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可 孟筱筱 宋锋森
　　【本文提要】官方媒体的职责与使命是在新闻生产上对民间媒体起舆论引导作用，并与之实现良性互动和共赢。本文以官方媒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与民间媒体“非遗星球”两大公众号为样本，使用数据挖掘技术采集了两者自创立以来的报道文本，以内容分析法对比了它们在新闻生产中的特征与差异。研究发现，新闻场域的惯习一方面导致了官方与民间媒体在新闻生产上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官方与民间媒体之间的互动程度。本研究对官方媒体如何引导民间媒体，形成互补共赢的发展模式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新闻生产 惯习 官方与民间 社交媒体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要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①在传统的媒体格局中，常常由于官方与民间传播立场、模式和策略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容易形成两大舆论场的冲突甚至对立。在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的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冲突更加凸显。所以，如何促进两大媒体之间的互补和共赢对于做好新闻舆论工作至关重要。
　　文化传播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简称“非遗”）的新闻生产和传播工作。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非遗传播从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神坛”走向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舞台”。民间社交媒体的介入和嵌入使文化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在非遗传播所代表的文化新闻报道中，官方和民间社交媒体（本文简称“官媒”和“民媒”）是否在具体新闻生产上存在差异、冲突和对立？官媒和民媒在非遗新闻生产上的对比研究对其他类的新闻生产有什么样的启示？基于此，本文将从两大非遗公众号切入，运用大数据的方法，从实证上探究官媒与民媒的新闻生产策略和效果，以期通过对官媒与民媒的对比研究，探寻文化类新闻报道与其他类新闻报道的共性与差异，为促进构建官媒和民媒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提供学理和策略上的支撑。
　　
二、文献综述
　　（一）社交媒体的新闻生产
　　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看，传统的新闻生产是高度常规化且有固定模式可循的，所以新闻生产者能够将大量意外事件进行常规化处理。②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种新闻生产的固定模式就是一种惯习（habitus）的体现，而惯习本身既受到场域的制约，又对场域有认知建构作用。③新闻场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生产的一个亚场域，是由不同位置形成的开放型关系网络。④惯习是“新闻场域的产物又寄居在从业者身上并通过指导新闻实践而不断强化或调整自己的结构”。⑤惯习不仅形成于传统媒体时代，也体现在社交媒体时代。微信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不仅是社交应用的基本工具也是新闻生成的空间。⑥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微信公众号的兴起“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进而“模糊了时新性、真实性、事实与意见、专业与业余、公共与私人等传统新闻生产所依赖并强化的固有边界，因而表征了全新的新闻范式”。⑦
　　由于受到自身定位的限制，主流媒体的微信新闻生产的主要特点是，在态度性话语表达上将“诉诸逻辑”与“诉诸情感”相结合，在语境上整体仍坚持权威理性的话语风格。⑧由此可观，社交媒体的新闻生产遵循场域理论的基本假定，同时也表征了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新范式。
　　（二）社交媒体的内容传播
　　在社交媒体日益嵌入公众生活的今天，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内容传播已成为一大研究热点。研究者们多从媒体发文标题、发布形式、发文量、发文时段、页面设置、互动性等角度切入，讨论新闻媒体如何迎合用户需求、提升传播效果，并从媒体主体的角度总结出了发文时段全覆盖、标题创新、品牌形象建设、立体化传播等传播手段，从受众客体的角度总结了页面设置、互动交流等手段。⑨这些研究发现为本文的研究框架提供了参考，为如何分析大数据挖掘的全文本报道提供了依据。
　　（三）官方和民间的非遗传播
　　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官媒与民媒在传播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⑩在新媒体兴起之后，由于民媒不信任官媒，官媒回避民媒的质疑和诉求，社交媒体场域的传播失灵现象常常出现。[11]但是，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与以微博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在公益传播领域找到了交集，并开始进行良性互动。[12]这种良性互动促进了官媒与民媒在传播上的功能互补。
