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亚平 郝小书
　　【本文提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日报》是如何在民间声势浩大的“对日宣战”呼声中宣传不抵抗主义的？本文研究发现，“九一八”事变后，《中央日报》对不抵抗主义的宣传随时局和民众抗日呼声及相关运动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策略和重点的不断调整，部分宣传策略和内容一时获得一定效果，但总体上却是失败的，宣传内容违背民心、苍白无力，宣传手段笨拙被动、仓促应对。《中央日报》这次宣传及其失败说明，任何宣传要想获得成功，核心在于其所宣传内容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宣传内容违背民心，宣传策略与技巧再高妙，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中央日报 国民党 不抵抗主义 宣传
　　【中图分类号】G219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民众纷纷要求抗日，国民党却违背人民意志，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针对民众此起彼伏的抗日呼声，《中央日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配合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政策，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集中的宣传活动。对《中央日报》这次集中的不抵抗主义宣传活动，以往学界鲜有关注。目前仅有的有关《中央日报》“九一八”事变后宣传情况的研究成果，多为对这个时期《中央日报》报道情况的静态的、总体性的概括与评价，少有结合当时复杂历史情景对具体宣传活动及变化过程进行动态的、生动的复现，因此，难以使人们对这个时期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宣传的全貌产生更为准确、具体和可感的认识。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三个月内，是民众抗日呼声最高、各种要求抗日的民众运动最集中的时期，相应地，也是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宣传最为集中，与民众运动间的博弈最为频繁，其宣传活动的变动性最大、面相最丰富的时期。因此，对这个时期《中央日报》的不抵抗主义宣传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宣传的总体面相和特殊景观，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及其在对日问题上的态度。基于此，本文特以“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内《中央日报》与对日问题相关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宣传及在此过程中因国际国内情势尤其是民众运动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被动应对，最终却走向失败的历史情景进行梳理，以使人们对宣传成败与宣传内容是否正义和得民心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梳理、研读“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内《中央日报》对日问题的相关报道可以发现，其对不抵抗主义的宣传随时局和民众抗日呼声及相关运动的发展变化而被动地进行着策略和重点上的变化和调整，部分宣传策略和内容虽一时获得了一定效果，但总体上却是失败的。其宣传内容违背民心、苍白无力，宣传手段笨拙被动、仓促应对，宣传态度时而傲慢自大、毫无诚意，时而曲意俯身、假扮民主，时而顾左右而言他，试图转移民众注意力，不断变化反复无常。对这个时期《中央日报》的不抵抗主义宣传进行详细考察，可以发现，其宣传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从不容置辩、要求服从到希望理解、寻求信任：初期宣传中民众意识的缺失与回归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国民党总的态度是，“无论其（日人）如何行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①此时的国民党对外担心与日本“单独交涉”会“妄签丧土辱国条约”，决定“不如委诸国联仲裁”；②对内则忧虑“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中日纷争会更加纷乱”，故必须坚决“抑制排日运动”。③与国民党面对事件的态度一致，《中央日报》将最主要的宣传力量都用于对外寻求国际社会的调停和对其不抵抗的同情与支持方面，对内丝毫无意于对不抵抗主义做任何解释，只是将不抵抗作为不容置辩的命令，要求民众必须服从。在国联第一次调停失败后，民众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情绪高涨，《中央日报》仍不愿对不抵抗主义作过多解释，只是一再强调战争乃政府职责，民众只须配合，无须过问。在经历第一次民众运动高潮后，意识到民众力量不可小觑，才不得不俯下身子，向民众解释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意图，试图寻求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一）无意解释，要求听命：重外轻内之下对民众诉求与权利的完全无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日即9月20日，《中央日报》对事变进行了第一次报道。④从这一天到9月26日国联第一次调停失败，《中央日报》对不抵抗主义的宣传完全以服务于国联调停之外交目的为指向，着力强调中国军队没有抵抗，试图获得国际社会同情，同时，居高临下、没有任何解释地要求民众必须绝对服从和配合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于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之考虑，《中央日报》的不抵抗主义宣传主要显现出两个着力点：
