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蒋淑君 宋晶
　　【本文提要】在“一带一路”的传播中，新闻框架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本文采用两种关于“一带一路”新闻的框架对中国和阿联酋的大学生分别进行分组实验研究。研究发现新闻框架对单个中外大学生认识“一带一路”都有显著影响，阅读个人框架会加强读者对政策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评价，而阅读社会框架会加强读者对政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评价。在中外大学生的对比实验中，两种新闻框架下，我国大学生对“一带一路”的评价都高于外国大学生。对中国大学生来说，阅读个人框架比阅读社会框架的“一带一路”新闻更加有助于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积极评价，而对外国大学生来说，无论阅读哪种框架，都对政策各方面的评价有所提高。本文在对外传播的框架效果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并对我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更有效进行对外传播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闻框架 心理距离 “一带一路” 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G201
　　
一、研究缘起和文献回顾
　　新闻框架（news frame）是近二十年来新闻与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框架生产、框架文本和框架效果等方面。在框架生产领域，主要研究新闻生产者在传播实践中如何建构新闻框架；①在新闻文本领域，主要研究新闻对某一主题或议题的报道突出采用了哪些框架以及每个框架的特点；②在框架效果领域，主要研究新闻框架对新闻接受者，即受众的影响。③了解新闻框架的生产过程、文本内容和效果影响对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在我国对外传播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框架生产和新闻文本，而对不同新闻框架的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却非常少。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成为我国对内、对外传播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认知研究主要关注普通公众、社会精英和智库的认知以及媒体的报道和呈现。公众认知主要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进行考察，比如国际民调机构的调研发现虽然非洲不同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有分化，但是非洲民众整体对中国认可度高、对“一带一路”建设给予肯定。④
　　精英认知主要通过访谈和调研结合的考察方式，比如顾强通过2015年和2016年两次到越南进行访谈和问卷调研，发现越南官方层面经历了从怀疑到谨慎欢迎的过程，学者层面欢迎与疑虑并存，而商界与普通民众层面则对“一带一路”不关心或不甚了解。⑤智库认知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比如从智库报告中考察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和战略意图、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分析和讨论等。⑥“一带一路”媒体报道的研究主要以内容分析为主，不少研究考察了新闻框架文本，比如杨文睿和王伟分析了《澳大利亚人报》和《悉尼先驱导报》中“一带一路”的新闻议程和报道框架；⑦李剑欣和栗兴维依据台湾学者臧国仁对新闻报道框架的划分标准，对俄罗斯媒体报道中的中国“一带一路”形象建构进行低、中、高三个层次框架的考察；⑧侯迎忠和蔡思岚选取了《南华早报》、《经济日报》和《明报》三家媒体，分析其“一带一路”报道的新闻框架，通过内容分析呈现港媒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观点演变与典型解读。⑨也有的研究探讨了框架的成因或影响因素，比如赵艺扬以框架理论为背景分析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发现其充分利用“媒介事件”塑造国家形象，主打官方信息，注重多元声音，重点塑造中国经济形象和积极负责的大国形象；⑩张莉和陆洪磊从国际新闻国际化和本土化角度研究一带一路议题的报道，指出在国际新闻生产领域，媒体的市场定位比阶层定位更影响报道框架。[11]这些研究无疑对于我们了解“一带一路”的海外认知以及国际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些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不同报道框架如何影响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我们如何将新闻框架和公众认知结合起来探讨“一带一路”的传播效果？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少见，这样的问题也尚未得到回答。为了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们有必要着重研究新闻框架对“一带一路”传播效果的影响。