　　学界对官媒与民媒非遗传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等三方面。传播主体方面的研究强调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等官方机构、非遗传承人和社会公众等民间群体在非遗传播中的重要作用；[13]传播渠道方面的研究强调官方和民间利用网站媒介和手机媒介等的传播潜力；[14]而传播内容方面的研究强调民间网络用户的创造性。[15]但以上研究多是学理论述，缺乏实证材料支持。仅有雷霞基于乞巧节的个案，研究了非遗文化中的仪式传播，发现传统的乞巧节文化在民间与官方的博弈下在被强化的同时，也在共时性地被消解。[16]综上所述，我国当下的非遗传播研究更多是学理上的论述或对个案的定性研究，定量尤其是大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从新闻生产角度对非遗新闻进行的内容传播策略研究相对薄弱，从两个舆论场视角对两大媒体在非遗报道上的异同辨析有所不足，同时对两大媒体在文化类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类公众号的对比研究有所欠缺。
　　因此，本文的中心议题是官方和民间社交媒体在新闻生产上的差异与互补。故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文化类公众号的新闻生产是否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新闻生产模式？
　　研究问题二：官媒与民媒在新闻生产内容、方式和效果上有何差异？
　　研究问题三：本文就官媒和民媒在文化类的新闻生产上的对比研究对其他类的新闻生产有何启示？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Python语言通过http方式抓取网页内容，使用正则表达式过滤出有用数据，并利用分析统计和文本聚类进行数据分析。
　　（一）数据挖掘方法
　　1.样本选择
　　本研究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以下简称“非遗中心”）和“非遗星球”两大公众号作为官方和民间社交媒体的代表。其主要考虑是，在有关非遗报道的专业类媒体中，“非遗中心”由中国文化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科研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中央级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它旨在提供非遗领域的资讯传播、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资源展示、学术交流等服务，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官媒的代表。而“非遗星球”则由鼎坤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创办，自定义为“全球非遗爱好者共享社群平台”。本文通过查询多家公众号后发现，“非遗星球”的关注量、阅读量等在民间创办的微信公众号中首屈一指，因此可以将其作为民媒的代表。
　　截至2019年1月10日，“非遗中心”（2017年5月8日创立）关于非遗的报道共320篇，“非遗星球”（2015年6月13日创立）的报道共391篇。本文抓取了这些报道作为分析样本。
　　2.数据采集
　　本研究在手机上设置IP代理，利用Charles工具获取https的请求参数，利用爬虫程序和正则表达式过滤出有用信息。抓取的内容包含文章发表时间、文章标题、文章关键字、文章阅读量、文章点赞数、文章评论内容、文章内容。本文利用“结巴”中文分词库对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进行分词，根据停用词表去掉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词语或者符号，筛选出有具体含义的文章分词。为了对文章进行分类，本文利用kmeans聚类方法对不同阅读量的文章进行聚类分析，并利用TF-IDF算法计算出每篇文章中分词的TF-IDF值，筛选出TF-IDF值排名前10的分词。本文认为，这10个分词能很好地代表该文章的主体思想，能较好地分析文章与文章之间的差别。
　　（二）数据分析思路
　　已有文献在研究不同媒体的新闻生产差异时，多采用抽取少量新闻文本进行比较的办法，这难免有失偏颇。传统的定量研究通常是对文章标题及内容进行词频分析，这种仅仅对变量的整体描述是不够充分的，因此本文采取词频共振分析（相当于相关性分析）及多次分类分析（相当于交互作用）等手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首先，从新闻生产内容角度，对两大微信公众号的非遗信息进行一般词频、共振词频和分篇幅的词频分析，并结合内容分析，考察两大媒体的具体差异；其次，从新闻生产方式角度，对两大微信公众号的发文时段、报道专题和文本引用进行具体剖析，探究两者的互补关系；最后，从新闻生产效果角度，对两大微信公众号的页面设置和用户互动效果进行分析，诠释它们在新闻生产上的效果差异。
　　
四、数据结果分析
　　（一）新闻生产内容
　　1.一般词频分析
　　本文从两大公众号的文章标题和内容中各提取了出现频率最高的五个词语（“非遗”本身除外）。“非遗中心”的标题词频最高的五个词语是“保护”、“专题”、“传承”、“国家级”和“代表性”；内容词频最高的是“保护”、“传承”、“工作”、“项目”和“传统”。“非遗星球”的标题词频最高的五个词语是“头条”、“早餐”、“资讯”、“非遗人”和“赋能者”；内容词频最高的是“传承”、“传统”、“技艺”、“作品”和“活动”。
　　可见，两者在新闻生产内容上各有侧重，呈现出不同的话语色彩。“非遗中心”在传播目的上更侧重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在定位上更强调国家层面，在话语色彩上更强调官方的权威性，在活动的介绍上多强调专题活动和项目建设。而“非遗星球”在传播目的上更强调对非遗的传承，在定位上既强调国家层面也关注地区非遗，在话语色彩上更强调民间色彩和非遗传承人的草根性，在活动介绍上多关注贴近生活的体验项目。
