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诤
　　【本文提要】本文运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理论中“话语视角”的概念，考察了日韩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两国主流报纸是如何呈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文简称AIIB）的。考察发现“国家利益”是两国政府用来呈现AIIB的主要话语视角，日韩主流报纸虽然使用了更为具体和多样的话语视角，但实质上并未脱离“国家利益”，而是丰富了其内涵。通过对四家报纸记者的访谈得知，媒体组织内部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局限性是导致这种一致性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AIIB 话语视角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G201
　　
一、引言
　　为了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推进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中国倡导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文简称AIIB）。AIIB的创建得到大部分域内国家的支持，但美国却担忧由中国主导的AIIB会对其自身主导的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构成威胁。美国的这种态度使它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面临两难的选择。众所周知，韩国最终选择加入并成为AIIB创始成员国，而日本则未加入。
　　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而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能否秉承新闻专业主义，以客观公正的姿态进行报道，也一直是国际新闻研究者们关注的课题。但是“国际新闻”本身其实涵盖了很多种类，既包括本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新闻，①也包括在国外发生的与本国无关的事件。前者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媒体的主要信源又来自官方，更容易受到官方话语秩序的影响，而媒体和记者自身对国家利益等国家要素的认知也会对报道内容产生重要影响。后者则多为事实性的新闻，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表现得更加明显，即使媒体所属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报道的内容和构成也极其相似。②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一个国家参与或关切国际事务的方式和过程也愈加复杂多样，因此国际新闻中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新闻或者外国新闻占比越来越小，而国际性乃至全球性议题则不断增加。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在国际新闻中像AIIB这类国际议题更具代表性，更值得作为样本加以研究。
　　而AIIB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也具有一定特殊性，一个并非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机构对全球特别是亚太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塑意义重大。这也是笔者选择日韩而非欧美国家政府和媒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日韩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和“一带一路”的域内国家，与AIIB的关联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AIIB提出伊始，两国政府却并非直接参与者。而对两国媒体来说，AIIB这一议题不同于中日之间的领土问题或者是中韩之间的“萨德”（以下简称THAAD）部署问题，其作为新闻报道对象的冲突性较弱。但也正因为如此，考察两国主流媒体对AIIB是否有更全面公正的阐释，或者只是再现政府决策者的意志，对论证国际报道中媒体和记者在贴近国家利益与践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相互作用过程里的表现和认知，会更具说服力。
　　本文的目的并非回答日韩两国政府关于是否加入AIIB相关决策正确与否，也并非为了证明日韩主流媒体在报道AIIB时是否受到政府干涉，而是试图回答在面对AIIB这样一个国际议题时，日韩两国政府和主流报纸，以及两国记者们分别是如何认知，受到何种话语秩序的影响，又使用何种话语视角来呈现，三者之间的关联又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选取日韩两国政府部门公开的记者会实录或新闻发布资料，两国主流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的报道，以及对上述四家报纸记者的深度访谈③等三种文本。在国际新闻研究中，比较传统的方法是对媒体报道的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这样虽然可以真实准确地描述国家要素在报道中所呈现出的特征，但是单凭报道内容却很难推断某一特征是源自政府的压力还是媒体自身的认知，因此也难以分析论证政府和媒体以及记者个人的话语互动。而本文通过跨文本的考察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对“新闻报道”等单一文本进行内容分析的局限性，可以更全面地审视新闻生产的整个过程，为论述国家要素对报道内容的影响提供更扎实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视角