　　一是不断强调事变中中国军队完全未抵抗，中国是绝对的受害者，事件责任完全应由日本负责。9月20日的报道中就强调说：“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军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⑤9月21日报道又强调说：“安东等处，已被日军占领，我国军队，绝未抵抗，似此不顾一切，着着进逼，实属故意破坏和平，该国政府对于此事，应负完全责任”。⑥
　　二是极力强调中国政府对国联的信任。“吾人深信国际联合会为主张国际公道并维持世界和平之机关，故已将详情电达日内瓦本国代表，想联合会方面，当能依照盟约处理此事……如国际间是非尚未泯灭，对此次日军之侵略，与我不抵抗大规模之受攻击，世界当能更予以正当之评判”。⑦
　　一方面强调中国军队未抵抗，试图打悲情牌，另一方面希望对国联施以情感和道德压力，寄望于国联能作出有利于中国的裁决。
　　在争取国联支持的同时，在对内宣传上，《中央日报》既不向民众解释不抵抗政策的理由和具体考量，也不解释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可能的结果，以便公众能对其进行公开讨论、形成合意，而是直接向民众昭告政府解决事件之决定，要求民众完全服从于政府之决定，避免冲突，不能有任何抵抗。“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全国同胞，悉宜蠲弃私见，一致团结，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吾通国同胞，尤应实认非拥护国家之统一，无以对外，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情感，动摇中央所决定之方针步骤，以影响一致救国之决心”。⑧
　　采用这样的重外轻内、无视民众诉求与权利、对不抵抗不做解释只要求服从的宣传方式，一方面与不抵抗主义本身违背人民意志，违背常理，故难以向民众公开宣称并解释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却软弱无力，不敢依靠民众抗击日本入侵，只能寄望于他国垂怜的本性有更深切的关联。国民党素来是一个软弱的、对西方国家有很强依附性的政党。而在国内，其向来忽视民众力量，这个时期又处于训政时期，将实现对国事的完全掌控，排除民众对其政治权力的分割，建立威权政府，视为其十分重要的政治目标。 面对“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基于其对外软弱、对内无视民众力量之本性，其第一反应便是绝不抵抗、委曲求全，寄望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联调解；同时，基于其建立威权政府之需要，对与自己意志相悖、企图干预和“染指”其对国事的处置权的民众抗日诉求，必然会漠然置之、不容置辩，只求民众听命，不给民众讨论不抵抗主义的机会，抑制民众反对意见发酵、成型与壮大。
　　《中央日报》出于对外宣传、争取国际同情目的对国民党不抵抗行为的大肆宣扬和对国联主持正义的盲信，从民众视角解读，便显现出一种当权者面对国耻，面对自己的软弱、不抵抗，不知羞耻，反而大肆宣扬的荒谬意味，和只想着依赖外部力量，逃避自身捍卫国家主权之责任的软弱与逃避意味。在事变刚刚爆发，民众急于了解政府应对措施和对日计划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央日报》的这种宣传，只可能强化民众焦虑，诱发民众运动。正因为如此，当9月26日国联第一次调停无果而终后，民众抗日诉求迅速高涨，民众运动大规模兴起。
　　（二）抵抗乃“误国”“亡国”：民众运动渐起中居高临下的警告与规劝
　　国联第一次调停无果而终，民众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不满终于全面爆发，很快出现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次民众运动高潮。这次民众运动从9月26日后迅速酝酿，28日即达高潮，10月1日后才渐趋于平息。
　　在这次民众运动从酝酿到大爆发再到最终趋于平息的过程中，《中央日报》的宣传仍然无视民众诉求，也未能就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对民众进行过任何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解释，反而在“九一八”事变初期无视民众诉求与权利、傲慢地要求民众听命的基础上，增加了带有警告意味的威吓与带有胁迫意味的规劝。
　　这个时期，《中央日报》将民众反对不抵抗主义的运动与“误国”“亡国”的严重后果嫁接在一起，警告民众，若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继续组织针对不抵抗政策的活动，将导致“误国”“亡国”的严重后果。《中央日报》认为，民众运动“徒使政府对外策画，时间与精力，俱受损失”，⑨若“人民不服从政府之指挥，则政府不能约束其人民，步骤错乱，为敌所乘而国亦亡”，“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辞未息，国已不国矣”。⑩