　　2.共振词频分析
　　词频共振分析可以识别标签化的现象，以更好地把握官媒与民媒的细微差异。在“非遗中心”的报道中，与非遗共振的词频最高的是“纪录片”、“访谈”、“保护”、“专题”、“展示馆”和“国家级”等；在“非遗星球”的报道中，与非遗共振的词频最高的是“头条”、“发现”、“身边事”、“资讯”、“早餐”和“体验”等。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是，“非遗中心”的目的是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因此其多将非遗与具体的保护行动、项目（如纪录片、展示馆）联系在一起，而“非遗星球”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非遗的资讯，帮助民众了解更多的非遗知识，因此其多将非遗与提供参加非遗体验的机会相结合。由此说明，官媒关注的非遗内容更宏观，而民媒则更具体。
　　3.分篇幅的词频分析
　　为了对“非遗中心”与“非遗星球”进行更深入的对比分析，本文比较了两者在不同篇幅下的高频词汇。整体来说，“非遗中心”多数报道的篇幅较长，而“非遗星球”的大部分文章篇幅较短，这说明“非遗中心”的报道更具专业性和深度，而“非遗星球”更具通俗性和浅显。在“非遗中心”的报道中，篇幅较短的文章较多涉及非遗传承人、学术和国际非遗的内容，篇幅较长的多涉及政府、文件、会议。在“非遗星球”的报道中，不论篇幅长短都在关注用户身边的非遗资讯。简言之，“非遗中心”更体现了政府在非遗传播中的核心地位，而“非遗星球”则更体现了民间在非遗传播中的重要性。
　　4.报道框架分析
　　上文的词频分析描述了“非遗中心”与“非遗星球”的基本差异。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两者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发现官媒和民媒在新闻生产内容上的异同。
　　（1）人物报道分析
　　本文以两个公众号对非遗传承人尤其是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物报道为分析对象。之所以选择第五批传承人是因为文化部于2018年5月8日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两大媒体上皆对部分传承人进行了特别报道，两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研究结果显示，两者在报道框架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在页面安排上，“非遗中心”特意为传承人拟定了专题，以近似系列报道的形式集中进行了多篇报道；而“非遗星球”则将这些国家级传承人与其他一般传承人同等对待，只是在既有专题“赋能者说”中进行报道。在新闻内容上，前者主要报道传承人的个人事迹；而后者重点在于介绍非遗项目的历史尤其是创始人本身的贡献和非遗的当下意义，而对传承人的介绍篇幅较少。在新闻效果上，前者使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传承人在进行非遗传承时的艰难，侧重于建构传承人的个人英雄形象；而后者更强调非遗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传承人的事迹一笔带过，呈现出非遗传承的历史责任感。客观来说，上述报道框架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大媒体的矛盾对立，反而展现了官方传播场域与民间传播场域的良性互补。官媒更多地起着“举旗定向、制度导向、价值引导”的作用，民媒则承担起“大众化、普及化、生活化”的功能。进言之，它们都强调了传承和保护非遗的重要性以及民间技艺的特殊地位。
　　（2）新闻短讯分析
　　本文将“非遗星球”的“非遗头条-发现你身边的非遗”和“非遗中心”的“1分钟知非遗事-非遗半月报”作为新闻短讯的分析对象。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两者都属于资讯类型专题，新闻数量较多、篇幅较短、覆盖面较广，在新闻体裁和功能定位上都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首先，按照新闻发布时间由近及远的顺序，本研究在两大专题内各选取了100篇资讯文章进行比较，将每一份完整的文档视为一个分析单元。具体编码包括“是否有图片”、“非遗的地域性质”、“是否是少数民族非遗”、“标题是否有特殊符号”、“标题风格是否严肃”、“文章涉及非遗种类”和“文章主题”七个方面。其次，由两名受培训过的编码员对文本内容进行独立编码。最后，对编码结果进行信度检验，若检验通过，则完成编码，若检验不通过，则在反复讨论后确定编码。李本乾[17]指出，对编码结果进行信度检验的方法包括Holsi指数法、π指数法和Pearson相关系数法三种。本文采用的是Pearson相关系数法，结果显示信度较高（表1　表1见本期第71页）。通过对比两大媒体在各指标上的分布发现，在形式上，“非遗星球”更多地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报道，较多地在标题中采用特殊符号，标题风格较为活泼，而“非遗中心”的标题从不采用特殊符号，语言表达十分严肃；在内容上，“非遗星球”较多关注地区性非遗，但“非遗中心”更关注我国普遍（不分区域或民族）流行的非遗；在主题上，“非遗星球”较多介绍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非遗走校园、进基层等公益活动，而“非遗中心”更多涉及会议、论坛、文件、通知等内容。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词频分析的结果。
　　（二）新闻生产方式
　　1.发文时段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在工作日，“非遗中心”7到9时发文最多，17到20时次之，这与工作日的早晚高峰相重合。而“非遗星球”发文时间多集中在8到10时、11到13时、18到23时之间，这与人们一天的休息时间大致一致。与工作日比起来，两者在休息日的发文篇数大幅减少。这符合官媒和民媒的定位，官媒的行政色彩较强，发文更具专职性和固定规律；民媒的商业化色彩较浓，发文更具用户导向性和灵活性。