　　本文以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话语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大众媒体语言是费尔克拉夫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提出话语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隐藏在报道中的支配构造以及价值规范。④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理论的一个基础观点是，认为社会网络中存在着话语层面的要素，即话语秩序。所谓话语秩序，并非由名词、句子等（具体的语言）要素组成，而是由表示行为方式的体裁（Genre），呈现方式的话语视角(discourses)，⑤以及身份确认方式的风格(style)所构成。费尔克拉夫指出这三者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即不同的体裁、话语视角和风格会通过特定的方式组合和文本化，以维持话语秩序的相对稳定和可持续性，或者重塑话语秩序。⑥
　　根据话语辩证法理论，关于本文涉及的AIIB的话语秩序就可以做如下说明：日韩政府部门通过“记者会”形式，发表关于AIIB的一系列话语视角，这些话语视角以“记者会实录”、“新闻发布资料”等书面的官方讨论记录体裁呈现给公众。而记者撰写稿件的行为包括从“记者会实录”体裁向“新闻报道”体裁过渡的过程。当“记者会”上使用的话语视角向“新闻报道”转移时，会被删节、添加或重组。在各自的体裁中，政府官员和记者以相应的风格使用多样化的话语视角对AIIB进行描述和解释。
　　在话语秩序构成三要素中，本文将集中探讨话语视角这一要素。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视角是“表现世界各个不同侧面的方法”，即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因此他指出话语视角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界定，一是主题，即话语视角可以表现世界（包含社会生活领域）的某一主要部分，这与Wodak.R所说的话题（topic）的概念相似；⑦二是表达某一主题的特定观点或意见。理论上说，各个主题对所有不同的观点、表达和话语都是开放的。
　　费尔克拉夫还指出，话语视角可以从抽象程度和普遍性上进行区分，而普遍性较高的话语视角，可以看作是多个话语视角以特定方式重组的结果。比如在表现与外交政策相关的议题时，“国家利益”作为一个话语视角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较高的普遍性，同时也是非常抽象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内容的理解也多种多样，也就是说国家利益包含了丰富的次级话语视角。比如政治利益（国家主权、国际地位等），安全保障（领土完整、军事实力等），经济利益（对外贸易、知识产权等），文化利益（民族文化、价值观等）。这些话语视角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文本体裁中被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话语视角，因此也愈加复杂。例如，日本现政府奉行的“价值观外交”，就可以看作是“自由”、“民主”等价值目标与以“日美同盟”为代表的“安全保障”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的话语视角。
　　在呈现AIIB这样的国际议题时，无论对国家政府还是对媒体来说，国家利益都是一个重要且便利的话语视角，本文在记述和分析日韩两国政府和主流报纸关于AIIB的话语视角时，也将着重探讨“国家利益”及其次级话语视角的使用。
　　（二）研究对象
　　本文以“新闻报道”、“官方讨论记录”、“访谈”等三种文本为研究对象。首先，在新闻报道方面，选择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韩国的《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四家拥有较高发行量和广泛影响力的主流报纸。具体以“AIIB”为关键词，分别使用读卖新闻数据库（ヨミダス历史馆）与朝日新闻数据库（闻藏Ⅱvisual for libraries）；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的在线搜索引擎⑧进行检索。将检索时段定为“2013年10月1日-2015年7月31日”，因为这一时期涵盖了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AIIB（2013年10月）到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2015年6月29日）的过程。检索发现四家报纸关于AIIB的报道总量分别为《读卖新闻》210篇，《朝日新闻》157篇，《朝鲜日报》135篇，《东亚日报》112篇。
　　而官方讨论记录的部分则选择该期间内日本外务大臣以及财务大臣的记者会实录⑨、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实录⑩与企划财政部的官方新闻发布文件。[11]这是因为它们可以鲜明地反映从“记者会”到“新闻报道”体裁的过渡中，政府和媒体所使用的话语视角的关联性。最后通过对四家报纸记者访谈，来窥探这种关联背后的具体影响要素。
　　
三、结果与考察
　　（一）四家主流报纸对AIIB报道量的变化
　　如图1所示，日韩四家报纸对AIIB的报道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4年5月-2014年8月）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AIIB的倡议到2014年8月之间，AIIB尚未引起各报的特别关注。[12]第二阶段(2014年9月-2014年12月)从10月24日AIIB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开始到11月间，四家报纸的报道量有所增加，而后又陷入低迷。