　　《中央日报》同时强调，解决国难之重任，应由政府绝对负责，民众不可参与，只有政府才是决定国事的唯一主体，民众只须信任和配合政府的决定，不必过问。“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责”。“负此全责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民众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者也”。[11]面对民众运动渐趋高涨的形势，《中央日报》之所以不正面回应民众的抗日诉求，无视民众心牵国运之权利，且以“误国”“亡国”对民众进行威吓，一方面是因为《中央日报》虽然感受到了民众的抗日情绪与诉求，却并未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响起“要求公布作战计划”和“对日宣战”的呼声，这是国民党完全不可接受，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与正面回应的。因此，只能继续采用避而不谈、无视甚或恫吓与居高临下的劝告之方式。
　　这样的宣传显然不可能对民众产生实质性影响。民众运动愈演愈烈，终于在9月28日大爆发。这一天，南京、上海两市20余所大学的上万名学生赴国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这次民众运动使国民党付出了沉重代价，学生罢课数天，工人罢工、市民罢市也时有发生，政府行政部门、高校、市场等的正常秩序受到冲击。这次运动最终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民众殴打辞职、蒋介石被迫多次出见民众并当众立下“最后至无可和平之时、终须出兵、决一死战” [12]之诺言后才渐趋于平息。
　　（三）肯定民众爱国精神，期与政府同心：意识到民众力量后的不得已俯身
　　从10月2日第一次民众运动高潮结束到10月12日国联第二次会议开幕前，《中央日报》开始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和鼓励的口吻，寻求民众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政策的理解与配合。
　　《中央日报》开始较为公开明确地将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具体考虑与计划告知民众，以寻求民众的理解。10月11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20多天后，《中央日报》第一次向民众解释了之所以实施不抵抗主义的原因与考虑：“我们要晓得，一年以来，国家多事，南北各省的匪患，全国各处的水灾，被难的同胞，无衣无食，啼饥号寒，我们正在救死扶伤不暇，而日本乃乘我天灾人祸之际，竟猛烈地向我国进攻。”言下之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采取委曲求全的方法，以便为未来抗战尽可能多做准备：“我们要长期不断的奋斗，今年打他不过，等待明年，明年打他不过，等待后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明耻教战”。[13]同时，《中央日报》开始对民众的爱国精神与力量表示肯定与赞赏。事变爆发以来，“全体国民，不论南北边远地域，一律起来，誓死抗争，热血沸腾，群愿为国效死，这种爱国精神的表现，实为我国至为可贵的现象”。“日本此次出兵，占领我辽吉两省，全国同胞，立刻一致起来反抗……这种全国一致的精神，真是救国的至宝，比什么力量都大”。[14]与此同时，《中央日报》放弃之前简单要求民众听命和对民众运动进行威吓警告的方式，在对民众爱国精神与力量进行肯定和赞美基础上，开始积极呼吁和鼓励民众与政府团结一致，配合政府的政策考虑。“我们如果能利用这种精神，上下一致团结起来，持之以久远，我们一定能捍卫国家，抵御外患”。“政府和国民，在这个紧急的时候，必须互相信任，步骤一致，我国前途才有办法，政府需要全体国民的勇气和毅力做后盾”。[15]之所以出现这种宣传方式上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及《中央日报》在第一次民众运动高潮后对民众的力量终于有了深切的认识，也因此不得不承认民众在抗日问题上的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央日报》宣传方式的这种调整，是国民党迫于民众运动的压力而不得不向民众妥协、民众争取政治权利和对日问题上的话语权之努力逐渐取得效果的体现。同时，转变宣传思路，放弃之前的宣传方式，也是希望在获得民众理解、同情和配合的基础上能够利用民众力量对即将开幕的国联第二次会议施压。出现这样的宣传方式调整后不久，民众运动高潮逐渐减退，国民党和《中央日报》暂时度过了一个舆论危机期。
　　
二、为不抵抗寻找理由与“合法性”的努力：对两次“救国行动”的着力宣传
　　尽管民众运动暂时得到平息，但《中央日报》不得已俯身希望以此获得民众理解与同情的宣传方式在日益恶化的局势中最终仍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这样的宣传只能暂时安抚民众，并不能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它无法为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寻找到最充分、最能说服人的理由，因此，无法彻底消除民众心中强烈的抗日诉求。为了给国民党的不抵抗找到更实在一些的理由，提升国民党实施不抵抗主义的“合法性”，也是基于暂时转移民众注意力之考虑，10月中旬开始，《中央日报》利用国联行政会第二次会议和宁粤和平会议召开之机会，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宣传，试图一方面以此转移民众要求公布对日作战计划乃至对日宣战问题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以此为不抵抗主义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和“合法性”。