　　具体来说，本文致力于回答的研究问题是：（1）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不同新闻框架如何影响读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2）不同新闻框架的“一带一路”报道对中外读者的影响有何差异？（3）什么样的新闻框架对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评价更有影响？
　　本研究以中国和外国大学生为受众对象，通过把受众对象分为框架A组，框架B组和零框架组（即控制组）分别在中国和阿联酋进行实验研究，以分析不同新闻框架对“一带一路”的传播效果，并探讨其对我们更有效进行对外传播的启示。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新闻框架效应和国际议题传播
　　新闻的框架效应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理论基础之上，麦奎尔在他对媒介效果理论的梳理中指出，媒体报道以某种框架（frame）形式对社会现实进行建构而对受众产生影响。[12]因此，大多数研究对新闻框架的定义常常追溯到戈夫曼认为的框架是人们组织社会经验从而理解社会的方式。[13]塔奇曼将其引入媒介领域，把框架看作新闻的重要特点，认为新闻框架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14]几十年来，学者们从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探讨框架效应，这也造成框架概念的边界不清。[15]因此恩特曼指出，把框架作为一个研究范式需要统一框架的概念。他从传播学角度定义新闻框架，认为框架是选择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报道中更加突出，从而可以帮助界定问题，诊断原因，道德判断和建议解决方案。[16]学者们从传播学角度进一步论证框架效应，认为媒体的新闻框架可以转化为受众的认知框架，尤其是受众个人层面的框架效应（individual-level effects of framing），从而影响个体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17]在国际新闻的报道框架上，Ruigrok和van Atteveldt的研究发现，国际新闻报道常常关注国际事件与本土的关系，强调事件对本国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和意义。[18]同时，国际新闻也常常使用与个人相关的框架，通过个人化、情感化的报道影响受众对国际事件的评价。[19]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受众产生影响。Valkenburg等人通过给荷兰受访者关于启用欧元的四种新闻框架的实验研究，考察启用欧元对荷兰人来说的冲突框架（反对欧元与否）新闻、个体利益框架（对个人换汇是好是坏）新闻、责任框架（政府是否有责任）新闻和经济结果框架（用欧元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新闻，发现四种新闻框架对受众有关启用欧元的认知有不同影响。[20]Kümpel和Haas的实验研究比较了机会和风险两种新闻框架对个体认知玩游戏的影响。[21]在与政策相关的信息传播中，强调政策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结果，从受众心理上会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特别是影响受众对政策的支持度。[22]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强调共同发展和民心相通，因此不少“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新闻框架中强调国家社会和民众个体两个方面。那么，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新闻框架的报道是否也会对我国和他国受众对该倡议的认知和支持有影响呢？我们的研究也将着重分析有关“一带一路”报道的这两种不同新闻框架的传播效果。
　　（二）社会框架和个人框架
　　Nan指出，新闻的社会框架（societal frame）是指新闻信息强调政策或倡议与社会利益一致或者不一致，而新闻的个人框架（individual frame）则是指新闻信息强调政策或倡议与个人利益一致或者不一致。[23]用环境议题中的鼓励上下班采用公共交通为例，社会框架报道强调上下班采用公共交通比自己开车可以给整个社区提供更好的空气环境，而个人框架报道则会强调上下班采用公共交通比自己开车可以给个人提供更好的空气环境。在新闻报道中强调政策对社会或个人带来的有益结果有助于提高受众对政策的积极评价，从而对政策采取支持态度。研究表明，在风险传播中，新闻框架会影响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对风险的认知。[24]Hooft等人发现儿童肥胖症长期以来被瑞典媒体采用个人框架进行报道，认为儿童肥胖主要是儿童或者父母的个体因素造成的，而近年来媒体更多把儿童肥胖的原因归于社会经济因素，采用社会层面框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25]新闻的社会框架强调事件或议题对社会的影响时诉诸更多人的利益，比如在健康危机的前期预防阶段常常使用社会问题的新闻框架报道流行性感冒，[26]而新闻的个人框架在强调事件或议题对个人有益时则常常采用个人的故事或诉诸情感的方式来呈现主题。[27]“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28]它通过具体的互联互通项目“推动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同时可以“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29]因此，如果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强调“一带一路”项目有利于沿线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或者沿线国家中某个社会区域的发展，我们将这类报道称为“一带一路”的社会框架报道；如果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强调“一带一路”项目有利于沿线国家中民众的个人利益和发展，我们将这类报道称为“一带一路”的个人框架报道。根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应，[30]我们假设：