　　第三阶段(2015年1月-7月)，随着加入“意向创始成员国”截止日（2015年3月31日）的临近，关于是否加入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四家报纸的报道量也迎来了峰值。特别是英国宣布加入（2015年3月12日）成为报道的转折点。
　　值得注意的是，日韩报纸报道量达到峰值的时间有所不同。3月英、法、德、意等国接连宣布加入AIIB，韩国两家报纸关于韩国是否加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在韩国宣布加入（3月27日）后逐渐回落。与此相对，日本两家报社则在加入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后开始集中对政府的政策进行讨论，因此4月的报道量最大。
　　本文在下一节就以这三个阶段为基础，考察日韩两国官方对AIIB的话语视角。
　　（二）日韩两国政府对AIIB的话语视角
　　1.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两国政府官方记者会或者新闻发布资料均非常少，日本的外务省和韩国的外交部记者会都未涉及AIIB的问题。而日本财务省大臣的记者会有1次（2014年7月18日），韩国企划财政部的新闻发布资料和声明也只有4次（2014年6月28日，7月3日、14日、15日）。
　　首先，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关于BRICS新开发银行的问题时提及了AIIB，发言要点如下：[13]①问题是融资，如果是通过BRICS新开发银行，或者是通过AIIB的话——当然是以偿还为前提的贷款了——那么融资审查要是不够细致严谨的话，偿还困难的几率就会很大。
　　②那样的话，世界银行也好，IMF、ADB、日本的ODA也好，借出的钱能否优先偿还呢？
　　③虽说BRICS达成了共识，但从目前来看还无法下定论。
　　④我觉得无论是我们或者IMF、世界银行，都在考虑相同的问题。
　　这一发言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同时使用了“等价与差别”[14]的原则，将AIIB和BRICS新开发银行等划为同一阵营，“世界银行”（以下简称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ADB）、“日本的ODA援助”等划为另一阵营。很明显这两大阵营分别代表着现有国际秩序与新秩序，所以麻生的这一发言实质上使用了“国际秩序”的话语视角。
　　另一方面，韩国企划财政部的新闻发布资料主要是针对媒体报道所做的解释和澄清，[15]以下是四次发布内容摘要。
　　①中国在10月提出筹建AIIB的倡议，我们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域外主要国家对创办方案进行了探讨，中国最近正在对资本金、支配结构等主要事项进行探讨和协商。
　　②现在在主要事项上的意见有分歧，包括韩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正在对是否加入进行探讨。
　　③关于AIIB正在进行多轮协商，目前没有确定的内容。
　　④AIIB相关内容，目前在多国间进行探讨，望谨慎报道。
　　⑤AIIB的协商是在会议参加国的财政部门之间进行的，在引述政府部门官员的发言时望各位谨慎报道。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韩国企划财政部主要是针对媒体关于“是否加入”的报道内容进行了回应。如①-③所示，发布内容多为对事实的陈述，而非评价。值得注意的是，④和⑤包含了对媒体的“要求”，特别是⑤明确提出AIIB的问题主要由企划财政部负责，将AIIB与外交议题切割，引向经济话语视角的意图明显。
　　2.第二阶段
　　进入第二阶段，随着参加AIIB的国家不断增加，日韩两国媒体对AIIB的关注度虽然有所上升，但尚未成为热点。在该阶段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时任）在2014年9月2日的记者会上的如下表述：
　　①首先，在以ADB为代表的现有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再创设新的国际机构是否具有附加价值。
　　②此外，一个由一国占有非常大的出资比例的机构，是否可以像国际机构一样保证公正的治理。
　　③是否会因无视债务的可持续性提供贷款，而导致其他债权国受损。
　　④包括上述几点在内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慎重的探讨。
　　岸田所提的前三点中，特别是②和③成为日本政府部门对AIIB的官方见解，在之后的外务省和财务省记者会等公开场合被反复强调。可以看出，②和③实际上是怀疑性的评价，暗示了AIIB“不能确立公正的治理”，“无视债务的可持续性，给其他债权方带来损失”等风险，很显然这种怀疑并无明确标准和依据。上述发言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即“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存在这类风险”，其本质上仍未脱离“现有国际秩序”的话语视角。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仍然由企划财政部负责回应，内容也和前一阶段并无二致，主要对“是否加入”的问题进行解释和澄清，再次体现了韩国政府将AIIB与外交议题切割的意图。
　　3.第三阶段
　　到了第三阶段，特别是在英国宣布加入后，AIIB的话题开始持续成为两国政府部门记者会的热点。日本外务省方面有5次记者会共计7个提问，财务省方面有24次记者会共计52个提问。而从媒体提问的内容看，诸如“如何评价欧洲各国的加入，日本今后如何应对？(3月20日)”，“是否违背国家利益？”、“若日本加入会有哪些得失”(4月3日)等，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日本是否应该加入”上来了。很显然，英国的加入让日本媒体开始质疑政府政策选择的合理性。