　　《中央日报》之所以试图以这两次会议的宣传为不抵抗主义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和“合法性”，核心在于，其认为这两个会议是国民党“救国行动”的具体体现：敦促国联制裁日本，显然是一种希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效果的“救国行动”；宁粤和平会议至少在表面上是在“救国”和“一致对外”目标与主旨下的谋求国内团结统一而做出的努力。若国联行政会第二次会议制裁日本成功，不就最终证明了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是正确的吗？若宁粤和平会议成功，不也能说明国民党为国内团结统一、一致对外而积极主动地努力着吗？更为重要的是，若能在这个过程中求得粤派对其不抵抗主义的认可与支持，无疑能为其不抵抗主义政策提供一定的“合法性”支持，尽管这样的“合法性”支持很不充分。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从10月中下旬到11月上旬，《中央日报》对这两次会议进行了大肆宣传，竭尽全力试图使这两次会议指向有利于证明不抵抗主义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的方向。
　　（一）期冀国联制裁，“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不抵抗主义寻求合法性的第一次努力及其失败
　　1931年10月13日至10月25日，国联行政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依靠国联解决日本侵略问题，对国民党来说，似乎依然是可以找到的实施不抵抗主义的最好理由。因此，尽管国联第一次调停以失败告终，但当国联行政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之际，国民党还是不死心，依然决定将中日冲突“完全托付于国联”，[16]希望借这次会议的机会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会议开幕之初，《中央日报》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了宣传：
　　首先，强调日本侵华行为是对国际协约、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破坏，是“蔑视国际公法，及违反国联规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协约之举动”，[17]“不仅在破坏东亚之和平，实欲扰乱世界之秩序，侵害举世人类及国际间之共同生活”。[18]其次，强调中国对国联和国际秩序绝对尊重，对国联相关规约绝对服从，对国联在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能力绝对信任。“中国政府自事变最初发生，即未采取任何敌对行为，同时竭力节制全国人民之愤慨，使不逾越法规……中国向国联行政院所提出之保证，实已执行周到”。[19] “吾人以为国联之任务在维系世界和平，扶持人类正义，中国与日本既皆为国联会员国，则此次之事件自应由国联为正当之解决……虽间有人目国际联盟为少数强权压制弱者之工具，吾人以为孰不尽然，且深信国联有如白氏（白里安）等和平外交家主持之、运用之，当能尽其应尽之职责，发挥其维护国际正义人道之使命”。[20]第三，向国联施加压力，督促国联尽早作出有利于中国的裁决。“国联行政院虽两度会议，迄无若何具体方法以制裁日人之暴行，若长此缱延，国联不将自堕其威信欤？” [21] “吾人敢言今日国联之重大任务，应为充分洞烛日本之用心，应以世界和平为前提，断然作公允平等之处置，纵日本顽不就范，亦无须多所顾忌，如此方足以明是非而昭大信”。[22]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中央日报》之所愿。尽管10月24日国联作出了要求日本撤兵之决议，但日本政府在次日立刻发表声明否认国联决议，并迅即扩大了对中国的军事攻击。期冀依靠国联制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而证明不抵抗主义的正确与合法的努力又一次宣告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日报》仍不愿放弃这根“救命稻草”，依然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做徒劳无功的努力。其采用的方法是，从10月26日起，开始极力强调和宣扬国联决议案仍具效力，同时强烈谴责日本不服从国联决议之狂妄。
　　在宣传国联决议案之有效性与效力方面，《中央日报》主要通过刊载具有第三方身份，从事国际关系、法律等方面职业，且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国联决议有效性和执行力的肯定性意见等方式，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刊载国联秘书长白里安的话：“前次行政院会议之票决，仍含有充分道德上的力量，……此项决议，继续有效，且含有充分之执行力量。” [23]再如利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这一具有“敌国国籍”和“顶尖大学法学教授”双重身份的人士之口，说明“日军攻击东省不是自卫，确含有战争威胁之性质”，因此，“亟应服从国联，立即撤兵”。[24]与此同时，《中央日报》极力谴责日本罔顾国联决议案，坚持不撤兵的狂妄和变本加厉实施侵略的骄蛮、残暴。“乃期限届满，日军不惟不履行决议实行撤退，且以飞机到处轰炸，纵使日韩浪人焚杀掳掠，其行为之残暴，有非二十世纪时代之人类所可想象”。[25]之所以如此宣传，主要是为了掩盖国民党冀望靠国联“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策略与努力本身的徒劳无用与虚妄性，以尽力减少民众对不抵抗主义政策的质疑。