　　H1a：新闻框架对政策评价有影响，阅读“一带一路”个人框架新闻加强读者对政策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正面评价。
　　H1b：新闻框架对政策评价有影响，阅读“一带一路”社会框架新闻加强读者对政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正面评价。
　　（三）心理距离和解释水平理论
　　为了考察不同新闻框架的对外传播效果，我们以我国读者作为参照，对中外两个国家的受众进行比较研究。为此，我们引入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这个参照变量。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因此我国读者对该政策的心理距离较近，而外国读者对该政策的心理距离较远。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认为，心理距离对于解释水平变化有影响，对于心理距离远的事物，人们的解释会更抽象、更扼要和去语境化，而对于心理距离近的事物，人们的解释会更具体、更有细节和语境化。[31]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时间（temporal）、空间（spatial）、人际社交（social）等维度的距离也是影响心理距离的要素。[32]学者们发现心理距离的解释水平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有影响。Tomi'c等人的研究发现，心理距离的解释水平理论和认知闭合需求理论（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对印象形成（impression formation）有重要影响，[33]Tan发现根据旅游目的地特征和心理距离的不同，旅行者对传统口碑评价、社交媒体口碑评价和网络口碑评价有不同程度的依赖，[34]而Lee等人的研究发现心理距离近更有可能使个体参与到社交媒体发起的运动中。[35]鉴于此，在各个维度上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可能更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语境，对它的认识和解释可能更具体，更容易理解“一带一路”的意义，故而对它的各方面评价可能更高；而心理距离远的阿联酋大学生不太容易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具体语境，对它的认识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一带一路”的意义，故而对它的评价可能不太高。因此，我们假设：
　　H2：心理距离对政策评价有影响，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各方面的评价高于心理距离远的阿联酋大学生。
　　根据Nan对新闻的社会框架和个人框架的论述，采用社会框架的新闻一般比较抽象和去语境化，而采用个人框架的新闻一般比较具体和语境化。[36]而Shah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接触个人框架的信息比接触社会框架的信息更有可能使读者对所阅读的议题产生具体和细节化的认知。[37]因此，我们推论“一带一路”的社会框架新闻更有可能会影响心理距离远的阿联酋大学生对“一带一路”的评价，而“一带一路”的个人框架新闻更有可能会影响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对“一带一路”的评价。我们的第三组研究假设是：
　　H3a：阅读个人框架新闻后，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对政策评价高于阿联酋大学生。
　　H3b：阅读社会框架新闻后，心理距离远的阿联酋大学生对政策评价高于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
　　
三、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闻框架如何影响中外受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根据框架理论和解释级别理论，实验设计了三套问卷，前两套问卷分别采用了两种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框架——个人框架（A组）和社会框架（B组），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采取了阅读新闻的前测和后测；第三套控制组（C组）问卷不采用任何新闻框架，即零框架，只对政策评价做一次测量。