　　2.报道专题分析
　　从（表2　表2见本期第72页）可以看出，“非遗中心”的专题较抽象和宏观，而“非遗星球”的专题较具体和微观。在报道侧重点上，“非遗中心”侧重于“文件”、“名录”和“第五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而“非遗星球”侧重在“特别报道”、“资讯早餐”和“赋能者说”上。可以看出，两者都注重对非遗传承人的报道，但“非遗中心”更注重宣传国家发布的文件与资料，而“非遗星球”更注重宣传各种快讯。在专题报道效果上，“非遗中心”的平均阅读量和点赞数较高。因此，两大微信公众号的报道风格和新闻生产方式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这造就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也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传播格局。
　　3.文本引用分析
　　从两者文本引用来看，“非遗中心”主要转载《中国文化报》的报道，其次引用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的内容，而较少引用“清源文化遗产”等民间公众号内容。“非遗星球”的报道多原创少转载，在少量的转载中以“非遗中心”为主要来源。换言之，官媒报道多是对其对应的传统媒体报道的转载，同时也转载了其他官方网站报道，而较少采纳民媒报道。民媒报道多是原创内容，较少转载官媒报道。由此可见，官媒与民媒之间的互引行为仅仅作为一种次要生产方式而存在，两者之间总体互动程度较低。
　　（三）新闻生产效果
　　1.页面设置效果分析
　　在页面设置效果上，“非遗中心”发表的头条新闻平均阅读量、平均点赞数和平均评论数分别为1818、20和7，次条新闻分别为1976、23和4。这说明“非遗中心”新闻的头条效应不显著，它更注重新闻发布的内容，靠内容吸引用户。而“非遗星球”头条新闻平均阅读量、平均点赞数和平均评论数分别为1792、24和16，次条新闻分别为630、9和0.2。这说明“非遗星球”的头条效应显著，它更善用页面设置的手段来吸引用户。由此观之，两大公众号有着不同的设置策略和手段，相应效果也有一定差异。
　　2.用户互动效果分析
　　在用户互动效果上，“非遗中心”的总点赞量、总评论数、平均点赞量、平均评论数量分别为2193、235、6.8、0.7；“非遗星球”的总点赞量、总评论数、平均点赞量、平均评论数量分别为5802、790、14.7、2.0。由此可见，无论是点赞数还是评论数，“非遗星球”都明显高于“非遗中心”。这说明“非遗星球”更贴近生活，更大众化，用户互动效果更强，而“非遗中心”主要被用户作为获取非遗信息的来源，用户互动效果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非遗的官方与民间社交媒体新闻生产在自身定位、传播重点、传播方向和传播风格上均有不同。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新闻生产的内容上，因话语生产的不同，官媒与民媒存在诸多差异，但却丰富了新闻内容。具体来说，官媒内容更宏观，更体现严肃化、专业性和深度性，而民媒内容更具体，更彰显生活化、通俗性和浅显性。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简单对立，民媒的新闻内容不少来自官媒，只是表达话语方式更为简单与生活化，展现出了它们在共同建构中国非遗形象上的共存与相容。布迪厄的新闻场域和惯习观点也说明了官媒与民媒的差异和互补正是惯习的表现，而惯习又制约于整个文化新闻场域的权力结构。在非文化类的新闻报道如突发事件报道[18]中，官媒与民媒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反映了官媒与民媒之间的竞争、抵牾以至抗衡。然而本文研究发现，在文化类新闻报道中，民媒的新闻生产从属于官媒，这深刻反映了官媒影响、引导以至控制民媒的权力关系。这一发现对今后官媒如何更好地引导新闻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在新闻生产方式上，官媒与民媒存在诸多互补，这反映了它们在生产逻辑上的协同。具体来说，官媒更多利用工作日发文、采取设置专题等策略，民媒则更多采用创新标题、善用公众业余时间等方式；官媒主要引用与自身对应的传统媒体，而民媒主要依靠原创。实质上，官媒掌握舆论场的主动权、主导权和引导权，而民媒则不断跟进、支持和配合官媒。民媒对官媒不是解构和消解，而是强化和支撑。它们日渐形成共生共融的新闻报道新格局。但官媒缺乏与民媒的互动，比如“非遗星球”经常引用“非遗中心”的新闻报道，而“非遗中心”几乎不引用“非遗星球”的报道。这主要是因为两种媒体新闻生产的关注点不同。官媒有较强的权威性，特别是在文化政策和权威信息发布等方面起到很强的引导性作用，而民媒主要是依据官方的政策导向生产新闻，注重非遗商业开发和宣传。因此，官媒不仅应借助新媒体技术牢牢占据思想引领和文化传承的制高点，也应更多地与民媒展开互动。
　　第三，在新闻生产效果上，官媒的头条效应不显著，而民媒却利用头条效应手段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且民媒的用户互动效果强于官媒。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的旧惯习不断被改造、重构和转型为新媒体的新常规，用户的卷入度成为新的核心概念。卷入度意味着借由评论让用户深度参与到对新闻话题的评论、分享、转发等过程中，从而成为新闻生产的一部分。[19]而本文发现，在文化新闻中公众在民媒中的卷入度（本文中指阅读、点赞和评论量）高于在官媒中的卷入度。因此，官媒和民媒应在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例如官媒多关注公众声音，多报道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信息，民媒也应该在强调商业性的同时多发布政府部门会议和通知等权威信息。