　　然而，日本最终没有向国联决议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宣传也无法改变依靠国联逐日出境这一决策的失败；在这个议题上付出再多努力，也无法证明不抵抗主义政策是正确的，无法为不抵抗主义找到充分的理由。于是，随着10月27日宁粤和平会议的开幕，《中央日报》逐渐减少了对国联第二次行政会议的报道，将报道和宣传重点迅速转向宁粤和平会议，试图在建构不抵抗主义的“合法性”方面另寻突破。
　　（二）试图营造宁粤团结、粤派支持政府对日不抵抗之假象：为不抵抗主义寻求合法性的第二次努力及其失败
　　10月27日到11月7日，宁粤和平会议召开。由于《中央日报》试图以此次会议证明国民党并非不准备抵抗，而是正在为国内团结、一致对外而积极地努力着，同时，更希望借这次会议至少获得粤派对其不抵抗主义的口头支持，因此，在会议开始之后，《中央日报》便一方面不断强调会议“团结对外之主旨”与“精神”，另一方面极力强调宁粤双方在对外问题上已“完全一致”，粤方完全同意以诉诸国联方式解决东省问题，双方在对日不抵抗问题上已达成一致。[26]针对部分民众对国联的失望及由此引发的退出国联之主张，《中央日报》极力强调了宁粤双方在依靠国联问题上的坚定且一致的立场，认为国联最终应“能主张公道”，“主张退出国联者，想系国民一时激于爱国热忱之愤慨语……不但不应有退出国联之主张，且应督促国联，贯彻其主张公道之精神，以抑日本之横暴”。[27]然而，尽管《中央日报》试图着力营造宁粤和谐一致之局面，但由于宁粤双方在政治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双方和谐一致之假象很快因粤方公开指责宁方无合作诚意而被打破：粤方公开曝光宁方随意派遣与会代表、临时更换代表和代表迟到等细节，批评宁方敷衍会议、无合作之诚心。[28]面对粤方的批评，《中央日报》绕过对粤方批评之具体事由的解释，用极力强调宁派为维护统一而委曲求全的牺牲精神来回应，强调“蒋主席”为了国家统一、一致对外，“力主委曲求全”，认为“当此国难在前，宁忍受一切，勿使团结发生波折”。[29]会议召开期间，粤方提出旨在缩小蒋介石与以宁派为主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力的《中央政制改革案》。面对粤方对宁方缺乏合作诚意的批评，《中央日报》尚能以“委曲求全”之态度极力维持表面和谐，而在面对直接损害宁方根本利益的“政制改革案”时，则立即将其定性为“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认为其“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也因此毫不留情地抨击粤方“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以权力分割为目的”。同时认为，“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断无以十余人在上海商谈，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因此认定此案“不应提出讨论”。[30]宁粤和平会议最终变成了一场宁粤双方“狗咬狗”“窝里斗”的闹剧。和平会议最终以宁粤两派分开四全大会的结果落幕，宁粤和平会议彻底告败。《中央日报》为不抵抗主义寻找借口、寻求合法性的努力由此也彻底宣告失败。
　　
三、被动回应民众抗日吁求与质询中的不当应对与不抵抗主义宣传的彻底失败
　　随着为不抵抗主义寻找借口和理由、建构不抵抗主义的合法性之努力的失败，《中央日报》转向被动回应不断出现的民众抗日吁求及民众对政府相关政策的质询。
　　1931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中央日报》对民众“促蒋北上”和“反对锦州设中立区”诉求的回应，是被动应对民众抗日要求而进行的两次宣传活动。在民众诉求与质询声浪初起之时，《中央日报》每每都以避而不提的方式消极应对；及至民怨沸腾、不可抑制之时，才不得不“正视”，但所采取之“正视”方法却或为批评民众不考虑大局、拒绝民众关注和过问，或为前倨后恭、恳求民众谅解、同情。面对这样的宣传、应对，民众“软硬不吃”，两次宣传先后均以失败告终。
　　（一）从避而不提到拒绝质询：“促蒋北上”事件中的轻忽与傲慢
　　国难的日益深重与两次诉诸国联及接下来的宁粤和平会议的接连失败，使民众对国民党面对国难顽固坚持不抵抗主义的麻木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迅速成为民众表达对救国的迫切心情和对国民党的愤怒情绪的泄洪口。各地民众团体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11月19日，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在四全大会第五次会议虚称“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31]引得全场一致起立赞成。蒋本无意真正出兵御日，口号式的表态仅为对外宣示其救国与牺牲精神，意在安定民心。未曾想次日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即有数十名代表顺势提出紧急动议案，要求蒋迅速北上，保卫国土。会议主席亦当即提付表决，全体起立通过。消息传出，全国促蒋北上的呼声顿时四起。国民党一时陷入极大被动。
　　面对民众促蒋北上的吁求，《中央日报》起初极力淡化有关此事的报道。在其他报纸大肆报道时，《中央日报》仅将其作为四全大会六次会议议案中的一个小条目略微提及；[32]在其他报纸争相就蒋介石北上的日期进行讨论、报道时，《中央日报》始终对此避而不提。同时，试图通过占据重要版面、增加篇幅等方式，强化对国民党敦促国联、促进党内团结的相关行动和抗日决心的报道，以转移民众对蒋介石北上议题的关注。
　　然而，此时以促蒋北上为主旨的民众运动已铺天盖地，势不可挡。《中央日报》在此问题上采用的淡化和回避方式，对抑制民众运动显然毫无用处。