　　而日本外务省和财务省的回应则始终坚持了第二阶段岸田的表述。但是，由于欧洲各国纷纷宣布加入，强调与G7成员国保持一致的合理性就受到了挑战，于是日本政府部门开始运用新的话语视角建立新的逻辑。如麻生称“因为我们身处域内，与欧洲不同”（2015年4月3日财务省记者会），就是转从地缘政治的话语视角强调日本与欧洲国家在亚洲地区的关切和利益不同。另外，从亚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旺盛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6]来突出日本的贡献。将焦点放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ODA、ADB等日本主导的国际机构与中国主导的AIIB的差异上，标榜其“高质量”的特征。但是关于究竟何为“高质量”，国际社会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的看法。麻生的发言就像岸田关于AIIB的风险预设前提一样，暗示了AIIB达不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的水准，而这种评价在未深度参与AIIB的情况下是毫无依据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表述“主导权”，对日本使用了“主导（initiative）”，而对中国则使用了“支配”。
　　在这一阶段，韩国外交部也开始在记者会上回应AIIB的问题。其中外交部发言人在3月19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因为这个问题（指AIIB）与外交相关，与国际金融机构也有关联，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AIIB的问题属于金融部门的管辖范围，（中略）关于是否加入AIIB，我只能说韩国政府将以参加后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为中心，慎重而综合全面地探讨。”
　　这表明韩国官方虽不再否认AIIB与“外交”的关联性，但同时强调其主要还是一个经济议题，这其实是使用了“国家利益”次级话语视角之一的“经济利益”。而韩国企划财政部在这一阶段有14次新闻发布共计26个提问。其中，到韩国正式宣布加入的3月26日为止，一直贯彻了与前两个阶段相同的立场，即“与主要国家紧密合作，持续探讨”。并在韩国决定加入后，对韩国的出资比例、韩国政府参与的其他的区域合作计划等相关具体问题阐明自己的立场，“经济利益”的话语视角贯穿始终。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日韩两国政府在谈及AIIB时所使用的话语视角均较为抽象，但侧重有所不同。韩国政府部门不讳言“国家利益”，但同时又鲜明地强调其中的“经济利益”，很明显是有意回避“安全保障”与“价值观”等其他的次级话语视角。与此相对，日本外务省和财务省虽未直接提及“国家利益”，但屡次登场的“现有国际秩序”、“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日美同盟”等，实际上都属于日本政府奉行的“价值观外交”这一话语视角，前两者更是突出了“日本主导”。这些话语视角与“国家利益”一脉相承，却与韩国不同，着重呈现了其中的“价值观利益”。
　　（三）日韩主流报纸关于AIIB的话语视角
　　那么作为向公众传递政府政策的发布者，同时又是政府政策的解读和评论者，新闻媒体又是如何呈现AIIB的？
　　依据费尔克拉夫对话语视角的界定方法，本文首先从“有哪些相关主题被用来表述AIIB”出发，对报道中使用的话语视角进行了界定编码。编码由精通日语和有韩语新闻阅读能力的笔者与一位精通日韩双语并供职于日本媒体的人员共同完成。在编码前先将报道分为两大类别:(Ⅰ)涉及AIIB的报道和(Ⅱ)专门以AIIB为对象的报道。编码者使用商定的代码和代码定义同步独立地对两类报道文本进行了编码。在正式编码前，编码者选取了四家报纸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6月29日)的报道，[17]使用质性分析软件MAXQDA进行了试编码，测量每个单独的编码段的一致性，结果每个代码在两个编码器之间的相关性的总百分比为88.89%。需要强调的是，在编码时，笔者的目标虽然是编码人员之间达成尽可能高的一致性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达到定量研究中统计上必要的一致性标准系数，相反重点是编码质量的实质性改进。因此一致性的百分比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笔者着重去解决和编辑编码者之间意见不统一的编码片段。在此过程中，两个文档中未同时出现的代码被忽略，最终归纳出达成一致并在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代码，如（表1　表１见本期第64页）（加粗体为Ⅰ和Ⅱ类报道中都存在的话题）所示。（图2-1　图2-1见本期第65页）和（图2-2　图2-2见本期第65页）则表现了两类报道中每个话题（代码）的使用频率。
　　从表1可以看出，(Ⅰ)涉及AIIB的报道所涵盖的话题明显更为丰富，“一带一路”、TPP、“中国的海上扩张”等话题被多次言及。除表1所示的话题以外，在编码过程中G20、WB等代码也有出现。而在(Ⅱ)专门以AIIB为对象的报道中，对AIIB的实际构造的表述明显增多。并且除本国政府外的其他各国的观点也得到了较多的呈现，这也体现出各报对本国政府观点的正当性的质疑。
　　而比较图2-1和图2-2可以看出，与(Ⅰ)相比，四家报纸在(Ⅱ)的报道中，话语视角选择上更为相似。这也说明了即使所在国家不同，媒体在报道同一对象时的基本新闻价值判断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也反映出四家报纸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一致性。