　　本研究的实验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的阿联酋进行。选取阿联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中东是“一带一路”上最有发展潜力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至今还有战争的地区。阿联酋是中东地区最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融入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关切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并积极参与本地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解决。（2）阿联酋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合作伙伴。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阿联酋是积极响应和参与的中东国家之一，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阿联酋位于“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与中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六年来，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越走越实，经贸纽带越拉越紧。阿联酋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则是阿联酋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金融、产能、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成果喜人。阿布扎比陆海石油区块特许经营权项目、哈利法港集装箱码头、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等项目合作均已取得显著进展。（3）2018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阿联酋进行了国事访问，是29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对阿联酋的首次访问，也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中东，对提升中阿关系水平，推动海湾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会面，两国元首一致决定，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有利于巩固和深化各领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在此框架下，双方同意重点加强政治、经济和金融、教育和科技、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油气合作、军事和执法安全、人文、领事合作和便利人员往来、战略伙伴关系执行机制九个领域的合作。
　　在新闻框架的选取方面，由于研究在中国和阿联酋两个国家进行，研究者收集了从2015年至2018年间中国和阿联酋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经研究者对所搜集的新闻报道的共同考量，在两国媒体上各选取了一则个人框架的新闻和一则社会框架的新闻。选取的个人框架新闻是有关华商在迪拜手机零售市场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由于迪拜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承接了非洲大部分地区、中东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和欧洲少数国家的贸易，华商依靠迪拜这个中转地，其手机零售批发业务不仅方便阿联酋居民购买质优价廉的中国手机，而且生意辐射到非洲、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取的社会框架新闻是有关中国公司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签署的3亿美元（约合2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加强双方在哈里发港自由贸易区地区的经济联系，刺激阿联酋的经济多元化计划，加速中国与阿联酋之间的贸易，体现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研究者对新闻进行了中英文改写。改写后的两则新闻，由两名学者对新闻的内容、写作、结构和情境四个变量进行了一致性评估。评估在从1（完全不一致）到5（完全一致）的5点量表上进行，评估结果中这四项都是4或者以上，显示中英文两则新闻具有一致性。
　　在政策评价的测量方面，实验问卷采用了同一套问题，对A组和B组进行了前测和后测，目的是确定前后评估的差异是由实验的刺激（不同的新闻框架）引起，而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由于问卷较短，一般受访者可以在10-15分钟内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受访者最明显的区别是新闻的个人框架（A组）或社会框架（B组），因此，我们可以把受访者个体方面的其他影响排除在外。政策评价包括对本国利益、沿线国利益、沿线国个人利益和自我利益四个方面的评价，即（1）“一带一路”倡议会给中国发展带来利益。（2）“一带一路”倡议会使沿线国家受益；（3）“一带一路”倡议会使沿线国家的个人受益；（4）“一带一路”倡议会使我受益。评价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
　　（二）样本选取和实验过程
　　实验在两国各选取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进行，实验对象是在校大学生。问卷语言采用中国高校和阿联酋高校的主要授课语言，即在中国采用中文，在阿联酋采用英文。参与实验的学生来自于两校的本科生通识课，选取通识课是为了使学生样本具有最大的代表性，能涵盖各个专业背景的学生，增加抽样的外部效度。2018年3-4月间，研究者分别在这两所大学通过本科通识课程授课教师的协助，利用课堂时间，按照上课学生人数，将学生随机分成人数相当的三组发放三套问卷，三组学生彼此并不知道三套问卷的差异。研究者向学生们介绍了注意事项，学生们独立回答问卷，并按顺序进行答题，问卷平均耗时10-15分钟，答卷结束，由研究者收回问卷。
