，贫困群众就直接表达了对帮扶者的感激之情。
　　3.精准扶贫报道中的其他社会力量
　　随着精准扶贫实践的深入，精准扶贫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不断扩大，除政府之外的一些其他社会力量，如一些企业和社会团体，也加入精准扶贫“帮扶者”的行列中，为精准扶贫贡献人力物力，彰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比如《1483家企业发力精准扶贫》这篇报道就提到：“湖南省共1483家民营企业精准对接1883个贫困村，投资31.9亿元，实施3056个项目，惠及了27.3万人口。”如此规模庞大的社会帮扶行动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可谓是前所未有。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使得我国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逐渐多元化，精准扶贫实践也逐渐向“全民参与”的方向迈进，而媒体对其的报道也使得精准扶贫的面貌呈现更为完整。
　　
三、精准扶贫报道中的话语框架
　　框架与框架理论源于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哲学观，④在新闻报道中，框架是媒介建构周围世界的重要途径。恩特曼认为，“框架构建的过程涉及选择和强调，其目的包括定义或界定问题、提供因果性阐释、评估问题性质和提供解决方案等”。⑤本文综合语言学的定性分析法与“手工—整体”的归纳框架分析法，对五年来精准扶贫报道的文本框架展开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阅读精准扶贫报道文本，对五年间精准扶贫报道的内容有了全面的把握；进而立足发展传播学视域，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从精准扶贫报道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影响维度出发，归纳出三家报纸精准扶贫报道中的“意义阐释”、“情感传递”、“理想激励”与“应对策略”四种典型框架；然后通过分析报道标题、词句与修辞，来辨识判断具体文本所属的框架。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对于报道框架的界定是从其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影响的角度出发，且当报道有多种框架倾向时，我们选取其中的主导框架作为该篇报道的报道框架。由表2可知，报道框架数量随年份的变化情况与报道总量的变化是基本一致的，四种报道的框架数量也呈“山”字型增长和回落。四种框架中，情感传递框架出现时间相对较晚数量也最少，意义阐释框架与应对策略框架出现时间早，在数量上最多。由此可见，我国精准扶贫报道十分重视对政策的宣传普及以及对脱贫经验的分享，报道内容严肃，说教意味较浓，而对于受众情感的唤醒却不够重视。
　　1.意义阐释框架
　　“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以及扶贫对象的精准管理”。⑥以意义阐释为框架的精准扶贫报道，主要是对精准扶贫内涵、精准扶贫相关会议与会议精神、精准扶贫相关政策与措施进行传达与解读，旨在帮助民众更加全面地认知和了解精准扶贫实践，熟悉政策法规，弘扬我国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在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之后，《人民日报》随之刊登了由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执笔的《加强分类指导 实施精准扶贫》一文，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篇典型的以意义阐释为框架的报道。
　　2.情感传递框架
　　一篇好的精准扶贫报道除了以事实鼓舞人之外，更应以情感人。五年间，采用情感传递框架的精准扶贫报道相对较少，或者准确地说，在许多精准扶贫报道中，不乏情感因素，但往往情感却不是其最主要的因素。如《湖南日报》的《你不脱贫我不甘》这篇报道。从标题来看，“你不脱贫我不甘”一方面表达了脱贫的信心与决心，蕴含理想激励框架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帮扶者对贫困者的关怀与责任感，表现出情感传递的话语倾向。但是从内容来看，这篇报道主要讲述的是，溆浦县帮扶干部与贫困群众上下一心，推动脱贫攻坚的故事，并且文中几乎没有抒情的表达，因此理想激励框架是这篇报道的主导框架，而非情感传递框架。
　　不过，也有极少的一些精准扶贫报道，情感话语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此类精准扶贫报道通常旨在传达帮扶者对贫困者的殷切关怀之心，以及贫困者对帮扶者的深沉感激，塑造有人文关怀、责任心强、组织纪律明确、全心全意的帮扶者形象以及懂得感恩的贫困者形象，建构“帮扶者-被扶者”融洽一体的话语。如《人民日报》的《这些战士就像家里人》，其部分报道内容如下：