　　(Ⅱ)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第三阶段，而在这一阶段，英国的加入是一个重要节点，各报由此开始真正讨论是否应该加入AIIB的问题，也更关注AIIB的实际构造。也就是说，各报不再仅仅将AIIB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实体进行报道。这和在上一章考察中看到的官方记者会上媒体提问量大幅增加，内涵更加具体的情况也是相吻合的。
　　回到(Ⅰ)的报道上，如图2-1所示，四家报纸在“中国政府的观点”、“中美关系”、“TPP”、“一带一路”等话题的使用上显示出相同的倾向，但在其他话题的使用上则表现出不同的选择。日本的两家报纸集中在ADB、G7、“基础设施投资”等，也经常提及“中国的海上扩张”。而韩国的两家报纸则集中在中韩、中日等双边关系上，同时也提及了朝鲜和THAAD等。
　　一个明显且重要的特征是，在官方话语视角中，“安全保障”并未显现出来，而在四家报纸的报道中，“中国海上扩张”、“THAAD”等与安全保障相关的话语视角则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国际政治中，“安全保障”被视为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两国媒体在呈现AIIB这样一个多边金融机构时，纷纷使用“安全保障”话语视角，充分反映了各自在新闻价值判断上立足于本国关切的特征。
　　此外，除了与官方一样频繁使用了ADB、WB、G7以外，四家报纸还多次提到了TPP。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协定的TPP，与作为国际金融机构ADB，本质上属于不同的具体话语视角。但在描述AIIB时，两者被日本的两家报纸结合起来，作为现有国际秩序这一话语视角加以应用。另外从图2-1可以看出韩国媒体也同样多次使用了TPP。对此，《朝鲜日报》驻东京记者在访谈中表示(2015年11月17日东京)：“对韩国来说，日本方面对AIIB的态度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TPP不同。因为韩国也想加入TPP，所以日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日本两家报纸为了彰显TPP和ADB与AIIB的差异而将两者捆绑，而韩国两家报社则基于“国家利益”的话语视角，使用等价原理将AIIB与TPP放在同等位置上。可以看出，由于话语视角结合方式的不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话语秩序。
　　综上所述，与日韩官方的话语视角相比，虽然四家报纸所使用的话语视角更加具体和多元，四家报纸不囿于传达本国政府的观点，对中国以及其他各国的观点都做了较为具体的呈现，也更多地使用了“双边关系”(日美、韩美、日韩、中日等)的话语视角来诠释AIIB。这都表明新闻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塑话语秩序的能力。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强调现有国际秩序方面，日本两家报纸与政府的话语视角是基本一致的，这反映了“价值观外交”话语视角在日本媒体表现AIIB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韩国的两家报纸则是在使用经济利益的话语视角时与政府高度重合。也就是说，四家报纸虽然对“国家利益”的次级话语视角进行了丰富和重组，却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官方的话语秩序。特别是四家报纸频繁使用THAAD、“中国的海上扩张”等安全保障话语视角，实质上强化了“国家利益”话语视角。
　　（四）对记者的访谈
　　那么这种与政府话语秩序的一致性究竟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影响？而与政府使用不同的话语视角，是否可以看作是新闻专业性的体现呢？本文将试着通过对四家媒体记者的访谈来回答这些疑问。
　　首先，四家报纸的记者都表示起初无论政府还是媒体本身都未能给予AIIB足够的关注。日本媒体记者更坦言日本政府与媒体都未曾料到AIIB可以成功创建，也认为G7各国会保持一致，这说明政府与媒体起初对AIIB的认知上并无冲突。因此关于在报道中使用的话语视角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四家报纸的记者均否认是媒体遵从了政府的观点，而表示是基于媒体自身对新闻价值的判断。
　　同时，四家报纸的记者也强调了媒体的报道与政府保持了距离，比如《朝鲜日报》驻北京记者(2016年3月18日北京)就强调“韩国政府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是《朝鲜日报》最初就主张如果必要的话就应该加入”；《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2016年3月18日北京)也表示他们对日本政府决策进行了检证报道。[18]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报纸编辑层面的价值判断在话语视角的选择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访谈中可以获知，各家报纸主要由经济新闻部和国际新闻部负责组织对AIIB的报道。众所周知，日本的新闻行业有着独特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从首相官邸，到各中央政府部门，再到地方政府都有各主流媒体派专门记者驻守，这可以让记者近距离观察和监督政府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但也容易对政府提供的信息产生依赖，使政府更容易诱导言论。这与其说是政府直接给予媒体压力，不如说是政府通过自身作为信源的权威性使媒体依赖他们。
　　本文所涉及的日本的财务省就是由经济部记者负责的一个重要部门。各报经济部记者在财务省内拥有丰富的采访渠道，可以获取很多第一手信息，同时也更容易依赖他们的消息，久而久之也自然会受其话语秩序的影响。《读卖新闻》记者（2016年10月13日东京）就表示在AIIB的问题上，经济部的看法与财务省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读卖新闻》与财务省一致，主要将AIIB与ADB等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对立，缺乏其他话语视角的原因。