　　万般无奈之下，《中央日报》只得以强硬姿态，先指责民众催逼蒋介石北上是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不顾全大局之举，称：“身为中国国民，应知今日中国内外之环境”，“蒋主席身负国政之重责，又统率全国之军队，在北上之际，对于国务应有如何之筹策。对于安宁秩序之维持……又应如何就安全上而作相当之策划。此皆事关机宜。” [33]言下之意，蒋介石北上事关大局，牵涉的问题很多，民众简单要求立即北上，显然缺乏大局意识。《中央日报》最后强硬表态：蒋介石何时北上“惟其自身能决定时间”，[34] “绝非他人所能过问”。[35]在催蒋北上问题上，之所以如此应对，是因为在坚持不抵抗主义的前提下，蒋介石绝不可能北上，但若公开表明蒋不准备北上，则又显得其言而无信。因此，只能避而不谈、转移话题，实在无法回避之时，则先尽可能为蒋推迟北上寻求合理解释，什么“身负国政之重责”“事关机宜”云云，继而以居高临下之强硬态度与呵斥口吻拒绝民众质询。
　　然而，无论《中央日报》如何试图淡化或压制此事，蒋介石之失信已成铁板上钉钉之事实，国民党铁了心准备坚持不抵抗主义的顽固形象亦因此乌龙举动而雪上加霜。此事再度激化了民众运动，多地出现学生团体因赴京请愿而与当地路局发生暴力冲突之事。民众与国民党的矛盾升级且发生质变。
　　（二）从故作乐观、毫无回应到图挽民心、恳求谅解：“反对中立区”运动中的前倨后恭
　　11月16日，国联行政会应国民党之请求召开第三次会议。但在开幕之初，国联就流露出极其消极的调停态度，有意牺牲逆来顺受的中国，以使争端尽快收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处境十分被动。11月24日，日军逼近辽宁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锦州。此时的国民党虽然认识到锦州在中日冲突中的地位至关重要——“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若锦州落入日本之手，“则东省全归掌握”，[36]但由于其依然没有勇气放弃不抵抗主义，因此，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屈从国联以牺牲中国主权换取东亚平静的计划，请求国联在锦州设立“中立区”，由各国列强派兵驻守，日本军队不得进入，中国军队亦从中撤出。此举迅速引发民众的不满，要求国民政府否认中立区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
　　为了舒缓民众对“中立区”一事出让国权的愤怒，《中央日报》一开始采用为中立区极力美言的方式进行回应。极力夸大将锦州设立为中立区对保护锦州不落入日本之手及对阻止日本进犯关内的作用，极力夸大解决锦州问题之顺利，试图以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情绪影响民众，消解民众的愤怒。在日本稍示商谈意愿时，立即声称前景“甚可乐观”。在日本要求张学良将军队撤回关内时，立即认为“东三省问题忽有进步趋势”。[37]同时，通过变换报道角度、描绘日本外交和军事方面混乱之近况，试图说明中立区计划成功率极高。然而，这种回应显然是在装糊涂，它完全无视民众反对设中立区的真正原因，没有就出卖国家主权这一民众反对设中立区的实质原因进行回应，因此，注定了不会有效果。
　　同时，让国民党始料未及的是，日本的配合态度并未持续多久，反而将计就计，倒打一耙，向国联谎称自己已主动退兵至三四百华里以外，是中国向锦州附近增兵并挑衅自己。国联亦流露出对日让步的企图，顺应日方说法，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撤退。中立区提案像国民党自掘的坟墓一般，使中国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同时，路透社又爆出“张学良与日本直接交涉同意撤兵” [38]与“施肇基向国联提议天津共管” [39]的新闻。民众对国民党软弱外交与卖国外交的愤怒难以抑制，又一次骤然爆发。在设中立区保护锦州无望、舆论压力日增的情况下，国民党终于于12月5日宣布彻底否认中立区计划。
　　放弃中立区计划后，《中央日报》随即开始为国民党打圆场，极力为国民党一度提出中立区计划解释，试图争取民众谅解与同情，以挽回民心。从12月5日国民党宣布否认中立区计划到9日国联最终放弃中立区计划，《中央日报》以重要版面、极大篇幅，从多个角度，对设“中立区”一事进行了不断的解释，一方面强调中立区乃“形势至为严重”时阻止日军进攻的“外交方法”，本意“在表示中国竭力避免中日冲突之诚意”，[40]绝非有意卖国；另一方面极力说明国民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态度，除了在具体事项上声明“锦州省政府必须维持其存在” [41] “绝不撤锦州军队” [42] “日方所提要求绝未允议” [43] “日不撤兵，绝不直接交涉” [44]等之外，亦在情感上表态，绝无“丝毫辱国丧权”，“绝不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45]言辞恳切，表白急迫，冀求“人民信任”、[46]图获民众谅解之心理一时显得颇为迫切。
　　《中央日报》之所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从来没有过的恳切态度试图求得民众谅解、同情，原因在于，《中央日报》深知“中立区”一事的确事关国家主权，国民党在此事上的行为既不正当，民众的愤怒情势又极严重，理屈之下，自然无由继续呵斥民众，只得以这种故作谦卑、恭顺和真诚之表态，期望获得民众谅解与理解，极力为国民党擦屁股、打圆场。
　　然而，经历过国民党政府时而倨傲轻慢地责备、拒斥，时而虚与委蛇地应付、欺哄的民众，对国民党一意孤行，坚持不抵抗主义，将国家一步一步推向危险境地的作为，已无意原谅，对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放弃不抵抗主义，已不抱希望。各地群众纷纷冲破国民党行政、交通等方面的阻挠，如滔滔江水般涌入南京城请愿示威。北京大学学生在其“南下示威告全体国民书”中公开呼吁，若国民党“不立刻起来武装抗日，就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就要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它”。[47]这显然直接指向了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威胁到了国民党政权的现实存在。