　　在中国大学，共收到有效问卷185份，这些学生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分布为：男生占61%，女生占39%；大一学生占2.2%，大二占78.4%，大三占17.3%，大四或以上占1%；其中阅读个人框架新闻的A组问卷62份，阅读社会框架新闻的B组问卷66份，控制组问卷57份。在阿联酋大学，共收到有效问卷167份，男生占38%，女生占62%；大一学生占20%，大二占16%，大三占20%，大四占23%，其他占17%；其中阅读个人框架新闻的A组问卷57份，阅读社会框架新闻的B组问卷56份，控制组问卷54份。
　　由于实验分别在中外两个学校的通识课进行，两个学校的男女生不均衡的性别比例和年级比例，直接影响到了样本中男女比例的不平衡和年级比例的不一致。中国的大学是一所工科强校，男女生比约2:1；阿联酋的公立大学男女生比例约1:4，男女生分开授课。由于实验条件所限，我们无法对男女性别比例和学生年级比例进行人为控制。数据检验结果也显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阿联酋，性别和年级这两个人口变量不对政策的各项评价造成影响。
　　
四、研究发现
　　为了检验第一组假设有关社会框架和个人框架新闻如何影响中外受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在中国大学，我们用单因子方差分析（ANOVA）检验实验前测，比较阅读个人框架新闻的A组，阅读社会框架新闻的B组和不读新闻的C组大学生对政策的各项评价，结果显示三组不存在任何显著差异（p >0.05），这表明在接受新闻阅读刺激前，三组学生对政策评价无差异，满足实验前提条件。
　　在比较A组和B组实验前后，中国大学生在“一带一路”倡议多大程度上会给中国发展带来利益、会使沿线国家受益、会使沿线国家的个人受益，和会使我受益四个方面的评价均值上，我们发现阅读个人框架新闻后，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使他国个人受益和我受益这两方面的评价都有所提高；而阅读社会框架新闻后，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会给我国带来利益和会使沿线国家带来利益两个方面的评价也有所提高。具体而言，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阅读个人框架新闻后，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他国个人利益的评价加强（前测M=3.92SD=0.97，后测M=4.11SD=0.88，t(60)=-2.052，p<0.05），即个人框架的新闻刺激对政策的个人利益评价具有显著影响。（表1　表1见本期第53页）所以H1a在中国大学生的实验研究中被支持。配对样本T检验还显示，阅读社会框架新闻对政策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前测M=4.12SD=0.76，后测M=4.38SD=0.58t(65)=-3.910，p<0.001）和有利于沿线国家利益的评价都加强（前测M=4.14SD=0.76，后测M=4.35SD=0.57t(65)=-3.584，p<0.01），即社会框架新闻的刺激对政策的国家利益的评价有显著影响。（表2　表2见本期第54页）H1b在中国大学生的实验研究中也被支持。
　　在阿联酋大学生中，我们用单因子方差分析（ANOVA）检验实验前测，比较读个人框架新闻的A组，读社会框架新闻的B组和不读新闻的C组大学生对政策的各项评价，结果同样显示三组不存在任何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在接受新闻阅读刺激前，三组学生对政策评价无差异，满足实验前提条件。
　　在比较A组和B组实验前后，阿联酋大学生在“一带一路”倡议四个方面的评价均值上，我们也发现阅读个人框架新闻后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个人利益方面的评价均有所提高，阅读社会框架新闻后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家利益方面的评价也都有所提高。（见表2）具体而言，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阅读个人框架新闻对沿线国家个人有利的评价加强（前测M＝3.20，SD＝0.95，后测M＝3.60，SD＝1.21，t(54)=-2.189，p<0.05），对自我有利的评价也加强（前测M＝3.13，SD＝1.04，后测M＝3.69，SD＝1.10，t(54)=-2.935，p<0.01）。可见，个人框架新闻对政策的个人利益的评价有显著影响，因此H1a在阿联酋大学生的实验研究中也被支持。此外，我们发现阿联酋大学生在阅读个人框架新闻后，对国家利益的评价也加强。具体而言，对阿联酋国家利益的评价实验前测（M＝3.33，SD＝1.11）显著小于实验后测（M＝3.98，SD＝1.19），t(54)=-3.632，p<0.01；对沿线国家的利益评价实验前测（M＝3.31，SD＝1.00）也显著小于实验后测（M＝3.84，SD＝1.20），t(54)=-3.179，p<0.01）。（表3　表3见本期第54页）同时，配对样本T检验还显示，阅读社会框架新闻增强受众对“一带一路”有利于阿联酋国家利益的评价（前测M＝3.33，SD＝1.27，后测M＝4.17，SD＝1.06，t(53)=-4.766，p<0.001）和其他沿线国家利益的评价（前测M ＝3.51，SD＝1.18，后测M＝4.05，SD＝1.03，t(54)=-3.105，p<0.01），即社会框架新闻的刺激对“一带一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评价有显著影响，因此H1b在阿联酋大学生的实验研究中也被支持。此外，阿联酋学生在阅读社会框架新闻后，对个人利益的评价也加强。如对沿线国家个人利益评价的实验前测（M＝3.30，SD＝1.12）显著低于实验后测（M＝3.85，SD＝.99，t(52)= -3.229，p<0.01）；对自我利益的评价实验前测（M＝2.95，SD＝1.24）也显著小于实验后测（M＝3.52，SD＝1.11），t(55)=-3.028，p<0.01。（表4　表4见本期第54页）由此可见，对于阿联酋大学生，无论读到个人框架还是社会框架新闻，对政策的各方面评价均有显著提高。