　　而《朝日新闻》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2016年3月18日北京)强调了他们在较早的阶段就开始关注AIIB，但同时表示“东京的编辑也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恰好《朝日新闻》开设了‘追踪美中’专栏，所以可以从中美关系的视角看AIIB”。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确实看到《朝日新闻》使用了较多的中美关系的话语视角，在使用“一带一路”的话语视角时也亲临现场，做了大量事实性的报道，从记者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也与该报编辑层面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编辑层面在话语视角选择上的强势与在现场报道的驻华记者的构成变化也有很大关系。目前常驻中国的日本各大媒体记者人数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截至2017年7月)，而常驻北京的记者人数(65人)更超过了华盛顿(64人)，北京成为日媒驻外记者最多的城市。[19]但随着人数的增加，人才匮乏的问题也开始显露。过去各家报社多由国际部选派精通中文、了解中国问题的记者，而今主要从政治新闻部、社会新闻部等挑选，或者通过社内招募的形式选拔，再由报社资助他们到中国留学一段时间（通常为一年），而后派到中国常驻。但是，这样选出的记者无论是语言能力还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往往不如老一辈驻华记者。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驻站时他们往往与原所属部门的联系更为紧密，并要在结束驻站后回到原来的部门，因此也更容易受原部门的制约。
　　以经济部为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日本各媒体开始陆续专门派经济部记者来华驻站。一方面他们隶属于经济部，受到国内话语秩序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们在中国面临着与日本不同的采访环境，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中国的现象，了解中国的话语秩序。这样，媒体的驻华记者与总部经济部编辑之间也难免会发生意见不一致，这在AIIB报道中也有所体现。
　　例如，关于“一带一路”，《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2015年10月13日东京)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也很有意思。但国内的经济部记者可能既不太了解，也不太感兴趣”。也就是说，经济部开始并没有将“一带一路”置于更广的国际语境中呈现，而仅仅将它作为表现中国控制权的话语视角。他还表示自己在采访时也听到不少日本官员和专家认为应该加入AIIB的声音，但这在报道中并未充分体现出来。不过该记者称虽然经济部没有表示出兴趣，但国际部很关注AIIB的话题。所以起初《读卖新闻》关于AIIB的报道主要都是由国际部负责的。对此《读卖新闻》国际部编辑也坦言，“无论是对日本政府来说，还是对读卖新闻编辑部来说，一个基本的现实就是‘日美同盟’，我们会在此基础上观察和理解国际问题。所以最初没有预想到AIIB可以成功筹建，所以英国的加入也让编辑部感到意外”。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涉及日本本国外交的相关报道，往往又是由总部的政治新闻部负责，所以由政治新闻部派出的驻华记者在报道AIIB时也难免受到本社政治部的制约。在《读卖新闻》对AIIB的报道中，经济部中日美主导的ADB、TPP等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话语视角，与国际部和政治部中“日美同盟”的话语视角是密切相关的，显然这样的认知限制了《读卖新闻》使用其他话语视角表现AIIB的可能性。
　　而韩国媒体的情况则相对简单，近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冲击，韩国的主流报纸也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因此驻外记者数量有所减少。但在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的驻站记者都基本维持在一到两人左右的规模。驻北京记者往往是由经济部和政治部轮流派出，驻东京记者的情况也相似，但最近也开始有社会部、文化部记者驻站的情况。由于人员较少，所以韩国的报纸更依赖于总部的编辑部门。《朝鲜日报》的两位记者就表示国际部长和编辑都对AIIB很感兴趣，作为在中国常驻的记者与总部之间也并没有产生大的分歧。而《东亚日报》驻北京记者表示，“《东亚日报》也将英国的加入作为报纸主张加入AIIB的依据”。这实际上与政府使用国家利益话语视角是异曲同工的。
　　从几位记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媒体关于AIIB的话语视角与政府重合度较高，缘于媒体认同政治精英作为信源的权威性，而这无疑会增加遗漏其他信息的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麻生大臣在2015年3月13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英国加入的事情此前就有很多信息传入，因此我们是掌握的”，但是几家报纸均未能及时报道有关英国加入的可能性。《朝日新闻》记者提到的对政府政策的检证报道，也都是在欧洲各国表明加入AIIB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理论中话语视角这一概念，通过对日韩两国政府官方记者会实录、两国主流报纸的报道，以及记者访谈等跨文本比较考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日韩两国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是如何表现AIIB的。通过考察发现，日韩两国官方在表现AIIB时，各自使用了较为抽象的“价值观外交”和“国家利益”的话语视角。而日韩主流报纸虽然使用了更为多元和具体的话语视角，但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话语视角保持一致。而通过对记者的访谈得知，导致这种一致性的主要原因是报社编辑层面对新闻价值的判断。