　　此时的国民党意识到以常规手段已无法遏止势头猛烈的民众运动，遂采用武力镇压、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民众运动领袖、派人混入民众游行队伍大呼反动口号以栽赃陷害等卑劣手段，对民众运动进行破坏，对民众的爱国热情进行打压。[48]12月15日，激进的学生团体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部，殴伤蔡元培、陈铭枢；17日，学生又冲进中央日报社，捣毁了报社。至此，“九一八”事变后基于民众抗日呼声和民众运动此起彼伏的现实情况，《中央日报》针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所进行的长达三个月的最为集中的宣传活动基本宣告失败。此后至“一二八”事件之前，因民众对呼吁国民党抗日彻底失望，再加上国际国内各种新时局、新情况、新热点不断出现，民众反对不抵抗主义的运动渐趋消弭，国民党及《中央日报》的不抵抗主义宣传也随之暂告一段落。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的三个月内，《中央日报》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宣传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民众抗日要求及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日报》的宣传内容、策略与方式一直在不断调整，显现出对民众权利与抗日诉求从无视、漠视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之改变，但其宣传总体来看却是被动、低效或者说是无效的，其最终也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
　　《中央日报》不抵抗主义宣传中的笨拙、被动、前倨后恭、进退失据、反复无常及最终走向失败之结局，一方面让人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对国民党及其政府违背国家与人民利益之本质和其既自高自大又孱弱无力的外强中干之本性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一最终走向失败的宣传活动说明，任何宣传要想获得良好效果，要想取得成功，其所宣传的内容必须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必须是有益于人民、得民心的，否则，其宣传策略即使再高妙，宣传手段即使再多样，终究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①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一）第49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③张有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3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申报》、《大公报》对“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报道也均出现在20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8日晚上，按当时传递新闻的速度，18日晚发生的新闻，19日很难见报，只能在20日的报纸上刊发。故《中央日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从时间上来看，倒不算晚。
⑤《甘心破坏远东和平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 借故实行预定之侵略阴谋》，《中央日报》1931年9月20日
⑥《日军强占我疆土 外部二次严重抗议 要求日军立退出占领区域 并保留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王正廷对各记者之重要表示》，《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
⑦《家可破人可亡 领土不可失 如国际间是非未泯 当能有正当之评判王正廷在纪念周痛语》，《中央日报》1931年9月22日
⑧《湔洗我当前耻辱 国府昨发告国民书 凡我同胞应各悉听中央指导 捐弃私见整齐步伐誓死救国 政府已有最后决心决不辜负国民期望》，《中央日报》1931年9月24日
⑨《蒋主席昨对沪学生请愿团训话 不宜荒歇学业减少为国奋斗之力量 誓以全力应国民愿望争最后胜利》，《中央日报》1931年9月30日
⑩《中央告诫全国学生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共赴国难 尤应努力军人修养沉着准备》，《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日
[11]《中央告诫全国学生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共赴国难 尤应努力军人修养沉着准备》，《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日
[12]《沪学生代表谈：赴京谒蒋请愿详情 蒋表示中央绝不负国人 戴季陶谓政府负完全责》《申报》1931年9月30日
[13]《首都各界昨在市党部举行国庆纪念大会》，《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1日
[14]《挽救国难　举国应团结一致 政府与人民须齐一步骤 丁惟汾在国府纪念周上讲演》，《中央日报》1931年10月6日