　　为了检验第二组假设，考察心理距离对政策评价的影响，我们对中阿两个国家的大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进行比较。
　　描述性结果显示，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他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会使我国受益（M=4.12）和会使沿线国家受益（M=4.15）方面的评价都高于他们对该倡议会使沿线的他国个人受益（M=3.79）和会使我受益（M=3.22）的评价。可见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对他们来说是一项国家战略，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可以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使我国和沿线的他国受益。然而， 对他们个人来说，“一带一路”可能是比较遥远的，中国大学生并没有觉得“一带一路”倡议会给他们自身带来较多益处（三组均值只有3.22，接近于中立）。对于阿联酋大学生而言，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四个方面的评价都不高，均值在3.01-3.34之间，靠近中立。可见，在实验前，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不多，也并没有特别积极的偏好。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对该政策对本国利益、沿线国家利益、沿线国家个人和自我利益四个方面的评价中，前三项都显著高于阿联酋大学生的评价；即在对本国利益评价中，中国M＝4.12，SD＝.76，阿联酋M＝3.30，SD＝1.22，t(264.04)=7.43，p<0.001；在对沿线他国利益评价中，中国M＝4.15，SD＝.76，后测M＝3.34，SD＝1.15，t(277.85)=7.65，p<0.001；在对沿线国家个人利益评价中，中国M ＝3.79，SD＝.91，后测M＝3.19，SD＝1.07，t(344)=5.71，p<0.001。只有最后一项，在对自我利益的评价中，两国学生不具有显著差异。（表5　表5见本期第55页）所以研究假设H2基本成立。
　　第三组研究假设检测心理距离和新闻框架的共同影响，我们采用实验后测的两国比较。 在个人框架下，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关于“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及个人利益的评价都高于心理距离远的阿联酋大学生，且有显著性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对沿线他国利益评价中，中国M＝4.23，SD＝.82，阿联酋M＝3.82，SD＝1.19，t(96.06)=2.13，p<0.05；在对沿线国家个人利益评价中，中国M＝4.11，SD＝.87，阿联酋M＝3.61，SD＝1.19，t(101.9)=2.59，p<0.05；而在政策对我国利益和自我利益两个方面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别，所以假设H3a被部分支持。（表6　表6见本期第56页）
　　在社会框架下，心理距离对中阿两国大学生在政策的各项评价上都没有显著差距，所以假设H3b不被支持。
　　这个结果表明，当新闻框架和心理距离同时作用时，阅读个人框架的“一带一路”新闻能对心理距离远近不同的受众对政策的评价产生不同影响，即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对政策评价高于阿联酋大学生；而阅读社会框架的新闻，无论对心理距离远还是近的受众，影响都无差别。
　　
五、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因此，研究什么样的新闻框架能够产生积极的对外传播效果十分重要。然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1）研究内容上，深入探析了新闻框架对“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效果的影响；（2）研究方法上，使用在两个国家实施实验的方法， 控制新闻框架的刺激，并增加了心理距离层面的考察；（3）研究视角上，采用中外比较的视角，这样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新闻框架在中国议题的对外传播中如何对中外受众产生不同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制定有别于对内传播的更有效的对外传播策略。正如塔奇曼所指出的，新闻框架是人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38]媒体的新闻框架可以转化为受众的认知框架，从而影响个体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39]本研究通过实验的方法，有效地把新闻框架和受众的政策评价结合起来，补充了一带一路相关研究中对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的单一维度考察。