　　Graber曾指出相对于国内报道，国际报道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压力更大。[20]但这种压力并非仅限于显性的“权力”，也包括认知框架层面的隐性的“权威”。对西方媒体来说，比起前者，作为媒体内在的价值规范的后者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种价值规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媒体对政治精英作为信源权威性的认同。例如Paletz&Entman指出，媒体是自发地依赖政府的观点，依赖官方信源，接受政治精英所拥护的相关利益的观点。[21]日本媒体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与韩国媒体强调报道内容“与本国相关”的传统，会让这种权威性比欧美媒体更容易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朝日新闻》用“中美关系”，韩国两家报纸用“外交”等话语视角，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各自政府在表现AIIB时的话语秩序，这说明在国际报道中媒体是拥有重塑话语秩序的潜力的。而这种潜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其实是与记者个人的认知紧密相连的。国际新闻报道本身就注重解释性和分析性，而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特别是驻外记者们本身就认为自己要比国内记者承担更多的解释性报道的工作，[22]因此记者及编辑等个人的认知框架更容易发挥作用。但是就日韩媒体的情况来说，组织层面无论对国内记者还是对驻外记者个人的制约都较大，与欧美记者相比日韩记者的自由度较弱，这无疑加大了重塑话语秩序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强调自己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只报道客观事实，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通过堆砌事实强化固有话语秩序的危险性。
　　在笔者进行的对日韩媒体驻华记者访谈中，关于涉华报道内容客观性的质疑，两国记者最普遍的辩解就是“我们报道的都是事实”，“我们的解读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国际报道的内容存在倾向性（如亲华与反华，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与国际报道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构建话语秩序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报道AIIB这样冲突程度较低的议题，并且在报道内容上没有明显的偏向性的情况下，媒体在选择话语视角时仍很难脱离国家利益这一话语秩序。日韩媒体使用了政府话语视角中未曾出现的TPP、中国的海上扩张、THAAD等话语视角丰富报道事实，更是对政府“国家利益”话语视角的一种强化。
　　随着AIIB的正式成立和具体项目的有序进行，关于AIIB这一议题的新闻价值或许有所下降，但回顾和考察其筹建之初的相关话语视角，无论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发展，还是由东盟规划和推动、中日韩三国都深度参与的RCEP等区域一体化议题的新闻报道的研究，都可以获得一些启示，并可期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外在国际报道的研究中，英语圈媒体一直是重点研究对象，而对同属于“西方媒体”的日韩媒体，除了在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外，对更具普遍性的国际议题的报道研究还不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局限性，指出了在国际新闻生产过程中，日韩媒体一些异于欧美媒体的运作规律。
　　最后，笔者还要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的考察限于话语视角这一概念，而在对笔者所指出的国际新闻报道中记者个人认知框架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时，还需要结合对费尔克拉夫理论中“题材”与“风格”的讨论，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致力于用更广阔的历史的话语分析方法，更细致地探讨记者个人认知框架的构筑过程和历史变迁。■
　　
①有关外交新闻的概念，可参照王侠：《外交新闻研究——基于新华社与美联社相关报道的比较分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
②例如Van Dijk曾对99个国家的138家报纸关于1982年发生的黎巴嫩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暗杀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发现无论媒体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来自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其报道内容和结构都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详见[荷]Van Dijk, T.A.：《News Analysis》， (1988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PUBLISHERS)