　　在阿拉努尔大娘家里，她指着镜框中一张照片对记者说：照片中的军人叫刘明申，1968 年“支农”时，与她下肢残疾的丈夫相识。刘明申见阿拉努尔一家生活困难，便主动给予帮助，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990年5月，已任炮兵团团长的刘明申调到内地任职，临走前，他与新任团长任亚新一起来到阿拉努尔家。刘明申拉着阿拉努尔的手说：“这是接替我的任团长，照顾你们家的事我托付给他了。他是个细心人，肯定比我做得更好。”
　　从此，每位老团长离任，都要带新团长到阿拉努尔家交接，到现任团长奚伟这里，已整整七任团长了。
　　在上文中，“照片”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在我国乃至全球的文化语境中，照片都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符号，是用来记录、纪念一些重要瞬间的载体，“照片”出现在这篇精准扶贫报道中，象征着帮扶军队与当地村民之间的深厚情感。而刘明申对阿拉努尔说的话，更是直接体现了帮扶战士对贫困群众的关怀与责任感。
　　3.理想激励框架
　　精准扶贫背后蕴藏着“共享发展”的价值理念。而呼吁与鼓励全民参与，也成为精准扶贫报道的一项重要使命。以此为主要目标进行的报道，属于理想激励框架的范畴。理想激励框架主导的精准扶贫报道主要聚焦鼓舞人心的脱贫事迹，通过贫困地区的今昔对比，让民众感受到精准扶贫的巨大能量，在增强贫困群体脱贫意愿与脱贫信心的同时，也鼓励和呼吁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实践。
　　比如，《湖南日报》的《苗寨唱起新山歌》就是理想激励框架的典型。该报道篇幅较短，记录了记者在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宋家寨村的所见所闻。这篇报道从标题到内容，都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气象。
　　从标题来看，“苗寨唱起新山歌”中的“新”，是与“旧”相对的，象征着新的活力、新的气象、新的生活，从而也为整个报道定下了基调。
　　导语则紧扣标题，用排比句展示了精准扶贫为当地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44家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后焕然一新；贫困户猪圈里养的900头猪，茁壮成长；4.1公里通组公路，硬化到家家户户门口……”
　　后文更是列举了杨育刚等人的鲜活脱贫案例：“贫困户杨育刚想搞养殖业，对口帮扶干部为他牵线搭桥，寻项目、找资金，如今他养鸡2000 多只，养猪14头，还养了10亩稻花鱼，家庭年收入5万多元。除了养鸡鸭、鱼儿、牛羊，许多村民还养起了浦市铁骨猪，目前存栏952头。”
　　报道的结尾呼应主题，勾画了一副脱贫致富的美好生活蓝图：“村民的腰包鼓了，腰杆硬了，大山里飞来了金凤凰。该村原来有32个“光棍汉”，如今有20人娶了新娘。”
　　类似的以理想激励为框架的精准扶贫报道还有很多，在精准扶贫的每一个阶段，此类报道都发挥着鼓舞人心、激发参与的重要作用，不仅推动了我国精准扶贫事业的发展，也传递了“共享”、“参与”等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与习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4.应对策略框架
　　应对策略框架作为精准扶贫报道最常见的框架之一，其报道意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报道典型脱贫案例，解读脱贫方法，总结脱贫经验，来促进优秀脱贫经验的共享。如《农村金融改革“田东模式”贵在精准》。《经济日报》的这篇报道从专业角度出发，解读了“田东模式”的优势、特点，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一模式的实践方法。
　　（2）通过反思披露精准扶贫实践中的问题与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促进精准扶贫有效有序、科学地进行。如《攻坚力度加大，层层责任压实》这篇报道，就指出了扶贫审计工作中发现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包括：“存在教育扶贫‘漏人’、产业扶贫‘垒大户’、金融扶贫‘投不准’等现象；部分扶贫项目绩效不佳，有的建成后闲置或无法使用，审核验收走形式”等，提出应加大攻坚力度，通过层层压实责任，来更好地解决现有的问题。
　　（3）针对精准扶贫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与瓶颈，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实现突破与创新。如《打酱油的钱能不能买醋》这篇报道，就首先揭露了精准扶贫实践中，涉农资金不集中的现象:“财政、国土、水利、环保、林业等部门都有相关资金，加在一起钱不少，可是各路资金是分散的，平均撒了胡椒面，一个项目分到村里两三万元，干不成啥事儿。”接着针对这一现象，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要从体制机制改起，从源头抓起，把这些‘政出多门’、分散使用的钱整合起来，实现扶贫资金效益的最大化。”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应该有一个可靠的主体如县市对相应的涉农资金进行统筹，打通各部门、各层级、各年度之间的资金使用，但同时，也应该提前做好相应规划，加强资金监管力度，确保资金真正用于精准扶贫事业。