[15]《挽救国难　举国应团结一致 政府与人民须齐一步骤 丁惟汾在国府纪念周上讲演》，《中央日报》1931年10月6日
[16]陈海懿、郭昭昭：《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
[17]《国联行政院今日开会 英法意各国外长均抵日内瓦》，《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3日
[18]《国联毋为日人所欺骗》，《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5日
[19]《国联行政院今日开会 英法意各国外长均抵日内瓦》，《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3日
[20]《国联能负荷其使命否乎》，《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9日
[21]《日人强占东省已一月矣 国联究将如何对暴日》，《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8日
[22]《日人强占东省已一月矣 国联究将如何对暴日》，《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8日
[23]《白里安驳复日本声明书》，《中央日报》1931年11月4日
[24]《日帝大教授 公正之言论》，《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
[25]《日政府之狂呓》，《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9日
[26]《各中委昨谈商外交 已完全表示本党对外一致精神》，《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
[27]《各中委昨谈商外交 已完全表示本党对外一致精神》，《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
[28]《京粤代表 昨开第一次预备会议》，《申报》1931年10月28日
[29]《京中对和平团结之观察 蒋主席力主委曲求全 勿使团结有发生波折 亦决不轻易放弃责任》，《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9日
[30]《粤方所拟提党政改革案 中央认违反党章不应讨论》，《中央日报》1931年10月31日
[31]《举国渴望之团结告成 四全会尽量容纳粤方意见 蒋委员长决心北上效命党国 四全大会昨开第五次大会》，《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0日
[32]《四全会六次会议决 捍卫国权保卫疆土》，《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1日
[33]《蒋主席北上问题》，《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6日
[34]《蒋主席北上问题》，《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6日
[35]《共御外侮 全国应上下一致 学生请愿应顾全国家法纪》，《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7日
[36]刘维开：《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296页，国民党党史会1992年版
[37]《暴日顾及美国态度 供锦日军开始撤退》，《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9日
[38]《矢野谒张学良 商议锦州中立区事 张学良有撤兵表示》，《申报》1931年11月30日
[39]《施肇基建议 国际共管天津 政府准备华兵若干 交国际委员会调用》，《申报》1931年12月4日
[40]《锦州问题经过现状 日方所提要求拒未允议 顾维钧昨向记者之谈话》，《中央日报》1931年12月5日
[41]《关于锦州事件 政府已决定方针 锦州省政府必须维持其存在 国府文官长昨发表谈话》，《中央日报》1931年12月5日
[42]《国联行政院进展甚缓 日本覆文反对决议案第五款 施肇基表示绝不撤锦州军队》，《中央日报》1931年12月6日
[43]《锦州问题经过现状 日方所提要求拒未允议 顾维钧昨向记者之谈话》，《中央日报》1931年12月5日
[44]《日不撤兵 绝不直接交涉 外间谣传绝对不确》，《中央日报》1931年12月5日
[45]《中宣部昨招待记者 陈布雷报告学生请愿 程天放讲述最近外交》，《中央日报》1931年12月7日
[46]《国府明令 禁止集队来京请愿 以免荒废学业贻误国家 如有意见应以书而呈请》，《中央日报》1931年12月6日
[47]《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告全国民众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九册）第569页，内部发行1981版
[48]饶景英、李华明、翁三新：《“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樊亚平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小书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项目号：18ZDA314）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研究（1912-1949）”（项目号：14BXW008）阶段性成果；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科研培育项目“‘长征精神’的形成、传播与历史演进研究”（项目号：18PY1004）阶段性成果。