③笔者访谈了来自四家报纸的8名记者，每家各两名。分别是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读卖新闻东京本社国际部编辑；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朝日新闻编辑委员；朝鲜日报驻北京记者、朝鲜日报驻东京记者；东亚日报驻北京记者、东亚日报驻东京记者。8名记者均参与过对AIIB的报道。应访谈对象要求，在原文中匿名，访谈时间和地点在文中提及处标注。
④[英]Fairclough, Norma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1995) Longman London
⑤依据Fairclough的解释，抽象名词discourse译为“话语”，指作为社会生活要素的语言等各种记录符号现象；而复数的discourses则更加具体，指呈现世界某一部分的方法，故笔者在本文中将其译为“话语视角”。
⑥[英]Fairclough, Norman：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2003) Taylor & Francis Group
⑦[英]WodakR：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英]Wodak and Meyer(eds.)：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63-94，(2001) London: Sage
⑧其中《朝鲜日报》用http://srchdb1.chosun.com/pdf/i_service/pdf_SearchList.jsp，《东亚日报》用http://news.donga.com/Pdf进行检索。
⑨日本外务大臣的记者会实录通过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kaiken/gaisho/index.html，财务大臣的记者会实录通过http://www.mof.go.jp/public_relations/conference/index.html采集。
⑩http://www.mofa.go.kr/news/briefing/index.jsp?mofat=001&menu=m_20_10
[11]http://mosf.go.kr/nw/nes/nesdta.do;jsessionid=A57sBB0lLV9hHhOYg-DXnu9n.node10?bbsId=MOSFBBS_000000000028&menuNo=4010100
[12]在2013年10月提到AIIB设立构想的只有《朝日新闻》（2013年10月10日早报国际版）。
[13]受篇幅所限，仅提供翻译文本，排序号码为笔者标注。
[14]Fairclough借鉴了Laclau and Mouffe针对政治性权威提出的“等价性与差异性”的概念，指出差异的逻辑是“在物质、实体、集体等之间创造和增大差异的倾向”，而等价的逻辑则是“通过将它们表现为等价物而使差异消亡”(Fairclough2003)
[15]原文请参考http://mosf.go.kr/nw/nes/detailNesDtaView.do?searchBbsId1=MOSFBBS_000000000029&searchNttId1=OLD_4091064&menuNo=4010200
[16]2015年5月21日，在东京举办的“第21届国际交流会议 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安倍首相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总规模高达1100亿美元。
[17]报道分别为：2015年6月30日《读卖新闻》早报9版； 《朝日新闻》早3版；《东亚日报》A8版；《朝鲜日报》A1版。
[18]例如《朝日新闻》2015年4月12日早报1、2版的报道。
[19][日]日本新闻协会：《日本新闻年鉴2018》，pp400－404（2018）
[20][英]Graber A. Doris: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7th edition，(2005) CQ Press
[21][美]Paletz L.David & Entman M. Robert：《Media power politics》，pp.231-234（1981）Free Press
[22]比如[美]LambertDonald A：《Foreign Correspondents Covering United States》，《Journalism Quarterly》pp.349-356(1956) 33(2)；[荷]Kester Bernadette: 《The art of balancingForeign correspondence in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Russian Case》，《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72(1):51-69 (2010)；[美]Wu, H. Denis and Hamilton, John Maxwell《 U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hanges and Continui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VOL.66(6):517-532 (2004) SAGE PUBLICATIONS
　　
鲁诤系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观光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