　　应对策略框架下的报道着眼于我国精准扶贫实际，许多报道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精准扶贫实践的问题与不足，彰显了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胆气与素养，有效防止精准扶贫实践走入误区，同时也促进了具有代表性的脱贫经验的共享。
　　
四、结语
　　通过本次研究，笔者发现，不管是我们的考察对象精准扶贫报道，还是其他类型的报道，事实上在报道过程中框架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框架也有其独特功能。正如吉特林所说，“媒体是移动的聚光灯，而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⑦面对海量的信息，新闻报道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框架的运用过程就是一个选择和凸显的过程。框架的存在为编辑、记者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思维模式，能够帮助他们迅捷、高效地辨析、筛选议题，确定报道意图与报道重点。在本文的案例中，也正是在框架的引导下，三家报纸从不同侧面突出了“帮扶者”与“被扶者”的特定形象并诉诸相应的话语。此外，笔者发现，三家报纸的精准扶贫报道在框架的选取上呈现出一定的偏向，这表现为重视新闻报道的教化性与实用性，却相对忽视了情感的表达与传递。比如，五年间，运用了“情感框架”的精准扶贫报道不足总报道量的4%。但作为情感的动物，“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⑧因此，情感的注入能够让新闻报道更具感染力，形成受众共识并引导受众行动。有鉴于此，日后我们的新闻报道应该更加注重情感框架的运用，这样才能真正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最后，从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来看，我国的精准扶贫报道显然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多方面影响，精准扶贫报道中框架的选择及传递是合力的结果。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着新闻报道的基本框架与话语，而市场需求与媒体惯例也在发挥无形的影响，这些都是我国精准扶贫报道重视“意义阐释”、“理想激励”及“应对策略”的重要原因。不过，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地位的提升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有时由受众主导的网络舆论框架会和主流媒体框架展开有力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在报道实践中还要与时俱进，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以适应这种传播格局的新变化。■
　　
①刘奥龙：《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研究及建议》，《经济论坛》2015年第5期
②扶贫内蒙古：《吹响大国攻坚嘹亮号角，我国精准扶贫成效显著》，https://www.sohu.com/a/256653214_224813，2018年9月27日
③邵志权：《报纸类媒体三农问题新闻报道视角的选择》，《传媒论坛》2018年第1期
④杜涛：《框中世界：媒介框架理论的起源、争议与发展》第24-30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
⑤EntmanR.M.，“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3，no.4，1993，pp.51-58.
⑥张培源、郭景涛：《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精准扶贫困境及对策》，《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⑦杜涛：《框中世界：媒介框架理论的起源、争议与发展》第7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
⑧[美]乔纳森H·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第7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蔡骐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梦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传播学视阈下的精准扶贫报道研究”（项目编号：18JD4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