　　事实上，民媒作为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其行动很难超越惯习，依然需要用惯习来指导新闻实践。这种民媒受惯习的制约及其对“游戏规则”的认同是民媒与官媒互补共赢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包括文化类新闻在内的所有类型新闻生产的共同准则和一般规律。虽然文化类新闻生产也因其内在的“软实力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使官媒在对民媒的引导以及与民媒的互动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官媒在一般新闻生产上如何从内容、生产方式与传播效果等方面引导民媒并开展互动，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
　　在本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后续研究会进一步扩展到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等其他类型的新闻生产层面，探索和验证这些结论的普适性与解释力。■
　　
①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②王敏：《“场域-惯习”框架下的新闻生产：一个研究范式的学术史考察》，《新闻界》2018年第3期
③[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71-172页，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④王敏：《“场域—惯习”框架下的新闻生产：一个研究范式的学术史考察》，《新闻界》2018年第3期
⑤杨雨丹:《新闻惯习的产生与生产——惯习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1期
⑥李红秀：《信写作:从社交应用到新闻生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3期
⑦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4期
⑧许佳佳：《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的运营》，《青年记者》2017年第5期
⑨刘虹、李煜、孙建军：《基于微博微信的高校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特征与效率对比分析》，《现代情报》2018年第4期；李青青：《阅读类微信公众号内容传播特征》，《中国出版》2018年第16期；王玲宁、禹卫华：《全文本视野下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特征——以“上海发布”为例》，《新闻界》2017年第9期；李玉艳、钱军：《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传播策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2期；金洪申、周鹍鹏：《电影院的微信传播策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⑩文新良：《“两个舆论场”的融合路径探析》，《新闻界》2018年第7期
[11]王凤仙：《社交媒体场域的传播失灵现象观察——基于官方与民间话语互动的案例分析》，《当代传播》2015年第6期
[12]陶薇：《从公益传播看官方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编辑之友》2013年第8期
[13]廖卫民、高晶、张泽茜等：《非遗文化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研究——以绍兴黄酒技艺为例》，《戏剧之家》2015年第23期；李丹：《大众媒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作用与策略——以鞍山“非遗”为例》，《传媒》2016年第16期；马晨璠、戴旸：《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传播主体研究》，《档案学通讯》2017年第2期
[14]廖卫民、高晶、张泽茜等：《非遗文化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研究——以绍兴黄酒技艺为例》，《戏剧之家》2015年第23期
[15]张武桥、永林：《移动互联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
[16]雷霞：《民间与官方的博弈:“非遗”文化中的仪式传播——基于西和乞巧节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6期
[17]李本乾：《描述传播内容特征 检验传播研究假设──内容分析法简介(下) 》，《当代传播》2000年第1期
[18]吴心远：《突发事件靠什么终结舆论追问?——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舆情分析为例》，《新闻记者》2015年第6期；杨家勤：《突发事件微博话语权威建构路径探讨》，《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
[19]王敏：《数字化驱动下新闻生产惯习的改造、嵌入与重构——基于澳大利亚互联网报纸“Brisbane Times”的考察》，《新闻记者》2016年第12期
　　
薛可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孟筱筱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宋锋森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8ZD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