　　通过对中国大学生和阿联酋大学生的实验调研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阿联酋，关于“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国际议题的不同新闻框架报道会在受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评价上产生显著性影响。阅读个人框架的“一带一路”新闻会增加受众对政策在个人利益方面的评价，使受众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自我和沿线国家他人的个人利益；阅读社会框架的“一带一路”新闻会增加受众对政策在国家利益方面的评价，使受众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受众本国和沿线他国的利益。值得关注的是，框架的区别影响只在心理距离近的受众中成立，而对心理距离远的外国受众，无论是阅读个人框架还是社会框架新闻，各项评价在阅读后都比阅读前有显著提高。这表明，对心理距离远的外国公众，有没有读到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比读什么新闻框架下的“一带一路”新闻更重要。只要阅读关于“一带一路”的正面新闻报道，都会使他们对政策各方面的评价有所提高。
　　此发现从理论上推进了传统框架理论，[40]增加了心理距离的维度，即框架理论不能对受众一概而论，受众的心理距离会影响框架的效果；从实践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传播有着启示意义，即我们首先需要区分国内公众和国际公众。“一带一路”对国际公众而言，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事物，针对他们的传播，增加“一带一路”报道的可见度非常重要。
　　此外，受众与政策心理距离的远近对政策评价也有显著性影响：心理距离近的受众，即中国大学生，对政策相关的本国和沿线他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沿线他国个人利益的评价均高于心理距离远的阿联酋大学生对政策的评价，但是对政策自我利益方面评价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政策的国际性有关，很多人认为对外政策是国家大事，而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度小。外国公众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心理距离较远，在心理距离和新闻框架两个因素共同影响下，我们发现，阅读个人框架的新闻时，心理距离对政策评价有显著影响，心理距离近的中国大学生对政策的沿线他国利益和沿线他国个人利益评价均高于心理距离远的阿国大学生；而阅读社会框架的新闻时，心理距离对两国大学生在政策的各项评价上的差异不具有显著性。研究发现，采用个人框架比采用社会框架更有助于个体对“一带一路”的评价。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这些合作的成果既可以通过社会框架新闻也可以通过个人框架新闻呈现出来。我们的研究论证了新闻框架对公众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采用社会框架报道新闻，有助于读者提高政策有利于国家利益方面的评价，采用个人框架报道新闻，有助于提高政策有利于个人利益方面的评价。这说明，好的“一带一路”传播效果是可以用建构新闻框架的方法进行引导的。因此，对于“一带一路”的传播，我们可以根据国内公众和国际公众的情况，针对不同受众的传播需求确定传播的新闻框架，量身定制，以获得更多对政策的支持。
　　再次，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对于中国公众还是外国公众，阅读个人框架下的新闻对提高“一带一路”的评价都比社会框架下的新闻有积极影响。因此，对于“一带一路”的传播，建议可以多采用个人框架的呈现方式，积极引导，以促进我国公众和外国公众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民心相通。
　　本研究主要通过新闻框架和心理距离两个变量对国家政策议题和国际传播的效果做初步和探索性的研究。研究设计还有待改进，实验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也需要更多检验。本研究以中国和阿联酋两所综合性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为实验调研对象，不能完全做到严格的代表性随机样本的抽取，因此本研究的结论仅限于大学生群体。本研究的外国公众只选取了阿联酋的大学生，是否可以推论到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控制实验方法如果可以在问卷后与访谈结合起来，将会使研究结果更丰富和更有说服力。这些研究局限将是我们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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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蒋淑君系阿联酋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晶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研究助理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盟媒介语境中的‘一带一路’与提升我国对欧传播力研究”( 项目编号: 17BXW044) 和香港浸会大学研究项目“受众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项目编号：ERS_2016_549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